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在整个安庆会战期间和稍后的曾国藩、李鸿章组建淮军期间，也正是太平军攻取江浙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对于清政府方面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是否借列强的兵力攻击太平军，这在当时，叫做“借师助剿”。
还是曾国藩困守祁门最艰难的时候，1860年12月7日，曾国藩接到清廷上谕，说是在北京议和交涉时，俄国使臣向奕 表示两个意思，一是愿协助镇压太平军，请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击，该国可以派海军三、四百人于水路配合进攻。一是转达美国商人的意思，愿意从江南代运漕米到天津，还有一些广东商人也想代运漕米。因为当时战争期间，运河不通，由江南供应北京的漕米的运输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助清军进攻的事，法国也曾表示过同样的意思。这两条是否可行，朝廷也拿不定主意，让曾国藩和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妥议。这时候，太平军大举西进，意在挽救安庆，曾国藩兵困祁门，欲进不能，欲退不可，太需要军事上的支持了，哪怕有人能分散一下太平军的兵力也好。但是，用洋兵打太平天国，他还是觉得不妥。他知道，“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因此，他认为外夷的军队不可用。而且湘军水师已经控制了大部分长江江面，清兵的单薄在陆而不在水，太平军能够纵横转战，也是在陆而不在水。湘军陆军现在不可能进兵金陵，就算外夷的兵船由海口沿长江上驶，也不能收夹击之效。曾国藩建议，“应请饬下王大臣等，传谕该夷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就是说，对外人要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对他们出兵，要委婉地拒绝或加以拖延。对于洋商代运漕米，曾国藩则大力赞成；至于广东商人代运漕米，由他们自行办理就是，用不着插外国旗帜。恰好这时左宗棠来到祁门与曾国藩议作战方略，曾国藩将此事也与左宗棠商议，两人意见完全相同。曾国藩便请左宗棠代他起草奏折。在奏折的末尾，还加上这样两句话：“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清廷的上谕，只涉及借师助剿和用洋商代办漕运两件事，而曾国藩和左宗棠却想到了将来向洋人学习造炮制船的技术，而当时曾、左与太平军交战，都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刻，他们却想到了长久以后的事，这充分显示了曾、左二人的远见。不久胡林翼看到了奏折，对奏折的观点完全赞同。曾国藩复书胡林翼说：“承奖赞借夷助剿一疏。此系左季翁捉刀为之，鄙人不办此也。至于大败之后，力不能拒；和好之初，情不宜拒，此则鄙见与季翁（即左宗棠）相同。此时该夷以甘言德我，我乃以峻辞拒之，异时该夷以恶言加我，我反哀辞求之，不亦晚乎？似宜虚与危蛇，与之为婴儿，与之为无町畦，犹为少足自立之道。”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前不少人提到这一奏折，都说“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见解表现了曾国藩的远见，然而不知道这是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的共同作品和共同的思想。如果算是远见的话，应该是曾、左两个人的。
与曾国藩不同，薛焕和王有龄对借师助剿大力赞同，这当然也与两人自度无力抗击太平军有关。清廷接奏，觉得还是曾国藩说的办法比较妥当一些，于是婉拒法、俄的请求。这是第一次拒借外兵。不过，在此之前，事实上英、法军队已帮助清军守卫上海，并由当时任苏松太道的吴煦和候补道衔商人杨坊出面，雇佣美国人华尔组成了“洋枪队”，助清军作战。这是因为英法认为上海是他们的商业利益所在，如果太平军占领上海，将对他们不利，同时他们也认为太平天国不能成事。所以才出现北方英法联军与清军作战，南方英、法军队却帮助清军守城的怪事。
转眼一年过去了。太平军再一次进攻上海。江浙绅士又议借洋兵，这次他们不仅要用洋兵守上海，还要借助外国军队攻打被太平军占领着的苏州、常州。曾国藩复函说，洋人助守上海则可，请其进攻苏、常、金陵则不可：“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大抵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谓苏、常可以幸袭，非徒无益，而又有害也。”但另一方面，他又说，既然借助洋兵守上海，“则当坦然以至诚相与，虚心相待，不可猜疑。尤不可自矜自炫，存鄙处兵力可恃之见。中孚以涉大川，忠信可行蛮貊，能得其心，然后能得其力也。”理学家说话，常有“诚”字，讲“存诚不欺”，曾国藩后来发展出外交上对外国人也要讲“诚”，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但是江苏巡抚薛焕却上奏主张请洋兵助攻，朝廷再次征求曾国藩意见，曾国藩于1862年2月20日上奏，再次强调：“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如洋人因调船已齐，兵费大巨，势难中止，情愿自剿苏州等处，我中国当以情理阻之，婉言谢之。”这是二拒借洋兵。
不料曾国藩拒绝请洋兵后，上海方面一些绅士和江苏巡抚薛焕仍然坚持己见，薛焕还鼓动绅士潘曾玮等人赴京，直接向朝廷请求准借外国军队助攻。清廷命曾国藩就此事复奏。曾国藩上奏坚持，洋兵助守上海则可，助攻苏、常则不可。他最担心的是，洋兵既助你收复城池，以后必多要求。到那时处理不慎，必然贻害国家。曾国藩又密函恭亲王奕 和军机大臣桂良，指陈借洋兵助剿的问题和利害关系。这是曾国藩三拒借洋兵。
更让曾国藩料不到的是，曾国藩已三次拒绝借洋兵后，又有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张借英国殖民地印度的军队进攻太平天国，表面上却说洋人因助守上海，与太平天国积怨已深，又恐兵少不敌，拟调印度兵来，于秋间大举进攻。奕 等人觉得不妥，于1862年6月又一次询问曾国藩意见。这次曾国藩已经很不愉快，在最艰难的时刻，他尚反对借洋兵，现在事机已顺，胜利可望，岂能再多此一举。他甚至觉得这些一力主张借洋兵的人真是无聊，他们只图眼前痛快，对借洋兵可能给国家带来的祸害毫不考虑，他暗地里骂这些人“挟洋自重”。他联络了已是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和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联衔上奏，上奏中有些话已不够客气。上奏先引用左宗棠和李鸿章之语拆穿崇厚的把戏，指出英国调印度兵之事实属子虚乌有。其中说，左宗棠来信云，“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断无起印度之兵与太平军战之事。“兵头纵有此意，国主未必允许”。李鸿章函则云，英国提督何伯不久前还见过李鸿章，并无调印度兵一说。英法两国，与中国情形不同，若调大兵开战，例须议会通过预算，才能成行。曾国藩说，崇厚既有所闻，应由总理衙门向驻京英使查明，婉言谢绝。接着笔锋一转，更陈述不肯借洋兵的另一理由：
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肃清三千余里，发逆（清方对太平天国的称呼——著者）无能久之理，吴、越有可复之机。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随后，他不无讥讽地写道：
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诒讥于后世。
当然，曾国藩讥讽的对象是那些一再主张借师助剿之人。最后，曾国藩又拿出杀手锏，他申明，假使洋人真的调兵前来，“西兵进攻内地，臣处无会剿之师。若克城池，臣处无派防之卒”。就是说，假使洋人兵来，湘军不会配合进攻。这样做，因为洋兵人少，能攻城但无兵守城，所以实际上就无力入内地与太平军作战了。这是曾国藩四拒借洋兵。
由于曾国藩的一再反对，虽然外国军队曾直接参与上海附近的战斗，但清廷终于没有借外国军队进攻太平天国据守的苏、常、金陵等城市。到1864年，由洋枪队演变而来的常胜军也被李鸿章收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