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7　挺住，意味着一切　抚平创伤的心理疗法

CHAPTER 07
挺住，意味着一切
抚平创伤的心理疗法

每年秋天，我在大学教书的教授朋友都会穿上色彩缤纷的导师服，去出席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这是一项盛大庆典，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年轻的毕业生们一个接着一个上台领取毕业证。他们大多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有些学生颇为羞涩，几乎是一路小跑着上台抢过毕业证；有些学生则显得从容不迫，以夸张的姿势向台下鞠躬，尽情享受朋友和父母的掌声。台上的教授们伴随这些年轻人度过了生命中特别重要的几年，对他们来说，那无疑是美好的一天。

在本书写作期间，又有一群年轻人从大学毕业。我看着欢呼的人群，不禁遐想：这群年轻人的未来将会如何？我们的额头上会不会有一个隐形的标记，预示我们的未来？比方说，如果未来一帆风顺，我们额头上就有一个绿色圆圈；如果将会遭逢厄运，我们头上的标记就是一个红色三角。想象一下吧！我们知道，这个标记从出生起就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我们看不到它。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尝试，就是看不到。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能看到这个标记，你想去看吗？你想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坏事降临到自己头上吗？又有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家人和朋友身上？如果我们能看到周围人的标记，我们会怎么做？如果你知道，你所爱之人的额头上带着不幸的红色三角，而你有能力把它变成绿色圆圈——现在，你已经对创伤后成长有所了解，还会去尝试改写他们的命运吗？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人。人们纷纷表示，自己一定会抹去所爱之人头上预示创伤的标记，让其免于痛苦的折磨——无一例外。要是让我来选，我也会这么做。

但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做出选择。生命中唯一恒定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本身。厄运会在我们毫无防备之际突然到来，无论是经历个人的创伤事件，比如丧亲和疾病；还是经历普遍性的创伤事件，比如天灾和恐怖袭击。我们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都必然要面对“变化”丢给我们的挑战。如前所述，创伤事件打断了我们本来似乎清晰明朗的人生故事。不但如此，它还将大大影响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命。这种种艰难痛苦，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过去数十年的研究证明，人在面对生活剧变时，常会陷入痛苦的挣扎。有的人会变得越发消沉，在家庭、工作和人际关系上屡屡受挫。然而，本书想要传达的信息是：虽然创伤后成长的道路上荆棘密布、痛苦万分，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大多数人都能适应变化，而且能从中获益。他们会更加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了解生命的意义。

碎花瓶理论的核心是，人有心理成长的内在本能。只不过这种内在本能可能屡屡受挫，甚至干脆进入休眠状态。创伤来临之际，正是它发挥效用的时候——改变我们过去的假设世界，释放我们的自然本性，重建新的自我。我们在经历创伤之后，正需要激发它的力量。要想促发创伤后成长，我们就必须积极承担起重建生活的责任。我们通过讲述故事来理解自己的经历，把零星的记忆碎片缀合为一，“同化”那些与自我认知和世界观协调一致的信息，“顺应”我们的认知体系来适应与假设世界不符的信息——我们将重建自己的世界观，重新理解我们自己。

认知行为疗法

创伤后心理压力，是创伤后成长的引擎。但这引擎有时可能会过热——这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罹患之人常被侵入性回忆反复纠缠，从而变得感情麻木，做出回避性的行为，无法集中注意力，思维也不能保持清晰连贯。而且他们几乎不敢想象将来，遑论创伤后成长。对于他们来说，创伤后成长之路上荆棘遍布、杂草丛生。这时候，专业援助能为他们带来莫大的帮助。心理学家们发明了许多心理疗法，帮助我们清除心理成长之路上的荆棘。

“关注于创伤的认知行为疗法”（trauma-focused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TF-CBT）就是其中之一。它能有效帮助人们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TF-CBT灵活运用多种不同治疗技术，帮助人们处理痛苦的记忆、回避性的行为、情感麻木以及愤怒和焦虑引发的种种问题。概括来说的话，TF-CBT疗法的重心在于分析个人思想、情感和行为的相互关系。其背后的理念是，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感受，然后进一步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能改变思维习惯，我们就能相应地改变自己的感受和行为。反过来也一样：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行为模式，来改变自己的思想和感受。

TF-CBT的治疗周期相对较短——通常只有8～12个疗程，加起来不过几个月。遭受多重创伤的人需要的治疗周期可能会更长一点，这是因为，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的人可能很难开口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还有些时候，事件的细节太过私密，会让当事人觉得难堪。所以，可能要等到几个疗程之后，患者才愿意向心理治疗师详述细节。治疗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详细了解患者的症状，弄明白他们面临的问题，然后制订出合适的治疗计划。一般来说，他们还会向患者解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含义，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目前的状况。这一“学习”环节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患者此时可能已经被自己的负面记忆、想象和念头完全淹没，他们甚至会怀疑自己马上就要疯掉。所以治疗师一定要向患者强调，他们现在的感受是完全正常的。

心理治疗师制订的治疗计划，应当切合每个患者的实际需要。比如说，有的患者适合接受放松训练，从而缓解焦虑症状；有的患者应当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有的患者则应当采用其他应对策略。虽然治疗计划多种多样，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都需要直面自己的创伤记忆，这会让他们从中获益。

创伤记忆在我们大脑中的储存方式与日常记忆完全不同。我们有两套记忆系统，一套是“言语通达性记忆”（verbally accessible memory，VAM），另一套是“情境通达性记忆”（situationally accessible memory，SAM）。情境通达性记忆会受到提示物的刺激而被激发，但无法被人有意识地主动获取。不过，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获取言语通达性记忆中的创伤信息。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治疗可以帮助创伤幸存者处理他们的言语通达性记忆。但在情境通达性记忆相关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他们可能很难参与“谈话治疗”（talking therapy）。为了解决情境通达性记忆的问题，治疗师需要妥善运用“暴露疗法”（exposure therapy），帮助处于超高警觉模式不得摆脱困境的患者消除已经形成的恐惧条件反射。治疗师会一步步鼓励患者，让他们逐渐开始面对自己痛苦的创伤记忆，从而减轻恐惧与焦虑感。

暴露治疗既可以在想象中进行（让患者讲述创伤经历），也可以在现实中进行（让患者暴露于他们刻意回避的情境之中或事物面前），还可以结合二者进行。治疗师甚至可以使用“虚拟现实”科技（让患者戴上便携式显示器，以虚拟的视听形式接收与创伤记忆有关的信息）。不过，暴露疗法的推进速度必须控制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不能过快。最简单的方法是慢慢提升患者暴露于恐惧情景的频率和时长。

心理治疗师采用的暴露疗法不止一种，其中之一是“回放疗法”（rewind technique）——患者被要求紧闭双眼，在头脑里想象两部“影片”。首先，他们要把自己当成局外人，想象创伤事件的经过，起始时间点设在创伤事件发生之前。那时他们还感到很安全。然后，他们要想象自己再次回到那个安全的起始点，开始放映第二部影片。这一次他们要告别第三人称视角，想象自己亲身出演。他们按照顺序想象完毕之后，才能睁开眼睛。患者在此过程中不能说话，也不能把关于创伤的细节以任何形式告知心理咨询师。

另一种治疗方法是“意象重现”（imagery rescripting）——患者在治疗师的指导下，把关于创伤的记忆当作一个不速之客，一个“来自过去的鬼魂”，将其转化为压力较小的意象。比如，他们可以把自己经历的创伤事件想象成电视节目，而自己正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他们可以推远或缩小电视影像，最后还可以把电视机关掉。

最富争议性的治疗方法，无疑是“眼动脱敏重建法”（eye movement desensitisation and reprocessing，EMDR），它常被用于TF-CBT治疗。为创伤人群服务的心理顾问和治疗师常会用到这个方法。EMDR起源于一次公园漫步。1987年，弗朗辛·夏皮罗（Francine Shapiro）在一座公园里散步的时候偶然发现，曾经困扰她的种种烦恼，“忽然烟消云散”。同时她也注意到，她再回想烦恼，感觉已不如先前那样不堪其扰。经过仔细研究，她发现自己在走路的时候眼球曾经左右转过几次——她怀疑这就是解决烦恼的关键因素。她后来邀请了超过70名被试参与实验，并在1989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EMDR的论文。

一般来说，EMDR治疗是这样进行的：治疗师在患者眼前来回移动手指——当然，操作方式并非仅此一种，治疗师还可以选择轻拍患者，或者借助闪光等其他刺激来引导患者做眼球运动。EMDR治疗的核心思想是，把患者的负面记忆、思想和由此引发的情感，与眼球的快速而有节奏性的重复运动联系到一起，从而使人对应激源产生免疫（即所谓“脱敏”），减轻创伤记忆带来的心理压力。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会询问患者如下问题：“你发现创伤画面有什么变化吗？”“是变得更模糊、更清晰还是更真实？”“是不是在逐渐飘远？”“有没有改变色彩？”“与刚开始时相比，你发现它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吗？”“你的焦虑感是变轻了、维持不变还是变重了？”

EMDR疗法似乎对于“单一创伤”人群的治疗效果最好，比如车祸或伤害事件的幸存者。对于长期累积性的创伤事件（比如性虐待）的幸存者，它的疗效也比较显著。虽然我们尚不能完全解释其治疗机制，但是研究发现，EMDR常能给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带来帮助。刚开始接触这类暴露疗法时，患者常会感到很大的心理压力。这时候，治疗师要为他们提供适当引导，保证他们在每一步都能唤起足够的回忆，同时也不会过量，否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患者受到多重困扰，治疗师可就会问清楚程度最轻的那个，在开始的几个疗程里先由此入手。等患者能够自由谈论此事而不致情绪崩溃之后，治疗师就可以采用同样的治疗方法来处理更为棘手的创伤。随着疗程推进，患者就能渐渐抛开心理压力，开始谈论创伤，学着接受刺激源，回放创伤事件。

｜脱敏疗法｜

人在经历创伤之后，往往想要回避任何能令他们想起创伤事件的东西，包括所有与之有关的想法、地点、活动和人物。一个人可能遭遇的创伤多种多样，如果一味以回避来解决问题，那么他的“回避列表”只会越来越长。回避性的行为会让患者无法正常生活，如果不加以注意并及时治疗，将引发更多问题。对于这样的患者，心理学家常会使用暴露疗法——也就是“脱敏”（desensitisation）。脱敏疗法的特点是，通过小量渐增的方式，将患者渐次暴露于他们极力避免的、能激发恐惧情绪的事物面前。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害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心理治疗师首先会要求她想象自己登上公交车。经过1～2个疗程之后，她会在头脑里想象自己走到公交车站，看车逐渐驶来，然后登上公交车。在接下来的疗程中，治疗师可能会陪患者一起，亲身去搭乘公交车。几次之后（如果这几次公交车之行都平安无事的话），她头脑中坐公交和危险的关联就将被大大削弱。

让我们来看一看苏珊的例子吧。

一天下班之后，苏珊开车回家，忽然一辆超高速行驶的汽车和她后面一辆重型卡车相撞，把她的车推向道路另一边，直迎逆向而来的车流。虽然她并未受伤，但她的车子已经发生严重变形，救援人员不得不把车身切开，才能救她脱困——这一过程花了将近30分钟。

经过几天的调理之后，苏珊从公司借来一辆车，又开始开车上班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她开车越发谨慎，而且尽可能不走高速公路。但她发现，自己在车里的焦虑感越来越强，就算自己没有亲自开车也是这样。到第4周时，她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开车。这大大影响了她的工作和社交生活。她避免与人谈论那次事故，逐渐疏远了自己的朋友和亲人。苏珊的回避和焦虑只能使问题更加严重。她最后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带来的问题，却无力改变，所以她开始寻求专业援助。

对于苏珊来说，心理康复的第一步，就是坐回车里去。能够安心做到这一步之后，她就可以开始在熟悉的路段开车，并且逐渐延长驾驶时间和距离。然后她可以在车流较少的时候驶往其他路段。最后，即使在繁忙时段，她也能在不熟悉的路段开车了。

脱敏疗法可以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带来很大帮助。有时候，患者甚至不需要专业援助，自己就能施用此法，比如帕特里夏。帕特里夏在经历创伤之后开始畏惧外出，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她认识到自己必须直面恐惧。她采取小量渐增的方法：先是走到花园，然后走到街上，再一直走到商店……最后，她终于能搭上市内火车，去市中心待上一整天。

在进行脱敏治疗时，患者可以给自己设下一些小目标，一步步来渐次攻克，以防一时暴露过度。每一个小目标都会将他们引向自己恐惧的事物，但要控制在自己能够面对的范围之内。就拿帕特里夏来说吧，她阅读了大量与创伤有关的资料，为自己设下了若干能够达成的目标，一次完成一个，一步步慢慢推进，最后终于能重游市中心。就像那句谚语说的：“被哪匹马摔下背，就要重新骑上那匹马。”(17)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帕特里夏一样，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完成脱敏治疗。在很多情况下，专业援助必不可少。

促发创伤后成长

TF-CBT治疗确实能帮助人解决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问题，但它设计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促发创伤后成长。经过TF-CBT治疗之后，人们成长前行的道路被逐渐扫清。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直面回忆而不致精神崩溃，并从刻意回避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一般来说，他们也会更想弄明白创伤经历的意义。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关症状减轻到一定程度之后，患者就能够头脑清晰地思考问题了，他们大脑中与理解经验有关的结构能再次“启动”。虽然处理创伤信息的过程仍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但是与之前相比已经小得多了，对他们产生的心理影响也较小。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也会得到显著提高。这时候，他们会越发感到寻找生命意义的重要性——这时候，传统意义上的TF-CBT治疗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了。

这时候我们考虑的重点，就应该从如何减轻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转移到如何促发创伤后成长上来。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曾经出版了不少相关的科普材料，为遭遇逆境的人提供相当有效的应对策略：

•　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

•　不要把危机视为无可解决、无可控制之事

•　接受变化，因为那是生命的必然组成部分

•　向着目标前进

•　下定决心、采取行动

•　寻找机会、发现自我

•　培养对自己的积极看法

•　从过去中学习

•　对未来保持希望

•　照顾自己

如前所述，有效的积极应对策略多种多样，不拘一格。不过我们也应知道，心理治疗固然可以向人传授新的应对技巧，治疗师却无法告诉人们生命的意义所在。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的意义都独一无二。治疗师唯一能做的，是在患者寻找自己的生命意义时为其提供支援。在重建生活的征途上，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始终一路相随的同伴。

所有的治疗师都认为，他们应该和患者建立起一种融洽的医患关系，但是具体的实践方法却各不相同，甚至可以用千差万别来形容。使用TF-CBT疗法的治疗师有点像医生，因为他们需要准确判断患者的心理疾病类型，从而确定“处方”，决定治疗方案。TF-CBT医生并不想刻意培养医患关系，因为那不过是他们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们要将整个治疗过程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相信，医患关系可以帮助治疗师更好地与患者合作，让患者能更积极地参与治疗。但论及谈论创伤后成长，我个人的观点是，医患关系本身，也可以作为创伤康复的重要载体。

在创伤后成长治疗中，我们找不到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医生-患者的关系，毋宁说这是一趟两个人共同完成的旅行——其中一位是治疗师，他是个有经验的向导；另一位是求询者（client）(18)自己，他才是最终决定选择哪条路走下去的人。到底该选哪条路？求询者本人，才是对自己最熟悉的人，也只有他们能为自己做决定。

治疗师只是个经验丰富的向导，他在创伤后成长过程中能起到的最大作用，不过是从旁协助——我一贯坚持如此。这绝不是我妄自得出的结论。还记得碎花瓶理论的核心观念吗？人有创伤后成长的内在动机。数十年的心理治疗研究也证明，求询者从治疗中获得的帮助究竟有多大，并不在于治疗师使用了何种方法，而要看他们与求询者建立的关系究竟质量如何。治疗效果怎么样，归根结底还在于求询者自身，在于他们认为自己在治疗过程中受不受重视，有没有被认真倾听，有没有获得理解。上述种种感受，都是要满足求询者关于自主性、能力与归属感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这些条件的心理治疗关系，将为求询者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追随内心，促发成长。

我作为心理治疗师的责任是，从旁协助求询者探索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创伤康复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事人必须明白，他们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旧有的世界观已不再适用。创伤幸存者必须重新思考他们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什么是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需要花些时间来反思自己从创伤经验中学到了什么。

在大多数情况下，治疗师如果强行推动创伤后成长的进程，只会适得其反，抑制成长的自然发生。在创伤康复过程中，求询者需要接触他们极力避免的应激源。但是治疗师如果对求询者施压，逼迫他们回忆，往往会在不经意把求询者吓跑。创伤治疗师常常满心期待地打开候诊室的门，准备迎接预约好的求询者，却发现候诊室里空无一人。经历创伤的人不仅会回避应激源，有时还会回避治疗。所以，治疗师必须以亲善的方式让求询者明白，能让他们重建心理健康的人只有他们自己，也只能是他们自己。

人在感到自己被重视、接受和理解之后，往往更愿意敞开心扉，诚实地谈论自己的难处，改写自己的故事。情况与之相反的人，则担心自己会受人批判，所以把内心世界深藏起来。还有些人会陷入愤怒、羞愧、内疚和嫉恨等负面情绪不能自拔，更不可能唤起他人的同情。心理治疗师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与求询者建立起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给予求询者足够的安全感，让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求询者怎么可能向治疗师揭示自己内心最深处的隐秘，坦言他们未为人知的情感？

有时候，在我和求询者认识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他们才开始向我坦陈他们的真实烦恼。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名叫安娜的求询者。治疗持续了两年时间，我们一起探讨了很多问题，比如她的亲密关系，她的童年，还有她父母的离婚。她常感到非常愤怒。我们做了一些愤怒控制练习，还研究出一些特别的技巧来应对可能会让她怒火中烧的情境。但我总觉得，在她愤怒的表象之下，可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是她一直不愿正视但必须正视的问题。我一直在等她做好准备。我很确定，如果我失去耐心，只会适得其反——我的轻率之举，可能会在顷刻之间毁掉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感。突破性的进展发生在我们相识一周年的时候。在那次谈话的前20分钟里，她一直保持沉默。然后她忽然哭着告诉我，小时候她的继父一直对她进行性虐待。这个秘密她一直守口如瓶，这是她第一次对别人说——她不可能在与治疗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把这件事说出来。她需要从治疗师那里获得足够的安全感，然后才会对治疗师产生信任，这可要花上一些时间。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认为自己在临床实践中的职责是帮助人们促发成长，而不是把“成长”硬施于人。心理治疗师无法告诉求询者，他们要如何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创伤。这一点尤为关键。创伤的意义何在？在创伤后追寻意义，是人类的普遍倾向。但是每个人最后找到的意义都独一无二，只适用于他们自己。建立起新的世界观，归根结底还要靠创伤幸存者本人的努力。毕竟，这创伤只属于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治疗师也没有权力指导他们应该如何理解生活。对于创伤幸存者来说，他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各种可能的理解方式，然后选择出对自己来说最合适的那一个。

我们已经知道，采取趋近策略，积极面对压力情境和负面情感，能为创伤后康复带来很大帮助。但是心理治疗的过程并不总是如此有条不紊。在很多情况下，虽然求询者非常想要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却发现感情太过激烈，难以自持。因此，他们可能会选择收敛感情，直到自己做好准备。这样的波动犹疑在心理学临床治疗上相当正常和普遍。心理治疗师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帮助求询者掌握主动权，引导他们自行控制治疗进程的快慢。

许多研究向我们证明，心理治疗成功的关键在于求询者自己——要看他们个人的资质、应对能力、自我控制意识和决心。最好的心理治疗应该督促人们为自己的精神康复负起责任，帮助他们认识到，精神康复的主动权其实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当然，也有部分专业人士仍然习惯性地认为，成功的临床心理治疗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减轻压力，让人变得更快乐。要想改变学界这种已经过时的想法相当困难。治疗师自己首先必须放宽眼界，把心理成长视为一种独立、自发的精神变化过程，认识到每个人的成长都有所不同，不必用某些固定标准（比如心理幸福感提高，创伤后心理压力降低）来做统一衡量。

创伤幸存者应该去寻找这样一位治疗师：他能够和求询者坐在一起，耐心倾听他们诉说自己的创伤，以及为摆脱创伤阴影而做出的努力。最重要的是，这位治疗师在倾听他们叙述的时候，必须怀有一颗共情之心。与其拔苗助长，治疗师不如让求询者自己去感受内心成长的悸动，而不是对自己和求询者寄予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这明显有悖于创伤后成长的本意。

在经历过创伤之后，没有人会想听别人说教，说应该着眼于创伤事件的光明面；也没有人想要被指责态度不够积极。这绝不是本书想要传达给你的信息，也没有任何一位严谨的心理治疗师会向心怀巨大压力的求询者灌输这样的理念。在危机过去之后，人们可能会在自己身上发现积极的变化。尽管如此，他们可能要花点时间才愿意承认，这类变化确实代表了心理的成长。

年近30岁的马特在一家大型公司担任执行经理。那是他放假的第一天，他和妻子准备在家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周末，然后出门去拜访朋友。这时候他的母亲打来电话，说他的兄弟被人发现上吊自杀身亡。马特惊呆了。他后来回忆说，那天下午他和妻子一起驱车回到父母家。“是她开的车。我开不了车。”他告诉我，“我的两腿抖得像果冻。”一年之后，他仍然承受着不小的创伤后心理压力。他常常会突然想，如果他当时做点什么的话，也许就能阻止兄弟自杀。

虽然他并没有亲眼看到兄弟自杀的景象，但是他不断在头脑中想象。他也曾试着忘掉那可怕的景象，但是它始终纠缠不去。“你不能当它没发生过，因为它确实发生了。”他说，“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但他无法理解这件事。他的兄弟在突然之间撒手人寰，没有给他留下只字片语。直到今天，马特还对兄弟之死无法释怀。他还在努力挣扎，试图搞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经历这番变故之后，马特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他变成了一个更坚强的人。我注意到，他应对生活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生活的重心也悄然发生变化。他现在常去拜访年迈的双亲，比以前更为频繁。虽然开车过去路上要花很长时间，但是他现在认识到，几年之后他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和妻子的爱情也更加深厚笃定。我很高兴听他说起这些变化，他也感到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但是他内心的痛苦仍然太过强烈，他自以为没有“立场”承认自己发生了创伤后的成长。我绝不会让他压制自己的痛苦，强迫他把自己的变化视为“成长”。作为心理治疗师，这时候我不能给人乱贴标签，或者向求询者解释说创伤经验也可能给人带来好的东西。他还没准备好接受这样的信息。等他做好准备之后，他一定会告诉我，创伤对他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哪些好的影响。

敏感的治疗师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都很不容易，在创伤之后挣扎前行尤为艰难。他们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耐心，让求询者自己掌握前行的速度和方向。无论求询者去到哪里，他们都要一路相随——如果求询者注意到自己的心理成长，并且自己将其认定为成长，那么治疗师就可以从旁指引，让求询者把握住自己成长的苗头，或者换个角度看看，然后自己决定应该怎么办。

也有些时候，在痛苦中奋力挣扎的人们认为自己发生了创伤后成长，但在治疗师看来这只是他们的幻觉。这时心理治疗师可能很想介入干涉，把走偏了的求询者带回正轨。然而如前所述，就算他们认定的创伤后成长不过是自己的幻觉，有时候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应对方式。尽管求询者可能并没有真的发生成长，成长的幻觉却多少能帮助他们提升自尊，让他们重拾对生活掌控感，对未来萌生希望。

我们也应注意，积极的幻觉并不等同于真实发生的个人转变——要想发生个人转变，我们首先需要解决已知假设和创伤新信息之间的矛盾。在矛盾解决的过程之中，个人转变也将随之发生。那么，要怎样才能更好地达到这个目标？最佳策略似乎是我们提升自己的反省能力，卸下心防，积极面对创痛。治疗师如果能为求询者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感到自己的所思所想不但不会受人指摘，而且还会被人重视，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发生创伤后成长。如果治疗师发现求询者产生成长的幻觉就立即矫正，很可能就会打断成长的进程。

一定程度的积极幻觉其实再平常不过，而且与积极的心理功能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治疗师固然不应鼓励积极的幻觉，但也不必对求询者自我报告的真实性表示质疑。治疗师真正应该做的，是了解求询者的感受和经历。只有在求询者的成长幻觉太过强烈，甚至可能给他们带来伤害的时候，治疗师才需要介入调解。

创伤后心理幸福感变化问卷

创伤后心理幸福感变化问卷（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ost-traumatic changes questionnaire，PWB-PTCQ）可以广泛应用于上文提到的治疗，以检测求询者的心理治疗进程。PWB-PTCQ经过全新设计，可以解决现有问卷中存在的问题。治疗师可以通过PWB-PTCQ问卷来了解人们对自身变化的体会。它包含3组共18条问题，用于评估参与者的自我接受能力、自主性、生活目标、亲密关系、掌控感和个人成长。PWB-PTCQ的最高分为90。拿到这个分数的人，认为自己发生了巨大改变，比以前更能接受自我、更有自主性、活得更有目标、更重视亲密关系，对生活也更有掌控感。他们更乐于接纳新生活，更愿意接受成长。一般来说，得分超过54的人，可能已经发生创伤后成长。得分超过72的人，则发生了较高水平的成长。

在PWB-PTCQ上拿到最高分的人当然少之又少。我们在第3章提到的那位莎拉女士，她得到的总分是74，也就是说，她认为自己发生了很大的积极改变。她在自我接受、生活目标、自主性、亲密关系和个人成长上的单项分数最高，在掌控感上的得分较低。也就是说，她还有不小的前进空间。至于我们在第6章里介绍过的迈克尔先生，他的总分是76，和莎拉差不多，但是单项分数和莎拉很不一样了。PWB-PTCQ在追踪求询者的积极变化时尤其有用。治疗师在和求询者谈话的时候，可以拿它来打开话匣子，谈论他们发生的变化。

请想一想你在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阅读下列各句，依据创伤给你带来的变化为其打分。

5=比以前多很多

4=比以前多

3=感觉跟以前没什么不同

2=比以前少

1=比以前少很多

1．我喜欢我自己。

2．我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

3．我觉得我有生活目标。

4．我与他人有亲密、深厚的关系。

5．我感到自己能够控制生活。

6．我乐于接受新的挑战。

7．我能够接受自己，不只是我的长处，还有我的局限。

8．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9．我活得有意义。

10．我拥有共情之心，乐于奉献。

11．我可以处理好自己的责任。

12．我一直在努力尝试了解自己。

13．我尊重自己。

14．我知道什么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即使旁人都不认同，我也会坚持原则，不为动摇。

15．我感到我的人生很有价值，我会对某些人和事物产生重要的影响。

16．我遇到了真正关心我的人，我因此深怀感激。

17．我能够应对生活抛给我的一切，无论是欢喜还是厄运。

18．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新机遇满怀期待。

打分

把这18个问题的分数加在一起。

得分越高，你感受到的积极变化就越大。如果你的PWB-PTCQ总分高于54，就表示积极改变已经发生。如果总分高于72，就表示在你身上发生了很大的积极变化。

你还可以考察自己在心理幸福感各方面的变化情况分别如何。请按照下列分组，计算单项得分：

自我接纳：问题1、7、13

自主性：问题2、8、14

生活目标：问题3、9、15

亲密关系：问题4、10、16

掌控感：问题5、11、17

个人成长：问题6、12、18

我常会在治疗过程中，以两周一次的频率要求求询者填写PWB-PTCQ问卷，同时采用标准测量方法来评估他们的创伤后心理压力水平。为什么要定期填写问卷呢？如果他们问起，我会解释说，这是为了监督我们的诊疗工作。

乔治在想起过去某个创伤性事件时，常会情绪失控：当时他前往卢旺达参与海外救援行动，不幸被卷入当地的恶性暴力事件。我们最初相遇的时候，他已申请病假离职。在第一次谈话中，乔治在创伤后心理压力评估上的得分相当高（分数若超过35，就意味着此人有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而他的PWB-PTCQ得分显示，他没有发生创伤后成长（参见图7-1）。

我们在之后的7个月里，又进行了14次谈话，差不多每两周都要做一次PWB-PTCQ问卷（第7次谈话时漏掉了）。在第一次谈话中，我们重点讨论了创伤的影响，对抗回避行为的方法，还有在记忆被激发之后如何更好地控制情绪。我抓住机会，请他详述创伤事件的经过。起初他表现得相当犹疑。但在后来的几次谈话中，他逐渐向我透露出一点信息。刚开始时，他在讲述的时候抑制不住泪水和焦虑，但随着谈话逐渐深入，他在谈论创伤经历的时候已经不再表露出明显的悲伤情绪。

慢慢地，随着他的回避意识逐渐减少，他更愿意与我谈论创伤事件，直面悲惨记忆，详述事件经过……直到最后，回忆不会再给他带来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在第9次谈话时，他在各方面都表现良好，足以进行更深层次的谈话。他开始谈论海外救援经历给他带来的帮助。而完成PWB-PTCQ问卷正是把他导向正向思维的方法。这类积极心理学工具大大扩展了心理治疗的范畴，让人得以深入发掘自己的经验、能力以及对未来的希望。治疗师的任务，是认真倾听、深入理解求询者的内在体验。治疗师应当知道，一旦通往创伤后成长之路的障碍得以扫清，剩下的一切变化就会在人的内在激励之下顺势而生。到第13次谈话时，乔治的得分发生了巨大变化（参见图7-1）。那时他已经重新开始投入工作。几周之后，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检查诊疗效果。PWB-PTCQ问卷显示的各项变化都趋于稳定，他仍然留在工作岗位，而且表现很好。

图7-1展示的是创伤后心理压力和创伤后成长随时间变化的关系。一开始，乔治表现出高水平的创伤后心理压力，而丝毫没有创伤后成长的迹象。但在疗程结束的时候，这两个数值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创伤后成长的水平相当高，而创伤后心理压力则消失不见。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疗程的中间部分：乔治仍然承受着一定程度的创伤后心理压力，而创伤后成长的迹象也在他身上逐渐显露出来。创伤后心理压力和创伤后成长随时间变化的关系，与我们之前的论证一致。它们无不证明，在处理创伤经验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创伤后心理压力与创伤后成长可能同时并存。

新型疗法

大量与促发创伤后成长有关的新观念和新型治疗法正在不断涌现出来。其中之一是由英国临床心理学家保罗·吉尔伯特（Paul Gilbert）教授发明的“同理心训练”疗法（compassionate mind training，CMT）。CMT疗法对倾向于做自我批评、深感羞愧的人（在创伤人群中不在少数）来说尤其有效。求询者首先需要花点时间搞明白他们是如何自我批评的，这一步非常重要。经过这一步骤，他们会更加同情自己。CMT疗法要求求询者想象，如果他们的亲朋好友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他们会作何反应？将此反应与他们对自己的反应两相比较，人们就会认识到，他们对自己比对他人要苛刻得多。然后他们经过“同理心训练”，练习用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从而对自己表现出更多同情。这种内向性的同理心，将会对他们的心理幸福感产生超乎寻常的影响。

另一种颇为新颖的治疗方法是“叙事暴露疗法”（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它最初是为难民设计的，把“证言疗法”（testimony therapy）与“暴露疗法”结合在一起，旨在帮助创伤幸存者建立以时间顺序进行的个人陈述。求询者需要回忆自己的创伤经历，然后把支离破碎的记忆缀合成完整连贯的陈述。该疗法在其他人群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有研究显示，叙事暴露疗法能够促发创伤后成长。

心理治疗通常都以“治疗师——求询者”一对一的形式进行，但有时团体性治疗的效果也不错。在一项关于自杀者父母的研究中，参与者都是在过去5年里痛失爱儿之人。其中那些加入支持团体的父母，更有可能发生个人成长。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究竟是加入支持团体导致个人成长，还是个人成长让人想要加入支持团体？那些在很久以前经历丧子之痛的人，通常会在团体中扮演照顾者的角色。他们的悲痛期更为漫长，也许当年他们曾经受到他人的帮助，现在轮到他们来“回馈”于人。

如前所述，团体性治疗和其他心理治疗方法都能帮助我们理解创伤经历对我们自己产生的影响——我们只有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掌控未来。我们也确实能通过心理治疗了解到许多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东西。而促发积极改变的方式之一，就是讲述故事——不管是通过一对一治疗，还是集体治疗。

讲述故事的核心是善用“隐喻”。美国心理学会出版过一本指南，鼓励人们以隐喻的方式思考问题，比如把个人的心理康复过程想象成乘坐竹筏顺流而下。我认为这个隐喻特别有用，因为它巧妙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生命不能回溯，正如竹筏顺流而下不回头。

人们可能一心期望能重回过去的美好时光，当时尚未发生任何惊天动地的变化。一位女士曾经这样对我说：“就好像我坐在一列火车上。途中火车突然停了下来。我没有留在车上，而是走下车，在路边等另一辆车来载我回去。但后来我认识到，没有任何一辆车能往回走。我无法回头。这悲剧发生之后，一切就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样。没有什么为什么，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生命。你变了。你必须留在火车上。如果我们想要回头，我们就会卡在那里。事件既已发生，你便无法逃避。我们必须直面真实的人生，并从中学习。”

火车的隐喻也很有意义。它巧妙地把“想要回到过去”的愿望，变为更有意义的前行的希望。我常对我的求询者讲述这个隐喻，不过我也告诉他们，这个隐喻并不一定适合他们自己的情况。我在使用隐喻的时候十分谨慎，因为它们都是效力强大的魔药。治疗师要时刻警惕他们职业带来的潜在危险——他们面对的可是感情十分脆弱的人，后者很容易受到影响。

还有一个办法比治疗师使用隐喻更好，那就是帮助求询者找到自己的隐喻。玛丽曾经写道，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她就能好好照顾自己，促发积极变化：

另一件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是我有了自己的家。我在大约8个月前买下这个房子。它有3层楼（算上屋顶的话有4层），有一个放得下3张床的中层大露台，在后面还有一个朝南的花园，在夏天会开满美丽的向日葵！拥有这样一个家，让我获得了巨大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我把它看作我生命的隐喻。我在买下这处房产的时候，它的状况很糟糕，似乎被人弃置良久，每个房间都需要重新装修……但后来我修好了房子，我也修好了自己。

萨拉给我们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她小时候是在一个多山的地区长大的，那里常发生森林大火：

过去在我眼里，它（大火）只是毁灭性的灾难。但后来我了解到，它也会给我们带来益处。相信我，如果你看到什么东西被火焰团团包围，你绝不会想到“益处”这个词；就算在大火烧过之后，你也不会很快想到它。遭遇创伤事件之后，我们很难从中得到什么益处，我们只会留下“创伤”。但是，森林大火也是新生命的催化剂。新生命萌发于毁灭的灰烬之中。（森林大火）不会在短时间内给动植物带来好处。动物和它们的栖息地被大火吞噬殆尽，我们和我们的家园也一样。但只有通过自然的森林大火的洗礼，树木才能更加繁茂，栖息地才能恢复生态平衡。正如森林大火能够催化生命，创伤也能促发成长。但是，成长也必然伴随着伤痛。

森林大火虽然能促发生长（比如长出新的花草树木），但也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比如泥石流。泥石流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重新体验与创伤有关的声音、气味和其他感觉。我们在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抗争的过程中理解的意义和获得的力量，就是在森林大火后新生的动物和植物。

隐喻让人们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创伤事件的方式——把创伤事件与我们的过去和未来联系到一起。隐喻为创伤幸存者的新故事提供了脚本的大纲，让他们能够以讲述故事的方式，改写他们的人生。运用隐喻的方式之一就是“表达性写作方法”（expressive writing techniques）。它在过去20年中得到极大发展，为人们指出一条宝贵的创伤康复之路。

15分钟情感日记：表达性写作

20世纪70年代末，詹姆斯·彭纳贝克教授（James Pennebaker）开始研究情绪表达的治疗效果。他随机对800人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参与者在17岁前是否曾经历过性伤害。15%的人回答说是——这个数字本身就堪称惊人发现。但彭纳贝克教授并未止步于此。他还注意到，与其他遭遇相比，人在17岁前受到的性伤害更容易引发生理健康问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为这一谜题深深吸引，决定一探究竟。

他因此接受了《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杂志的邀请，在其读者群中进行调查。他设计了许多新的问题，共有24 000人参与调查。在所有回应者中，有22%的女性和11%的男性报告说，自己曾在17岁前遭受性伤害。与其他回应者相比，他们更有可能常驻医院、患上高血压和溃疡，或者产生其他生理健康问题。他似乎发现了点什么，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在之后的几年里，彭纳贝克教授又进行了更多调查研究。调查无不显示，创伤经验对人有害——但真正的转折点是，只有在人们刻意隐瞒创伤的时候，它才会变成侵害健康的毒药。

彭纳贝克是一位实验心理学家。他想，研究是不是可以把那些刻意隐瞒创伤之人请进实验室，让他们开口讲述秘密？他正是这么做的：他邀请学生自愿来到他在大学的实验室参与研究。根据抛硬币结果，学生被随机分为两组。第一组的学生被要求写下令他们感到烦恼或痛苦的事物——想到哪就写到哪，但一定要写出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第二组的学生则被要求写下与他们的情感无甚关联的东西，比如他们在之后几天打算做什么——只陈述事实，不夹杂感情。如此每次15分钟，连续4天，学生都要按照既定的主题进行写作。研究人员告诉他们，他们写下的东西都是匿名的，而且会被严格保密。他们在实验过程中必须连续书写，不必担心拼写问题，只要不停动笔写就好了。彭纳贝克的研究材料还包括大学健康服务档案。他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在后来的6个月里，情绪表达组（实验组）的被试光顾大学医务室的可能性，要比对照组小得多。事实证明，写出情绪来，是一件有益健康的好事。

这真是个惊人的发现！为什么每天写15分钟的情感日记就能让情况大不一样？彭纳贝克继续进行研究。他采集了被试的血样，送往实验室检查血液中的免疫标记物。彭纳贝克发现，从免疫系统攻击性来看，情绪书写组的免疫系统要比控制组强得多。他提出了一个可能原因：情绪表达写作能让人睡得更好，而优质的睡眠又能提升免疫系统功能。在之后20年里，关于情绪表达写作益处的研究越来越多：情绪表达写作能减少旷工、提升成绩，还能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更有学者发现，在现实生活场景中表达情绪，可以帮助失业的工程师更快地找到工作、减轻女性照顾者的创伤后心理压力、减少男性囚犯就医的次数、减轻偏头痛患者的痛苦、减少乳腺癌患者因为癌症去看医生的次数。

其中一个实验是这样的：乳腺癌患者被随机分为三组，实验为期三周。研究者要求第一组被试每4天都要花20分钟写下他们内心深处对自己患病经历的想法和感受（表达组）；第二组被试被要求写下患病给他们带来的积极影响（积极组）；第三组被试被要求写下与他们的病症和治疗有关的事实（事实组）。三个月后，与事实组的被试相比，表达组和积极组因为癌症而去看医生的次数相对较少。情绪表达写作不但能给人带来身体上的帮助，也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帮助。研究表明，表达组被试的心理压力水平最低——特别是对于那些回避心理本来就少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这很好理解。要求回避心理很重的人去探索潜藏在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这本身就会给他们带来极大威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认为情感表达写作对于回避心理较少的人来说尤为有效。）而对于回避心重的人来说，积极写作似乎也能起到帮助效果——这或许是因为，积极写作比自我剖析式的情感表达写作要简单。也就是说，表达情感和寻找积极影响都能改善癌症患者的健康。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一个解释是，生命难题常会影响人的情绪。而人在努力思索这样的问题时，常会受情绪影响而分神。这时候，写作就能帮助他们集中精力思考（同时还能深入发掘他们的情感）。但也许给人带来益处的并不是情感表达写作这个行为本身，而是我们如何表达情感。如果能在写作中大量使用积极词汇，比如“爱”、“快乐”、“关心”、“好”等等，效果可能最好。“我不快乐”和“我很难过”这两种表达方式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如果写作中使用了太多消极词汇，情感表达也不会给人带来益处。但如果消极词汇用得太少，效果也不会很好。所以说，创伤幸存者在情感表达写作中应该使用适量的积极和消极词汇。研究显示，一般说来，积极-消极词语使用率在3:1左右的人，都因表达性写作而获得了心理上的帮助。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多使用表达因果关系和深入思考的词也能带来好处。表达因果关系的词有“因为”、“原因”、“由于”和“影响”等等；关于深入思考的词有“意义”、“知道”、“考虑”、“理解”和“目的是”等等。这些词语都能帮助我们讲述故事，探索事件背后的意义。

我在本书中引用了很多求询者的故事，以此来支持我的观点。但是我隐去了他们的真名，也修改了故事的细节。有时候我甚至会请他们来读一读我的书稿。有几个人告诉我，看到自己的故事由别人写来，别有一番趣味。于是他们也开始尝试以旁观者的视角来记述自己的经历。莎拉女士就是这么做的。对她来说，以第三人称记述创伤经历，让她能够与创伤事件隔开一段距离，写下她在多年里一直避免提及的话：

创造故事，似乎能让我不再那么在意细节的准确性。我对创伤事件的记忆显然还是含糊不清。我当时几乎完全没有感觉……所有一切都让我感到困惑。有些细节我记得很清楚，有些部分我是事后从报告上看到的——当时我可能陷入了自己的世界里。若有人问我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可能仍然会想要逃避……似乎我每次开口讲述，都要重温一遍那可怕的遭遇。现在这是我第一次写下这故事。第三人称的视角似乎很有用，我也放松了不少。

但莎拉也发现，第三人称写作是个累人的活儿。“它也不全然是好的。我只不过写了一点，就已经累得不行。我觉得我可能会写得很慢。但我想，只要它不超出我的承受范围，不会对我产生什么其他影响，我还会坚持写下去，因为这么做是值得的。”确实如莎拉所说，人们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和速度来逐渐接近目标。但是不论他们的前行速度如何，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寻求某种方法，借助故事和隐喻来找到自己理解创伤的方式。他们可以选择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与亲朋好友交谈，每天记录自己的点滴反思，还有参加仪式和典礼等。

创伤后成长的动力，来自自己

心理治疗师在熟练掌握了上述知识之后，就可以帮助人们促发心理成长了。但是治疗师也必须保持警惕，在侦测成长迹象的时候不能为狭隘的思维模式所困。心理成长会给人带来更充实、更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可能会因此得到解脱、感觉良好，但成长的意义不仅于此。成长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对自己的个体生命、人际关系和生命存在，产生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心理学家的一大重要研究发现是，创伤后心理压力与创伤后成长可以并存，而且创伤后心理压力似乎是成长的激发器。与创伤后幸存者接触的专业心理治疗人士一定要了解这一点，从而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要想让治疗成功，治疗师须得将心理压力视为积极变化的前导，将创伤后成长视为治疗的核心议题。治疗过程要求心理治疗师拥有高超的技巧。治疗师的目标，不是“治愈”创伤幸存者，而是和他们一道想方设法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从一方面来看，人们倾向于讲述他们在此之前已经习惯讲述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定义了他们是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需要重新构建自己的故事，来适应创伤带来的新信息。故事重构必然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人们可以通过向他人讲述故事来获得关心和理解。如果他们现在讲述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对人言说过的故事，他们就更需要得到他人的关注和理解。通过向他人讲述故事，人们还能认识与自己有类似经历而且同样在谋求康复的人。这会给他们带来希望。

心理治疗师深明其妙。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求询者提供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安全环境。求询者可以大胆在此讲述（或复述）他们的故事，而不必担心遭到评判。随着治疗师和求询者的关系逐渐深入，求询者可以通过讲述发掘出新的意义，他们真正成为了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心理治疗的本质就是，在抹去过去人生故事的同时，重新书写新的篇章。这同样也是创伤后心理成长的本质。心理成长的过程，就是重新建立叙事性理解的过程：理解厄运如何改变我们。而厄运本身，也成为我们新的人生故事的基础。

讲述故事不仅于个人有益，其疗效还可能涉及社群团体，甚至整个国家。请想一想越战老兵、性虐待和性侵犯受害者，还有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吧！想想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给他们带来的帮助。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认可了他们的“故事”，让他们获得了重要的社会认同感，从包围他们的冷漠和疏远中解脱出来。

“真相调查委员会”和“战争罪行法庭”之类的公众团体和公众活动，也是推动精神康复的一大助力。它们成立的初衷本就是维护公正。它们保护了创伤幸存者的人格尊严，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最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在此找到同伴和支持者，找到改写人生故事的平台。他们可以通过参加这类团体或公众活动，让过去的人生经历变得有意义。

我在研究生涯中逐渐明白，对求询者不能拔苗助长。作为心理治疗师，我知道我无法改变他人。我能做的，是帮助求询者去了解他们自己。我可以与他们分享我个人的经验，可以提出建议。但是归根结底，只有他们才能决定自己要不要改变。也就是说，走向成长的动力来自求询者本人，治疗师对此无能为力。

可能有些创伤幸存者很难接受这个观念——如果他们的精神状况糟糕到极点，他们就特别期盼治疗师能伸出援手，“治愈”他们那已对生活绝望的内心。以鼓励成长型思维模式（growth mindset）为治疗手段的治疗师可能会发现，他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窘境：为了维持和求询者的友好合作关系，他们必须让求询者相信，自己能理解求询者的不健康的思维模式，否则求询者就会感到自己被背叛了。然而，治疗师要做的，不是随着求询者陷入不健康的思维模式，而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巧妙指引求询者，让求询者自发地萌生改变的愿望。

一般来说，所谓心理治疗，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让他们慢慢摒弃旧有的观念和目标，描绘新的精神世界。它还能帮助人们直面自己，直面世界的真相。人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参与心理治疗，但是我们无法选择创伤。创伤会如晴天霹雳般突然降临，把我们的精神世界撕成碎片。创伤给我们带来的“新信息”太真实也太有冲击力，与我们过去的认知太不相同，让我们无法忽视。这些源于自身的压力，都迫使创伤幸存者改变自我。

现在，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已经成为无数专业心理援助工作者的赖以谋生的手段。临床心理医生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提供收费服务，研究者埋头钻研创伤后应激障碍机制，医药公司积极研发新药物以治疗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关的心理疾病。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一大观念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可以说非常有用，因为它能让我们找出深受创伤折磨之人；但创伤后应激障碍概念也有坏处，因为它让我们难以认识到，创伤其实也是促发人生转变的转机。创伤后应激障碍就如同硬币一样，有着正反两面，我们对任何一面都应该留意。

对于那些深受创伤后心理压力折磨的人来说，专业援助可以帮助他们回到生活的正轨。专业援助能教给他们新的压力应对技巧，让他们学会控制焦虑，处理创伤给他们带来的心理问题。事实上，如果人们在经历创伤之后陷入回避性思维，就无法凭自己之力来处理他们本应面对的问题，那么寻求专业援助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他们还可能难以集中注意力，因此想不出自己该怎么办。虽然专业援助确实能帮助人们应对和控制自己的情感，但是论及创伤转变、理解创伤的意义，以及如何解脱、如何前行，还是需要当事人自己负起责任，决定自己该走哪条路，选择自己未来人生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