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不太为人所知，法医学有时也会和“生者”打交道。对儿童进行“虐待诊断”就是代表之一。
受到虐待的儿童会在儿童救助保护中心里被儿童福利督导员保护。送到医院以后，我们会确认他们身体上的伤痕以及骨折情况。什么时候受的伤、是否出血等，我们替这些还不会说话的小孩或沉默寡言的青春期儿童发声，诉说他们身心承受的痛苦。
其实我负责诊断的受虐儿童人数不多。尽管如此，我碰到过皮肤各处有烟头烫伤痕迹的孩子，还有背部被刀多处砍伤的孩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材瘦小，大概是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所致。
我再次感到，不管是面对死者还是生者，我们的工作就是和“生命”面对面。
现代社会，对于和自身没有直接关系的生命，我们习惯于保持距离。过去的日本，邻居之间关系密切，邻居的去世和自己切身相关，整个地区都为亡者吊唁也不足为奇。那时的人们和他人的“生”与“死”更为贴近。
近来，大多数日本人在医院迎来终老。在这里可以接受先进的医疗措施治疗，但另一方面，也隔断了与世间的联系。因此，我们能切身感受到他人生老病死的机会非常有限。
也许这样说不太合适，但是人在面临死亡时，某种意义上是“污秽”的。卧床不起就无法洗澡，会有痰，也会大小便失禁。“走向死亡”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于如此“不愿面对的现实”，现代人会不自觉地保持过度的距离。某种洁癖引发了一种现象：对社会无用之人，或接触后会有损自身利益的人，会被大家排斥。现今所产生的不正是这样的状况吗？于是，弱势群体在社会中更加孤立，越发感到无助。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得以从“死”看世间。对我来说，“生”不是理所应当的。倒不如说，每日所面对的解剖台上的众人才是我的日常。
除了自杀，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死法。谁都不想被风吹来的伞尖戳中头部而死。但谁也无法凭一己之力避免死亡。
再怎么认真本分生活的人，都有可能患癌，也有可能被陌生男子刺死。从“无法选择”这个角度来讲，死亡也许确实是对众人平等的。
我的生死观很简单。至少，我不想去寺庙祈求无病无灾，也不想写遗书，我想在对死亡还没有强烈意识之前终结生命。换句话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只想尽情活着。并不是对“生”有多少执念，我只是觉得努力活在当下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