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砥砺人生的师友
曾国藩二十四岁以前，足迹从未踏出湖南，到过的地方只有长沙、衡阳等地。他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做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在湖南家乡的同辈中，除郭嵩焘、刘蓉等人外，也没有结识更多对他以后人生道路有重要影响的人。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惟汪觉庵师及欧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然衡阳风俗，只有冬学要紧，自五月以后，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曾国藩认为自己的成长史中，在家乡并无太多益处，从家乡的友朋中获取的益处似乎不多。他说自己少时天分不算低，后来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道光十五年，1835）到京后，才开始有志于学习作诗、古文和书法。
曾国藩的这番话，以及写给弟弟的信，自然是他站在京师翰林的高度，学有初成后所说的。由于整日与名儒硕学在一起，他当然感到昔日的时光多是在无益中度过，因而也就有了“今是而昨非”的意味。不过，话说过来，如果曾国藩仍然隅于湖南，没有“出湖”，后来的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交往是获取信息，相互扶助的重要手段。曾国藩到了京城，结交了一批新的师友，开阔了眼界，也认识到取得功名仅是人生之一端，而人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可以做。尤其是晚清时代已不同以往，大清江山更青睐那些对国家有用的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六弟今年考中当然好，万一考不中，就应该把以前的东西彻底放弃，一心一意地学习前辈们的文章。年纪已过了二十，不算小了。如果还似摸墙走路一般，为考试卜题忙碌，等到将来时间付出了，而学业仍不是精通，一定会悔恨失策的，不能不早做打算啊。自己以前确实也没看到这一点，幸亏早早得到了功名，而没受到损害。假如到现在还未考中，那么几十年都为了考取功名奔忙，仍然一无所得，怎能不羞愧呢？这里误了多少人的一生啊！国华是世家子弟，具备天资又聪明过人，即使考不中，也不会到挨饿的地步，又何必为科举耽误了一生呢！
曾国藩对昨日的“不满”，甚至劝弟弟放弃科举一途，这是他眼界提高后的反映。这是人生一次可贵的升华。他从良师益友那里，看到了个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位置。因此，要做“圣贤英雄”，要“志大人之学”，才能走出狭小的个人天地，走向广阔的天空。
他在写给家里诸弟的书信中，颇感欣慰地介绍所结交的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艮峰（仁）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
他还颇为自得地接着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别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曾国藩家书中所提到的这十几个人，属于他在京师结交的名流学者，是他的主要交际圈。由于他出身翰林，必须有“国学”的基本功，因此初入京师，自然也和这些人打交道。这些人中，有的成为他生平好友，有的成为他日后事业发展的引路人，还有的对于他文学，主要是古文诗词等有很多帮助。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曾国藩讨教今文经学的主要人物。他少年时就有著作传世，后任职军机章京。他才思敏捷，下笔成章，当时的许多大型活动，尤其是皇帝颁发的诏谕，多由他草拟。在繁忙的军机之余，他与文章大家唐鉴、梅柏言等人“以文章道义相往来”。由于曾国藩师事唐鉴，因而对邵懿辰也格外敬重。
对曾国藩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刘传莹和何绍基。刘传莹是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道光二十六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阅读了古文字学大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便向刘传莹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
何绍基
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湖南道州人。他精通书法，擅长吟咏。对文字学、经史也颇有研究。曾国藩与他交往中，感到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此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曾国藩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
吴廷栋，号竹如，安徽霍山人，“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曾国藩与他的交往颇多，时间也颇长。
到了京师后，天地无比开阔，曾国藩感受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压力。于是对有用的人“强与之附”，即采取主动办法与之接近，对无补于学、无益于仕途等人“渐次疏远”。而与他相交契合的是吴廷栋。他给家人的信中说：
吴竹如最近来得比较多，一来就坐下作终日的倾谈，所讲的都是一些修身治国的大道理。听他说有个叫窦兰泉的，见识十分精当平实。窦兰泉也熟知我，只是彼此之间至今未曾见面交往。竹如一定要我搬进城去居住，因为城里的唐鉴先生可以当我们的老师，再加之倭仁先生、窦兰泉也可以作为朋友，经常来往。师与友从两边夹持着我，我想，自己即使是懦夫也会变得坚强起来。予思朱子曾经认为学习之事，就好像炖肉一样，首先必须用猛火来煮，然后再用小火来慢慢煨。我反省自己，生平的工夫全都没有用猛火煮过，虽然也有一点小小的见识，但那都只是靠自己的领悟能力得来的。我偶然也用过一点功，但不过是略有所得。这就好比没有煮开过的汤，突然用小火慢熬，那结果是越煮越不熟。因此，我急于要搬进城去，希望自己能屏除一切，从事修身养性的克己之学。倭、唐两先生也劝我赶快搬。然而城外的朋友，我也有些希望经常见面的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人。
翰林学问，文章经世，曾国藩感到无比的振奋。他为有那么多“指针”，有如此多值得自己学习的人而兴奋不已，以至于城内城外“分身乏术”。曾国藩语言诙谐，尤其擅长比喻。他觉得与邵蕙西的交往如“与公瑾交，若饮醇醪”，俩人一见面便长谈不愿分手。对子序的为人，曾国藩当时还不能作出结论，但对他的见识远大精辟十分佩服。后者常常告诫曾国藩说，用功好比掘井一样，与其掘了好几口井而没有一口掘到地下的泉水，倒不如老是守着一口井掘，一定要掘到泉水为止。曾国藩认为这句话正道出了自己不精专的毛病。
他在信中不无自豪地告诉家人：自己来到京城后，才开始有志学习写诗写古文并习字之法，但最初也没有良友，近年来得到一二位良友，才知道有所谓治学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才知道范仲淹、韩琦等贤臣可以通过学习做到，司马迁、韩愈的文章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程颐、朱熹也可以通过学习达到。
这些人物，在以前的曾国藩看来，是高山仰止，是可望而不可及、不能及。然而在京师二年后，他通过朋友们的开导，认识到“圣贤豪杰皆可为也”，他要为自己立一个标杆，引领自己向着目标前行。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后，曾国藩重返南京时，还专程看望昔日交往甚密而当时仅存的朋友吴廷栋。那是六月的一天，曾国藩亲自带酒到吴廷栋家做客。吴廷栋那时已八十岁了，在南京租屋而居已经五年，他的宅子所处偏僻，腿上又有病不能行走，所以每天坐在那里校勘书籍，孜孜不倦。曾国藩每日必拜访一两次，谈论时事，品评政治。
在曾国藩交往的诸多师友中，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最大的当数唐鉴和倭仁两人。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久官京外，历任按察使、布政使，曾主讲金陵书院，后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对程朱非常有研究，当时汉学风行一时，“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只有唐鉴“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道光二十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皆从其问学。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开始叩开学问大门，即是从唐鉴那里学习程朱。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国藩在琉璃厂买了一部《朱子全集》，回寓所后开始阅读。三天后，他向唐鉴请教。唐鉴教曾国藩敦品治学，当以《朱子全集》为依据，此书不仅要熟读熟记，而且要照着书中所说，去身体力行。他还告诉曾国藩，学问有三途：义理、考据、辞章，其中以义理最是首要。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而义理工夫最切要处，乃在于“不自欺”。时贤在这方面用功最笃实的，首推河南人倭仁，他每天从早到晚，饮食言行，都有札记；凡自己思想行为有不符合义理的，全都记载下来，以期自我纠正。
曾国藩大受启发之余，提出古人所谓“经济之学”，“宜何如审端致力”这样的问题。唐鉴告诉他，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的一席话，对曾国藩而言，确实胜读十年书。原来三十年光阴，竟不知学问门径。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他立即写信把他的重大收获告诉家人、朋友。在给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说，自己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曾国藩自此一段时间跟从唐鉴致力于宋儒之学，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很大。他后来走向军旅，与清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可以说是屡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如果没有坚忍强毅的意志品格，恐怕他不会坚持到最后，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的陶冶。甚至于晚场善收，能够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处理好与清廷的关系，也与他理学的“内敛”功夫有很大关系。
倭仁是驻防河南开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考中进士进入京师后，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为宾主，皆在时晴馆”。这种“会课”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是写“日录”，即每天写下心得体会，以改过迁善为目的，属于心性修养。第二步是互相批阅“日录”，有批评，有鼓励，也有建议。第三步是当面指陈得失。由于原来参加“会课”的人或者外出做官，或者坚持不下来，而倭仁自始至终，“精进严密”，因此备受瞩目。
倭仁笃守程朱理学，对道咸同三朝士林影响颇大，而这种影响首先是通过他的日记流传的。倭仁的日记主要是记载自己修养的心得体会，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说，他见过吴廷栋、涂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记手抄本，他自己又“皆录而藏之”。郭嵩焘也见过陈作梅和方鲁生两个人的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认为倭仁的日记“多体味有得之言”。倭仁还编辑《为学大指》一书，辑录程朱理学家的语录。全书共六条：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目的是“正世之惑于歧趋，及汩没功利而不知止者”。
曾国藩与倭仁的交往，属于师友之间，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并要他“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
曾国藩在广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老朋友，尤其是他的湘籍朋友。这不但扩大了他在家乡的影响，而且对他日后出山也是一种人才的储备。除刘蓉、郭嵩焘少年两知己外，这里主要介绍他与江忠源、罗泽南、欧阳兆熊、陈源衮等人的交往。
曾国藩与江忠源的相识被后来的记载说得神乎其神，曾国藩“知人善相”的传说大概也是从此开始演绎的。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举人，历任浙江丽水知县等职，他留心时势发展，尤以气节相尚。一次，他与同乡刘长佑造访曾国藩，初次见面，曾国藩对两人称赞有加，说“江公与刘公皆有戡乱之才”。当时清朝虽然危机四伏，但全国并没有战事。因此曾国藩的话把俩人说得不知底里。由于三人同属湘籍，曾只比江年长一岁，因此江忠源在理学家面前也毫无拘束，放言高论一番而去。曾国藩目送远去的江忠源，心中更为叹服，说“平生未见如此人”，随后又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人们听到曾国藩的话十分惊疑，但后来的事实却得到验证。史书中记载：曾国藩为人，沉着有威严，美髯，三角眼睛带棱。每当接见客人时，注视很长时间不说话，见他的人都很害怕，客人退出后，曾国藩回忆这个人的优缺点，从未有差错。曾国藩的眼力确实不错。刘蓉也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江忠源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认为曾有胆有识，遂引为益友。曾国藩则称赞江忠源“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生于嘉庆十二年十二月，比曾国藩长五岁。罗泽南是个苦命人，幼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母亲夜晚用燃烧的糠米或松香的光纺纱，他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先后肄业于湘乡涟滨书院、双峰书院及省城城南书院。穷苦使罗泽南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负。每当看到大父拿着旧衣换米的时候，强烈的内疚感就折磨着他。十九岁那年，他走出了家乡，开始以教授学生混口饭吃。可是，没有多久，母亲和大父都离开了人世。但更不幸的还在后面。道光十五年夏秋之交，湘乡干旱欲火，瘟疫大作，二十岁的罗泽南参加长沙省试后，徒步回里，夜半叩门，闻听哭声大作，方知三个儿子都被灾难夺去了生命。妻子的双眼因为失去爱子也永远失去了光明。然而，穷困潦倒的罗泽南在家庭连遭不幸的时候，仍借馆四方，与弟子生徒推讲理学。在《罗山遗书》所附的《年谱》中，几乎每月都有借馆授徒的记载。以后与太平天国作战中，死亡的书生及将帅而有“勋业”者，大多是他的弟子。
道光十八年，二十三岁的罗泽南与同乡学者刘蓉相识。刘蓉博通经史，为文有奇气。两人在一起研读《大学》明新之道，见解相同。罗泽南孤寂的心灵似乎找到了知己，两人遂订莫逆之交，书札往来，讲求先贤经世之学。次年，泽南第七次参加郡试。考题是“举枉错诸直”。罗泽南将古今奸贤进退之道与朝代兴衰连结一起，包容经史，议论横生。知府大人阅卷时一叹三咏，亲拔为第一，遂入县学生。罗泽南得报后潸然泪下，说：“我大父及母亲勤苦资读，期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看到孩子取得功名。而直到今天才能告慰他们，岂不悲哉！”道光二十四年，罗泽南在城南书院授课，曾国藩见两个弟弟国华与国荃都在其门下受业，非常高兴，他在《致诸弟》信中说：“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兄处附课甚好。……罗罗山兄甚为刘霞仙、欧阳晓岑所推服，有杨生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曾国藩还称他为家乡的颜渊，说：“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由此可见，罗泽南深得曾国藩等人的钦佩。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年，曾国藩病倒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同寓中的欧阳兆熊颇通医道，在他和同样精于医术的吴廷栋的精心护理下，大病三个月的曾国藩才没有死去。从此，他与欧阳兆熊成为好朋友。
在曾国藩的同年进士中，有一位同属湖南的陈源衮，与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早在1838年会试京城、中进士之后，曾国藩就与陈源衮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840至1845年初，两人几乎每天都有往来。两人之间的谈话无所不包，而学问、人生正是他们经常谈论的核心。
两人坦诚相见，相互规谏的事例尤多。曾国藩在1842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岱云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曾国藩从内心深处感到这位同年好友指出他的三大缺点“皆药石也”，以致发出“直哉，岱云克敦友谊”的感叹。曾国藩对陈源衮也是真心相待。1843年夏，陈源衮大病一场，几不能起，曾国藩几乎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7月10这一天的日记记载：“早，至岱云处看病，巳初归。方欲出门，又闻岱云下血甚多，心惶急失措，立遣人寻竹如，别请魏西亭诊脉，乃反闻骇愕之言，幸竹如来，片言镇定，心为稍安。留竹如在城外住，恐岱云有变症也。予二更归。”次日又记：“早，至岱云处。是日全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症险，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为之操办一切丧事。后来又为陈氏撰写墓志铭、为其母撰写生日宴集宾僚诗序等充满感情的文字。对陈源衮的不足之处也直言批评，说他“见人随时须养气，好留为他日相见地也”。
情同手足的关系，使得曾国藩感到他早年在京城的生活充实而又愉快。当陈源衮于1845年奉旨赴任吉安太守时，曾国藩的生活好像缺少点什么。惆怅之余，他撰写了一篇《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序》，勉励他“丈夫要努力，无为苦惆怅”。当他接到陈从江西寄来的书信后，欣喜之情无法言表，深深恋念他们同在京城友好相处的日子：“计与阁下相处八年，忧戚爱憎，无一不相告问，每有称意之言，与不可于心之事，辄先走白阁下。今遽乖分，如何可任。”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因为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友道”，而要打上很多互相借助、互为利用的印迹。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我之际很难处理。
道光二十一年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渡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四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先走完内城，随后走东城、西城。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这些老师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早早走出去，拜见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初二，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是独立的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他拜访的同乡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还包括湖北籍人。
与曾国藩关系颇近的还是“同年”，即同学，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甲午年是道光十四年，这一年曾国藩高中举人。戊戌是道光十八年，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赴江西巡抚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为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二百六十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是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