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6 真正的治愈来自自己的给予 创伤后成长之路
真正的治愈来自自己的给予
创伤后成长之路
我们都有自己应对心理压力的独门绝技。假设你在工作上遇到了困难：那是繁忙的一天，你的压力很大，生怕自己赶不上任务的限期，和你同一团队的同事脾气也越来越差。如果这次你搞砸了，就等于亲手毁掉了自己在公司的前途。那么，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分析下一步的行动？你会不会向同事寻求建议？你会不会收集更多信息，然后才做出明智的决策？你会不会走出办公室，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顺便考虑一下从别的角度看问题？你会不会在晚上喝点小酒，放松一下？你会不会看一档你最喜爱的电视节目，把烦恼都抛到脑后？
这些都是我们可能采取的应对压力的方法。从广义上说，“应对压力”指的是人在压力情境中可能采取的一切行为，以及可能产生的一切想法。心理学家曾经尝试解读人们应对压力的不同方式。向他人寻求建议、收集信息、出门散步、喝酒和看电视……人在面对创伤情景时选择的应对方法多种多样，绝不仅限于我提到的这几条。至于人们的应对措施是否真的能减小压力，则取决于当事人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概括来说，应对压力的方法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趋近性应对策略”（approach-orientated）——当事人将注意力集中于外部情境的变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另一种是“回避性应对策略”（avoidance-orientated）——当事人刻意回避外部事实，无视自己的情绪。
回避性应对策略人在经受心理压力或者创伤之后如何应对？这已经成为过去30年中心理学界研究最广泛的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心理学家发现的最普遍规律是：回避性应对策略的害处最大。经过前面几章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人在面对心理压力时有趋向逃避的本能。让我们再看一看维罗妮卡的例子吧！
圣诞节前，维罗妮卡购物归来，正开车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的女儿露丝坐在她旁边的副驾驶位。她们一路欢声笑语，车里还放着露丝一张CD的音乐。在她们前面好端端行驶的汽车忽然翻车。维罗妮卡感觉自己就好像在看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眼睁睁看着那辆车滚向路边、冲上围栏、车顶着地、完全翻转。维罗妮卡来不及踩刹车。她没能及时把车停下，她的车如出膛的子弹一般撞上那辆车的尾部。她说，从事件发生到人们聚集在车子周围，时间好像无限漫长，但其实只有几分钟。她一直晕晕乎乎的，头脑中一片空白，只听到有人问她怎么样，还能不能动。她看见女儿露丝撞在玻璃上，玻璃已经碎了一地。到处都是血迹，到处都是玻璃的碎片。
两天之后，露丝在医院死去，维罗妮卡和丈夫大卫一直陪护在旁。他们深深陷入悲痛之中。几天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维罗妮卡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她一遍又一遍回忆当时的情景。每一个白天和黑夜她都无法安然度过。她不断回溯，因为她自己正是当时开车带女儿走向死亡的人。她不断用“如果”来折磨自己：如果她当时开慢点，如果她更集中注意力，如果她们在离开商场前没有去咖啡店里坐一下而是直接回家，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很多人在经历创伤之后都会不断如此自问。但是，如果他们被侵入性的自责式反刍纠缠，就会变得更加消沉。因此，人们常会采用回避性策略，试图避免因为反刍而产生负面情绪。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维罗妮卡完全投入到工作之中，以此来暂时逃避痛苦。在白天的时候，她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繁忙的会议和大大小小的工作事务上，这让她能在无尽的痛苦中喘一口气。
事实上，适当的回避不无积极效果。它如同一层保护罩，在我们做好面对创伤经历的心理准备之前保护我们的精神世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在“9·11”事件过去后的第一个月里更常采用回避策略的人，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成长。但是在几个月后，表现出更大成长的往往是那些采取其他应对策略的人，他们更倾向于接受事实，积极重建假设世界。研究者因此得出结论：虽然从长期来看，回避似乎不能带来成长，但我们应把心理回避和生理回避区别对待。人们已经知道，回避或否认的态度，代表当事人无法理解发生的事件。他们虽然知道事件已经真实发生，但他们会说“我真不能相信”或者“那不可能是真的”。研究者推测，这类回避行为如果限制在某种范围之内也许对心理健康有益，因为它能帮助人们调节心理康复的节奏，让他们准备好以后再面对事件的真相，从而降低心理崩溃的可能性。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临终关怀先驱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Ross）和大卫·凯斯勒（David Kessler）这样说：“我们在属于自己的时间、以自己的方式体验失去的痛苦。我们拥有无上的恩典，那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拒绝，等到适当的时候再来梳理自己的感情。”
如前所述，回避行为也可能给我们提供帮助。我们不妨以癌症患者为例。患者拒绝思考可能的后果（比如死亡）有其特殊的适应性，因为它能让人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比如寻找治疗方法。但是人如果一味回避得了癌症的事实，就好像它不存在一样继续过日子，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影响，比如他会因此而不愿寻求治疗。
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人们在很长时间里都靠回避来缓解压力，他们面临的问题也越积越多。维罗妮卡和大卫就是如此。大卫日渐感到他们的生活分崩离析，因为她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而维罗妮卡无法和丈夫交流她的感受。沉重的心理压力折磨着她，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避免接触任何能令她回忆起那次事故的东西。她无法告诉别人自己满怀罪恶与愧疚——她用尽一切努力，试图把自己的感受掩藏起来。随着时间流逝，她和丈夫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维罗妮卡搬到另一个房间去睡觉，大卫也不知道她陷于回避的痛苦状态。他恳求妻子跟自己说话，他想要了解她的想法。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也是维罗妮卡试图回避的应激源之一。他的存在让她不断回想起女儿横死的悲惨往事。他问得越多，维罗妮卡就退得越远，直到完全封闭了自己的世界。
每天晚上她都会反刍。她开始靠酒精来麻痹自己的神经，给自己灌上两三杯葡萄酒，而以前她最多只喝一杯。她常常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状态很不稳定，甚至痛哭失声。几个月下来，大卫已经筋疲力竭。他不能理解维罗妮卡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就是不肯跟他说话。后来他们分居了，最终大卫提出离婚。对于维罗妮卡和大卫来说，这一切的起因是女儿的意外死亡。但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维罗妮卡的一味回避，而大卫也不能理解维罗妮卡承受的心理压力），才是导致他们感情生疏、婚姻破裂的原因。
如果维罗妮卡能早一点直面自己的情感，用“反省式的反刍”来替代“苦恼自责式的反刍”，如果大卫能对维罗妮卡的回避行为表现出更多的理解，也许两人的局面就会和现在不同。维罗妮卡和大卫都对创伤后成长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如何使心理成长。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除了徒增心理压力之外，没有任何结果。
像他们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我们若一味回避，就无法处理自己的问题，清理自己的情绪障碍。维罗妮卡的故事告诉我们，长期持续性的回避行为会造成恶性循环，让人在糟糕的情绪中泥足深陷。回避行为是我们通往精神康复的最大路障，它必将阻碍创伤后成长的进程，尽管回避是人在创伤之后常有的反应。
如果当事人不仅背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而且还感到当前的状况无法控制也无可改变，无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他们就更有可能用回避策略来应对压力。创伤如一把尖刀，剥开我们的保护外壳，揭露出我们生而为人的残酷真相：生命无比脆弱，死亡随时都可能到来。创伤把我们的本性完全暴露在自己面前，我们不只看到自己的长处，更能看到自己的局限。也许这会让许多人惊惧，他们不愿勇敢面对，还会试图同化新的信息。创伤把真相呈现于我们面前，但我们应对真相的方式往往是逃避。
趋近性应对策略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问题更加严重。人会竭力避免可能给自己带来心理压力的事物，麻痹自己的精神，以期从痛苦中获得暂时的解脱。这是我们都会做的事。但如果深陷“回避”的牢笼，我们就更不可能治愈创伤。这时候，我们必须转变策略，由“回避”转向“趋近”。趋近性策略包括直面事实、处理情绪以及换个方法来处理糟糕的境况。
趋近性应对策略又可分为两类，侧重点各有不同，一个关注于“任务”，另一个关注于“情感”。“关注于任务的应对策略”（task-focused coping）是指人在创伤之后采取实际行动解决问题。“关注于情感的应对策略”（emotion-focused coping）指的则是能协助我们处理和控制心理压力的策略。
｜关注于任务｜迈克尔·帕特森（Michael Paterson）就深谙趋近策略。他是一名北爱尔兰警察。在新婚后三个星期的一天早上，他前往贝尔法斯特市的一个高犯罪风险区执勤。当时他正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忽然爱尔兰共和军的火箭炮击中了他的路虎车，枪声随之响起。迈克尔身受重伤，命悬一线，被紧急送入医院抢救，随后转入重症监护室。他最终活了下来，但是他的右臂从肘关节上截肢，左下臂也被完全截去。
25年后，我和迈克尔坐在贝尔法斯特市大学城的一间咖啡馆里。我们周围都是些年轻的学生，他们有的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有的在用电脑写论文，有的在跟朋友闲聊，有的在喝卡布奇诺或拿铁。现在贝尔法斯特市年轻人的生活，与几十年前我跟迈克尔年轻的时候大相径庭。现在，这座城市夜晚灯光充足，夜生活更是丰富多彩。虽然它仍然常常见不到蓝天，但是我和迈克尔都满怀喜悦：北爱尔兰那段政局动乱、暴力频仍的黑暗岁月，已经成为往事。
迈克尔仍然记得1981年的情形。当时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双臂，但他没有一味伤怀，反而开始想象如何用假肢来开车。他知道，总有一天他能够再次开车上路。他也采取了同样的应对策略重整一片狼藉的生活和精神。离开重症监护室后，他开始接受物理治疗。那时候他就打定主意，要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开始进行“循环训练”（circuit training），尝试通过游泳来锻炼肌肉。他还定期去拜访一位心理学家，后者为他提供了进一步的心理支援。
迈克尔在遭遇横祸之后，通过“关注于任务的应对策略”重建了生活。研究此种策略的学者通过调查问卷来对人们进行评估。他们的问题包括：“我尝试集中精力，努力改变境况”“我努力思考下一步的计划”“我试着向他人寻求建议”。要特别强调的是，使用关注于任务的应对策略的人，通常也会发生更大的创伤后成长。
人们对自己境况的认知各不相同，也会相应地采取不同策略。有人认为，如果不做点什么的话，他们糟糕的境况就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他们会迫切地寻求变化，想要重新找回对生命的掌控感——这些人很可能会选择关注于任务的应对策略。也有些人认为，无论他们做什么，情况都无从改变——这些人更倾向于选择以逃避来应对心理危机。在我们判断自己的境况时，个人性格会起到很大作用，有人习惯于选择回避，有人则更愿意向困难迎头挺进，直面问题所在。
｜关注于情感｜人在经历创伤之后，往往会向他人寻求帮助。这种习惯性行为也许是生物演化赋予我们的另一个礼物：我们一旦受伤，就会退回社群的羽翼之下寻求保护。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向人倾诉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威廉·斯泰尔斯（William Stiles）认为，我们在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时，往往会想要对他人倾诉。这种需要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就像伤病感染会引发高烧一样。这是我们的心理进行自我修复的方式。
社会支持的作用不可小觑——不管这支持是来自家人、朋友还是专业人士。社会支持既可以为我们带来实际帮助，也可以提供情感支援。这正是压力沉重的人所需要的。每一个创伤事件幸存者都需要找到一位能专心听他说话的人。这个人还要能为他提供恰当的建议，在需要的时候快速伸出援手提供实际的帮助——最重要的是，这个人要能够满足他三个方面的基本心理需求。
与支持自己的人谈论创伤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把悲伤变为创伤后成长的动力。就像手可以把橡皮泥捏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交谈也能改变我们对自己经验的认知。我们可以通过交谈以更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发现新的视角，修正错误的看法，产生新的理解。社会支持能给人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人（可以倾听他们诉说、为他们提供支援的人较多），更可能发生成长。社会支持的最大作用，是鼓舞当事人重新为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
虽然我们常说，几乎任何一种社会支持都能给我们带来帮助，但是不管亲朋好友的初衷是多么好，如果他们采用了错误的方法，那么他们不仅不能提供帮助，反而会对当事人产生糟糕的影响。有时候我们只想要一个好听众，他们却老是给我们提建议；有时候我们只想安静地坐着，他们却在一旁鼓动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只想痛哭一场，他们却试图让我们不要哭；有时候我们只想被人理解，他们却总让我们觉得自己做错了事……这些所谓的“社会支持”，都不大可能帮助我们在创伤之后成长起来。
所以，社会支持也可能成为创伤后成长之路上的障碍，阻止我们采取积极行动治疗创伤。比如说，有研究发现，在感染HIV的男性中，有伴侣的感染者比没有伴侣的感染者更难接受事实或者适应新情况。研究者认为，其中原因可能是伴侣会增强他们的依赖性，让他们一直觉得自己是“生病的那个”。这会导致他们的社会功能变得更差，身体健康状况也变得更糟糕。
向他人寻求社会支持相当重要，这就是之前提到的“关注于情感的应对策略”。当我们需要改变境况时，能否采取“关注于任务的应对策略”就变得十分关键。而当我们完全被压力吞噬时，我们需要采取“关注于情感的应对策略”，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控制情绪。有许多关注于情感的应对策略都很好，比如进行锻炼、尝试放松、和他人谈论现状以及关注生活的积极面——那些生活中我们特别喜爱的事物。研究显示，我们有意识地进行此类思考，也能帮助自己应对压力。更热爱生活的人也会采取更多有适应性的应对策略。寻找生活中的积极面，能让我们重拾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自尊、对未来重怀期盼。
迈克尔告诉我，他在英国飞行员道格拉斯·巴德（Douglas Baader）的自传《翱翔蓝天》（Reach for the Sky）里重新看到了希望。巴德年轻时在一次飞行事故中失去了双腿，但他下定决心要用假肢再次走路。经过一次又一次坚韧不拔的尝试，他终于学会独立行走。他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的故事之所以鼓舞人心，是因为他对飞行有无比的向往：他想要再一次翱翔于蓝天之上。经过不懈努力，巴德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皇家空军的一名顶级战斗机飞行员。他是迈克尔的偶像。
迈克尔把关注于任务和关注于情感的应对策略结合在一起，帮助自己应对身体的残疾，更积极地面对未来的人生。现在，迈克尔已经拿到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他在贝尔法斯特市风景优美的郊外开设了一家心理诊所，专门帮助经历创伤之人恢复心理健康。几年前，他被英国政府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以表彰他为临床创伤治疗做出的杰出贡献。迈克尔的故事，让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名言：“经验不是一个人的遭遇，而是他如何面对自己的遭遇。”
我们在实行关注于情感的应对策略时，还需要动用自己的情商。“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指的是：
• 察觉情感
• 以情感来协助思考
• 理解情感，了解与之相关的知识
• 自发地控制情感，促进情感和智力成长
如果深谙情绪表达之道，我们采用关注于情感的应对策略也会更为有效。在向亲朋好友诉说自己的感受或者寻求帮助时，要选择适当的表达方式，否则只会把人赶跑。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处理情感问题方面得有点聪明才智，才能很好地向他人表达自我；我们也要知道自己能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一项关于遭受压力和创伤人群的调查研究。研究者邀请参与者完成问卷，以测量他们的创伤后成长水平。他们同时还测量了另外两个变量：情感表达和情商。研究者发现，在情商和情感表达上得高分的人，创伤后成长水平也最高。
因此，我们必须合理运用自己的情商，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应对策略。比如说，如果你有支持自己、愿意耐心倾听的朋友，表达情感就能给你带来很大帮助；但如果你周围的人不是爱好批评，就是自己也消沉，要么就是根本不感兴趣，那么你在跟他们谈完之后，仍然会怀有罪恶感，感到自己受人责怪，比以前更为难堪。所以，我们需要分辨出谁是我们可以敞开心扉相信的人；我们要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如果谈话会涉及人的基本情绪，这一点就尤为重要。基本情绪包括：恐惧、愤怒、生气、羞愧和内疚。我们在处理这类情绪时需要特别小心，不然就会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形成恶性循环，使问题更加严重。有时候，我们虽然明知道糟糕的情绪只会对自己有害，但就是无法控制自己。愤怒和生气对我们精神世界的破坏尤其严重。我们需要知道，自己该在何时放任情感，该在何时让理智插手干预。比如，迈克尔后来真诚地原谅了那些应该对他所受的伤害负责的人。他甚至还亲身参与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的咨询会。试想，他如果放任愤怒充满内心，那么就不大可能做到这些事，更不可能取得如今的成就。
如果说一定程度的情商是关注于情感的应对策略获得成功的前提，那么那些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有人搞不明白自己的感情，更别提把它描述出来了。他们难以区分身体的不适和情感的不适，也缺乏语言想象力。这种情况被称为“述情障碍”（alexithymia）。述情障碍的英文来自希腊语，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感觉”。述情障碍者虽然能够体会到某种情感，但是无法向他人解释出来。他们不能用自己的话深入、详细地描述自己的感觉，只会使用“失落”或者“烦扰”之类的词简单描述。
述情障碍本身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一旦遭遇厄运，述情障碍就会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麻烦。在述情方面有障碍的人常会把心理不适当作身体问题，比如疲劳、不舒服、脖子疼等。虽然他们也试图从亲朋好友那里寻求帮助，但是他们获得的帮助可能非常有限，难以支持他们治愈创伤。
研究显示，与采取回避性应对策略的人相比，积极采取关注于任务和情感的策略的人恢复得更好。他们向研究者报告创伤后成长的可能性也更大。简而言之，要想成功应对心理压力和创伤，人就必须学会随机应变。就好像骑自行车一样，你要知道何时该抬脚，何时该踩下踏板，何时该刹车。应对创伤也是一项需要学习才能掌握的技能。
随机应变面对创伤如果你不知道该采用何种应对策略，不妨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他们会为你提供不少行之有效的建议，比如进行放松练习，学习新的思考方式，以及学会监控自己的焦虑情绪。2006年，研究者调查了一个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的认知-行为压力监控训练。参与者都是刚被诊断出早期乳腺癌的女性患者，她们均已接受过手术治疗。该训练项目历时10周，旨在减轻这些女性的心理负担，向她们传授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应对策略，加强她们的社会支持网络，破除关于乳腺癌的迷信，让她们进行放松练习，对未来重燃希望。当然，她们也能在互相支持的小组环境中坦陈心迹、表达情感。大多数参与者都觉得，这个项目为她们带来了很大帮助。9个月后，她们向研究者报告说，自己现在更不容易陷入低落情绪，甚至已经开始体会到创伤后的心理成长。从训练项目中受益最大的，往往是那些在项目开始时态度不那么乐观的人。恰恰是对项目较不乐观的人（她们认为情形已经失控，所以采取消极态度，索性放任不管），经过训练之后提升了自己的应对能力，在心理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还有另一项同样针对乳腺癌患者的团体训练项目，历时20周。参与者在每周都要花90分钟与人讨论她们的经历、她们感到的威胁和不确定性，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她们还会学习新的应对方法和放松技巧。在训练项目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参与者都报告说，自己发生了创伤后成长。在遭遇生理性创伤（比如罹患癌症）之后积极锻炼身体，也能促发创伤后成长。研究者凯特·赫弗伦（Kate Hefferon）专门探究锻炼身体给乳腺癌幸存者带来的影响。她发现，锻炼不仅能帮女性恢复体力，还能让她们对自我产生新的认知，感觉自己能够再次控制自己的身体，再次参与到“正常活动”中去。这些理由都能吸引女性积极参与锻炼。赫弗伦还认为，锻炼之所以会带来很大帮助，是因为它能分散人们的注意力，阻止人们对自身疾病不断进行自责式的反刍。
在进行创伤康复时，我们也要懂得“随机应变”。也就是说，我们要能根据情况的变化选择不同的应对策略。而不懂得随机应变，指的是不管情况如何，我们都一以贯之地采取相同策略，这显然缺乏适应性。我们常常会陷入思维定式，很难退一步思考自己选择的应对策略究竟效果如何。但也有些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抓住同一应对策略不放，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方法可选。所以，要想做到随机应变，我们首先需要掌握多种不同策略，从而在时机到来之时做出适当的选择。
如前所述，应对策略的形式不拘一格：我们可以以积极的方式重新理解遭遇、转移注意力、向他人表达情绪、寻求实际支援、计划未来、反省自己、接受现实、积极锻炼……但是每一条应对策略具体疗效究竟如何，还要看它是否适于我们当前面对的情况。
心理学家使用“应对功能尺度量表”（functional dimensions of coping scale，FDCS）调查问卷，来研究不同应对策略的疗效。他们会让参与者报告自己曾用何种活动或想法来应对创伤事件。参与者提供的答案包括：和朋友进行深入讨论、退后一步看问题、自我放松或冥想、保持忙碌……最后，参与者还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 是否能帮助自己控制创伤事件带来的沮丧感
• 是否能帮助自己处理问题
• 是否能让自己转移注意力，不去处理问题
参与者写下他们的答案。此项研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客观衡量每个应对策略的效果。某条应对策略究竟是否有效，还要看当事人对自己境遇的看法，对自己应对策略的评价，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宗教能让人找到生活的意义，所以刚刚离婚的人可能会发现，祈祷能给他们带来帮助。但如果他们乘船出海而海水正逐渐灌满船舱的话，同样的策略就没什么效果了，这时候人们就应当采取更关注于任务的应对策略。
成功应对危机的关键，说到底还在于我们随机应变的灵活性。懂得随机应变的人，不但更有可能战胜困难，而且更能处理自己的糟糕情绪，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如前所述，我们可以采取的应对策略多种多样：与人谈论问题、寻求支持、转向宗教……这种种策略能给我们带来帮助，因为它们都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创伤经历，换个视角看问题，并且寻求新的解决之道。这些新习得的策略，最终都能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新的认知。
然而人们在应对压力时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各不相同。比如有的人会严格限制自己的情绪表达——虽然适当地表达情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心理学家用“情感表达态度量表”（Attitudes Toward Emotional Expression），来测量情绪表达的人格特质。参与者被要求阅读下列4个语句，并分别打分，表示同意与否：“我认为，人无论何时都应该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我认为，人不应该拿自己的问题去烦扰别人”；“我认为，表达情绪是软弱的标志”；“我认为，个人的感受不可能为外人理解”。对上述语句表示赞同的人，在情感应对方面表现出的灵活性较差。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他们也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反观自身，我们对情感表达究竟怀有何种态度？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了解的事。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将来我们必须对抗创伤之时，我们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很可能会成为给我们引航的灯塔。
创伤后成长皆在自身创伤后心理压力可能会成为创伤后成长的引擎。但经历创伤之人要想促发成长，必须采用积极的应对策略，来把自己引上正途。但是没有一种药能医百病，也没有一种应对策略堪称万能。如前所述，成功应对创伤的关键，是个人的灵活性——不管压力和创伤带来的麻烦如何变化，我们都应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来选择应对策略；如果发现某种积极性的应对策略可能行之有效，我们就要大胆采用。
首先，创伤幸存者必须明白，他们未来的生活走向如何，责任不在别人，而在自己。本书第3章里提到的那位遭遇枪击事件的莎拉女士告诉我，她每次从惊梦难眠的一夜醒来之后，都会去看她孩子的照片：
在寂静的清晨，我独自盯着他们的照片，开始啜泣。低声哭泣的时候，我听到了真正的智慧的声音。我相信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我内心的声音，来自最了解我的那个自我。但有时候，这个声音被我们屏蔽掉了。我知道，没有人能来改变境况，没有人能拯救你，没有人做得到。你要获得拯救，只能靠你自己，找回自己的力量。我意识到，只要我还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我的家人就都是受害者。我会把自己的焦虑传染给他们，夺走他们的欢愉，夺走他们对世界积极的期望。我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关键中的关键点。我要么选择放弃，要么选择继续生活。我需要为我的家人活下去——后来我更认识到，最重要的是，我要为自己活下去。
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把自己引向恢复和成长之途，是我们在面对创伤后心理压力时要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维克多·弗兰克尔认为，这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和殒难者的区别——换句话说，幸存者之所以能够幸存，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怀有对未来的希望。即使是在死亡集中营这样可怕的环境之中，我们也都有能力决定自己将要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可以选择坚守自己的人格尊严。正如弗兰克尔所写的：
人最终需要自己做出决定。不管他个人的才能和身处的环境如何，他都会成为自己决定要成为的人。在集中营里，在这个现实版的人格实验室和试炼场，我们亲眼看到，有的同伴表现出丑恶和下流，有的人却像是圣徒。每个人都可能向这两个极端发展。但我们究竟走向何处，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手里，不在环境。
弗兰克尔这番话让我们认识到，决定我们作何反应的，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悲剧，而是我们从悲剧中寻得的人生意义。特里·韦特（Terry Waite）就很明白这个道理。1980年，他作为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特使前往伊朗谈判，成功解救了多名人质。1987年，他来到黎巴嫩的贝鲁特，以确保伊斯兰圣战组织释放另外几名人质。他在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同意与绑架者见面，但是绑架者撕毁了先前的约定，把他也扣为人质。直到1991年，在经过了长达4年的单独监禁之后，他才最终得到释放。他曾经被锁在暖气管上任人殴打，还曾被执行模拟枪决。“我在被释放的时候说了三句话：不后悔，不自怜，不伤感。我试着把这段艰苦岁月看作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个人都会受苦。如果你尝试去减轻苦难，它就不会给你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如果你能把苦难视为财富，它就会成为鼓舞你前行的积极的力量。”
讲述新的故事生命的意义，不是任何人或事物能够给予我们的，它是我们给予自己的东西。我们通过讲故事来了解生命的意义。人类是天生的故事讲述者。我们出于本能，会自然地把自己的经历编入故事，以此来了解生命的意义。我们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来理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故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框架，以容纳我们新的经验。我们一生都与故事脱离不了关系。小时候，我们会听父母讲述睡前故事。后来，我们会看电影，听广播，阅读小说和报纸。我们也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回到家后，会对伴侣讲述我们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我们也同样听伴侣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在与他人交流时，会对彼此的故事表示肯定或怀疑。我们的故事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它还能根据我们对自己和过去经验的看法，帮助我们梳理思想、感情和行为。
从社会层面上看，故事也无处不在。想想那些关于越南战争的故事吧！它们改变了战场归来的老兵对于创伤的理解。根植于文化的故事，也改变了我们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文化传统还告诉我们，哪些故事可以讲述，哪些则不能。宗教对于讲述故事来说也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创伤发生之后，讲述故事固然会加重我们的痛苦，但也会为我们经受的苦难找到意义。
真正精妙的语言，拥有将一个国家的人民凝聚在一起的伟大力量。想一想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表的那番激动人心的演说吧！毫无疑问，他的话使人们面对战争更加坚韧：“有什么坏招你（希特勒）尽管使出来，我们会竭尽全力打败你！”还有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那句常被引用的话：“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要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们也许说不出这种能激荡亿万人心的话，但我们也能用语言为自己创造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目标，指引前进的方向。
我曾在上一章中说，创伤会打断我们既定的人生故事。我们在过去建立起来的假设世界——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我们在世界上的归属和我们对世界的期望——无不为之动摇，甚至完全颠覆。我们不禁自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不是那个我认识的自己……我到底是谁？”创伤确实会改变我们过去写下的人生故事。而这些故事，正是曾经我们确立自我的基础。所以在创伤之后，我们常会感到失掉了自我。我们唯有通过讲述新的故事，才能重建自我认知——重新理解自我，理解我们在世界上的归属，理解我们对世界的期望。
我们讲述的故事，不仅能反映出我们自己的性格，还能反映出我们身处的文化。不同文化看待世界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强调社群意识，有的看重精神和宗教，有的则重视个人责任。无论这些主流意识以何种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在寻找生命意义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它们的影响。
经受创伤之人，常会受到痛苦记忆的折磨。但他们不能像回放录像带一样，想起事件发生的完整始末。努力回忆的过程，往往充满痛苦；回忆起来的零星片段，也经过了种种修改。回忆无济于事，人们必须要学会解读创伤。他们最终会记住的，不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而是自己对创伤的解读。通过讲述故事，人们首先会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然后他们就能在此基础上理解创伤的意义。我们所处的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集体讲述故事、收集回忆的舞台——比如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15)和美国华盛顿的越南战争纪念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各种社会性的纪念日，为什么宗教仪式和典礼活动对创伤幸存者来说如此重要的原因。
说到底，我们都会从自己的经验中寻找意义。一旦我们找到意义，它就能给我们带来前行的力量。维克多·弗兰克尔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位年长的医生在妻子去世两年之后，仍然沉浸在悲伤之中不可自拔。弗兰克尔问他，如果他先于妻子死去，情况又将如何？老医生回答说：“那真是太糟糕了！她一定会痛苦极了。”弗兰克尔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她现在就已经得到解脱了。但是她解脱痛苦的代价，是你必须承担苦痛。”这是对丧亲之痛的一种全新的理解。老医生和弗兰克尔握手告别。他在离开弗兰克尔的办公室时，为自己的人生和承受的苦难找到了新的意义。
我们通过向自己讲述故事，来理解我们的人生，建立我们的价值观。讲述故事让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而非那样的生活。通过讲述故事，我们增强了自己控制记忆的能力，缓和了现存的假设世界和创伤带来的新认知之间的矛盾——要么“同化”，要么“顺应”。
所以说，人会在三个层次上应对创伤：第一层是讲述故事——通过讲述故事来理解自己的经历。第二层是应对策略——据自己的经历来选择合适的应对策略。第三层是人格——人格不但能帮助我们选择合适的应对策略，还会受此影响而发生改变（参见图6-1）。
图6-1 应对创伤的三个层次
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梅肯鲍姆（Donald Meichenbaum）教授的开创性研究证明，讲述故事是应对策略得以发挥作用的必经途径。他在这方面做过的研究包括：我们究竟对自己或别人讲述了什么？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如何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比如，如果我们讲述的故事不断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我们是受害者，我们在精神上被完全击垮；世界是不安全的，万事万物都不可预测，没人可以信赖……讲述这样的故事的人，心理压力水平通常也较高。而有些故事能给人生带来意义和希望——我们不再是“受害者”，而是生存下来的“幸存者”，甚至是经过创伤洗礼而更加坚强的“成长者”。这样的故事，通常会带领我们走向创伤后成长。
我们对自己讲述的故事，会“自然而然地在我们头脑里生根发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我们的人格——首先改变我们的自我叙述（我们自己陈述的人生故事），然后会改变我们的个人目标、价值观和看重的事物。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讲有益于自己的故事呢？创伤后成长的最大特点是，它会修改我们的人生故事、目标、价值观和看重之事。而我们的人格特质（比如外向或者神经质），也会在这三个层次上施加影响，使其彼此协调。
对于第5章里的简女士来说，对抗乳腺癌的斗争迫使她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价值观，在不同层次上进行自我协调。她因此知道了什么是她最感兴趣的东西，什么是她生命中最重要之事。她以这种方式让自己的人格更为统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创伤后成长会让我们更贴近于心中那个真实的自己。
所以，在我们谈及创伤后成长时，我们谈论的不只是如何应对创伤和压力，或者如何谈论自己。创伤后成长的真正意义在于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创伤后成长的影响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每天早晨醒来，将如何迎接新的一天；我们如何刷牙，如何穿鞋……它反映了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还有我们在世界上的归属。因此我们可以说，创伤后成长其实深植于我们的人格。
创伤后成长因我们的心理压力和对自己讲述的故事而发生。这一认知过程推进的速度，受到我们的人格、应对策略和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三者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对于有些人来说，创伤后成长过程会受到强烈情感的阻碍，认知的车轮并没有驶入正轨，而是被引向深渊。如果人们纯以悲剧的形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他们的人格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如果他人在有意或无意间激起我们的愤怒、怨恨或挫败感，这些强烈的感情很容易就会让我们做出破坏性的行为，比如报复。我们也会变得特别有攻击性或防御性，并就此关闭自己的情感之门。
但是，对大多数创伤幸存者来说，他们都会发生成长——哪怕只有一点点。如果我们能够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这一点点的成长也会逐渐变大，最终大大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促发成长的关键是，我们要知道该对自己讲述什么样的故事。我们需要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强调积极的变化，以实际行动来改变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