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精兵厚饷的原则,曾国藩在长沙训练的湘勇只有两千人左右。训练的办法主要是戚继光成法。每当曾国藩检阅兵士时,塔齐布穿着短衣,带刀侍立一旁。塔齐布是满洲镶黄旗人,侍卫出身。以长沙守城功擢游击,署中军参将。曾国藩与他交谈时,以之大奇,将其所统辖兵卒试以战阵,皆精练。因此,曾国藩决定请塔齐布当湘军教练。当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人。按照往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这几千绿营兵乃一并归塔齐布统一训练。从咸丰三年四月起,曾国藩令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还经常举行“会操”。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十分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田间的乡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绿营兵而言,便无异是一种“酷刑”。在他们看来,曾国藩以团练大臣令他们与练勇会操,简直是一种污辱。因而,对曾国藩大为不满,尤以长沙协副将德清最为反对。结果,令出之后,只有塔齐布独领所部前往,其余驻长沙各营,不仅拒绝会操,还指责塔齐布谄事曾国藩,群起而攻之。湖南司道官员见此情景心中暗喜,以为是对好事者应有的惩戒。在这种气氛下,绿营兵就更加气焰嚣张,肆无忌惮。
曾国藩一般不轻易弹劾人。他清楚,一入弹章的人,以后很难被重用。但一则他对清德在长沙危急时的逃匿行为早已不满,二则不去掉清德就不能正常操练,甚至影响“别开生面”目标的实现。因此,他与张亮基商量,在取得张的支持后,于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上疏弹劾清德。他说:自对太平军作战以来,官兵望风先溃,最可痛恨。而种种恶习的原因,是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致。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己告饬各营认真操练,而清德不但从不到场,而且在署偷闲,养花种树,还向各地百姓勒索。对于营务的事,一概不知。现当湖南防守吃紧之时,如果听任下去,何以督率士卒!请将其革职!
也许曾国藩觉得将清德革职还不够以警示他人,因此,同一天又上折片,请将清德交刑部治罪:
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理营务。去年九月十八日贼匪开挖(长沙)地道,轰陷南城,人心惊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
在折片的末尾曾国藩说:
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致酿今日之大变,是以为此激切之情。若臣稍怀私见,求皇上严密查出,治臣欺罔之罪。
为了鼓励塔齐布,同一天,曾国藩上奏折密保塔齐布、诸殿元两人,称赞塔齐步“忠勇奋发,习劳耐苦,深得兵心”。他将二人履历开单进呈,请皇帝破格超擢,冀以鼓励众心,“如该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六月二十九日,咸丰帝发上谕,命将清德革职拿问,塔齐布赏给副将衔,诸殿元以守备补用。绿营兵因此大恨曾国藩、塔齐布。
如前所述,当时长沙城内,同时驻扎着绿营兵与湘勇。绿营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情同水火,甚至常生械斗。
据王闿运《湘军志》记载:十一月初四日,鲍起豹的提标兵(又称永顺兵)与塔齐布统带的辰勇因赌博发生斗殴,提标兵鸣号列队,准备讨伐辰勇。曾国藩欲杀一儆百,稍抑绿营兵这种怯于战阵而勇于私斗的风气,遂移咨提督,指名要捕肇事士卒。鲍起豹非常气愤,故意大肆张扬,公然将肇事者捆送曾国藩公馆,说:“今如命,您要拿的人我已缚到辕门。”提标兵为此群情汹汹,散满街市,曾国藩想斩了带头闹事者,又怕万一有变,犹豫不决。提标兵有恃无恐,十一月六日,先去围攻塔齐布,毁其居室,塔齐布匿于草中幸免丧命。接着,又于当晚冲进曾国藩的团练大臣公馆,枪伤随身亲兵,几乎将他击中。曾国藩狼狈万状,只得向骆秉章求援。曾国藩的公馆就设在湖南巡抚衙门的射圃内,中间仅一墙相隔,事情闹到这般地步,近在咫尺的骆秉章竟装聋作哑,坐观事态的发展,直待曾国藩前去叩门,方故作惊讶,出而解围。但骆秉章不但不治罪兵卒,反而给肇事者亲自松绑,向其赔礼道歉,而对备受屈辱的曾国藩却无一语相慰。事过之后,骆秉章对永顺兵和鲍起豹亦无追究弹劾之词,永顺兵事件遂不了了之。更使曾国藩难堪的是,长沙城中浮言四起,湖南巡抚及司道官员皆认为曾国藩不应干预兵事,永顺兵事件实属过于操切而激变。至此,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自己无兵无权,不能同这些“文法吏”斗下去。三十六计走为上。
骆秉章
咸丰三年八月十四日,他离开长沙,二十七日移驻衡州练兵。事后他给骆秉章复信解释说:“自六月以来,外人咎我不应干预兵事,永顺一事竟难穷究。省中文武员弁皆知,事涉兵者侍不得过而问焉。此语揭破,侍虽欲竭尽心血,果何益乎?是以抽掣来此。”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比曾国藩年长十八岁。后来任湖南巡抚,因丢弃疆土被革职一次。两人在京师时是同僚,曾国藩办团练,对骆秉章的巡抚位置是一大支撑,因此两人的合作倒无大碍。
营兵围攻大臣公馆的事,如果发生在军纪严明的雍乾时代,为首者必被斩首示众,为从者也要受到严厉惩处。但清廷此时已失去往日威严,连太平天国定都建号都无能为力,更何况此等小事!当然,如果曾国藩真的上奏清廷,肯定也要处理一些人。当时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而曾国藩刚于不久前参掉了副将清德,这时不便再动弹章,于是说:“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他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团练大营也移驻于衡州(今衡阳)。
曾国藩移军衡州,还有更重要的打算,他认为在衡州练兵,不像在长沙省城之地,耳目众多,“动多触碍”。走避山乡,若捐款多,则多练弁勇;若捐款少,可以少募弁勇,张弛伸缩,“惟吾之所自为”,别人不能横加干涉。在长沙练兵也容易被绿营所吞并,或者兵未练成,就被朝廷征召,这些都与曾国藩别立一军的目标相矛盾。因此,曾国藩走为上策,移师衡州。
位于南岳衡山南麓的衡州城,是湖南仅次于长沙的名城。湖南自古有三湘之称:潇湘、蒸湘、沅湘。衡州城正是蒸水与湘水的汇合处,为两广之门户,扼水陆之要冲,物产富庶,民风强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衡州襟带荆、湖,控引交、广,衡山蟠其后,潇湘遶其前,湖右奥区也。且自岭而北,取道湖南者,必以衡州为冲要;由宜春而而取道粤西,衡州又其要膂也。”曾国藩对衡州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他一来祖籍衡州,二来欧阳夫人是衡州人,三则他少年时代曾在衡州求学多年。来到衡州,曾国藩如同回到湘乡,有一种鱼游大海、虎归深山之感。衡州城小西门外蒸水滨,有一片宽阔的荒地,当地百姓称之为演武坪。这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为演兵而开辟的,后来便成为历代驻军的操练场,比长沙南门外练兵场要大得多。曾国藩把他带来的一千多号团丁,安扎在演武坪旁边的桑园街,团练大臣的大营设在桑园街上一栋赵姓祠堂里。为便于日常商讨,他要罗泽南、王珍、李续宾、李续宜、江忠济及曾国葆等都住在祠堂里。
移师衡州后的曾国藩,对刘蓉的话有了一番新的认识,他反过来看问题,把“非官非绅”变成“亦官亦绅”,变不利为有利,化不灵为灵便。首先,第一个有利条件是,非官非绅的身份使曾国藩没有封疆大吏肩负的守土之责,从而“逃避”许多罪责。太平天国发展前期,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江南几不为清廷所有。而丢弃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都罪至大辟,甚至有不少钦差大臣为此受到斩首的严惩。曾国藩出山之初,因无实权而叹息“办事艰难”,但也因为“在籍侍郎”免受清廷的惩处。等到太平天国势衰,曾国藩手中又有实权,也就不再慨叹“非官非绅”的身份之苦了。
其次,曾国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场,以博得当地官员的好感及支持。为此,他对比自己小几级的衡州知府以“兄”相称。衡州知府陆传应在曾国藩到来之前已有巡抚的札文,照例开城相迎。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曾国藩的二品大员低了四级,但曾国藩并不以高压下,照样以“兄”相称,给陆知府的印象颇佳。有陆传应这个“下级”关照,曾国藩觉得事情比在长沙时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