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面对西方用船坚炮利打开封闭的大门，提出并认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的变局”而发奋追赶，大约用了二十年时间，错过了最佳的时机，而日本只用了几年时间。由于“中国没有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紧迫感，直到更强烈的震动使之大吃一惊时才有所改变，最后结果是，中国在为现代化防务的奋斗中，基本上‘丧失’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时间。”（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曾国藩也是认识这个巨大“变局”的人之一。
正当曾国藩立志成为圣贤，发愤成为理学家的时候，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清王朝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曾国藩从社会下层走出来，对民间疾苦有切身感受。急剧变化的时代把他推向了另一个轨道。
鸦片战争的爆发，暴露了清王朝的老大腐朽，城下之盟进而促使许多有识之士重新考虑大清王朝的前途与命运。对于这场战争的进展及其结果，曾国藩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不厌其烦地将他得悉的情况告之家人。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在写给祖父的信中，特将“广东事抄报一纸”。
九月十五日与父母书中，告知“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
十月十九日告之家人，九月十七日清兵大胜，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斩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
随着清军在前方的失利，曾国藩的家书充满激愤、不满，而更多的是一种担忧和思考。担忧表现了对王朝的一种责任，思考则促使他更理性地认识问题所在。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写给祖父信中说：“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静如无事时，想不日可殄灭也。”
六月初十去信说：逆夷海氛甚恶，现在江苏滋扰，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天津防堵甚严，或可无虑。
八月十二日告知父母，逆夷在江南，半月内无甚消息，大约和议已成。
《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在写给祖父的信中说：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
第一次与西方的船坚炮利短兵相接，中国人的确近乎麻木，曾国藩也以天朝上国的“以大事小”来解释他们不愿看到的结局。但当曾国藩与湖南善化人、著名经世派代表人物贺长龄接触后，便认识到内忧外患并非短期能解决。当贺长龄去信指明曾国藩身上之“不诚”后，曾国藩大为信服，并剖析了“仕途积习”最尚虚文，他说：
积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时事孔棘，追究厉阶之生，何尝不归咎于发难者。彼岂实见天下之大计，当痛惩而廓清之哉！岂预知今日之变，实能自我收之哉？
官场的沉闷压抑着每个个体的生机和创造力，他只有等待，“其有所进，幸也；无所进，终吾身而已矣。”在《答黄廷瓒》的信中，他再次阐明官场之劣习，只能以“耐”字应之：
大抵挥霍者蒙卓声，谨守者沉散秩，生辣者鹊起，和厚者蠖伏，标榜者互相援引，务实者独守岑寂。弟有一言，奉吾兄于数年之内行之者，其曰“耐”字。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米或时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矣。
在对官场积习的洞悉中，曾国藩感到很厌倦，甚至一度有“归隐”之想。当他看到许多有才华的人久沉下位时，发出“长安居，大不易，虽贤者无如何也”的慨叹。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多，贾竖未能贳我，以是濡滞。计其岁以内，终当蝉脱不顾，从子于万山中耳。”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这种不满甚至厌倦，是对自己的才能不得施展、抱负不能实现的宣泄。此时的曾国藩，内心颇为矛盾，他不甘于与官场共沉浮，成为“废物”，他的理想是“任天下之重”。他像诸葛亮需要借东风一样，需要的何尝不是一个“耐”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