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理学之外的经世学问

《国朝中州名贤集》中有这样一段话：清朝自汉学盛行以来，程朱理学几乎绝续，自倭仁先生起来维护倡导，同时馆阁中如唐鉴、何桂珍、李棠阶、曾国藩，以先生为师友，相与辅翼斯道后，一时人才蔚起，正学昌明，遂成国朝中兴翊赞之功，何其盛也！

把程朱的复兴与清朝的“中兴”联系在一起是否恰当，此处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仅有程朱理学家是不能带来“中兴”的，只有完成从程朱到经世的转变，才能挽救日益沉沦的晚清大厦。这方面，曾国藩与倭仁可以做一简单的比较。

也许是曾国藩的出身与阅历，使他成不了纯正的理学家，而经世之学才是他真正关注的所在。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起，连续几个月，曾国藩认真阅读了《纲鉴易知录》。这部书是康熙时著名才子、《古文观止》的作者吴秉权编辑的通鉴体编年史书，全书提纲挈领，“胸藏史镜，而事若指掌”，又贯穿了对历史得失的论述。曾国藩打算“将古来政事、人物分类，随手抄记，实为有用”，可见他的目的是有用。但尚未有头绪。这年七月，家人将《皇朝经世文编》请人自湘乡送来后，他又开始阅读这部由著名学者魏源等人编辑的“经世致用”之书。他认为“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他与友人交谈时说：“所谓正心者，曰厚实。厚者恕也。实者，不说大话，不鹜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曾国藩不但以此自励，同时亦以此戒所属。后来，曾国藩还把《皇朝经世文编》定为士子必读之书。可以说，曾国藩治学虽强调以义理为本，但最后落脚点还是在经世致用上。他后来对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只以义理、考据、辞章立意颇不满足，认为除此之外应增加经济一项，四者阙一不可，而且前三者都要以经济为依归，可以说是他文章经世的表现。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所谓“经济”，即是经世之学。关于经世的内容，曾国藩说：“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曾国藩究心时政，以经世为法，此间他认真阅读了清代典制总汇的《大清会典》，对后来的治政大有益处。他还将古今名臣大儒的言论，分条编录，分为修身、治家、治国三门，共有三十二个纲目。他在阅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时，感到有所不足，于是“将近时奏议之切时务者，别为六卷”，包括盐课、海运、钱法、河堪等事。此是道光二十八年的事。可见，曾国藩究心时务，从理学走上了经世之路，才与倭仁等人分道扬镳。

咸丰帝朝服像

倭仁与曾国藩同历嘉道咸同四朝，可以说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道光年间，他们同在京师为官，并同从唐鉴问学，是师友相交，是理学同仁；同治时期，同居高位，一立于朝，一主于外，同为“中兴”贤辅名臣。但是，他们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一为顽固保守的象征，一为洋务运动的首领。就此而言，两人又同道不同轨。倭仁一生集“首辅、师傅、翰林掌院、户部总理”于一身，但“皆第一清要之席”。曾国藩则不然，他亲身参加了晚清前半段的所有重大“救亡”活动，而且大多担当主角，所作所为多落到实处。显然，他把性理功夫与经世学问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就“用人行政”下诏求言，倭仁与曾国藩各上《应诏陈言疏》。倭仁所谈的是“君子小人之辨”，并提出“择天下贤俊，使得陪侍法从”之类建议，咸丰帝认为“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曾国藩则就“用人一端”详加阐述，咸丰帝以为“剀切明辩，切中情事”。可见，两人在咸丰帝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同的。还有一次，那是咸丰二年（1852），咸丰皇帝召见吴廷栋时，特地向他询问曾、倭两人，吴廷栋认为曾国藩“虽进言近激而心实无他”，倭仁“守道近迂而能知大体”。吴廷栋堪称是两人的知交，一个“激”字，一个“迂”字，刻画得如此传神，这不能不加深咸丰皇帝心中的印象。

也在这一年，何桂珍以性命担保举荐重用倭仁，投以艰巨之任，咸丰皇帝未从其请。再以后，户部侍郎王茂荫奏请让倭仁会同办理团练时，咸丰皇帝才明确谕饬，称“倭仁断无干济之才，况此事非伊所长”。不久即命倭仁入值上书房。后来，曾国藩也在私下里评论倭仁有“特立之操”，然“才薄识短”。显然，在当时许多人眼中，包括皇帝在内，倭仁只是有学养道德的“君子”，而曾国藩却是个“干济之才”。

表面观之，倭仁与曾国藩都信守程朱理学，但是，从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标准来衡量，倭仁偏于“内圣”修身，曾国藩重于“外王”经世，他们正代表了晚清理学发展的两个方向：理学修身派，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理学经世派，注重建功立业。而咸丰帝劝左宗棠不要再为科举功名自困，说建功立业比文章报国更重要，显然是把“立功”放在“立德、立言”之前的。这也是王朝出现衰落之机，亟须有用的干济之才以转危为安的形势使然。好友刘蓉对曾国藩在京师发愤读书，一心想成为司马迁、班固一类人物也有批评，指出“当今之世须以事功显”。这对曾国藩后来出山有很大影响。曾国藩自己虽然有一段时间修炼理学的内圣功夫，甚至一度炼过静坐等功法，但他自己从不以理学家自居。他的学问之杂糅，他的处事之无忌等等，都说明他不是一个“纯儒”。他经常为理学的拘执所困扰，总想冲破这些，但又怕别人骂自己是“假道学”。这与倭仁形成鲜明对比。

说到底，曾国藩的经世，是更多地关注现实的一种务实精神，因此才能对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说：“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这也是他能在中西文化接触后，吸收接纳，进而举办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的思想根源，而这又是倭仁所不及的。（参考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第197、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