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万难迅速出征
如果说，当初打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可以咬牙干到底，那么，现在他已不愿意再率军出征了。他已经五十四岁了，在那个年代，五十四岁已经算是个十足的老人了。他的精力已经大大衰减，早年的锐气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阅历的增加而逐渐消退。不仅如此，这一段时间里，他的心情常常抑郁，也使他的斗志消减。
曾国藩心情抑郁的原因是恭亲王奕 遭受弹劾。
恭王府一角
自从恭亲王奕 与慈禧太后合作发动政变以后，奕
主持政务，权倾朝野。然而正像曾国藩等人观察的那样，奕
人虽聪明，办事也算干练，但却不知求人自辅，缺乏根基，在权势隆盛的背后，早已埋藏着危机。慈禧太后当太平天国势盛时，再加上自己还缺乏主政经验，须倚重奕
，便对他加意笼络。但此时太平天国已灭，两人的矛盾就尖锐起来。1865年3月21日，有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疏，弹劾曾国藩、李鸿章、曾国荃、官文、胡林翼、骆秉章、刘蓉等一大堆人，说他们败坏纪纲，捏报战功，其所谓战功都是因人成事。又说这些人贪婪鄙陋，只能授以小官，怎可委以重任。简直将湘军的战功一笔抹杀。对于这样一个乱放炮甚至可以说胡说八道的奏折，慈禧太后破例不予申斥，于是蔡寿祺胆子大了起来。他窥测太后之意，于3月30日直接上奏参劾奕
。他给奕
安了四大莫须有的罪状，叫做“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又直接要求奕
“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即罢斥奕
。慈禧太后看到蔡寿祺奏折，正中下怀，她立即撇开奕
，抛开军机处，直接召见大学士周祖培、大学士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等八人。慈禧太后拿出她善于表演的手段，涕泪交流，说是奕
跋扈，叫他们重治奕
，甚至“逮问”。诸臣不敢应命，慈禧太后威胁说：“他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就是说，将来皇帝长大，你们不怕吃罪吗？周祖培表示：“此事（蔡寿祺安的罪名）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并请大学士倭仁共治之。”4月1日，周祖培等会同倭仁询问蔡寿祺，蔡寿祺对他所说的各项罪名都无法指实，只有纳贿一层说出薛焕、刘蓉，然而又说是得自传闻，没有实据。倭仁等见状，只好用模棱两可的话奏上，说是“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慈禧太后早已想好处分办法，她拿出自己先已写好的有不少错别字的谕旨，命诸人润色后，打破惯例，不通过军机处，立即下诏。诏书上列举蔡寿祺所说的莫须有的罪状后，说：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一夜之间，奕 所有的职务和权力全被免掉。
在曾国藩的眼里，恭亲王虽然有些浮躁，但却是不可多得的贤王、贤臣。曾国藩从不轻易和京师的权臣打交道，但却多次与恭亲王通信，这也说明他虽然不能算是奕 的同党，但至少对奕
的印象不错。早在1860年10月，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说：“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那正好是英法联军进北京，恭亲王奉命留京议和，咸丰帝命曾国藩派鲍超赴京勤王之时。北京政变以后，恭亲王主政，曾国藩觉得在大政方针上并无明显失误。清廷已经度过了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咸丰皇帝病死造成的巨大危机，太平天国也已经基本剿灭，以后应该是励精图治，创造一个真正的中兴的局面了。不料却出现了这意想不到的事情。
同治四年三月十七日，曾国藩接到朝廷来的谕旨，见首行无“议政王”衔，立即发觉情形不对，并且吃了一惊，幕僚们也非常惊讶。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1865年4月23日，曾国藩见到京师三月初八日发来的革去恭亲王差使的谕旨，其中有“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言。在曾国藩看来，这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他在日记中写道：“读之寒心，惴慄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这天晚上，他辗转反侧，睡不安稳。过了几天，曾国藩与彭玉麟见面，两人谈论时事，感慨万千，曾国藩在日记上写的是“郗歔久之”，在这位忠实而又肝胆相照的亲信面前，曾国藩很可能抑制不住自己失望难过的情绪，而涕泪交流。让曾国藩难过的不是恭亲王一个人的进退，而是让他隐隐感到朝廷政治昏暗，难望振兴。更让人着恼的是，昔日半为曾国藩师兄半为曾国藩老师、号称理学大师的倭仁，在这关键时候竟丝毫不讲原则，任凭慈禧太后纵横操纵，甚至助纣为虐。虽然后来因为多数朝臣反对罢黜恭亲王，特别是恭亲王奕 的几个弟弟——都是同治皇帝的叔叔——力争，慈禧太后不得不仍命奕
负责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议政王的头衔没有还给他，而经过这场风波，恭亲王表示服从慈禧太后，并且明确了恭亲王奕
一定要在慈禧太后的控驭之下办事，而不是与之准平等合作。
数日后，曾国藩虽然见到奕 复职的上谕，心情并没有好起来。他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恭邸近事虽有后命，殊觉未满人意。初八诏旨，措辞过重，读之战栗。”
在这之前，清廷下诏询问，如曾国荃身体已经复原，即进京鄙见，准备起用曾国荃。曾国藩开始还没有拿定主意，待三月十七日见到谕旨上没有“议政王”字样后，立即叫曾国荃不要出山，他在家信中写道：“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日寄谕，首行军机大臣之上少议政王三字，殊堪大诧。以前无不有此三字者，虽恭亲王病假之时，亦尚有之。若非生死大变，则必斥逐，不与闻枢密大政矣。”曾国藩不仅不让老九出山，而且叫他闭户三年以后再说。
让曾国藩烦恼的还不止恭亲王被黜一件事，这就是鲍超部湘军溃散的事。鲍超是湘军中的一员勇将，深受曾国藩和胡林翼的重视，把他从一名弁兵提拔到统将，官至提督。但是鲍超对部下的纪律约束不严，他所部固然是湘军中能打仗的一支，但也是纪律较坏的一支。进入同治年间，鲍超部下又有许多士兵结成哥老会。哥老会虽然没有明确的宗旨，但是会党成员之间讲究互相联络扶助，哥老会的交谊胜过了军令。越到后来，会党的反抗情绪越强。再加上军费紧张，经常欠饷，有时甚至士兵的口粮都发生问题，这也导致士兵极为不满。当时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首领起事甚急，占乌鲁木齐，湘军攻破金陵后，清廷命鲍超带兵赴新疆弹压。曾国藩觉得新疆情况复杂，恐怕鲍超应付不了，密奏让鲍超先随同陕甘总督杨岳斌（杨载福，鲍超原为杨载福部下）等肃清甘肃后，再寻恰当机会赴新疆；同时建议一定要确有每月三十万的军饷，否则决不可轻发。曾国藩又告诫鲍超不要全带湘军出秦陇关外，因为楚勇家乡离甘、新太远，湿润地方生长的人难以适应干燥的沙漠气候，不服水土，建议他最多带原部下六千人，其他兵员可在川北就近招募。后来鲍超让部下宋国永先带八千人赴川，其他鲍部士兵由娄云庆统带赴福建镇压太平天国余部。不料宋国永一支走到湖北金口，士兵们就闹饷哗变，哥老会是其中的骨干。当时鲍超告假在老家四川，宋国永弹压不住。另一支娄云庆部也在福建上杭因粮绝而哗变，江西巡抚沈葆桢闻讯急发饷银六万两送到军中，才算把军队稳住。清廷闻鲍超部下哗变，急命鲍超不必赴新疆，让他召集溃散的勇丁，前赴福建镇压太平军余部。曾国藩又上奏为哗变士兵说情，说是鲍超霆军哗变，实是长期乏饷所至，与一般叛逆不同，只要解散就好，不必严厉处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接到了让他剿办捻军的谕旨。王命难违，他不得不出征，但是他却面临非常多的困难。因此，曾国藩于1865年6月2日上奏强调：万难迅速出征。
难以迅速出征的第一个原因是军队兵员不敷分配。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自攻占金陵的将近一年时间里已大部裁撤，驻金陵的还有十六营，阴历三月时曾遭御史参劾，当时决定疏浚秦淮河完工后立即遣散。湘勇不习惯北方的干燥气候，吃大米的南方人又不习惯北方的面食和杂粮，现在听说要到北方打仗，都不愿前往。曾国藩采取愿去则去，不愿去则裁撤的原则，将这十六营裁去十二营，又重新招募两营，驻金陵的湘军算是共六营三千人随曾国藩出征。另外原属张运兰部下的易开俊、刘松山表示愿随北征。这样湘军总共有九千人。曾国藩此次出征依靠的主要是淮军，计有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潘鼎新诸部共二万二千人。其中潘鼎新军已由海轮运赴天津，防止捻军冲击京师。但是淮军实际上也有吃不惯面食的问题，这在北方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对于南人来说确实是不容易克服的困难。这些军队加起来，仍然感到兵力不足，曾国藩想在徐州一带招募勇丁，按照湘淮军的方法训练成军，但这样需要时间。
不能立即出征的第二个原因是需要购买战马，筹办骑兵。捻军用骑兵打远距离运动战，清军若全靠步兵，就根本抓不到捻军交战，而只能等捻军来打。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已战败溃散，建立骑兵，须从头开始，需要时间。
第三个原因是需要时间筹备黄河水师，防备捻军渡黄河北上。但防守范围涉及直隶（今河北省）、山东、河南三省，因为黄河水浅，长江所用吃水较深的战船不能在黄河使用，需要另行制造，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
战略战术也必须改变，不能再像僧格林沁那样尾随捻军狂追，而且曾国藩文人带兵，不能直接率军作战，他只能坐镇一地遥控指挥，这也决定了他不能采取僧格林沁的作战方针。这我们后面再介绍。但是战略方针一变，就需要一定的筹备时间。
种种情况，曾国藩说，要展开战略行动，大约要在半年以后。
总的说来，行动迂缓一方面是客观情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曾国藩用兵较为谨慎有关。
不仅展开战略行动需要时间，曾国藩还说，湘淮军与僧格林沁的作战战术不同，行动迟缓，不善运动战。打仗稳妥，这是湘淮军的长处，也是短处。因此，曾国藩请清廷划分战区防区，他自己负责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交界处十二府州，其余则由各省巡抚负责。在奏折的附片中，他又请派大员督办北路军务，他情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
也许清廷以为曾国藩又是担心事权不一，不好办事；也许是清廷急于扑灭这股威胁颇大的造反军队，在接到奏报之前，就下了一个与从前曾国藩节制四省军事同样的命令：“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如该地方文武不遵调度者，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另一方面，又一再催促曾国藩赶快北上，甚至曾让他乘海轮抵达前线。实际上，这次曾国藩绝不是担心权力小，因为后路有李鸿章坐镇金陵，曾国藩不怕后勤供应不上，与从前没有地盘导致常常有兵无饷不同。曾国藩顾虑的是捻军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消灭，时间一长，朝廷、言官都会不耐烦而多有责备，那时候任你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于是曾国藩一再请求清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以免将来师老无功，责备也多，但清廷坚决不允。
清廷最担心的是捻军向北冲向京师，于是李鸿章命淮军潘鼎新率部五千人由轮船渡海赴天津，保卫畿辅，让清廷放心，也使曾国藩可以从容展开战略行动。僧格林沁残部驻山东，新败之后军心不稳，曾国藩又命刘铭传军赴济宁，以稳定山东的局势。自己仍然做各项准备工作。
直到1865年6月21日，曾国藩才乘船北上。31日，抵达苏北清江浦，开始了对捻军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