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成绩出来了，不太理想。眼看着朋友们纷纷考上了大学，黄思源有些失落。他每天去河边钓鱼解闷，到了晚上才回家。他家在乐山五通桥区的金粟镇。家门口是213国道。国道边流淌着岷江江水。长大后，他顺着岷江，往北来到了10公里外的五通桥中学上学。他的世界中有太多无所谓的事情，学习只是其中之一。2007年夏天，这名落榜的小镇青年无所事事地晃荡到了冬天。他顺着岷江再往北，在乐山-菲尼克斯半导体工厂找了份工作，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按照值班表上的固定时间，他穿着静电服坐在工位上，把流水线上的芯片装进机器，反复检查，再传到下一条流水线。他的工资是固定的，他的生活是固定的，他的人生似乎也是固定的，就像是家乡、学校与工厂边上的岷江河流，日复一日而又一成不变。
要说他生活中的一点变数，便是从工厂出来，步行10分钟到市图书馆看书。他在书中窥见到了更辽阔的世界。他徜徉在《在路上》与《达摩流浪者》中的世界，跟着“垮掉的一代”经历了一段段公路旅行的时光。他在切·格瓦拉的传记中，游历了魔幻的拉美与壮美的安第斯山脉。他在瓦尔登湖边思考人生，在阿拉斯加的荒野中追寻生命的意义。这些流浪者的浪漫主义气质透过书本，传递到了小镇青年的精神世界中，不断积累、沉淀、发酵。直到有一天，“就觉得不行了，必须要付诸行动”。
黄思源买了一串酷似美国大兵的狗牌项链，再学着《荒野生存》书中主人公自封“超级背包客”的样子，在牌子上刻了“流浪大王”的字样。他从社保账户里取出2000元，在网上买了背包、帐篷、睡袋等装备，准备开启一段旅程。在装备寄来之前，他临时在一家软装公司找了份跑销售的工作，想再赚点路费。一个月后，黄思源没有赚到一分钱，却在这里赚到了一起出发的朋友。两个人一同离职，一起出发。他们计划沿着家门口的岷江与国道，一路向北，一直走到这条路的尽头兰州。
这与其说是旅行，更像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流浪。两个人在路上时聚时散，用QQ留言约定碰头地点。很快他就变成了一个人。在路上的日子很清苦。吃的是清水煮挂面，烧点水、放点盐就能填饱肚子。晚上他睡在帐篷里。偶尔也能享受到豪华单人间 --蹭ATM机房。到了晚上还会有客房服务--“有的机房你不可能在里面一直睡觉，在里面待久了之后会报警，就有警察或保安来撵你。”钱花完了，这名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蓬头垢面、眼睛亮亮的少年，就在沿途的村里找份临时工，摘杞搬砖。他不求工钱，但求包吃包住。幸运的话，得到老板赏识会给个200块钱，再继续上路。他随身带着一本地图册，沿着公路走过一处又一处小村镇。与之前单调乏味的生活相比，他反而更沉浸在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中。
一年后，黄思源和伙伴流浪到了内蒙古的五原县，两个人突发奇想，决定顺着黄河漂流。就像《荒野生存》的主人公在阿拉斯加荒野中意外发现了房车的残骸，他们也在黄河边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大号船胎，再把它改装成漂流艇，用铁铲和木板做成船桨。他们来到附近的巴彦淖尔市，在乌拉特前旗的河边把船胎放进水中。他们几乎是随波逐流，沿着黄河漂了300多公里。一个月后，他们来到了内蒙古、山西交界处的晋陕大峡谷。在湍急的水流中，这艘自制漂流艇翻船了。他们狼狈地爬上岸。
黄思源从水路切换成陆路，沿着黄河往东走，一直走到黄河的入海口。这名来自内陆城市的少年特别想看看大海。当他站在江苏连云港的大炮台上，眺望一望无际的大海时，他非常失望。这里没有幻想中的阳光和沙滩，只有浑浊而沉闷的海水。如果能出海看看真正的大海就好了。他在码头上四处打听，想方设法作为海员出海，可当地人告诉他当海员是要考证的。
终于有一天，他在一家面馆吃面时，碰巧从老板那里打听到，有艘渔船马上要出海，船上急缺人手。老板载着他直奔码头。在渔船离开港口前的最后一刻，黄思源成了这艘船的船员。
海上这一个月如同噩梦。他在船上不分昼夜地拉网、拣鱼下网，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船上有个喇叭，表示你要起床干活了。现在想起这个声音就很痛苦。”他说。船员的成分鱼龙混杂，还有人在上面吸毒，就像是随时要上演太平洋大逃杀的鲁荣渔2682号”。渔船从连云港出发，在东海的近海捕鱼，一个月后在南通进港。黄思源带着昼夜煎熬换来的3000元工资下船了。这是他有史以来最高的收入，却为此付出了从此一吃海鲜就反胃的代价。
他拿着这笔巨款，继续北上。他还想去北京看看。一天晚上，他正走在山东省临沂市费县的村子里，一伙青年骑着摩托车来到他身边。他们问有没有捡到他们的钱。他说没有，并掏出钱包给他们看。这名长着娃娃脸的男孩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但卡片相机、MP3、帐篷、睡袋和存款都被抢走了。在派出所报案后，身无分文的黄思源跟朋友借了300元，坐上了回乐山的火车。
这趟为期近一年半的流浪之旅结束了，但他人生的流浪并没有停止。由于没有大学本科学历，他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只能做一些体力活儿。他跑到青海西宁做保安，在乐山的户外俱乐部做领队，在山西太原推车卖凉皮儿，在成都双流机场分拣快递，在武侯祠大街上卖户外服装。最后这份工作是朋友张宇介绍的。他在户外俱乐部做领队时认识了张宇。黄思源在这家户外俱乐部时还得了个外号，阿左。这个外号源自他小时候摔断三根手指韧带的左手。后来的朋友们都叫他阿左。
阿左在户外装备店里卖了一阵服装，又不想干了。“干了一圈，特别迷茫，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阿左说。他跟张宇提起辞职的念头，他还想出去走一走。张宇劝住他，给阿左一个电话号码，并介绍了一份新工作，说，这回这个工作特别适合你。
阿左想了一整天，最终还是打了这通电话。接电话的是成都领攀登山培训学校的工作人员。阿左很快就得到了面试的机会。两天后，阿左在领攀学校的阳台上接受了曾山的面试。这名刚定居在成都的美国登山者看了看阿左的简历，知道他干过很多杂乱的工作，对阿左说，你如果在这上班，你就必须干满两年才能离职。两年看起来很漫长。但“干满两年”似乎是入职的唯一条件，不需要工作经验，也不需要本科学历。阿左想了想，答应了。他心里想的是干满两年就走。曾山却想把阿左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登山者。
随着2007年马一桦出走加拿大，几年后刃脊探险公司分崩离析，一个时代落幕了。曾山的攀登生涯还在继续。曾山与阿苏等人还在攻克刃脊探险时代遗留下的山峰难题之一，央莫龙峰。当年川西仍有数座6000米级的未登峰。日本山峰学者中村保(Tamotsu Nakamura)认为，位于川西腹地的央莫龙峰可能是其中技术难度最高的未登峰。在这片山城里，除了那座耀眼的主峰，还有一座对于刃脊探险来说充满着宿命感的雪山，党结真拉峰。
曾山第一次尝试央莫龙峰时，国内户外品牌凯乐石的老板钟sir(钟承湛)就想赞助曾山这次攀登活动。曾山却并不想接受任何品牌的赞助。在以往与其他品牌的赞助合作中，品牌方希望曾山与马一桦付出很多回报:或是以登顶为条件，或是花大量时间参与品牌活动。曾山只想登山。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登山与登山培训以外的事情上。他后来想明白了，阿式攀登本来就没多少钱，还不如自己花钱去登山。曾山没想到，当凯乐石找到他时，对方却说，不需要他的任何回报，他们只管给钱、给装备，曾山只管登山，回来给他们一些照片就行了。曾山不信，哪有品牌赞助不要回报的。但他架不住对方翻来覆去地说。最后曾山将信将疑地接受了。
第一年的央莫龙峰攀登失败，第二年的攀登也遇到了阻碍，“第三次还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钱，我有点不好意思拿。”曾山说。在第三年的尝试中，曾山、刘勇、阿苏与博天终于攻克了这座未登峰。曾山和阿苏站在央莫龙峰的山顶，冲着党结真拉峰的方向酒下龙达，纪念故去的友人。
央莫龙峰的成功轰动了中国登山界。这与当年孙斌、李宗利的幺妹峰新路线“解放之路”，周鹏、严冬冬的嘉子峰新路线“自由之舞”，共同入围了2011年度的金犀牛最佳攀登成就奖。
央莫龙峰的成功也为曾山毕生的事业做好了铺垫。钟sir对曾山说过，他想做一家中国最好的登山学校。这与曾山的想法不谋而合。刃脊探险时代落幕之后，他渴望实现那个未完的志向:授人以渔。钟sir说，他有两个人选，曾山只是其中之一.虽然他很喜欢曾山，但彼时曾山与妻子、女儿都在美国生活偶尔才能回中国攀登。央莫龙峰的成功推动了双方联手合作。
2012年夏天，曾山一家搬到了成都。秋天，由凯乐石出资的成都领攀登山培训学校开业，曾山任校长。领攀学校与凯乐石成都分公司共用一家办公室。曾山把自己毕生积攒的技术经验与影响力全部奉献给了这所学校。恰逢“十一”期间，凯乐石在四姑娘山举行了大型登山节活动。曾山带着印好的名片来到现场。每遇到一位登山爱好者，无论对方是经验丰富的老炮还是刚开始体验登山的新手，他都会微微领首、弯下高大的身躯，谦卑地伸出双手献上名片。
曾山很快招来了负责公司行政与后勤的几名员工。新来的员工阿左负责打理领攀学校的地下仓库。对于阿左来说，这仅仅是一份工作，与以前干保安、卖凉皮儿、做领队、分拣快递的工作没太大区别。他刚来领攀时，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同事们都不说话，显得有些尴尬。阿左只好独自钻进地下室，在破乱的仓库里收拾东西。领攀的仓库里继承了不少刃脊探险时代留下的老古董:生锈的冰锥、主锁、冰镐、头盔、铝锅、护目镜，还有古早的奥索卡帐篷。有些锈迹斑斑，还有些已经无法使用。阿左完全不知道这些旧装备是用来做什么的。在收拾修补这些装备的同时，阿左也开始上网搜索，一件一件搞清楚这些装备的款式、用途和历史--也就是刃脊探险和中国民间登山的早期历史。
阿左发现这份工作里承载了厚重的文化与浓烈的情感。“那个时候我才去了解刃脊，了解那些所有的攀登报告……像李红学、王大、刘喜男这些，看到他们的报告，才认识他们。阿左说。
阿左顺着这些攀登报告，回溯了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2009年激动人心的幺妹峰攀登与扑朔迷离的婆缪峰山难，令人感慨唏嘘的2007年党结真拉峰事故，备受瞩目的2004年国人首登幺妹峰，还有曾山和马一桦的故事。马一桦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攀登报告中。当翻到马一桦当年的《大雪塘主峰认证报告》时，阿左震惊极了。在报告里，马一桦手绘的山峰素描，标注的攀登路线，严谨、冷峻而专业的逻辑分析，远超出同一时期其他攀登者的游记式报告。“我觉得这个人太有才华了，太有才华了，太有才华了，太有才华了。”阿左说。当他看到马一桦和曾山的照片 --“拿着冰镐站在山上，低着头。”--阿左心想,这个人不仅很酷，一定还很自由。
有一天，阿左吃完午饭，又回到仓库里收拾装备。只见曾山领着一个人走进来。那人大大的肚子，黑着脸，不苟言笑，显得十分威严。阿左觉得这是个“好像离自己很远的人”，但还是能辨认出，他就是攀登报告里的那个人。
曾山问阿左，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阿左说，我靠，马哥。
曾山向马一桦介绍说，这个是我们办公室新来的，在这做后勤的。
马一桦冲阿左笑了笑，指点着仓库里的装备说，这些以前都是刃脊的。
突然间，阿左读过的那些攀登报告都变得鲜活起来。刃脊探险和马一桦的名字似乎都是好几个时代之前的事情了。
从飞机刚落地的那一天起，马一桦就惦念着温哥华周边大大小小的雪山。初到加拿大时，他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不久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马一桦结识了一些当地的华人户外爱好者，还和他们去了温哥华周边的经典户外路线徒步。然而就在这些华人户外爱好者只在国家公园里玩玩雪地健走、轻徒步穿越之时，马一桦却抬头琢磨起这里的山峰。他后来多次来到温哥华周边的山区考察攀登路线。“我想在一些俱乐部找到搭档，但非常困难,”马一桦写道,“找不到现成的合适的搭档，只好在户外爱好者中培养，看能不能有人希望去登大一些的雪山。”马一桦时不时地怂恿其中一些户外爱好者购买技术器材，试着培养他们对攀登的好奇心，可惜大多数人只是浅尝辄止，对阿式登毫无兴趣。
2009年7月，为了纪念来加拿大两周年的日子，马一约了一位平时经常参加活动的华人朋友，两个人搭档登了加里波第山(海拔2678米)。由于搭档经验有限，在登过程中，马一桦现场教学。冲顶这天，天气出奇地好，他们顺利爬到了顶峰上。马一桦站在顶峰眺望四周广阔的冰川，“与四川的雀儿山冰川相比一点不过分”。这种登顶的感受似乎久违了。
这次经历激活了马一桦对攀登的热爱。他开始有意识地重拾攀冰与攀岩。冬天滑雪，夏天玩皮划艇，平时游览美国与加拿大的国家公园。他还和几个当地朋友自驾到阿拉斯加和北冰洋旅行。马一桦的生意也有点起色。他从贴砖开始做起，如今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团队，生活也富足起来。这里的国家公园自由出入，这里的山峰奇伟纯净，这里的朋友都不问及他的过去。这或许是他曾向往的生活，但马一桦还是念念不忘川西的一座山峰。那是他在刃脊探险未完的目标，格神山。
当年马一桦在川西苦苦寻觅一座拥有庞大冰川体积的6000米级山峰，再把它开发成刃脊探险的招牌。半脊峰的海拔高度不够，雀儿山人满为患，幺妹峰技术难度太大。他深入川西腹地，找到了格聂神山(海拔6204米)。格聂神山是四川著名的神山之一，它在四川的知名度仅次于贡嘎山、四姑娘山、亚丁三神山(仙乃日神山、央迈勇神山、夏诺多吉神山)，但还没有中国登山者爬上这座神秘的山峰。1987年，日本登山队完成了格聂神山的首登。2006年5月，意大利登山队再次登顶了格聂神山。这次攀登引起了山脚下冷古寺喇嘛的强烈抗议。意大利人走了不到一个月，刚从大黄峰下山的马一桦和曾山，就率领刃脊探险的团队赶来考察格聂神山的登资源。山脚下的村民与喇嘛早已严阵以待。马一桦只好放弃攀登格聂神山的想法，转而考察附近另一座山峰，党结真拉。
半年后，曾独攀过幺妹峰与婆缪峰的世界一流登山家查利·福勒，与搭档克里斯蒂娜·博斯科夫--美国著名登山探险公司疯狂山峰的掌门人--在攀登格聂神山期间失联。12月4日，他们没有登上回国的飞机，这引起了查利所在的美国特柳赖德登山社区的注意。过了一周，特柳赖德登山社区与二人的好友组成了福勒与博斯科夫搜救小组。他们找到了常年活跃在中国的曾山，希望能协助搜救。几周后，曾山率领刃脊探险的员工，在山脚下找到了查利的遗体。半年后，曾山再度率领陈力、李红学、张伟等人来到格聂神山搜寻。他们又找到了博斯科夫的遗体。查利·福勒与克里斯蒂娜·博斯科夫疑似死于一场雪崩之中。事故现场极为惨烈。李红学挖掘出博斯科夫的遗体后，做了整晚的噩梦。曾山直到多年以后也不住地感到惋惜。从此，偏僻的地理位置、强烈的宗教信仰与惨烈的登山事故让国内登山者不约而同地避开了格聂神山。只有马一并不相信这些。
2011年秋天，马一桦回到四川，召集刃脊探险的旧部，深入格聂神山考察。马一桦摸清了10月的山区气候、攀登路线与营地位置。等回到加拿大后，身材早已发福的马一决心恢复体能。他攀登了北美地区的贝克山与雷尼尔山等经典山峰，重温冰雪操作，开始为格聂神山做准备。他联系好了国内的赞助商，亲自组建了攀登格聂神山的队伍:创业初期就加入刃脊探险的黑水青年尼玛尔甲，辉煌时期加入刃脊探险的邓明冬，另有三名后勤队员与一名司机。在这支队伍中，马一桦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2012年10月，马一桦再次低调地来到川西腹地，决心攀登格聂神山。遥想他上次在国内攀登还是五年前。五年来，李红学、彭晓龙、严冬冬、周鹏、李兰、赵兴政、李宗利、罗彪、古古等后辈登山者各领风骚，用一座座未登峰与一条条新路线引爆中国登山界。只有户外圈子里的老炮与三家户外杂志的老媒体人们，还记得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独行马。
马一桦等人向山顶发起冲击。他们穿越了恐怖的裂缝，熬过了恶劣的天气，一度差点放弃冲顶，最终还是凭着惊人的意志力站上了格聂神山的顶峰。强劲的高空风把云雾吹散，整片川西高原一览无余。马一桦环顾四周。贡嘎山、雅拉神山、亚丁三神山、梅里雪山、雀儿山、夏塞峰与党结真拉峰尽收眼底,“而格聂自己如火山般完全独立，并不与其他山峰有山脊之类的连接,”马一桦后来写道，“这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许才是我最想感受的。”尼玛尔甲与邓明冬随后也激动地站在了宽阔的顶峰上，这是他们开辟的第一条新路线。这也是中国登山者第一次登顶格聂神山。马一桦想起了二十五年前七大古都的王振华老师，还有如师亦如父的朱发荣老师。他们把中国登山队里老旧得有些过时的技术传承给了马一桦，马一桦再通过刃脊探险把这些技艺和精神发扬光大。马一桦将格聂神山的这条新路线命名为“传承之路”
在新人辈出的2012年,“传承之路”就像忽然炸出的一声响雷，让人们在雷鸣声中短暂地回到了过去。登山界里的老人们惊喜地高呼，“那个为登山而生、技术强悍、做事严谨的独行马又回来了”。赞助商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组织了几场分享会，场场爆满。马一桦脸上还带着高海拔晒伤的痕迹，在现场侃侃而谈。但凡听说过马一桦的登山爱好者，都赶过来和这位传奇人物合影、索要签名。《户外》与《户外探险》两本户外杂志上都刊发了马一桦撰写的攀登报告。8264论坛专门为马一桦做了人物专访，回顾他一生中几次精彩的攀登。独行马重返户外论坛，在帖子下面与网友互动。马一桦甚至还开通了微博，分享了几段格聂神山攀登过程中的逸事。
一个月后，马一桦回到了加拿大。网络上的声音沉寂下来。
独行马再次消失了。
马一桦在酝酿着更有野心的攀登计划。年过半百的老马再次率领黑水县的藏族青年们来到四川，考察贡嘎山主峰的攀登路线。马一桦仔细研究了贡嘎山的不同山壁，也尝试申请了登山许可证。登山许可证似乎是一座比贡嘎山更庞大、复杂的大山。最后攀登贡嘎主峰的计划不了了之。马一桦转而考察西藏察隅县、然乌湖一带更宏伟瑰丽的藏东南未登峰，却在考察途中遭遇了暴雪。这是马一桦最后一次进山考察。
在回程的路上，马一桦联系了老朋友曾山，参观了领攀学校的新办公室。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古老而熟悉的装备，也见到了一张新鲜而陌生的面孔。
马一桦回到了温哥华。几年后，他又搬到了1000多公里外的埃德蒙顿，继续做贴瓷砖的活儿。他平时读读网络小说打发时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比这些小说更玄幻。在马一桦60岁的时候，登山早已不再是他人生的刻度与重心。当年的人民大会堂交际舞王渐渐发胖，也慢慢遗忘。那些绳索操作、技术装备、山峰资源、户外品牌与登山者的名字都掩埋在了他的记忆深处，最后彻底消散掉。这次，独行马真的离开了。
阿左不在仓库里收拾装备的时候，就在山里跟着领攀学校的几位教练上课，帮着他们做后勤清单、准备装备器材，同时在一旁学习攀登技术。学校里的这些兼职教练--古古、野人(张清伟)、邱江、马科斯·科斯塔(Marcos Costa)、刘勇、包子(包一飞)--都是成名已久的自由攀登者。在公司文化的熏陶下，阿左试着练习攀岩。由于左手受过伤的缘故，他在人工岩壁上攀爬时总有些不自然，还有些害怕。可一到了山上，他的运动表现能力竟比在山下好很多。他对攀登这件事生出了些许好感。
阿左成为登山学校里唯一一名全职教练之后，时常和曾山去川西各地考察未登峰。自从刃脊探险解散后，半脊峰就成了各家登山公司争相占据的热门商业山峰。曾山还想开发更多像半脊峰这样适合训练的独家山峰。曾山开着车，带上阿左，师徒二人时常在川西的群山中转悠。阿左也在曾山的鼓励下，尝试攀爬一些短小的高海拔路线。每当遇到有些难度的地形，曾山总是鼓励阿左，你可以的，你爬嘛。看到阿左面露难色，曾山依旧鼓励他突破自己的极限，你可以的，你上!老师的话总是可以打破阿左心中的不自信。阿左竟然真的爬上去了。
几次攀登之后，阿左得到了曾山的肯定--“你学东西挺快的，好像有天赋一样。”--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他对攀登的兴趣越发浓烈。有一次，阿左正在山脊上先锋。在横切的时候，一块风化的巨石被阿左硬生生掰了下来。他瞬间失去重心，连人带石头坠落下去。好在，他只冲坠了三米。阿左跌在一处平台上，并无大碍。这次冲坠让阿左心有余悸，并提醒着他，在攀登过程中风险始终存在。在领攀的几年里，一次次有惊无险的小事故让阿左不断成长，而他成功完攀的路线又给予他无比的信心，“让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事情是我挺擅长的，我愿意去做”
阿左不仅掌握了攀登的技艺，还学会了欣赏山峰的美。阿左曾问过老师，怎么去选择一座你想要登的山峰?
曾山说，当你第一眼见到它时，你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你发现它是美的，然后你找到了一条漂亮的路线。
曾山的山峰审美哲学深深地影响着阿左。他认识到，虽然有些线路很难，但正是因为美的存在，我们才能享受登。有一次，阿左跟着曾山走在毕棚沟的山谷中。曾山不停地拍摄对面的皇冠峰，那是一座拥有三个尖顶的未登峰。阿左跟在老师后面观望。曾山问，想去爬那座山吗?阿左笑了笑。他知道曾山在开玩笑，凭他现在的经验和技术，还无法胜任开辟一条真正的新路线、完成一座未登峰，更何况这还是一座高难度的未登峰。
阿左在领攀的第二年，学校里来了个比他还内向的新同事刘兴。刘兴是广西柳州人，比阿左大两岁。不同于完全是一张白纸的阿左，刘兴已经有过一些高海拔攀登经验和商业带队经验。他慕名来到了领攀学校，也成了这里为数不多的全职教练从那一年起，每到夏天，曾山都给阿左和刘兴“放假”，让他们去川西寻找适合领攀做培训的山峰。阿左和刘兴会打包好一个大驮袋，里面装满了技术装备。他们俩每人再背个背包，便钻进四川西部的群山中寻找新的山峰。夏季寻山往往会遇到倾盆大雨，但两个人在山里的时光自由自在，这和他们平时带队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在贡嘎山山域与四姑娘山山城，刘兴和阿左一起寻找美的山峰，攀爬美的路线。他们成了搭档，也成了同吃同住的好友等到了冬天，阿左和刘兴又成为曾山的得力弟子，和老师在双桥沟里做攀冰培训。参加过2014年与2015年年底领攀攀冰培训班的学员们，都还记得班级里的两个助教:一个是阳光帅气的阿左，一个是不怎么爱说话的刘兴。
阿左终于得到了攀登皇冠峰的机会。2014年3月，曾山、博天、包子、三文鱼(刘赟卿)、马科斯与阿左组成了一支精英小队。三文鱼是国内一流的女性攀岩者。英俊的巴西青年马科斯是队伍中攀爬能力最强的队员。和曾山搭档多年的博天自不必说，包子也是拥有十多年攀登经验的资深登山向导。在这支队伍中，刚入门登山才一年的阿左只有跟攀的份儿，但这也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这也许是曾山爬过的最难的山峰了。在第一次尝试攀登中，这支精英小队没有登顶。半年后，曾山、三文鱼、马科斯、阿左再次向皇冠峰发起冲击。皇冠峰上的大部分技术难点都由马科斯完成。阿左见识到了世界级登山者的水准，大开眼界。四名队员在山上露宿一晚。第二天下午两点，他们登顶了皇冠峰。四个人站在顶峰处，静悄悄的，每个人都在享受登顶的这一刻。这是人类第一次站在这处山尖上，也是阿左完成的第一座未峰，尽管他全程都在后面跟。
下山后，曾山、马科斯与阿左来到附近的骆驼峰，又开辟了骆驼峰北璧的新路线。“到了骆驼峰的时候，他们让我开始先锋，我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自己还可以ho1d住。我就觉得好像是挺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阿左说。在一个月内，阿左收获了一座未登峰与一条新路线。皇冠峰首登获得了当年金犀牛最佳攀登成就奖。与其他三名登山者相比，这对于阿左来说意味着更多: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奖。
2014年底，阿左和曾山从骆驼峰下山，回到成都休整几天，准备再进双桥沟开启这一年的攀冰培训。这时，他们听说幺妹峰上出事了。
“你说严冬冬、周鹏是怎么出名的?”柳志雄自顾自地问身旁的向导扎西(余强)，还没等扎西反应过来，他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爬了一次幺妹峰啊，我也想走这条路。
对于这名27岁的青年来说，挑战幺妹峰似乎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他已经在四姑娘山地区完成了几次精彩的攀登，开辟了几条新路线。若想寻找一处检验自己实力的试验场，只有面前这座寄托着自由攀登者之梦的殿堂级山峰。事实上，在2014年11月的这一天，对于柳志雄来说，攀登幺妹峰，并且站在顶峰上，绝非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一件迫切要完成的事情。
柳志雄小时候的愿望不是攀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小柳在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的田径比赛上拿到了冠军，并作为体育生被当地的一所私立中学录取，在学校里寄宿。这名敏感的卷发少年学会在日记中倾诉内心的情感。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愿望原本是做流行音乐，看完一本自助游的书后，去西藏又成了他第二个愿望。上高二时，小柳给歌手金莎写了封信，并在信中附了一首原创歌词。他在信中诉说着自己的高考志愿:西藏大学戏曲专业。这样他就可以同时实现这两个愿望了。
金莎没有给这名文艺少年回信，小柳也没有如愿去西藏上学。他考上了成都理工大学体育学院的社会体育专业，成为这个专业的第一届学生。人学后，他玩乐队，读哲学，在室友看来还有些沉闷、孤僻。
2008年5月，亲历了汶川大地震后，他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次感觉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地震的瞬间鲜活的生命就那样被夺去，然而在之前毫无zhen zhao(征兆)。”“活着真好。”他的人生也经历了一场大地震。他加入了雷风防灾减灾应急志愿者总队，在北川县为当地老百姓修房子。之后他又加人了成都市委应急支援总队防震减灾分队，成为队里的技术队长。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户外运动，在川西地区徒步穿越。玩户外的人大多都有个外号。他也给自己起了个外号，路人柳。后来有朋友问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小柳说，路人嘛，无关紧要的人。
有一天，小柳和同学去了成都生存者岩馆。这是小柳的第一次攀岩体验。馆长吴晓江注意到了他，觉得这个小伙子有点潜质。等到小柳第二次来岩馆时，吴晓江问他，要不就来好好爬吧。就这样，小柳与后来的国内攀岩名将马自达一起，同在生存者岩馆系统地学习攀岩。沉迷攀岩的小柳把日记变成了训练笔记。笔记里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他对攀岩的思考与体悟。吴晓江的夫人黄慧做攀岩培训已有十余年，她觉得“目前为止(2022年)，在攀岩这个事情上，我见过的最努力、思考最勤奋的，就两个，马自达和柳志雄。两个都不是天赋型选手”。
在课余时间，他在生存者攀岩馆打工，还频繁参加攀岩比赛。每次赛后，他都要在笔记里总结分析自己的不足，并找出解决方案。两年后，小柳拿下了成都岩友会的数个冠军，后来又在四川省攀岩锦标赛男子难度赛中夺冠，成为川内小有名气的攀岩者。
在吴晓江的介绍下，小柳还结识了酷爱攀冰的西门吹水(陈立基)。小柳和西门吹水一同训练、摸索、成长。不久之后,他跟着西门吹水完成了双桥沟里的冰壁“龙之涎”。这条冰壁的难度几乎是中国攀冰爱好者心目中的顶级水平。西门吹水后来在攀冰之路上不断精进，最终成为中国一流的攀冰高手。小柳却在这时转而尝试高海拔攀登。
没有任何攀登经验的小柳，却偏偏选择独有些技术含量的玄武峰，自然毫无悬念地没有登顶。他后来回望这段经历，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个“愣头青”。又经历了几次有惊无险的失败攀登之后，他意识到仅凭自己的摸索还远远不够。他要跟着经验丰富的登山高手系统地学习。
在这期间，小柳越来越痴迷攀登，特别是阿式攀登风格。他的毕业论文课题就是阿式攀登。在毕业答辩会上，小柳与老师吵了起来。面对质疑，他愤愤地对答辩老师喊道:“你不懂!那样子就好像是在为自己的信仰做辩护。
当小柳在生存者岩馆里盯上李宗利时，李宗利已经是登顶幺妹峰的成名自由攀登者了。小柳抓住一切机会向他请教。李宗利也注意到，每次去岩馆攀岩的时候，总有个卷发小伙跑来问他关于登山的各种事情。几次之后，他终于注意到了这名求知欲很强的青年。恰好李宗利刚从川登协离职，准备成立一家登山公司。他邀请小柳，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来。小柳欣然应允。从此，他成了李宗利的员工、学生和搭档。
就在小柳成为李宗利的学生之时，他也成了叶晓雨的老师。叶晓雨当时是个八岁的小女孩儿。有一次，妈妈带她去生存者攀岩馆玩，无意间认识了正在馆里打工的柳教练。叶晓雨每次来岩馆，小柳都会悉心指导，还专门帮她制订训练计划，督促她训练。叶晓雨觉得这名大她15岁的教练很凶。她总被骂哭。每次训练结束后，小柳在《叶晓雨攀岩训练信息记录表》里，认真记录下学生的训练情况，还有哭的情况，比如训练时哭了几次，每次哭了多久。叶晓雨则要在辅助信息记录表里，写下每次训练的感受。记录表里有几项固定格式:是否有哭，造成哭的主要原因，对教练的评价。晓雨对小柳的评价就是“凶的不同表达方式:好凶哦，烦死了，凶巴巴的，太凶了今天。
小柳对晓雨的培训完全是义务的。他想把叶晓雨培养成中国的阿诗玛(白石阿岛)--一名八岁时就称霸岩界的日裔美籍小女孩。叶晓雨参加全国青少年攀岩锦标赛前夕，小柳从拮据的生活费里抽出一部分钱，给学生买了一双岩鞋。这是晓雨人生中的第一双攀岩鞋。她穿着这双鞋子打进了决赛。后来她还从小柳教练那里收到了第一条安全带、第一个粉袋。小柳带着晓雨去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比赛，还带她去青岛和阳朔野攀。2013年，十岁的叶晓雨再度参加全国青少年岩锦标赛，拿到了抱石项目的全国冠军。
与此同时，柳志雄的登山水平也一步一个台阶地提高。他先是和李宗利、迪力夏提开辟了双桥沟日月宝镜峰的新路线“训练日”。在这次攀登中，小柳只是作为学生在后面跟。他总结道:“于我而言，这次攀登给我带来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心理层面……并非我的身体到不了那个高度，而是我的思想还未能抵达，这次攀登，给我带来的提高不是在技术层面，而是思想。”
小柳跟着李宗利频繁带队攀登。他的攀岩训练笔记变成了登山笔记，就这样又练了一年。2014年1月，小柳和西门吹水跟着法国职业高山向导岩·德勒沃(Yann Delevaux)，完成了双桥沟猎人峰的首登。在这次攀登中，小柳观察到自己与职业登山者之间的差距。他将这条路线命名为“学习日”。经历了“训练日”和“学习日”的洗礼，小柳意识到，跟攀在别人后面永远不会真正成长。他决定从领攀者的阴影中走出，选择了个略显极端的登风格，独攀。
小柳独攀登顶了曾经失败过的玄武峰。几个月后，他和西门吹水登顶了半脊峰。这一年9月，小柳独攀登顶了阿峰。在下撤过程中，小柳发现绳子带得不够，进退两难。危急之中，他灵光一闪，巧用了前人留在山上的锚点与辅绳，侥幸撤到山脚下。
小柳在阿妣峰上开辟了一条新路线“结业考核”。当被朋友问到独攀的感受时，小柳说，当他专注在攀登过程中的时候，忘记了暴露感与恐惧感，反而是攀登中带来的自由感让他更为向往。
小柳的“结业考核”获得了亚洲攀登界的最高奖项亚洲金冰镐奖的提名。此前，国内只有周鹏和严冬冬的自由之魂组合获得过2012年度的亚洲金冰镐奖。事实上，正是亚洲金冰镐奖组委会主动找到了周鹏、并向他咨询这一年中国的阿式攀登成就时，周鹏这才提起了柳志雄的阿妣峰独攀。
小柳受邀去了韩国首尔的亚洲金冰镐奖总部，参加最终的选拔。他在现场阐述这次的攀登过程与自己的攀登理念，并接受评委的随机提问，“类似大学的毕业答辩”。与他本科毕业时的答辩相比，这似乎才是真正的结业考核。这届亚洲金冰镐奖共有三个提名。除了小柳的阿妣峰新路线，还有日本登山者的阿拉斯加远征--在38天内开辟了四条新路线，以及韩国登山者的巴基斯坦远征---座7000米巨峰的首登。显然，小柳与日韩登山者差距悬殊，但亚洲金冰镐奖的提名足以给他信心，也“清楚地了解了自身的能力以及与亚洲顶尖攀登者之间的差距”
从训练日、学习日，再到结业考核，小柳的进步速度很快。短短三年内，他就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自由攀登者。然而，日记中的小柳，却愈加挣扎。虽然在登山公司打工十分磨炼青年攀登者的体能、技术与心性，但这份职业的收入往往都不高小柳的父母一直希望儿子回到湖南老家。他拿着大学文凭，至少能在当地体育行业体面地混碗饭吃。可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小柳多次与父母争吵，同时也在日记中不断苛责自己:“还是混混(浑浑)噩噩地过着。一定不能这样了。柳志雄，你已经26了。还有多少能耗。你已经耗不起了。”在一次与父亲的冷战后，他头一次有了厌世的情绪。
这名攀登者太渴望混出点名堂，证明给父母看了。更重要的是，证明给自己看。他无比渴望成名。小柳曾多次写信给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户外品牌，希望成为它们的签约运动员。然而这些充满期待与渴望的信多半石沉大海。小柳等不下去了。在一封写给某个品牌的邮件末尾，他写道:无论怎样，请您给我一个确切的结果。
小柳觉得自己混得很失败。在201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他的最后一篇日记--小柳悲观地写道:“我的理想呢?去哪了?我完全不知道。我就这么混混(浑浑)噩噩地混着目子，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究竟在干嘛。操。”“你以为自己还耗得起吗?已经27岁了，还耗得起吗?放屁，30岁前混不好就回家了。”
随着路人柳的名字越来越响亮，他着实获得过几家户外品牌的小规模赞助，但这还远远不够。他不断摸索着身为自由攀登者的生存之路。他曾考虑去日本学习摄像与剪辑，托朋友联系过东京的多媒体学校。可是一旦去日本生活，语言学习与经济来源更成问题。几年前他在双桥沟攀冰时，认识了朋友陈新宇。后来陈新宇旅居新西兰，偶尔给当地的向导公司打工。在他的建议下，小柳决定，来年也去新西兰报个高山向导课程:考个向导证，“可能的话，就在那边了”。小柳还和陈新宇约定好，等去新西兰的时候一起爬库克山。在出国之前，小柳还要了却最后一桩心愿:登顶幺妹峰，证明自己。
2014年11月，小柳刚从韩国领奖回来，就赶到了四姑娘山，适应海拔之余，他再次来到了双桥沟徐老幺家里。在双桥沟登山这几年，小柳已经跟老么一家混得很熟了。小柳对么嫂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双桥沟玩了。“他说把幺妹峰登了，就进双桥沟来，陪我要两天。要了他就要到哪里去读书了。他说就几年都不得见了。”么嫂说。
一周后，四姑娘山当地向导扎西安排了两名背夫，与小柳和他的搭档一同来到了幺妹峰南壁的大本营。小柳的搭档是坑子(胡家平)。坑子比小柳大五岁，是上海一家岩馆的馆长也是一名攀岩高手。他的运动攀能力达到了5.13，几乎是业余攀岩者的最高水平。他们在一次公益培训课上相识。一年前，二人搭档尝试攀登了贡嘎山域的田海子峰，到达海拔5800米的高度。这是小柳唯一一次6000米山峰的攀登经验，也是坑子为数不多的高海拔技术攀登经历。这对搭档在幺妹峰大本营适应了几天后，正式开始攀登。
11月28日下午4点多，扎西接到小柳打来的电话。“扎西，我登顶了,”小柳在电话里说,“后天安排人来接应。风大，手很冷，我就挂了。”
下午接到小柳的电话之后，扎西立即把他们登顶的好消息传达出去。到了傍晚，路人柳与坑子登顶幺妹峰的喜讯已经传遍了登山界。8264户外论坛上的一则帖子写道:“前方最新消息，柳志雄、坑子今天下午成功登顶幺妹峰，预计30号回到四姑娘山镇扎西家，后续消息，敬请关注。恭喜小柳，期待你平安下撤的好消息。”在这篇帖子下面，网友们遥相祝贺。继刃脊探险、自由之魂、孙斌和李宗利等团队之后，中国登山者再次站在瞚绋笕粮澌䈬黃滯駡釟琺綸鄯簰悦止狝倭銪比浼嗍贮耘峰的顶峰上。
在之后的两天里，山上再无消息。按照约定的时间，扎西派了两名背夫从四姑娘山镇上出发，去幺妹峰大本营迎接登山者凯旋。背夫来到山脚下。大本营空无一人。他们等到了太阳落山，也没等到人，只好先回到了镇上。第二天，扎西又安排另外两名背夫去接人，还是没接到。小柳和坑子速度再慢，也早就应该撤回到镇上庆功了。扎西派了两名协作到四姑娘山三峰上观察，依旧没望到幺妹峰上有二人的身影。这是小柳和坑子失联的第三天。
这天下午，吴晓江隐隐觉得可能要出事，他把小柳二人失踪的消息告诉了徐老幺。徐老幺吩咐自己的协作团队立即上山。徐老幺心想，万一他们还活着，只要有口气，再危险也把他们弄下来。徐老幺率领三名队员，立即赶到长坪沟。到了沟口已是傍晚，景区的游客都出来了。景区工作人员问他们，这么晚做啥子。徐老幺说，进去救人。
救援队摸黑赶到了幺妹峰脚下，深夜扎营，只睡了几个小时。天还没亮，他们又扛上背包，继续往上爬。下午1点，徐老幺等人爬到了海拔4800米的幺妹峰大本营，见这里空无一人,继续结组往上爬。半个多小时后，他们又往上爬了300米。徐老幺拿出望远镜，望到冰川上有些黑色的物体，又看不太清他边爬边看，直到他望到上方有一团蓝色的物体。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救援队爬到了海拔5200米的位置。他们发现了小柳和坑子的帐篷。帐篷的外帐已经不在，内帐也被风吹开。帐篷里有一个背包、一对登山杖和一只睡袋。
这里的落石很严重。救援队冒险继续前进了一小段路。徐老幺再次掏出望远镜观望。他看到上方有一处恐怖的裂缝。裂缝边，两个人被绳子缠绕在一起，面朝着三峰的方向。他们正躺在40度左右的冰坡上。两人都没有头盔。穿着红色衣服的登山者仰面朝天，压在卧倒在地的蓝衣登山者上面。周围落石频繁。
“半个小时就飞了几百个石头下来。就不敢去冒险，这个很危险。我就望了半天，人不动了,”徐老幺说，“在那就拍了一些照片。我就说，那就放弃。反正他既然喜欢山，就不要挪动了。搞了我还有这么多协作风险谁来承担，我也不敢去承担那个风险。”
徐老幺等人决定下撤。回去的路上，他们把营地里的帐篷放倒，以防被大风吹走。其他物品都留在原地，没有移动。他们在傍晚撤回到大本营。到了夜里，徐老幺的队伍和从贡嘎山域赶来的李宗利救援队会合。徐老幺跟他们描述了上方的情况正如后来中登协公布的事故报告中写道，救援队分析，柳志雄和胡家平可能在下降时滑坠导致遇难，“根据情况分析认为:1.落石严重，救援队员的安全得不到保障;2.冰川裂缝区也对救援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3.根本没法靠近遗体。综合考虑救援前锋队一致决定下撤，到镇上与下方后援救援人员综合商定后再作决定”。听完徐老幺的讲述，李宗利哭了。
12月3日下午，全体救援人员决定，搜救停止。
这是幺妹峰历史上的第一起山难。由于没有人近距离接近过遗体与遗物，人们也无法得知事故的具体细节。一个月后还有人怀疑，除了扎西接到的那一通电话，并无其他证据显示柳志雄和胡家平真的登顶了幺妹峰。
马科斯得知小柳遇难的消息后，决定自己上山寻找遗体，并找出山难的真相。早在小柳攀登猎人峰的时候，巴西攀登高手马科斯也在另一组队伍攀登这座山峰。两组人几乎同时登顶马科斯也因此认识了小柳。马科斯带完一期领的冰培训班告别曾山、刘兴与阿左，和朋友恩佐(EnzoOddo)两人前往幺妹峰。临行前，曾山还特别嘱咐他找到遗体后要如何操作。几天后，马科斯找到了小柳和坑子，还走近事故现场，拍照取证，他们把小柳、坑子的遗体放进旁边的冰裂缝中。这样他们就不会曝尸荒野，被落石打扰了。
马科斯下山后，和曾山仔细研究了事故现场的照片。现场有一根已经变色的辅绳。这根辅绳不是小柳他们使用的绳子，根据曾山的判断，这根辅绳的颜色，正是经过长时间紫外线照射老化后形成的。“我们基本上90%能确定(事故原因),”曾山说，“我们怀疑他们用了一个别人留下来的老绳套。我们怀疑，它老化了，然后他们下降的过程中断了。”
小柳在以往的攀登中曾养成了一个习惯，喜好利用前人留在山上的绳套，就像在阿妣峰下撒时那样。或许每次小柳利用旧绳套全身而退时，他都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曾山说，紫外线把整个绳套晒得特别脆，脆到无法承受一个人的体重，突然就断了。在那一瞬间，小柳和坑子可能也随着这脆弱的绳子一起坠落了。
马科斯在现场还找到了坑子的运动相机。运动相机里保存下了他们攀登幺妹峰的视频。他们选择从幺妹峰南壁中央直上。这条路线与“自由之魂”比较接近。他们登顶那天的天气格外晴朗。他们在顶峰上依次展开了赞助商的旗子。在那一刻，小柳终于证明了自己。
小柳曾计划过，假如他们登顶了幺妹峰，就将这条新路线命名为“勒满”。在四姑娘山当地的方言中，勒满是快乐的意思。也许在最后那一刻，他们真的很快乐。正如小柳的那句座右铭:如果什么意外发生让我丢了性命，那不是个悲剧，因为我在做我热爱的事，睡觉前想到，明天还会做自己爱的事，那是一种恩赐。
柳志雄和胡家平的父母听说儿子出事了，马上飞到成都。他们刚落地成都时，没有人敢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已经遇难了。曾山说，不知为何，大家都让他来宣布这个噩耗。或许是因为大家都不敢开口，只有曾山跟几位老人不太熟。曾山对四位老人说得很直接，他们掉下来了，他们死了。小柳的父亲不停地哭问道，怎么可能?他们还活着吗?看到曾山摇了摇头他几乎瘫倒在地。
“从小柳的事情上面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实我们本身对生活也好、对我们所做的选择也好，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无怨无悔，愿意去承担后果和接受的,”李宗利说，“但是这种后果和严重事故的背后，最受伤的还是我们的亲人，这些最爱你的人。”
这是自由攀登者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原罪:他们选择远离这个安逸的美丽世界，走上一条遍布悬崖与荆棘的道路。路上的死亡悬崖属于自己，而路边的荆棘刺伤了离他们最近的人。在他们看似坚定地寻找自由和自我的路途中，也会有这般彷徨怯懦、犹疑的时刻。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会回避、视这原罪的存在，而是清醒、痛苦地背负着它一起攀登。
在那一周的周六傍晚，成都生存者岩馆与上海恒毅岩馆同步举行了二人的追思会。成都理工大学成立了柳志雄户外奖学金。在校园一处隐蔽的角落里，还立了一块柳志雄纪念碑。许多学生都曾路过校园里的这块碑，只有其中极少数学生在碑前驻足，好奇地打探着小柳学长的故事。
就在小柳和坑子登顶幺妹峰的同一天，李宗利和老搭档迪力夏提登顶了贡嘎山域的白海子峰(海拔5924米)。为了纪念故去的学生，李宗利将这条白海子峰的新路线命名为“幺妹之路”。小柳离开后，他始终无法面对这个现实。“对于我李宗利来说，我失去了一个朋友，一个真挚而坦诚的朋友，我失去了一个工作伙伴，失去了一个好学生，也失去了我事业的另一个支撑点，失去了一个知已。”李宗利写道,“之前所有的朋友的离开，都没有让我觉得死亡原来离自己这么近，也没这么深刻地感受到死亡带给我们这么大的痛苦”
纪念这名自由攀登者的最好形式，就是继续攀登。李宗利带着这份失落与痛楚，酝酿起中国登山史上最疯狂、最大胆的计划。
要完成这个疯狂的攀登计划，李宗利还需要两个熟悉且有实力的搭档。迪力夏提算一个。从2006年在CMDI初相识，再到成立“自由之巅”，新疆自由攀登者迪力夏提一直是他的左膀，李宗利还需要一个像小柳一样的右臂。李宗利从朋友烈火(李永生)那里听说，青海有个小伙子还不错。
小海接到李宗利打来的电话时，正在青海玉珠峰上做背夫，在这通冒然打来的电话里，这名陌生人口若悬河地介绍起他的公司、畅谈他的阿式攀登理念、讲述他经历的故事，逻辑有些混乱，但小海(童海军)还是抓住了他想表达的重点:他是一名专磕未登峰与开辟新路线的阿式攀登者。这通电话还没挂断小海已经在心里做好了决定。他并没有马上答应李宗利的邀请他要先搜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刚撂下电话，正在一旁的青海登协教练说，不要去李宗利那里，去年(2014年)小柳刚死。小海不了解李宗利，但他知道阿式攀登。阿式攀登就是这名20岁的年轻人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小海是土族人，从小在青海的草原上长大。他家里有100头牦牛，3000亩牧场，占地面积相当于4800个篮球场大小。站在牧场最高的山头上，他能眺望到离家最近的雪山岗什卡(海拔5254米)。岗什卡是祁连山东段最高峰。小时候家里人常说，附近有个大雪山，只有上了岁数的老人才去过。山上的一切都是白色的，连岩羊的血都是白色。这是小海儿时对雪山的第一印象。
“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喜欢很多人玩的东西,”小海说,“如果很多人都去喜欢的话，我就会反其道而行。我就想个性一点、想酷一点。”在他上初二时，姐夫送了他一件奥索卡抓绒衣。姐夫龙舟是西藏登山学校第二届的学员，后来在青海登山协会做教练。这件抓绒衣点燃了小海对登山的热情。初中时，小海如饥似渴地了解关于登山的一切。草原上网购不方便，他就让在武汉上大学的姐姐帮忙买了《极限登山》《登山手册》《完全攀登指南》三本书，再辗转寄到青海。小海说，他看得最多的是《登山手册》。在书中，他第一次见识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登山名词，尽管他不知道这些术语代表着什么。他还注意到这三本书都是同一个译者，严冬冬。小海觉得，这么多书都是他参与翻译的，而且国内几乎只有他会翻译这些书，看来这哥们的登山水平应该还可以。
中考之后，高中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邻居把通知书带到了小海家的夏季牧场。小海考上了西宁市里的一所重点高中，然而他真正的“毕业志愿”却是西藏登山学校。他把录取通知书藏到帐篷的角落里。他对父亲说，这次哪都没考上，连个技校都没考上，这次我必须去登山了，怎么着都要去登山了。在小海眼中，父亲是当地很有威望的人，非常看重教育。但那天父亲没有说什么。
小海的年纪正符合西藏登山学校的招生标准。他又对登山充满热情，这在同龄人中很罕见。然而西藏登山学校招生的硬性条件之一是，学员必须是藏族人。小海是土族，和藏族人的信仰沾点边。他让姐夫跟西藏登山学校那边试着沟通沟通。最终小海心目中神圣的登山学校还是拒绝了他。这名16岁的少年跟着姐夫去了青海登协打杂，跟在一批批商业登山队伍后面给客人牵马、洗碗、背东西。这样的日子很艰苦，但对于一心想要登山的少年来说，能跟着队伍去不同的地方，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青海的雪山，去新疆爬一座7000多米的山峰，之后再越爬越高。
他抱着成为一名真正登山者的愿景来到青登协，却失望地发现这里和书中描述的登山不太一样。他跟同事们聊攀登技术，可当地教练和协作连基本的术语名词都没听过。小海说，他当时一下子就蒙了，这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至于“阿式攀登”青海登协的教练们倒也听过，却从来不了解、也不想去尝试小海一度以为，阿式攀登“只有国外有，我们国内没有的”。
在青海登协期间，小海从后勤做到了领队。他还登上了家乡的岗什卡雪山。果然上面一切都是白色的，只是没有白色血液的岩羊。岗什卡雪山上只有一条传统的攀登路线。“我们只会走那一条，但是我看到旁边有一条更短、但是更陡的。我在想为什么不走那条更短、更陡的?”小海说。
在中国的商业登山市场中，绝大多数热门的山峰，像岗什卡雪山、四姑娘山二峰、半脊峰、哈巴雪山、青海玉珠峰等山峰，其传统路线的技术难度往往并不高，而提供向导服务的商业登山队也大多以安全登顶为目的，选择最传统的路线、最保守的风格带客户冲顶。在青登协的头几年里，小海从没攀登过技术型山峰与技术型路线，自然也没有领略过激情澎湃的阿式攀登风格。他甚至连最基本的打保护技术都不会。直到有一天自由攀登者郑朝辉带领一支队伍，专磕岗什卡雪山上那条短而陡的技术路线。小海有些惊讶，也许国内还是有人玩这个的。
几年下来，小海彻底融入了青海登协的环境中。这里的向导、教练与背夫大多恪守着自己的职业准则:太苦太累的事情能不做就尽量不做。登山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份工作，但也只是一份工作。“他们是很油的那种老油条。”小海说，他也跟这些“前辈们”学会了一套偷奸要滑的伎俩，“让夏尔巴走前面，我在后面就溜着”。在青海登协的这五年里，小海晒得黑，也变得油滑。
他如愿走出了青海的雪山，去爬了新疆的7000米山峰。在一次带队攀登慕士塔格峰期间，小海和另一名协作烈火住在同一顶帐篷里。烈火以高寒环境中火力旺盛为名。他还是个做事认真、从不偷懒的人。烈火望着才20岁的小海已变得如此油腻，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要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人面前，把你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小海猛然间愣住了，片刻之后，又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原来还是会有这种人，说这种话。”从那之后，小海真的开始认真对待一切，万事冲在前头。
当李宗利需要一个得力干将帮助他完成那个疯狂的计划时烈火跟他推荐了小海。李宗利没听说过小海或是童海军的名字他通过当年CMDI的老同学、如今已是青海登协的领导李卫东辗转联系到了小海。听到李宗利在电话里夸夸其谈，小海心想，从前向往的登山理念，都在他这里印证了。这就是他曾经理想中的攀登生活。小海挂了电话，无视同事们的劝阻，在网上搜了搜李宗利到底是谁。他搜到了前摔跤运动员李宗利，搜到了CMDI学员李宗利，搜到了登顶幺妹峰的李宗利，搜到了2013年在博格达三峰历经生死的李宗利，搜到了一年前刚刚失去好友同事和学生的李宗利。他们说得没错。李宗利那里真会死人的。小海答应了李宗利。
小海告别了青海草原，背着行李来到四川。这是小海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在外地生活。“自由之巅”登山公司是他真正的大学。小海初次见到李宗利，和自己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老师形象大相径庭。“感觉他还很年轻，很有小伙子的气质,小海说，“他当时留一个寸头。比我现在还短。看着像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挺狠的，挺横的。”两个人刚碰面没多久，在吃饭的时候，李宗利把衣服一脱，裸着上半身，更显得社会气息十足。
自由之巅还没有固定员工，也没有固定办公室。小海暂住在李宗利的家里。才住了一两天，小海就被李宗利拉到贡嘎山域的田海子山上。李宗利口头上说的是“我们正好国庆有个田海子的活动，你过来可以看一看”，实则是想测试下小海在高海拔的表现。他没有让李宗利失望。从小就在高原长大、并在高海拔磨炼了五年的小海，虽然技术基本为零，但海拔适应、体能、耐力都远超汉族登山者。至于技术层面，反而是最容易学会的。李宗利很喜欢这个小伙子，觉得小海有点天赋。之后李宗利直接把小海带到贡嘎山脚下，让小海加入进他的计划。
李宗利的疯狂计划是:阿式攀登贡嘎山域的主峰，木雅贡嘎。
195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付出巨大的代价登上贡嘎山。此后再无中国人登顶这座野蛮的巨峰。改革开放后，包括珠峰、贡嘎山、四姑娘山在内的九座山峰对外开放，贡嘎山成为各国登山者争相竞逐的热门山峰，先后有瑞士(1982年)、美国(1982年)、德国(1984年)、日本(1997年)、韩国(1998年)法国(2002年)等国家的登山者登顶了贡嘎山主峰。在李宗利决定攀登贡嘎山主峰的时候，历史上仅有22人成功登顶，却有21人死在了山上。其中尤以日本登山者为最。单单是在日本登山队1981年5月的攀登中，同在一支绳队的12名队员中就有8人葬身于此。贡嘎山主峰一度成为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山峰之一。
如果仅从一堆抽象的数据与平面的图像来看，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在世界高峰排名的竞逐中并不出众。可如果从山脚下海拔1580米的磨西镇算起，贡嘎山的相对高差达6000米。这让许多相对高差只有两三千米、位列“14座”众神殿的8000米山峰也相形见绌。这意味着贡嘎山是中国境内最壮观的山体之一。难怪近一个世纪之前，贡嘎山一度被误当作海拔9100多米(30000英尺)的世界最高峰。许多走进过这片山域的徒步者都曾切身体会到:当直面贡嘎山时，在高海拔的稀薄空气作用下，视觉上带来的压迫感与冲击力会把人震撼得喘不过来气。
2015年11月，李宗利率领迪力夏提和小海来到贡嘎山考察时，也感受到了贡嘎山带来的压迫感。“我们用了8个小时行进到线路下方时，完全被贡嘎山的气势磅礴所震撼,”李宗利写道，“我们在它面前就像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这次考察堪称狼狈。由于小海的技术能力有限，他被安排在营地驻守。李宗利和迪力夏提两个人上山侦察路线。在下途中，一块大石头把李宗利的脑袋砸出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也给我们的心里极大地造成了阴影”。小海虽然没上山，但也没比李宗利好多少。他刚听说贡嘎山的大名，就来到了贡嘎山的脚下。他在山下等待老师的时候，在营地附近发现了一只手套。他心想，谁他妈把手套扔在这里。他走上近前，似乎看到石头底下压着什么东西。他搬开石头，猛然间看到了一具尸体尸体上还穿着日本的连体羽绒服、安全带和靴子。小海还能看到它的腿骨和头发。“把我吓坏了,”小海说，“你知道在贡嘎本来就很压抑的情况下，天气变化又快，一会阴一会阳，突然就看见尸体……”小海赶紧点上两根烟，躲得远远的，心里祈祷着老师顺利下山，不，是赶紧下山。
回到成都后，小海成了李宗利的学生。李宗利手把手亲自教学。自由之巅开发的商业山峰，比他在青登协爬的山峰更有技术难度。小海在理论与实践中不停地切换，进步迅速，就像当年的小柳一样。
李宗利认为小海和小柳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个体，有各自的思想”。然而，许多人常常在小海面前提起小柳的名字与小柳的往事。小海对小柳越发好奇。他翻出小柳写过的攀登报告，反复地阅读。小海心想，既然小柳是李宗利的第一个学生，我是老师现在的学生，也许未来也会变成小柳，拥有小柳的攀爬能力、经验与野心。小柳也许预示着自己的未来。老师与自己隔着一辈，严冬冬的年代也离自己很遥远，只有小柳仿佛离自已很近。他一度把小柳当作精神领袖般看待。“尤其是他对登山那种理解、那种思想，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小海说，“年轻人自然而然就会被这种人、这种思想所吸引。”
小海平时能接触到的同辈登山教练并不多。成都有大大小小的登山公司，其中要数领攀和自由之巅两家最有影响力。领攀还有比自己大几岁的阿左和刘兴。小海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但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
2016年初的那个冬天，李宗利正带着小海在双桥沟里攀冰训练，突然接到消息，阿左在附近的山上遭遇雪崩，情况危急第一批救援队已经进山。李宗利和小海时刻准备着，随时进山营救阿左。
阿左与曾山约定的两年期限很快就到了。当初在领学校的阳台上，阿左原本以为两年会格外漫长。现在他又觉得这两年过得很快。他又续签了一份合同。他的基本工资只有2000多块钱，不过是当时成都市平均工资的一半。但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老师，掌握了一门技艺，还收获到了尊严、朋友与快乐他与曾山、刘兴在川西探索一座座未知的山峰。他一次次重返四姑娘山。
从成都出发前往四姑娘山，越野车要先使出成都平原，陆续经过李冰修筑的都江堰、汶川地震的震中映秀、作家笔下的耿达、大熊猫的栖息地卧龙、乾隆平定金川的战场邓生沟，再沿着湍急的皮条河与桃关古道来到巴朗山脚下。从这里开始，驾车翻越巴朗山将是一场动用五感的奇幻冒险。连续12个近180度的绝命弯道不免让司机和你提心吊胆。每一次峰回路转时，海拔攀升近200米。车子义无反顾地钻进半山腰处的浓雾。窗外的视线变得混沌而模糊。在海拔剧烈变化之余，你的脑袋有些钝感，你无法思考，你的耳膜不断鼓胀，你无力辨听发动机的嘶吼，你还能嗅到一丝水汽的湿润感，嘴巴却异常干燥，你怀疑自己失去了嗅觉与味觉。你失去的越多，就越想争取，恨不得调动所有的感官。直到半个多小时后，越野车终于安全驶过了最后一个弯道，来到了海拔4400米的垭口处。此时车里往往异常安静。你们还在等待最后的那个讯号。车子终于穿过浓雾，来到了云海之上。刹那间，一切都豁然开朗。你听到司机松了口气，你嗅到了干燥而凛冽的风，你的舌头不再麻木，你的身体也舒展开了，你终于夺回了意志的控制权。翻越这处垭口，前方就是嘉绒藏地四姑娘山，纵横3000公里的青藏高原的门户 --你的下一场冒险。在四姑娘山的景致再度震撼你的世界观之前，只要在巴朗山云海之上回望来路，绵延20公里的壮阔雪墙会率先令你置身于仙界。
曾山指着巴朗山对面的这一排天然屏障问阿左，你看对面，你知道这是哪个山吗?
阿左说，不知道。
曾山说，这是大雪塘，你看这一面就是大雪塘的北壁。
大雪塘群峰与四姑娘山共同构成了杜甫诗句中真正的“西岭”。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海拔只有500米，而距市中心仅100公里的“成都第一峰”大雪塘陡然攀升至海拔5353米。阿左对大雪塘的最初印象还停留在当年马一桦写的《大雪塘主峰认证报告》。那一年，马一桦与刃脊探险的员工登顶了大雪塘主峰毫不留情地推翻了川登协认证过的首登--之前那支登山队登顶的是大雪塘三峰。大雪塘还寄托着马一桦的雄心壮志:在大雪塘脚下的大川镇修建中国第一高山度假综合体。那次意外的事故，也让这理想随着马一桦出走加拿大而烟消云散了。
当曾山第二次、第三次提及大雪塘的时候，阿左也开始注意到这座山峰了。这几年夏天，他和刘兴在川西尝试过一些难度不大的攀登路线。也许，他可以尝试开辟一条真正的新路线，就像那次让他获得了最佳攀登成就奖的皇冠峰首登一样。阿左盯上了大雪塘三峰。
曾山对阿左说过，过去几支攀登大雪塘的队伍，大多从南壁攀登大雪塘三峰，而面朝巴朗山的北壁则更为艰难。这一年，阿左多次考察了大雪塘三峰北壁的路线与难点，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攀登路线。到了冬天，朋友帮他拍摄了一张清晰的山峰照片。在这张照片里，阿左在复杂的山壁纹理中，破解了冬季攻克大雪塘三峰北壁的奥秘。学艺近三年来，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独立开辟一条真正的新路线。曾山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对阿左说，冬天好，你去吧。
阿左想找刘兴做他这次的攀登搭档，也曾把大雪塘三峰的照片展示给刘兴看过。“刘兴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他不是很开放外向的人。”阿左说，“如果你表现出:哇，这个山酷，走，爬。那就爬。如果你觉得，哦，这个山就是大雪塘。哦，大雪塘。没有然后了，那就算了”。见刘兴对大雪塘并不感兴趣，阿左只好另寻新的搭档。
2016年1月初，阿左刚带完一期双桥沟冰课程，准备出沟和约好的搭档尝试大雪塘三峰。不料，搭档临时放鸽子了。阿左只好推迟攀登计划，从沟里回到成都，闲着无聊去看电影当时《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正在国内放映。阿左来到电影院，买好了票，在旁边的肯德基等待电影开场。在这家肯德基里，阿左碰见了同样在等待电影开场的李昊昕。他们一对时间，竟然还是同一场电影。
昊昕是西藏蔓峰户外探险旅行公司的领队。这是一家专做高海拔徒步的探险公司。最近几年，每到了元旦，昊昕都在双桥沟度过整个冰季，他是为了这部电影才出沟回到成都。昊昕也是一名热爱登山的年轻人。三年前，他参加了四川登协的登山培训，拿到了高山协作证。一年前，蔓峰公司全体员工还报了领攀的裂缝救援课程。阿左任助教。在那次培训之后，阿左和昊昕之间的联系不多。准确地说，在这次巧遇之前，他们并不算熟。
阿左问，你们还不进沟?
昊昕说，还要进沟。
阿左说，我也要进去，我要进去登山。
昊盺说，你要爬什么?
阿左给昊昕展示了山峰的照片，讲了一遍被搭档放鸽子的事情，说，我要爬大雪塘三峰。
昊昕看了照片说，我跟你一起去，但可能你要一直领攀。
阿左说，领攀我没问题，我来领攀。
昊昕说，我一直跟攀没问题，体能绝对跟得上。
阿左说，好，那就走。
阿左和昊昕在彼此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就这么阴差阳错地开始了第一次搭档。几年后，这对搭档念念不忘这次肯德基奇遇。“我和阿左在肯德基敲定了攀登大雪塘的计划，甚至是哪张桌子我都记得很清楚。”昊昕后来回忆道。要知道，许多自由登者为了寻找合适的搭档煞费苦心，甚至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契合的搭档。“现在想想也很不可思议。”阿左说。
几天后，阿左与昊昕看准好天气窗口，背上装备进山。这对搭档的性格迴然不同。阿左有一点内向和敏感，有时还敏感到对方若是没有及时回复信息，他都会在心里解读出很多想法昊昕外表一副大咧咧的样子，总是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一路上,两个人很聊得来，互相开起了玩笑。他们一边聊着天，一边在寂静的松林雪地中寻找上山的路线，还无意间碰见了野生的小熊猫。阿左对昊昕说，这次看到小熊猫即使不登山也值了。这片山林像是个野生动物园，--路上他们又遇到麂子、獾等各种野生动物。两个人愉快地漫步在山间，就如同野外郊游。
阿左和昊昕本就是探险公司的领队出身，很能包容、接纳彼此。一路上，他们从不计较谁多背一点装备，或者谁去打水。就连在攀登过程中，也出奇地顺利。每当阿左准备领攀技术路段时，昊昕都会做个手势，说:“加油。没问题。”“加油。稳稳地。”昊昕的鼓励让阿左领攀起来格外轻松。自由的攀登、壮美的景观、夜晚的宿营都令两个大男孩感到新奇。
等爬到了第三天，这两名倚在岩壁上熬过一夜的年轻人睁开双眼。不知从何时起，他们脚下的山谷中升腾出一片烟波浩渺的云海。那是一片平静无瑕的海，就连孤高的邛崃山主峰也藏在了深不可测的海面之下。在海的尽头，海天之间交汇出一道橙色的天际线。在他们化雪烧水的时候，久别重逢的太阳就像一颗破壳而出的蛋黄，慢吞吞地从海面升起。等这只蛋黄彻底滑出了蛋壳，并与水平的天际线形成了一个“旦”字的时候，万丈光芒在一刹那便照耀着世间万物与登山者的脸庞。温暖的曙光晒在身上，瞬间解冻了昨夜的寒冷。在这神圣而奇妙的-刻，二人决定继续向上攀登，爬向那金色的顶峰。
早上9点，阿左与昊昕在顶峰上击掌庆祝。这对自由攀登者开辟了人生中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新路线。在下撤的时候，阿左在昊昕下方几十米处倒攀。为了躲避昊昕踢下来的落石，阿左脱离了绳子，独自往下爬。雪很深。这是阿左走过的最深的雪坡。他一边下降，一边有些焦急地回望上方的搭档。他担心会触发雪崩，既想尽快通过这一路段，又侥幸地继续往下爬。眼看还有50米就通过了这片容易触发雪崩的区域，突然，只听见轰的一声闷响，一波雪浪袭来。是雪崩。阿左心想，这下死定了。
白色的死神扑面而来，裹挟着阿左的身体，不停地翻滚，撞击。阿左本能地想要抓住什么，可眼前的世界已经失控。每一次着地，阿左都祈祷着或许下一次撞击后就能停下来--或许下一秒就死了吧。阿左被雪崩冲落了200多米，最后终于停住了。
阿左趴在地上，眼泪不自觉地涌出来，身体不停地颤抖。他活动了下四肢，很疼，但应该没有断。他回头一望，雪崩后遍地都是灰色的脏雪。可是，昊昕呢?他带着前所未有的疼痛一边呼喊着昊昕的名字，一边爬起来寻找搭档。山上没有任何回应。阿左担心，昊昕会不会已经死了。他从背包里掏出卫星电话，打给曾山，告诉老师他们遭遇了雪崩。曾山说马上派人来。阿左挂完电话，继续呼喊着昊昕。
在雪崩发生的一瞬间，昊昕感到雪面向下一沉，脚底腾空。他看到前方的雪面已经断开。昊昕嘴里刚冒出一句fuck，身体向后一仰，就像雪球似的滚下山。他试图把冰镐插入雪地制动，但整个人还是飞了出去。流雪灌进他的鼻孔和嘴里，几乎就要窒息。昊昕很绝望。他尽量舒展开自己的身体，不让积雪死死地埋住他，祈祷这一切尽快结束。突然，他的身体慢了下来，停在雪坡上。他吐出嘴里的雪，浑身颤抖。他努力深呼吸几下，让自己镇定下来。昊昕环顾四周，冰镐早就不见了。一同消失的还有阿左。昊昕开始呼喊阿左的名字。他听不到任何回应，“此时我觉得最坏的事情很可能发生了”。他拼命往下爬,一路呼喊，一路寻找。就在这时，昊昕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在那一瞬间，他差点以为是幻觉。他没有听错，是阿左在呼唤自己。昊昕的眼眶湿润了。
阿左差点以为昊昕挂了。当他听到了昊昕的回应，有种“彩虹出来、乌云消失的感觉”。阿左流下了眼泪，继续向上大喊着，昊昕，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昊昕听到阿左的声音后，心想，无论怎样，至少阿左还活着。昊昕很快降到了搭档身边，与阿左相比，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只被雪崩打落几十米。阿左从雪坡一直滚落到碎石坡，幸好背包和头盔保护住了他的脊椎和头部。经过了多次撞击后，阿左虽然浑身疼痛，但没有受重伤，而且意识还很清晰。阿左有些后怕，也感到些许侥幸。昊昕拿起背包，扶着搭档，继续往下撤。昊昕走了几步，浑身乏力，根本背不动背包。他只好一次次把背包扔下去，二人再慢慢挪到背包所在的地方，之后再继续往下扔背包。这段碎石坡是昊昕走过的最漫长的一段路。
快到傍晚了。空气里弥漫着雪雾，能见度逐渐变差。昊昕和阿左意识到，他们坚持不到大本营了。昊昕把阿左安顿在一块大石头处，帮他钻进睡袋。两个人濒临失温。如果能躲进大本营的帐篷里，这一晚会好过很多。昊昕决定独自下山寻找大本营。两个小时后，昊昕失望地回到搭档身边。阿左的衣服和睡袋上竟覆盖了一层雪。他知道阿左腰部无法发力，没办法翻身。昊昕看得很心酸。救援队要第二天才能进山，看来这一晚他们只能靠睡袋将就下了。
这一晚，阿左浑身疼痛，无法入睡。“我们互相回忆雪崩时的场景和感受，经历过生死的瞬间后，变得有一些唯心，庆幸我们这辈子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所以大雪塘没有收了我们。”昊昕后来写道。这一晚，阿左和昊昕聊了很多。
昊昕聊起他的家庭。昊昕是青海西宁人。他比阿左要大三岁。小的时候，昊昕的父亲就离开了他和母亲。母亲后来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从小到大，一直是姨妈在照顾他和母亲。姨妈把他当儿子一样看。阿左也跟昊昕聊起了自己的家庭。原来两个人的家庭情况都差不多。阿左从小跟着爷爷奶奶过，跟母亲的关系若即若离。前一年父亲离世了。阿左聊起他高中毕业后的流浪，在各地打工，偶然加人了领攀，直到登山改变了他的生活。
雪崩过后的深夜长聊，让阿左和昊昕走入了彼此的内心。昊昕说，我想过要是这次雪崩中另外一个没活下来怎么办，要是喊了半天也没人答应怎么办，要是我挂了怎么办。“我家里还有一个妈，万一我挂了，要不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妈。”昊昕对阿左说。
“没问题。我靠，这有什么难的。交给我好了。”阿左爽快地答应了。
与高考落榜的阿左相比，昊昕显然更适应中国的应试教育他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的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他在西工大的王牌专业里只读了一年，就潇洒地退学了。他回到高中复读，改读文科，又考上了北师大的中文系。2005年9月的一天，昊昕独自拖着行李，来到北师大报到。他把行李放进宿舍手忙脚乱地套不好被罩。最后在室友父母的帮助下，他才完成了这个艰难的任务。他把几件衣服挂在床沿上当作帘子，就钻进铺位上睡觉了。这便是昊听留给室友们的第一印象。
李昊昕身上有一种无所谓的气质，不管啥事只要差不多就行，挺懒散的。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昊听的大学室友回忆道。在班上，昊昕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和其他同学样赶作业，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他喜欢喝酒，但并不喜欢喝醉。如果不是中学时期酒精刺激了皮肤，或许他的脸不会像现在这般满是青春的痘痕。昊昕很文艺，床边贴了一张唐朝乐队的海报。他喜欢摇滚，兴致好的时候，还能配着音响，来段电吉他。在宿舍里，昊昕与室友们一聊起姑娘就兴致勃勃。只要谈起他那丰富的情感经历，昊昕总会叼着烟说个没完，直到室友们都昏昏睡去也不停休。2009年，这名24岁的北师大毕业生结束了他青春时代的最后一段感情。
曾有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昊昕毕业后留校做了北师大中文系的讲师。有一天，他碰到班里有个男生正欺负女同学。昊昕出手替女生打抱不平，把男生的书包直接从楼上扔下去了。男生的家里有些背景，要求昊听道歉，否则就别想在北师大做老师了。昊昕再次潇洒地离开了学校。
昊昕先是去太原工作，之后又回到北京，在二环边的西藏人民出版社做编辑。他依然热爱着音乐，把房间布置得像个录音棚，屋里堆着吉他、音响和打口碟。没过多久，昊昕就离开了出版社。他离职的理由不由得让人怀疑，他说，如果用文学谋生，我觉得玷污了它的美好。
昊昕的新工作让朋友们颇感意外。他去了三里屯的苹果店做工程师。iPhone4s刚发布没多久，苹果店里人山人海。昊昕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Chuck”。“他跟我们显摆店里的小姑娘如何甜而嗲地喊他Chuck哥。”昊昕的大学室友回忆道。很快，昊昕又离职了。他就像在用人生演绎一场行为艺术。他选择在乔布斯逝世一周年的那一天离开。离职的理由再次让人怀疑，他说，Today Steven Jobs lost his life, then I lost my job.(今天乔布斯失去了生命，而我失去了工作。)
昊昕这次没有再去找工作，而是和朋友们去了趟西藏。他时常念起拜伦的一句诗:无径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岸，几多惊喜;岸畔崖间，鼓涛为乐，无人驻足，是为桃源;吾爱世人，自然甚之。《北京日报》采访了昊昕，在那篇名为《野孩子》的人物报道中，昊昕说:“大自然给我的那种宁静，在城市中你无法找到。”这次，昊昕的这个理由倒很真诚。他留在了西藏。
昊昕加入了蔓峰户外探险旅行公司，定居在拉萨。王培嘉(蹄子)就是在那时认识昊昕的。他第一次见到昊昕时，觉得这哥们儿特像韩国动画片里的那个倒霉熊。“感觉就是挺憨的一个人。没什么心眼。挺纯粹的一个人。”王培嘉说。西藏蔓峰户外探险旅行公司专做中国西藏与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山区的高海拔徒步活动。蔓峰公司还有个“千日寻峰”的探险计划:在三年内探索100座未知的山峰，并在探索过程中考察冰川消融的情况。昊昕和王培嘉都成了这个计划的领队。在做户外领队期间昊昕的攀登技术没有太大长进，但是体能和海拔适应能力被操练得很强。他徒步至中国西部最瑰丽险远的地方:西藏的卓木拉日康峰、珠峰东坡嘎玛沟、希夏邦马大本营、库拉岗日大环线、克勒青河谷，还有巴基斯坦的乔戈里峰大本营。有时公司会提供一些预算，但更多时候，大家会贴点钱组团一起去。昊昕的存款就在这几年差不多都花光了。
昊昕和同事合伙，在拉萨的仙足岛开了家客栈。在这期间他戒了烟，梳了个小辫。他有时睡在客栈里，打理一下生意有时当个甩手掌柜，出去徒步探险。他的收入并不多，好在自给自足，也自由自在。朋友圈里的昊昕越玩越专业。在大学同学们看来，曾经那个吊儿郎当的少年，如今也开始严肃起来昊昕甚至还上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虽然那张封面只是他的一张小到几乎看不见的背影。
接触久了，王培嘉渐渐发现，看似潇酒开朗的昊昕，在内心深处也隐藏着一些忧虑。这些忧虑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隐现出来。有一次，公司团队在双桥沟攀冰。晚上，王培嘉和昊昕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播放着许飞唱的《父亲的散文诗》。在这伤感的旋律中，昊昕突然说，我父亲就没有这么关心过我。
关于自己的家庭，昊昕提及最多的就是对姨妈的感激。他时常回家看望母亲。在朋友眼中，他很孝顺妈妈，但有时也很无奈。有一次，母亲的病情恶化，昊昕几乎要崩溃了。在医院里，戒烟许久的昊昕买了包烟，一根一根地抽起来。但过了一阵，他又出现在大家面前，就像平常一样，满脸兴奋地开着一些不正经的玩笑。
'我觉得有些东西他不想提，我也不会多问。有些他家庭的东西，很明显他是不想提,”阿左说，“有时候我还开开玩笑,我还说一说。他可能就不太想去说这方面之类的。”就连面对阿左这样的生死搭档，昊昕也不想把心底的忧虑都吐露出来。当然，大雪塘那一晚可能是个例外。
在死神的门槛上走了一道后，昊昕和阿左畅聊了一整个晚上。遭遇雪崩后的第二天中午，曾山、古古率领多名协作进山，刘兴、张宇等许多朋友也都来了。朋友们都吓坏了，有的人还流下眼泪。如果触发雪崩可以说是个人经验不足，那么在雪崩中苟活下来纯粹是靠运气。阿左头发散乱，眼神憔悴，膝盖还不能打弯。大家搀扶着他，颤颤巍巍地走下山去，再把他连夜送往成都医院。昊昕和阿左在山里待了五天，终于出山了。
在医院检查过后，阿左除了韧带拉伤，身体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总的来说，这次大雪塘的经历让阿左体验到了自由攀登的乐趣，昊昕也借此得以一窥阿式攀登的酣畅。他们想起了进山路上的野生动物们，将这条新路线命名为“野生动物园”。阿左有所收获，但也有所失去。他刚出山的时候，得知从小照顾自己的奶奶去世了。
阿左和昊昕回到成都后，开始复盘这次攀登。他们疯狂地反思自己的问题:到底是哪做错了?是攀登能力不足?攀登效率太低?还是没把控好风险?两个人成了固定的搭档。在这对搭档关系里，昊昕的攀爬能力相对较弱。他明白自己要变得更强。过完春节后，昊昕去了趟丽江老君山，专门练习传统攀。之后他又带领蔓峰的队伍，深入荒蛮的喀喇昆仑山区。他辗转到喜马拉雅，再从尼泊尔抵达印度。在这里，昊昕和女朋友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阿左在感情上也有所突破。春天，当得知阿左要来上海治疗拉伤的韧带时，小树(王倜鑫)心里乐开了花。这可是个好机会。小树是在上海工作的白领，在一家营销咨询公司上班几年前，在这名江南姑娘的生活中，唯一与探险的交集就是喜欢看户外电影。她已经连续三年参加山地户外电影节了。她被这些户外纪录片中的冒险气质深深吸引着。2014年底，小树赌气决定要让自己平淡的人生改变一点点。她报名参加了元旦的攀冰跨年活动。她来到四姑娘山双桥沟，第一次尝试在3000多米的高海拔攀冰，还认识了助教阿左和刘兴。
初见面时，她觉得阿左是个做事认真、可爱又腼腆的男孩。但也仅此而已。是后来的一张照片在小树的心里产生了化学反应。有一天，在领攀学校的微信群里，有人把阿左流浪时和在领攀工作时的前后对比照片发了出来。流浪时的阿左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稚气未脱的娃娃脸上，大眼睛亮亮的，闪着与少年人相伴的不安与彷徨;来领工作后，阿左穿着冲锋衣拎着冰镐、戴着头盔站在山巅上，显得自信满满。大家在群里嬉笑调侃着阿左的蜕变。“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经历很丰富,”小树说，“我觉得是那个部分让我对他产生了更多的兴趣。”
在之后的一年里，小树又报了两次领攀的登山课程。学员包括她在内只有两个人，教练也只有两个人。阿左成了小树的“私教”。在都日峰的雪山和勒多曼因的冰川上--当然还有私下里的微信聊天--两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些朦朦胧胧的情感。小树很笃定他们之间的感觉不是凭空想象的，而阿左却很犹豫，迟迟不敢开口表白。他与其说是胆怯，不如说是恐惧。阿左总是会想，就我?人家凭什么会看上我?他害怕万一自己想多了:岂不是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也许那场死里逃生的雪崩让阿左更加珍惜这份情感，也许他依旧在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安排，但当小树得知阿左要来上海治疗拉伤的膝盖韧带时，算是把他堵到家门口了。“我心想，好开心。”小树后来说。她找了各种理由--“你在上海肯定很无聊，我就给你送点书。”--时不时和阿左碰面。他们还相约去了上海自然博物馆，两个人逛了一整天。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笙棣。撄
打一开始认识阿左时，小树就知道阿左身边最好的朋友是刘兴，阿左的固定搭档是昊听。一直以来，昊昕的登目标 --同时也是许多自由登者、阿式攀登者、技术攀登者的目标--就是幺妹峰。至于阿左，尽管他多次来到四姑娘山，眺望过宏伟的幺妹峰山体，却从没有被这座山峰所打动。“以前想都没敢想，以为它非常难，没有想。不想。就没有在那个考虑范围内。”阿左说。幺妹峰仅停留在阿左的视线与昊昕的憧中，直到古古用行动说服他们放手去实践。
这一年11月，自由攀登者古古和罗彪，在幺妹峰南壁上开辟了一条新路线“向导之路”。向导之路的名字源于旨在培养中国阿式攀登向导的CMDI。古古和罗彪都是CMDI的学员。罗彪曾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首届CMDI，后来又与孙斌多次尝试登幺妹峰。第二届CMDI对公众开放后，古古报名参加了，而后作为培训班的教练，培养之后几届的学员。
早在1999年，古古就在四姑娘山见到了幺妹峰，“当时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总有一天要去攀登这座山峰。幺妹峰对我起了很大的转折作用，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这名重庆的小个子后来又完成了许多了不起的攀登成就，他也许是被金犀牛奖提名次数最多的攀登者:2007年，古古与彭晓龙搭档:完成了婆缪峰的“自由扶梯”路线，拿下了那一年的金犀牛最佳攀登成就奖;2012年，古古与搭档重复攀登了布达拉峰首登者的路线“达赖喇嘛”，成为首位登顶布达拉峰的中国登山者;2013年，古古与王二、邱江、张勇等人搭档，开辟了双桥沟鹰嘴岩的新路线;2014年，古古与搭档开辟了鲨鱼峰的新路线，2015年，古古与王二等人搭档完成了华山南峰的大岩壁攀登。于古古而言，2016年的幺妹峰攀登与其说是个严肃的挑战，不如说是一次水到渠成的过程。
古古从来没有固定搭档，就像个无踪无影的游侠。古古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帮领攀教课。这一年，完成了幺妹峰之后，古古就留在双桥沟，继续给领攀带攀冰课程。古古和阿左住在了同一个房间。那几天，古古不停地对阿左说，以他现在的能力，完全能胜任幺妹峰的攀登。阿左有些被说动了。两天后，昊昕也来进沟训练。古古又游说着这对年轻的自由登者，你们两个去爬一下幺妹峰，可以的，没问题。
古古的话就像个钩子，把隐藏在昊听心底的攀登欲望勾了出来。昊昕和阿左商量着，或许他们真的可以试试幺妹峰。
伴随着一代代自由攀登者的传奇叙事，幺妹峰成为国内极少数一撮人心目中的殿堂级山峰。然而，成都平原的百姓们，大多只知四姑娘山，却很少听过幺妹峰的名字。早在2008年7月，幺妹峰就从海市蜃楼的都市传说中，短暂地出现在市民眼前。囿于成都市较为严重的空气污染，在成都遥望到雪山的概率很低。每一次遥望，就好像目睹了一次罕见的天文现象。
2013年5月的一天清晨，成都七中的教师李沐月正在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当时学校所在的成都高新区还是一片大空地，五楼教室的视野非常开阔。李沐月不经意地一瞥，“发现远处雪山隐隐，一峰突起，峥嵘轩峻，甚为惊异”。一排排高楼之上,是一群气势磅礴的雪山。群山之上是一座宏伟的巨峰。在此之前，他以为“窗含西岭千秋雪”只是艺术的夸张，至此才知杜甫的诗句原来是写实。李沐月停下教课，带领学生们排队遥望雪山，颇有当年西南联大教授陈岱孙让学生们“停课赏雨”的风范。
在此之后的数年里，成都市民们遥望雪山的频率越来越密集。直到2016年的一天，幺妹峰以一种壮丽而奇异的方式，惊艳了成都约1800万市民。
连续10天的大雨过后，7月14日这天的天空中还残留着最后的雨水。午后，云雾渐薄，天空变得澄澈干净。200公里外的幺妹峰缓缓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到了傍晚，灰蒙蒙的天空焕发出热烈的彩色。等到所有成都市民都意识到这前所未有的天象时，他们纷纷抬头仰望。
头顶上的云层染上了火焰般的颜色，燃烧了整片天空。远处孤零零的几栋高楼之外，是大雪塘的庞大山体。在这形云的映衬下，华西雨屏、太子城、九顶山等几座大山依次显露出来，呈现出靛蓝色、浅灰色的远山淡影。在万山之上，便是那6000多米高、宛如金字塔般的轮廓，幺妹峰。一架飞机出现在人们远眺的视线中。在幺妹峰的庞大山体的衬托下，这架民航客机就像一片被吹向空中的落叶，显得微小而纤弱。飞机飞过，天空中的火烧云渐褪成了金色，世间万物都被镀上了一层金箔。多彩的霞光在宝蓝色天空中显得如梦如幻。霎时间，幺妹峰宛如一尊佛陀，山体背后的云隙间散射出道道金光，挥洒数百里。
这场雪山盛宴从7月14日中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晚过后，清晨的天空变成了淡紫色。这紫色映在或近或远的幺妹峰东壁上，把它染成一面浅浅的粉白色山壁。幺妹峰静静地矗立在天边，仿佛在告诉人们，昨晚的奇观并不是幻觉。一夜之间，天与地，人与山，近与远，东南与西北，时间与空间交错在一起。这场成都市民专属的雪山盛宴来得有些突然，但在约1800万人口的见证下，在成都遥望雪山不再是传说，而幺妹峰也在媒体报道与众人的目睹中，成为广为人知的著名雪山“7·14”成了标志性的一天，幺妹峰从小众的登山群体正式走人主流视野当中。
2016年，成都市政府大力防治城市由来已久的大气污染问题，这座雪山城市的真容变得清晰起来。自那之后，每一年雨季，在每一个澄澈的清晨，只要站在成都的高楼上，几乎都可以遥望到远处的大雪塘群峰与身后孤高的幺妹峰。
对于自由攀登者而言，幺妹峰或许是书写传奇的地方，对于自由攀登者的亲友而言，幺妹峰可能是噩梦的发生地。“我对于幺妹峰的印象是不好的,”小树说,“因为我2014年底去攀冰的时候，他们(柳志雄与胡家平)刚刚出事。所以我一听到山峰的名字，一开始建立在一个不好的印象里。”小树跟男友聊过几次之后，才稍微放心下来。阿左看待攀登的方式理性而又成熟。在这期间，小树对探险与攀登理解也产生了变化。她换了一份工作，从上海搬到广东，成为肯道尔国际山地电影节的一名员工。
阿左和昊昕确定了幺妹峰的攀登目标后，开始频繁出入岩馆训练。他们常在傍晚去成都大悦城的大松果岩馆。爬之前，先在楼下的汉堡王买个他们最爱吃的甜筒，就当作晚饭。两个人再泡在岩馆里训练一个晚上。阿左和昊昕分析了自由之魂，解放之路等路线，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与教训。他们还爬了一次四姑娘山三峰，站在山顶近距离拍摄幺妹峰南壁清晰的照片回来后放大细节，分段研究。阿左认为，一直以来幺妹峰都被神化了,“给我感觉是它被吹得太高了”
2017年夏天，阿左的爷爷去世了。阿左也做了个小手术，心情陷入低谷。雪上加霜的是，他还和领攀学校的管理层闹了矛盾，一气之下辞职了。辞职的时候，他的存款只有一万多块钱，“就一直很惶恐，我靠什么收入，干什么挣钱”。
昊昕的经济情况更为紧张。一年前，为了和女友的婚事，昊昕在成都贷款买了房子，每个月都要还贷款，偶尔还会向本就很拮据的搭档借钱周转。后来女友的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两个人断然分手了。昊昕总是念念不忘，每每喝醉时总会想起那个姑娘。他把情场的不甘化作了攀登的动力，时常念叨着“我他妈就要爬个么妹”。然而在大醉酒醒之后，房贷还要继续还。昊昕决定离开蔓峰公司，留在成都找点事情赚钱。
这对攀登搭档凑在一起，一边感叹最近的遭遇，一边商量着，我们要不要一起做点什么。他们想来想去，或许可以成立一家影像工作室。除了攀登，影像是二人共同的兴趣。昊昕在做领队的时候，就掌握了一些拍摄的技能。阿左前一阵用年底的提成，一咬牙买了一台单反相机--这是他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花销 --并开始学着拍摄和剪辑。阿左和昊昕注册了个工作室，名叫“梦幻高山”。
“'梦幻’好像是我想出来的，这个感觉和我们挺相似的和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阿左说,“而且高山本来就给人一种梦幻的感觉，不管是它的光影、云雾，不管是你有没有去过的地方，它总是不会给你一种一成不变的感觉。
梦幻高山的名字定下来后，他们开始设计工作室的10g0。阿左在网站上搜了很多素材，最终找到了一张很酷的照片:幽蓝的冰川浮在海中，四分之一浮在水面，四分之三深入水中。他想起了每次和昊昕去攀岩之前吃的甜筒，便把水面上的冰山变成了个冰激凌，把水面下的冰山设计成了甜筒。梦幻高山工作室的英文就叫“ICE CREAM STUDIO”。这对爱吃甜筒的大男孩满心希望，梦幻高山工作室的攀登与影像两手都要硬。
梦幻高山最先硬起来的是攀登。与前辈们相比，这两名年轻一代的自由攀登者有很多劣势:他们都没爬过6000米高的山峰，他们也没有开辟足够多的新路线。但他们的优势也很明显:阿左拥有两名登顶过幺妹峰的顶尖登山导师 --曾山与古古，他们充分掌握了过去十五年来前人的成功与不足--“我们把以前所有人的攀登报告都看了”;他们综合前辈们通常选择的好天气窗口期 --“我们选的天气是安全的”，他们还运用了前辈们无法想象的现代科技--无人机--提前侦察绝壁上的每一处地形，他们现在的攀爬能力也完全胜任每一段路线的难度 --“对于我们现在单段的能力来说，应该是没有难点”他们在探险公司的经历足够丰富，具备了在任何陌生地形下降的能力，得以全身而退 --阿左在领攀磨炼了四年多，昊昕稍弱，但也在高海拔山区带队徒步了四年，他们还有足够充裕的攀登时间，放慢节奏，每天早上“太阳都晒屁股了”才出发;他们没有太多功利心，攀登不是为了名利，“不行就撒”。
2017年11月9日这一天，阿左最先站在了幺妹峰的顶峰。等昊昕到顶后，他和搭档一击掌，再开心地呈大字形躺在山顶的雪地上。他们在“解放之路”的旁边，开辟了一条幺妹峰南壁新路线。过去一年来，他们看过无数次幺妹峰的照片，如今终于站在了山顶上。阿左随身带了一张小树的照片，几天后就是女朋友的生日。阿左在顶峰给小树录了一段视频，在生日那一天发给了她。
小树正提心吊胆地在深圳上班。她密切关注着阿左和昊昕的攀登进度。她得知登顶的消息后，立即买了第二天一早的航班，飞到成都，落地后包辆车来到四姑娘山镇。等阿左和昊昕安全撤到山下，小树已经在山脚下等着他们了。小树见到男友后，二人亲密地拥抱在一起。昊昕在一旁看得有些酸。
阿左和昊昕的幺妹峰新路线“The View”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更甚于一年前的“向导之路”。这次攀登获得了当年的金犀牛最佳攀登成就奖。颁奖辞是这样说的:“幺妹峰作为阿式攀登水平的标杆，阿左和昊昕完成幺妹峰南壁转西南山脊路线，展现出了全面综合的攀登技能与水平。不仅代表中国新生代攀登者的力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中国攀登一直在努力进步，而且必会越来越强。”孙斌在领奖台上，把奖杯颁给了阿左与昊昕。这是阿左的第二个金犀牛奖。
这两名85后的年轻攀登者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登山界的明日之星。大量的媒体采访向他们涌来。有一天，阿左和昊昕又像往常一样在岩馆攀岩。一位父亲领着女儿过来了。父亲指着两个人对女儿说，看看这个就是阿左、昊昕。快，让他在你衣服上签个名。阿左心想，我靠，不至于吧，不签了吧。最后阿左架不住这位父亲的热情，有些尴尬地在小姑娘衣服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感觉好像大家都认识你，就一下子很多人认识你,”阿左说，“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因为很多人认识你了之后，我们随便一说在拍东西，肯定更多人知道你在拍东西，机会就多了起来。”梦幻高山的攀登硬起来之后，视频拍摄的项目不时会找上门来，刚开张的工作室也迎来了生机。
阿左并不觉得登顶幺妹峰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什么深刻影响仅仅把它当作攀登进阶之路上的一个节点。小树却认为那是阿左人生的转折点。凭着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对环境的把控，他们出奇顺利地完成了一座国内寥寥数人登顶的山峰。阿左变得更加自信了。“他不是那种膨胀的自信，而是他对于自己的攀登水平和能力的非常有利的证据。”小树说。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阿左与昊昕没有写幺妹峰登报告，而是利用一路上拍摄的视频素材，剪辑成了一部15分钟的纪录短片The View，发布在了视频网站上。这有可能是当时最清晰的攀登幺妹峰南壁的影像。观众跟着这两名年轻的攀登者领略了幺妹峰的风姿。其中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是:“有的人爬个珠峰都能上热搜，上新闻，结果爬幺妹峰的真大神居然没人关注关注了关注了。”
在“大神”的呼声中，这对搭档自然很享受这种虚荣与关注。但阿左始终保持着警惕。他认为幺妹峰的难度在民间被捧得太高了，以至于他们登顶之后，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大神。每每此时，他都会倍感惶恐，让对方“不要这么说”。然而这种警惕只会被大家误解成另一种谦虚。阿左的谦逊、活力与腼腆，连同他与生俱来的形象气质，迅速让他成为新一代的登山偶像。
幺妹峰的顶峰曾是昊昕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如今，他和阿左第一次尝试竟然就成功登顶了。他徒步过很多险远的路线，也领略过很多险峻的山峰。从前，他一直在山脚下抬头仰望如今，他试着站在山顶俯瞰。曾经在喀喇昆仑山区瞻望过的一座座野蛮巨峰，似乎也从不可能变得充满了无限可能性。
2016年秋天，李宗利、迪力夏提和小海三人正式向贡嘎主峰发起冲击。攀登到第四天，他们爬到了海拔6700米的高度，距顶峰还有800米。这天晚上，三名攀登者在疲惫中睡去了。帐篷外狂风呼啸。
半夜12点，贡嘎山上的高空风把整个帐篷--连同帐篷里三个加起来有200多公斤重的大男人--硬生生吹飞了起来。帐篷被挪动了半米以后，三名攀登者瞬间清醒了。眼看帐篷就要滑入悬崖边，他们立即把帐篷杆折断，拼命挖着雪坑。帐篷还在往下滑。他们死死地抓着被折断的帐篷，不让身体被狂风吹飞。
这时，李宗利耳边传来了藏语的六字真言与穆斯林的祷告。他一边用身体拼命压住帐篷，一边凝听着小海与迪力夏提的祈祷，却不知自己该向哪位神灵求助
这一晚狂风不止。天亮后，大家开始清点装备。帐篷被撕开个口子，重要的装备都还在，唯有小海的一只高山靴被吹飞。李宗利给小海的脚上包上四层厚袜子，三个人开始苟延残喘地撤下山去。这只是李宗利登山生涯中许多个惊险瞬间中的一幕而已。
在小海心目中，李宗利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位有所成就的自由攀登者。这名登山者所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身上压制不住的霸气与凌厉、常人少有的自律与执行力，全都令小海敬佩。小海刚来到自由之巅时，他的目标不是哪座具体的山峰，而是面前的老师。“我想成为李宗利。”小海说。
如今，小海已经在“成为李宗利”的路上走了两年了。登山公司的同事们来了又走，只有他和老师顶住了自由之巅的招牌。小海越来越熟悉李宗利的个性。这是一名能把员工骂哭的老板，一名骄傲到有些自负的攀登者。小海说，李宗利从不会等到完成一个成就之后，才认为自己比别人厉害，而是打心底知道他比别人要厉害，“锋芒毕露都不足以形容他了”。
李宗利偶尔也有柔软的时候。每当在学生面前提起小柳以及小柳的父母，这个男人的眼眶就有些湿润。他总觉得有些愧疚。小柳那两年进步太快了，作为老师，他没有及时发觉、并拉住小柳。“可能他总觉得这是导致那个事故的原因。”小海说。每年，李宗利都带着礼品去湖南看望小柳的父母。然而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李宗利总是把这份柔软紧紧地--用佯装愤怒与转移话题的方式 --包裹在心底最深处。
也许李宗利把这种愧疚之情，加倍补偿到了小海身上。在每一座山峰、每一年冰季，李宗利都手把手悉心教学。小海本就带着年少时的热情而来，再加上身体条件出众，进步非常快。小海对这种生活原本很满意，却在2017年夏天突然离开了自由之巅。他回家的理由很朴素，也很现实:工资太低了，只有两千多。李宗利对他说，你先不要辞职，先回家休息几个月吧。这一年，李宗利攀登贡嘎山的计划暂时中断。
小海回家待了小半年。有一天，小海在家里看到一则新闻捷克登山者登顶了贡嘎主峰，距上一次人类登顶这座巨峰已经过去十五年了。登山圈的各个微信群里热议着这次攀登。小海刚看这则新闻还不到半个小时，就接到了老师打来的电话。李宗利在电话里说，操，小海，你看见捷克登顶了吗?你要不回来训练?这个山我们也可以登顶的。小海瞬间就被点燃了。李宗利的贡嘎山之梦，也传递到了小海的心里。
年底，小海回归了自由之巅。公司已经搬到了成都温江区的大别墅里，还来了不少新人。自由之巅俨然蜕变成了一支全新的团队。李宗利正忙着贡嘎山的训练，根本教不过来，索性把这些新生全都抛给小海去教。在双桥沟里，小海每天开车拉着一帮新生，带他们学习基本的攀冰技术。他成了自由之的大师兄。他是公司里唯一敢跟李宗利顶嘴的人，在旁人看来两个人吵得耳红脖子粗的时候，那只是他们在聊天而已。
自由之巅就像个小型的袍哥组织。每次做完大型活动之后摆的一道“生死局”--一直喝到死为止 --是自由之巅最有代表性的社交方式。小教练们都沾染着一些李宗利的江湖气息。李宗利从前剃个青皮短发，现在又留起了中长发，在脑后扎个辫子，露出饱满的额头。他身材精炼，眼神凌厉，如果不是脖子上挂着一长串念珠、脚下踩着布鞋，倒更像是个综合格斗运动员。开会的时候，他偶尔还敞着怀，坐在长长的木质办公桌前的头把交椅，招呼员工为“兄弟们”。兄弟们也给这位大哥和老师长脸，抽烟、喝酒、打架、爆粗口无一不精，再对比这些稚气未脱的脸，多少有些错乱感。在冬季的双桥沟，自由之巅的员工永远是最热烈、最社会、声势最浩大的一帮人。
在刃脊探险解散之后，成都涌现出了大大小小的登山探险公司。许多小型的“野鸡”公司，常年以低价为卖点，带领手在这间屋子里，Ken原本是最不可能加人这帮小圈子的人，他一直生活在另一个世界。Ken是地道的香港白领，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他在香港一家IT公司做网络工程师。每天清晨6点多，他就要告别父母和两个弟弟，拎上公文包，西装革履地从家里出发，匆匆赶往公司去上班。他每天24小时待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下班时间。只要接到英国公司总部打来的电话，哪怕是在半夜，他也必须立即上线解决对方的技术问题。他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好在他的年薪有60万港币。这在香港白领当中比较普通，但对于后来一起合租的这帮朋友而言--Ken的年薪几乎是阿左等人的20倍--已经算得上富豪了。他已经为这家IT公司卖命工作了五六年。“他们愿意付钱买你时间。Ken说。
每年年假是Ken唯一感到自由的时光。他背上背包，来到大陆，畅游祖国的大西北地区。2014年底，他在一篇公众号文章里偶然发现了领攀，这家登山学校即将举办一期元旦攀冰培训活动。Ken报名参加了。这是他第一次攀冰，他成为班上爬得最好的学员之一。他还认识了班上的两名助教，刘兴和阿左。Ken私下里跟刘兴交流很多，两个人聊着彼此的家庭、生活与工作。回到香港后，Ken还常常和刘兴保持联络。
这次双桥沟攀冰改变了Ken之后的生活。“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导火索，本来之前就已经有想法，现在这种工作是不是要继续或者我能走下去多久，已经开始有些疑问,"Ken说，“接触了攀登以后，这个想法会更强烈。”回到香港后，Ken开始练习攀岩。他在紧张的工作中争取抽出一点点时间，跟朋友去香港的岩场野攀。有一次，刘兴来找他玩，Ken还请假带他去了香港各大岩场攀岩。Ken越热爱攀登，就越厌倦工作。他在心里挣扎着。这种情绪积蓄了一年多，最终爆发了。
Ken决定给自己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他尽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开了去攀冰、攀岩、登山。父母知道后非常不理解，甚至是愤怒，但Ken还是执意来到了成都。到了成都后，Ken暂住在华枫和晶晶的家里。除去孝敬父母的部分工资，他卡里还有几十万存款，足够他放纵半年时间而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大不了回去再赚。他报名了领攀学校里所有的课程，和阿左、昊昕等人去四川各处攀登。
Ken只比昊昕大了两个月，他惊奇地发现，昊昕竟然还和自己的弟弟同一天生日。他觉得昊昕激情满满，这名同龄人很容易带动起气氛。但大多数时候，Ken把阿左和昊昕的组合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有阿左的地方就有昊昕。这一年年底，阿左和昊昕完成了幺妹峰之后，Ken也非常兴奋。“就感觉他们牛，很牛,”Ken说，“一开始可能没有这么强的感觉，但是他们真的登顶了以后，就开始感觉，哇，他们真的好牛。”
在四川的这半年时间过得格外快，Ken彻底沉迷在登的世界中了。他看着卡里剩余的存款，对自己说，OK，再给自己半年时间。他又续了半年。之后又是半年，半年，半年。他的存款不多了。他与阿左、刘兴、华枫、晶晶等好友合租了三居室的房间。刘兴成了睡在他上铺的兄弟，两个人平摊700元房租。
Ken偶尔回香港看望父母，每次见面他们都要大吵一架。他有时会安慰自己，幸好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否则压力就更大了他的父母满心期望，儿子出去玩一阵很快就能回家，回到那个安稳的环境中来。到后来父母已经有些麻木，或是绝望。Ken在心里挣扎着:到底是要遵循父母的意愿，还是追逐自己理想的生活。他最畏惧的不是父母的愤怒，而是他们的哀叹。每次与家人争吵后，父母总会用失望的语气说，好吧，我管不了你，你好自为之。“他们对我、对我这个儿子的失望，其实对我来说才是最难受的。”Ken说。
Ken的存款就快花完了。他加入了阿左和昊昕的梦幻高山团队，学着拍摄和剪辑，并尝试以此谋生。阿左非常佩服Ken哥。这间三居室里的朋友们要么是四川人，要么是常年生活在四川的登山者。只有Ken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放弃了香港的高薪工作，定居在他乡，一心为了攀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很不容易,”阿左说,“到一个陌生城市，而且本来香港人在内地很多地方不顺利，我们一起经常出去，他经常很恼火。”Ken至今也无法适应川菜，在川西地区住宾馆时还常常遇到麻烦。还有一件事让Ken无比烦恼:他虽然上遍了领攀学校的课程 --他的存款大多花在这里 --但他的攀登水平提高得并不快。
尽管如此，Ken还是愿意留在这里。他和朋友们在这里过得很快乐。“当时那个房间，是我觉得最喜欢、最理想的,”Ken说，“在成都的朋友都会过来，到我们家，去聚一下。我们家的客厅就好像变成了一个BaseCamp(大本营)，大家会过来聚餐:或者吃完饭就到我们家聊天。”
只是，Ken发现，虽然刘兴和他拼了一间房，还睡在了自己的上铺，但他们俩反而没有之前那么无话不谈了。刘兴的生活重心总是围绕着领攀学校，跟着曾山前往一个又一个的山区做培训，带客户攀登一座又一座的商业山峰。这似乎给朋友们营造出一种错觉:这名沉默寡言的年轻人是个没有太多自由登欲望的人。大家似乎都忘了，当年刘兴加人领攀的初衷就是为了登。
当朋友们后来努力回忆起关于刘兴的点点滴滴，当曾山后悔为什么不多与这位学生谈谈心，大家才意识到，似乎没有一个人真正走进过刘兴的内心世界。
朋友们后来才知道刘兴和马科斯一起去攀登了日乌且峰(海拔6376米)。这座位于贡嘎山域深处的山峰曾吸引了米克·福勒、老布等世界级登山家。在2018年的某个时间点，它也吸引了刘兴。当曾山突然得知刘兴和马科斯搭档去爬日乌且峰时，他非常惊讶。他并非惊讶于刘兴选择了这座颇有难度的山峰，而是惊讶于刘兴竟然选择和马科斯搭档。“突然跟马科斯走，就好像他想证明他自己怎么样,”曾山说,“突然爬6000米的山，他真的没有什么6000米的经验。”
曾山第一次接到电话时，马科斯在电话里说，他们已经登顶了，但刘兴在顶上已经“有些垮了”。冬天，在贡山城深处，6000米绝顶上的寒风能把人撕碎。曾山告诉马科斯，在山顶上挖个雪洞，让刘兴在雪洞里避风，再给他一点吃的东西，把他放在睡袋里。
曾山第二次接到电话时，马科斯在电话里说，刘兴好一点了，他能说话，还能站起来，他们要尽快撒下山。曾山体会过那种极端恶劣的环境，每一秒钟都像是在地狱。“当时晚上他们在顶峰，你知道什么样子，6000米，11月份。我天哪。”曾山说。也许马科斯担心他们俩都因失温而死掉，他和刘兴决定立即撤下山。
曾山第三次接到电话时，马科斯在电话里说，在下撤不久后，刘兴就不行了。刘兴死在了他的怀里。曾山流着眼泪听完马科睩苁法斯﹏傖墥咕骤忙洞啐最电话。
深夜，曾山把这个噩耗告诉阿左。阿左接到电话时，“大本营”一家人正其乐融融，唯独少了刘兴。阿左接完电话后，把Ken拉到了房间里，说，Ken，我要告诉你一个事情，刘兴他们去爬日乌且峰，但是他们出事了……阿左话还没说完，Ken已经思绪万千:出事了?出什么事?我们要不要去救援?阿左接着说，刘兴死了。
刘 --兴--死--了。这几个字彻底把Ken震惊住了。“这句话简直是让我惊呆了，就完全是空白了好几秒时间，才反应过来。”Ken后来说。在这几秒钟里，他想过无数种可能，其中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可能是，阿左在开玩笑。可眼下这气氛完全不像。更何况阿左，以及任何一名攀登者，绝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愣了几秒钟后，Ken流下了眼泪。
阿左给远在深圳的小树也打了电话。阿左在电话里说，刘兴出事了。认识阿左以来，小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惊。“我当时也很天真，或者说我其实不愿意往那个方面去想，我以为的出事就像他当年大雪塘那种的出事,”小树说,“他也没有在电话里直接跟我说刘兴走了，但是听得出来，他电话里面的声音是在颤抖的。”她明白，一定是出大事了。阿左还告诉她，他和曾山、古古、Ken、刘峻甫等领攀教练，计划分批赶往目鸟且峰。小树依然以为，他们是去营救刘兴。其实，这是一次搜寻行动。
阿左与Ken几个人一晚上都没有睡着。他们搭上第二天凌晨的飞机，飞往200多公里外的康定，下了飞机后直奔贡嘎山区，又辗转来到了日鸟且峰脚下。大家已经非常疲惫了。但在曾山的指挥下，几名攀登者甚至都没有适应海拔，直接冲上山顶，“都是solo上去，直接solo快到顶了”。他们找到了刘兴的遗体把他带到山下的冰川，安放在冰裂缝之中。刘兴最终留在了日乌且峰。
几天下来，曾山不知不觉老了许多，就像个60多岁的白胡子老人。领攀教练刘峻甫观察到，平时曾山经常刮胡子，而且刮得很干净，很显年轻。这次在山上久了，曾山下巴上的胡须都长了出来，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阿左也注意到，到了最后几天，曾山的声音变得异常沙哑。阿左还注意到，等大家撤回山脚下的大本营，曾山本想去弄点吃的，却累得几乎瘫倒在地，看起来孤独而悲伤。
在近三十年的攀登生涯中，曾山从未在攀登过程中出过严重的事故，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搭档。眼下，他的学生刘兴却在攀登中遇难了。这对于这名致力于做登山培训与技术传承的中年人来说格外难受。曾山还非常愧疚。他一点也不了解刘兴，反而是在刘兴走了以后，曾山通过他的父母和朋友才深入了解这名学生。
一行人从日乌且峰大本营回到了成都的大本营。Ken走进他和刘兴的房间。在推开房门的一刹那，他以为刘兴还躺在上铺，正玩着手机。Ken晃了晃神。原来上铺是空的。“完全接受不了,”Ken说，“我还没习惯过来，每次进房间或者每次睡觉的时候，还是觉得刘兴在上铺。”
小树得知刘兴遇难的确切消息的时候正在上班。她坐在办公室里，眼泪不住地往下流。“第一次经历人生当中有比较密切的交集，就是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离开),”小树说,“你心里面有很多疑问，然后又很遗憾。可能没有人给你答案。事情就是这样。”
日乌且峰山难没有事故报告。刘兴的遇难留下了许多疑问，他为什么执意要爬日乌且峰?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他的攀登计划?最重要的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曾山从马科斯那里了解到攀登过程，推测出刘兴是因体力耗竭，进而造成失温，最终失去了生命。曾山说:“从后面我听马科斯说的，他们不应该到顶。他们应该提前下撤。我觉得刘兴pushthemselves too far(把自已逼得太过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很保守的人。”
曾山认为，马科斯是一名非常强悍的攀登者，事实上，在这对搭档关系中，马科斯过于强悍了。也许刘兴一直在拼命跟上马科斯的节奏--或是要证明自己能跟得上。最终，他被这种“证明自己”的心态吞噬了。也许他太渴望能像阿左和昊昕一样，自主开辟一条新路线，完成一次精彩的登。在愈加疲惫的攀登过程中，刘兴的身体状态呈恶性循环，而马科斯却忽视了这点，直到刘兴的身体逐渐濒临那个临界点。“最后刘兴完全不行的时候，他垮在那儿了，马科斯1ike,oh,my god,what doI do?”曾山说,“然后马科斯没有能力去照顾他。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朋友们若是把心中的遗憾、不解和愤怒宣泄到某个人身上，比如幸存者马科斯，或许心里就好受多了。然而他们不能。从刘兴和马科斯决定搭档的那一刻起，二人都默认了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也是所有自由攀登者们的共识。严冬冬曾在《免责宜言》中将此清晰地表述出来:他们理解登山本质上是一项危险的运动，他们清楚在极限环境中搭档“无法保证总能做出恰当的反应和举动”，他们认为搭档不应为此承担任何责任。曾山说，如果决定去这样的山峰攀登，那么就不能有“我要依靠你，你要带我”的想法，攀登者之间完全是平等的，百分百为他们自己负责。
虽然登山者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选择的恶果却再次由登山者的家属承担。关于登山者自私性的话题争论不休。在中式家庭里，这个矛盾又被无限放大。过去几年，一些学生的父母找到曾山，希望他不要再教自己的孩子登山了。曾山往往先用他的中式经验安慰这些忧心忡忡的父母，他可以培养他们用最安全的方式去攀登。同时，曾山也用他的西式理念恪守着自己的底线，坚定地告诉他们:他是一名登山者，登山与培训登山是他喜欢的事情，他不可能放弃。
“如果你放弃很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一个人身体里的某个部分就死掉了。你变成了不完整的一个人。我相信登山也是一样的,”曾山说，“如果一个人喜欢去登山，就让他去登山。如果父母不让他去登山，我觉得不让子女追逐他们热爱的事情，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曾山热爱中国的山峰、汉语、川菜与教育方式，他唯独不认同父母以自私为名干涉子女的热爱。曾山的母亲贝西也像中国的父母一般担惊受怕，从来没有支持过曾山的攀登生涯，但她亦没有阻止过甚至都没有把这种焦虑表达出来。“她知道不应该阻止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正是热爱才让人变得更加完整,”曾山说，“如果我阻止了我的女儿去做她热爱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自私。”
由于刘兴的遗体无法被带下山，派出所无法开具死亡证明，保险公司也没有顺利理赔这起案件。这在后期引起了巨大的法律争议。过了很久以后，刘兴的家属才拿到保险赔偿。“当时我们没有把刘兴运下来，我们现在挺后悔的。”阿左多年以后说道。
阿左和昊昕见到刘兴遇难后纷扰繁杂的官司，不禁想起身为一名自由攀登者，说不定未来有一天自己也会葬身于大山。他们俩都觉得，“葬哪不是一样，这个无所谓”。同时，这对搭档还与彼此约定好:“如果我死在山上，要是保险需要我下来，你就帮我从山上搬下来。如果保险不需要我下来，你就不用管我。”
刘兴走后，朋友们把他的一张照片放在大本营的客厅里。在之后的几年里，这张照片一直陪伴着他们。刘兴的攀登生涯就像他的名字--流星--一样短暂。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实现埋藏在心底的攀登理想。从攀登的角度考量，他生前的最后一次攀登，日乌且峰新路线，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攀登成就，虽然这次攀登并不完整:刘兴没有活着回来。
在刘兴离开后的一周，昊昕发了条朋友圈。他引用美国登山家海登·肯尼迪(HaydenKennedy)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来纪念刘兴:
“过去的几年间，每当有朋友志存高山，却一去无返，我心里的痛苦便淤积更盛。努力追逐极限的自由探险与朋友消逝山巅的短暂生命，让我在矛盾的痛苦中无法解脱。”
海登·肯尼迪是世界一流的青年登山家。22岁时，海与凯尔·登普斯特(老布曾经的固定搭档)在巴基斯坦的食人魔峰开辟了一条新路线，并斩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金冰镐奖海登在25岁时再度获得第二个金冰镐奖。第二年，他的老搭档凯尔·登普斯特在食人魔II峰遇难。2017年10月，海登在一家网站上撰写了一篇悲伤的文章，讲述了他的搭档们近年来陆续在山上遇难的故事。其中就包含昊听引用的那段话。写完这文章的一周后，海登与女友珀金斯在高山滑雪时遭遇雪崩。海登苟活下来，而珀金斯却当场被雪崩掩埋。海登在雪崩现场不停地挖掘。他一定知道被埋在雪崩中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15分钟，超过30分钟的生存概率微乎其微。海登搜寻了三个小时，最终还是放弃了。他走到山下，开车回到他们的公寓。或许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愧疚。他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而是在公寓里写了15页便条，写明他已经搜索过的地点，并标好记号。之后，他服用了致命剂量的止痛药和酒精，离开了这个世界。海登离世后的第二天，人们在雪中挖到了珀金斯的遗体。
正如海登所言，攀登这件事对于刘兴来说，既是美好的礼物，也是可怕的诅咒。朋友们希望刘兴离世前体会到的是“美好”的那一部分。在山脚下的时候，马科斯提出，希望能在日乌且峰立一块刘兴的纪念碑。第二年，朋友们在山脚下找了一块巨石，在巨石中镶嵌了一块黑色的牌子，做成刘兴的纪念碑。
曾山一直没有机会来到碑前看一看。疫情第一年的时候,曾山回到了美国。疫情第二年，曾山带领北大山鹰社的学生们攀登贡嘎山域的勒多曼因峰。下山后，曾山离开了大部队，独自来到这块碑前。刘兴已经逝去三年了，纪念碑保存得很完好。由于地处贡嘎山域深处，这块碑无人打扰。碑上放了一支冰镐。冰镐下是刘兴的照片。这是刘兴最阳光明媚的样子:戴着头盔和墨镜，背着背包，笑着望向前方。
碑上还刻着一些文字，这是朋友们对这名35岁自由攀登者的寄语:
在广袤的空间和无限的世界中，能与你共享同一颗行星和同一段时光是我的荣幸。纪念我们的朋友刘兴，在攀登日乌且峰时遇难，愿天堂也有你热爱的高山岩壁。
曾山望着他，心想，你怎么这么笨，就这么出事了……想着想着，他在碑前一个人默默地哭了。
在刘兴离开的那一年，另一名年轻的登者走进了梦幻高山团队的世界。国内登山者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我自己认识的，在香港会自己去阿式攀登的，可能十个都没有,”Ken说，'Stanley(吴茄)已经是全香港在阿式攀登方面(数一数二)确实是一哥。”
Ken与这名“香港阿式攀登一哥”的相遇看似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却是命运中的必然。2018年初，Ken来到双桥沟冰，这已经是他的第四个冰季了。这一天，Ken和阿左、昊昕等人来到一条叫作“翅膀”的冰瀑下训练。他们看到“翅膀”上竟然有人在攀爬。一名身手矫健的攀登者正在上面领攀。Ken兴奋地发现，这帮攀冰者竟然都是香港人。从香港地区来四姑娘山攀冰的人极少，而在同一天、同一条冰壁下巧遇老乡更是罕见。最让Ken惊讶的是--“啊，你们竟然认识。”--阿左和其中一位攀登者竟然还认识。
早在半年前，阿左和昊昕正在岩馆为幺妹峰备战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来自香港的Halu(吕思)。当时Halu和朋友慕名来四川攀登四姑娘山的玄武峰。下山后，他们来到成都，在网上找到了一家岩馆练习攀岩，就这样遇见了正在训练的阿左和昊昕。Halu对阿左说，今年冬天我们还来找你们攀冰。半年后等Halu和朋友再来到四姑娘山攀冰时，阿左和昊昕已经登顶了“蜀山之后”，并在中国登山界名声大噪。“我心里戚戚焉，竟然能够认识到那么厉害的高手。”Hal后来回忆道。
一番交谈后，Ken终于把这前因后果串了起来。他这才知道，刚刚那名身手矫健的攀登者叫Stanley。与Halu相比，这名长着娃娃脸的年轻人话不多，比较沉默，可一旦聊起自己的攀登经历时，他又变得热情洋溢。听Stanley讲起在霞穆尼的登生活，大家羡慕极了。Stanley比阿左还要小三岁，却已是一名有着丰富攀登经验的登山者--从阿尔卑斯山到喜马拉雅山，从海拔2000米的技术路线到海拔6000米的大山。这似乎是一名水平不亚于阿左的高手。“当然内地也有很多很牛的人。当时我看到一个这么厉害的香港同乡，我就有一点崇拜的感觉。Ken说。
Stanley是一名充满热情而纯粹的攀山者，正如他在脸书上的签名，“I am a climber, nothing more and nothing less.”(我是一名攀山者，仅此而已。)Stanley的攀登生涯和任何一名自由攀登者都不太一样。17岁那年，家里人把他送到英国上学。这名香港少年拎着半满的行李箱，尝试融入英国社会。他住在英格兰南海岸的寄宿家庭，说着支离破碎的英语，过着孤单的生活，性格也变得沉静。一年后，他考上了华威大学的系统工程专业。在课余时间，他背上背包畅游欧洲各地。“旅途上往往只有大自然带给我最大的感动与共鸣，而人所给予我的是无限的疑惑。”Stanley写道。与复杂的国外社会相比，反倒是与自然之间的对话，滋养了这名少年孤独的心。
Stanley刚上大学就接触到了野外攀岩，很快就成为一名崇尚技术的攀山者(港、台地区把登山称为攀山)。他的攀山启蒙之地是苏格兰。苏格兰山区的海拔只有2000多米，但到了冬天多变的海洋性气候造就了群山中复杂的技术地形，山里还时常出现暴风雪与白茫天气。恶劣的环境与高难度的技术地形淬炼出了许多像老布、米克·福勒这样的世界级登山家，而这名初次接触攀登技术的中国少年却在苏格兰山区苦苦挣扎。他和搭档又飞去法国的霞穆尼小镇精进技术。他懵懵懂懂地来到世界登山胜地。
“第一次来的时候，真的看那些山，那些冰川，那些很恐怖，你没有信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恐惧感反过来变成我的动力。”Stanley说。
在之后的几年里，他频繁来到苏格兰、北威尔士和阿尔卑斯山攀登。他在山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他在登山小镇的生活也极其简单。只要有面包、浓缩咖啡和一点啤酒，就可以度过数个月。旅行、攀登、冒险成了他生活的重心。他对山野与浪漫主义充满了向往，同时山野与浪漫主义又塑造着他的生活。他几乎没有为生活发过愁。他的父母在香港开一家宠物用品店，大哥在法国读书，全家人过着较为富裕的生活。
在兄弟俩小的时候，他们最爱听父母讲述年轻时背包旅行的故事:在荒野中徒步去看天葬，在恒河边目睹人们在上游烧尸、下游洗澡，在喜马拉雅山上得了高山症，又在深山中听见老虎的长啸。这个故事里的完满结局是，爸爸妈妈在旅途中相识，又靠着穷游的方式经历了一段又一段惊险的旅程，最后走到了一起。他们回到香港后，靠着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父母的故事从小就根植在Stanley的心中。他时常骄傲地对朋友说，他的父母也是背包客。直到有一天，他眼中的母亲变了。
在他18岁那年，母亲找来一名算命师，改掉了父亲、哥哥和他的名字。从此，“吴家傑”成为“吴茄”，而父亲的新名字复杂到他始终无法准确地记住。他心目中的母亲，从未这般迷信过。新名字刚用了三年，算命师又有了新的预测。那一天，算命师坐在他对面，警告他不要从事任何高危登山运动，不然会有性命危险。他觉得这很荒谬。无奈母亲也在一旁，他只好先口头敷衍着与算命师的对话，满脑子里尽是他“未完的攀山计划”
Stanley喜欢那种在山上的感觉。在极度寒冷的攀登过程中他四肢僵硬、浑身颤抖，头脑却必须保持冷静，因为攀登愈逼近自己的极限，就越没有犯错的余地。即便是到达了顶峰，路程不过是刚刚过半。登顶带来的短暂兴奋过后，他必须忍受着极度的疲倦，沉静心神，竭力坚持到下山。待回到镇上的青年旅舍，他往往会拖着酸痛的身躯，气若游丝地走进公共浴室，打开淋浴，再合上双眼，感叹过去36个小时是如此漫长。这就是他的攀登生活。痛苦、疲倦、危险的攀登生活。“无奈，这是我最为热爱的事情。” Stanley写道。
Stanley总是无法向母亲解释清楚，他到底有什么理由必须冒险攀山--他当然解释不清楚，两百多年来没有人能清晰地说出人类为什么热爱登山。他最爱的攀山就像个钉子，死死地锲在了原本坚如磐石的母子情感中，锲出了一道无法弥合的裂隙。母子每争吵一次，这钉子便加深一分，裂隙里也多了几道蛛丝密布的缝。每每此时，他的契妈就成为填补这裂隙的介质吴茄磔刚出生时，有人告诉他的母亲，这个宝宝注定命运多舛，最好上契，找个“契妈”(干妈)，用她的八字改变孩子的命数。母亲起初非常抗拒这个说法，但转念一想，宁可信其有，为了儿子一生的平安，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自己的老同学。从此，吴茄便有了个契妈。也许，这就是母亲迷信的源头。
找契妈、改名字、算命理、阻止他攀山，随着母亲越发执迷，Stanley也越来越失望:这还是那个独立、自由、充勇气的母亲吗?他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一定要听算命师的话。她也不理解，儿子为什么为了攀山，竟执拗到不惜伤害自己。攀山再重要，能有母亲重要吗?
“父亲、母亲与高山、汪洋同样是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元素，前者赋予我生命，后者给予我存在的意义,”Stanley后来解释道，“倘若要我跟随她(算命师)写下的剧本，不再去挑战这崇山峻岭，不再去置身于那浪涛之中，要我放弃与之的交流，拒绝去感受它脉搏的跳动，我将会失去那份让我活着的平静。”
到了后来，他与母亲之间除了争吵，便是一些在他看来可有可无的对话:“--吃了吗?--嗯,--工作还好吗?-嗯，--没有生病吧?--没,--不缺钱用吧?--嗯。”后来他与母亲最有效的深人交流不是面对面，而是通过文字。母子之间开始用几千字的长邮件往来，这是他们唯一能心平气和的沟通方式。
本科毕业后，Stanley又在华威大学读了一年硕士。等到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攀山，甚至为此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母亲的反对与算命师的预言，似乎给了他许多个义无反顾地去攀山的理由:逃避不可理喻的家庭，沉浸在单纯的大山，证明唯有自己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学会了逃避。旅行是一种逃避，冒险是一种逃避，攀山也是一种逃避。2015年秋天之后，Stanley又多了一处可以逃避的地方，台湾。
Stanley在台湾旅行时，认识了台北姑娘Mandy(沈季桦)从那时起，除了一年四季的攀山计划之外，Stanley的生活轨迹几乎就是往返香港和台湾两地。在Stanley的熏陶下，Mandy也开始尝试攀岩。他们还在台湾垦丁认识了一帮可爱的朋友。垦丁没有高山，却有让Stanley忘记烦恼的大海。他喜欢那里的阳光，沙滩与海浪。他说那里是他的第二个家。
他在香港的家是个一室一厅的屋子，位于九龙半岛最繁华的太子地区。他习惯把这间屋子称之为“studio”(工作室)。工作室里有间一两平米的储藏室，里面堆满了他的各种攀山装备。几乎与储藏间同样大小的卧室里放着许多书籍和一张床铺。台湾和香港的朋友时常在客厅里喝酒、聊天。玩累了，他们就在客厅里睡到天亮。这间工作室离父母的家有半小时车程。半小时足以避开他与母亲的争执。
2015年底，一家四口人在哥哥结婚之际，来了一趟难得的日本家庭之旅。这逼得他必须时刻面对母亲的耳提面命。他好不容易熬到了这趟旅行的末尾，没想到母亲竟然先爆发了。母子在机场争吵起来。后来Stanley在一封写给母亲的家书中回忆道:“当日本的旅程结束时，连最后沟通的平台也瓦解了。你在机场情绪失控，说你究竟做错了什么，让我对你的态度如此恶劣，我无言以对，面对这样的你我已经揪不起任何情绪，冷言呼敷数句就不想多作理会。”他一度以为，只要消极对抗母亲的态度，只要自己对攀山保持恒久的热爱，似乎就可以逃避一切，直到算命师再次做出了新的预测。
2016年1月的一天，母亲把这个预测，告诉了刚满24岁的儿子，就好像下达了最后的通牒。也许这是Stanley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和母亲还维系着一丝微弱的情感纽带，这纽带在这一刻便啪的一声崩断了。Mandy说，那一天Stanley眼神空洞地回来，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晚上，他哭了，哭得很惨。
原来，母亲坚决不让他再攀山了。这次母亲有了个绝不退步的理由。算命师预测道，如果Stanley继续攀山，他将在27岁时--2018年12月3日至2019年12月3日期间---死掉。
Stanley从未如此伤心过。“他最在乎她为什么要相信她(算命师)，然后让这个人来左右他的未来,”Mandy说，“他不明白。”或许最让Stanley崩溃的是，他的妈妈，曾经那个自由、独立、务实的妈妈，竟然如此轻易地决定抹杀他一生中最热爱的事情。
几天后，当他和女友回到位于太子的工作室时，房间大门上贴着一张逐客告示。他愣住了。一周后，Stanley离开了香港:来到了欧洲。这又是一场逃离。他很想念这个家，但是他不能再回去了。一个月后，他给父母写了一封4000字的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不想再毫无结果地争论下去，倘若你们笃信她写下的命运，选择继续被恐惧啃噬下去，我无言以对，但请不要再予我哀愁的理由，就任凭我无声无息地消失殆尽吧……纵使剩下的只有那孤独无言的影子，在街灯的倒影下，我的轮廓还是能依稀可见的，然而夜阑人散，在漆黑的街道上，当你们募然回首，我却早已消融而吞并在夜色之中。
你们可曾想过我是跟随着你们的步伐吗?相信命运是靠自己双手打拼出来，而恐惧是可以克服的。当她写下我的命运，我的内心也曾低回在谷底中不能自拔，但我深知一切只是没有理性的恐惧，我选择去面对这个心魔。当她说我不能撞水的时候，我背着氧气桶潜到了海洋的深处;当她说我不能爬山的时候，我跟拍档一起登上了一生最艰难的高峰;当她说我不能驾车的时候，我骑着机车在山岭间愉悦地驰骋……然而这一趟回港，我却再一次堕进了那恐惧的回廊内。
自从她预测了我的死亡，在山上、海洋里、城市中每分每秒我也被她的话笼罩着。一直害怕、担忧、迷失，但是我拒绝再让她左右我的决定，我断不能再被牵着鼻子走。这样单纯态度上的改变让我走到了人生新的高处，亦予我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厘清事情。
这封家书的落款是他原本的名字，吴家。他更喜欢这个旧名字。这个名字里承载着他最纯真的记忆。
算命师的无稽预测让他忌惮，却没有让他恐惧，更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如果他在27岁时真的会在攀山过程中莫名其妙地死，那就死吧。对于Stanley来说，不去才会死。他最常阅读的一本书是《不去会死!》，一名日本旅行者辞去高薪工作，骑车环游世界的故事。他时常拿在手边的另一本书是《阿拉斯加之死》(台版书名，中文版为《荒野生存》)，一名美国青年从名牌大学毕业后，抛弃一切，孤身前往阿拉斯加，在山野中寻找自我而死的故事。如果三年后真的会死，Stanley宁可死在路上。他写完这封家书后，又在脸书上建个公共主页，戏谑地把它命名为“Don't Freak Out, Mom!”(别吓坏了，老妈)!他在笔记本电脑里写下游历冒险时的见闻与思索，再选其中若干篇文章发布在公共主页上。
Stanley总是在每次旅程之后写下一篇文字。他的笔记本电脑里面保存了所有文字的草稿。其中每一篇，包括他在脸书上发布的那封4000字家书，都经过反复锤炼、字斟句酌。他喜欢华丽而繁缛的文风，还喜欢造词，或许是受到他读过的张爱玲早期文字的影响。他的英文表达早已纯熟，但中文书写常常出现错别字，因此女朋友时常会帮他校对。他希望能把自己写过的文字结集成书，等到时机成熟再出版。可是，他经历的故事越多，文章也越攒越多，时机似乎永远都不成熟。
在城市里，Stanley的日常除了去岩馆抱石，就是带着笔记本电脑，找一家咖啡馆看书，撰写、整理未来某一天或许会出版的文集。在女朋友眼中，他似乎是个“很有距离感的人”除了攀山的圈子，陌生人很难走进他的世界。在与中学同学聚会时，听着他们聊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他听不下去、也聊不下去。他就安静地坐在旁边”。
他的浪漫主义气质从他的生活渗透进心灵，进而成为他的思考原点。他的理想简简单单，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理想:和熟悉的朋友们待在山上，攀登、旅行、喝酒、聊天，爬上一座又一座山峰。即便是当女朋友问到他们两个人的未来规划时，Stanley的回答也如出一辙。“想要带我看他走过的全部世界。他说哪里多棒啊。我们就去白朗峰(勃朗峰)。你可以做什么工作，我可以做什么工作。我们不用赚很多钱。我们可以在一起总之他就是像我讲的这种很浪漫的人,”Mandy说，“但是对我来说，怎么可能说走就走?真的赚得到钱吗?我们怎么活下去?”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Stanley这样衣食无忧、没有顾虑的生活。每次与男友度过了一段美好而浪漫的旅程之后，Mandy就要回归台北朝九晚五的繁忙工作中，“你会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常常听起来很棒，心里会有憧憬，但是久了之后会争吵”Stanley从香港逃离后，一度过着他理想中的生活。在之后的半年里，他和女朋友、家人几乎没怎么联系。就连为数不多的联络也大多都是争吵。他在一封信中总结道，这半年里“舍弃了身边的所有，头也不回地跑到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脉。在那高山峻岭中追逐梦想，颠簸了半年，把自身的界线推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高度，将梦想化成现实，但我却不知何去何从”
有一天，Stanley浪游到土耳其，坐在海边，望着火，冒出个荒诞而大胆的计划:从伦敦一路骑自行车到香港，再到台湾。这段路程长达16000公里，接近地球赤道周长的一半。或许是《不去会死》的故事启发了他，或许这又是一段拓宽视野、认知世界的旅程，或许是他想用这种大胆的方式感动女朋友，挽回这段岌岌可危的感情。无论如何，他真的去做了，并且像往常一样，说到做到。
他从英国朴次茅斯港口出发，坐轮渡到法国，之后平均每天骑行三四百公里。他骑过法国的港口与村庄，骑过暴风雨与风和日丽，骑过夜晚和黎明。坚持不住的时候，他就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多骑一会便好了，再多翻越一个山丘，再扛一会……他又继续往前骑，经过土耳其的清真寺、哈萨克斯坦的热情人家与无垠草原、俄罗斯零下25℃的冻土、狂风与极寒,他终于骑到了中国境内，进入了新疆，来到了乌鲁木齐。他在半年里，跨过了11个时区，双脚踏过了小半个地球。由于家人的强行召唤，他被迫中止了这段历经风雨的旅程。他和女友的感情依旧时好时坏。所谓的感动女友，最终不过是感动了自己。
他回到了熟悉的香港。他觉得这钢筋水泥格外陌生，摩肩接踵的行人比他去过的荒漠更显冷漠。“我喘不过气，感到窒息。”他说。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工作室，把行李丢在地上，在沙发上疲惫地昏睡过去了。
在回港后的10天里，Stanley依旧沉浸在在路上的生活，过了很久，才逐渐从旅途过后的情绪中平复下来。他开始反思过去几年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渴望自由却不懂何为自由的小屁孩，抱着满脑子的浪漫主意，误以为背起背包就可以获得真理。然而当一段段逃避性质的旅行结束，他只感到了虚无。唯有攀山，攀山让他发自内心地感到充实而快乐。
“我回到香港，我看看城市里边，什么都没有，只有大楼。身边没有一群人跟我分享我喜欢的东西，阿式登。”Stanley后来说，“我尝试写，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平台，分享我的故事解释一下这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他又在脸书上建了个新的公共主页“多走半步”，写写在路上遇到的人，写写他的冒险，写写他的攀山与生活。自从他沉浸在攀山的世界以来，他已经在欧洲的群山中历练了上百次。他的攀山生活就是在阿尔卑斯的山峰与霞穆尼小镇中游荡，重复前人的经典路线，没有固定的攀山搭档，也没有明确的攀山目标。直到他在他的攀山偶像、世界顶级登山家乌里(UeliSteck)的纪录片中，发现了一座山峰。乌里说，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乔拉杰峰(海拔6440米)的北壁，就像是喜马拉雅版的艾格峰北壁。Stanley的心被这句话--或者说这座山峰--击中了。
艾格峰北壁是阿尔卑斯黄金时代最艰险的三大北壁之一而喜马拉雅山脉则云集着这个星球上最宏伟的山峰。乔拉杰峰北壁似乎结合了阿尔卑斯山的险峻与喜马拉雅山的雄壮。他翻阅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这面北壁的资料，比对了多张照片之后，认定自己能开辟出一条新的路线。他立即约好搭档，整理好装备，一周后就来到了尼泊尔，徒步走进喜马拉雅山。
在适应这稀薄空气的同时，Stanley和搭档计划先爬两座难度不大的6000米级山峰。这两座成熟的商业山峰，岛峰和罗布切峰，被当地人称为徒步山峰(TrekkingPeak)。顾名思义，这些山峰技术性不强，有的甚至徒步就能走上去。对于Stanley来说，这倒是个不错的开胃小菜。纵然他攀登了上百条阿尔卑斯山的路线，却几乎没有上过真正意义上的高海拔。为数不多的一次是在五年前。他在印度列城，爬了一座6000米入门级山峰浅尝了高海拔攀登的体验。这天傍晚，Stanley和搭档正窝在岛峰营地的帐篷里，只听见帐篷外又来了一支队伍在这里扎营起初，他并不以为意。等到夹杂着粤语的话音透过帐篷传到耳边时，他才努力爬出睡袋，拉开帐篷的拉链，探出脑袋张望。Halu是一名田径出身的竞技运动员，曾在国际大赛上拿到过不错的名次。前不久，他刚结束了长达八年的竞技生涯，尝试转型成为一名登山者。他和朋友来喜马拉雅山放松心情，刚走到岛峰下的这处营地，一顶帐篷早已孤零零地在这里扎营了只见那顶帐篷的拉链突然拉开，一个小脑袋探出来，还是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人。更让Hal等人惊讶的是，这名山者竟然和他们一样操着一口流利的粤语。Stanley和Halu就这样偶遇了。两个人简单聊了一会儿。待天边的火烧云烧得正旺，黑夜将至，阵阵寒风从珠峰的方向袭来，两个人又躲回各自的帐篷里，回归到各自的生活轨迹中。
Stanley和搭档刚来喜马拉雅的时候还是深秋，等他们在山中不停地爬上爬下了两个月，山里已然是寒冬了。他们完成了两座简单的6000米级山峰，在正式尝试终极目标乔拉杰峰的前夜，搭档突然食物中毒，这次精心准备的攀登计划提前结束了，Stanley不甘心，独自攀上乔拉杰峰北壁，可他只爬了不到300米就退下来了。他们没有再往上爬，取而代之的是，在附近一座6000米山峰(Kang Chun，海拔6063米)的东山脊上开辟了一条新路线。
这条新路线所带来的成就感远不如乔拉杰峰，但却是华人登山者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开辟的仅有的几条新路线之一乔拉杰峰的攀登计划则埋藏在Stanley的心底，成为他未来几年的攀登目标。每当他想起那名有些腼腆的瑞士攀山家念叨着乔拉杰峰的攀登过程，“当下我手心冒汗，心跳加速。这不单是我的梦，亦是他的梦，在瞬间仿似和他的灵魂系上了羁绊”
Stanley回港后和Halu保持联络。Halu曾在成都的岩馆邂逅了阿左与昊昕，约定好了冬天去四川四姑娘山攀冰。Stanley慕名四姑娘山许久，也加入了这支前往四川攀冰的香港小分队，并成为这几名香港登山爱好者的攀冰教练。当他对身边的朋友们提起要去四川攀山时，朋友们还有些莫名其妙:为什么要去四川攀山?为什么不去西藏呢?四川有山吗?对于这些问题,他也只是一知半解。
2018年春节，Stanley收拾好装备，来到香港机场。这还是他头一次不带护照就去攀登。他有些恍惚，我真的是要远行吗?对在国土拾起冰斧的概念依然感到一点奇妙。
从香港到成都的航程只有两个多小时。Stanley等人走出成都双流机场，面对着来来往往的黄皮肤、勉强可以理解的四川普通话，他们觉得这片土地熟悉又陌生。从机场到青年旅舍的路上，他望着车窗外繁华的成都街道市井，却思索起200公里外的四姑娘山区。那里的山峰以及山峰上的攀山者更吸引他 --
“在思绪中，再次纠结在中国登山界的定位问题上。他们对'山’的取态和视野距离国际到底有多遥远，还是另一场犹如国王的新衣般的闹剧，陶醉于媒体褒彰出来的伪装，仅尝他的温柔，却无视他之残酷，止步于探索之前。他们对高度的追求过去没有?在难度方面的追逐他们又达到了什么程度?这片土地的发展潜力会有多大?以上这一切之上，最大的碍力是什么?”Stanley写道,“我欲要寻求一个答案，一个我想看到的答案。”
在Stanley的观察中，港台地区的主流社会普遍认为一座山的高度决定其难度，珠穆朗玛峰等 8000公尺山峰的登活动才是大众宠儿。唯有“阿式攀登”反其道而行之，真正带领着整个运动前进。他所谓的“答案”，与其说是探究阿式攀登文化在大陆地区的发展程度，不如说他隐隐渴望此行能遇到几名像他一样对阿式攀登充满无限热情的青年攀山者。
我需要更多，不是训练，不是技术，反过来是身边的一个搭档，那个是最重要的部分。”Stanley说。
阿左和昊昕在“翅膀”下认识了Stanley，对这名香港攀山者的故事非常好奇，特别是故事中关于霞穆尼的部分。阿左与昊昕早就打算找机会去阿尔卑斯爬一爬。身为一名阿式登者，总要去攀登的起源地看看的。那里是一切的开始。在爬完幺妹峰之后，阿左和昊昕更加渴望走出川西的群山，来到世界级的攀登舞台。
当天晚上，阿左和昊昕来到Stanley的住处，在酒店大堂里跟他聊了一会儿。他们表达了对阿尔卑斯的渴望。Stanley说，我在那边很熟悉，以后可以一起去看看。
Stanley很幸运。他刚到四姑娘山就找到了“答案”。面前的这几名年轻人正是一直以来他渴求的、像他一样对阿式攀登充满无限热情的搭档。正如他后来如此回忆起这次双桥沟相遇:“18年的冬末，在海拔2900公尺的双桥沟认识了中国的新一代阿式攀山家阿左、中国的前瞻攀山家李昊昕，以及中国香港少数的阿式攀登追随者Kenneth。”事实上，无论加什么前缀，阿左与昊听都远算不上“攀山家”，却是大陆地区屈指可数的几名新生代自由攀登者。
Stanley回到香港后，很快就联系好了阿尔卑斯之行的赞助商。户外品牌始祖鸟香港分公司刚好在推广阿式攀登文化，他们愿意支付阿左、昊昕、Ken、Stanley、Halu五个人去霞穆尼的所有费用。而阿左等人唯一要做的只是制作一支视频短片。梦幻高山团队刚刚拍摄了勒多曼因的登山滑雪活动，并制作了-部获奖视频短片Catch The Air。对于梦幻高山的团队来说，香港始祖鸟开出的条件不过又是一次展示他们制作能力的绝好机会他们没有理由拒绝。几个人兴致勃勃地计划起了这一年夏天的阿尔卑斯之旅。
阿尔卑斯山是每一代自由攀登者--严冬冬、周鹏、孙斌、何川、古古、伍鹏、李红学、柳志雄等人--的心驰神往之地。那里有纯正的阿式攀登精神的火种。他们当中有些人去过了，有些人还没来得及去。“整个阿尔卑斯地区，说成千上万条线路应该毫不夸张,”周鹏如此评价道，“且线路风格各异:有馒头山(比如勃朗峰)，有薄如刀片的山脊线路，有如镜子般的S1ab线路，有纯岩石，有纯冰雪，也有冰岩混合，有一两百米的线路，也有一两千米的线路……喜欢什么口味，随便挑。而且，路线成熟，信息丰富。在同一条路线上，和前人、和同时期的人对比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
早在2012年，周鹏、严冬冬和李爽第一次来阿尔卑斯登时，赶上了雨季，三个人没怎么爬就回去了。几年后，周鹏再次回到阿尔卑斯，和古古搭档完成了三大北壁中的马特洪峰北壁。他们成为首位完成这一成就的中国大陆登山者，并拿下了当年的金犀牛奖。第二年夏天，周鹏和李爽又回到阿尔卑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三大北壁中的大乔拉斯峰北壁“WalkerSpur路线。周鹏评价道，这是他登山以来爬过最难的一条线路。
阿左等人临行前，听说周鹏刚爬完大乔拉斯峰北壁，正准备回国。他便联系上了周鹏，跟前辈请教了阿尔卑斯山的线路与气候，并借了本攀登路书，还订了周鹏等人在霞穆尼租住的同一间小屋。然而，阿左等人走进阿尔卑斯的方式与前辈不太一样。他们不想自顾自地爬，而是想跟随世界顶级登山家领略阿式攀登的艺术。
他们联系到了法国著名登山者克里斯蒂安(ChristianTrommsdorff)。克里斯蒂安是金冰镐评委、国际高山向导联盟(IFMGA)的主席。八年前，他还在上海亲自为严冬冬和周鹏授予了金冰镐象征奖。这一次，在克里斯带安的引荐下，阿左等人邀请了两名金冰镐级别的世界顶尖攀登高手做他们的高山向导。阿左和昊昕在网上搜了一下他们的过往攀登经历，顿时激动万分。Stanley也非常兴奋，他在喜马拉雅登时，就听说过两名登山家在那些狂野的山峰上开辟新路线的传奇故事。
2018年的夏末，五名年轻人在霞穆尼小镇再次碰面。Stanley已经两年没来阿尔卑斯了，但对这里的一切依旧很熟悉“他说该坐什么缆车，去哪儿，应该几点出发，去哪儿可以吃东西，哪儿可以越野跑，哪儿有干攀线，哪儿可以攀岩，哪可以攀冰，他都很清楚。”阿左说。在阿左等人看来，Stanley就像是个生活在霞穆尼的当地人一样，让他们羡慕极了。
Stanley还记得他初到霞穆尼时，望着天边角峰林立的群山也曾感到恐惧与自卑。后来他多次重返这里,“第二次来的时候待了9天，14天，21天，1个月，2个月，最久那一次在这边待了8个月”。世界登山者向往的圣地逐渐成为他的训练场。
等后来大家混熟了一点，他还告诉阿左，以前在霞穆尼的时候，他偶尔还会“悄悄地”带人爬山，赚点零花钱的同时，还能积累些经验。阿左自然明白他的意思，这份零工其实是灰色收入。Stanley家境宽裕，本无须这点可有可无的零花钱。也许他渴望尽早经济独立，也许他渴望着冒险所带来的快感。然而在法国、奥地利、瑞士等国的阿尔卑斯山区，要想作为高山向导带领客户攀上高山，必须具备国际高山向导联盟的资格认证，否则会被追究法律责任。Stanley还没有机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国际高山向导(IFMGAGuide)。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中国登山者通过IFMGA的课程，就连获得这一课程资格的华人都没有。
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五名青年攀登者在海拔1000米至4000米之间上上下下，历经缆车站火灾、山壁倒塌、冲坠、受伤雪崩、航拍机坠毁等小小的危机，也感受到了真正“轻装快速的阿式风格。“就是要速度特别快。而且很多是没有保护的，真的要是一个人掉了，另一个人绝对会被拉下去。”阿左说。五个人同吃同住，两两一伙系在一起结组登。偶尔Halu跟不上他们的攀登节奏，会独自找条路线越野跑。
大家一起生活了近一个月，彼此之间也变得熟络起来。阿左和昊昕发现Stanley不总像他们俩一样爱开玩笑，便总是找机会拿他开涮。这名大男孩笑起来总是露出两排牙齿，显得阳光而又有些羞赧。
有一天，阿左等人在小屋里做了个简易的四川火锅，烤了一盘鸡翅，邀请了克里斯蒂安等人来做客。在谈笑间，话题自然过渡到了IFMGA上。他们都希望获得通过IFMGA的考核，成为一名真正的国际高山向导。这是对其职业生涯的最高肯定。Stanley想起在大学期间，每逢夏天，他都会来到霞穆尼，“在绿油油的草坪上搭起一簇帐篷，拥抱攀登、酒精与睡觉的三-律”。遇到阴雨天气时，他手里会拎着一瓶两欧元的廉价红酒和那些混迹于阿尔卑斯的攀登者们聊着天，提及未来，大家总是会说，也许我会成为一位国际高山向导吧。
Stanley一度觉得成为国际高山向导这个职业愿望很遥远一名优秀的高山向导一定也是一名优秀的攀登者，然而优秀的攀登者未必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高山向导。首先，接受培训的门槛很高。要想具备申请国际高山向导的培训资格，必须积累足够多的高难度攀岩路线、攀冰路线、冰岩混合路线、高山滑雪经验。“话虽如此，但倘若攀山经验仅刚好符合基本要求，申请一般也不会被接受。因为作为一名高山向导，要求有强健的体能、专业的技术等级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并拥有在高海拔山峰高水准的技术攀登能力，而这些需求皆要花长时间的训练来累积。”Stanley说。一名国际高山向导曾总结道，要想符合申请培训的资格，至少要历经五年，有时甚至十年、十五年之久。
待十年来的严苛训练终于通过了检验，并获得IFMGA认可之后，人到中年的成熟登山者方能进入累计94天的培训阶段:32天的冰岩混合地形培训，32天的高山滑雪培训，20天的综合攀岩技能培训，7天的理论培训，3天的针对性培训。当这名身经百战的高山向导 --如果他还想当高山向导的话--终于过五关、斩六将，完成了所有的培训、熬到了考核环节，还要在54天内通过6次考试与20天的实习期。一名合格的国际高山向导不仅攀登技术要过硬，还要对雪崩有合理的判断、对风险有成熟的认知、熟悉医疗急救操作，同时在导航、气象、山地救援绳索操作、路线设计等方面也要颇有造诣。通过考核后，他才能得到国际高山向导的身份标志:一枚5克重的金属微章。
从公共的角度讲，只有当一个国家的顶尖登山者先成为国际高山向导，这些先行者才有可能影响、带领更多人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当一个国家通过认证的国际高山向导超过20人，该国方能成为IFMGA的联盟国。IFMGA认证过的高山向导们可以在这些联盟国中自由就业。目前全世界共有22个IFMGA联盟国，而亚洲地区只有日本和尼泊尔加入其中。
“中国需要加入IFMGA，开始做真正的guide。中国现在不是IFMGA联盟国，我觉得这是一下步,”曾山说，“我觉得中国登协不了解真正的guide是干什么的。他们觉得没有必要。
曾山、周鹏、孙斌等较为国际化的攀登者还相信，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国际高山向导参与进来，才能进一步形成更合理的行业规范与良好的登山生态。放眼全中国，还没有一名华人国际高山向导，再对比中国极其丰富的山峰资源--海量的冰川、角峰、未登峰与高海拔山峰--这显得格外悲凉。因此对于许多以职业高山向导为使命、渴望在行业中谋一份体面工作的中国攀登者而言，成为一名IFMGA认证的国际高山向导，不仅仅是一份关乎自身职业发展的荣耀，也关乎中国向国际登山界迈进一大步的共同使命。它关乎现在，也关乎未来。正坐在屋里吃火锅的阿左和Stanley等人还没想得那么远，他们更关心现在。
这几名小伙子向克里斯蒂安请教，高山向导的课程应该怎么参加、在哪参加、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多少钱。阿左和昊昕半蒙半懂地听了法国人的解答后，反倒觉得IFMGA暂时不适合他们。以他们现在的英文水平，只能应付简单的日常交流，Stanley却和他们不同。论时间、财力、登经验、爬能力,交流沟通，Stanley各方面都非常契合。最重要的是，他还对登充满了极度的热情，这股热情足够支撑他完成长达五年，甚至更久的IFMGA课程。Stanley后来单独跟克里斯蒂安请教了更多细节，最后竟获得了他的推荐。“有幸被推荐到吉尔吉斯斯坦参加由IFMGA所举办的国际攀山向导课程，课程长达三年半的时间，所以接下来将在那里受训考试。”Stanley写道。这或许是Stanley此行最大的收获了。他成为首位获得IFMGA课程资格的中国人。
阿尔卑斯之旅结束后，Stanley奔赴吉尔吉斯斯坦山区，接受IFMGA的培训。顺利的话，第二年春天，他就会通过第一阶段的考核。
阿左和吴昕回到成都后，一直忙着消化阿尔卑斯之旅的视频素材。其间，阿左还参加了领攀在格聂山域的登山活动:曾山召集了古古、阿左、Ken、刘兴、刘峻甫、杨小华、野人等与领攀关系密切的自由攀登者们，每个人与搭档自愿结组，自由攀登格聂山域中有趣的山峰或路线。阿左与刘峻甫、野人一组，完成了公布章素(Hutsa)---座形似婆缪峰的未登峰 --的首登。这次攀登获得了当年金犀牛奖的提名。
从格聂山域回到成都后，阿左和吴昕继续赶着剪辑视频。
再过几周，阿左、昊昕、Ken、Stanley、Halu五个人又要相聚。这次，梦幻高山团队要在香港始祖鸟做场分享，其间还要播放这次阿尔卑斯之旅的片子。时间紧迫，阿左和吴昕各自分工辑。一个人睡觉，另一个人剪，就像车轮战一样。他们对最后的成片并不满意，但好歹赶在香港的分享会之前做出来了。
11月的一天，这部名为《寻找阿式攀登》(InSearch ofAlpine Climbing)的短片终于在香港中环的始祖鸟分享会上播放了，但阿左与Stanley才是这场分享会真正的主角。其间的重头戏是阿左介绍四川的登山资源。他操着一口四川普通话，向香港攀山者们娓娓讲述他在四姑娘山山城、贡嘎山域、格聂山城的探索。在场的香港攀山者这才知道，四川省竟拥有如此丰富的登山资源。而Stanley则用流利的粤语阐述着他的攀山生活与理念。这也许是他第一次公开在华人登圈子抛头露面。独自攀登九年来，Stanley的名字终于被圈内人所知晓。
从阿尔卑斯山回来后，Stanley为接下来的生活制订了许多个短期或长远的目标--设计制作岩点、通过IFMGA考核、把文章结集成书，成为一名如他在文章中介绍的那些伟大的攀山家--这些目标让他变得忙忙碌碌起来。他还在台湾一家门户网站开设了专栏，有时写写他在亚欧大陆骑行路上的奇遇，有时写写登山历史上的传奇故事。他的生活充满了接连不断的计划，一个project接着另一个project。
突然间，Stanley曾经散漫而浪游的生活变得井然而有节奏。Mandy观察到，自从他遇到了这一群好朋友，聊到那些计划、那些理想的时候，变得非常有精神、有目标、有冲劲。即便那个时候她与Stanley已经分手了，但还是由衷地替他感到开心。他们偶尔也会出来吃个饭，聊聊最近的生活与改变。在她看来，Stanley变得有些不一样，但那些可爱而笨拙的特质又没有变,“他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事情。复刻。一一样。在攀岩之外，他是一个生活上比较浪漫跟死板的人”
Stanley依旧在写他那本时机永远都不太成熟的书。他的笔记本里积攒了更多的文字。他的现任女朋友Yui继续帮他校对那些错字连篇的文章。她偶尔也会客串一下“野人旅志ALLEZLA”的小编。“野人旅志 ALLEZLA”是Stanley在脸书上新建立的公共主页。他在上面系统地撰写一系列关于攀山人物、攀山历史、著名山峰、介绍IFMGA与阿式攀登风格等山主题的文章。他一度偏好在字里行间堆砌孔雀般华美却脆弱的辞藻，如今他的文字风格变得朴实而充满逻辑，就像一头迅捷捕食的豹子，直奔猎物。他没有继续在文字里呻吟自己的敏感--至少在公开的文字中没有出现，而是迫不及待地传递更多的信息量，让他的数万名关注者了解他热爱的阿式攀登。
或许经过一番思考后，Stanley认为自己有义务肩负起传播阿式攀登文化的重担。如今这些重担又让他的生活变得更有分量。他越专注于此，他的生命里就越发容不下与攀山无关的杂质。他终于走上了所有纯粹的阿式攀登者都曾跋涉过的那条小路。在算命师的预言中，那条小路短暂得一眼就能望到尽头，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往前迈步。他终于迎来了让他抗拒的27岁。
梦幻高山团队以成都为中心，聚拢了众多新生代的自由攀登者。在同一时期，距成都市区20公里外的温江，自由之团队也在为李宗利那个疯狂的计划而齐心协力。
自由之巅的90后小教练们从李宗利那里学到了一切，唯有一样他们还没有学到 ---自律。仅凭这点，李宗利确实有些骄傲的资本。即便他早已告别竞技运动员生涯十多年了，但还是保持着对自己严苛的要求:每天晚上9点准时关掉手机睡觉，起床、吃饭、训练时间精确控制，即便是他最爱喝的酒，喝到一定量之后，说停就停。
李宗利决定在2018年秋天和小海重返贡嘎山，他又把平时那股子狠劲儿全都加倍地用在了训练上。他为自己和小海制订了三个阶段的计划。第一阶段，力量训练。在头两个月里，他坚持负重深蹲、卧推等器械力量训练。过度训练导致严重的乳酸堆积，他时常因肌肉酸痛而下不来床。李宗利的母亲不懂训练，但还是能明显地感受到儿子对自己的狠。儿子在外面吃饭越来越吃不饱，她就给儿子包鲜肉饺子。“这么大个儿，一早上就要吃20个!纯肉的!”李宗利用手比画着一只碗。
第二阶段是耐力训练。他每天都坚持要跑个10公里，风雨无阻。在小海看来，老师有时还会给自己增加训练量。李宗利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像瑞士手表一样，每一秒都精确无比，每一分都全力以赴。在攀登前两个月，李宗利发了一条让大多数国内攀登者都摸不着头脑的朋友圈:“现在基本进入一个平衡的状态中，提高和突破可能需要更多时间的训练。而体重的消耗在65(公斤)的时候处于有结余的状态，64的时候身体需要供给才能继续。而极限攀登时需要增重3公斤左右，达到67时应对24个小时以上的攀登应该可以胜任。”若是把身体当作极限登山中最强大的装备，那么他已经把这件装备的重量调试到了以斤为单位。在高山上，每多一斤都是累赘，每少一斤都会更快。而更快，就意味着更安全。
第三阶段是海拔适应训练。他利用带商业登山活动的机会在最后两个月里攀登了四川日果冷觉峰、青海阿尼玛卿峰、新疆博格达峰，并以此适应海拔高度。博格达峰是他阿式攀登精神的起源地。他还在这里死过一回。2013年，他在博格达三峰攀登时坠落了400多米。当他被救援队找到时，整个人奄奄一息:右肺部受挫，右膝盖韧带拉伤，双脚麻木，左臂严重擦伤。多年以后，他又在这座历经死亡的山峰上涅槃重生。李宗利在新疆博格达峰上扎营了15天后，又和小海来到四川雀儿山。他们在顶峰下的平台上宿营了三天，只为了适应海拔6000米的高度。在这白雪茫茫的冰原地带，没有手机信号，没有人烟，师徒俩只能靠闲聊打发时间。“我们俩把能聊的全都聊完了，有的甚至聊第二遍了。没啥可聊的了,”小海说，“什么都聊，男人、女人、钱、车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题都聊了。
李宗利和小海从雀儿山下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再次面对贡嘎山的压迫感。李宗利认为自己的体能达到了空前的状态，“我的力量达到身体重量的150%的强度”。一周后，自由之的兄弟们已经遍布在贡嘎山的北壁:二师兄华枫等人在海拔4050米的大本营驻守，小师弟阿楚等人在海拔5050米的一号营地接应，大师兄小海和老师李宗利向贡嘎主峰发起冲击。他们选择了贡嘎山北壁转东北山脊的路线。无论是这座山峰的海拔高度，还是攀登路线的体量--足足2500米长的技术路线，相当于爬完一座幺妹峰之后，还要再爬一遍，此时距顶峰还有几百米--均为自由攀登者有史以来挑战过的最宏大的路线。
真正的攀登从一号营地开始。从一号营地到二号营地的路线相对“轻松”。从二号营地到三号营地是60度至75度的雪坡。这个坡度在非登山爱好者看来近乎垂直。这段路全程由小海领攀。这一晚，他们又来到了海拔6700米的三号营地。李宗利回想起了两年前险些把他们吹落千米悬崖的飓风，“我们只能挖挖到足够深，也足够平……我们不可以有一点疏漏，一定要确保万全”。大本营、一号营地、二号营地、三号营地，每天上升900多米，李宗利和小海几乎没有贪恋多余的时间。10月18日凌晨5点左右，他们从三号营地出发，冲向顶峰。
他们在黑夜中出发，从凌晨一直熬到了天亮。阳光照射在宏伟的山体上，连绵数百公里的山川都被贡嘎山的庞大山影所笼罩着。贡嘎倒影所在之地，皆为蜀山之王的国土。有那么一段时间，李宗利甚至认为蜀山之王是“平和的，让人接近的”很快，暴君就露出它的真正面目。
下午，风势渐大，漫天雪雾，能见度不足50米。这狂风中还夹杂着雪粒，钻进登山者身上的每一处缝隙。李宗利和小海越逼近顶峰，体能消耗就越大。到后来他们都有些退意。趁着停下来喝水的间隙，他们讨论着还要不要继续爬。一番商讨后,师徒二人反而变得更加坚定，“虽然时间有一点晚，但是我们绝不动摇，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和这几年以来的准备都是为这个”。他们顺着山脊继续往上爬，爬到了贡嘎山的肩膀上。脚下的路越来越窄。所剩无多的体能还在消耗着，他们的速度越来越慢。他们爬到了贡嘎山的脑袋上，看到左侧出现了巨大的雪檐。他们知道顶峰近在咫尺。此时的能见度不足20米。他们看不清前方的路，只能在白茫茫的天气中坚定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面的路反而变得平坦起来。他们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下午4点45分左右，他们发现四周已经没有更高的地方了。
李宗利一屁股坐在顶峰上，疲累得完全说不出话来。喘了一会儿后，他和小海轮番拿出赞助商的旗子拍照合影。风太大了。小海刚拿出一面旗子，就被风吹跑了。李宗利站在了顶峰上，反而有些焦虑。这里的能见度太低了，他们很难通过照片证明自己登顶了贡嘎山主峰。他尝试用手机软件测量海拔，“但是我尝试了很久失败了，气温太低了我的手机很快关机了”。李宗利对小海说，你需要把我们四周的情况录下来，否则没有人能看清我们登顶没有。
拍摄完毕后，李宗利和小海立即下撤。再过两个小时，天就要黑了。在狂风四起、空气稀薄、体能消耗殆尽的寒夜里，贡嘎山上危机四伏。这是他们冒险冲顶的代价。他们太疲倦了，李宗利双腿发软，极度虚弱，每走三五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再休息个10分钟。山上的高空风就像刽子手手中的刀片一样把他们活剐。雪粒就像鞭炮一样在他们的脸上爆开。他们摸黑往下攀爬，不知道下降了多久，始终找不到海拔6700米处的三号营地帐篷。最后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回不去了。就在这时，李宗利的视线中只有一片模糊的白色。他失明了。
李宗利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担心情绪波动会带来恐惧，而恐惧则会带来更致命的危险。他想起来刚刚路过的两块大石头，或许可以躲在那块大石头下挨过一晚。小海并不认同老师的看法。他执意撤回营地。这里处处都是危险。在李宗利的坚持下，小海还是爬上去找到了一块大石头。就是这里了。这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李宗利和小海靠在这块冰冷的石头上。李宗利不停地颤抖，意识渐渐模糊。他依稀听到有人对他说，他的安全带把衣服弄得皱皱巴巴，这样容易失温。他正躺在锋利的冰爪上，冰爪硌得他极不舒服。他的胸腔还感受到了挤压。但李宗利管不了这么多。他只想躺下来休息。他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手套不知道掉在哪里，而另一双备用的羽绒手套早已打湿。他把双手伸进背包里避风。李宗利和小海哆哆嗦嗦、半睡半醒地熬到了天亮。
李宗利感觉到了光线映入眼中。他的眼睛还是看不见。他呼唤起小海。小海就在他的身后。李宗利没有力气转身。他问小海，能不能看见我们的营地。他感觉到小海起身离开了他。整个世界只剩下了他自己。他没有了视觉，没有了搭档，或许在一瞬间他也没有了信念。他感受到了一丝孤独。他努力不让这孤独和恐惧吞噬自己。他明白感到恐惧比恐惧本身更可怕。就在这时，小海回来了。小海找到了回营地的路。营地只有100多米远。
小海带着老师往营地走，只用了20分钟左右就回到了三号营地。他们还在半路上找到了掉落的手套。李宗利钻进帐篷里，努力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阳光照进来，把整个身子晒得暖洋洋的。李宗利和小海在帐篷里睡了一整天。醒来后，他们慢慢撤到二号营地，李宗利的视力恢复了一点。他们再用一整天撤到了一号营地。李宗利的视力又恢复了一点，见到了前来接应的阿楚等人。几天后，李宗利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城市。他的视力完全恢复了。他始终不明白山上的短暂性失明是如何引起的。“我相信在晚上12点以后失明一定不是因为雪盲，哪怕是晚上我们也需要戴着眼镜攀登，主要是为了防止大风对我们的眼睛造成直接伤害。”李宗利后来在攀登报告中写道。
李宗利和小海登顶贡嘎山的消息早就传开了。距上一次国人登顶贡嘎山已经过去了61年之久。从小众的户外媒体到主流的官媒，从“10万+”爆款文章到微博热搜,“时隔61年中国人再次登顶贡嘎”成为各大新闻平台的头条。李宗利和童海军成了媒体报道中的民族登山英雄，而新闻照片中李宗利那冻得发黑的鼻翼和脸颊就好像英雄负伤归来的勋章。
即便抛开民族情怀，只看这次攀登的水准--无论是用阿式攀登的风格挑战贡嘎山，还是在7500米级巨峰上开辟了新路线 --这都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攀登成就，甚至比登顶本身更有意义。身在瑞士却依旧关注国内登山界的老布评价道，这是迄今为止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中国攀登成就。这次登也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当年的金犀牛奖，并且入围了金冰镐奖的长名单。
也有一些登山者提出过质疑，李宗利和小海是否真的站在了贡嘎山的顶峰上。毕竟他们手机测得的海拔数据(海拔7495.9米)与贡嘎山的传统海拔数据(海拔7556米)并不相符而他们拍摄的照片和环拍视频也并不清晰。几天后，“相关部门经过了严格的把控和考证，才最终确定了我们的登顶认可并颁发了登顶证书”。李宗利写道。这确实打消了其中一部分人的疑虑。也许环拍视频并不清晰，但对于官方来说已足够鉴定登顶与否。
李宗利把这条新路线命名为“无畏”。“无畏”是李宗利攀登生涯的得意之作。“我可以骄傲地说一句，贡嘎这次攀登，明显我就拉出国内其他登山者一大截了,”李宗利说,“自由攀登者里面，有谁能够在(平均每天)10个小时、7000米的海拔，一天上升900米，往返。”说这话的时候，李宗利还沉浸在登顶的激动与晒伤的恢复过程中。接下来便是短暂的休养与疯狂的庆祝。自由之巅又摆了一道生死局，李宗利和兄弟们喝得天昏地暗。
等过了这段兴奋期之后，李宗利学会把这种狂傲隐藏在心底。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努力表现出内敛与谦逊。只有偶尔与好友把酒言欢的时候，狂傲的真实性情才会再次展露出来。
与李宗利相比，登顶贡嘎山之后，小海显得格外平静。或许有点过于平静了。
“你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事情、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你不知道上去会是什么。你登完之后，你发现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很普通。”多年以后小海总结道,“你只是登顶那一刻很嗨而已，下来之后你就觉得很失落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为啥。有点像空虚那种的感觉……就像你一直期盼彼岸，到彼岸之后操，跟那边也没啥区别的那种感觉”
这种失落感在小海的心里回荡了一阵，起起伏伏。一个月后，刘兴遇难。小海平静的心再起波澜。他读到了《户外探险》杂志上一篇纪念刘兴的文章，文中写道:“据说人的细胞平均七年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第七年可能会因生活的平淡规律而感到乏味，进入倦息期便要经历一次危机考验。而刘兴的登山梦，从开始到结束，也正好七年。”
小海看到这段话后陷入了沉思，一边思考着自己的未来一边坐在自由之巅的客厅里喝着闷酒。阿楚看到师兄正独自饮酒，问他怎么了。小海对阿楚说，他也正好到了七年，感觉到了瓶颈，刘兴选择了突破，结果出事了，那么他自己该怎么选择?小海更像是在扪心自间。其实他已经有了答案。只不过:这个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在23岁的年纪登顶了贡山，却在24岁选择回到家乡，在青海的草原上做一名普普通通的牧民。
《极限登山》中有一段话:“年轻人凭着一腔热血，经常能表现出毫无基础的勇敢，所谓无知者无畏。不过在阿尔卑斯和喜马拉雅山区，有许许多多的路线就是凭这种无知无畏开辟出来的。如果一位年轻的攀登者能从这样的心态中幸存下来，他/她最终会积累足够多的经验，将无知带来的狂妄转化成理性的自信，从而增加攀登成功的概率，减少死亡的风险。”
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无知与无畏的判断往往取决于最后的成败。如果一名攀登者不幸遇难了，无论他在登过程中展现了多少勇气，这次攀登往往被归类为“无知”。如果他九死一生地活下来了，无论他在这次攀登中犯了多少错误，这次经历往往被当作“无畏”。有时候，那些看似无畏的壮举也暗藏着许多危险。
“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成功，第三次成功。然后你就会好像觉得说你是invincible，你是无敌的，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Stanley说,“但是对一个爬山的人来说，这个很危险。你要抓住那个平衡，不然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出意外。”
2019年初，Stanley刚满27岁便无知无畏地探索这宿命般的一年。他在吉尔吉斯斯坦顺利通过了IFMGA第一个阶段--攀岩、攀冰和越野滑雪 --三个项目的考核，朝着“首位华人国际高山向导”的头衔又迈进一步。他还和台湾地区登山者完成了凯兰特昆山北峰(海拔3705米)东南山脊路线的首登，在台湾登山界崭露头角。他在野人旅志上发布的内容远多于个人社交媒体。传播阿式攀山文化俨然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春天，Stanley再次回到四姑娘山，实践他刚刚在吉尔吉斯斯坦学到的越野滑雪技术。他和Ken在四姑娘山附近的巴朗山与大哇梁子一带寻找野雪。登山者和游人们大多路过这片区域而直奔四姑娘山，几乎还没有人在这一带尝试登山滑雪(AlpineTouring)。Stanley和Ken攀上不知名的山头，一路望天高呼，一路在春雪上流畅地滑到山底，一抒心中的快意，痛快极了。他们俩滑到公路边，忍不住感叹，这条路线绝对会成为这个地区的经典路线之一。
几天接触下来，这对香港攀山者对彼此都更加熟悉。Stanley的攀登热情让Ken都自叹不如。“他在任何有可能性的地方，都会立马想到这里有可能开一条线路出来，或者可以去长期攀登,”Ken说，“他这个欲望可能比我更强。”而对于Stanley来说，要在这些年轻朋友当中挑选一名相对合适的搭档并不难。阿左和吴昕已经是相互有默契的固定搭档，Halu体能不错但技术稍逊。唯有Ken哥，这名兼具经验与技术的香港阿式攀山者，才最适合做他的搭档。
Stanley和Ken回到酒店，两个人商量着或许可以找一座山峰试试。他们俩在地图上寻找感兴趣的山峰。由于Stanley的国际视野，他寻找的山峰并没有像其他自由攀登者一样，局限在川西或中国大陆的版图上，而是望向了世界上最狂野、最荒蛮的山域，喀喇昆仑山。
喜马拉雅山是地球上最壮观的山脉，这里几乎吸引了商业登山客、徒步旅游者与探险网红的全部焦点。相对来说，位于喜马拉雅山西端的喀喇昆仑山则多了些未知与狂野。那里有除极地之外地球上最气势恢宏的冰川，冰川两侧是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第11高峰迦舒布鲁姆I峰、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第13高峰迦舒布鲁姆I峰、大川口塔峰、K1玛夏布鲁姆峰、食人魔峰……登山界最传奇的山峰都位于这片山脉。近十年来，这里诞生了众多金冰镐奖。只要在这里的7000米、8000米山峰上，用阿式、独攀、无氧等风格开辟任何一条新路线的登山者，就会毫无悬念地拿到金冰镐奖的提名，并成为人们心目中真正的登山家。目前还没有中国登山者在这一带完成未登峰或开辟新路线，也没有自由攀登者发起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征。
Stanley在谷歌地球上锁定了这片山域里一座特别的山峰这座山峰的海拔高度与他心心念念的乔拉杰峰相差无几，但山体形状看起来就像是从地狱深处倒生出的獠牙，在群山中显得格格不人。这种山形最容易点燃Stanley的激情。他把这座山峰的照片给Ken看了一眼，问，你觉得这个山怎么样。“我一看就感觉，哇,”Ken说，“因为它是非常尖的，感觉比婆缪角度大，更尖一点。感觉山很有气势。我第一次看到就觉得这个山很酷。”
等他们回到了成都大本营，晚上，阿左、昊听、Ken、Stanley等人凑在一起，在电脑上一番搜索、研究。他们兴奋地发现，关于这座山峰的历史，乃至这条冰川的探索竟然还是个空白，“搜索全网也就一张航拍图能窥见其真身”。这就意味着它是一座未登峰。
Stanley和Ken决定尝试挑战这座山峰。远征喀喇昆仑山需要充裕的时间与预算。Ken很快就写好了赞助计划书，还联系好了一名香港的户外摄影师随行拍摄记录。在他们看来，这次攀登有三个亮点:他们将会是首批远征喀喇昆仑山脉的中国阿式攀山者，他们将挑战喀喇昆仑山里的一座未登峰，这次攀登将代表着香港地区阿式攀山者的崛起。
几天后，吴昕突然找到Ken，提出要加入这支队伍。“最开始昊昕并没说要去爬，突然他就说要去，感觉很突然。”阿左说。这次阿左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与搭档产生共鸣、一眼就被这座山峰吸引住，而且那期间他恰好要出国。也许吴昕想趁着搭档不在国内的这段闲眼时期完成一次精彩的攀登，也许他极度渴望攻克喀喇昆仑山脉狂野的未登峰，也许是这两个理由的共同作用。然而无人知晓吴昕从得知这座山峰、再到提出加入这支队伍的这几天里，内心中到底经历了何种犹疑与决断。
Stanley和Ken自然不会拒绝昊昕的加人。这固然打破了纯香港队伍的亮点，但吴昕的实力与经验介于两名香港山者之间，或许还能提高登顶的可能性。此外，昊昕拥有多次带队徒步喀喇昆仑山的经验，熟悉这里的地貌与向导资源，也更懂得在极限环境中拍摄。
三名登山者分工明确:昊昕负责对接巴基斯坦当地的联络官;Stanley负责联系马帮等后勤团队;吴昕与Ken共同负责对接赞助商。几个月前，阿左和吴昕成为北面签约运动员。在当年的自由之魂组合之后，梦幻高山成为北面签下的国内新一代自由攀登者组合。吴昕跟北面提出了巴基斯坦的攀登计划，赞助商果然也很感兴趣，双方约定好赞助方式。Ken说，他们自己先把所有钱垫出来，回来后再跟品牌方报销费用。他们预估这趟行程平均每人开销三万元。对于还在还房贷的昊昕与存款早就花光了的Ken来说，三万元不是个小数目了。
眼瞅着6月即将到来，签证、禁区许可证、赞助商、装备、行程、马帮、攀登计划全部都已准备好。Stanley还给这次旅程起了个名字:Odyssey into the Karakoram: Journey of threeAlpinists(喀喇昆仑历险记:三名阿式攀登者的旅程)。
在出发前的最后一个月里，Stanley在香港与台湾两地做了两场分享会。在这两场活动中，他是绝对的主角。他还亲自撰写了活动文案，即他对自己过去十年的总结:
“对冒险的定义纠结了十余年，想走没有人踏过的路线，看没有人看过的风景，就这样穿过了撒哈拉荒漠，走进了印度的贫民区，骑着单车跨越了半个地球，但最终还是回到'山’的怀抱。冬攀圣地--苏格兰是最初攀登生涯的起点，之后转战阿尔卑斯山脉，从一个星期，到一个月、两个月，甚至长达半年生活在山里，日子就是在海拔4810米与1000米间徘徊。在成长的过程中，当你累积的经验愈多、能力愈广，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你会发现能限制你的，只有自己的想象。但每当回到城市，都市人称我'疯子’，而'山’也好像变得遥远了?借着这个分享会，想透过我的故事，诉说这因'山’而燃起的梦，这没有终点的追逐。”
他在这两场分享会上阐述阿式攀登的理念，近年来在欧洲和亚洲等地的攀登故事，还有令他颇为得意的新头衔:首位获得参加国际攀山向导(IFMGA)课程资格的华人。两场分享会过后，Stanley又增添了些人气，再加上两个月前在台湾凯兰特昆山上完成的新路线，他俨然成为港台登山界的新秀。即便一个月后他们没有成功登顶那座状如獠牙的山峰，年仅27岁就已探索过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邛崃山，这个履历放在整个中国登山界也足够华丽了。
只不过，他的前女友Mandy并不是很关心这些。每当Stanley跟她夸耀他的这些成就时，Mandy只能说，好棒，加油，她不知这些险远的山峰在何方，也不明白这些了不起的攀登成就有何意义。她只希望他平平安安的就好了。在台北的这场分享会后，Mandy劝说道，这次要不别去了。他们认识的一名台湾攀岩教练最近刚发生意外，况且最近一个月印巴局势也不太稳定。“我从来不会叫他不要去什么地方，但那一次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她说。Stanley的回复则显得有些一本正经。他已经把攀山当作一生的事业，甚至是一种信仰。他说，清楚事件的发生，从中改进、学习，然后传播给大众，就是作为攀山者的责任。
在他临行前的最后一个月里，昊昕在四川、云南等地忙忙碌碌地完成许多高海拔赛事的拍摄工作，还参加了一场他刚开始爱上的越野跑比赛。与Stanley的果决无畏不同，昊昕出发去巴基斯坦的时候，内心中充满了自责与愧疚。在出发前，他只好再次把妈妈托付给姨妈照顾，就像往常每一次出远门一样。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姨妈在照顾他们娘俩。他打心里感激她。晃荡了这么多年，如今他必须要在自己的攀登理想和照顾妈妈之间做个取舍了。吴昕对朋友说，妈妈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回来之后可能就找一份按部就班的工作。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去很远的地方攀登了。
这是中国自由攀登者第一次海外远征一座未登峰。喀喇昆仑山不同于川西，这片山脉更加荒蛮，这里的山峰更加狂野。在人造卫星探遍全球每一处角落的时代，这里还保留着人类文明的荒芜与手机信号所不及之处。出发前几天，阿左跟昊昕Ken约定好，等进山后手机没信号的时候，每天都必须要用卫星电话跟国内报个平安。
在成都大本营的厨房里，阿左半开玩笑地对Ken说，你们一定不要在那边出事了。出事的话，我们这帮兄弟人生地不熟地过来，很难办事的。
2019年5月底，昊昕、Ken与Stanley在巴基斯坦会合。Stanley临时从尼泊尔加德满都飞来。为了提前适应喀喇昆仑山的高海拔，过去10天来，他在喜马拉雅山的EBC(珠峰大本营)路线，负重徒步了180公里，爬升14000米。他已经做好了挑战喀喇昆仑山的体能准备。
三个人在伊斯兰堡碰头后，没有任何休整，第二天就坐车进山了。车里塞进了七个100升的大驮袋、三个大背包、三名新生代攀登者和一名巴基斯坦联络官，朝着徒步进山的起点驶去。巴基斯坦北部山区的路况十分恶劣。汽车行驶在与车同宽的小路上，路边就是百米深的悬崖，悬崖下流淌着浑浊的希加尔河(Shigar River)。轮胎时而陷进泥泞的土路里，三个人还要下车来到车屁股后面，一起合力把车推出泥沼。他们顺着希加尔河峡谷，一路颠簸到阿斯科利(Askoli)，喀喇昆仑山前的最后一个村落。车子没法再往前开了，再往前就是那片荒蛮之地:沿着磅礴的巴尔托洛冰川(BaltoroGacier)深人喀喇昆仑腹地,就能来到乔戈里峰、迦舒布鲁姆I峰与I峰、布洛阿特峰等8000米山峰，还有大川口塔峰、玛夏布鲁姆峰、迦舒布鲁姆IV峰等锻造了无数金冰镐传奇的众神之地。
三个年轻人浑身疲惫地在阿斯科利下了车。一大群人迅速围拢过来。二三十名巴基斯坦当地背夫组成的后勤团队，带着大量的帐篷、食物、炊具等物资，早已在此等候。突然之间，三名攀登者竟然有种错乱感:这些真的是我们安排的吗?这就马上要进山攀登了吗?
在之后通往大本营的四日徒步之旅中，他们就好像是走进了世界上最壮丽的大型雪山实景博物馆。昊昕说，有时候一间的光影，就会惊得他目瞪口呆。Ken说，路的两边都是非常有压迫感的山峰，就好像到了一个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就连阅山无数的Stanley也激动无比，一路上他拍下了几乎每一座山峰,还不停地拍摄自己与山峰的合影。从伊斯兰堡到斯卡都，到阿斯科利，再到大本营，三个人一路上几乎没有休息，每一天都在往前赶路。
三个人沿着庞大的巴尔托洛冰川徒步，拐到支流冰川，逐渐逼近了那座6410米的山峰。“看地图看了三个月，今天终于看到这条冰河了!”Stanley几乎是喊了出来。
在这条支流冰川的尽头，包括6410峰在内，矗立着数座山峰。三个人还没有机会给这座未登峰起个名字，每每提起，姑且用“那个山”来含糊地指代它。当地人则以这条冰川的名字 --Liligo(莉莉歌)，一个好听的名字 --统称这几座无名的未登峰为Liligo I峰、LiligoI峰、Liligo I峰，等等。没有人攀登过这条冰川峡谷里的山峰。Ken说，他们可能是第一批进到这条冰川最里面的人。这里是真正的荒蛮之地，登山家闪耀的舞台。在他们左手边，距“那个山”仅仅6公里远，就是著名的K1玛夏布鲁姆峰(海拔7821米)。这座山峰只属于世界一流登山家，三名年轻的新生代攀登者暂且不具备挑战它的资格。
后勤团队在冰川砾石间扎好了营地。这三名登山者原本预留了几天在大本营的休息时间，可一查天气预报，后面几天都是好天气。建营第二天，他们又继续向前，来到了海拔5000米的前进营地。那个山的北壁终于完整地出现了。曾经在谷歌地球上看到的虚拟山峰，如今终于矗立在眼前，三个人更觉兴奋。“真正看到那个山以后跟看到照片完全是另一个感觉，压迫感更大，更漂亮。”Ken说。在山脊上的一众角峰中，那个山显得格外挺拔尖锐。在波谲云诡的山区气候里，它的雪檐、冰川、沟槽，以及偶发的雪崩，都令人心生恐惧。
凌晨4点，三个人带着有限的补给与装备轻装出发了。这里的积雪很软，每迈上一步，都要滑下来两步。这里的冰壁很薄，无法打进冰锥做保护点。他们花费的时间比预想得还要久。
三个人当中，要数Stanley的技术与经验最成熟，但昊昕的攀登欲望却最强烈。他们爬到了一处充满暴露感的薄冰路段，Stanley先锋过几次之后便退却了，想再尝试其他路线。吴昕却说，没关系，我来先锋吧。从这里开始，三个人的结组方式反而变成了昊听一路先锋，Stanley与Ken跟在后面跟。
路线越来越陡峭，后来几近垂直，即便Ken跟在后面攀爬，小腿肚子都有些颤颤巍巍。三个人原计划一口气爬到海拔5900多米的垭口处扎营，休息一晚过后，再伺机冲顶。由于攀登效率比预想的低得多，他们只能临时决定挂在岩壁上，坐着露宿一晚。傍晚，天上飘起雪花，很快就下起了大雪。三个人用半个屁股挨坐在悬崖边，在饥寒中熬过了这一晚。
三个人醒来以后继续攀登。这天上午，昊昕依旧很兴奋，Stanley和Ken跟在后面往上爬。他们的登效率还是太低了，远远落后于原定计划，看来还要在山上再熬一晚。到了中午，Ken提出，以这个速度恐怕到后面吃的不够，不如安全为主，还是先撤下去吧，过几天找个好天气窗口期再爬。昊昕和Stanley同意了。
下撤过程中，三个人拉开一段距离。Stanley走在最前面:昊昕和Ken跟在后面。其间Stanley的冰镐没有连接在安全带上意外被流雪卷走。幸好人没事。回去的路上，他们没有过多交流，大家心里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技术地形上，阿式攀登者没有冰镐，就相当于攀岩者失去了双手，无法再攀爬高难度的技术路段。偏偏掉落冰镐的又是技术最强的Stanley。这支队伍登顶的可能性变得渺茫起来。他们在傍晚时撤回了前进营地。
三个人回到帐篷里吃点东西，又下到大本营休整几天。进山10天来，他们格外想念城市生活。吴昕给国内打了一通卫星电话，半开玩笑地说，我这边需要几个烤串，还需要一个披萨。Stanley在一旁补充道，再加一个火锅。昊昕说，对，再来一个火锅吧，火锅要来点毛肚、黄喉。
在营地休整期间，Stanley还给女朋友发了卫星短信，报了平安。女朋友没有告诉他，前一晚她做了很不好的噩梦，
休整几天之后，他们准备再次出发。此刻，他们再无法回避那个严肃的问题了:现在有三名攀登者，却只有两对冰镐。准确地说，是两对半，Ken还带了一支冰镐备份，但他绝没有想到他们一口气掉落了两支冰镐，而在这种高难度地形，剩下的半支冰镐绝无用武之地。那么，在第二次攀登的时候，谁要留在大本营等待，谁将有机会完成这座山峰的首登?
这次喀喇昆仑之旅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支出十分高昂，每个人都不想在山脚下放弃这次机会。不过，按理也只能由Stanley自己来承担失误的代价。他当即提出留守在大本营，并祝昊听和Ken成功登顶。出乎Stanley和吴昕意料的是，Ken考虑了几秒钟后，对Stanley说，我把我的冰镐给你，你和昊昕去爬。
“其实我自己也不想放弃,”Ken后来说,“但我是考虑过的。”Ken的无私决定背后，也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与内心挣扎。首先，这座山峰是Stanley发现并提出来要挑战的，如果就此放弃的话，Stanley很不甘心。其次，Stanley与吴昕的搭档组合，要比Ken与昊昕的搭档组合更有可能登顶这座山峰。如果这支小队完成了这座未登峰的首登，对于品牌来说将会是更好的宣传点，对于攀登者来说也更容易拿到赞助金。听完Ken的分析后，Stanley没有再推辞，感谢了Ken的好意。
三名攀登者再次爬到了前进营地。6月14日半夜2点，吴昕和Stanley在黑夜中与Ken作别，带着两台对讲机，背着大背包离开前进营地。Ken留在营地拿着相机拍摄。天亮以后，他们越爬越远，最后在长焦镜头中化作了两个小黑点。
昊昕与Stanley的组合果然高效。他们爬到了比第一次还高的位置，在山壁上露宿了一晚之后，又在6月15日早上继续爬向海拔5900多米的垭口。中午的时候，他们在对讲机里对Ken说，现在速度还挺理想，差不多就要爬到垭口了。下午2点多，Ken通过长焦镜头望去，吴昕和Stanley真的按计划爬到了口。又过了两个小时，他在镜头里没有看到他们。他们应该已经翻上去了吧，Ken心想。只有在他们爬上垭口后，从营地望去的视线才会被垭口阻挡。
这天下午，他再没有收到昊昕和Stanley的消息。到了晚上Ken手里的对讲机提示电量低。他心想，会不会是昊听他们的对讲机也没电了，所以才一直没有联系他。
6月16日，这是昊昕和Stanley出发后的第三天了，整整-上午都没有两个人的消息。Ken在前进营地多次呼叫，都没有收到回应。他心里生出一丝疑虑，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消极的念头 --也许是对讲机相隔太远，信号被地形阻挡。在高海拔山区中，对讲机信号不好的情况很常见。按照计划，这一天昊听和Stanley应该开始冲顶，然而Ken用长焦镜头望去，顶峰上空空如也--也许他们冲顶的路线本来就望不到。况且，比原计划推迟一天也符合常理，他们携带的食物足以多撑一天。Ken生出了许多个猜测，但每个猜测背后都对应着一点合理的解释。
到了下午，Ken越来越担心，索性拿出相机，对准自己，录下了此刻的焦虑。镜头里的他胡子拉碴，脸颊晒得通红。
“今天是我第三天在这里了，也是他们原定计划冲顶下来的第一天。昨天还能看到他们的位置，但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只能一直在这里等。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有点担心。因为今天天气很热，昨天又下了10公分的雪。也是一个非常容易触发雪崩的机会,”Ken对着镜头说，“看不到他们的位置，还是感觉心里面有点不舒服，有点不安。但是我还是相信他们的攀爬经验还有能力。我就在这里默默地、耐心地等待一下吧。我希望他们能安全登顶下来。就这样吧。”
也许等昊昕和Stanley成功登顶、安全下撤后，这段素材未来还可以剪进《喀喇昆仑历险记》的短片，当作片子里一个有惊无险的插曲。也许吧。
Ken的等待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到了傍晚，山上还是没有任何消息。Ken愈加肯定上面出了一些状况。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许其中一名队员受伤了，被困在上面某个地方。Stanley随身携带了一台可以发送卫星短信的通信设备，也许他们早已把消息发给了成都的朋友们。
Ken撤回到大本营，拿出卫星电话打给阿左。从喀喇昆仑山深处发出的信号传到了地面基站、传到了卫星，几乎在一瞬间，就传到了四川。
距上一次通话已经过去几天了。吴昕、Ken与Stanley刚进山那几天，还遵守与阿左每天通话的约定。再后来，他们要隔好几天才打来一次电话。昨天，小树在岩时还问过阿左，吴昕他们有什么消息吗?阿左说，不用管他们，想也没用。小树听阿左这么一说，反而更印证了心里的担忧。凭她对男友的了解，阿左口头上表现得若无其事，这恰恰是他心里正在抗拒面对任何负面可能性的典型表现。
这天晚上，阿左正坐在成都大本营的客厅里。这时，手机突然响了。他拿起手机，走到阳台接听，只听Ken在电话里说，昊昕和Stanley已经在山上失联两天了，可能要呼叫救援。阿左一下子就火了，他对着电话骂道，我靠，他妈的你们去爬山，出发你们都不给我们打一下电话的吗?阿左让Ken立即呼叫直升机救援，同时叮嘱他留在前进营地等待。毕竟，在以往的攀登中，攀登者失联后迟一两天下山也是可能的。
Ken挂完电话，马上联系巴基斯坦的联络官，跟当地军方沟通出动直升机救援。直升机搜救是喀喇昆仑与喜马拉雅山区最常见、最高效的救援方式之一，它可以越过山区地形的障碍，飞到高处一览整片区域的全貌。这种救援方式也伴随着三个弊端:一是每出动一次直升机，都要花费不菲的金额;二是旋当地政府或军方出动直升机需要经过诸多烦琐的程序;三是即便再人命关天，直升机也要等到云开雾散的时候才能起飞，而在小气候多变的喀喇昆仑山区中，天气时刻充满了变数。搜救昊昕和Stanley的直升机并没有马上赶到，更让Ken焦灼的是在这个重要时刻，他的卫星电话话费不够了。他无法再与外界联络。
Ken连夜从大本营下到莉莉歌冰川与巴尔托洛冰川的交汇点，克博兹营地(KhoburtseCamp)。这处营地位于巴尔托洛冰川的常规徒步路线上。如果能在晚上碰到恰好路过的徒步团队，可以再借一部卫星电话，打电话叫人先把话费交上--这还只是幸运的话。“说不好。所以我下去也只能是赌。”Ken说。他很幸运，在营地里碰到了其他团队，周折了一番才充好了话费。
6月17日早上，Ken又爬回到海拔5000米的前进营地。如果昊昕和Stanley真的因冲顶而推迟了一天行程，如果昊昕和Stanley受伤后正在慢慢下撤，如果吴昕和Stanley还有那么一线生机，那么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Ken驻守在与他们作别的地方，等了一整天，始终没有等到他的搭档。“时间每过一秒，我就多一秒没有他们的消息，我心里面就越慌，越慌我就越觉得危险。”Ken说。
6月18日，巴方的直升机终于来了。这是一架松鼠B3直升机。松鼠B3是喀喇昆仑与喜马拉雅山区最常见的救援机型，长10米，重1吨，就如同一辆会飞的公交车。虽然这架飞机巡航极限高度可至4600米，但一名尼泊尔指挥官曾在2005年驾驶松鼠B3飞上珠峰，并降落在8844米的顶峰上，停留了3分50秒，打破了世界飞行史上的最高着陆纪录。在实际救援案例中，松鼠B3也曾在喀喇昆仑7000多米的高山上开展过救援，因此这架飞机也被称为“神奇直升机”(Mystery Chopper)。然而，神奇直升机今天却没有那么神奇了。
直升机在大本营接上了Ken，带着他迅速爬升到半空中，朝着那个山飞去。阿左早就交代好Ken，让他带上所有的相机设备，仔细观察山上的一切细节，并拍摄大量的视频与照片。这天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Ken望向窗外，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一片白雾。飞机越爬越高，直到机身开始剧烈地颤抖着。巴方飞行员告诉Ken，他们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巡航高度，如果飞进云雾中，机桨将会结冰。Ken原以为直升机翻过垭口后，他就可以俯瞰从山脊到山顶的这片区域。然而直升机连海拔6000米的垭口都没飞到。Ken很失望。他只好让飞机在垭口下方盘旋，并极力望向上方寻找，结果没有任何发现。
Ken下了飞机后，立即开始协调第二次搜救。他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里拿着个大充电宝。他不停地打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Ken说，他这辈子打的最多的电话基本上就是在这两天里。他要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巴基斯坦当地地接的探险公司沟通，同时还要和阿左商量接下来的对策、告知Stanley的家人，并且想办法弄到第二次直升机救援的费用。
巴方每出动一次直升机，就要花费近14万元人民币，而且一定要等钱款到账后才能出动救援。军方还要根据当天的天气预报来决定是否起飞。第一次直升机救援的费用暂由当地的探险公司垫付了，但第二次搜救还要再付个14万。对于Ken、阿左等人来说，14万够他们在成都生活几年了。即便他们想办法筹集到了高昂的直升机救援费用，之后还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中间方转账手续，不免会浪费许多时间。时间，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Ken每次与巴基斯坦军方的沟通斡旋，都要通过当地探险公司来回传话，催促他们赶快派直升机过来。几天下来他基本没合上过眼睛，已然心力交悴，但他还要尽力说服军方再出动一次直升机。时间还在不停地流逝。眼看就要过了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Ken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那几天我心里在想，他们两个的命都有可能控制在我手上，同时他们两个家庭所有的希望都在我身上。”Ken说。
大家终于凑好了钱。巴方的天气预报却说，次日的天气依然不理想。军方担心恶劣天气容易出事故，还在等待好天气窗口。在这种天气里，即便直升机强行起飞，搜寻的结果很可能和第一天一样飞不过垭口，只能在大雾中穿梭。“你每叫它(直升机)一次，每出动一次，都要收钱,”Ken说，“我跟阿左决定了，再来一次。可能跟昨天一样没有情况，但还是不要让自己后悔。说不定真的有发现。”
6月19日，直升机终于再次出动了。这天的天气比上一次稍好，但依旧是大雾，直升机还是飞不过垭口。Ken努力往垭口方向望去。他多希望看到昊昕和Stanley两个人正在某个角落里等着他，正朝着直升机的方向招手挥舞。他多希望他的搭档只是受伤了、困在原地而已，如今终于等到了他们的支援。
“像那种爬、爬、爬受伤了，像《触及巅峰》(在山难中奇迹般地死里逃生)那种概率太小了，一千年才能够出一两次或是一百年才有一次，那就很OK了。”阿左说。阿左先后接到Ken的几次电话汇报后，越来越不乐观。他一边应品牌的要求来到海南出席订货会，一边时刻和Ken紧密联络。他让Ken这次一定要仔细观察。
Kcn往窗外望去，还是白茫茫一片。只是，离前进营地不远处，在山脚下的雪坡上露出一些“小东西”。这些“小东西”已被这两天的新雪覆盖掉大半部分，Ken还是依稀能辨认出，那是他们的睡袋和背包。虽然他依旧没有观察到昊昕与Stanley二人的踪迹，但在他们失联数日后又望到这些物品，他大概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趟直升机直接飞回到了斯卡都。他再次给阿左打了电话，把这次的发现告诉他。
阿左接到电话，从订货会的饭桌前离席，听了Ken的最新汇报。身为一名攀登者，翻阅过许多篇事故报告的攀登者，他们无法再欺骗自己了。是时候要直面它了。Ken和阿左在电话里商定好各自的分工，分别联系双方的家人。
阿左打给了昊昕的姨妈。吴昕的姨妈一直焦急地等待搜救结果。阿左告诉她，这次是个坏消息……昊昕的姨妈一下子就哭了。吴昕的姨父接过去，之后又把电话挂断了。
阿左走回订货会的饭桌旁。在大家的注视下，他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扒拉了两口吃的，正要往嘴里塞下一口饭，突然一下子痛哭了出来。阿左对品牌方说，他要立即赶回成都，今晚就要走。
Ken还站在斯卡都的酒店外面，拿着电话，犹豫着
“他(Stanley)妈妈一直在等我电话。因为我们每天都有跟他们汇报进度。他妈妈就一直非常期待着，怎么说，她就感觉一直希望我们找到她的儿子,”Ken说，“她把他们整个家人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希望我能跟当地人配合好，找到她的儿子。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个好消息。”
然而对于Stanley的父母来说，这将是一通死亡电话，是宜布一个年轻生命的结束和一场漫长噩梦的开始。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他足足犹豫了15分钟。他终于鼓起勇气拨打了号码。他按下的每一个数字按键都是那么的沉重。
电话响了两下，立马就接通了。是Stanley妈妈接的电话。她对儿子的爱曾令她变得迷信。正是因为这迷信，母子之间爆发了无数次争吵，产生了深深的隔阂。也正是因为这迷信，Stanley才决定奋力书写自己的命运，攀向一座座极致的高山。面对Stanley的妈妈，Ken还是开不了口。最后，他只能努力地慢慢地、一字一句地把直升机搜寻的结果告诉她。
“那一刻，我打电话那一刻，可以说是我这辈子最难受的一刻,”Ken说，“我跟他妈妈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好像是一把刀捅在她身上，插在她身上。”
Stanley的妈妈听了Ken的讲述，几乎就要晕倒了。Stanley的爸爸接过电话，哭着对他说，现在是什么安排，可不可以再继续找一下，他们有没有可能正躲在哪个地方，咱们找到他们啊。Ken说，山里的天气十分复杂，但他已经安排人手，明天或后天继续上山搜寻。Stanley的父母几乎要崩溃了。Ken后来一直通过Stanley的哥哥来联系他们。也许他们不愿再从电话里直接听到更多的坏消息。
阿左从海南赶回了成都。此时成都的大本营里除了华枫、晶晶、小树，还聚集了一大批前来支援的朋友，领的前同事刘峻甫与小白，昊昕的好友王培嘉与花花。就连远在北京的周鹏也接到求援的消息，立即办好签证，收拾好装备，随时准备出发。等阿左走进家门的时候，这群年轻的攀登者已经在商量对策。大家在会上一致决定:由高海拔攀登经验最丰富的阿左与华枫、英语最好的小树三人组成第一批搜救队，先飞到当地了解情况。此行的目的是首先保住Ken哥，并找到昊昕和Stanley，带他们回家。
这几天下来，Ken经历了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可他还要再一次带上人手和装备进山。他们来到前进营地，爬到目标区域。距上次直升机搜寻已经过去三天了。这三天的天气一直乌糟糟的，山上又下了新雪，发生了二次雪崩。雪坡上残留着一道雪崩过后的伤痕。上次他从直升机上发现的睡袋等物品，如今都已被大雪掩埋。这一次，他又在现场找到了昊昕和Stanley的头盔。这两顶头盔的外壳已经破碎，内层泡沫缓冲垫已经消失不见，织带也被外力拉出。Ken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阿左等人。
阿左、小树与华枫紧急办好了签证，坐上从成都飞往伊斯兰堡的飞机。在小树看来，阿左这一路都在假装坚强。这几年阿左身边的亲人与好友相继离世，他忍耐痛苦与消化悲伤的能力也相应提高。身为这帮朋友当中的领袖，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倾诉内心的悲痛情绪。“他(阿左)心里面想的更多的是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我为这个事情感到多难过。”小树说。一行人在阿布扎比转机的时候，接到了Ken打来的电话。这次进山搜救的结果并不理想，也进一步证实了昊昕和Stanley已经遇难，小树在飞机上哭了。阿左反倒安慰她，不要哭啊，你看这是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出国呢。
阿左、小树与华枫终于抵达了伊斯兰堡。由于近日来喀喇昆仑山区的天气持续恶劣，从伊斯兰堡飞往斯卡都的航班取消了。这趟航班每天只有一趟。他们等不及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包了一辆车，昼夜不停地开往斯卡都。汽车连续开了三十多个小时后--凌晨4点，他们实在困得不行，停在路边眯了两个小时 --终于在第三天晚上赶到了斯卡都。阿左等人终于见到了Ken。
Ken整个人黑乎乎的，神情憔悴。这一个星期以来，他独自一人在前线孤军奋战，承担着所有人的期待与失望。他不断被四面八方的祈求拉扯着，就快要被扯裂了。他靠着“他们过来，他们快点过来”的信念撑到现在。现在，他们终于过来了。Ken很感动。阿左等人很心疼。他们拥抱了一下。
四个人回到酒店后，重新梳理几次搜救时拍摄的照片与视频，并进一步缩小了搜寻的范围:位于海拔5300米的雪崩痕迹处。大家决定，阿左、Ken和华枫带队再次进山搜寻，小树留在斯卡都负责协调各方。双方每天都要通过卫星电话向彼此汇报，再由小树统一口径、对外传播消息。
从斯卡都徒步到前进营地要四天，而直升机只要一个小时直升机显然是最优的选择。又一个迫切而实际的问题出现了:他们没钱出动直升机了。前几次直升机搜救已经花了近6万美元(约41万元人民币)。未来几天，更多频次的直升机、更多的人力物力与进体运输费用加在一起，会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他们需要銠耩肤外界的援助。
6月26日早上，梦幻高山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带昊昕回家”募捐公告》。这几天，巴基斯坦山难事件早就传遍了中国的登山社区，也上了国内的新闻热搜。认识昊听的朋友纷纷来到他最后一条朋友圈下留言。成都与港台媒体闻风而动，各种未经证实的传言纷纷扰扰。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明确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传闻得到了证实:
“此刻，我们极不情愿地替我们的好朋友李昊昕，国内年轻的极限摄影师和阿式攀登爱好者，向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和他曾短暂来过的世界，说声告别……我们有个心愿，就是帮助昊昕和遇难同伴的亲人，把他们带回祖国，带回家乡。我们也希望尽我们的薄力，尽量减轻他们的亲人面对高昂费用的压力，因此我们发起本次'带昊昕回家’的募捐。”
发布公告的这天下午，阿左感到很无力。他还没来得及思考，未来的人生中将面临何种巨大的缺憾与落差。他想起了在大雪塘遭遇雪崩的那天晚上，昊昕与他半开玩笑似的约定-“我家里还有一个妈，万一我挂了，要不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妈。”“没问题。我靠，这有什么难的。交给我好了。”如今，这些玩笑话都成了一种承诺。阿左暗下承诺:一定要请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那些爱你的人放心，我们现在有一帮朋友在一起会努力做好剩下的事情。
在文章发布前的那一刻，阿左以为能募捐到20万，补贴一部分费用，大家再努力凑一凑就行了。他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中国登山界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从文章发布后的那一刻起，各处汇款纷纷而至。每一分钟、每30秒，甚至每一秒，都有人在打款。一天之内，他们就募集到了80多万，远超出目标金额。他们马上停止捐款活动。源源不断的捐款仍在打来，局面甚至一度有些失控。他们宣布停止收款后，又陆续收到了30多万。这股力量也惊动了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了较为准确的报道《两名中国登山者在巴基斯坦遭雪崩遇难遗体仍在搜寻中》。更多社会力量开始关注这起发生在境外的山难事件。
救援资金到位后，山里的情况却有了变化。他们得到消息，搜救目标区域上方频发落石，垭口与山脊处的巨大雪檐摇摇欲坠。阿左等人犹豫着是否要立即进山:“如果搜救队员近期进入，必然会再次暴露在这些风险之中。就像家属都告诉我们的，他们已经失去了至亲的家人，无法再承受搜寻队伍中任何人员发生任何意外。而且下一次搜索是否能保证找到他们，即使能够保证，让搜寻队再次承担风险，是否值得?”
喀喇昆仑山的环境特点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在川西多年攀登积攒下来的丰富经验不再适用了。他们只好咨询巴基斯坦当地的探险公司、地质学家、高山向导、救援机构与常年在此登的登山者们。大家一致得出结论:在7月底到8月上旬期间搜寻应该是最高效的，且降雪和积雪的减少也会降低搜寻队伍的风险。
阿左等人决定在8月重返喀喇昆仑搜寻。在离开斯卡都之前，他们把部分装备物资留在当地，还发出“悬赏”，放出消息:如果哪位当地的领队或背夫在这条路线上带队徒步时碰巧发现线索，并拍到照片，就可以拿到4000美元的奖金。这相当于当地人干个两三年的收人。
Ken终于回到了阔别一个多月的四川，回到了成都的大本营。如今这个异乡城市让他感到亲切。几天后，他又回到了家乡香港。巴基斯坦山难在香港地区也传得沸沸扬扬。Ken还在山里的时候，弟弟就跟他通过电话。回家后，他的爸爸妈妈却一点也没提起这件事。他在香港逗留了一个多礼拜，其间Stanley的家人也想见见他。
当Ken被Stanley的亲友包围住，独自面对着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女友、好友等人，他倍感压力。不过经历了那几天的事情之后，这些压力都算不上什么了。他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他再次详细地讲述了整个攀登过程和事故经过。他承诺，等到积雪融化的时候，一定会把Stanley带回家。
7月，喀喇昆仑山区气温升高，积雪融化。巴基斯坦当地的向导们再次爬到了前进营地附近。这里到处都是雪崩过后的乱雪痕迹，依旧不见昊听和Stanley的踪影。阿左看到他们发来的照片后，只好继续等待。一个礼拜后，阿左再也等不下去了。他决定召集人手，再次前往喀喇昆仑山搜寻。他带上了Ken、小树、晶晶，在高海拔上体能强悍的刘峻甫，还有对喀喇昆仑山区较为熟悉的王培嘉。
王培嘉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就是吴昕，他一直想做点什么可是始终帮不上忙。几乎就在昊昕和Stanley出事的前一天晚上王培嘉做了一个梦。他梦到在他面前有个人，跳进了冰湖中的冰窟窿里。王培嘉醒来后，有那么一瞬间，想这个人会不会是昊昕。他转念又一想，怎么可能是昊昕。吴昕过去时常跟他开玩笑说，他不想老了躺在病床上，活到五六十岁就差不多了。“但是他妈的他也没到呢啊。”王培嘉说。
第二天，王培嘉跟朋友吃饭喝酒的时候，还说起这个梦嘀咕着，是不是有人在跟他求助呢。后来他才震惊地得知昊昕失联了。随着失联的时间越久，他越发意识到真的出事了，他的内心就越压抑。他抽着烟，绕着小区一圈又一地走，等待着阿左打来的求援电话。
王培嘉曾跟阿左说过，实在忙不过来就告诉他。阿左总是说，没关系，暂时还不需要。“阿左那会儿把所有的事都扛过去了，就他在弄。然后各方面都想去帮他，但是可能有的帮不到 --帮的那种方式根本就是扯淡。”王培嘉说。事故发生后，很多像王培嘉这样的朋友都渴望做点什么。对于这些失去朋友的登山者来说，寻找友人的过程，也是缅怀与抒发情绪的方式之一。当他得知阿左正准备二次搜寻时，他坚定地跑来到成都，“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事我必须干，要不然我会遗憾一辈子”
7月底，搜寻队再次来到了斯卡都。阿左成为这帮朋友当中的领袖:他安排小树和晶晶两名女生留在斯卡都负责对外联络他亲自率领Ken、王培嘉和刘峻甫进山搜寻，双方每天定时打电话汇报。阿左等人沿着吴昕和Stanley曾走过的路，一周后来到了前进营地。
在这趟充满未知的搜寻行动中，对于找到遗体这件事，每名队员都有各自的期望。其实王培嘉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他觉得能不能找到纯粹是碰运气。Ken则向Stanley父母做出了承诺一定要找到他。刘峻甫也是抱着决心而来。上一次，由于少数民族的签证问题，小刘没有及时办下来手续。这一次，他早早就办好了签证，决心要把昊昕带回家。最近这几天，阿左仔细对比了现场照片，锁定了几片较为精确的区域。他们还带上了金属探测仪和雪崩探杆等专业的搜寻设备。这一趟，阿左已有
七八成的把握。四名年轻人与两名巴基斯坦当地向导来到了前进营地，这里到处都是乱雪与落石。周围的山体时而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冰崩与岩崩。他们等到第二天凌晨5点，一天当中较为寒冷、山体较为稳定的时候，便开始用金属探测仪搜寻。他们本以为这些设备会发挥大作用。可金属探测仪每报警一次，他们就要停下来，在发出警报的位置深挖出雪洞，最后往往只取出一小片金属。积雪下埋藏了昊昕和Stanley散落的无数个金属配件，冰爪锁、水壶的碎片。眼看就要到了中午，落石频繁砸落下来。阿左的压力很大，他担心在搜寻过程中再次遭遇雪崩。他说，这样找太浪费时间了。他决定明天早上要换个策略。
8月4日早上8点，六个人一字排开，用两三米长的探杆一下下插入积雪中，开始地毯式搜索。现场的气氛并不算沉重。事实上，当阿左笑骂起昊昕和Stanley时--“我觉得好像这两个人害兄弟们在这儿忙了半天，不早点出来”--大家也都跟着开起了玩笑，就像他们平时相处的那样插科打诨、轻松戏谑。
“我靠，赶紧给老子滚出来。
“他妈的，浪费大家时间。”
“你还让不让兄弟们好好生活了。”
大家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努力搜寻着。这时，其中一名巴基斯坦向导好像挖到了什么，他的探杆怎么也插不进雪地。他招呼大家过来看一下，可能找到了。大家开始用雪铲往下挖。“很浅，一下就挖到了。”阿左说。
在看到他们的那一刻，所有奇迹般的微弱可能性都没有了，那些承诺、寄托、回忆、理想与年轻的生命力都在这一刻画上了句点。气氛瞬间凝重下来。阿左、Ken、王培嘉、小刘都流下了眼泪。喀喇昆仑山是世界顶尖攀登者的向往之地，而此刻，他们是如此憎恨这里。
阿左一边揩着眼泪，一边说，我他妈一点儿都不喜欢这儿，操。
Ken说，这个冰川和这个山，我感觉我不会想再来。
王培嘉坐在石头上，怅然地说，再见了，兄弟，再见了。
由于事故现场位于雪崩区，大家都相信是雪崩带走了他们。在众多山难事故中，登山者在熟睡时被雪崩悄无声息地带走:相对来说是最不痛苦的遇难方式。“估计是雪崩吧，因为我们已经这么写了,”阿左说,“究竟(什么原因)没有人知道。”不过，他根据现场情况推测，又觉得不太像是雪崩，有可能他们是从上面掉落下来的--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
大家收敛好昊昕和Stanley的遗体，用帐篷和睡袋把他们包裹住，再用直升机运送到斯卡都的军方医院冷库，之后在伊斯兰堡火化。阿左负责把昊昕的骨灰带给他的姨妈，Ken把Stanley的骨灰带回香港。他们履行了当初许下的承诺
由于一年前刘兴遇难后缺少相关证明文件，保险公司与家属扯皮了很久。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在离开巴基斯坦之前，阿左等人还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像使馆、巴基斯坦政府、当地区级政府、村镇、吉尔吉特，所有的批准文件与认证，我们全部搞到手了。使馆方的文件我们也拿到手了，他们的火化证明全部搞到手了，你再给我挑刺，没有刺可以挑。”阿左说。
亡者已逝，生者还要好好地活下去。料理好保险所需的手续，并顺利拿到意外死亡的赔偿，往往是对遇难者与遇难者家属最实际的交代。
阿左回国后，昊昕的亲友们要操办一场追悼会。阿左的想法是不要办了。这也算是昊昕的意思。半年前，阿左和昊昕在一家酒店大堂参加了刘兴追悼会。当时两个人一致认为，如果他们当中谁以后不在了，就没必要再搞这种仪式了。他们都喜欢简单而朴素的告别方式。姨妈也尊重他们的想法。
昊昕的其他亲友却对阿左说，你们太自私了吧，你们去做事情不让我们参与，回来以后还不允许我们搞一个仪式。对于那些没有参与到搜寻行动的昊昕亲友来说，追悼会可能是他们缅怀故人的唯一方式。没有追悼会，这个人就好像没有真正地离开。阿左后来反思了一下，觉得他们说的也没错。
“很多人想提供帮助，我们都拒绝了，我觉得不需要，我们能搞定。但是反过来，其实你接受别人的帮助，是对这个人的一个认可，对他和吴昕这份感情的一个认可,”阿左说，“但这是当时我们所忽视的。我们当时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要赶紧把它搞定。”他刚从巴基斯坦回来不过才几天，还没有精力想得那么深远。最后吴昕的姨妈做了个平衡，在成都殡仪馆找了一间几十平米的小厅举办追悼会。
吴昕的追悼会最终定在8月24日。追悼会现场播放着平克·弗洛伊德的歌，还播放着阿左和昊昕登顶幺妹峰的视频TheView。吴昕的许多朋友和亲戚都来了。阿左在屋里站了一会儿,就出去透透气了。
在2000公里外的北京，昊昕追悼会这一天也是北师大毕业生周年返校纪念日。毕业10年、20年、30年、40年的校友们重聚在这里。吴昕的老同学们都回到了校园，聊聊这10年来大家的改变与成长，唯独少了李昊昕。“时间就是这么巧合，而且残忍。”吴昕的大学室友写道。
追悼会结束后，吴昕被安放在了成都的墓园中。墓碑上放了那张他站在么妹顶峰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神采飞扬。碑上还挂着他的一支冰镐。每到了6月的那一天，朋友们就会来这里看望他，缅怀他心中的梦幻高山。
昊昕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严重。没有人知晓这名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知不知道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我猜她知道。只是她说不出来了。”阿左说。
在成都的大本营里，大家把一张吴昕与Stanley在阿尔卑斯山拍的合影，放在了刘兴的照片旁边。他们平时在屋里聊天时，从不避讳谈及昊昕、Stanley和刘兴的名字，就好像他们随时都会推开门走进来。
Stanley的追思会一切从简。女朋友Yui曾问过他，要是有天离开了，希望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道别?Stanley说，他讨厌复杂琐碎的仪式，如果一定要有个什么，那就把他的朋友们找来大家开开心心喝点酒。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Stanley的朋友们来到香港中环的club 71酒吧。这里曾是Stanley最喜欢的一家酒吧。朋友们聚在这里开开心心地喝着酒，聊着关于Stanley的往事。Stanley想出书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Yui便把他写过的文字排版、装订成纪念册，帮助他完成遗愿。
Stanley的前女友Mandy也来到了追思会现场。她希望这个仪式或许代表着Stanley真的离开了。一直以来，他们这帮老朋友们都不太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了，而是觉得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大家没有办法再见到他。就在他去巴基斯坦前两周，他们还见过面。得知Stanley失联后，她做了个梦，梦到他支离破碎的身体，梦到他告诉她，要好好地生活。她醒来以后吓坏了。
以前Stanley常常去世界各地爬山，偶尔也会短暂地失联，这次就像是他又去哪里爬山了而已。在遗体被找到之前，她还会给他发信息留言，where have you been?(你去哪儿了?)只不过这次，他没有再回信息。他曾经活跃的脸书账号与野人旅志没有再更新，就像是一次漫长的失联。他社交媒体上的状态停留在了他27岁的一天。“他很坏。他让自己停留在27岁，那么帅的样子，年轻的样子。好像只有我一直在变老。”Mandy说。
Stanley的追思会结束之后，朋友们对他的思念却没有真正结束。台湾的朋友们无法像具听的亲友们一样，定期来到某个地点缅怀Stanley，就好像他曾经的存在是个梦幻泡影。“讲白一点是没看过他的粉，没看过他的一个碑，什么都没有。连他到底是怎么离开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Mandy说。Stanley出事前几个月，他曾和台湾地区的登山者完成了一条新路线的首登。为了纪念Stanley，这条路线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史丹利脊(Stanley Ridge)。这可能是朋友们缅怀Stanley的唯一地点。他永远被台湾登山者用山峰铭记。Mandy说，假如Stanley还在的话，他不可能停留在某个地方。他一定在爬山。
等最近几个月一连串的忙碌告一段落，阿左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忽然闲下来之后，他被一股莫名的失落感笼罩着。他和吴昕的生活、工作与未来计划完全捆绑在一起。“他突然离开之后，我感觉有点迷失了。”阿左说。如今，梦幻高山团队只剩下了阿左与Ken。Ken一度决定再也不爬6000米高的山峰了，而阿左却更加坚定地走在樊登的道路上。从喀喇昆仑山回到四川才两个月，阿左便和刘峻甫再次出发，去川西登新的山峰。
“我知道很多非常热爱攀登的人，他们的搭档出事，第二天就不再攀登，卖掉他们所有的装备,”曾山说，“我还知道有一些人，如果一个好的搭档离开，还依然决定做这个事情，发自内心决定做这个事情，而且攀登越来越积极。攀登所给予他们的东西，完全超越了被攀登所夺走的东西。”显然，阿左属于后者。
2019年秋天，阿左和小刘来到贡嘎山西侧的达多曼因峰脚下。达多曼因的主峰和东峰分别被新西兰、日本登山队首登,而西峰(海拔6297米)的登历史还保留着空白。一年前的春天，当阿左看到这座山峰的照片时，立即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达多曼因卫峰平整的西壁沉浸在酒红色的晚霞中格外引人注目”。那种美的感受又来了。达多曼因卫峰不仅是一座美的山峰，它的西壁上还可能有一条美的线路。
可是，自进山以来，阿左便紧锁着眉头，心事重重。他说他心里想的不是接下来的攀登目标，而是刚刚离开他的朋友。曾几何时，他们也像现在这样出发，赶赴一座山峰，却没有再回来。他不由得反问自己，“我们这次能回来吗?”
与阿左不同的是，他身旁的小刘只要进了山，上了高海拔就露出少年般纯真的笑容。小刘也和阿左一起经历过搜救刘兴搜救昊昕与Stanley的全部过程。他和刘兴的深人交流不多，但也朝夕相处了数年时间。自从当年阿左离开领攀学校后，他和刘兴便成了学校里屈指可数的几位年轻教练。他们最后一别的画面--刘兴背着包，背对着他，缓缓地走下山坡---至今保留在他的记忆深处。与刘兴相比，昊昕则显得开朗而热情，完全不像大他十岁的哥哥，而是像个同龄人一样。小刘常常和吴昕开一些没心没肺的玩笑。他刚毕业那段时间租不起房，昊昕就让他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小刘对吴昕满怀感激、怀念与遗憾。
随着身边这些朋友在山上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小刘在攀登的道路上却走得愈加坚定。他看起来总是没有什么烦恼与焦虑。特别是每次进山以后，他只想攀登。这一点让阿左等人格外羡慕。
小刘从小在阿坝州茂县的羌族察子里长大，说着羌语，生活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谷中。他的父母在羌察里务农，家里还有个妹妹。他在高中时练体育，在800米项目中成绩普普通通，文化课也并不好。他考上了四川旅游学院的户外专业。大三那一年，学校老师把他推荐到了领攀登山培训学校。小刘成了领攀的实习生。
初入领攀时，这名21岁的羌族少年做着每一名新员工都要完成的必修课:收拾仓库。此时，同样从收拾仓库成长起来的阿左，刚刚在大雪塘三峰上开辟了一条新路线，正享受着开辟新路线带来的乐趣，也承受着自由攀登的代价。小刘第一次去登山，便以协作身份参与领攀在国庆期间组织的都日峰商业登山活动。其间山上大雾，他爬上这座入门级山峰的雪坡，往山下鷂钥饶臁怩ỳ峠志谤俜便♀髻爅輯優累掌Ы颃逞銜戀摩鐃之呑坂Ở¬有些害怕。
在登山公司工作，绝不缺少实践的机会。小刘在课上旁听着曾山与古古等前辈的传授，通过给更新的新手讲课来强化他对攀登的理解。他从实习生、助理教练一路成长为真正的教练。一年后，小刘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攀登成就:跟着老师曾山完成了雀儿山的国人首登。
早在2003年，曾山和马一桦就把雀儿山开发成了刃脊探险的招牌商业山峰。当年，马一桦和曾山站在了雀儿山所谓的顶峰上，顺着刀刃般的山脊，向东遥望400多米外的另一个顶峰时，两个人面面相觑，那边看起来好像更高一点儿。不过，管他呢。此后每年夏天，雀儿山平坦的大本营上都扎满了帐篷几十家大大小小的登山探险公司，带领四五百名甚至上千名登山客户，穿越冰原和冰川，攀上冰壁，攀登这座被誉为中国最峻美的6000米商业山峰。至于雀儿山的另一个顶峰，除了美国传奇登山家查利·福勒当年独攀登顶了之外，再没有人质疑过雀儿山的真假顶问题。既然马一桦和曾山都说这就是雀儿山的顶峰，那它就是雀儿山的顶峰。
2017年夏天，曾山决定推翻十四年前的那次攀登。他带着小刘等人，沿着一条无人走过的路线---半路上还看见了雪豹的脚印--爬上脆弱而危险的冰壁，再沿着刃脊迈向了雀儿山真正的顶峰。他们在顶峰上测得了海拔数据。东顶确实要比西顶高了15米到20米。这次充满了勇气与反叛精神的攀登，入围了当年更具国际影响力的金冰镐奖长名单。然而，这一年国内的金犀牛奖颁却给了阿左与吴昕的幺妹峰攀登。这多少让小刘有点羡慕，羡慕阿左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了。而在攀登雀儿山东顶途中，他一路都在跟着老师登。“老实说我也特别害怕，也很担心。那时候对自己没有信心，爬起来害怕出状况。”小刘说。在他看来，登顶幺妹峰后的阿左更加自信了。他需要那种自信。
小刘没有在登山领域获得这种自信，反而在自由攀登者们从未涉足过的越野跑耐力赛上大出风头。这一年秋天，小刘初次尝试越野跑比赛，就在艰难的环四姑娘山超级越野跑赛100公里组别拿到了第四名。前三名均是世界级的职业越野跑运动员。之后他连续参加了三年，在这项赛事中拿到了两个冠军和一个亚军。
小刘还参加了四届半脊峰速攀大会，连续夺得四届冠军垄断了这项赛事的历届赛会纪录。当年马一桦和曾山开发半脊峰时，用了三天才登顶，严冬冬和周鹏在这座山峰上首次尝试搭档，往返仅用了13小时39分钟，大呼畅快;而小刘从同样的起点出发，一路跑到顶峰，只用了3小时09分13秒，这还包括组委会强制规定的45分钟休息时间。
小刘成了雪山上最快的男人。在高海拔山峰上，特别是在技术性没那么强的路段，他几乎碾压了任何一名已知的自由攀登者，而且距离越长、时间越久，他的优势就越大。单单从高海拔耐力、体能持续输出的功率来讲--这也是他的前辈们常常忽视、从未刻意训练过的部分---刘峻甫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体能最强悍的民间登山者。如果想朝着登山高手的行列再迈进一步，他只需要向成熟的攀登者学习更多的策略、经验与技术，就比如此刻他身边的搭档阿左。
在达多曼因，阿左过去几年积累起来的自信坍塌了。他面前的高山越是清晰，攀登的意义就越显梦幻与虚无。进山前阿左和小刘在镇子上吃饭的时候，两个人还开玩笑说，我们这顿一定要吃好点，有可能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顿饭了。他们在山脚下适应海拔的时候，一路讨论着刘兴和昊听对他们的影响。阿左的情绪多少影响了向来乐观的小刘，“对攀登会有一些恐惧，变得没有那么有信心”。
这天晚上，他们在雪中建好营地，钻进睡袋，越想越害怕在阿左的攀登生涯中，他还从未这样矛盾过，各种想法在脑袋里博弈。“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尽管路线有很多未知，都敢去干。但这一次真的，你越把它看得清楚，你越害怕。”阿左后来说。这对搭档在帐篷里辨听着营地周围山体上崩塌的雪，与帐篷外纷飞的大雪，最后还是决定，算了，怂了，回去吧，听到这个声音就怕了。这对搭档在决定下撤的那一刻，心里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阿左和小刘回到成都后，很快就到了冬天。这标志着2019年终于要过去了。阿左恨透了这一年。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他在朋友圈里写道，“赶紧滚吧，2019”。这一年冬天，阿左又来到双桥沟攀冰训练。一天晚上，他喝了点酒，没有绷住，搂着小刘号啕大哭。场面十分壮观。
曾山认为，对于时常要面对死亡处境的自由攀登者来说，哭一哭挺好的。“实际上大脑里有很多垃圾在里面，哭是一种把垃圾清理出去的方式,”曾山说,“完了以后，你会把事情看得更清楚。”
阿左果然看得更清楚了。他不想再自怨自艾地沉浸在悲痛之中，而是想结合自己的攀登经验与拍摄技能，做一些对登山社区有公共价值的事情。比如，他想做一系列视频节目，“让一些经验更丰富的攀登者，从个人的攀登历史出发，去解读一些有代表性的攀登报告和事故报告……尽可能地引发更多的攀登者去思考，去思考别人的攀登，去思考自己的登”。他想肩负起一种责任。这责任就像是Stanley曾经说过的:清楚事件的发生，从中改进、学习，然后传播给大众，就是作为攀登者的责任。小刘帮他想好了这档视频栏目的名字《垂直报告》，虽然这个名字用阿左的四川普通话说出来就像是“锤子报告”
阿左还计划和Ken在川西一带，寻找更适合年轻的自由攀登者进阶提高的山峰。他不断反思这次巴基斯坦的山难，结合他阅读过的历年来的事故报告，再对比阿尔卑斯登山者的成功经验，最终总结出他的理念。他把阿式攀登比作开车，把技术型山峰比作驾校。他认为，新手都是在驾校里训练，就算暴露出问题，也不会有很大的后果，驾校的练车场提供了相对安全的训练环境，可供他们反复训练，直到解决所有问题。无论是最早期的王苗、刘喜男、伍鹏，还是李红学、严冬冬、柳志雄、昊昕，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自由攀登者“缺少这样可供反复训练的理想山峰。大家不得不走向那些信息缺少的狂野山峰，一次尝试成功了，完成路线并安全返回了，但成功完成了路线并不意味着攀登中不存在问题”。
由于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在全国各地暴发，他们的寻山计划只好暂时推迟。阿左利用这几个月居家的时间，翻出来在巴基斯坦拍摄的素材。他想把这段故事剪成一个片子。他觉得数字化的影像作品或许比他的生命更长久。这样以后大家在怀念这些朋友的时候，“偶尔翻一翻，有个地方可以看”。吴昕曾经与阿左讨论过，梦幻高山一直在给品牌或赛事拍片子、剪片子，迟早有一天也要拍一拍他们自己的故事。如今，这个想法竟然以这种方式实现了。
阿左找出来吴昕和Ken在巴基斯坦拍的素材、几次搜救时拍的素材，还翻出来2018年阿尔卑斯攀登、2017年幺妹峰登、2016年大雪塘三峰攀登的素材……他沿着这条时间线，溯源到了他们最开始认识的那家肯德基。他尽量挑出其中昊昕和Stanley快乐而欢笑的场景。他想让大家知道，其实他们在山里面是非常开心的。然而阿左搜遍了硬盘里的素材，才意识到-直以来都是他和昊昕在拍别人，真正有昊昕的镜头素材反而少得可怜。他一遍一遍地回顾这些记忆碎片，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常常看着看着就哭了，一度忘了挑素材的目的。
在这段时间里，小树也明显感觉到阿左的压抑情绪:很少主动说话，也不愿意跟她搭话。最近小树的公司恰好从广东搬到了成都，阿左便从大本营里搬出来，和女友租了一间房子。白天，小树出门上班，阿左独自留在家里剪片子。到了晚上这些视频素材里的画面还会偷偷溜进阿左的梦里。
在那些梦里，吴昕和Stanley又回来了，那些美好的回忆-一重现。大家在一起自由攀登、开怀大笑，直到梦醒之际，他们再次离开。
阿左在剪片子之余，难得放松下心神的片刻，大概就是去阿楚那里练习干攀了。最近阿楚在自由之公司楼下打造了一面干攀墙，阿左几乎隔天去一次，爬到筋疲力尽才回家。每次去干攀，筋疲力尽的他就像是挨了一顿打，但肉体的残总好过精神的折磨。在爬的时候，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转移到那面墙上，暂时忘掉了一切烦恼。一同加入干攀训练的还有小刘，Ken和杨小华。新冠病毒疫情让这些年轻的自由攀登者暂时失去了自由，干攀墙却把他们汇聚到一起。阿左说，他们一开始爬的难度不大，大家一起进步，之后爬得越来越难，“以前几乎不可能的路线、我们自己定的线，现在背着沙袋都能爬”。这帮年轻人的攀爬能力也飞速增长。
大家爬累了，就坐在干攀墙下闲聊。一开始，他们聊的话题还以攀登技术居多，探讨着如何才能爬得更好。聊着聊着，阿楚(陈楚俊)就撺掇大家一起做一些很酷、很厉害的事情。阿楚是阿左的老乡，也是乐山人。他大学考上了四川旅游学院的户外专业，比小刘大了一级。他是班上的团支书，同学们都叫他“书记”。大学时期，阿楚未来的理想不是成为一名潇洒的自由攀登者，而是想挣大钱、做大官。他在学校的学生会体系里混得游刃有余，“他们就觉得我以后肯定是去混官场的那种”
上大二时，阿楚被朋友叫去登山公司帮忙做活动的后勤。学校里的专业课从不教大家去高海拔登山，只教最基础的攀岩技术。他满怀期待地来到雪山下的大本营，在高海拔营地刷碗。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会呼吸了,“像死了一样”
毕业前夕，阿楚已经决定好回乐山创业，开一家户外拓展公司，但他需要先完成一段实习期。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和同班同学一起来到了川内最有名气的登山公司之一，自由之。
阿楚刚来公司没多久，小海就被李宗利召唤回来。当时李宗利正在为贡嘎山而全力训练，无心教徒，索性把教授入门技术的任务交给了小海。阿楚说，当时小海的定位类似于师兄，帮李老师把该教的技术都教了，同时也担任一个哥哥的角色。如果说小海、华枫是自由之巅的大师兄、二师兄，那么阿楚作为团队中年龄最小的员工，则是攀登基础最薄弱的小师弟。2017年底，在师兄们的指导下，这名小师弟第一次挥起冰镐,攀向冰壁。
很快，阿楚就领略到了李宗利亲自下场的授徒风格。李宗利经常对着兄弟们训斥道，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一才知道，不行就给老子滚。有一次，阿楚在连冰锥都不知道怎么用的情况下，就被扔在一处冰壁上。阿楚问师兄，这面冰壁怎么上去。师兄说，爬就行了。阿楚年轻气盛，自然不服气，心想，不管怎么样我都要顶起来，而且顶在最前面。阿楚凭自己的直觉摸索着打好冰锥。等李宗利爬到这处保护站之后，怒骂道，这他妈谁打的冰锥，冰锥都咬不进去。
“那根冰锥就是我打的。完全不懂，一点都不会,”阿楚后来说，“我当时爬了下来我就想，这他妈太难了。当时心里就-个感觉，太难了。”阿楚从山上下来以后，准备提出辞职，但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忍住了。他一直坚持到实习期结束，坚持到成为自由之巅的全职教练。他对登山依旧没有特别的热爱倒是自由之巅兄弟们之间的真挚感情打动了他。他舍不得离开这帮兄弟。
“兄弟”是阿楚口中最频繁蹦出的词。他在自由之历经日复一日的锤炼，也难免熏染出一身的江湖气息。与此同时，阿楚也锻造了一副强悍的体格。他渐渐理解了李老师对自己、对员工的狠劲，特别是在李宗利正式攀登贡嘎山前夕，小海、华枫、阿楚等六名年轻教练的组合，凝聚成自由之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团队精神。“没有事情不能给李老板解决，你说什么事，我们都能给您解决掉。真的超级强。”阿楚说。李宗利和小海成功登顶贡嘎山之后，自由之巅的团队就像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夏尔巴，在川西群山上攻无不克。2019年，小海、华枫和阿楚开辟了阿妣峰的新路线，还获得了当年金犀牛奖的提名。自由之巅的小教练们为李宗利打下了铁桶江山，看起来牢不可破。直到有一天，这铁桶上的螺丝开始脱落。
最先离开的兄弟说要回家生孩子。之后离开的是与阿楚一起加入公司的同班同学。再之后是大师兄小海和二师兄华枫。短短一年之内，牢不可破的六人组就剩下了阿楚和另外一个兄弟。兄弟们离开的理由各不相同，但又心照不宣:如果你想立志成为一名像李老师一样的自由攀登者，登山公司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想谈个女朋友甚至成家立业，登山公司或许并不适合你。归根结底，还是工资太低了。像自由之与领攀等成都登山探险公司的工资结构，大多是底薪加活动提成。小海作为这帮兄弟们的大师兄，他的底薪力拔头筹，每月2500元。这可能比当年阿左在领攀时的工资还要多100元。至于活动提成，“可能一个月有个一单，有的时候一个月一单都没有，全靠底薪”。再赶上2020年之后的疫情，阿楚的兄弟们几乎都走了有的甚至都已经离开了登山行业。
那一阵，阿楚与阿左等人在自由之楼下的于攀墙苦练,墙外疫情肆虐，他们几个却挥汗如雨。“我们就像疯了一样，每天在那儿训练,”阿楚说，“每天练，每天练。每天下午就在这儿挥霍时光，晚上天黑了就回家。”爬累了的时候，阿楚就和阿左闲聊。这两名在成都生活的乐山青年之前并不熟，是疫情与干攀把他们凑到了一起。阿楚有意无意地对阿左说，他有点想离职，他还挺喜欢拍东西的。见阿左无动于衷，阿楚后来说得更直接，半开玩笑地说，我们两个都是乐山人，乐山人必须干一下。让阿楚失望的是，阿左并没有接话。他明显感觉到，阿左还陷在低落的情绪中。
这几个月来，那些碎片化的视频素材与时有时无的梦困扰着阿左。他平常总把“无所谓”挂在嘴边。在小树看来，他有时并不是真的无所谓，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防御状态”这一次，他没法再被动地防御这些负面情绪了。为了昊昕和Stanley，也是为了他自己，他必须主动走人这些哀伤的回忆中用自己心中最敏感的部分去狠狠地迎接它。历经大半年的剪辑:当片子制作完成后，阿左终于松了口气，即便这意味着他再也不会梦到他们了。
阿左把剪好的片子发到群里，问Ken、王培嘉和小刘等人，这部片子取个什么名字比较好。小伙子们给出的答案让阿左哭笑不得。最后还是小树一锤定音。她从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微斯人，吾谁与归?”中取材，把这部片子命名为《吾谁与归》。“这个标题好像一语双关,”阿左说，“我觉得既在说他们,也在说我们自己。”
《吾谁与归》为阿左赢得了许多山地电影节的奖项。许多登山爱好者都含泪看完了这部时长将近半个小时的获奖影片。阿左在片子里的表达很克制，但《吾谁与归》依旧是他剪过的最长的一部片子。周鹏看完这部片子后评价道:“高海拔探险是一场绝对真实的生命游戏，大多数时候被这场游戏本身的魅力所吸引，有时也怀疑自己以及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为何要用生命去参与如此真实的游戏?”也许再没有其他自由攀登者比周鹏更能理解阿左此刻的心境了。失去黄金攀登搭档，无异于失去了生活的重心，甚至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对于阿左来说，打开自己的心扉，对快乐的回忆说声再见，这比攀登本身需要更多的勇气。
2020年11月，阿左与Ken、杨小华搭档，再次尝试攀登达多曼因卫峰。杨小华也是生活在成都的攀登者，她还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女性自由攀登者。十年前，她师从法国高山向导高宁(Serge Koenig)，系统学习攀登技术。如今，她的爬能力不亚于Ken。这名身材细挑的姑娘，性格活泼开朗，插科打诨的能力与昊昕不相上下。她就是通过昊昕认识的阿左。半年前的干攀集训又把她带人了这个充满活力的成都登山小圈子。Ken终于也走出了过去一年来的阴霾，打破了“再也不爬6000米山峰”的冲动誓言。Ken、杨小华决定与阿左重返达多曼因卫峰。阿左在山上一路领攀，Ken与杨小华跟在后。一个又一个的难点让这座梦幻的高山变得真切而清晰。他们在达多曼因卫峰的西壁上，勾勒出一条简洁而优美的线条，完成了这座未登峰的首登。阿左把这条路线命名为“再见快乐”
“说再见有时候真的很难，甚至都没有这个机会，对自己来说，我永远没法知道在站上山顶的那一刻，自己会被什么样的情绪牵动。”2021年元旦，阿左在攀登报告中写道，“往前这五年中的每一年，都会送走一位生命中至亲的人，爸爸、奶奶、爷爷、刘兴、吴昕，要是我知道有那么一句话是此生的最后一句，在那一刻我一定不会那么简单地讲出，还有好多话都还没说呢，过去的这两三年也和Ken一起经历了很多，对大家来说都不容易，尽管2020年那么不易，但对自己来说也算是平静了一些好像打破了一个魔咒，那在这一刻，让我们对自己的亲人和兄弟，好好说一声再见快乐吧。明年说不定就是我了呢?”
阿左一边流下眼泪，一边在电脑前敲下这最后一句“明年说不定就是我了呢”。他心想，哇靠，我的人生怎么就这么难。他离开电脑桌前，走进浴室去冲了个澡。他想冷静冷静。他还犹豫着要不要把最后这句话删掉。毕竟，对于一名攀登者而言，这个预言也太不吉利了。他洗完澡，从浴室出来后，还是决定，“发吧，删个锤子”。
阿左当时并不认为这次成功的首登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任何变化。下山以后，他依旧在那种不确定的生活与不自信的状态中摇摆不定。然而在小树的观察中，达多曼因的完攀“还是挺有意义的。其实就是有个交代，对于昊昕前面几年的事故有个完结。他自己也跨过了一道坎。因为他如果想要继续攀登的话，他这个坎是必须跨越过去的。而且这个山也是之前他跟昊昕想要去爬的山，也相当于完成了一部分约定，或者说共同的目标”。或许阿左自己都还没意识到，他已经完成了一次痛苦的蜕变。剪辑制作《吾谁与归》、流畅地完成首登的同时，他也摆脱了沉重的心灵枷锁，与过去的自己最后说声再见。
达多曼因卫峰首登，为阿左赢来了攀登生涯的第三个最佳攀登成就奖。第一次获奖时，阿左还是个初入登山界的新人，第二次获奖时，阿左找到了合拍的搭档与攀登的自由。第三次获奖时，阿左失去了曾经的搭档，却重拾了登的勇气。三次获奖，一次提名，历史上从没有自由攀登者获得过如此殊荣。属于梦幻高山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2020年度的金犀牛最佳攀登成就奖是历年来最有争议的一次。在结果公布的时候，民间登山界一时议论纷纷，阿左等人都没有料到自己能获奖。毕竟在过去七年里，何川与孙斌五次尝试方才成功的布达拉峰北壁攀登，堪称史诗级。
也有人认为何川与孙斌在七年里一共尝试了六次。2012年8月，何川与孙斌准备首次尝试布达拉峰。万事俱备，何川却在婆缪峰下撤的时候受伤了，紧随其后的布达拉峰攀登也因此出师未捷。
2013年8月，何川与孙斌第一次挑战这座高海拔大岩壁。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搭档攀登。经过了激烈的磨合后，他们在距顶峰300米的地方遇到了难点，几次尝试后，还是决定下撤。这次攀登虽然失败了，但奠定了二人长达数年的搭档关系与稳定的攀登节奏。
2014年8月，何川与孙斌第二次挑战布达拉峰北壁。他们刚爬了一天，攀登了200米。夜里10点，他们突然接到伍鹏在附近婆缪峰出事的消息。何川与孙斌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肃穆地把伍鹏带下山。从那时起，孙斌越发敬佩何川。只要有何川在，孙斌心里就很踏实。他相信如果以后自己在登山时出事了，“你会觉得心里有底的，有人会把你给弄下来”。
2015年8月，何川与孙斌第三次挑战布达拉峰北壁。他们赶上了雨季，在大本营里等了十天，最后遗憾地放弃了这次攀登。
继幺妹峰之后，布达拉峰成为拦在孙斌面前的另一道坎。这一年，何川历时八天八夜，独攀华山南峰大岩壁，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大岩壁独攀的纪录。
2016年8月，何川和刘洋--另一名成熟而低调的自由登者 --搭档，计划连续挑战四姑娘山三座高难度的岩石型山峰，女王峰、野人峰与布达拉峰。这三座山峰的山脊相连。他们计划沿着长达4公里的岩石山脊纵走，爬升近4000米。这是一条颇有想象力的攀登路线。当然，它也过于超前。在计划中的第一座山峰，凶险的女王峰上，他们吃到了苦头，就连想全身而退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女王峰整个攀登过程，就像是在鬼门关口徘徊,”何川后来写道，“基于女王峰攀登带来的强烈心理冲击，我决定放弃随后的布达拉攀登。”这一年冬天，何川又与刘洋完成了获奖影片《寻找圣诞树》的拍摄。何川的名字连同这部影片、圣诞树冰瀑一同声名远扬。
2017年8月，修炼一年的何川与孙斌第四次挑战布达拉峰北壁，经验丰富的攀岩者、户外摄影师Rocker一路跟拍摄。这一次，再没有任何客观理由。这对搭档势在必得。这也是历年来他们最接近顶峰的一次。在距离顶峰200米的地方，何川突发冲坠,“但不只是往常顺滑的坠落后制动的感觉，似乎中间有顿那么一下”。他当时还以为，左脚不过是稍微扭了一下，歇一会儿还能继续爬。哪知在下撤到吊帐的路上，他的左脚越来越痛，等钻进帐篷里的时候，左脚已经肿胀到无法脱下靴子了。在孙斌的帮助下，何川把靴子割开，固定好小腿，又吃了一点消炎药，接着就要严肃解决从高海拔大岩壁下撤的难题了。
孙斌还没等到何川把自己从山上“给弄下来”的那一天,他要先把搭档给弄下来。何川的攀爬能力虽强于孙斌，但要论近二十年的绳索操作与山地救援经验，孙斌的经验绝不逊色甚至更加熟练。特别是在五年前，孙斌在白马雪山攀登时坠落了30多米，胸口被一块大石头击中，几乎丧失了行动能力。他连吃6粒止痛片，一度以为“这一次我可能要挂掉了”。后来在搭档的护送下，他们一段段下降，终于熬过来了。此刻，何川正在经历同样的情况，或许还更加危急。
孙斌在前方开路、架设绳索，Rocker背负所有装备，二人护送着何川，一段段慢慢下降。大岩壁救援行动的节奏很缓慢，何川不时要痛苦地手脚并用才能发力。偶尔遭遇山上掉下的落石，何川根本没有能力躲避，“那一刻真的体会到认命的感觉根本无从挣扎，躺在那里听从发落吧”。有惊无险地下撤到岩壁根部后，前来接应的村民把何川裹在担架上。六名当地的藏族壮汉喊了一声“走起”，便飞也似的冲下山。村民负重飞奔的速度之快，让在场的后勤人员和何川女朋友拼了命也追不上。
何川很快被运出双桥沟，运到了四姑娘山镇，之后又被送往成都的医院。所幸其中每个环节都很顺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医生诊断何川为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与腓骨骨折，急需手术。医生还说，他以后不能再攀岩了，也不能运动了，甚至可能无法正常走路。对于这名浑身是伤的攀登老炮而言，这还好。在事故之后三个月，何川写道:“经过术后漫长的康复治疗和训练，重回布达拉指日可待。”这次颇为惊险的大岩壁事故，就这么被他轻描淡写地翻篇了。
2018年8月，恢复了一年后，何川与孙斌本应该第五次挑战布达拉峰北壁。这一次，何川准备好了，孙斌却从高处“跌落下来，深陷于人生的谷底。
在2018年之前，单从公司营业额来看，孙斌的峰探游也许是中国最成功的民间登山公司。这家公司不像自由之专做阿式攀登风格的登山活动，不像领攀致力于登山技术培训，也不像刃脊探险集中开发未登峰和新路线。他们的核心业务均为客单价极高的商业登山活动，诸如七大洲最高峰攀登与南北极徒步探险。其中相对“便宜”的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登山活动，报名费近6万元。爬一次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也不算“贵”，报名费需15万元。费用最高昂的要数南极最高峰文森峰的登山活动，每人要缴纳70万元。
孙斌曾简单计算过，按照平均客单价15万元，每年招来200名客户，年营业额就有3000万，再拿出一半利润分给公司的教练。“这是孙斌希望巅峰探游达到的完美状态，甚至在五十年、一百年后，公司依然存在。”一家商业体育媒体曾在2016年写道。
孙斌的规划没错，公司的营业额连年攀升，与日俱增的还有他络绎不绝的应酬和体重。2018年，公司全体成员在京郊开年会，十几名教练共同瓜分巨额奖金池。其中一名中层教练:只一人就能拿到40万元的奖金。即便阿左在领攀耗费全部的青春时光，也远不如在巅峰打工一年赚得多。就连峰团队里收入最低的25岁小教练，一年也能赚个二三十万。“我觉得我们当时团队兵强马壮，我们是中国收入最高的一拨登山向导。
孙斌说。可是他设计好了公司的未来发展，却没法规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孙斌曾经的合伙人，那名曾在白马雪山把他九死一生地救下山的搭档，因利益分配问题与孙斌断然决裂了，还一纸诉状把他告上法庭。孙斌一审胜诉，却输掉了名誉。昔日的好友在网络上公开发帖，怒骂孙斌的作为。对方还专门组建了350人的微信群，全天候在群里招呼他。孙斌过去十年来在商业上所建立的信誉、二十年来在登山界积累的口碑，以及他在心中建立的全部自信，几乎毁于一旦。
商战与官司的败果也渗透进了孙斌的家庭生活。正当他准备带妻子和孩子回老家时，才发现买不了飞机票和高铁票了:由于二审败诉、拒不履行，孙斌上了失信人名单。他和家人转而乘坐24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家。他只买到了硬座车票。当他一手拉着孩子、一手拎着行李追赶火车，只为了抢着给娘俩补一张卧铺车票时，当他在夜晚听着铁轨声，望着终于躺在卧铺上的儿子，思考着捉摸不定的未来时，他的妻子先崩溃了。二十多年前，孙斌就乘坐这趟绿皮火车，从浙江的小山村一路来到北京上学的。如今，这名刚过不惑之年的男人在北京奋斗了半生后，又从人生的巅峰坠人低谷，原路回到二十年前的起点。他觉得这似乎是命运跟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那天真是非常可怕的一天。”孙斌说。
两周后，孙斌回到了公司。他先还了欠款，解除了强制执行法令，又把公司全体成员召集到一起。他解散了一手建立起的团队，缩小了公司的规模，只维持少数几个项目的运营。又过了两周，孙斌发了一条看似开悟了的朋友圈 --“人生只有三大矛盾:与环境的矛盾，与人的矛盾，与自己的矛盾。从现在开始，尝试面对第三个矛盾。”然而，与自己的矛盾，似乎并不是他要面对的唯一矛盾，他还没有走出人生的谷底。孙斌的父亲到了癌症的最后阶段。等他后来从南极带队回来时，母亲也检查出来癌症晚期。他把父母安顿在同一间病房。几个月后，他在大年初二送走了父亲。他没有时间悲伤，他还要每天煎10个小时的药，在病床边守候一连昏迷37个小时的母亲。
经历了事业与人生的双重打击后，孙斌放缓了脚步，反而想明白了一些事情。他失去了事业、名誉、金钱、亲人，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他无力回击全世界向他涌来的非议。他只想在意他真正想在意的人。想明自这一点后，他身上的压力小了很多。他还记得，他是一名自由攀登者。
2020年8月，他准备与何川第五次来到布达拉峰脚下。没有了工作上的压力，这次孙斌的步伐更加轻盈。他已经在北京训练了三个礼拜，又与何川在双桥沟适应好了海拔。他终于准备好面对“与自己的矛盾”，接受布达拉峰的洗礼。然而在正式攀登前四天，母亲病危。他马上从四姑娘山赶回浙江老家，用三天时间送别母亲，再用一天时间赶回双桥沟。第五天，孙斌与何川开始第五次尝试攀登布达拉峰北壁。
何川恢复了三年，如今他比伤前更加强悍，在布达拉峰北壁上一路领攀，攻克了所有的难点。孙斌一路跟，辅助何川完成所有的后勤保障与物资拖拽。Rocker全程跟攀拍摄，记录这一里程碑式的高海拔大岩壁攀登。整面北壁上，不时爆发出孙斌爽朗而轻松的笑声。在风雨中攀登了四天后，三名自由攀登者化作大岩壁上的三个小点，缓缓地朝着布达拉峰的穹顶攀去。他们冲顶的画面被转播到赞助商的直播间。全中国的登山爱好者们以70多万次播放量的盛况，关注着何川与孙斌的冲顶时刻。他们的速度并不算快 -- 7个小时才向上挪动了90米--但足够坚定而稳健。他们的攀登与他们的人生捆绑在一起。当他们用身体划过这条路线的轨迹，也践行了当年山野井泰史开辟这条路线时所起的那个朴素的名字:加油。
“七年来从摸索尝试到历经种种艰难困苦，我们努力前行不放弃，抓住了这次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终偿所愿。”何川下山后写道。“艰辛恐惧不安从起步持续到登顶，佩服山野井泰史十五年前的开创之举，惊叹他的能力、毅力与勇气，无法想象他一个人是怎么做到的。”作为中国大岩壁攀登的先锋，何川窥见到了自己与山野井、中国与世界级攀登者之间的差距，这差距似乎在逐渐缩短。一年后，山野井泰史获得了亚洲第一位，史上第13位金冰镐终身成就奖，这差距似乎又被拉大了，
“布达拉峰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是一次救赎,”孙斌说，“当我们能把这个事情干成的时候，我内心非常激动。通过这件事情，能够让自己重新站了起来……好在有了这么一个大的事件，让我重新看到了自己还是可以去做成一些事情。”
何川与孙斌历时七年攀登布达拉峰的故事，即民间登山者攻克技术性山峰的事件，竟罕见地获得了不少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此前，只有国家级珠峰登山活动与惨重的民间登山事故才能获得如此厚待。或许人们也渐渐意识到，有时难度比高度更重要，有时获取结果的方式比结果本身更有意义。
当孙斌与何川得知他们的“加油”布达拉峰，最终没有获得2020年度的金犀牛奖，他们自然也非常惊讶。转念又一想，他们已经收获了远比登顶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心灵的救赎也许是永不放弃的勇气。攀登所给予他们的东西，完全超越了他们被攀登所夺走的东西。
阿左成了新生代自由攀登者中的领袖。究其缘由，就连他本人也说不清楚，也许是他近年来在自由攀登领域极度活跃，也许是他与生俱来的那种真诚与坦率，也许二者在一起发挥了作用。除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年轻攀登者，最常来阿左家里做客的几个朋友便是小刘、Ken、杨小华与阿楚。成都的登山圈子不大，却成为白河攀岩社区之后，国内登山氛围最热烈、技术最精湛的一群人。
2021年初，阿左买了一台划船机放在家里，小圈子的阵地也从郊区的干攀墙转移到了他和小树的住所。大家时常过来攀比划船机的成绩，虽然这不过是过来玩的借口。大家有时会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聊近期的攀登计划，或是长远的人生规划。所谓长远的人生规划并不长远，最多规划到半年之后。对于巴适闲散的四川人来说，“半年”已是穷极一生了。
阿楚未来半年的规划就是先从自由之巅辞职，再加入阿左与Ken的梦幻高山团队。这一天，阿楚又跑到阿左的家里来了。他希望能从阿左那里获得一些希望，回去再鼓起勇气跟李老师提辞职。没想到，他被泼了一盆冷水。以梦幻高山团队当下的艰难处境，阿左实在没信心让阿楚加人，还不如先在自由之维持一份安稳的工作。“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属于一种很游离的状态。就很难给一些正向的反馈,”阿左说，“他说我他妈来找你谈，你就跟我说了一堆负面的东西。”阿楚失望地回到了自由之巅。
当年自由之巅的兄弟们还剩下阿楚与另外一名兄弟。恰好赶上疫情防控期间的不景气，那名兄弟也犹豫过要不要回县城开拖拉机，虽然没意思，总比在登山公司赚钱多。阿楚正要开口跟李老师提出离职，偏逢疫情防控政策被堵在公司里。他和新来的小师弟逍童(童章浩)只好在楼下的干攀墙上消磨时光
1998年生的逍童比阿楚还小三岁，是现在自由之最年轻的教练。在成都理工大学上学期间，有一天，他无意间在校园的角落里发现了柳志雄的纪念碑。他很好奇这个人是谁，校园里为什么会有他的纪念碑。他问遍了同学和学长，可没有人能告诉他答案。这名大一新生四处打探纪念碑背后的故事。他后来在攀岩课上偶然听老师讲起柳志雄的往事，才得知这名学长当年竟是新生代自由攀登者中的佼佼者，他还是李宗利老师的第一个学生。逍童受到了小柳的影响，从此也走上了一名自由攀登者的成长之路。
当李宗利急需一拨年轻的登山向导时，逍童作为实习生被招进了自由之巅。他成为小柳名副其实的师弟。“我心中总想着，应该去做一些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和记住小柳，算是向这个素未谋面的师兄表示敬意吧。”逍童写道。
逍童刚来自由之巅的时候，他的头盔上面写了三个字:李--宗--利。那是在一次大学生公益攀冰培训上，李宗利在他的头盔上留下的签名。自从2018年贡嘎山的新路线“无畏”撼动了登山界之后，逍童就成了李宗利的众多仰慕者中的一员。如果只看头衔的话 --三度入围金冰镐奖长名单、登顶过贡嘎山和幺妹峰、CMDI首届毕业学员--李宗利也许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由攀登者了。逍童带着这顶头盔与对李宗利的崇拜，来到了成都温江的自由之巅。阿楚还记得，每次公司在开会时，逍童就坐在角落里盯着李宗利笑。有一次李宗利被看毛了，骂道，你他妈看着我傻笑什么。
在自由之巅浓厚的江湖气息中，逍童显得有些另类。他内向而文艺，这更像是领攀教练的性格。当阿楚从小师弟成为师兄，孤独地爬上干攀墙的时候，孤独的逍童也跟着加入了师兄的训练计划中。“其他人都比较懒散。大家下午训练的时候，很多时候墙上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逍童来了之后他会陪着我,”阿楚说，“他可能爬得没有我好，他可能很多也不会，但他就会问我。我也很乐意给他分享。我们俩一起爬。”
有一天，自由之巅的同事们都出去带活动了，公司里只剩下了逍童自己。曾经那个“向小柳致敬”的想法再次萌生。他悄悄地去了贡嘎山域的小贡嘎。在当时小贡嘎的国内攀登历史中，只有严冬冬与周鹏的自由之魂组合、孙斌的峰团队等屈指可数的几支队伍登顶过。逍童却选择了一个有些极端的攀登方式，独攀。对于许多登山高手而言，独攀是一种表达自我的风格。对于部分国内年轻的自由攀登者来说，独攀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搭档、铤而走险的解决方案。正如道童后来写道:“原本我对solo是有些抗拒的，我自视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solo也不是我的本意，而是迫于无奈。”他用了不到一天一夜独攀登顶小贡嘎，在寒风中迅速下撤，安全回到营地。
这是一次相当大胆的尝试，或许在他的老师看来还有些过于冒进，但他还是成功了。他把这条路线命名为“毕业之路”，致敬小柳师兄的独攀成名作“结业考核”
在阿楚跟李宗利提出辞职之前，师弟逍童还与师兄约定好，计划一起搭档攀登四姑娘山的羊满台峰。当年小海在离开公司前，跟阿楚提起过，羊满台是他最想爬的山峰之一。这座难度不小的山峰位于骆驼峰隔壁，目前还没有国内的自由攀登者登顶过。自查利·福勒完成首登之后，国内外高手在这座山上纷纷败北。有些国内登山者曾挑战过它，甚至还没登顶就获得了金犀牛奖的提名。但随着小海、阿楚陆续离开，师兄弟的羊满台之约也就不了了之了。
阿楚果然按照自己的规划，离开了自由之巅，加入了梦幻高山。王培嘉在同一时间也加入了阿左的团队。阿左觉得，既然大家要干，就要好好地干。他召集了阿楚、Ken、王培嘉等人，大家围坐下来，一起开了个会。阿左让大家各自思考清楚，他们到底具备哪些核心竞争力，又有多大决心。这四个人都具备一些拍摄与剪辑的技能，都拥有丰富的高海拔经验。或许他们真能在小众的极限户外摄影领域，闯出一方立足之地。阿左说，不如大家一起拼一把，置之死地而后生。
开完会第二天，阿左在家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办公室置办好办公用品，再把家里的电脑与设备搬进去。大家开始正儿八经地打卡上班。无论是在职业上、攀登上抑或是人生上阿左很少有长远的目标，得过且过就好。“但是我总会觉得和有热情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么他的这一天绝对没有浪费的。可能没有做成任何事情，但是这帮人待在一起，感觉这一天是很值得的。”阿剅デ诤聪紋竺鶼妨剑轮说。
小树看到阿左等人充满了干劲，也感到十分欣慰，特别是团队中还有了朝气蓬勃的阿楚。也许阿楚从李宗利身上染了些江湖气，但同时他也从李宗利身上继承了实干精神与激昂的生活态度。
阿左从一名自由攀登者变成了一支团队的负责人。这几年下来，朋友们发现即便他的脸上多了几道细小的皱纹，却仍有股扑面而来的少年气息。他说起话来依旧是笑吟吟的。这笑容能瞬间打破他与陌生人之间的隔阂。如今，这笑容中又多了不少焦虑。“他以前笑得可能更天真一些，现在可能就是社会、现实摧残的。笑起来就有点苦笑了吧。”王培嘉说。从前阿左只要考虑自己的生存就可以了，现在他要同时为五个人负责:阿楚，Ken、王培嘉、他自己，还有小树。
和小树要朋友已经有五年了，最近他们俩终于回了趟小树的江苏老家。去之前，阿左有些忐忑。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也预备好了小树家人问到他的工作收入情况时该怎么回答。他打算实话实说:月收入忽高忽低，有时候甚至没有收入。结果，小树家人完全没有问及他的工作状况，这让他颇感意外。小树的父母见到阿左很开心，奶奶还特别喜欢他。阿左猜测，小树一定是帮他提前跟父母铺垫好了，避免到时候让他下不来台。
见父母这关算是暂时过去了。从江苏回到四川后，阿左终于又躲回了他的舒适寓所。然而，关于他和小树未来的计划他迟早都要面对。他看出来小树对两个人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很希望跟他在成都有一个家、一所房子，同时她又不想给他太大压力。他当然也想有个家，一个稳定而温暖的家，一个他从小到大梦寐以求的、普通的家。然而一想到成家，他又变得恐惧起来，“这个节奏好像拉得很快”。他的那些自卑而消极的心态 --我连自己的人生都像气球一样漂泊不定，我有能力照顾好人家吗?我值得过上幸福的生活吗?--又迅速翻涌出来,打消了接下来的念头。
“有时候讲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家人，他的这种态度就会让我觉得很不爽。他会回避，然后找一个话题跟你聊,”小树说，“他基本上就是用无所谓打掉。我觉得没什么无所谓的。”“他不喜欢表露出脆弱的一面，或者说自己没办法的一面，所以无所谓是他的挡箭牌。”为此，这一年来，小树和阿左没少吵架。
7月下旬的一天，阿左、小树、阿楚、Ken、王培嘉、杨小华、小刘又找了个理由聚在了一起。他们在新办公室喝酒庆祝。他们当中有人回忆说，这个局是为了庆祝小华姐刚刚签约了北面;他们当中有人说，这个局是为了把Ken放倒，因为他看起来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些放不开，他们当中还有人说，这个局是为了庆祝梦幻高山工作室重新开张。在大家的记忆中，攒局的理由各不相同。也难怪，毕竟喝着喝着，最后这个局就演变成了生死局。
这顿饭从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半夜2点，从和风细雨的“领鐢风格”，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自由之风格”。喝到最后，屋里哀鸿遍野，所有人都哭了。
“大家可能平时一直憋着，谁会没事去聊这些东西。我自己都觉得我像是个神经病一样,”王培嘉说,“就喝完酒嘛，加上平时憋着也难受，再加上平时大家本来也都是各种乱七八糟的这种事情，对吧，就发泄一下。”
在这极度混乱而澎湃的氛围中，阿楚带着醉意对小刘说道小刘，今年要不干一把。小刘说，可以考虑下。在大家的见证下，阿楚和小刘现场结为了堪比“夫妻”般的登山搭档。阿楚从来没有和小刘一起爬过山。直觉、酒精与对搭档的渴望让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事实上，在阿楚看来，登山搭档是一种无比神圣的关系。“我更希望是一个长久的关系。就像是耍朋友一样，而不是要一下就算了，我不喜欢这样。”阿楚说。阿楚和小刘在混乱的状态下组成搭档后，还定下了年底一起爬幺妹峰的目标。
阿左见状，不免担忧起来。他格外担心好朋友在攀登中再出事，特别还是这种高难度的山峰。自从昊昕出事以来，在阿左内心深处一直有个情结在作祟:他把昊昕遇难的一部分原因归结为“捧杀”。当年他和吴昕登顶幺妹峰后，从寂寂无闻的登山爱好者，一夜之间成为大家口中的大神，被媒体报道和身边的吹捧裹挟着。“有时候可能别人觉得你很厉害，你就真的觉得自己很厉害。我发现好多事故都是这样子。”阿左说。没有人确切知道，吴昕的心境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他加入那支喀喇昆仑山队伍，又在攀登过程中如何影响他的判断。至少阿左还保持着清醒。他知道登顶幺妹峰算不了什么。在真正的一流登山者面前，所谓登顶幺妹峰的“大神”只不过是刚刚入门而已。因此，阿左非常讨厌被称为“大神”，甚至有点谈大神色变的敏感。这种观念在开会时被他反复强调，进而融入团队文化的一部分。就连一向与人和气的小刘也曾放出过狠话，谁他妈的要叫老子大神，老子一脚给他踹过去。
如今在酒桌上，阿左的两位好友再度提出挑战幺妹峰，就好像四年前的他和昊昕。也许在那一刻，在酒精的作用下，四年来的往事在阿左的脑海中历历在目。阿左当即说，小刘，我不确定你的水平到底在哪儿，你们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们不能再出事，你们当中要是有任何一个人出事，我也不活了……不巧，这句话触碰到了小树最近的情绪点。她听到阿左又说出这种悲观的话，醉意之下，她怒砸了两只杯子，对着阿左骂道，你现在就去死!
小树的两只杯子落地后，大家就好像接到了摔杯为号的指令，场面变得更加癫狂。大家摔杯子，砸桌子，喝了又吐，吐完接着喝，捶胸顿足，哭喊着掏心掏肺。“那天大家都哭出了声音。成年人哭出声音……每个人都挺厉害的。”杨小华感叹道，直到楼下的大妈找上门来，这场生死局才将将偃旗息鼓。大家清理、盘点了一下战场，其中要数阿左醉得最厉害。小树和小刘一左一右地把阿左架回家，再把他扔在了床上。几个小时后小刘又若无其事地进山带队攀登了。
小刘在山里的时候，宿醉的脑袋里还在回味着阿楚在酒桌前的邀约,“今年要不干一把”。这并不是阿楚第一次向他发出邀约了。他一直都在犹豫。他没有和阿楚一起爬过山，而搭档关系于他而言，也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更何况，阿楚所谓年底攀登幺妹峰的计划，他不确定以现在的水平能否应付得了“但不可能一直都等。我觉得应该去试一下。”小刘说。
带队出山后，小刘决定先和阿楚试着搭档一次。为了磨合适应彼此的攀登风格，他们当时选定了两座山做试验，一座是阿楚一直想攀登的羊满台，另一座是小刘想尝试的小贡嘎,“最后羊满台的天气好一些，我们就去羊满台”。
在一起搭档攀登之前，阿楚早就听说过类似的传闻:刘峻甫的体能之猛，堪称“川西小周鹏”。作为被李宗利操练出来的学生，阿楚觉得自己也丝毫不逊色，他很少碰见比他更猛的登山者。“我当时引以为傲的是我的体能，我觉得我的体能很强。阿楚说。等到了山上，小刘在高海拔路段爆发出的强悍体能让阿楚叹为观止，“这哥们儿比我猛，真的不得不服”
这还是小刘第一次与同辈登山者如此酣畅淋漓地搭档攀登最让小刘兴奋的是，他的搭档太有激情了。阿楚的每句话都是热气腾腾的祈使句。每当两个人爬累了的时候，阿楚就吼道就是他妈干!给我往死里干!这对搭档来自四川最有影响力的两家登山公司，带过上百次队伍，见过形形色色的客户，即便在高海拔这种容易暴露心性的地方，他们也能包容彼此。小刘和阿楚轮流领攀，一个人累了，就换另一个人。两个人旗鼓相当，各有千秋。攻克羊满台技术路段的过程，既像是合作，又像是竞赛。他们俩从来没爬得这么爽过。
阿楚和小刘轻松地破解了羊满台的难题。过去二十年来，包括小海在内的十几名国内攀登者都没有完它。如今，这两名1995年生的新一代自由攀登者不仅完成了羊满台的国人首登还开辟了一条短小精悍的新路线，“川西硬汉”
几周过后，这对搭档带着还未冷却的激情，迫不及待地尝试那座传说中的山峰，以及山上那条传奇的路线。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山上唯一一支队伍。在2009年三支队伍围战幺妹峰之后，这座山上已有十多年的光景没这么热闹过了。
就在四姑娘山成为中国最热门的登山目的地之时，当地也随之涌现了一批登山向导，带领初次登山的客户们体验高海拔的魅力。“有些当地的登山向导已经开始学习成为优秀的登山高手，但其余的向导几乎连绳索操作都不会。”严冬冬曾在2010年左右观察到。十年后，四姑娘山地区的原住民向导依旧两极分化严重。
在四姑娘山管理局注册在案的200多名当地向导当中，年近半百的徐老幺依旧是其中资历最深厚的高手。十几年来，他不仅亲自参与了2009年婆缪峰山难、2014年幺妹峰山难、2018年玄武峰山难等数十次颇有影响力的高山救援行动，还率领原住民团队在川西等地开发未登峰资源。他把双桥沟当地的嘉绒青年培养成像他一样的技术型向导，再把这支四姑娘山当地人组成的协作团队发展成不小的规模。王永鹏就是这样加人进来的。
王永鹏是家里最小的男娃，村里人都叫他王四娃。和舅舅徐老幺一样，王永鹏从小在这条狭窄而幽深的双桥沟里长大，终日放牛、喂猪、种地、挖虫草、修房子，对这里的山峰充满了好奇。与徐老幺不同的是，自打王四娃有记忆以来，登山不再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13岁那年，他就跟着村里的长辈上山做背夫，帮外国登山者扛着硕大的驮袋爬向布达拉峰的大本营。对于双桥沟的村民而言，做登山背夫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谋生手段。
高中毕业后，王四娃考上了德阳的警校。他在学校里学会了喝酒、抽烟、打群架。这名在熟人面前嘻嘻哈哈、在陌生人面前羞涩的大男孩咧嘴一笑，一排牙齿间醒目地露出个豁口。那颗断齿是在一场群架中留下来的，就像是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毕业后，他跟朋友在县城里开了家装修公司，赚了一点小钱，又被他挥霍一空。他回到双桥沟，回归沟里世代放牛劈柴的生活，就像中国大多数乡镇青年一样过着朴实而平淡的日子。
有一年夏天，徐老幺急需人手，他要在雀儿山组织更大规模、更多批次的登山活动。他找来了正赋闲在家的外甥王四娃。这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做过背夫，也曾在海拔4000多米的草甸上放过牛--王四娃家的牧场就在五色山的下面--但要问他如何穿冰爪走雪坡、挥镐攀上冰壁，他愣是没有任何概念。王四娃带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跟着舅舅来到了甘孜县的雀儿山。他从小就生活在雪山脚下，但这还是他第一次攀上雪山:他背着有自己一半沉的背包，穿过冰原，跃过裂缝，爬上冰壁像放牛一样牵着客户漫步到顶峰上。只有当身边的队员好奇地问他，你怎么没有高原反应的时候，他才恍然，是呀，我怎么没有高原反应。
此后，一到春天，他就跟着舅男来到雀儿山的脚下，驻守在营地里。等第一批客人来到大本营，他就要不停地爬上爬下带领队员冲向山顶。下山之后，第二批客人早就在等着他。他翻来覆去地爬。只有当山脚下的新路海开始结冰，最后一拨国庆客流高峰过去，他才能回家过冬。他年复一年地重返雀儿山，逐渐成为徐老幺手下的头号大将。等他第150次登顶雀儿山的时候，30岁的王四娃发现，自己的青春已然溜走。
在这几年里，王四娃把舅舅浑身的攀登技术都学到了手。他还培养出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令其他登山者喷啧称奇又羡慕不已的山感。“看到一座未登峰，我可以第一时间描绘出我想爬的线路。”他说。王四娃还得了个绰号，小牦牛。他就像一头牦牛，从不受海拔的困扰，也从不知疲倦。
小牦牛的自由攀登觉醒时刻来得很突然。有一年，徐老幺带上外甥去开发一座未登峰，离雀儿山不远的卡瓦洛日神山(5992米)。快到顶峰时，小牦牛提出，这一次让他来领攀。这是小牦牛第一次自己来主导一条攀登线路。这种自己掌握攀登节奏的过程很自由。与最后站在顶峰上相比，他反而更喜欢攻克技术难点的攀爬过程，“当你攀过去一个难点，你就会很开心”
小牦牛后来才知道现代登山运动中的喜马拉雅式与阿尔卑斯式风格。他对这两个概念的朴素理解并不准确--“区别就在于可能喜马拉雅式完全是服务于别人，帮别人完成这件事情:而阿尔卑斯式是自己去玩这件事情”--但足以让他对阿式攀登风格产生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徐老幺等四姑娘山当地的第一代高山向导，大多是为了开发登山资源而登，而不是真的渴望去爬一座山。小牦牛有些不一样。他之所以选择了登山，纯粹觉得这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而非必要的谋生手段。他跟徐老幺提出了辞职，告别了春天、夏天、秋天驻守在雀儿山的日子，成为一名自由攀登者。
等觉醒后的小牦牛再回到家乡，他发现整个山谷都不一样了。他带着技术攀登的眼光，重新审视着从小玩到大的四姑娘山双桥沟:曾经放牛、挖虫草的山坡上方矗立着巨大的五色山体，那山壁中的沟槽和裂缝，就是攀登的可能性所在，那些坚硬的岩石与山壁，可以作为干攀训练的场地，那两三米高的巨石可以玩抱石，就连自家后山上的瀑布，到了冬天也是可以爬上去的。
每年到了冰季，在全国各地的攀冰者涌入双桥沟之前，他率先拎上一对冰镐，独自走进空无一人的山谷，爬上刚冻结的冰瀑与冰壁。在接触攀冰技术的第二年，他就报名了双桥沟的攀冰比赛，几乎全靠蛮力，以三秒之差败给了中国攀冰名将西门吹水。他越来越痴迷于攀登技术。他在冰壁下悄悄地观察着李宗利、曾山、周鹏的培训课程与攀爬动作，再把各家的技术与自己的经验融会贯通。
小牦牛不仅向国内的高手偷师，还多次向国际登山高手们“请教”。他请教的方式别出心裁。他托朋友找来了纪录片《攀登梅鲁峰》(Meru)，就像剪辑师拉片一样反复观看数遍，一一帧地分析。他不会欣赏金国威如何运镜与剪辑，而是分析片中的登山者是如何挥镐踢冰、操作绳索系统的，再把从视频中学到的经验运用到实践当中。他的手机里已经攒了几十部这样的“教学视频”。
小牦牛还在电脑上记录下他探索过的山峰资源。一篇关于小牦牛的人物特写曾如此记录道:“小牦牛把每一座山的照片都分门别类地归类到不同的文件夹，至今已经有63个相册，两万多照片。其中有两个需要密码的文件夹，一个是'学习’，里面有每一次登山培训的ppt、讲义、笔记和绳结练习，从2016年1月开始，每次记录一二十张，现在已经有162张了。另一个需要密码的文件夹是存了129张照片的'未登峰’。”小牦牛的攀登世界里不只有雀儿山。他未来要探索更多的山峰，开辟更多的路线。
小牦牛与阿左等人不太一样，他无须为明天而烦恼。他在沟里有几亩田地，即便没有任何收入，也能有吃有住，想爬山的时候，出门就可以爬山。小牦牛与任何一名四姑娘山当地的向导也不太一样。他对攀登的热爱几乎没有任何杂念，上山单纯是为了享受纵情于山野的乐趣。曾山也对小牦牛说过，你是真的喜欢爬山，不是单单为了挣钱。
学得一身技艺之后，小牦牛反倒有些苦恼起来。他找不到一名合拍的搭档。他平时和自由之巅的兄弟们走得很近，不仅融入了烟与酒的社交生活，还学着用“兄弟”来指代所有一起喝过酒、吃过肉的朋友。他曾短暂地与这些兄弟们搭档过几次，但随着这些兄弟各奔东西，那些搭档关系也解散了。
2019年，一名年轻的自由攀登者小向(向书翔)邀请小牦牛，一起搭档攀登双桥沟内的阿妣峰。小向成了小牦牛第一个较为固定的搭档--如果舅舅徐老幺不算在内的话。小向与小牦牛精妙地把握住了阿妣峰的好天气窗口期。可惜，在离顶峰20米的地方，小向的冰爪意外脱落，掉入了深渊。饶是小牦牛仍有余力，却也只能决定下撤。如果成功登顶的话，这将是阿妣峰上一条全新的路线。他们将这条未完的路线命名为“突破”。
第二年，小牦牛再次与小向搭档，带上另一名年轻的登山爱好者付鼎，共同攀登婆缪峰。许多攀登者都渴望攀上这座尖锐的岩石型山峰。小牦牛沿着当年刘喜男、邱江开辟的“自由扶梯”路线，全程领攀。三个人仅用了两天一夜就登顶了，总计60个小时。这创下了婆缪峰有史以来的最快攀登纪录。可小牦牛还是觉得很轻松。
从婆缪峰下来后，小牦牛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不久前他得知他和小向的阿妣峰新路线竟然被金犀牛奖提名了。他们将与阿楚、小海、华枫的阿妣峰新路线，李宗利、康华、迪力夏提的博格达三峰新路线，共同角逐最终的最佳攀登成就奖。他有些惊喜，更感到害怕。这将是他人生中第二次坐飞机，这玩意比爬山可怕多了。小牦牛的姐姐更是担心，主办方竟然包机包住，弟弟莫不是被坏人骗了。
让小牦牛失望的是，他第一次来北京匆匆忙忙，没来得及看到小时候大人们说起的天安门。让小牦牛惊喜的是，获得2019年度金犀牛奖的不是李宗利和康华，也不是阿楚和小海，而是他和小向。他带着震惊与惶恐来到领奖台，蒙蒙地接过何川与孙斌递来的金犀牛奖杯与证书。那证书上，真真切切地写着他王永鹏的名字。组委会显然更想鼓励那些年轻一代的登者。正如颁奖辞所言，“作为从双桥沟本地崛起的新一代攀登者，王永鹏、向书翔也象征着中国年轻攀登者的未来”。然而，小牦牛暂时还不想承担金犀牛组委会交给他的重任，出面代表“中国年轻攀登者的未来”。他还没想得那么深远。远在青海的小海得知小牦牛获得了金犀牛奖之后，不免调侃道，兄弟这把怕是要改名了，还叫啥子小牦牛哦，必须金牦牛。小牦牛连说使不得，使不得。
单从攀登质量来讲，这一年，李宗利等人的博格达三峰新路线，着实要比小牦牛未完的阿妣峰新路线更高一筹。这一度让李宗利愤愤不平。六年前，他在博格达三峰历经生死。六年后，他在这里涅槃重生 --这条博格达三峰新线路叫作“涅槃2019”。即便不考虑这个绝地重生的故事背景，李宗利、康华、迪力夏提三名老炮的攀登生涯加起来足有半个多世纪，他们在这条高难度路线上爬得可谓流畅纯熟。这条线路也成为他们登生涯的代表作之一。博格达三峰新路线虽然没有获得金牛奖，却成为这一年度唯一被金冰镐奖提名的中国登山者的攀登成就。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的金犀牛奖还是国际上的金冰镐奖都不应该成为驱动登山者追逐更高攀登成就，抑或是追求快乐的一个动机。如果一名志存高远的登山者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登山理想，这就是他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与最好回报了。这种回报要超过甚至远超过这一成就所带来的名与利。
“你本来就是应该去享受登山本身带给你的东西，而不是登山之后带给你的东西。这个才是真正享受的过程,”周鹏说，“如果享受的是后面这个过程的话，就像《极限登山》里面写的，要么搞不成，要么很快就挂掉。”
中国仍有许多低调的自由攀登者，从没有出现在金犀牛奖的提名名单里，比如北京的陈晖，四川的刘洋与何浪。刘洋是国内最顶尖的登山者之一，然而大部分登山爱好者却从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刘洋仅有的一次“出名”，也只是作为配角出现在《寻找圣诞树》等经典的户外短片里。2007年1月，刘洋报名参加了彭晓龙的双桥沟攀冰培训班。第二年，刘洋就从彭晓龙的学员变成了他的搭档。两个人搭档完成了许多川西的未登峰，每一年冰季，刘洋都泡在双桥沟里，一练就是一个月。刘洋对技术的领悟超乎寻常，他的进步速度飞快，很快就超越了彭晓龙。2013年夏天，刘洋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独幺妹峰北壁附近的5700峰(长沟峰)。这也许是中国第一个有分量的高海拔独攀纪录。
幺妹峰共有三面山壁，分别代表着不同层次的攀登舞台，面朝成都一侧的幺妹峰东壁，几乎没有攀登者胆敢尝试过，那注定是登山运动的未来所在。幺妹峰南壁是国内技术型山峰的殿堂、自由攀登者的试验场。幺妹峰北壁则是国际登山家们的舞台。这里曾上演过若于次金冰镐级别的攀登。古古当年从南壁登顶幺妹峰后，往北壁的方向望了一眼，不免感叹道，刀削斧切般的峭壁，从上面一眼就能看到长坪沟底部，没有任何遮挡，暴露感非常强。
时至今日，幺妹峰南壁的国内登顶者有近20人次，而幺妹峰北壁的国内登顶纪录还是个空白。2014年，刘洋就与彭晓龙尝试过北壁，最终遗憾下撤。也正是那一年，叱咤风云的蜀山探险掌门人彭晓龙，突然卖掉了所有登山装备，神秘地离开了登山界。没有人确切知道其中的缘由。即便当被后辈间起这段往事时，彭晓龙也缄默不言。
在幺妹峰北壁的不远处，还有一座海拔5700米的山峰。2013年，刘洋完成了这座5700峰后，由于他过于低调，大部分人都以为这座山峰是个未登峰。2014年，刘洋在北欧攀冰时，认识了正在挪威工作的自由攀登者何浪。自从严冬冬遇难后，旅居欧洲的何浪没有停止攀登，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搭档。何浪发现，他与刘洋的年龄、性格相仿，工作、家庭环境相似，攀登理念高度契合。这两名与极限保持一定距离，却又无比低调的自由攀登者结为搭档，尝试攻克幺妹峰北壁。如果成功，这将是幺妹峰北璧的第一个国人登顶纪录，它的先锋意义不亚于当年幺妹峰的国人首登。
2019年，刘洋与何浪的幺妹峰北壁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就如同孙斌与何川连续多年挑战布达拉峰，刘洋与何浪又继续尝试了第二次、第三次……他们从没有出现在金犀牛奖的提名名单里，却是国内唯一一支在连续死磕幺妹峰北壁的队伍。
刘洋的徒弟宋远成也是新生代自由攀登者中的佼佼者。他有着与阿左极为相似的成长经历。接触登仅仅一年后，这名孤独的青年又用独攀的风格完成了彩虹峰等多座未登峰的首登。就在何川与孙斌的布达拉峰北壁、阿左等人的达多曼因卫峰被金犀牛提名的同一年，宋远成的独攀四姑娘山5700峰，同样也人围了金犀牛奖，不过他并不在意所谓的提名与获奖。他和师父刘洋性情相投。他们之所以喜欢攀登，只是因为攀登本身的单纯与自由。
小牦牛的攀登世界里同样也充溢着单纯与自由。四姑娘山就是他的游乐场，他只想玩得开心一点。完成了四姑娘山里的几座技术型山峰后，小牦牛和搭档小向还想玩得更野一些，他们望向了整座“游乐场”里最高的地方，幺妹峰。“山就在自己家门前，可以去爬一下,”小牦牛说,“而且看上去这么帅。这种中央直上的线路，很酷。”
2021年12月，小牦牛与小向、阿楚与小刘两组队伍不约而同地来到幺妹峰脚下。他们瞄准了同一条攀登路线，自由之魂他们都想成为这一年第一支登顶幺妹峰的队伍。
成都市民越发意识到，原来他们世代生活在雪山的脚下，高山与高楼相互遥望，自然与文明交相辉映。雪山成了这座千万级人口大都市的一部分。幺妹峰的宏伟山体就像城市远方的守护神，几乎在每一个雨后的清晨时隐时现。雪山上流淌出的冰川河水奔腾着汇入岷江支流，像血液一样灌注进这座城市的心脏。“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为成都市新的名片。每年上千万游客来到川西的门户，再走进西部高原的深处。雪山经济再次焕发出这座城市、整片成都平原，乃至川西高原的生命力。
四姑娘山管理局也发现了幺妹峰所蕴含的宝藏。从2021年开始，管理局争创主打“山地户外文化”的5A级景区，建设徒步栈道，修建户外博物馆，传播登山与攀冰文化。在四姑娘山管理局的官方网站上，推出了一系列推广四姑娘山登山文化的文章，如《40年仅41人成功登顶，四姑娘山幺妹峰为何难爬?》。四姑娘山幺妹峰为何难爬?对于阿楚、小刘而言，幺妹峰的第一个难点不在山上，而是在山下。为防止登山者闹出山难事故而影响争创5A的进度，景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开始暗中阻拦所有攀登幺妹峰的队伍。阿楚和小刘只好跟景区打游击，趁着成都疫情解封的间隙，悄悄地来到四姑娘山镇。
2021年12月初，在去四姑娘山的路上，阿楚在群里发了个消息说，后面几天好天气，我们准备干了。在这个专门为攀登幺妹峰而建立的微信群里，阿楚、小刘、小牦牛、小向等人在群里共享攀登资料，还一同签署免责协议。所谓的“免责协议”并不是什么正式法律文件，而是严冬冬在遇难前三个月发布的《免责宣言》。这份《免责宣言》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却被年青一代的自由攀登者奉为圭臬。在这份宣言下签署自己的名字更像是一种仪式，证明自己理解登山的本质:“我理解登山是一项本质上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可能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
两支小队还在群里商量好，一定要错开攀登时间。阿楚说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共享，一定要共享时间，千万不要撞到一起去爬了，或者我们爬不同的路线，不然很影响。如果两支队伍在同一时间、爬同一条路线，位于下方的队伍很可能遭遇上方踢落的碎石与碎冰，非常危险。不巧，小牦牛的队伍和阿楚的队伍都计划爬自由之魂:位于幺妹峰南壁中央的一条传奇路线。好在他们商量好了要错开时间--至少阿楚在群里发这条消息的时候，心里是这么想的。
阿楚刚在群里发完消息，只见小向也在群里发了张照片他点开一看，小向和小牦牛正在四姑娘山脚下。这俩哥们率先出发了。阿楚气得立即给小牦牛打了电话，质问道，你是不是不把兄弟当兄弟，为什么你要爬了不说一声?这个群建了干吗?
小牦牛只好一阵敷衍，同时和小向加快进山的脚步。他们俩来到了冰川脚下，第二天立即冲向一号营地。小牦牛一马当先。这一年，小牦牛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难得地为一座山而做针对性训练。他对登顶幺妹峰信心满满。或许是冲得太猛了，他后来才发现搭档小向有点跟不上他的节奏。小向有点恼火。小牦牛对搭档说，今天这种节奏还要持续个两三天，你感受一下身体状态能不能扛下来。小向又尝试了一下，确实不太行，硬撑的话反而更有风险。最后这对搭档几乎没怎么爬就撤下来了。
小牦牛从未如此不甘心过。他给阿楚打了电话，想加入他们的队伍。阿楚一听，头就大了。“因为我和小牦牛关系很好，但是刘总(刘峻甫)和小牦牛的关系肯定没有我和他的关系好。”阿楚后来说。在幺妹峰这种山峰上，与不熟悉的人搭档成功率大大下降，风险也陡然增加。阿楚对小牦牛说，这个事情我得问刘总，我做不了主。他把这个人情方面的难题抛给小刘。小刘一口回绝。
阿楚和小刘刚到幺妹峰大本营，小牦牛等人也从山上撤下来了。等到第二天阿楚和小刘开始正式攀登的时候，小牦牛还想再跟阿楚争取一次。阿楚顿时有些火大，他对小牦牛说，我想不通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爬了这么多年了，你自己知道自己什么实力，你每次都找一个体能跟不上你的，你怎么爬?小牦牛只好作罢，悻悻地撤回家了。
阿楚虽然把小牦牛骂了一顿，可他和小刘也有点难熬。为了抢时间--好天气窗口的时间，成都解封窗口的时间，与景区猫捉老鼠的时间，也许还有之前与小牦牛竞速的时间--阿楚和小刘从海拔500米的成都，迅速赶到海拔4000多米的幺妹峰营地，中间几乎没有必要的适应。现在，他们又要继续爬上5000多米的海拔，冲向6000多米的幺妹峰顶。由于他们的速度过快，短时间内海拔爬升太过剧烈，鲜有高反症状的小刘都有些头痛。
这一路几乎畅通无阻，就好像是开上了垂直的高速公路他们沿着当年严冬冬、周鹏开辟的自由之魂路线向上攀登。他们依旧延续攀登羊满台时的节奏，一段接一段，不知疲倦。再加上阿楚时不时激昂地说，“爬!爬不死就往死里爬!”，他们的速度飞快。第一天，他们就爬到了海拔5800米的位置，距离顶峰只有450米。
第二天，他们继续向上攀登。两个人越爬越疲倦。这疲倦中还夹杂着兴奋。下午4点，他们爬到了海拔6150米处，距顶峰只有100米。这时，一处巨大的雪檐出现在他们面前。5米长的冰雪屋檐堵在正上方，也挡住了他们通往顶峰的路。“雪太夸张了，翻不过去的,”阿楚后来说，“我不知道周鹏周老师他们那会儿是怎么翻过去的，但我们一看，我靠，我们翻不过去。小刘和阿楚在这处雪檐下方又过了一晚。
第三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们望到远处四姑娘山大峰，二峰顶上金光闪闪。那些是正在排队冲顶的登山客户。阿楚和小刘打开了头灯。此刻，幺妹峰脚下的人们也在望着他们:在淡紫色的晨曦中，他们的头灯点亮了顶峰处，把幺妹峰变成一座宏伟的灯塔。
待收拾妥当后，阿楚和小刘继续攻克幺妹峰留给他们的最后难题。小刘试着硬爬了一下，但很快又放弃了。他们决定先往下倒攀，曲线绕过这处雪檐。小刘冲在最前面，先爬下去，再爬上来，再有20米就到顶峰了，很快，阿楚就听到了搭档在上面嘶吼。他知道小刘已经登顶了。顶峰就在眼前。在爬向顶峰的这几步路上，阿楚竟有种不真实的感受，“我觉得很奇怪，真的要登顶了吗?”他翻上了顶峰后，一股猛烈的风扑面而来。强风吹散了心中的迟疑。阿楚走向山顶，来到了比山更高的地方。
12月6日上午11点30分，陈楚俊和刘峻甫登顶了幺妹峰。他们在风里嘶吼着、咆哮着、欢呼着，尽情享受着登顶的宝贵瞬间。他们分别成为史上第16、17位站在幺妹峰顶的中国登山者同时也是史上最年轻的幺妹峰登顶者。
这对搭档在狂风中拍了段视频后，就迅速下撤了。下撤的路往往要更加凶险。他们在路上遭遇了冰崩与卡绳，惊险地逃过一劫。直到天黑了，他们还在下降。他们在黑夜中再次打开了头灯。
这天晚上7点多，许多登山爱好者惊奇地发现，在“直播中国”网站--中央电视台利用SG信号与4K技术，在中国各大地标性的景观处架设机位，24小时全天候直播--常年在长坪沟架设机位的黑白直播画面里，幺妹峰南壁的正中央，竟闪耀着一簇光芒。这光芒正缓缓下降着。等到黑夜彻底笼罩大地的时候，阿楚和小刘的头灯竟是黑漆漆的夜空中唯一一束光亮。在大山的映衬下，这明明灭灭的光如烛火般微弱，却从未熄灭过。
快到营地的时候，阿楚迫不及待地给小海打了个视频电话。
阿楚在电话里兴奋地跟小海说，兄弟我登顶么妹儿了。
小海也兴奋极了，兄弟恭喜你，我操，我都干不了的事儿,你干鶼寞計!駢劙厘噶骓应矾甜逼。
小海离开自由之巅后，一直在青海的牧场放牛，同时在密切关注着兄弟们的一举一动。他曾经最想攀登的羊满台被阿楚攻克了，如今阿楚又登顶了幺妹峰。他很惊讶。当年的小师弟成长得太快了。小海在电话里还告诉阿楚一个好消息。等阿楚回到成都的时候，他给阿楚寄的牛肉也差不多到了。小海家的祁连山牦牛肉，是阿楚吃过的最好吃的肉。阿楚心里正想着回成都吃牦牛肉，突然就看到了下方营地里的小牦牛。在小牦牛身边，还有一个更熟悉的兄弟。
原来，小牦牛下山后，眼看马上就过了好天气窗口期，开始疯狂地寻找搭档跟他一起爬幺妹峰。可是，要同时具备攀登幺妹峰的技术，不需要过多时间适应海拔，还得立即赶到山脚下的攀登者上哪儿找去。小牦牛找到了华枫。华枫没有答应，小牦牛又找到了逍童。逍童一口答应了。两个人会合后，兴冲冲地赶到幺妹峰大本营。
小牦牛后来才知道，他身边的搭档这一路来心中波澜起伏，白天的时候，逍童与老师吵了一架。他在来的路上跟李宗利汇报了要去爬幺妹峰，遭到老师的极力反对。李宗利在电话里听出来逍童的坚决后，有些慌乱:先独攀一座技术型山峰，自觉小有所成，之后再执意要去爬幺妹峰，这跟小柳太像了，甚至一模一样。当初他没有拉住小柳，如今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劝住逍童。李宗利在电话里试了各种办法都不灵，最后竟罕见地向学生服软，许诺逍童只要别去爬幺妹峰，以后在公司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和待遇。这名曾如此崇拜自己的学生，这次并没有听他的话。
等到逍童爬到了幺妹峰的一号营地，李宗利还是表示反对。小牦牛发现搭档有些不对劲，细问之下，才知道他这趟是违背师命出来的。小牦牛有些生气。他对搭档说，你要是这样连自已都不明确，我们就别爬了，你自己做一个决定，到底上还是不上?在这里下撤也没什么。
逍童独自坐了一会儿，挣扎了好几分钟。两年前，几乎就在他刚接触登山的同时，也一并知道了小柳和幺妹峰的名字。他真的渴望爬上幺妹峰，但他不想也不敢违背老师的命令。在逍童思考的这几分钟里，小牦牛也很矛盾。如果逍童决定不爬了，那他就再也没有搭档的人选了，只能来年再爬。可是，来年他又能跟谁一起搭档呢?
几分钟后，逍童想好了，上。
小牦牛说，好，要是上的话，就不要把那些情绪带到山里来，你这样闷闷不乐的，到时候会影响我们登的状态。
小牦牛和逍童正在营地说话的时候，也看到阿楚和小刘登顶下来了。小牦牛和阿楚等人开着玩笑，并恭喜他们成功登顶。阿楚看到小牦牛并不意外，但看到逍童的时候，就十分惊讶了:就在几天前，逍童不是还远在理县帮朋友杀猪吗，怎么这就来到了幺妹峰上?他还没有积累足够多的经验，就来爬幺妹峰了吗?他和小牦牛从来没有搭档过，他们俩可以吗?
四个人在幺妹峰营地休息了一晚后，小牦牛和逍童就继续往上爬了。逍童已经调整好了心理状态，小牦牛也感受到了搭档的坚定。“真正在那种线路上的时候，感觉就特别好、很舒服，爬得很享受这种过程。”小牦牛说。就在阿楚和小刘登顶幺妹峰之后不到72小时，小牦牛和道童又来到了同一处地方。两组队伍的登顶间隔时间非常之短，短到后来者在顶峰附近还看到了脚印。在幺妹峰顶峰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小牦牛沿着这排脚印率先登顶。山顶的风依旧猛烈。他坐在顶峰处哼着歌，等待着搭档爬上来。逍童终于翻上了顶峰小牦牛对他喊道，趴着爬过来，不然风要把你吹下去!逍童蜷着身子，来到小牦牛面前，激动得甚至有些想哭。小牦牛与逍童一碰拳，兄弟，我们登顶了。
12月9日上午10点40分，王永鹏成为第一个登顶幺妹峰的四姑娘山当地人，而23岁的童章浩则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幺妹峰登顶者。阿楚后来半开玩笑地说，登顶的那一刻，我应该是国内登顶么妹最年轻的小伙，想想还有点小骄傲，可惜这个纪录没保持两天，就被逍童给破了。
这也许是史上最“不受欢迎”的登山纪录了。两组年轻的自由攀登者先后爬下顶峰。山下没有热烈欢呼的人群，没有红底黄字的横幅，更没有守候多时的记者忙着追问他们站在幺妹峰顶的感受。待他们的双脚踏在平坦的地面上时，已是四姑娘山的寒夜。蓝色的龙胆花被初冬的冰霜染白。艳丽的高山血雉躲藏在岩缝与灌木丛中。寂静萧瑟的山谷里唯有疲惫的脚步声与浓重的呼吸声。
回去的路上，逍童累得筋疲力尽，小牦牛一直在前面等着他。凌晨4点，两名年轻的登山者终于回到了四姑娘山镇，找了一家客栈投宿。他们早上还在幺妹峰顶挥舞着国旗，晚上就已经躺在了床上。小牦牛似乎并不算疲惫。他哼着歌，洗了个澡，还玩了会儿手机，过了很久才慢慢睡去。
阿楚和小刘下山后，连夜赶回了成都。他们被“直播中国”捕捉到的实时画面，激励了全国各地的自由登者，也激怒了四姑娘山景区管理局。也许管理局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理解幺妹峰的真正价值。
过去二十年来，幺妹峰与登山者彼此成就:一代代自由登者因幺妹峰而一战成名，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自由攀者的故事也融入进四姑娘山历史的一部分，进而塑造着这座山峰的文化形态。
一名伟大的登山家曾经说过，高山是人类用来检视自我的标尺，若非如此，高山只不过是一堆石头而已。在中国登山界，幺妹峰曾被誉为高高在上的技术殿堂。它既是自由攀登者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同时也限制了年轻攀登者的想象力与进步空间。但随着2021年底，两对平均年龄不过26岁的年轻登山者在72小时之内接连登顶，它的神话破灭了。也许在之后的二十年里，幺妹峰依旧是一座自由攀登者用来检视自我的山峰，但它的顶峰不再是那个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地方了。
登顶之前，我认为攀登么妹在国内就像是'投名状’，它代表了你对攀登的热情，表露你攀登的决心，爬上去了，你才真正算是入了攀登的门，就像《水浒传》里说的，要想当梁山好汉，先带上你的投名状,”阿楚后来在攀登报告中写道,“但是攀登真的需要投名状吗?
攀向高处不需要理由。数百年来人们不停地思索、追问攀登高山的意义，直到登这一行为被赋予了战胜逆境般的人生隐喻，而顶峰也被塑造成了一处具象化的奋斗目标。然而在真实的世界中，山的顶峰不过是地质学上的偶发事件:在某个时间点，一堆石头或一条冰川恰好被抬升到了最高处，成为一组凸起的坐标。到达一处地球上比比皆是的坐标点的行为，本质上是无意义的。在许多人看来，为此承受人生的不稳定性与巨大的恐惧感更显荒谬而疯狂。为了一个没有世俗价值的目标，孤独地走向空无一人的大山，甘受生之痛苦、直面死之风险这便是自由攀登者的崇高，也是人之为人的美妙与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