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洋人用洋枪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曾国藩等人的思想经历了极为痛苦的演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曾国藩刚刚科举成功，职务为翰林院检讨，稍后又担任国史馆协修官，这时他正努力钻研程朱理学，做艰苦的内心修养工夫。作为低级官员，曾国藩离朝廷决策层还差得远，但他对鸦片战争的动向十分关心，在家书中多次介绍战争的情况，有时也发表自己的看法。如：
1841年12月1日《禀父母》：“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胜。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斩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
1842年2月27日：“英夷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
1842年3月4日：“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而不胜。去岁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城尚未收复。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
1842年6月5日：“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府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京师人心安静如无事时，想不日可殄灭也。”
1842年7月17日：“逆夷海氛甚恶，现在江苏滋扰。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天津防堵甚严，或可无虑。”
1842年8月9日：“逆夷在江苏滋扰，于六月十一日（7月18日）攻陷镇江，有大船数十只在大江游弋。江宁、扬州二府颇可危虑。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
1842年10月20日：“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现在夷船已全数出海，各处防海之兵陆续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著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这么多私人信函的内容，只是想让读者知道当时曾国藩的想法和对西方的了解程度。
从以上这些通信的内容来看，曾国藩对“英夷”即西方列强还缺少起码的了解，盲目自大的思想充满了他的头脑，然而对“英夷”的船坚炮利却也有些无可奈何。这次战争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丧什么权？《南京条约》包括附约，以及后来与法国、美国签订的条约，除了割香港岛（现在香港特区的一部分）外，最大的损失是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三项条款。后三项内容不仅损害中国主权，而且对中国后来发展机器工矿业危害非常之大。比如按协定关税条款，中国自己不能确定进口货物关税，必须与列强协商，结果近代中国的进口关税出奇的低，完全失去了保护民族工业的作用。但是当时参加议和的人，以及朝廷中枢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能看到这一点。他们最卖力去争的，一个是不让各国使节见皇帝，如果见皇帝，必须用藩属国的礼节，行跪拜礼，否则就不可以见“天朝”大皇帝；另一个是各国使臣不可以驻京师，各国与中国的外交交涉，必须通过两广总督或通商大臣进行。而战争结束以后，举国上下，又好像没事一般，似乎天下又太平无事了。只有魏源等少数人对列强的威胁极为关注，魏源编著成历史地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海国图志》，并在书中大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曾国藩，似乎也与一般士大夫没有什么两样，他十分关注内政的腐败和危机，但是对世界的观念，却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旧梦里。对于英、法、美、俄等西方列强的情况，他也没有特别的关注。在他的心目中，那只是一些不知天朝法度，不了解孔孟之道，只是凭着坚船利炮而横行一时的蛮夷而已。再往后，他率军与太平天国作殊死搏战，暂时无暇考虑这些问题。
《南京条约》签订十多年后，英法两国合伙对中国再一次发动了战争，我们习惯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进攻广州，1858年1月5日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接着联军扬帆北上，先到上海，然后抵天津。这时候，因父亲去世尚家居的曾国藩还没有料到问题的严重性，5月29日，他在写给江西前线的曾国荃的信中说：“夷船至上海、天津，亦系恫喝之常态。”又分析说：“彼所长者，船炮也；其所短者，路极远人极少。若办理得宜，终不足患。”在给左宗棠的信中，他也说：“粤中团勇报捷，盖意中事。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所短者路远也，人少也。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耳。英夷土固不广，其来中国者，人数无几，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粤民习知其人之寡，技之浅，故官畏鬼而民不甚畏鬼，与之狎也。此次与之确斗，彼必不能坚守。此后官兵之气日强矣。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指徐继畲及所著《瀛环志略》——著者），颇张大英夷。筠仙（郭嵩焘）归自上海，亦震诧之！鄙意彼蹈骄兵、贪兵之二忌，恐不能久。”从这段话看，曾国藩对西方国家了解还是相当的少，文字中仍然充满盲目虚骄自大之气。
曾国藩的见解和想法，我们今天的人看来，简直就是做梦。梦可能是美好的，但总有醒的时候。
不久，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彻底打破了曾国藩盲目虚骄、天朝上国的梦。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现在，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才意识到，中国遇到的，不是古代遇到的那样的夷狄，他们不仅有强盛的武力，而且这强盛的武力，不是靠古代夷狄的那种勇猛和剽悍，而是发达的科学与技术。
随着梦醒的，是深沉的忧患和苦痛。作家们常常喜欢说，人生中只有爱才是让人刻骨铭心的。我们可以说，忧患和痛苦也许比爱更让人刻骨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等人正是处在这种刻骨铭心的忧患和痛苦之中。
能再建一座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新的长城吗？
薛福成曾在他的《庸庵笔记》中记述过一件胡林翼的逸闻：
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胡林翼）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著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阎敬铭）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首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
作为湘军的统帅之一，胡林翼每天都在生死相搏的残酷战争中度过，怎会见到两艘洋船就受到如此打击？显然，他是看到了一个比太平天国更强大的对手，而这对手对中国的威胁和挑战，比太平天国更加强烈、更为严重！他一下子还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应付。
曾国藩和胡林翼不仅为莫逆之交，而且思想情趣都非常相近，胡林翼的这种苦痛，曾国藩也同样深深感受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天津条约》，汉口、九江开辟为通商口岸，外国轮船时常来往。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进驻安庆，免不了要和这些洋人交涉。就在1861年11月4日，在与英国人交涉后，曾国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睡时已三更二点矣，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
及至攻灭太平天国以至捻军后，曾国藩的心情没有丝毫的轻松，就因为这些比太平天国和捻军还要厉害的对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
对外洋和中国面临的局势的认识，李鸿章比他的老师更深入一步。李鸿章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中国现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就是说，中国面临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最大难题。李鸿章在奏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一句话，他们都为外夷的事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忧虑之后，曾国藩也开始注意了解西方的情况。1858年他还说徐继畲张大英夷，可是不久他自己也研读起徐所著的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瀛环志略》来，并将此书寄给他的好朋友刘蓉看。1867年剿捻未成，回任两江总督，他竟又将《瀛环志略》仔细阅读两遍。除了从书本中了解外，还加以亲身体验。1862年4月，幕僚吴坤修到上海，乘坐外国轮船，从安庆到上海，无论逆水顺水，都仅用两天，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甚矣，洋船之神速也。”以后，他经常乘坐或观看轮船。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之初，曾到湖南会馆参观方子恺所造的大地球仪，这地球仪特别大，曾国藩见了非常喜欢，他特地在总督府中造了三间屋来放这个地球仪，以便可以随时研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西方情况了解的加深，在曾国藩和他的一些朋友的头脑中，思想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中国未必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还有许多文化、历史不比中国差的国家，中国如果仍是抱残守缺，不奋发努力，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