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街道上，26条狗眼露凶光，在城市中狂奔，惊慌的人群四散奔逃。它们径直来到你的窗下。你透过窗户向外张望，一双双明黄色的嗜血的眼睛正在盯着你。
这个可怕梦境是金球奖获奖影片《与魔共舞》（Waltz with Bashir）的开场。我们跟着导演阿里·福尔曼（Ari Folman）的镜头来到这样一个夜晚：阿里与一位久别重逢的旧友在酒吧交谈。朋友对他讲述了这个不断重复出现的噩梦。朋友说，这梦境的源头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黎巴嫩战争时期。当时他是一名新入伍的以色列年轻士兵。在一次行军时，指挥官命令他射杀一个村庄里的所有的狗，防止它们向敌人报警。那次他一共杀死了26条狗。现在它们都回来找他了，在每一个可怕的夜晚，一次又一次。
阿里听了朋友对梦境的描述，不禁开始回想自己的军旅生涯——但是他想不起来，他不知道自己曾经发生过什么。他到底忘记了什么呢？《与魔共舞》讲述的正是他努力唤醒记忆的故事。他开始约见当年的战友，谈论他们的经历。当然，他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梦境。
过了很久之后，阿里的记忆才逐渐从心底浮现。那是一段多么痛苦的经历啊！简直令人无法承受——也许这般痛苦的回忆，只应存在于被遗忘的国度。但是阿里知道，如果他想要修复精神的创伤，就必须把记忆从遗忘之界召唤出来。《与魔共舞》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了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冲突。对于带着创伤生活的人来说，这是真切而痛苦的事实。
创伤幸存者通常无法完整回忆起自己的创伤经历，连缀成一个完整连贯的故事。失忆可能从创伤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之后还会持续很久。他们试图拼凑出事件的全貌，但能够回忆起的只是零星的碎片、杂乱的念头和混乱的感觉。
在正常情况下，大脑的认知过程总是遵循逻辑的。在我们讲述故事、储存记忆和理解意义的过程中，活动记忆被转存为长期记忆。认知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从头到尾顺畅、自然。
但是一旦创伤发生，负责记忆和语言的大脑区域可能会停止工作。如果我们事后试图回忆创伤，就会发现记忆变得七零八落。记忆碎片缺乏连续性，而且看起来全然没有逻辑。一位男士曾经向我这样描述他的记忆：“几秒、几分钟和几小时发生的事全都混在一起，完全分不出来。”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回忆常常支离破碎，这是因为它们都被储存在“短期记忆”之中，等待创伤过去之后再做进一步的处理。因此，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记忆，会随时间流逝而消退；我们对创伤的记忆，则会在头脑中盘桓不去。
创伤引发的记忆问题可能持续数年之久——除非创伤记忆从短期记忆中移出，转存为长期记忆。但要想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首先关闭自己的心理警报系统——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种是自我调整，不断提醒自己创伤事件已经过去；另一种是接受心理治疗干预。与此同时，负责叙事处理、记忆储存和意义理解的大脑区域需要被再度激活，才能让创伤记忆归档。
但我们不能只着眼于神经生物学过程，它并不能回答我们关于人类应对创伤的全部问题。应激反应和神经回路无疑会对我们的生命活动和思想感情起到支配作用，但对于创伤后成长来说，另一种我们人类独有的特质也同样重要——那就是我们反思与谈论创伤并最终做出阐释，由此成长的能力。如果失去了这样的能力，我们就很难治愈心伤。所以，我们不能只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创伤后成长。我们还必须知道，心怀期望与审慎思考，都将在创伤后成长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创伤后心理压力也会变为我们成长的引擎。
抚平心理创伤的5个阶段我们要将注意力从神经生物学转移到人类行为研究上来，就不能不提到马蒂·霍洛维茨教授（Mardi Horowitz）。他是创伤研究领域的世界级顶尖专家，他把人类抚平心理创伤的过程划分为下列5个阶段：
• 痛哭（outcry）
• 麻木和抗拒（numbness and denial）
• 入侵式回忆（intrusive re-experiencing）
• 理解创伤（working through）
• 抚平创伤（completion）
然而这5个阶段不是固定不变的，并非所有人都会照此顺序走完自己的心路历程。有人可能会跳过其中几步，或者代之以其他途径。霍洛维茨教授的理论最为人称道之处在于，他为我们了解创伤康复背后的心理过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
很多人在经历创伤之后，都会立即进入霍洛维茨所谓的“痛哭”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人常会惊惶不安。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女士琳恩，她当时刚好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
有一天，她在结束漫长的工作之后终于能回家了，却赶上糟糕的交通。最终走进家门时，她已经筋疲力竭。她把挎包扔在门口，径直走向冰箱，给自己倒上一杯酒。这时她才发现丈夫还没有回家，家里出奇地冷清。她打开取暖设备，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但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她走进厨房，发现桌上有张字条，是丈夫留给她的。他说，他曾经是那么爱她，但他不能再继续维持这段婚姻了，他爱上了别人。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搬走了。
琳恩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她觉得脚下的地板忽然张开大口，她的心脏开始狂跳，她甚至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心脏病发作了！——这让她吓坏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琳恩一直像母亲腹中的胎儿一样蜷缩在床上，有时流泪痛哭，有时大声尖叫。她不能相信自己和迈克尔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我甚至都无法站起来。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在那几天里，我一直昏昏沉沉的。我无法相信这一切。有时候，我会长久地坐在那里，眼光呆滞，盯着一片虚空；有时候，我会忽然想起，他离开我了。”
“痛哭”阶段过去之后，与创伤有关的想法、影像和记忆，会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它们是如此令人沮丧，以致大脑会自动开启防御机制，将它们挡在意识之外。于是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阶段：“麻木和抗拒”。
麻木和抗拒，是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有人在回忆创伤事件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自己在演舞台剧，而另一个自己从远处冷眼旁观；又或者如同做梦一般。上述反应都是我们在面对巨大心理压力时的自我保护方式。自我保护还表现为感情麻木。正如一位女士所说的：“我感到自己心如铁石。我把自己的内心完全封闭起来……在周围筑起一道耶利哥之墙（walls of Jericho） (11)。对我来说，这是应对创伤的唯一方式。”
有时候创伤事件给人带来的打击实在太大，以至于早在痛哭阶段之前，有人可能就已经开始抗拒事实。在《我还活着》（I Am Alive）一书中，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基蒂·哈特（Kitty Hart）这样描述自己刚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表现出的抗拒：
我耳目所及的，只有尖叫、死亡和喷着浓烟的焚尸炉。黑沉的煤渣和焚尸的气味充满空气……这就像是一场可怕的噩梦。过了好几个星期以后，我才能真正相信这发生的一切。
但是，抗拒和麻木（更常见的说法是“回避”）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就算我们能暂时将记忆封闭，不让它流入认知，但我们的记忆实在太过强大，它总有一刻会突破封锁。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压制记忆，不去积极处理，总有一天它会把我们的意志击溃。研究显示，如果我们刻意压制负面感觉，反而可能会提升它出现的频率——这就是所谓的“回跳效应”（rebound effect），也就是霍洛维茨所说的第三阶段：“入侵式回忆”。
研究者把回跳效应比作一个不受欢迎的室友。假设某栋公寓楼里住着一群租客，他们集体同意将其中一个房客赶出去。有一天，他们趁这个不受欢迎的家伙出门的时候换了外面大门的门锁。他回来后发现进不去了，于是用力敲门。门里的人则装作没听见。他怕自己的动静不够大，就越发用力，但这样也没用。最后他敲累了，坐在门前台阶上睡着了。其他房客听见外面安静下来，都认为他已经走掉了。但是过了不久，敲门声又重新响起，而且比以前更大了。不久后门外又归于沉寂。其他房客心想：这下可好了，讨厌的家伙终于走掉了！但是安静并没有持续太久，那个不受欢迎的房客突然打破窗户冲了进来！回忆是痛苦的，但如果我们不想让回跳发生，就必须勇敢直面。
人们常会在抗拒和入侵式回忆这两个阶段之间来回摇摆。大多数人都能鼓起勇气，尝试把与创伤有关的信息存入长期记忆，但是这个过程实在太过痛苦，一次只能完成一小步。想起一点，就忘记一点——这就是所谓的“理解创伤”。
“理解创伤”阶段开始之后，人们似乎把自己的感觉隔离起来。他们就好像化身成为旁观者，从远处遥望自己经历过的创伤事件，或者仿佛身在梦中——也许大脑是在通过这种方式调节创伤压力，不致一时之间给人造成太大冲击。我们不断努力理解创伤的同时，先前的抗拒心理和入侵式回忆逐渐褪去。于是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抚平创伤”。储存在短期记忆中的创伤回忆，在此阶段终于被转存为长期记忆。
大多数人都能成功度过回避和入侵式回忆阶段，但有人在最开始的痛哭阶段就卡住了，也有人卡在了回避或入侵式回忆阶段，或是在二者之间来回摇摆。人们难免会为此感到烦恼和恐惧，如果他们不明白自己出了什么状况，困境只会更加严重，人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要发疯了。霍洛维茨教授的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到，创伤后心理压力其实是一种正常而自然的认知过程，人需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理解创伤、整合记忆。
｜情感行李箱｜我有时会向前来寻求帮助的咨询者解释霍洛维茨教授的回避与入侵式回忆阶段理论。为了更好地表达其中奥妙，我通常会作如下比喻：人在经历创伤之后，思想和感情都被立马塞进行李箱，迅速带离创伤现场。但是，行李箱若打理得不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崩开——特别是“敲门”事件发生的时候。经受创伤之人会刻意回避痛苦的感觉、想法、影像和梦境，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实在太难以忍受了，他们只想牢牢扣住行李箱，不让里面的东西跑出来。但要让行李箱永远紧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要想抚平创伤，就必须把情感行李箱打开，然后重新整理打包——这是接受并理解自己创伤经历的必经之途。我们必须知道，有些事情无法回避：我们不可能切断与创伤的全部联系，虽然我们一心期望如此。重新打包能使我们摆脱掉一些东西，比如罪恶感和愤怒，并且重新理清一些东西。在此之后，虽然我们依然带着这行李箱，但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时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虽然打开箱子和重新打包的过程必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但我们会越来越驾轻就熟，痛苦也会越来越小。
创伤幸存者们终将发现，他们虽然必须一直提着行李箱，但已经不用再时刻担心它会突然崩开。他们甚至可以在任何时候打开行李箱检查里面的东西，而不致产生太大的心理负担。行李箱“崩开”的频率也会越来越低，不再如之前那般令人烦恼。它变得越发轻便、越发安全——原先在里面装着的某些特别沉重的东西，已经被我们消耗掉了。行李箱里究竟装了什么，需要创伤幸存者开箱整理重装？那就是我们的思想、信念和假设。
创伤摧毁假设世界创伤事件总是突然到来，不可预测。不仅如此，它还与我们的世界观背道而驰。我们在内心深处都默认坏事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所以亲身面对最糟糕的境况时，我们关于世界的假设以及对自己的定位必将受到巨大的冲击。英国童书作家和插画师安东尼·布朗（Anthony Browne）在小时候失去了父亲，那是他前半生受到的最大打击。后来他曾撰文回忆当时的情景：
爸爸在修水管的时候忽然倒下。他倒下的过程似乎相当漫长。他全身痉挛着躺在地上，发出的声音可怕极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他不再动弹。这位伟大得近乎神灵的男人，现在躺倒在一片狼藉之中。我曾经以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他打倒。
父亲的死，震动了小布朗的“假设世界”（assumptive world）——这是我们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形成的基础性假设，是支撑起我们整个概念体系的根基。假设世界的概念，来自儿童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他曾详细地阐述了儿童如何通过与照顾者交流来构建自我认知和世界观。
要了解假设世界理论，不妨看一个最简单常见的例子——圣诞老人。很多儿童都相信圣诞老人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凭此建立起一系列关于外部世界和他们自身的假设。比如说，他们相信，如果自己表现好的话，圣诞老人就会给他们带来礼物作为奖励；但如果他们表现不好，圣诞老人就会惩罚他们，把他们从今年的礼物名单上划掉。我们在长大成人以后可能早已淡忘，还是小孩子时，我们是多么笃信圣诞老人的存在，正是这份信仰支撑起我们的世界观。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有了更多人生阅历，就不再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了。但是，我们在小时候基于圣诞老人的存在建立起来的假设世界，依然长存于心。
我们在一生中会不断重新审视我们对世界的假设，这种审视通常由小及大，由弱及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已经悄然发生。虽然我们不再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但我们在各自的文化圈里换成了其他替代物，比如政府、教育和信仰。它们其实和圣诞老人没什么两样，都让我们相信正义、公平、幸运、可控性、可预见性、协调性、仁爱和安全——这些信念都根植于我们的世界观深处。它们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准则，是我们设立生活目标的基础。
社会学家认为，文化为人类提供了某种秩序感和稳定感，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经历，让我们过上各司其职的生活，它同时也阻止我们认识到人类脆弱的本质。而创伤会残忍地击破我们对生命的幻想——那是我们假设世界的基础。
人类是脆弱的生物，死亡总在伺机待发——这是我们出于本能不愿接受的残酷真相。我们在自己心中筑起高墙，把对生命脆弱的恐惧阻挡在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在《拒斥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书中写道：
人的生物性太可怕了。一旦你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会排便的生物体，你等于是自己迈入了焦虑之海，滔天巨浪将迅速把你淹没……焦虑源自矛盾：一方面，人类不过是一种寻常的生物；另一方面，我们能认识到自己作为生物的局限。我们之所以感到焦虑，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生命的真相……我们最后都将成为蛆虫的食物。
社会心理学家罗尼·吉诺夫-布尔曼（Ronnie Janoff-Bulman）教授曾提出三条西方人自小形成、根深蒂固的信仰。首先，我们认为世界是友善的。我们常常低估自己遭遇不幸（比如交通事故或疾病）的可能；我们也常常高估自己的好运，认为好事会无缘无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在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的时候，都期待这会是美好的一天，而不是最糟糕的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就算知道地震等自然灾难随时可能发生，仍然照常出门工作，相信大地一直稳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会患上心脏病或癌症，但我们总认为自己会是例外。我们之所以会选择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永远不会遭遇不幸。
其次，我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有意义的，是可控和可预测的，而且也是公平的：好人一定会遇到好事，坏人一定会受到惩罚。如果我们努力工作、做正确的事、吃健康的食物，我们就能活得很好。
最后，我们总喜欢过于乐观地看待自己。我们认为自己是正直而高尚的人，而且理应如此。所以一旦逆境到来，我们头脑中闪过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我什么也没有做错啊，但我为何会招致这般厄运？如果世界是公平的，那么我之所以会遭受厄运，一定是因为我曾经做过什么坏事。
这三条信仰根深蒂固、毋庸置疑，它们构成了我们假设世界的核心——不光对小孩子而言如此，对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也一样。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坏事永远不会发生。我们只是固执地相信，坏事“不大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心理学家为此曾做过一项实验，要求被试评估自己遭遇消极事件的可能性。被试从始至终都普遍认为，自己遭遇不幸的可能性要低于他人。）用一句话总结来说就是，我们对未来怀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愿望，我们认为自己更不容易遭遇危险，我们对可控性和公正性总抱有过高的期望。
然而我们很难察觉自己在这三条信仰之上建立的假设世界。每次我在课上讲到布尔曼教授的理论时，学生们都认为，虽然它可能是对的，但是对他们来说不适用。我们的假设是如此根深蒂固，就算我们“明知”坏事也可能发生在好人身上，也毫不妨碍我们坚信自己的假设，任其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除非亲身遭遇创伤和灾难，否则我们几乎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假设的力量。
根深蒂固的假设，就如同建设房屋的脚手架，构建起我们全部生活的框架。布尔曼教授认为，创伤会一举把脚手架拉倒，让我们暴露于残酷的生存真相之前——我们的生命十分脆弱，我们不可能永远活着。因此，创伤可以被称为我们信仰体系的“原子粉碎者”（atom smasher）(12)。我们曾经认为父母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却眼睁睁看着父母被疾病或死亡击垮（比如安东尼·布朗）；我们曾经认为世界是公正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却屡屡遭遇不公。正如一位卢旺达大屠杀幸存者所言：“在大屠杀发生之前，我曾经信仰上帝。但在那之后，我再也不相信他了。我认为上帝不过是人类幼稚的幻想。”
生活大厦的脚手架轰然倒下之后，我们就进入霍洛维茨教授所说的“痛哭”阶段。等我们进入到“理解创伤”阶段，就需要给自己重新建立一个假设世界。我们对世界的基本假设，其实都是世界的投影——尽管未必真实。在大部分时间里，假设世界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我们在自己的一生中也会不断对其加以修改，但是大多数修改都不大。比方说，如果曾经信任的一位同事令我们感到失望，我们在未来会对他留心警惕。一般来说，这类经验并不会完全扭转我们关于人性善良的假设，我们只需要对假设世界稍加修改，记住“以后不要再信任这个人”就好了。
但是，就好像孩子忽然发现圣诞老人并不存在一样，我们在创伤来袭之时忽然惊觉，我们此刻感知的一切完全不符合之前的假设。对于我们的思想体系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我们所珍视的假设不能再为我们提供帮助，不能再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理解发生之事、理解人生的意义。我们经历的恐惧，我们承受的痛苦，可能是一群人施加给另一群人的。如果说我们之前只不过是不再信任某个不值得信任的人，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够信任谁。似乎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赖的，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如果我们被迫面对自然灾难带来的大规模伤亡，我们对人类顽强生命力的假设就会被完全颠覆。正如贝克尔所说：“真实世界太过残忍可怕，没有人愿意接受现实。它会让人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渺小的动物，在自然的威力面前浑身发抖。我们也会受伤、会死亡。”
但我们特别需要谨记，创伤并不是客观的外部现象。我们对创伤的定义，来自我们对世界的假设和认知。人与人各不相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反应一般也不一样：伦敦居民眼中的威胁，与生活在恒河边的人眼中的威胁不一样；对我来说十分严重之事，对你来说可能未必如此。所以说，创伤事件并不是绝对的：某个事件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未必。创伤对个人的具体影响究竟如何，还要看创伤信息与个人现有精神体系之间的差异有多大。每个人的假设世界就像指纹一样各不相同。也就是说，没有两个人会经历同样的创伤。
重建假设世界上述理论探究的是创伤对假设世界的影响，它们出现在创伤后成长理论诞生之前。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整合起来，从全新的视角重新理解创伤后成长的过程——当假设世界受到威胁时，我们会激发出一种新的心理认知过程——也就是创伤后心理压力。
大多数心理学家把创伤后心理压力视为某种心理疾病的征兆，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创伤后心理压力其实暗示了真实世界与假设世界之间的冲突。这么说来，创伤后心理压力就是我们适应环境的重要环节，而非某种心理疾病的症状。它代表着我们为重新理解和定位自我所做出的努力。如果假说成立，我们就大可将创伤后心理压力视为心理适应过程中一个正常且必需的步骤；而创伤后成长，正是这一心理适应过程在正常情况下会顺理成章达成的目标。
我在第4章曾拿树作比喻，现在我要继续借用这个比喻来阐述创伤后成长的概念。树对成长的渴望存在于它的基因之中。人也是如此：人对成长的渴望，根植于我们的本性。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曾以自己的一段经历来阐释创伤后成长理论，当时他正在远眺北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岩石嶙峋的海湾。
在海湾入口处，有几块巨石露出水面，承受着来自太平洋的洪波巨浪。海浪冲向峭壁高耸的海崖，在巨石上拍碎，激起如山高的浪花。我远远看着海浪在巨石上拍击，忽然惊讶地发现，在那巨石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形状像一棵小棕榈树。它身高不过五六厘米，在巨浪中经受着洗礼。我再次睁大眼睛，发现那其实是某种海草，它有着苗条的“枝干”，顶上还长了几片叶子。我只有在海浪拍击的间歇才能看到它，我努力睁大眼睛，就好像在检验标本。我总以为，这株脆弱、直立、头重脚轻的植物，将被下一波巨浪彻底摧毁。每次海浪扑下，它的躯干几乎贴在石头上，叶子被激流捋成直线。然而等海浪过去之后，它又重新挺直了躯干，带着力量和韧性……这株像棕榈一样的海草，身上凝结着生命的韧性和生长的冲动，还有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依然不辍的求生意志。它不仅立定身形，还能适应环境、开枝散叶，成就独特的自我。
人类也是如此，我们一直在努力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但人对环境的适应，不只是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需要了解世界的意义。我们总试图以更好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和事物的意义，尽管我们曾经历创伤，只要我们继续追寻意义，我们在心理上都会有所成长。(13)而创伤为我们带来了进一步成长的可能。创伤激发了我们的本能，督促我们去解决固有假设与创伤事件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不是有意识地去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虽然我们可能感到有此需要），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的潜意识，它与我们的生物基础密不可分。
要理解潜意识如何解决固有假设与创伤信息之间的矛盾，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些其他知识。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了“同化”（assimilation）与“顺应”（accommodation）这两种认知过程。皮亚杰的大部分研究都与儿童的学习过程有关，但是他提出的这两种认知过程也为我们理解成人的创伤提供了理论指导。皮亚杰使用搭积木作例子：一个小孩刚学会把一块积木放在另一块上，她快乐地摆弄积木，搭起了一座积木塔。这时候她发现了一块磁铁。她从来没有见过磁铁，以为它是另一块积木，于是她把这块“积木”放到高塔顶端。这就是所谓“同化”——儿童通过把旧假设加于新认知之上，来获得新的知识。
但后来这个孩子偶然发现，这块新“积木”可以吸引金属。于是她就换了个方式来玩它。这个过程就是“顺应”——儿童根据新信息对现有假设做出修改。皮亚杰认为，儿童在学习过程中，既需要同化，也需要顺应，而且要在二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皮亚杰所说的是儿童了解世界的认知过程，但是同样的过程也会在我们成人接收与创伤有关的新信息的时候发生。我们试着通过旧有的认知体系解读新信息，但发现过去的假设已不再适用，我们就需要换个方式来解读新信息。
“同化”过程是把新信息归入我们旧有的认知体系，而“顺应”是修改旧有假设以适应新的信息。只有在“顺应”过程中，我们才会发生创伤后心理成长。创伤后成长要求我们通过同化与顺应去理解创伤。我将通过“碎花瓶理论”来详细解释这个认知过程。
碎花瓶理论假设在你家桌子上摆着一只珍贵的花瓶，它可能是某位亲朋好友赠送的礼物。然而有一天你不小心把它打落在地。所幸它损坏并不太严重。你很容易就用胶水把碎片粘了回去，花瓶看上去就和以前一样，全然没有破损的痕迹。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创伤也是如此。创伤事件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他们的基本假设，但是他们基本的假设世界观维持不变，所以他们要同化创伤经历并不算太困难。
再想象一下，如果花瓶在地上摔得粉碎，碎成了几千几万片。你跑过去捡起地上的碎片，心里难过极了。你要怎样才能把花瓶复原？花瓶已经碎了一地，看来已经没有复原的可能了，但还是有一部分人会试图把它拼回破碎之前的模样。如果他们足够幸运，也许他们真的可以做到，让花瓶看上去跟以前一模一样。但如果凑近了仔细观察，你就能发现：它现在之所以还能维持原来的形态，全仗胶水和胶带之力。如果你再看得仔细一点，你会发现花瓶上的创痕历历在目。虽然它好像已经恢复原貌，但只要再受到些微震动，花瓶就将再次变成碎片。同理，那些在创伤之后试图维持自己原有假设世界的人，常会变得更加脆弱、更有防御心，也更易受到伤害。他们已经严重受损的假设世界将会一次又一次面临破碎的危险。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同化”并非应对创伤的唯一方式：有人会捡起碎片，用它们创造出新的东西。他们也会因自己珍爱的花瓶被摔得粉碎而深感悲伤，但是选择接受现实。他们知道，它再也不可能恢复到曾经的模样了。现在他们要思考的问题是，该拿这些碎片怎么办？或许他们会把这些色彩缤纷的碎片拼成一幅马赛克镶嵌画，以新颖而别有意义的方式来保存他们的记忆——这就是“顺应”的本质。
碎花瓶理论的核心在于，人类天生就是有能动性且趋向于成长的生物，我们天生就能调节自己的心理体验，维持自我认知的统一，以现实的眼光看待世界。但是要抛却过去对自己的看法和对世界的认识，无论对谁来说都是特别痛苦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试图通过“同化”来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固有世界观。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加重防御心理，让我们更脆弱也更易受到伤害。“顺应”与“同化”这两股力量形成一种矛盾的张力，其互动结果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心理状况。
我们要想真正摆脱逆境的阴霾，就必须直面现实，接收新信息，修改固有的认知体系。碎花瓶的比喻展示了顺应与同化的两种极端情况。这个比喻虽然有助于对概念的理解，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创伤后究竟如何成长，还要看我们是否能在顺应与同化之间找到平衡。我们必须缓和防御性愿望与本能的成长愿望之间的矛盾。前者要求我们同化新信息，保护旧有的世界观；而后者要求我们学习新的信息，对旧有世界观做出调整。我们要想从创伤中康复，必须采用“顺应”策略，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选择“同化”。
为了避免同化和顺应僵持不下，我们应该主动回溯记忆。创伤事件幸存者需要了解，要想抚平创伤，他们必须做出一定程度的“顺应”，尽管他们会因被迫抛弃旧有世界观和自我认知而感到痛苦。他们如果能放下过去的依恋、喜好、信念和习惯，就会在同化和顺应之间找到平衡。
认知同化我们在经历创伤事件之后，会试图解决新认知与旧假设之间的冲突。这会给我们的心理认知过程带来重大的影响。我们常常在同化与顺应之间来回摆动，而这正是我们在创伤之后试图重建认知的表现。心理认知进行的速度和所能达到的深度，受到多种不同因素影响。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不可控的入侵性思考，变成积极改变的驱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创伤经历进行“反刍”（rumination），把与创伤有关的想法、影像和其他新信息都置于自主控制之下，当作有意识地进行认知的主体目标。
“反刍”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反省式反刍，另一种是自责式反刍。“反省式反刍”（reflective rumination）指的是有意识地以内省的方式解决问题和修复情感，是一种适应性的认知过程；而“自责式反刍”（brooding rumination）相反，不具备适应性。研究发现，个人思考的质量会对我们的认知过程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反省式反刍的频率远远大于自责式反刍，他就是在积极寻求解决之道，寻找生命的意义，重新定义和改写自己的人生。在反省式反刍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顺应”来积极寻找理解世界的新视角。
遭受创伤之后，我们都必须有意识地去解决认知系统与新信息之间的矛盾，成功与否将决定我们未来的人生走向。这个认知过程必然无比艰难，充满痛苦，但是过后我们就能够以相对平和之心去回忆、思考和谈论曾经发生的事，而不致为负面情绪淹没。
我们的大脑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已经具备了一种根据经验进行自我塑造的能力。我们在经历创伤之后重新绘制心灵地图，以“顺应”新的信息。创伤后成长正来自于此。要想抚平创伤，我们需要将新获得的关于世界的信息加入到自己的心灵地图之中。因此，成功应对逆境的关键，是我们必须修改或重建自己的精神框架。“顺应”同时也要求我们放弃过去的假设，这必然会使人痛苦而沮丧。如果割舍过去的信念和假设，我们还能剩下什么？我们自己又是谁？这样来看，“顺应”意味着“旧我”的死去。那么毫无疑问，在必须做出改变之时，我们一定会本能地死死抓住过去不放。不管要面对多么不可思议的情形，我们也一定要以“同化”去理解新的认知。
心理学家发现，我们往往会选择“同化”认知，从而保护旧有的世界观。这个现象被称为“认知保护”（cognitive conservatism）。我们会竭力寻找符合旧认知的信息，忽略、抗拒甚至篡改那些与认知不符的东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儿童就算发现父母藏在床下的圣诞礼物，也不会因此否认圣诞老人的存在。正如奥尔特加（Ortega）所写：
生活陷入一片混乱，人也迷失了自我。他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太害怕了，不敢直面这一团糟的真相，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拿幻想来替代真实。在幻想的世界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清晰明确。“幻想世界”虽然并不真实，但他毫不为此担心。他把它当作求生的战壕，以对抗“真实存在”；他把它当作田野里的稻草人，试图把真相吓走。
“同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我们可能会试着忘记发生的所有事，让自己陷入回避一切的境地——这对我们毫无帮助。又或者，我们可能会试图拒绝或篡改过去的记忆。人们常通过自责来保护摇摇欲坠但是敝帚自珍的世界观——那是他们关于可控性、可预见性和公正的幻想，从而可以继续维持信念。（这种逻辑是，如果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那么我本应能阻止创伤事件发生；如果创伤事件可以被阻止，那么世界在我眼里依然是可控的；如果我现在承受痛苦是因为我个人的错误，那么世界在我看来就依然是公正的。）有时候，创伤事件也会威胁到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很多人在面对这种境况时往往会责怪他人。和责怪自己一样，责怪他人也能让他们觉得依旧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世界也公正如昔。通过责怪他人，他们还能保护自己那可怜的自尊。（如果能够归罪于他人，我就没有犯错，我的自尊心也就得到了保护。）我们如果采取了这些“同化”策略，就得付出代价：不恰当的责怪，往往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我们都认识那么几个人，他们不能听真话，对一切与他们自我认知和世界观不符的信息都充耳不闻。想想你在工作上遇到的不愿承担责任的同事吧！一旦出现麻烦，他就把自己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不仅如此，他很可能还会掉过头来攻击别人，以保护脆弱的自我。坦率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样的人，至少有时候是如此。这是我们的本性，也很好理解：它反映了我们试图以同化来认知经验的过程（也就是试图把碎掉的花瓶拼回原样）。但是，这么做最终会伤害到我们自己。
人类都不愿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加以斧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保守的，试图以既有的精神模式去理解新的经验，紧紧抓住旧模式不放，试图“同化”新信息，而非用“顺应”来适应新信息。创伤只不过是把这一认知过程放大了。创伤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信息，让我们难以忽略——如果想忽略，我们就得加倍努力。
创伤幸存者在尝试“同化”信息的时候，也会变得越来越有防御性，看上去也更加脆弱。他们的内心世界如同那个被粘回原样的碎花瓶，涂满胶水、缠满胶带，也更容易碎裂，更容易为新的创伤击垮。“同化”创伤就好比跟大象拔河，我们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
创伤向我们的价值体系发起挑战。它让我们直面生命存在的真相，把我们旧有的价值观击得粉碎。我们越是试图抓住自己的假设世界，就越发无法接受真相。我们必须要“顺应”我们了解的真相，修改我们的假设世界。我们需要明白，坏事确实会发生在好人身上。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大多数人都将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认知体系，了解到生命的无常、随机和危险。采取“顺应”策略的创伤幸存者在谈及往事时，和采取“同化”策略的人截然不同。他们会强调自己为重新理解创伤经历而做出的努力，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人生。他们不仅会谈到个人转变的积极面，也会谈到消极面。
“顺应”旨在修改我们的假设世界，从而更加贴近真实。但是也有人做得太过火了。“顺应”虽然是创伤后成长的必要条件，但如果创伤受害者调节过度，把旧有的假设世界全然抛弃，也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人在受到伤害之后，一定会从经验中学到点什么——比如说，应该避免去某些地方，避免接触某些危险人物。而调节过度的人认为，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很危险。从短期来看，这种矫枉过正的努力也许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使人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创伤信息。但从长期来看，它缺乏适应性。
要想渡过创伤，我们需要在同化和顺应之间取得某种适合自己的平衡。正因如此，创伤后成长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不尽相同。不仅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文化和文化之间也有所不同——归根结底，要看创伤幸存者在事件发生之前怀有何种假设。如果以前太容易轻信他人，他在经过“顺应”之后就会减少轻信。如果以前不大容易信任他人，他可能会因为创伤后成长而更相信他人。这两种当事人的假设世界都得到了重新校准，变得更加靠近真实世界。也就是说，“顺应”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还可以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这才是最常见的情况。
无论是同化还是顺应过程，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麻烦。我们常会竭尽所能以自己的经验来理解世界，一方面想要保留固有的认知体系，另一方面又想要更真实地认识世界和自己。要满足这两种愿望，我们就需要在同化与顺应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这是提升心理幸福感的必经之路——我们将更加自主，对周围环境产生更大的掌控感；我们会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他人建立积极而亲密的关系；我们将接受自我，并寻求更多的个人成长。
人类总是尽其所能去提升心理幸福感，这是心理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思考之一。卡尔·罗杰斯讲述的关于海浪与海草的故事，是用海草作为例子来阐述这样的观念：人拥有某种出于本能的内在冲动——他称之为“实现趋向”（actualising tendecy）。
人类趋向于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这是新的创伤后成长理论的核心思想。但有一点还未能得到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成长会比别人更大？这就需要我们把创伤后成长理论作进一步的拓展。
正如人有发掘自己全部潜能的渴望，一颗橡子也有长成橡树的自然天性。但它究竟能否长成最高大茂盛的橡树，还取决于阳光、水分和营养。无论缺乏哪一个条件，它都无法维持机体的平衡，要么患病，要么死亡。它作为橡树的潜能因此并不能被完全发掘出来。人也是如此。人有成长和发展的愿望，总想要尽其所能达到最大的心理满足（心理幸福感），但这只有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有可能发生。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莱恩（Richard Ryan）和爱德华·德西（Edward Deci）提出了“自我决定论”（self-determination）。他们对人类趋向于心理幸福的理论做了新的阐释。自我决定论强调个人内在力量对人格发展的重要作用。它把人视为一种有积极成长需求的生物体，一旦基本需要获得满足，就能自然维持成长的状态。这些基本需要包括：自主需要（autonomy）、能力需要（competence）和归属需要（relatedness）。
我认为，自我决定论同样适用于创伤后成长。也就是说，要发生创伤后成长，人也得满足其最基本的心理需求，在此基础上才能启动“顺应”的认知过程。人的基本心理需要获得满足之后，创伤后成长也将随之发生。这个理论现在也有了证据的支持。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找到一些在童年时期曾遭受虐待的人。研究者问，他们在生命中遇到了什么样的转折点，帮助他们应对自己过去的遭遇？参与者提供的答案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真正为人接受或接受自我，感到为人所爱和用心照料，产生了某种归属感，和他人建立起亲密的联系——正是这些经历，满足了他们最基本的心理需求。
以其中一个男人为例，他因为妻子和孩子的帮助而得到拯救——他们接受了真正的他，用爱治愈了他的心伤。他说：
过去我很害怕，也非常孤独……我在内心筑起10英尺厚的水泥墙拒人于外，让人无法靠近，更无法伤害我……我曾经对一位朋友说：“我童年遭受过虐待。”我以为她会从此远离我，但她没有……她接受了我的一切，并没有因此离开。因为她，我终于能够再次信任人，再次爱人了。她就是我生命中缺失的那一环。
部分参与者表示，他们感到自己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对于凯西来说，自由的方式是原谅：“以前，恨意如熊熊烈火般煎熬着我的内心，我一直渴望复仇……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如果想要获得自由，我需要原谅我的父母……这是一记当头棒喝。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经历能像它一样，对我的人生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
还有人谈到，他们获得了某种成就感和掌控感。比如，苏珊在数学测试中拿到了最高分。“我回到学校，想要拿到数学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14)……这是我反抗父母、前夫和其他虐待我的人的方式……现在我感到自己已经战胜世界，赢得了胜利。再也没有任何羞辱和欺凌能影响到我！”
请记住这一点相当重要：人要想获得成长，必须首先满足自己的基本心理需求，包括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归属需要。这些因素会加强并促进我们追求心理幸福的自然倾向。最新的支持证据来自意大利心理学家玛塔·斯科里那罗（Marta Scrignaro）和她的同事。他们采访了41位癌症患者，询问同样的问题：他们得到的社会支持，是否能满足他们的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归属需要？6个月后，研究者测量了他们的创伤后成长。数据显示，那些从亲友处获得了更多支持、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的患者，也获得了更大的成长。
创伤后成长就是积极改变的过程人生来就有抚平创伤的愿望，因此他们力图解决既有的假设世界与创伤带来的新信息之间的矛盾。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做出推测：这个认知过程的终极目标，就是提升个人的心理幸福感。所以简单来说，创伤后成长其实是一种修复创伤的自然的认知过程。然而，这趟旅程却并不轻松，而是十分痛苦和漫长的。
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创伤后成长应被视为我们发生改变的过程，而非改变的结果。从演化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类需要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并且尽最大努力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从而谋求生存。所以我们说，人有内在的想要理解世界的冲动，人会将个人自主性和对周遭环境的控制感最大化；人会积极找寻生命的意义，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接受自我，并追求进一步的个人成长……这些推断都具有合理性。这些特质曾经给我们的祖先带来相当大的益处，帮助他们成为“积极成长”之人。
获得心理幸福感是我们解决创伤的最终目标，也是后者自然而然的方向——尽管通往心理幸福的创伤康复之途道阻且长，而且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前行，前途都看似遥遥无期。我们也不会找到一条终点线，让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成长。成长是我们持续一生的事业。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总会和过去的自己有所不同。我们也都知道，自己永远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永远有成长的可能。所以，如果我们说人在创伤后有所成长，是指他们现在的心理幸福水平要高于过去，而不是说他们到达了某个既定的界限。
人在创伤后成长的表现之一是会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重新确定事物在自己心中的地位。人们会重新审视内心，了解什么对自己来说是真正重要之事。他们在创伤带来的生命转折点上忽然省悟，自己过去一直在按别人的要求和社会的期望生活，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渴求。创伤会让人不再像过去一样在意别人的想法，不管别人会如何看待他们的成功或失败。他们将不再过多关注自己展现给外界的那一面，因为他们认识到，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有自己的看法。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我们会从周围人那里学到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简告诉我：小时候她受到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以为自己要想得到父母关爱，就必须在学校里拿到好成绩。其实这并不是她父母想要表达的意思。他们只不过是关心她的未来，认为好成绩会给她带来更好的机遇，让她有更好的选择。她是个文静、内省的姑娘，想要从事艺术和有创造性的工作。她也和其他孩子一样，想获得父母的关爱。她很快发现，如果她拿到好成绩的话，父母会对她大加表扬，而且会更喜欢她。她内化了父母传达的信息，将父母的期望当成自己的期望，把自己真正喜爱的艺术和有创造性的工作撇到一旁，只在乎自己在课程科目上是否表现良好。后来她的父亲不幸去世。在父亲去世后的头几年，简全身心投入学业，试图修复创伤，重新掌控生活——可是在她眼里，生活已变得充满不确定性，她的人生似乎摇摇欲坠。
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简已经成为一名相当成功的律师。她不再需要靠努力表现去讨得父母的欢心。但是父母传递给她的对事业成功的渴望，已经深深植入了她的内心，她把它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她仍然常会感到不适，仿佛自己选错了路。后来，简不幸患上癌症。在和乳腺癌斗争的过程中，她开始反思过去，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究竟什么才是真正重要之事？她逐渐认识到，她现在看重的东西，并非出于自己本来的心意，而是源于小时候父母向她传达的信息。成年之后，她努力按照自己在童年时代接受的价值观生活。虽然在事业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她对自己的生活仍然感到不满意。她常常迁怒于周围的人，而且极易消沉。乳腺癌让她得以主动审视自己的假设世界，她开始怀疑过去的价值观，也获得了周围亲友的支持。她的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归属需要都得到满足。她逐渐认识到，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在童年时代就被她搁置一旁：那就是她自由表达的渴望，是她的创造力。反观过去，她回想起自己在绘画时感受到的满足和愉悦。她开始试着改变自己的工作模式，以满足自己表达创造力的渴望。她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努力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而不是遵循自己过去数十年的习惯去生活。
在成长过程中，大多数人都会将周围人的假设内化为自己的想法。帮助人们深入发掘自己在童年时代的愿望，正是心理治疗的目标之一。心理治疗师要帮助人们重新发现童年时的期望，有时候就得这样指导他们：“现在请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你小时候住的房子，想象你是一个小孩子。你正站在大门前。门打开了。你走进了小时候的家。你的父亲正站在那里。他转向你，对你说：‘不管你以后做什么，你都必须……’接上任何你想到的话。”然后，求询者们会被要求再次想象同样的场景，不过这次是由母亲发问。这个方法能帮助人们发现，他们童年时代的保护人对他们尚处于形成阶段的价值观造成怎样的影响。人们常常会在“你都必须”后面接上“努力工作，取得成功”、“对人友善”、“照人吩咐去做”、“作祈祷”和“藏起泪水”。很多人在完成这番练习之后，都对它揭露的事实感到惊讶。
我们在童年时期被灌输的价值观已经深深植入内心，化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很难认识到它们对自己的重要影响。在单调乏味的生活中，我们有时可能会感到有哪里不对，但很少会去质疑自己已有的价值观、信仰和对重要事物的看法。这些东西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正是创伤冲击的目标。
创伤强迫我们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内在动机和对重要之事的看法。我们在反思之后，往往会摒弃旧观念，产生新的价值观和内在动机，对事物孰重孰轻也会有新的看法。从这种意义上说，创伤后成长与佛教的观念不无相近之处：人在经过艰难困顿之后，会更有勇气面对新的难题。他们会从痛苦中学得生存之道。
乔达摩·悉达多王子生而拥有优渥的生活，成长过程中一直为欢愉环绕，从未见识过痛苦。他在16岁的时候迎娶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他们一起在他舒适而奢华的宫殿中生活。这位年轻的王子在29岁时外出巡游，在旅途中第一次见到了常人的苦难——衰老、疾病和死亡。他首先遇到一位一生劳碌、生命即将耗尽的老人；然后，他遇到一个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男子；后来他看到一具被送葬人环绕的遗体。最后，他遇到一位修行者。在修行者的指点下，他终于认识到，衰老、疾病和死亡，都是生命中无可逃避之事——对于那些活得最快乐、生活最富足的人来说也一样。
人为何会遭受苦难？乔达摩知道他不能再回到宫殿，因为那样他就永远也无法找到答案。于是乔达摩离开自己的王国，花了6年时间追随修行者学习，但他发现自己仍然无法回答自己的疑问。后来，他坐在一棵菩提树下，不吃不喝，静心冥想，发誓若不悟道永不起身。35岁的时候，他在经过深刻的冥想之后终于悟道，成为佛陀。
“佛陀”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它在梵文里字面上的意思是“觉悟之人”。佛陀说，他也不过是一个凡人，只不过对人类的存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他在开悟后的45年中，一直努力向世人传授此道。他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几乎走遍了印度，直到80岁时圆寂。
这样来看，创伤其实是开启了我们内在的“佛陀”的本性。它让我们认识到人之存在的终极意义。佛教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痛苦也不可避免。和后来成为佛陀的乔达摩王子一样，创伤会让人踏上寻找结束痛苦之法的旅程。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苦难？我们会在旅途中找到自己的答案。下一章将要讨论，人在这趟探索之旅中会采取哪些应对痛苦之法，而这些方法又会给我们的创伤后成长进程带来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