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改朝换代往往是革新政治的最好时机。而新君即位，也是洗涤旧弊的一次契机，曾国藩压抑已久的情愫终于有了一展抱负的机会了。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作主。”康熙皇帝有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却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强，越敢于负责的人。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是他跻身高官的开始。时年三十七岁，可谓官运亨通。他高兴之余，感到一种更重的责任，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自己骤升高位，担心无补于国计民生。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有损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最严重的惩罚了。由于遗嘱用的是“朱谕”，属于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
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已进行了集体讨论，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袝尤在所必行”。按说有了大臣集议，曾国藩顺水推舟是再合适不过了。但他经过十余天的思考，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正月二十八日他上疏说：诸臣集议乃是“天下之公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他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
在阐述“不敢违者”之一时，曾国藩指出：庙坛的规模尺寸是有一定的，增之不能，改之不可。现在大行皇帝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是“久远之图”。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
第二条理由是古来祀典，兴废不常。大行皇帝以身作则禁后世，越严格越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尊仰。大行皇帝以圣人制礼自居，臣下的浅短见识怎么能考虑得长远呢！
第三条是“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曾国藩举出二个显见的例证，一是孝庄文皇后病逝时留下遗嘱：愿将她安葬到遵化州孝陵近地。当时所有大臣都认为遵化离太宗昭陵相去一千余里，不合袝葬之例。因为孝庄是太宗之妃（即庄妃），理应与太宗葬在一起，即迁到盛京（沈阳）昭陵去安葬。孝庄的遗命给一生敬仰她的康熙帝出了个大难题。康熙不敢违遗命，又不敢违成例，因此在孝陵旁建暂安奉殿，三十余年未敢安葬地宫，直到雍正即位后才完成这一典礼。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乾隆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大业死后是完全可以称“祖”的。但乾隆帝临终前留下遗命：“庙号无庸称祖。”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并将此载入《会典》，“先后同揆矣”。在举出以上两个例证后，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
曾国藩的奏疏很有说服力，但这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坦露心情。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心中却不满意。但曾国藩认定这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咸丰帝即位之初，颇为振作。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八，他发布上谕，令九卿科道凡有言事之责者，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时为二品的侍郎，立即将久蓄心中的治国大计倾吐出来，乃于三月初二上《应诏陈言疏》，对于清朝开国至咸丰之初的人才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在“转移之道”中他提出，大清朝的几代皇帝都能根据时势的变化而调整人才政策，希望达到宽猛适中，但也有矫枉过正的弊病。如大行皇帝实行“镇静”的政策，使人才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故守成者多，而有贡献有作为的渐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他提出官场四大通病：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他提出，让天下英才备出，又使之不出范围之外，即不做非分之事，必须倡导学习之风。而且，这种学风要落到实处。那么，“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萎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
在“培养之方”中他提出：内阁、六部、翰林院是人才荟萃之地，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约不出此八衙门。此八衙门者，人才数千，皇上不能一一周知。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培养的办法大致有四个方面，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这就是教诲的功效。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这就是甄别的功效。人才好比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
在“考察之法”中他指出：近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今皇上御极之初，又特诏求言，此诚太平之象。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烦之心。
曾国藩最后指出，以上“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才能收到效果。
曾国藩上这份奏疏时，已在京师为官十年之久，从七品官晋升二品大臣，对于官场风气可以说是每日触及，因此他才能够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来。他后来多次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这确实是个悲哀的时代。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做官诀窍，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翦梅》形容官场积习十分形象：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振镛死后谥号“文正”，是道光朝深得皇帝信任的宰相。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君主国家中，皇帝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官员的风气。道光帝经过鸦片战争的打击后，几乎一蹶不振，“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只好报喜不报忧，当时京师有一副联云：
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
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基于十多年京官的经历，以及对官场习俗的厌恨，更重要的是力图改变现状，因而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对提高他的政治声望以及艰难时身担大任创造了条件。
曾国藩的可贵不仅在于他的“敢”字，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办法，有事实，有说理，足以反映他对清朝官僚体制的弊病研究得十分透彻。他从民间走出来，把八大衙门的正副长官即堂官比喻为农夫，把皇帝比喻为太阳，而把中下级官员喻为禾苗，既形象生动又十分贴切自然。他的思考，他的积累，形成了他对当时人才问题的系统认识。而这些也成为指导他日后治军打仗磨砺人才的思想基础。
曾国藩上奏时，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罗惇衍等也各上奏疏，陈述政事。咸丰帝还将通政副使王庆云、鸿胪寺少卿刘良驹及科道官上的奏折，交有关部门议行。咸丰帝收到曾国藩奏折的时候，也奖许一番，称其“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折内所请保举人才、广收直言，迭经降旨宣示”，对折中“日讲”的建议，命礼部等衙门讨论切实办法。
据档案，当年四月初五日，曾国藩参照《会典》等书，将他拟定的“日讲十四条”，并绘图上奏。咸丰帝令礼部议奏。礼部于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五日奏称：日讲已经近百年不行，因日讲人多、位微，有借端立说者，今人学问不能胜于当年，今人之干进不必逊于往日，因此以“毋庸议”回复。在礼部说明中，特别强调此是礼部主稿，而右侍郎曾国藩是原奏之人，所以未经列衔。曾国藩实际碰了个钉子。
随后，在荐举人才时，他举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可当重任。
传统中国每当王朝更迭时，往往有政策的大调整。而一个王朝老皇帝崩逝、新皇帝即位之初，也有一番政策小调整。这就是说，在专制的统治下，由于皇帝的最高权威性，因此即使他在位期间有什么不适宜的政策，往往也难以纠正，只好等待新旧交替时调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尤其是到了帝国的晚期，自我调整的机制已很老化。明朝的嘉靖皇帝十几年不上朝，整日在宫中炼丹铅，与道士、宫女混在一起。朝臣上的奏疏大多连看都不看，就“留中”了，也就是不交有关部门讨论执行。这位统治了四十余年的皇帝，给明朝带来了中衰。他的晚年，终于有一位天下后世都闻名的大臣上了一道疏，大骂皇帝一通，其中有一句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说天下人早就认为您不应当做皇帝了。这个人就是海瑞。嘉靖皇帝看到这句，气得浑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不久，这位皇帝倒真的想辞去皇帝，当太上皇，并举海瑞上疏为证。但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只好等待新君即位。
咸丰的即位还是唤起了大臣们新的希冀，至少，曾国藩抱着很高的热忱。新旧君主更代时，是礼部最繁忙的时候，因为对大行皇帝的盖棺论定要礼部拿出意见，一切丧仪也要做得有章有法，而新君即位大典等等，也是礼部不可少的事。由于曾国藩“职务繁剧，不遑兼顾家事”，因此写信请他的四弟曾国潢到京帮助料理。三月十五日，曾国潢到达京都，兄弟二人相见极欢，曾国藩把所有的家务交给四弟经理，他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公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