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日本呼吸器官学会在肺炎治疗中，开始尝试征求病人本人或家属的意见。一旦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唾液就会残留在气管中，导致肺炎反复发作，病人本人也非常痛苦。如果通过治疗难以恢复的话，医生会按照当事人的意愿，决定是否佩戴呼吸机维持生命。
医生容易把“患者的死”等同于“自己的失败”，所以总是想尝试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法。但是最近开始出现争论：这样做征求患者本人的意愿了吗？真的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我以前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过基督教医院的医生对待临终患者的态度。那家医院遵循基督教义，守护患者，为其祷告，和患者安然共度最后时光。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我觉得面对无法抗争的“死”，本来就应该这样，不是吗？
不过，一个人的“死”不仅仅是本人的事情，也和家人有关。
我一般很少直接和死者家属接触。尤其司法解剖会涉及调查相关的信息，所以很难和家属见面。但是，许可解剖后仍然不知死因时，我们法医解剖医有时会直接向家属说明情况。
警方告知家属“为了查明死因请允许进行遗体解剖”，以此获得了他们的许可，但是解剖后，验尸报告上却只能填上“死因不明”，家属当然难以接受。就算死因难以断定，通过解剖也能确定一些信息。比如，头部没有出血、不是异物堵住喉咙而导致的窒息死亡等，有时就算是告知这些能排除的可能性，也会成为家属的救赎。
特别是婴儿或小孩死亡时，有的父母会感到自责，害怕是因为自己不够小心。其实很多情况是父母守护在身边也无法避免的。有很多父母会询问，是不是当时做一些紧急处理就好了？是不是及时赶到医院就能得救？死的时候痛苦吗？……这时候告诉他们：“不是你们的错。你们的孩子是突然死亡的，所以死时应该并不痛苦。”“气管内没有牛奶。不是喂奶方式而导致的窒息死。”这样多少能减轻他们心中的重荷吧。
我解剖过一具8个月大小的婴儿的遗体。说实话，解剖后并没有查清楚死因。
解剖完成后，我直接和死者母亲说明了情况。由于未能查明死因，她只是一边哭一边重复着“为什么”。有时便是这样无奈，通过解剖也无法知道真相。我理解她的心情，所以对她说：“如果之后有什么疑问的话请联系我。”并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她。
从那以后大约过去了3年，但她只要在报纸新闻上看到类似的婴儿死亡案例，就会给我写信询问：“我的孩子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死因？”孩子死因不明，永远是她心中无法逾越的坎。
有“死”才有“生”。
从今往后在解剖台前面对遗体时，我依然会继续思考生与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