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改易品性的艰难历程
书生变蛟龙的理想，以及“志大人之学”的目标，使曾国藩的眼界更加开阔。他在与唐鉴、倭仁等理学家“肆力于宋学”期间，切肤感到：一切目标都必须靠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来实现。他开始重塑自己。早在改名字为“国藩”时，即做五句箴言以自砺，包括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可以称为曾国藩实现抱负的“内王”路径。他首先立志，要荷道以躬；要言行一致，以己身担道德。在人生过程中，不论遭遇任何艰难险阻，只要一息尚存，就勇往无前。途径是矢志有恒，铢积寸累。在向唐鉴和倭仁求教后，又自立课程十二条，督促自己：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时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沉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日课十二条”，可以说是曾国藩重塑自己的具体作法。然而，无论是立德、立言，还是立功，“不朽”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让我们透过曾国藩改易品性的“内敛”历程，走近他的内心世界。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因为只是翰林院检讨的小官，没有担当重责，因此人倒放松。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按往常的惯例，散馆只有第一等的少数人才留在翰林院，其余的或到中央部院任职，或到地方从七品知县干起。这一年的一等十七名，二等二十六名，三等三名。曾国藩在三个等级共四十六人中排名第三十六，是很靠后的。但这一年只有二人到部院任职，三人到地方任知县，其余都留在翰林院，所以他的《日记》中说：“可谓千载一遇”，还说“翰林衙门现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谓极盛”。曾国藩的运气实在太好，否则按照惯例，无论如何也没有他的份。
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远不如地方多，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很难干出成绩。清朝有名的清官于成龙在边远的广西罗城为县令，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破庙里理事。加之水土不服，随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于成龙很快便成了孤家寡人。于成龙真正出名也不是在广西，而是他后来做了直隶总督。与曾国藩前后中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发誓宁愿出外当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走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知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又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标准，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在何宅听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但决心一下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已成为他的一大病根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征逐之习。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毛病。他的早期《日记》里经常检点“房闼不敬”，并把它作为“三大戒”之一。本来一个青年才子，志得意满，起居生活不注意小节，也是人之常情。但除家庭生活外，曾国藩颇有“喜色”之意，对于一个有志成为理学家的他而言，就属非分之想了。
《日记》中记载这样几件事：
曾国藩与一帮文人朋友谈诗论赋之余，不免也常谈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所谓浑话。这对本不紧张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种调剂。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同年朋友陈源衮新纳一小妾，年方十几，人称貌若桃花。曾国藩得知后，艳慕不已，借故到其家，先聊点学问，随后称赞这位朋友艳福不浅。这还不算，曾国藩还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之见”，无奈，朋友只好将新过门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国藩竟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当天的《日记》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狎，是过分亲近而态度轻佻之意，亵，是轻慢、淫秽的意思。从曾国藩所记“大不敬”而言，似乎有出格的举动。
数日后，曾国藩听说在菜市口斩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曾国藩欣然乐从。连杀人这样的事都去看，曾国藩觉得自己成不了理学家，“仁心丧尽”，走在路上很后悔，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归”。责备自己“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斩杀武臣，但回去后又怎么也静不下来。他又无聊地到了雨三的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谈谈“浑”。《日记》说“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处出来，已是很晚，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三更而归。《日记》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嬉游、狎亵往往是出入歌馆妓院的用语，曾国藩的日记中有几次这样的记载，是否说他也不能免俗?从他的父亲给他写信，嘱咐他要“节欲、节劳、节饮食”来看，早年的曾国藩是否也有这方面的不检点之处?曾国藩的妻子当时同住京城，此外他没有姬妾，尽管他的《日记》中屡有“房闼不敬”、“晏起”之类的话，即是说他的生活无节制，但如果属于夫妻正常生活，何必烦老父千里之遥，殷殷致嘱呢?而且，“节欲、节劳、节饮食”正好说明曾国藩经常四出征逐、酒欢宴席已成一大习惯。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夫人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曾国藩大开眼界，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目屡邪视，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当他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呻吟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简直无法接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就感到格格不入，而用宴请吃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乐意。
汤鹏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书，颇得曾国藩好评。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前往汤鹏家赴喜筵，席间见汤的两个姬人，曾国藩故伎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曾国藩早期《日记》的类似记载不限于以上几例。这说明血气方刚，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个正常人，他对女性充满了爱，尽管这种爱是在性意识支配下的形而下之爱，但至少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曾国藩的情感世界。他后来能够成大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曾国藩还按理学家的要求，对自己言多尖刻等弱点进行改造。
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而且还有议论人短的毛病。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但就是难以改过。朋友间切磋学问时，曾国藩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争强好胜，对于年轻人总是一般常情，但曾国藩自己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一次，窦兰泉来切磋学问，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甚厉，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席散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一段《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当天他的《日记》中说：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曾国藩手迹
曾国藩的多言和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欧阳晓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晓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对此，好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陈源衮敢于揭破。一天，岱云到曾家来，彼此谈了很久，曾国藩又口若悬河，讲了很多自己做不到而要求别人做到的话。岱云见曾国藩依然故我，只好将话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言语碰撞，曾国藩的父亲看在眼里。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但还是没有效果。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曾国藩一时感到难于处人，只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吴竹如却不这样看，他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于尽没尽人力所决定：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此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他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这一阶段他还戒了烟。
吸烟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吸烟对人的精神有影响，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应酬过多，精神就难以集中，做起事来也会出差错。而吸烟对此有很大影响。他说：精神要常令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
意识到危害后，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起他发誓戒烟。但最初戒烟的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找朋友下棋、聊天。日记中写道：“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又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曾国藩把初次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形象地说明了他对吸烟的嗜爱及戒烟的痛苦。十月二十九日，他送走客人后，又是掌灯时分，由于不能静坐，只好出门，他解释说：“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进入十一月中旬，曾国藩戒烟已有一个月，并基本成功。但他仍要求自己“一日三省，慎之慎之”。梁启超曾以此评价曾国藩意志之坚卓，实不知曾国藩当年为此如婴儿失乳般痛苦难熬。
曾国藩所书养生百字铭
“三戒”之外，还有一戒，但曾国藩没有戒成，这就是戒围棋。中国古代士人有一种雅性，即琴、棋、书、画要无所不通。由于政治的高压、专制的严酷，知识分子需要解脱，缓解日甚一日的精神压力。用现代心理学讲，即是移引法。东晋的谢安面对前秦数十万大军的进攻，临危不惧，弈棋如故，被传为千古佳话。当然实际的情况远非如此，淝水之战胜利后，谢安忙向朝廷报喜，连鞋跟掉了都不知道。
曾国藩早年即有弈棋之好，同年好友聚在一起，往往先要弈棋几局，随后饮酒畅谈。但下棋须精神贯注，很耗心血，往往几局结束，身体不能自如。曾国藩意识到此，决心把弈棋也戒了，但几次戒也戒不成。有时观看别人下棋，大声攘臂，几欲自代，颇有点侯宝林大师相声中所说的味道。
在翰林院任职的几年，曾国藩工作之余也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不时去庆和园、天和馆听戏，去琉璃厂逛街、购书买纸，正业之余也读点《绿野仙踪》、《龙威秘书》之类的“野书”。不过，下棋的嗜好，还是令曾国藩伤透了脑筋。照他自己的话说，即“溺情于弈”。曾国藩下棋始于何时，无从得知，但自入翰苑，经常为棋所困，京中同僚友人如刘谷仁、何子敬、何子贞、黄鹤汀、汤海秋、毛寄云、朱廉甫、徐石泉、郭雨三、邓云陔等，都是他的棋友，隔不了几天，总要对弈几局。
曾国藩师从唐鉴等人，致力于程朱理学后，每日求过改过、克己窒欲。烟也戒了，喜色也改掉了，弈棋当然也是要戒的。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又围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为人？”暗下决心，戒棋！但戒棋何其难也。欲戒不能，下完棋，免不了痛责自己几句。
至于后来，无论在军旅，还是在总督任内，围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越下越凶，每日非一二局不可，直到去世。曾国藩作为一个有毅力的人，一向做事有恒，唯独围棋立了多少恶誓却是戒不掉，走不出围城，连曾国藩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于此。实际上，是围棋能缓解极度紧张的精神状态，是一种良好的转移法。
曾国藩后来说，人的品性是可以改变的。既如水，导之向下，则无孔而不入；又如禾苗，加之阳光雨露，就会健康成长。曾国藩并非停留在表面的立誓上，而是下了大功夫去躬行实践的。这一番改易品性的历程为他日后良好的工作与生活习惯的养成，功劳当属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