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七岁的部级高官
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是所有的华夏子孙都不能忘记的一个年份。这一年，西方列强用枪炮叩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清朝步入了沉沦的近代。这一年，也是曾国藩的而立之年。“弹指人间三十春”，岁月匆匆，怀抱济世之愿的他在这一年有了事业的新起点。
当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林院散馆考试，得二等第十九名。在所有四十六名与试者中排名第三十六位，照往常只有几个名额留在翰林院的惯例，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的，最大的可能是“外放”从知县做起。由于他赶上了“千载一遇”的机会，即本次散馆只有二人到各部任职，三人外放知县，因此尽管排名靠后，他还是留在翰林院，开始了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涯。自从七品的检讨做起，七年连升十二级，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成为二品大员，可谓春风得意，幸运之至。我们不妨按着曾国藩的《家书》、《日记》等提供的线索，勾勒出一幅他的“升官图”。
清代自嘉道以来，翰林最重书法，而“黑大光圆”的“殿阁体”最为人所重，考科名如果书法欠佳，文章写得再怎么好，也会被晒在一边，因此，进士参加殿试、朝考，以及翰林应考差，都要努力写“白折子”。当时科举考试的卷子，自各省乡试到礼部会试，都由主办机构依据规定格式印制，卷子上印有朱丝栏界画的红线直行，每行写多少字，抬头应该在何处，都有明确规定，但会试以后的殿试、朝考，及翰林考试差的卷子，是白纸，没有格，故称“白折子”。这种白折子，可以自由发挥，能够显示书写者的书法水平。但白折子一页写几行，以及一行写几个字，仍不能越了规矩。曾国藩点了翰林后希望得到试差，要参加一连串的考试，写字的功夫自然必须练得过硬。翰林生活本来清苦，但得试差，就多少改观，学政一任三年，通常余有一万两以上银子，足够京中生活十年的柴米之资。乡试正副主考官，一次也能得到三四千两银子。因此，曾国藩练写白折子的功夫，就显得更实际了。据庄练《清代史事与人物》（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曾国藩的白折子功夫》一文，曾国藩早年书法定型，即干柴一样挺硬的“曾体字”，因而练白折子更费工。道光二十年的一天，有人给曾国藩介绍一个跟班，曾国藩因为自己生活拮据，不肯收留，但跟班怎么也不走。当时在京中读书的老九曾国荃给老兄出主意说：打发他也容易，你只要把刚写好的白折子给他看，让他知道你是没有希望点差的，他就会走了。老弟的话可能道出了曾国藩当时白折子的功夫并非了得。
翰林院本来是一个读书养望的清闲衙门，因此在最初的一年半时间，他并无具体事情可做，仅去礼部磨勘和核对试卷两次，上朝、站班、宣讲各一次。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他由检讨派充国史馆协修官，级别没升，但总算有了具体的事情。而道光二十三年的大考翰詹，对曾国藩可谓前途攸关。
大考翰詹在清代十分重要。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翰詹得第，要不了几年，不是总督、巡抚，便是尚书、侍郎。反之，一旦大考失败，成为“穷翰林”、“黑翰林”，前途就渺茫了。故大考俗称“翰林出痘”，升黜所系，面对大考，众人无不诚惶诚恐。有诗云：金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
向来大考，一般六年一次，此次大考却距上次仅满四年，因此大出曾国藩意料之外。三月初六，曾国藩得知本月初十举行大考，他对此毫无准备，“闻之甚觉惊惶”，曾国藩不但久不作赋，而且写折子也很少，加之又闹眼病，担心自己“进场难完卷也”。
次日即到琉璃厂买来笔砚之类，下午开始写折二开半，夜里看赋。由于离考试只有三天，曾国藩不敢外出，准备后即早早睡下。
初八，他起得很早，写折六开，作论两篇，题《班超通西域论》、《与人不求备论》。但他对自己的“论”不很满意，责怪自己“平日不用功，至此皇皇如弗及，所谓临渴而掘井者也。虽十驾而追，岂有及哉”！
初九，他又看了陈秋舫、吴伟卿两人所作的应对赋，感觉气势流利，古不乖时，心赏其能，而自叹不如。
欧阳夫人致丈夫曾国藩的亲笔书信
三月初十，一百二十四人参加的大考在正大光明殿举行。这次大考的赋题是《如石投水赋》，论是《烹阿封即墨论》。监试为定郡王载诠，由于考场纪律严格，搜出怀挟卷子的赞善如山，立即交刑部治罪，“可惨也”。由于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出考场后与别人对赋，“始悔有一大错”，这在旧时代是很大一件事，因为升迁的机会都在这里。现在，似乎一切都完了。他心中充满懊悔，与妻子欧阳夫人相对而坐，却无一语。“患得患失之心，憧憧靡已”，他强迫自己振作起来，但怎么也不能，一夜不成寐。“平日所谓知命者，至是何有，真可羞已。”这是考试次日曾国藩的真实写照。
十二日这一天，曾国藩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失得之念形于颜色”。但直到夜间，仍没有得到考试结果，“中心焦急，四处打探，行坐不安，丑极。”
曾国藩平生“不信书，信运气”，这一次，幸运又与他有缘。十四日得到消息，二等第一名的骄人成绩令他自己都难以置信。他说自己“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抱愧殊极”。按照清朝的规定，二等第一名肯定会升迁。因此，络绎不绝的祝贺者让曾国藩着实有些兴奋，他屡次会客后，又兴致很高地理了发，准备第二天蒙天子召见。
道光皇帝，曾国藩并不是初次叩见，对这位生不逢时，因为守不住祖宗的江山死前留下遗嘱将自己开除爱新觉罗祖庙的皇帝，他充满钦敬之情。三月十四日，他蒙皇帝召见，以翰林院侍讲升用，成为从五品的官员，在仕途上向前迈了一大步。一条铺满金字的路实实在在地展示在他面前。
曾国藩这次的名次在他以往历次考试中是最靠前的，因为一等只有五人，二等五十五人，三等五十六人，四等七人，在一百二十三人中，他位次第六。一等第一、第二俱以编修升学士，第三以庶子升少詹，第四以中允升侍读，第五以编修升侍讲。二等第二以编修升侍读。
曾国藩“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是否别有原因？曾国藩的《日记》似乎透露出蛛丝马迹：皇帝召见，恭升侍讲后，穆彰阿当面向曾国藩索要大考诗赋。当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将此赋誊写清晰，亲自送到老师家中。穆彰阿作为曾国藩的老师，一向对他颇有关爱，在曾国藩升任侍讲后索要大考诗赋，是否在暗示曾国藩，这一切与老师有关，不得而知。
自此以后，曾国藩的早期日记中，很少看到飘遥不定的话语了。代之的是“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之类鞭策的话。
曾国藩走出了自我。一个更广阔的舞台在向他招手。他喜不自胜，二十三日在给祖父的信中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得意之形，溢于字间。
清代官员的官阶分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从之别，故称“九品十八级”。如果说曾国藩初官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那么翰林院侍讲就是从五品，三年之中连跃四级，官升得不可谓不快。
又据档案，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奉充四川乡试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大学士、四川总督宝兴接准部咨，即曾国藩升补翰林院侍讲员缺，转行知照。曾国藩在省城呈谢称其“楚省菲材，山乡下士，西清待漏，惭四术之多疏，东观校书，尤三长之有忝。本年三月初十廷试翰詹，猥以芜词，上邀藻鉴，列置优等，升授侍讲。沐殊宠之逾恒，俾迁阶以不次”。由宝兴代奏谢恩。
道光帝
道光二十五年，是曾国藩官运亨通的一年。五月，他由翰林院侍读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转补左庶子。九月，道光帝御门（御门，指清代皇帝在宫门听政。顺治时御太和门，康熙时改御乾清门。御门时凡王公大臣、大学士、内阁学士、各部院、九卿、科、道、侍卫、记注诸官皆侍班；凡奏事、题本、除授、引见皆在此举行），曾国藩再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官至从四品，等同地方知府，进入中级官员行列。在京各官出缺，往往在御门之日简放、补缺。曾国藩此次升官，是御门时特擢，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报”。是年底，曾国藩补日讲起居注官，充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再“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难怪曾国藩在禀祖父书中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这一年曾国藩只有三十七岁，“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以说是打破了湖南二百年的“升官记录”。道光二十九年正月，曾国藩升授礼部侍郎，此后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
曾国藩从1840年入仕为官，到1847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年间连跃六品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对从山坳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曾国藩来说，仕途如此顺遂，连他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的信中不无坦白地说：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官运亨通，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谓内在的原因，即曾国藩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称许，而且对政务尽职尽责。如他升授礼部侍郎的次日，蒙道光帝召见，并受到嘉勉。“公勤于供职，署中办事无虚日”，每隔八日，到圆明园当班奏事，“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员，咸服其条理精密。”此后，他多次受道光帝召见，“每有奏对，恒称上意”。
曾国藩的诗作中留下多首夜值当班的篇章，如《夜值苦寒》：
旷荡青天如可对，折旋丹地敢辞劳。
频闻交战呵金马，蓦入灯庐炙冻毫。
五更风寒，值宿者冷得发颤，寒气已将胡须染成白霜，手中的毫笔已冻成一团。即使如此，他仍像战士守卫岗哨一样，不敢稍有差池。
《腊八日夜直》写道：
翻从官宿得闲时，仙掖深深昼掩帷。
静向古人书易入，寒偏今日酒堪持。
浓鼳说献宫中佛，晴雪看分禁里墀。
日暮武英门外望，井阑冰合柳枯垂。
早在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他就接管驻京长郡会馆，后来又管理湖广会馆，他尽心尽责，提高了声望。他平时勤于学习，升任侍郎后立即投入工作，很快适应现职。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他写给父母的信中说：
现在衙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寅亦极协和。男即便终身在礼部为国家办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
曾国藩在服官京师的十余年间，一次也没有告假省亲。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曾国藩得悉祖父病故，十分痛心。父亲理解儿子的孝思，特在信中再三嘱咐曾国藩得信后不可请假回籍。并说：祖父生前爱尔特甚，以尔受国厚恩，必能尽心报效。尔今日闻讣信，能体祖父此意，即所以孝祖父。三天后，父亲还是不放心，又写信给曾国藩：九月中旬接尔七月所发家信，满纸皆思亲之词。十月初四日，尔祖大人即弃养。大抵骨肉之情，隐相感通，家门将有大故，游子在外，其心先即不安，是亦预为忧思之兆也。十年宦游，思亲本人子之常情，然尔数年之内，顿跻卿贰，受恩亦太重矣。努力图报，即为至孝，何必作归家之想。
曾国藩与他祖父的感情颇深。但他听从父亲的劝阻，仅请假两月，在京中寓所设灵位成服，以寄哀思。但十二月十一日，嘉庆帝的孝和皇后病逝，由于筹备祭典是礼部职任，曾国藩不等假满，即日赴宫中“入内供办”，但“署中他事，仍不与闻”。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曾国藩还没到销假之期，道光帝也撒手而去。其后，曾国藩参加拟定大行皇帝、大行皇太后的一应祭典。可以说，曾国藩恪尽职守的作风，是其逐年升迁的重要内在原因。
就外在原因而言，主要是受到穆彰阿的赏识提携。
穆彰阿，字子朴，号鹤舫，别号云桨仙人，满洲镶蓝旗人。他的父亲广泰于嘉庆时官内阁学士。穆彰阿于嘉庆十年（1805）中进士，嘉庆一朝并未受到重用，由翰林累官刑部侍郎等职，道光元年起升内务府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军机大臣达二十余年之久。
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之初，揣测道光帝赞成和议，遂将林则徐罢免，以琦善代之。穆彰阿也因此“为海内所丛诟”，但“终道光朝，恩眷不衰”。穆为官贪黩，后有人作诗云：“名徇权利，昔闻顺与彰”，把穆彰阿与肃顺视为招权纳贿的典型。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利用衡文大权，培植亲信，以至于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称“穆党”。
从“知名之士多被援引”来看，穆彰阿善于笼络人。曾国藩属于“寒士”，他考中进士的戊戌科，穆彰阿是钦命大总裁，因而从师生之谊讲，曾国藩是穆的门生，这是没有疑义的。在曾国藩的日记中，两人交往的记述也比较多。穆位高权尊，曾托庇于他，是顺理成章的，而曾既有才，自然受穆的赏识。前面讲过的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仕途的新起点。从此之后，几乎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极为明显的。
一些稗史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说有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见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此金为酬也。”明晨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曾国藩因此奏对称旨。道光帝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以后，曾国藩便“缚缚向用矣”。可以想见，穆彰阿在曾国藩升迁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与穆彰阿的关系较为亲近，还可以举出一个例证。曾国藩“大功”告成后，回到阔别十几年的京师，赴任直隶总督前，他专门到穆宅去看望穆彰阿的后人。昔日的车水马龙与今天的门可罗雀让曾国藩感慨不已。
但如果把曾国藩列入“穆党”似乎也不妥当。从他的日记等看，曾国藩对道光朝的政风日下、官场腐败是深恶痛绝的。他对鸦片战争清廷的措置也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在处理琦善等案件时，他不但没有丝毫顾惜情面，而且还力主从严惩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咸丰帝即位十个月后将穆彰阿罢黜，并朱笔发布《罪穆彰阿、耆英诏》，历数穆的“罪行”，包括“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曾国藩并未受到直接牵连，但咸丰一朝他几乎不被重用，又给人留下想象空间。这道朱谕最后的几句话很值得玩味：
办理此事，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诸大端者，直陈勿隐，毋得仍顾师生之谊，援引之恩。守正不阿，靖恭尔位，朕实有厚望焉。布告中外，咸知朕意。
这似乎是说，穆彰阿所谓“行私”等事，是以“师生之谊、援引之恩”而大行其道的。这是既具体但又概括的论罪，与其说是一种“罪行”，不如说是一种风气。咸丰帝不得已之苦衷恐怕还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场理念在指挥着他。咸丰帝的长篇朱谕近千言，但无法坐实穆彰阿，后者仅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惩罚。这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咸丰六年，穆彰阿去世。
曾国藩出身寒微，无论是他十二载京师为官，还是他后来“大红大紫”，可以说，他都没有与掌握实权的满族亲贵打得火热。他的仕宦生涯可以找出“倚人而起”的蛛丝马迹，但又无从考究。他的早年经历，他的志趣抱负，甚至他的风骨品格，都使他与满贵们保持相当的距离。穆彰阿倒台，曾国藩未受直接牵连；咸、同之交肃顺等八大臣或骈首西市，或革职发配，年轻的慈禧掌握满清大政后，彻查“肃党”，朝野多与肃顺有来往，而独无曾国藩的来往信函，以至于慈禧称曾国藩为“忠臣”。
援引寒士，推崇汉贤，在满族权贵中是一个久远的传统。而无论是在朝纲独揽的康乾时代，还是太阿虽未下移但已开始下移的嘉道时期，官僚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只要想升迁，就只能匍匐在手握大权者的脚下。不管这个掌权者是和珅，还是穆彰阿。封建官场的这条铁的法则尽管不能也不可以拿到桌面上来，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存在，并且制约着大大小小所有呼喊“万岁”的臣僚。
回过头来看曾国藩，不能否认他与穆彰阿之间的关系，但不能夸大这种关系，更不能据此说曾国藩的升迁后者起了决定作用。历史现象十分复杂，留给我们的只是冰山一角，而真相往往又在冰山之下，欲究其实，难矣。
与曾国藩“升官”有密切关系，还需要补充的是，他还多次主持各种大小不等的考试，为帝国选拔人才的同时，也收了不少有名的生徒。其中，道光二十三年钦命派充四川乡试正考官最为重要，当时他中进士刚五年，品级不高，年仅三十三岁。二十七年，又充武会试正总裁。二十九年，曾国藩年仅三十九岁，升授礼部右侍郎，由虚职转为有职有权的部级领导，仅属员就多达一百多人。同年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此间，他还曾充顺天武乡试较射大臣等。
官职的升迁，意味着责任的加重。在京为官的十二载，他时刻关注着国家的事情，特别是进入咸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