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马西娅•帕考德
现在，其中一个就坐在我身后。她戴着一顶旧帽子，帽子上有塑料水果。她的眼睛像果蝇一样在脸上来回穿梭。
坐在她旁边的那个男人正在装死。
这位疯狂的老太太一口气连续不断地和他说话，声音从她的嘴里传出，就像周六晚上愤怒的保龄球馆，数百万只球瓶磕在她的牙齿上，掉下来。
坐在她旁边的那个男人是一个很瘦小的中国老头，他穿着一身青少年该穿的衣服。他的外套、裤子、鞋子和帽子属于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见过很多穿青少年服装的中国老人。他们去商店买衣服的场景一定很奇怪。
那个中国男人在窗户边蜷缩着，你甚至不能分辨他是否有呼吸。她不在乎他是死是活。
之前他还活着，然后她坐到他身边，开始告诉他，自己的孩子都没有用，丈夫是个酒鬼，他不去修理车顶上的漏洞，因为他总是喝醉酒，真是狗娘养的。她太累了，什么都干不动了，因为她一直在小餐馆工作：“我肯定是世界上最老的女服务员。”她的脚再也受不了了，她的儿子在监狱里，她的女儿和一个酒鬼卡车司机住在一起，他们生了在房子里跑来跑去的三个小杂种，她希望自己有一台电视，因为她受不了继续听收音机了。
十年前她就不听收音机了，因为她在收音机上找不到任何节目。现在电台里只有音乐和新闻，我不喜欢听音乐，我听不懂新闻。她也不在乎这个该死的中国人是死是活。
二十三年前，她在萨克拉门托吃过些中国菜，随后腹泻了五天，她只能看见一只正对着她嘴的耳朵。
那只耳朵看起来像只小小的黄色死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