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话故事《绿野仙踪》（Wizard of Oz）里，桃乐丝、铁皮人、稻草人和狮子最终打败了邪恶的魔女，回到翡翠城。翡翠城里的奥兹国大魔法师（The Great Wizard）曾经答应他们，如果他们能打败邪恶的魔女，他就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桃乐丝希望能回到自己在美国堪萨斯的家，铁皮人希望拥有心脏，狮子渴望得到勇气，稻草人梦想拥有大脑。桃乐丝和她的伙伴们震慑于大魔法师洪亮的嗓音，他们恳请他兑现承诺。这时候意外发生了——桃乐丝的小狗弄倒了角落里的屏风，露出了大魔法师的真实面目——一个矮小的老头。他用腹语术说话，用绳子和杠杆来控制桃乐丝和伙伴们先前看到的人偶。所谓的大魔法师不过是他虚假的伪装，就如同朦胧的烟障，或者镜中的虚像。
大魔法师发现自己的伎俩被戳穿了。他辩解说：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只是一个笨拙的魔法师。但是桃乐丝和伙伴们坚持说，他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于是大魔法师在稻草人的脑袋里塞满针和大头钉，在铁皮人的身体里放了一个用锯末和丝绸做成的心脏，送给狮子一种能变出勇气的魔药。他虽然不懂魔法，但却是一个智慧的人。他知道，智慧、爱心和勇气这些关乎人性的品质，不能由外人给予。他送给他们的其实都是无用的东西；但他在给予他们大脑、心脏和勇气的时候也告诉他们，他们经过重重考验和磨难，早已得到了自己苦苦追寻的东西——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一直都存在于自己身上，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在历险中，稻草人已经展现了他惊人的头脑，铁皮人显示了他的爱心，狮子也证明了自己的勇敢。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大魔法师那里得到的只是象征性的礼物。他们因为得偿所愿而兴奋得手舞足蹈。
我们常常就像铁皮人、稻草人和懦弱的狮子一样，满心欢喜地期待别人能替我们解决问题。但是问题的解决之道，其实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在我们与心理问题抗争的时候，专业人士也许能为我们提供建议，从旁协助。他们可以教给我们新的应对技巧，还能耐心倾听我们说话。他们是经验丰富的向导，但他们不能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也不能帮助我们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一切，都得由我们自己来完成。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许多问题，我们往往必须向经验更加丰富的人寻求帮助——小事比如修理水管，大事比如接受医生治疗。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确实必须倚赖专家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心理进步方面也必须依靠专业人士的帮助。心理治疗研究者都知道，对于心理治疗来说最重要的是，求询者究竟是带着何种想法来的。这要看他们寻求改变的决心，他们在离开治疗室后坚持练习的恒心，还有他们积极应对困难的努力——是积极应对，而不是一味逃避。
最终，我们都会因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从中获益。维克多·弗兰克尔相信，正是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在纳粹集中营里造成了生存和死亡的差别。虽然集中营的环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恐怖至极，但并非所有人的反应都一样：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越发体会到，集中营的囚徒以后会成为怎样的人，是个人自我决定的结果，而不单纯只受到集中营环境的影响。因此，就算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人也能决定自己将成为怎样的人——不管是在心智上，还是在灵魂上。就算是身处集中营里，他也能保留自己作为人类的崇高精神……那就是灵魂的自由——这自由是任何人也无法剥夺的。它给生命带来目标，带来意义。
如今，创伤后成长理论已经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注意。其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从两个截然相对的角度来理解创伤——一方面它充满黑暗，另一方面它又能带来光明。毋宁说，它是积极与消极、失去与满足、痛苦与成长的辩证。正反两种力量常常一起出现，彼此交锋。我在研究积极心理学的过程中，开发出了许多应对创伤的方法。它们的设计目的，并不单纯是帮助人们应对心理压力和困境；它们还能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指导，帮助他们改善心理功能，过上更美满的人生。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言，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帮助创伤幸存者把精神状态从-5变成0，而是从-5变成+5。
但是，积极心理学的治疗方法仍然受到部分批评者的指摘。他们误解了创伤后成长的真实含义，认为积极心理学理论鼓动人们拒绝现实，甚至让他们满心欢喜地臣服于不幸脚下，或者因为自己没能康复而自怨自艾。如果批评者攻击的目标是很多当前十分流行的自助书刊，他们其实所言不虚。但是本书与之截然不同。本书的观点全部基于科学研究的证据。研究显示，人们在面对逆境时，需要：
• 直面现实，而非拒绝承认
• 接受已然发生的不幸事实，而非甘心臣服
• 为自己今后的生活负起责任，而非因命运多舛而自怨自责
很多人都曾亲身践行过上述原则，比如美国著名的国际法和人权专家托马斯·伯根索尔。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少年时代第一次来到美国，准备开始新生活时的经历：
当时我正站在轮船护栏旁边，为这座城市的夜空深深惊艳——绚烂的灯光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城市的夜晚。但是忽然之间，我仿佛又被送回奥斯维辛，看到红褐色的烟雾从焚尸炉的烟囱里滚滚升腾。我曾经经历的一切——凯尔采（Kielce）(21)、奥斯维辛、死亡行军（Death March）(22)、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23)……它们都从我眼前闪过。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我意识到，我永远无法把自己从过去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我过去经历的一切，已经永远地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我也知道，我绝不能任由它削弱瓦解我开启新生活的勇气。我的过去将会指引我走向未来，并赋予它特殊的意义。
伯根索尔在自传《一个幸运的孩子：奥斯维辛幸存少年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在纳粹集中营里度过的童年岁月。1939年时，他们一家人决定逃离捷克斯洛伐克，取道波兰前往英国。但他们乘坐的火车遭到德国炸弹袭击，逃亡英国的计划也随之流产。他们不得不和其他难民一道，步行前往凯尔采。他们在那里生活了4年，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在苏联军队进入波兰之后，纳粹德国驱逐囚徒撤离奥斯维辛。年仅11岁的伯根索尔被迫和父母分离，与其他两个男孩一起，从奥斯维辛开始了著名的“死亡行军”，而没有像其他儿童一样直接被执行死刑。伯根索尔挨过了死亡行军，随后被送往德国境内的另一个集中营——萨克森豪森。他在行军途中冻伤的两个脚趾后来被迫截去，但是他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活了下来，直到战争结束。重获自由之后，他先是被错认为波兰天主教徒，被波兰军方收留，后来才被送往一座犹太人孤儿院。
伯根索尔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学到了关于人性的宝贵知识，因而后来得以将自己的心理痛苦化为行动的力量，成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及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他一生致力于抗击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种族大屠杀。他在《一个幸运的孩子》中如是写道：
我童年的经历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成为了现在的我，让我成为一名国际法教授、人权律师和国际法庭的法官。我的过去，最终引领我走上维护人权的道路——现在看来，这个选择似乎显而易见。但当时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想到了这一点。如果说我的过去让我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人权律师，那是因为我深明人权遭受践踏者的痛苦——这理解不只限于头脑，而且发自内心深处。我的每一寸骨头，都能感受到人权受侵犯者的痛苦。
我想通过本书告诉读者的是，我们必须在创伤的黑暗与光明之中找到恰当的平衡。
黑暗与光明从一方面来说，要想从创伤中康复，就必须对创伤后应激障碍保持警惕，因为它会让我们形成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阻断我们的康复之途。这就要求心理治疗师必须训练有素，及时察觉求询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征兆，否则几个月的精心治疗将全然无功。若真发生这种情况，不但治疗师本人会困惑不解，求询者也会满怀失望和不满黯然离去。不过，求询者在内心深处可能也松了一口气——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的标签，对一般人或者说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更不幸的是，现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心理创伤理论往往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是“一生都将患有心理疾病的无助的受害者”。人们习惯于相信专家所说的一切。这么来看的话，人们继续坚持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陈旧看法也就毫不奇怪了。
然而事实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是一个持续一生的病症，它描述的是人在生命中的某个特定时期所经历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问题——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来理解它的话，它也可以成为创伤后成长的引擎。但是这台“引擎”可能会过热。在它过热的时候，我们需要暂时停下来，检查散热器、节温器、水泵和防冻液。我想借这番隐喻说明的是，在我们与创伤交锋的时候，我们需要积极学习情绪控制和自我调节的策略，从而及时抚平心绪。
创伤后心理压力，是创伤后成长的引擎。为缓解创伤后心理压力而进行的心理治疗，可能会在不经意间阻碍心理成长。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更明白引擎理论的奥妙。引擎理论虽然看似天马行空，但其实值得深入思考。特别是在如今这个时代，医药行业正一心研发减轻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特效药。如果说创伤后心理压力有可能成为创伤后成长的前提，那么它必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需要深入研究和考虑。
你可以选择坦然接纳心理压力，承受它带来的痛苦和烦恼，因为我们知道，它将指引我们走向更满意的生活；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吞下一颗神奇的药丸，让它带走你的全部记忆，带走你人生中的所有痛苦和烦恼，但你将无法获得更满意的生活。那么，你会选择哪条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必须注意，不能给自己或他人的创伤后心理成长限定目标。经历创伤之人要想摆脱它的负面影响，必将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并不是说，如果人们没有感到积极变化，他们就无法成长。毕竟，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虽然我相信人在经历逆境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向成长的方向迈进，但是我也知道，人要想自己独自面对一切绝非易事。所以说，我们还必须让社会、政治、医学和法律机构认识到创伤的正反两面。我们需要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都能了解，人为何会对创伤产生心理韧性，为何会发生创伤后成长。这对全人类来说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但如此，这还事关政府在重大灾难、事故和恐怖袭击之后如何进行最有效的心理干预，让大范围人群产生心理韧性，促发成长。
创伤后成长不仅会惠及个人，还会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曼德拉在监狱中度过了27年漫长岁月，后来成为了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他在自传《漫漫自由路》中写道：
种族隔离制度，给我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而长久的创伤。我们可能要花很多年时间，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愈合这道深深的伤口。但是过去几十年来的压迫和残酷，也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那就是它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无数位像奥利弗·坦波（Oliver Tambo）、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鲁图利酋长（Chief Luthuli）、余素夫·达都（Yusuf Dadoo）、布拉姆·费舍尔（Bram Fischer）和罗伯特·索布奎（Robert Sobukwe）(24)这样的人——他们拥有超乎常人的勇气、智慧和善良，可能再也没有人能像他们那样伟大。也许只有特别深重的苦难，才能让人性如此崇高。
我们既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也是社群和社会的成员，我们必须知道这样一个关于生命的恒久不变的真理：创伤和逆境不可避免。如何才能培养心理韧性、促发成长？这一定是未来几年我们迫切需要理解的问题。另一个关于生命的真理是，我们都被自己过去的鬼魂紧追不放。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将会永远地改变我们，由我们的过去激发出的强烈感情，将会让我们对生命产生新的理解。这是我们的天性使然。
既然创伤时刻都有可能到来，那么我们就更需要知道自己该如何生活。在创伤来临之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培养心理韧性，准备好与残酷的现实正面相对。我们要为积极改变保留一颗开放之心，以智慧来借助痛苦的力量，踏上心理成长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