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疑谤丛集，求退图保全

1866年12月12日，曾国藩接到上谕：

曾国藩著回两江总督本任，暂缓来京陛见。江苏巡抚一等肃毅伯李鸿章，著授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钦此。

这道上谕，是指示由李鸿章代曾国藩剿捻，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有些人认为，曾国藩被免去钦差，是因为李鸿章的排挤，这恐怕过分夸张了曾、李的矛盾，其证据，有的是猜测之辞，有的是不可靠的私人笔记。其逻辑无非是这样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主将，镇压农民造反的人都是坏透了的，这种极为反动的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或为狼狈为奸，或是狗咬狗，没有别的可能。

实际上，曾国藩的回两江，主要是北京朝廷的排挤。

曾国藩受排挤的缘由，却也颇为复杂。北京官场，一直有人不信任曾国藩，更有一班言官御史时常挑剔。御史一职，设立的原理是执掌监察弹劾，独立于各大臣之外，可以风闻奏事，听否由皇帝自择。中国历史上，自设御史一职以来，确有不少正直刚毅之士，为朝政的清良以及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作了不少事情，有的甚至罢官杀头也在所不惧。但是清末的御史，虽然也不乏正直之士，但总的来说只是最高统治者控驭臣下的工具而已。御史们窥测最高统治者的意愿，最高统治者想要压抑的人，他们明了以后，便寻找材料，罗织罪名上疏，这样的上疏即使统治者不能马上采纳，也可以为统治者的意图鸣锣开道，起到打击某些最高统治者希望压抑的政敌的作用。御史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参预政权中的党争，他们虽然没有实权，但可以造成不小的舆论，让受他们攻击的一方狼狈不堪。坏就坏在按规定御史可以风闻奏事，所说的事不必属实，这样他们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地对要打击的人鸡蛋里挑骨头。当太平天国强盛，朝野无人，只有曾国藩及其湘军可用时，这些所谓言官都不敢发一言，但是太平天国已经灭亡，办事的人就要受他们的百般挑剔。在中国近代史上，更有不少保守派人士任御史之职，所以后来恭亲王奕 和李鸿章办洋务，最为头痛的就是这些所谓“言路”。曾国藩在致郭嵩焘的信中就形容所谓台谏说：“自宋以来……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君子，攻击残毒而已。”李鸿章后来也曾对曾国藩的孙婿吴永深有感触地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当曾国藩开始剿捻后几个月，就“中外纷纷谤议，责敝部不能与贼纵横追逐”。这是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的情况。到1866年，攻击曾国藩的更多。仅在1866年（同治五年），抨击曾国藩办理不善的御史，就有朱镇、卢士杰、朱学笃、穆缉香阿、阿凌阿等人。如果朝廷愿意维护曾国藩，完全可以将这些御史的奏折作“留中”处理，即不讨论、不外传，但清廷却将弹劾曾国藩的奏章直接寄给曾国藩看，这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你如不能很快剿平捻军，就尽早让位。9月3日，曾国藩正在从山东济宁到河南周口的路上，收到了御史朱镇的弹章。向来日记中少记大事、政事的曾国藩，在这天的日记中记下“阅之不无郁恼”。恰好这十来天他的身体又闹毛病，这时候，他已经产生了辞职隐退的念头，他给曾国荃的信中说：“自问精力大减，断不能久当大任，到周口后与弟谋一引退之法，但不以卤莽出之耳。”

屋漏偏逢连夜雨。曾国藩这边焦头烂额的时候，老九曾国荃又弄出了一件事，这就是弹劾湖广总督官文。

有清一代，地方上一般设总督、巡抚来管理，特别的地方，如东北等地由满族的将军来管理，西藏由驻藏大臣管理。总督有辖一个省的，如直隶；有辖两个省的，如湖广总督辖湖北、湖南；也有辖三个省的，如两江总督。而内地十八行省，大多都设有巡抚。这样就造成有些地方总督、巡抚同在一城。当曾国藩的时代，督抚同城的有：湖北巡抚与湖广总督同驻武昌，广东巡抚与两广总督同驻广州，福建巡抚与闽浙总督同驻福州，云南巡抚与云贵总督同驻昆明。总督和巡抚的权限划分并不清楚，总督的地位虽比巡抚高，但巡抚并不是总督的下属，所以这些同城的督抚常常闹矛盾。就清廷的立场来说，是故意让督抚不合，朝廷容易操纵，地方上难以形成对抗中央的力量。但是弊病也就跟着来了，当督抚两人都是能人的时候，常常互相不服；当督抚两人都是贪官污吏的时候，则会互相勾结、互相向朝廷隐瞒；而当一人能做事，一人为庸人的时候，能人常受庸人的掣肘。所以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就主张裁去督抚同城的巡抚，但这事直到清末最后十年（1901—1911）的新政时期方得实现。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湖广总督一职大部分时间是由官文担任。官文是庸才一个，但他也有一个“长处”，便是深晓做官之道，北京朝廷中的许多人被他用银子喂饱了，再加上他是满人，深得朝廷信任。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官文“心术亦欠光明，惟最善联络京官，牢笼乡绅，鄂人官京师者津津乐道”。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用尽办法笼络官文，得以放手干事，但是凡胡林翼办好的事，官文的功劳反倒在前面，而且还常常受官文的掣肘，李续宾三河之败，官文就有一定的责任，所以胡林翼内心也常常怄气。这种事情，别人不知道，但曾国藩很清楚，所以胡林翼死后他撇开官文上奏为胡林翼请功。他后来也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世多言官帅休休，有容不佞，观其用人行政，自度万难与之共事，然后知胡公所处极难耳。”胡林翼病逝以后，湖北官场开始混乱起来。官文先是弹劾了与湘系关系较好的湖北巡抚严树森，然后湖北的事就由他一手包揽了起来。当由官文指挥的湘军成大吉部哗变时，官文隐瞒朝廷，只说士兵拔营索饷，恰好被捻军乘机进攻，导致败退。曾国藩在家信中感慨地说：“湖北军政多出于阍人、仆隶及委员之嗜利者，奏牍则一味欺蒙，深为可叹。”这与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的情形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曾国藩进一步感叹：“以各省用事之人言之，军事将见日坏，断无日有转机之理。”尽管如此，胡林翼死后，曾国藩还是尽量笼络官文，当曾国荃攻占太平天国天京时，本没有官文什么功劳，但曾国藩推官文领衔上奏；此后长江水师章程，本为曾国藩和彭玉麟起草制定的，但也请官文一同会奏。新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能力比不上胡林翼，但也不是庸才，而以他倔强蛮狠的性格，决不肯像胡林翼一样甘于受气，甘于忍辱负重。曾国荃是1866年4月21日正式上任的，没几个月就觉得官文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这时旧怨新恨一齐涌上心头，遂于10月4日上奏弹劾官文。曾国藩得知曾国荃要弹劾官文，立即写信叫他不要上奏，他说：“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耽耽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复者。”报复是一层，其实还有一层曾国藩不好形诸笔墨，那就是自湘军起兵与太平天国作战，大江南北各省布满湘军，湘系集团成员出任各省督抚的也已不下十人。曾国藩虽已作出决无不忠清廷的表示，但湘军武力如此之雄，影响如此之大，清廷终究不太放心，官文坐镇武昌，便有监视湘淮军之意，所以清廷轻易不会更动。曾国荃弹劾官文，势必引起清廷的不满，即便是对曾国荃让步，日后必有报复。但一向倔强的老九听不进劝告，还是将弹折奏上。曾国荃弹劾官文的名目有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没有一件虚妄。到12月，清廷将官文免职，但不久就管理刑部，稍后又任直隶总督，这充分显示，清廷虽然对曾国荃让步，但对官文的信任没有丝毫改变。

曾国荃虽然把官文赶走了，但却给曾家兄弟的政治生涯带来了新的危机。前面说的一年之中有好几个御史指责攻击曾国藩，有的就是因此而发。本来，当初朝廷任曾国荃为湖北巡抚时，曾国藩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读到任命上谕后就在日记中写道：“沅弟简授湖北巡抚，从此三江两湖联为一气，于办捻较有把握。”家书中则说“论公论私，均属大有裨益”。不料，老九却把事情搞砸了。看来古人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真是经验之谈。胡林翼忍辱负重，总算能放手办事，把湖北经营好，如果不想呕气，就连事也办不成。官文是走了，但是曾国荃也难安于其位，第二年（1867，同治六年），曾国荃又以生病为由，卷起铺盖回了家，任湖北巡抚只有一年半时间。此后他在家一呆就是七年，直到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才又重新出来任职，那时距曾国藩逝世也已经两年多了。

这段时间里，曾国藩的两个好朋友兼儿女亲家也都遇到了麻烦。任陕西巡抚的刘蓉先被弹劾，朝廷欲将其罢免，恰好杨载福任陕甘总督，上奏为刘蓉辩护，于是朝廷又命刘蓉署理陕抚。可是因为陕西回乱，杨载福无力镇压，自己也托病辞职，刘蓉也随着托病辞职。不料十二月因为陕西清军兵败，清廷竟归罪刘蓉，将已辞职的刘蓉再行革职。郭嵩焘本任广东巡抚，太平军余部入广东，闽浙总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师入粤，在筹饷问题上与郭嵩焘发生意见分歧，竟接连四次奏参郭嵩焘，清廷只得将郭嵩焘解职。

恰好在曾国荃发出弹劾官文的奏折同一天，曾国藩再次收到御史弹劾他的奏折，他在日记再次记：“接奉廷寄，有御史参劾之章，为不怿者久之。”曾国藩这一段时间身体总是不好，9月25日早晨起床，他仔细观察自己的身体，发现两臂、两腿、腰脊都已瘦了一半，腿部膝盖以下更瘦。他觉得自己“断不能再服官矣”。比疾病更让他烦恼的是人事。他在日记里几次记下自己的感慨，如9月17日记：“反复筹思进退身世之宜，百感交集。”9月26日，他整整一个晚上无法入睡，在日记中写道：“内忧身世，外忧国事，有似戊午春不眠景况。”戊午是1858年，指的是他丁忧在家时的情形，那是曾国藩心情最糟的时候。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1867年3月5日），他睡时“心中郁郁，常思解去要职，以免疑谤”，结果做噩梦，大声喊叫，从人都被他惊起。这一闹，弄得他整夜都不得安眠。二月十三日日记又写道：“阅邸抄，见御史阿凌阿劾余骄妄，虽蒙圣谕鉴原解释，而群疑众谤，殊无自全之道，忧灼曷已！……三点睡，天气暖热，久不成寐。三更末始成寐，五更即醒。念沅弟屡被朝旨诘责，而贼复蹂躏鄂省，久不出境，左右又无人赞助，所处殆如坐针毡。霞仙（刘蓉）、云仙（郭嵩焘）皆见讥于清议，而余又迭被台谏纠劾，进退两难，展转焦思，深叹高位之不易居耳。”显然，曾国藩与清廷的关系，遇到了自曾国荃攻占金陵以来的又一次严重危机。

曾国藩的办法，是再次求退以保全自己。

1866年9月20日，曾国藩第一次上奏，说身体不好，请假一个月，在营调理。托病求退，是中国官场的老习惯。托病的人可以用这办法试探朝廷或自己的上级，如果朝廷或上级坚决用他，便会用恰当的方式表明它的信任，来安抚求退的人，托病的人也就不再坚持求退。可是曾国藩得到的不是安抚，而是上面我们说的与曾国荃弹劾官文同一天收到的御史弹章。10月1日，曾国藩奏请命李鸿章驻徐州调度东路，已经准备随时退出战场，让李鸿章接管。10月21日，曾国藩续假一个月。有了这两次请假后，11月19日，曾国藩才奏请开缺。不仅如此，在附片中，曾国藩又请朝廷将他侯爵取消。没过几天，11月25日，曾国藩又接到严厉责难他的谕旨。这一下去意更坚。按照曾国藩的想法，是连两江总督一并辞去，回老家安度晚年，但这样会给接替他剿捻的李鸿章带来麻烦。因为负责攻打捻军的淮军、湘军的经费，绝大部分出自江苏，曾国藩在一次奏报中说，与捻军作战的湘淮军，每月需饷银四十万，都是署两江总督的李鸿章筹划的。如果换其他的人任两江总督，很可能不会出大力支持李鸿章剿捻。所以，李鸿章要求他的老师继续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做事的风格常常是当仁不让，这时他要他的老师也不必过分谦让。大概清廷也看出了这一点，同时也不能对曾国藩做得过分，因为假如真的让曾国藩辞职回籍，那么在战场上的所有淮军、湘军将领都会寒心，甚至包括已经调陕西接替杨载福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也会有兔死狗烹之感，剿捻战争的后果很难想像，所以清廷也坚持要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后期的捻军虽然作战勇猛，左冲右突，清军一时难以包围将其消灭，但是显然捻军有其不可弥补的弱点，那便是缺乏政治目标，缺乏长远的计划。赖文光或许想复兴太平天国，但其他捻军将领未必有一致的想法，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而已。这样，捻军没有真正的根据地，没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只是为了求生存而进行战斗，这样一支造反的军队与有理想、有政权的太平天国绝不相同，它的失败只是早晚的问题。所以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说：“捻匪之人多，志大远不如粤匪。”一年多来，曾国藩已经初步总结出了一些捻军的特点，如他交卸钦差大臣之后致曾国荃的信就说：“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县之败，系贼以打圈圈之法疲之也。吾观捻之长技约有四端：一曰步贼长竿，于枪子如雨之中冒烟冲进；二曰马贼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太平天国）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捻之短处亦有三端：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寨，贼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奇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此吾所阅历而得之者。”

实际上，在曾国藩指挥的各军压迫之下，捻军的力量实已衰减，消灭它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在连战不利的情况下，曾国藩也没有把捻军当做心腹大患，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此处洋务指列强）为最，其次则甘肃、新疆之回，其次中原之捻。”在他的心目中，捻军之患只排在第三！

然而，清廷不愿意给曾国藩这个时间，不愿意再让曾国藩得到剿平捻军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