二 师夷长技以制夷

面临这几千年未有的变局，面临这数千年未有的强敌，该怎么办呢？

除了胡林翼较早死去外，几位湘军最重要的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还有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以及和曾国藩有师生之谊的薛福成，几乎得出了一致的对策，那就是魏源和林则徐所首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按道理来说，中国在1842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应该致力研究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而师夷长技以制夷应该是这对策中的起码的一项。可是当时我们中国人受传统的教条的严重束缚，天朝上国、盲目自大的心态遮蔽了人们的眼光，人们看不到英国等西方国家文明、强盛的事实，失败之后还是把他们当作蛮夷戎狄，不但不可以学习，连了解都不必。《孙子兵法》早就说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可是当时的中国人连这起码的常识都忘了。人们的想法是只能用夏变夷，不可以用夷变夏，即只能外国学中国，中国不能学外国。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完全是无所作为，白白浪费了这二十年的时间。二十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可是一个人的人生有几个二十年？

能够一定程度克服这种僵化的思想观念的，是经世致用思潮。

本书前面说过，清代嘉庆、道光两朝，社会的危机逐渐显露，然而同时也兴起了讲求实际、研究实际学问、主张改革的经世致用思潮，这思潮的代表人物，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就是在他们的熏陶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办事讲求实际，实事求是，比较容易克服那些僵化的教条的影响。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正是经世致用的思潮，使中国人迈出了了解西方、师夷长技的第一步，这里不再多说。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升上了统治者的高层，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并且对朝廷的政策有一定的影响，于是开始实施他们师夷长技的想法。

师夷长技的第一步，便是学用西方的武器改练军队，同时自己也制造洋枪洋炮这些近代武器。随之而来的，便是深入钻研和了解西洋的技术，于是派遣留学生到西洋国家，学习西洋的科学和技术；翻译西方的书籍；设立新式学校学习西方语言和技术。他们觉得，做这些事，可以使中国缩短与西方列强的差距，使中国强盛起来。这在当时叫做“同光新政”，稍后人们将其称作“自强运动”，今天人们习惯说“洋务运动”。而主持这些事情的官员们，也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作“洋务派”。洋务派里面，主要是随着湘淮军的兴起而成为清政府柱石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在中央朝廷，有恭亲王奕 、文祥等人。

曾国藩思想的变化，除了他自己也是个务实的人外，他的朋友们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便是郭嵩焘和李鸿章。郭嵩焘是曾国藩同时代的高级官员中，对西方情况了解的比较多的人，也是最强烈地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之一，以致为保守人士所不容。这在本书第二章中已经介绍过。李鸿章自率淮军到上海后，亲眼目睹西方武力的强盛、租界管理的先进等情况，思想为之大变。另一方面，李鸿章虽然也曾向曾国藩等人学习过宋明理学，但时日甚短，所学甚浅，不仅如此，在他的内心深处，虽然对曾国藩仍是深深佩服，但对那些只会讲夷夏之辨的腐儒却是极为鄙薄。这样一来，他所受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也就比那些张口程朱、闭口性理的人小得多，他甚至说过“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这样的话来。所以李鸿章一到上海，便立即对洋炮、轮船这些西洋技术着了迷，发誓要学得洋人的一二秘技。鉴于李鸿章与曾国藩的亲密关系，他对他的老师有相当的影响。

1860年，正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一年，议和之后，俄国使臣提出两件事：一是愿出海军帮助清政府打太平军；一是说他先前在上海时，有美国商人及中国广东商人愿意买米由海路运到天津，以补充京师之需。清廷将此事征求曾国藩和当时的江苏巡抚薛焕以及浙江巡抚王有龄的意见。曾国藩回奏说：借夷兵应暂缓，美商、粤商运米至天津可行。不过，曾国藩想的却是更远的事，他在奏折中说：

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1861年8月，又在讨论购买外洋船炮时上奏说：

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1862年6月3日，曾国藩与幕僚谈如何对待外国人。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

1862年2月19日，曾国藩用五万五千两银买定洋船一艘，并亲自阅看。当时幕僚李鸿章、李榕等也一同观看。虽然仓促之间，曾国藩对轮船的“火激水转轮之处”，即蒸汽轮机及传动装置，没有看得很明白，但他在日记中称赞道：“无一物不工致”。

生活在21世纪的、距曾国藩生活的时代已经一百三四十年的人，对于曾国藩从盲目自大到努力了解外洋情形，再到学习制造科技的转变不觉为奇。因为现在世界上的人们每天都在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问题，从没有人管它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但是，这对曾国藩那时的人来说，却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前面说过，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夷夏大防”是非常重要的观念。自秦以来，由于汉族文化高于周边民族和国家，只有周边民族学汉族的多，中国学周边民族的极少。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只可“用夏变夷”，决不可“用夷变夏”。提倡学习外国的东西，等于是“以夷为师”，在某些人的眼里，这比卖国叛国还可恨。当时恭亲王奕 主持在京师办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后来又学习外国天文算学，这在今天看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当时却闹翻了天。当时正做同治帝老师的翁同龢记述说，京师街谈巷语，都在骂同文馆，有的人还在前门贴标语，说是“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还有“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等等。更有文人写联语骂道：“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这些话的矛头都是针对恭亲王奕 的，连亲王都骂，可见人们保守心理的顽固和保守势力的强大。所以，曾国藩的转变，无论对于他自己来说，还是就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不容易的事情，而其意义绝对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