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得不到“炭敬”的穷翰林
在科举时代，读书、做官、发财，总是连在一起的。升官与发财总是须臾不分，升官是桥梁，发财是目的，这似乎成了仕宦为官者的人生轨迹。曾国藩进入翰苑以后，即立誓不发财。他在《家书》中告诉诸弟说：“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言行如一，京官十二年中，他从未借公务之便身染墨黑，在贪污成风的晚清社会，的确算是一位难得的廉臣。
清代的薪俸很低，甚至不足以养家 口，雍正时实行养廉银制度后，将官员的灰色收入明晰化，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低薪不廉的缺欠。但整个清代，贪风极盛，尤其是地方封疆大吏，往往聚敛成性，积财甚厚。而皇帝当这些贪官没有养肥前，一般也不动声色。一旦贪官成为巨蠹时，就抄家问斩，在所不惜。时人称为“宰肥鸭”。到了晚清，贪风日烈。曾国藩作为一个翰林，既无权又不贪，物质生活的贫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道光二十一年，是曾国藩进京的第二年，他别无生计，光景渐窘，东扯西支，总算熬到了年底，一心盼望外官例寄炭敬过个年。何为“炭敬”？当时北方天气严寒，每至冬日，家家烧炭取暖，外官照例于冬令以钱馈赠京官用为取暖之资，所以有炭敬之名，实际是官场通行的陋规，约定成俗的旧例，说白了就是变相的送礼。可能曾国藩只是翰林院的下级官吏，没有什么权力，因而当年地方官竟无炭敬馈赠，曾国藩无奈，只好借银五十两过年。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同样是东挪西借。春夏之交，借银已达二百两，到年底，累计欠债四百两。曾国藩自顾不暇，焉能顾家？不过，曾国藩最重孝道，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每年总要寄些银两给父母。虽然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称京城借债比较容易，他的师友比较多，能够左右逢源，但欠债毕竟要还钱！这使曾国藩焦急不安，出现了“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的感叹。曾国藩的早年诗作中，不乏对艰窘生活的描写。如赠梅伯言诗中曰：
隘巷萧萧劣过车，蓬门寂寂似逃虚。
为杓不愿庚桑楚，争席谁名扬子居?
喜泼绿成新引竹，仍磨丹复旧仇书。
长安挂眼无冠盖，独有文章未肯疏。
人无钱，受人欺，甚至连佣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曾国藩的《傲奴》一诗颇有意趣：
君不见萧郎老仆如家鸡，十年笞楚心不携！
君不见卓氏雄资冠西蜀，颐使千人百人伏！
今我何为独不然，胸中无学手无钱。
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昨者一语天地睽，公然对面相勃豀。
傲奴诽我未贤圣，我坐傲奴小不敬。
拂衣一去何翩翩！可怜傲骨撑青天。
噫嘻乎，傲奴！
安得好风吹汝朱门权要地，
看汝仓皇换骨生百媚！
大考升官后，曾国藩的境况稍好，但仍不富足。家里欠债要量力清还，诸弟捐监要他出钱，二男六女（其中一女夭折）要养育，历次升官要请客，还有一些人情来往，用度日繁，最后还是欠了一千两银子的债。所以，曾国藩在京师十几年就总体而言过着清苦的日子。相传曾国藩三十初度时，曾添制青缎马褂一件，非年节庆典不舍得穿一次，藏了三十年，衣新如初，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但由此可知曾国藩是如何节俭的了。
曾国藩从民间走出来，深知百姓生活的艰难。他在翰林院期间，虽然不乏吃请应酬，偶尔也在自己的寓所摆上一桌，但总体上他感到“酒食较丰”并不是好事。一天，好友刘觉香从外省来到京城，对曾国藩大谈作外官景况之苦，曾国藩触动很大，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愈知我辈舍节俭，别无可以自立。若冀幸得一外官，以弥缝罅漏，缺瘠则无以自存，缺肥则不堪问矣，可不惧哉！这就是说，做地方官如果是瘠缺，连生活都困难，何以立志、发达？如果是肥缺，就会常在河边站，难免不湿鞋。如果立志不坚卓，极易成为贪官。这件事促使他更加珍惜自己的翰院生涯。
曾国藩在京师的困窘，还有一事可以记述。曾国藩一生对其外祖父家都十分亲敬。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散馆前，去外祖父家看望舅父，并向舅父请训。当时，曾国藩的大舅已年过花甲，但仍“陶穴而居，种菜而食”。对此，曾国藩内心恻然者久之。当十舅提出要送曾国藩进京，说“外甥作外官，则阿舅来做烧火夫”时，曾国藩以“京城苦，劝舅勿来”。五年之后，曾国藩仍记得昔日情景，但自己无能为力，写信让几位弟弟援手相助，信中说：“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年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僧，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为可乎？”
曾国藩后来做了二品的侍郎，依然捉襟见肘，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够，只好把思亲之情埋藏心中。《曾国藩年谱》记载，曾国藩居京四年时，“宦况清苦，力行节俭”。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在等待中迎来了一次试差：这年六月，他被道光帝钦命充四川正考官，这使他的经济状况有了一定改善。
按照清朝的习惯，士人将翰林得差早晚分为“红翰林”与“黑翰林”。因为一充试差，即意味着有颇为可观的一笔进项。曾国藩得试差较早，可称为“红翰林”。七月初，曾国藩偕副考官赵楫一同驰驿出京。经过明成祖与李景隆交战处白沟河时，有感而发，得诗两句：长兴老将废不用，赵括小儿轻用兵。上句指耿炳文，下句指李景隆。白沟河一战使燕王终于南下，建文帝的江山也在战败后被燕王朱棣夺得，史称靖难之役。由于此行正值酷暑，加之连降暴雨，因此曾国藩路途染病。到达西安时，陕西巡抚李星沅将他接到衙署，为他请医治病，数日后病愈入蜀，天气转晴。曾国藩的心情也随之一喜，赋诗曰：
万里关山睡梦中，今朝始洗眼朦胧。
云头齐拥剑门上，峰势欲随江水东。
楚客初来询物俗，蜀人从古足英雄。
卧龙跃马今安在，极目天边意未穷。
此次试差是曾国藩行程最远的一次。一路上，尽管他身体不佳，但仍踏访古迹，诗兴时发，至今仍留存了不少诗作。
十月十一日，曾国藩考试完毕回行到陕西境，此时残秋已逝，宝鸡山已有白雪堆积，但博大的渭水依然奔流不息。这一天曾国藩迎来了他的三十三岁生日。面对中华文明的摇篮，曾国藩情不自已，赋七律二首，其一是：
三十余龄似转车，吾生泛泛信天涯。
白云望远千山隔，黄叶催人两鬓华。
去日行藏同踏雪，迂儒事业类团沙。
名山坛席都无分，欲傍青门学种瓜。
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夜月如画，独立台上，看南山积雪与渭水寒流、雪月沙水，并皆皓白，真清绝也。琼楼玉宇，何以过此？恨不得李太白、苏长公来此一吐奇句耳！孤负，孤负！
十一月二十日，曾国藩历时半年有余，回到了京师。这次试差他得到的例行规礼，大约有三千两左右。第二年春天，他将这笔钱偿还欠债，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试差缓解了曾国藩拮据的境况，但总体而言，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曾国藩不贪货财，但对公务可谓尽心尽职，“不苟不懈”，同僚皆甚佩服。这种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精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在京之日声誉日隆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