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书曰：羽翼未丰而遭众忌，乃招祸之端。又说：谋未行而先令人知，乃凶兆之端。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守拙而又执理不移的人。当他移师衡州，经过一年时间，初步编练成水陆齐备的万余湘军时，远在三千里外的京城早已四下严旨，令曾国藩出兵平乱。但曾国藩均以船炮未齐拒绝从命。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不经意间输个精光。而羽翼未丰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在京城为官时，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加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甚至当自己的老师吴文镕陷入绝境时也不出手相救，可以说把执理不移做到底了。
在湘系将帅大吏中，江忠源是出头较早的一位。他也是湖南最早办团练的人之一。由于江忠源善治匪盗，因此深得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的赏识，待以国士，提携有加。在镇压太平军之初，江忠源募湘勇五百人，随副都统乌兰泰立功。其后散尽家财募勇千人，因解桂林之围，升授知府。后署湖北按察使，命帮办江南军务。江忠源乃上书兵事大略八条：严军法、撤提镇、汰弁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太平军长驱入赣，南昌告急。江忠源率众坚守近百日，以保全省城功，咸丰帝赏其二品顶戴。不久授安徽巡抚，当时江忠源颇著声望，海内企盼，“咸知非公莫属”。
曾国藩在京师时与江忠源过从颇多，他写给江忠源的诗有多首，对其推崇备至。江忠源发达后，曾国藩对他更寄予厚望。由于江对曾国藩执弟子礼，因此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把练勇万人交江忠源统领的计划相告。江忠源不明底里，立刻向清廷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此年八月底，太平军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下令曾国藩与骆秉章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十月初，咸丰帝命曾国藩带领湘勇，驰赴湖北。所需军饷等由骆秉章筹支。谕旨中有“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域，一体统筹”之语。正在曾国藩为难之际，太平军已开赴长江下游，武昌解严，因此援鄂之旨也就无须付诸行动。第三次是同年十月底，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上谕中有“驶出洞庭湖，由大江迎头截剿，肃清江面”字样。第四次是咸丰四年正月，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迅速由长江驶赴安徽。很显然，清廷的部署也很混乱。一会儿命他赴武昌，一会儿让他救南昌，这在前方战情瞬息万变的时候，皇帝的谕旨即使加急八百里传递也赶不上前线的变化快。曾国藩更清楚，自己手中的这点没见世面的家底，与太平天国身经百战的几十万大军相比，简直是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提出四省合防之策并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
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所上奏折向清廷解释其理由时说，自田家镇失防以来，湖广总督吴文镕、湖南巡抚骆秉章与自己往返函商达十余次，皆言各省分防，糜饷多而兵力薄，不如数省合防，糜饷少而力较厚。自己与张芾、江忠源函商，亦认为应实施四省合防之策。但统计船、炮、水勇三项，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明春乃可成行。“而且广东购备之炮，张敬修雇募之勇，皆系奉肃清江面之旨而来者，臣若不督带同行，则殊失皇上命臣统筹全局之意，亦非臣与吴文镕等四省合防之心。臣之斟酌迟速，规划大局，不得不一一缕陈。”
曾国藩这里犯了臣子“大忌”，他把自己说成比咸丰帝还高明，而且又好像清廷把四省合防的大任交给他一人一样，确实有说大话之嫌。难怪他受到咸丰帝的讥笑、训斥！朱批是这样戏弄这位臣子的：
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曾国藩确实有一种百折不回、认死理的精神。面对咸丰帝带着讥讽式的训斥，他据理力争，一条条地为自己辩解，首先他仍然坚持洋炮运不到衡州就不能率军赴楚，也不能进军安徽，因为打仗不是儿戏。针对咸丰帝讥讽他“一身克当”，曾国藩坚持认为会剿是正确的，而四省合防又是他与骆秉章、江忠源、吴文镕等共同商量后的共识，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三历陈现办情形折》中，还带着肯定的语气说：“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若武昌不保，则恐成割据之势，此最可忧者也。目今之计，宜先合两湖之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贼舟回窜武昌，乃为决不可易之策。若攻剿得手，能将黄州、巴河之贼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间，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南服犹可支撑。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亦不及此，此系吴文镕、骆秉章、江忠源三臣之议论。然舍此办法，则南数省殆不可问矣。”
实际上，曾国藩是较早发现团练不可用于平乱，必须合数省之力才能致太平军于死地的人，因而一再委婉批评清廷战略决策不得要领。对咸丰帝的训斥，曾国藩倒出自己的委屈：“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乞圣慈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竭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实则软中带硬，以柔克刚。是《挺经》之实例。咸丰皇帝看了奏折，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四处劝捐，甚至强行摊派，早已引起湖南士绅的普遍不满，与地方官也频生矛盾。现在，皇帝令他出师，他却几次拒绝。为此，矛头一齐指向了他，有人怀疑他拿富绅的钱在干什么。有人以委婉的方式批评他，说兵法不是讲兵贵神速嘛，为何如此迟缓？！曾国藩却不为所动，复信说：“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若草率从事，驱不教之士，执蛊脆之器，行三千里之远，以当虎狼百万之贼，未与交锋而军士之气固已馁矣。虽有一二主者忠义奋发，亦无以作其众而贞于久也。故鄙意欲竭此两月之力，昼夜训练。凡局中窳苦之器，概与讲求而别为制造，庶几与此剧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在回复林源恩的信中曾国藩一再强调：“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若仓皇一出，比于辽东自诩之豕，又同灞上儿戏之师，则徒见笑大方耳。必须练百金精强之卒，制十分坚致之械，转战数年，曾无馁志，乃可出而一试。”
曾国藩善于吸取历史教训。当时他的旧友已有不少因仓促一战而命丧黄泉，他不能蹈此覆辙，必须坚持定见，不为谣言所动，不为讥讽所撼，甚至皇帝的圣旨，十二道金牌也要挡回去。他给刘蓉信中曰：
前此饬仆援鄂中，有肃清江面字样。省中人言藉藉，遂谓谕旨令赴皖，会同江某云云。有以书来贺我起行者，有以书来责我迟缓者，仆方付之一笑，以为不足办而已。不谓此次寄谕，乃与前番谣言巧相符合。彼中旧知，如周敬修、吕鹤田遽已沦谢，江、李、袁、陈诸君，计亦难必瓦全。如仆者，尚何忌何待？然不稍为储峙，则此后更无继者，故不得不稍慎也。大局所在，只论利害，不顾私谊，即使君父谕旨，也不能完全遵照。
以往史书多责备曾国藩不顾师生情谊，置老师吴文镕安危于不顾，实则不然。曾、吴二人在函札往来中有大致统一的意见，即坚守武昌对两湖十分关键，如果轻易出战，必败无疑。形势的发展将吴文镕逼上了死路，这就是湖北巡抚崇纶向清廷参奏吴文镕，而清廷不辨黑白。谕旨责吴哓哓置辩，何能掩前之失！曾国藩得知吴文镕被参及清廷的谕旨后，焦灼不安。十二月十五日，他致信吴文镕，嘱其坚守省城，即因此受到处分，也仍坚持：“窃念吾师之进退，系南北两湖之安危，即系天下之利害。此时以极小之船，易炸之炮，不练之勇，轻于进剿，不特‘剿’之一字毫无把握，即鄂垣城守，亦觉单薄可虑。虽有严旨切责，吾师尚当剀切痛陈，备言进剿之不能得力，徒挫声威；省会防守之不可忽，船炮凑办之不易集，湘省之办船，粤东之购炮，皆系奉肃清江面之旨而来，只可并为一气，协力进攻，不可七零八落，彼此无成。逐层奏明，宜蒙俞允。即以此获咎，而于吾师忠直之素，谋事之臧，固亦可坦然共白于天下。”但曾国藩十分担忧座师吴文镕已率兵出城，因而信尾说“如尚未起行，伏望审慎三思，仍驻鄂垣，专重防守”。本来，吴文镕坚守武昌，激励将士，数旬围解，而崇纶反以闭城坐守奏劾，清廷下诏促其进复黄州。文镕此时方调胡林翼率黔勇来助，又约曾国藩水师夹攻。
直到咸丰四年正月十六，曾国藩还给吴去信，称他定于二月十八日起行。当时曾国藩刚得悉江忠源战死，对吴说：“吾党失此男子，知与不知，同声泣悼。国藩之初意，欲多备船只、炮械，募练劲旅，奉吾师为主帅，而国藩与岷樵二人为左右之辅。盖以近年以来，老成凋谢，吾师为中原群士所归仰，而国藩与岷樵二人又适皆出门下，或者共相激励，维持南服数省之大局。今岷樵成名以去，吾师又被参劾，国藩区区，将何所依倚以图宏济乎？但祈吾师善卫玉躬，临戎持重。”
吴文镕此时料到自己也难逃一死，出战前致书曾国藩嘱其万勿草草而出，说自己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要曾国藩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自己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曾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曾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
吴文镕在崇纶等满洲亲贵的趋战下，十分气愤，说：“吾受国恩厚，岂惜死？以将卒宜精练，且翼黔、湘国至，收夹击之效。今不及待矣！”咸丰四年正月，无奈之中率兵勇四千人进驻黄州以北的堵城，以图攻占黄州。时值太平天国天历的新年，黄州城里举行庆祝活动。吴文镕以为有机可乘，下令所部清军发动进攻。不料太平军派出一支部队，绕出清军之后，隐蔽埋伏。随即，黄州城内的太平军全部出动，猛攻清军，同时伏兵突起，对清军进行夹击。清军两面受敌，死伤大半。吴文镕投塘水而死。
江、吴两人的死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门生弟子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深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逼迫曾国藩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镕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支持者。若吴文镕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于陷入后来那样的困境。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幻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要务。如果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冒然前进，那么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所看出。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出兵，不要为众人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曾国藩蓄势以待，赢得了宝贵的半年时间。这是他“咬牙立志”的又一次体现。
咸丰三年冬，确实是曾国藩出办团练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之一。庶事草创，经费繁巨，有求弗应，“公尝以蚊虻负山、商距驰河自况；又尝有精卫填海、杜鹃泣山之语。盖公之水师为肃清东南之基本，而是年冬间，最为盘错艰难之会矣。”（《曾国藩年谱》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