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4　越受创，越强大　创伤后的积极转变

CHAPTER 04
越受创，越强大
创伤后的积极转变

本章讨论的是人们应对创伤的不同方式，特别是那些与“改变”有关的方式。如果有人说，自己被创伤“改变了”，一般指的是自己的生活观念和追求发生变化，或者是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有了新的看法，又或者是想要更亲近他人、与人为善，与伴侣的关系也变得更为亲密深厚。最能贴切描述这一变化的词，就是“创伤后成长”。曾有人大胆断言，创伤后压力，往往也是创伤后成长的动力。我们将会通过实验佐证，讨论何谓创伤后成长。但是首先要介绍的，是人们应对创伤的不同方式。

现在，请想象暴风雨中山顶上的一棵树，它承受着狂风暴雨的肆虐，但仍然昂然挺立，不屈不挠。暴风雨过去之后，它似乎浑然未变。有些人也和这棵树一样，似乎能经受住各种各样的打击，无论有多少折磨也无法磨灭其精神，就像在狂风中不屈不挠的树木。我们称这一类人有“抗性”（resistant，参见图4-1）。

还有一棵树，虽然在风中弯曲，但并未折断。在风停雨歇之后，也变回它本来的样貌。有人也和这棵树一样，在逆境的重压之下精神消沉，却能以很快的速度回复常态。换句话说，他们能够“康复”（recover）。这些人让我们敬佩。令人诧异的是，最有可能在创伤后成长的人，既不是他们，也不是有抗性的人。

第三棵树被风吹弯了躯干。在狂风过后，它并未恢复原样，而是永久地改变了形貌。它因风暴的冲击重塑身形，再也无法恢复本来的样貌。随着时间流逝，它绕过创口，继续生长。旧日的生长模式虽然已被阻断，但它又从树干上抽出新的枝桠。伤疤、节瘤和畸形的枝条……终其余生都将呈现这副独特的样貌，它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棵树，它已经完全改变。

有人就如同这第三棵树，在创伤之后成长起来。他们的精神可能仍会受到影响，但他们对自我、生命、重要之事、未来目标和自己真正所爱的看法，都因为他们曾经的经历而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才是“创伤后成长”一词真正的意义（参见图4-2）。

创伤后成长的三大变化

创伤后成长，包括人在创伤之后发生的诸多变化。其中有三个方面最为常见：个人变化、观念变化和关系变化。

｜个人变化｜

个人变化（personal changes）包括寻获新的内在支持力量、拥有更多智慧以及变得更富激情。我们来看一看玛丽的故事：

一天清晨，玛丽在从夜店回家的途中受到袭击。有一个可能一直尾随她的男人，悄悄跟在后面进入公寓。她以为这个男人是和她住同一栋楼的租客，就放他进入楼门。他跟着玛丽走上楼梯，到二楼时，从后面一把抓住她，亮出刀子。玛丽急中生智，敲碎了楼道里火警器的玻璃。一时间火警响起，人们纷纷从楼梯上跑下来，那个男人只好见机溜走了。消防员和警察很快赶到，但玛丽已受到伤害。她战栗不安，泪流满面。

当时玛丽不过20多岁，是一位文静的年轻女性。她在一间牙科诊所做前台接待工作，还有一位已经谈了三年恋爱的男友，当时两人正打算结婚。那一夜受到的创伤将她的生活撕成碎片。直到7年之后的今天，她才能开口谈论当年发生的事，而不再陷入对袭击者的愤怒情绪，或者因精神崩溃而大哭一场。她仍然为自己当时不察，误将男人放进门而责怪自己。但她也对自己的快速反应颇为自豪。她弄响火警拯救了自己，不然可能会遭到暴力侵犯。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她常做噩梦，并且在很长时间里不敢走出家门。如果她不得不出门，也一定会再三检查，锁好门窗。她还把家里所有的锁都换了一遍，并且专门为卧室门订制了一把锁。但是她的恋情也未能持久。

玛丽仍会因为当年被袭击而心生怨愤。但她也意识到，那次创伤事件既是悲剧，也是天赐的礼物——她自己也对此感到奇怪。其他人知道她的想法后无不大为震惊。她解释说，不知为什么，创伤似乎帮助她改变了自己。她相信自己变得比从前更有智慧了。在遭遇袭击之前，她仿佛一直沉睡，懵然不觉。“但现在我醒过来了，”她说，“我现在才知道，哪些事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我知道了自己是谁。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我看不清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在遭遇袭击两年之后，玛丽决定去大学修读心理学。她在班上的成绩很不错。她说，三年大学生活，是她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这种生活她过去从未奢望过。现在她一心想帮助他人。为慈善机构工作一年之后，她接受了心理咨询培训。如今，她的工作是帮助和她有过类似经历的女性。认识她的人都这样描述她：成熟、有智慧、充满热情。玛丽本人也惊讶于自己的改变。但她说：

如果有人在我遭遇袭击那天告诉我，我将会做如今我正在做的事，或者我将会把袭击当作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大概会冲上去掐死他们！然而那次事件确实是个转折点。我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我在过去从未想过自己能够从事现在的工作。如果将那次创伤从我的生命中抹去，我就不会成为现在的我。

玛丽的故事相当有代表性。很多人在经历创伤之后，都发生了重大改变，重新拾起自己忘却已久的梦想——比如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或者从事梦寐以求的工作。

｜观念变化｜

如前所述，很多创伤事件亲历者都发生了思想的蜕变，或观念变化（philosophical changes）。他们像玛丽一样，认为自己得到了天赐的礼物，了解了自己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凯文的故事中看到这一点。他最近心脏病突然发作，虽然医生认为诊断结果比较乐观，但他很害怕自己会再次病发。他不断回想起自己上次病发时的情景，他感到呼吸变得急促，胸口一阵阵抽痛，甚至能“看到”妻子脸上的惊惧。每次一念及此，他都感到恐惧从内心深处扩散开来，直到整个人都陷入惊恐。

但这类思想回溯也有积极一面，它们帮助凯文认识到自己生命的真正价值。现在他努力享受活着的每一天，尽量把每一天都过得充实。他本来就爱读历史书籍，现在他比以前更常读历史。他说，历史引他深思，帮助他看清事物背后的联系。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点沙粒，用他的话说：“今天过去，明天又来，你永远不知道每一天会发生什么。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为小事忧虑了。我对事物有了全新的看法。我其实并不真的需要很多东西，虽然过去的我曾经认为它们必不可少。”

凯文说，他其实心里一直都知道应该怎样生活。但是只有当心脏病发作之后，他才深刻理解了生活的真谛。从前，“真理虽然存在于我的头脑，但并不存在于我的内心。”他笑着告诉我。现在他觉得，心脏病为他打开了一扇心门，督促他去过自己内心渴望的生活。

凯文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创伤后个人价值观的变化。生命中最好的东西是自由——这是一句曾为多少人反复述说的真理。虽然看上去有点老套，但它确实是经历创伤后成长的人们的真实写照。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快乐，要比万贯家财或显赫声名重要得多。有一个佛教故事，正好能说明这一点：

渔夫悠闲地躺在美丽的沙滩上，钓竿晾在一旁，鱼线漂悬在海面上。当他正悠然自得享受阳光的时候，商人走过来问他：“你为什么要躺在这里，不去工作？”渔夫反问道：“我为什么要工作？”商人答道：“那样的话，你就能买到更好的钓具，更好的渔网，捕更多的鱼。”渔夫又问：“但我为什么要捕更多的鱼？”商人说：“那样的话，你就有钱买条渔船了。”渔夫又问：“我买渔船干什么？”商人生起气来，愤然答道：“那你就能雇人来为你工作！”渔夫问：“那又是为什么？”“那样你就能买更多船，雇更多人，捕更多鱼，赚很多钱！”“但那又是为什么呢？”商人已经非常愤怒：“这你还不明白吗！你会变得很有钱，再也不需要工作！你可以整天躺在沙滩上享受阳光，一身轻松，不理俗事。”渔夫抬起头来看着商人，笑问道：“那你觉得我现在在做什么呢？”

｜关系变化｜

凯文重新发现的生活乐趣，还包括亲密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关系变化（relationship changes）。现在他很感激妻子对自己的关心。他逐渐意识到，他过去一直视妻子对婚姻的付出为理所当然。但是创伤让他对婚姻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花更多时间与妻子相处。最近他们计划去维也纳旅行——两人向往已久，但从未成行。

在很多创伤亲历者身上，我们也能找到这种变化。他们改变了对亲密关系的看法。现在他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他们比创伤事件发生之前更加重视亲情和友情。约翰和茱莉亚的故事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

他们的儿子本杰明出生的时候患有先天性心脏并发症。虽然医生已经竭尽全力，还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孩子在9周大的时候死去。约翰和茱莉亚夫妇在本杰明出生后的两个月里不断奔波于医院病房，早已身心俱疲；而爱子离世，更将他们的精神完全击垮。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满怀悲伤，不敢想象将来。他们知道朋友想为他们提供帮助，但他们觉得没人能真正理解他们丧失爱子的悲痛和恐惧。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甚至都无法和对方谈论此事。他们的伤痛是如此沉重，简直难以承受。约翰告诉我，直到本杰明死去一年之后，他们才开始振作精神，认识到自己之前是多么颓丧。

那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现在，约翰和茱莉亚养育了两个女儿。小女儿莫莉今年1岁，还只会爬来爬去。大女儿杰西卡已经3岁，很快就能开口说话了。约翰说：

我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在（本杰明去世）以前，我相当狂妄自大，凡事以自己为中心，要么就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我不知道有了孩子生活会有什么不同。但是失去了孩子，我的生活完全颠覆。我通过这种极其残酷的方式，了解生命的可贵和价值，了解生命的短暂易逝。现在，我很爱我的两个女儿。虽然说来好像很愚蠢，但我觉得，是本杰明告诉我应该如何去爱。

茱莉亚对此表示赞同，并补充道：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的关系比以前更加亲密。只有在与爱人一起承受痛苦、重见光明之后，你们才能拥有这般深厚亲密的爱情。现在我们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大多数夫妻都没有。

约翰和茱莉亚的故事，代表了人在经历创伤事件之后的一种共同倾向：远比以前更加重视亲情和友情。创伤亲历者常会提到，他们与人的亲密关系有了极大改善，因为他们了解到“谁是真正的朋友”。他们会认识到友情和亲情的真正价值所在，会进一步了解亲密关系给人带来的愉悦。很多人惊讶于他人给自己带来的帮助。有时候，恰恰是最不可能的人，给予了他们最大的支持。过去并不亲密的友谊，也由此变得愈发深厚。当然，有时候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最该支持自己的朋友反而无法为他们提供帮助。

很多创伤亲历者也发现，他们比以前更享受亲密关系。他们的同情之心也极大增长。曾经有一位自杀者的母亲这样说道：

那场悲剧至少教给我一件事，那就是我现在会精心挑选圣诞卡和我寄贺卡的对象。我会努力回忆，他们在那一年或者之前，是否经历过某种伤痛，然后给他们寄一张合适的卡片。因为我自己完全无法想象，有人会在得知我们痛失爱子之后，还能随便从盒子拿出一张圣诞卡，连看都不看一眼就寄给我们。

正如一位越战老兵所言：“我为发生在其他人——任何人生命中的悲剧感到悲伤。我能切身感受到他们的痛苦。”

目前心理学家已知的创伤后成长的各种形式，已大致介绍完了。我之所以引用这些故事，是想让读者们对创伤后成长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我也希望大家明白，“创伤后成长”一词指的是人们在自我认识、生命看法、重要事物、生活目标和亲密关系方面发生的深刻改变。创伤后成长的研究领域在持续扩大，不断有新的元素加入进来。我们对“转变”（transformation）的认识，也必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关于创伤的新科学

创伤后成长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诞生至今不过20年左右，现在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我看来，它无疑是临床心理学界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进展之一，它将会完全改变我们对创伤的看法，特别是改变关于创伤必会导致悲惨、不正常人生的观念。

心理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对创伤后成长产生兴趣，并开始系统调查人在创伤之后产生的观念改变。在一项记录此类成长的早期研究中，研究者追踪调查了4～7年前因机动车事故而失去配偶或孩子的人。参与者会被问及如下问题：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他们现在是否对事物产生了不同看法，亲人的死亡是否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目标和理念。大多数人都至少提及一次发生在他们生命中的积极变化：更自信（35%的参与者）、更享受当下（26%）、更能坦然面对死亡（23%）、更珍惜生命（23%）、更重视家庭（19%）、信仰更虔诚（15%）、更能对人敞开心扉和更关心他人（7%）。

后来，一次特殊的悲剧事件使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于创伤后成长——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美国纽约恐怖袭击。尽管美国近些年来也经历过不少灾祸和事变，但“9·11”恐怖袭击背后的仇美情绪是史无前例。这场袭击直接把美国历史划分为“前9·11”和“后9·11”时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简单说来，“9·11”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心理学界，敦促心理学家开始研究创伤、心理康复和心理重建。研究发现，在“9·11”事件后数周里，很多人的生活都发生了轻微到中等程度的积极变化；很多人也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利社会行为——比如在参与调查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此期间曾献血、捐钱或出力。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研究开始于2001年11月。该研究的目的是调查恐怖袭击给人带来的积极影响。研究共历时3年，调查了1 382名成年人，他们是美国总人口的抽样代表。研究者向他们询问了如下问题：“有人说，他们发现‘9·11’恐怖袭击及其严重后果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就你个人而言，你是否也觉得‘9·11’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被调查者可以选择1～5来回答这个问题。其中1=一点也不，2=有一点点，3=有一些，4=有很多，5=有而且不胜枚举。

如果被调查者回答在他们生命中确实出现了某些积极改变（即打分为2或以上），研究者就会接着问：“那么你认为，‘9·11’恐怖袭击及其后果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什么？”研究者将他们的回答分成如下5类：

•　利社会变化（比如“大多数人都变得更友善，更关心他人”）

•　心理变化（比如“生命宝贵”，“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去生活”）

•　信仰更为虔诚（比如“有更多人开始祈祷，或去教堂礼拜”）

•　政治变化（比如“更爱国，更了解政府”）

•　国家安全制度更加完备（比如“机场和全国各地的安检措施更严格”）

研究发现，有58%的被调查者认为，“9·11”事件确实带来了某些积极变化，而且可能还不只一种。如图4-3所示，报告比例最高的，是利社会变化（15.8%），其次是信仰上的变化（9.3%），政治上的变化（8.9%），国家安全变化（8.3%）和心理变化（7.3%）。另外还有10.7%的人报告了其他积极改变。

其他类似的恐怖袭击，也敦促研究者展开类似调查。比如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的一辆通勤列车发生炸弹爆炸。在这次恐怖袭击之后，研究者也发现了创伤后成长的现象。现在，这类调查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不只覆盖恐怖袭击亲历者，其他人也在研究人员的关注范围之内，这些人包括，有医疗问题或病史的人（比如曾接受骨髓移植手术，或罹患乳腺癌、睾丸癌、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的人，又比如永久性残疾或脑部严重损伤患儿的母亲），丧亲或痛失所爱的人（那些失去伴侣或孩子的人，例如亲眼目睹家人死亡的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人，还有伊拉克丧偶的妇女），不良人际关系受害者（比如强奸受害者、童年时曾遭虐待的人或者遭受家庭或社区暴力的妇女），曾经亲历严重事故或灾难的人（比如卡特里娜飓风、东南亚地震海啸的幸存者）……上述种种，还只是心理学家已经完成的部分研究而已。

其他研究则证实，创伤后成长不仅可能因近期经历的程度较轻的创伤产生，还可能发生在创伤事件（比如在战争时期被掳为战俘或亲历犹太人大屠杀）过去多年以后。很多与之类似的事件，特别是与个人生死安危息息相关的事件，都可能引发创伤后成长。

不仅与我们自身相关的事件如此，他人的痛苦，特别是与我们亲近之人的痛苦，也能引发创伤后成长。科学家曾调查过乳腺癌患者的女儿、丈夫，退伍军人和战俘的妻子，还有那些因为职业原因必须常常接触苦难的人——比如救灾人员、葬礼司仪和创伤治疗师。所有研究都证明，人不需要自己亲身经历危及生命的创伤事件，也可能发生创伤后成长。

创伤后成长为何产生？似乎创伤事件能给人当头棒喝。在创伤事件发生之后，人不可避免地意识到生命具有不确定、不可预见、不可控制的本性，而人类又是如此脆弱。人的觉醒，也许就是各种创伤后成长的起因。

创伤后成长也并非只发生在成年人身上。针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他们在遭遇生命危机、交通事故或家人死亡之后，也表现出个人成长的迹象。我们也能在成年人身上看出早年创伤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约翰·哈维（John Harvey）曾分析了数百例父母离异儿童的访谈记录。他研究的重心和目的，本在于了解儿童因父母离婚受到的伤害和痛苦；但他发现，很多儿童不仅因此成长，还学到了很多东西。参与哈维研究的一位22岁的年轻女子这样述说父母离婚一事：

我觉得，我确实比我的大部分朋友在心理上要成长得更快，我不认为这是件坏事。我开始学着不依靠别人，一切靠自己。我知道生活并不总能如你所愿。你必须直面生活中的种种意外。你因此能与众不同，能够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不为表面浮光所惑。所以我现在可以诚实地说，我已经原谅了我的父母，我不怪罪他们任何一个。

我在分析过许多同类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在经历创伤的人中，有30%～70%认为，创伤事件给他们带来了某种有益的影响。这个结论看似惊世骇俗，令人难以置信，但其实相当可靠。很多人在创伤之后似乎恍然顿悟——也就是发生“质变”（quantum change）。

罗伯特也曾经经历过“质变”。他是位技艺娴熟的花匠。某个周日，他正在自家花园修剪玫瑰，忽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瞬间瘫倒在地。所幸他妻子当时在家，及时叫来了救护车。罗伯特在随后几天里恢复了健康。他告诉我，当他躺在救护车里被送往医院时，“我明白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有让我的孩子过上我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生活……我想说的是，我想尽我所能做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人。我不能再浪费时间。所有一切都豁然开朗。”

不过，就算创伤能使人顿悟，也不一定会发生长久的改变，而且创伤后成长一般不会发生得如此迅速。一般来说，创伤后成长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生的。在一项研究中，162位乳腺癌患者被邀请填写调查问卷“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这份调查问卷共包含21道问题，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大学学者劳伦斯·卡尔霍恩（Lawrence Calhoun）和理查德·泰德斯奇（Richard Tedeschi）合作设计。问卷包括的问题有：“我发展出了新的兴趣”，“我与他人的关系更为亲密”，“我有了自力更生的愿望”，“我的宗教信仰更为虔诚”，等等。参与者被要求以6分制为这些问题打分：0=“我经历的灾难，没有给我带来这个变化”，1=“有一点微小变化”，2=“有一点小变化”，3=“有一定变化”，4=“变化很大”，5=“我经历的灾难，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参与者在答完PTGI全部21道问题后，能拿到的最低分是0，最高分是105。分数越高，代表此人认为自己的创伤后成长越大。大量研究分析表明，PTGI得分通常在40～70之间，也就是说，人在创伤之后通常会发生低至中等程度的成长。在我刚刚提到的乳腺癌研究中，患者分别应邀在乳腺癌诊断后第4.5个月、第9个月和第18个月时填写了PTGI问卷（患者的平均年龄是49岁，且大多数人在研究开始时已接受治疗）。如图4-4所示，她们的PTGI平均得分在这18个月里呈现逐步上升趋势。

｜积极变化真实存在吗？｜

心理学界已经研究了数十年创伤后应激反应。创伤后成长的概念刚被提出来的时候，部分学者一时难以接受。人们真的能因为创伤而成长吗？我们现在知道，创伤后成长确有发生，但创伤后成长的概念实在难以进行科学阐释。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使用前文所述“创伤后成长量表”之类的调查问卷来研究创伤引起的变化，我们实际上要依赖于当事人自己的说法。那么，怎样才能判断人们在回答调查问卷时说的是不是真话呢？

判断方法之一，是拿他们自己关于创伤后成长的说法，与其亲朋好友对他们的看法作比较。有一项研究就采用了这种比较方法，让61位创伤事件当事人填写创伤后成长量表调查问卷，同时邀请当事人的一位熟人独立填写一份类似问卷，问卷的内容与当事人有关。最后，研究人员将两份问卷放在一起比较，从而对当事人的说法进行评判。研究发现，当事人对创伤后长的说法大多是真实可信的。但这个判断方法也并非万无一失。如果不但当事人对自己的认识有所偏差，亲朋好友也看走了眼，那又该怎么办？要想确定创伤后成长的真实性，科学家不能只询问当事人他们感知到自己发生了何种变化。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可以比较人们在事件发生前“是什么样子”，和他们在事件发生后“变成什么样”。

比如说，我们让未经创伤之人以6分制来评价他们的人生意义：0=我的人生没有意义，5=我觉得我的人生特别有意义（而中间的1=意义很小，2=有点意义，3=有些意义，4=有不小的意义）。然后我们在他们经历某种创伤之后让他们再对自己做一次评估。假设有人第一次打了1分，第二次打了4分，后者比前者多了3分——这无疑就是创伤后成长的明证。

当然，这种方法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我们并不能知道谁将在什么时候会遭遇创伤事件，所以我们也无法在事先就对他们的幸福感做好调查记录。不过，有时候这个方法也是可行的。有一项研究遵照的正是此项原则。该研究收集了1985——2000年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77个市镇的离婚数据，发现在1995年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后，离婚率呈现明显下滑——这一发现，正符合我们“创伤会巩固亲密关系”的说法。

当然，这一现象也可能有其他解释，比如当时美国各地的离婚率都有普遍下降。如果我们只着眼于单一研究，会发现证据十分单薄。但是另一项研究却给我们带来有利的支持。这项研究对心理学家来说尤为难得。

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该研究在全美抽样调查了4 000位居民，请他们在网上填写问卷，以评估他们的性格优势（character strengths）。研究者收集这些数据的本意并不是要验证创伤后成长理论。但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研究者很快意识到，他们可以对同一批人进行第二次评估，从而了解人是否会因灾难事故而产生变化。他们在事故发生两个月后，再次采集了同一批人的性格优势数据，与之前收集的数据作比对。

研究者推断，如果创伤后成长理论真实可靠，那么第二次采集的性格优势总体评分将会大于第一次——他们的发现，结果与假设一模一样。在袭击之后，研究参与者在感恩、希望、友善、领导力、爱、信念和合作精神方面的评分都大于以往，而且这些变化仍在持续加强——他们在10个月后又做了同样的评估，得分变得更高了。

这类前后对比研究很难复制，因为没有人能确切知道谁将遭遇逆境。有时候机缘凑巧，正如上述“9·11”研究那样，科学家可以比较人们在某个事件发生前后的变化。但这类研究实在难以筹划。

不过，如果研究者掌握的样本足够大，他们很可能会发现，其中相当比例的一群人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经历某种形式的逆境。

帕特里夏·弗雷泽（Patricia Frazier）教授和她的同事就做过这样一项大型研究。他们邀请1 500名学生参与一项关于心理幸福感的网络调查。8周之后，他们又重新找到这批学生。这一次，他们不但让学生重填问卷，还问他们是否在过去8周里经历过重大的人生事件。10%的学生说，他们遭遇了某种让他们极其害怕、深感无望或恐怖的创伤事件（比如生死攸关的事故、骚扰或疾病，有些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些是身边好友或至爱的遭遇）。这些学生在心理幸福感上的评分，会不会高于从前？结果显示，是的。在这8周中经历创伤事件的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平均分数要高于创伤发生之前：其中5%的人说，他们的亲密关系得到巩固；12%的人发现生命更有意义；25%的人对生活感到更满意；8%的人比以前更懂得感恩；还有7%的人的信仰比以前更加虔诚。(10)

包括前后对比研究在内的多种研究方式，都证明了人在逆境之后确实可能会发生积极改变。就连最挑剔的批评者现在也无法否认，人确实可能在逆境之后成长起来。

但我们还要面对另一种批评意见，那就是成长的“变化”很难量度。研究者不得不倚重于“创伤后成长量表”之类的调差问卷，请当事人自己对变化做出评估。但人对自己变化的认识，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反应他们真实的改变？帕特里夏·弗雷泽研究方法的巧妙之处在于，她和同事们不单进行前后对比研究，还让那10%报告说自己在过去8周内曾经历创伤事件的学生填写“创伤后成长量表”问卷，以评估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在过去8周里发生的变化。

然后，研究者将PTGI数据与前后对比研究的数据进行比较。可是，这两组数据并不能完全印证彼此。弗雷泽的研究给我们带来警示：被试的自评报告是否一定准确可信？不过，该研究采用的比较方法仍能部分印证个人认知与成长的相关性。其他研究也通过不同方法发现，在人们的认知与真实的成长之间，其实存在很强的关联。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有些人的自我认知与他们的真实成长相符，有些人则并非如此。一项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研究发现，压力较小的人，其自我认知与真实情况也较为一致；而压力很大的人的一致性较弱。

那么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人确实可能在创伤事件之后成长，但他们不一定能明确知道（或回忆起来）创伤后成长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的，更不一定能准确传达给研究者。如果他们当时刚好处于巨大压力之下，自我报告的精确性就更要打个折扣。回忆个人变化的细节，要求拥有复杂的心理逻辑能力，因为参与者不仅需要评估自己在创伤前后的变化，还要计算二者的差异。研究参与者对前后变化的认知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夸大。研究显示，有人会把过去想得比实际上更糟糕，如果让他们来回答关于前后改变的问题，他们就一定会认为现在比以前更美好。

还有一个原因，也能造成个人认知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那就是创伤后成长量表之类的度量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这些量表试图让人评估自己因生命中某个特定事件而发生的变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绝不会只受单一事件影响。与创伤毫不相关的其他生活事件，也可能会促成个人的成长。一个刚刚遭遇创伤的人，也许会得到晋升，或者学会某种新的技能——这种种因素都能提升其个人满足感。与创伤有间接关系的生活事件也会帮助个人成长，比如创伤亲历者向朋友寻求安慰，离职休养一段时间等——这些举措可能都会给他带来积极变化。所有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都会被我们计入“真实的变化”，但不一定会被当事人报告给研究者。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也能导致创伤后成长调查问卷的反馈产生偏差，那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夸大他们的变化。在被问及创伤后的改变时，他们会故意夸大自己的积极改变，以此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积极态度。也就是说，研究参与者会隐瞒实情，假装状态良好，从而迎合他人的期望。有一位亲人自杀身亡的女性在访谈中这样说道：“你真的不能告诉别人任何事，因为你不想吓到他们，不想让他人难过，不想辜负大家的期望。人们都喜欢听好消息。他们不想听任何悲伤和令人难过的事。”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可能是，人们会故意淡化他们的创伤后成长，因为他们认为，谈论创伤带来的“益处”是不对的。在上述那个关于亲人自杀的研究中，部分参与者表示，他们虽然确实感受到一些积极变化，但选择保持沉默，因为他们觉得别人未必能够理解。这些参与者只对一位研究者敞开心扉，因为她也曾有亲人死于自杀。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问卷式调查会比开放性访谈得到更多与创伤后成长有关的反馈。基于同样的原因，问卷如果是以勾选表格的形式呈现的，那么参与者报告的创伤后成长也会更大。

上述种种原因，都可以说明个人反馈与真实成长之间的不符之处。还有另外一种更为深层的解释：有人可能会说服自己悲惨经历给他们带来了积极地影响，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眼中的成长不过是种幻觉。

在一项关于乳腺癌患者的研究中，三分之二的参与者表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比以前更好了。他们会谈论自己如何重新确定生命中重要之事，花更多时间经营重要的感情，花更少的时间处理烦琐俗务。但有时候，他们似乎不尊重事实。比如有些女性会说，她们感到自己能够控制癌症，能够阻止其复发。而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这种成长的幻觉有时也能带来益处。在同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还考察了这类“假性”积极影响与幸福感的关系。他们收集了肿瘤医师和心理学家的意见，以及患者自己的反馈。他们发现，患者充满信心，确实对心理健康有益。或许我们可以说，在逆境面前，有人可以通过“积极幻想”来维系心理健康，提高自信。

另一项研究则调查了67名向某强奸受害者项目求助的女性。研究者是在强奸事件发生之后三天向当事人询问，强奸事件是否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某种积极变化。有57%的人都反馈说，她们确实发生了某种积极改变——这让研究者深感意外。后来研究者又对171名女性做了类似调查。他们发现，其中高达91%的人都在被性骚扰后的两周里，表示自己发生了至少一种积极变化。变化包括：“更关心与我有类似经历的人”（80%），“和家人的关系变得更好”（46%），以及“更珍惜生命”（46%）。

上述研究结果，反映的究竟是创伤后成长，还是某种应对创伤的方式？对此我们还无法确定。但基于前面阐述的种种理由，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盲目接受那些刚刚经历创伤、仍旧承受巨大心理压力之人对创伤后成长的一面之词。

压力促发积极改变

为何创伤亲历者报告的创伤后成长会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一问题在过去数年中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他们仍在继续努力研究，假以时日，一定会向我们揭示更多关于创伤后成长的秘密。心理学家在过去许多年中，已经逐渐积累起大量的创伤后成长数据，有些数据来自当事人的自我陈述，有些数据则标志着真正的改变。基于这些资料，我们就能对创伤后成长的速率和发展阶段，形成更清晰的认识。

虽然创伤后成长依然是一个相对非常年轻的研究领域，仍有许多疑问摆在面前，但是大量科学研究已为我们带来不少有趣的发现。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认为自己成长最大的，不是那些对创伤最有抗性的人，而恰恰是那些心理受到很大伤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这一事实迫使我们开始改变对创伤后心理压力的看法：我们过去认为创伤后心理压力只会带来困扰，但现在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看作创伤后成长的发动引擎。

人们对创伤后成长常有误解，认为它和创伤后心理压力不可相容。有些研究创伤后成长的人也幼稚地以为，在创伤后能够成长起来的人，在创伤后一定不会遭遇心理压力或其他心理障碍的困扰。然而，一个人经历了创伤后成长，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能摆脱创伤后心理压力的影响。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创伤后成长似乎与创伤后心理压力相生相随。

自称经历过创伤后成长的人，往往也曾经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有过严重的创伤后应激反应。成长发轫于痛苦挣扎之中。我们会想起鲍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在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当晚发表的演讲。他引用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话说：“人若要进步，必须承受苦痛。即使在睡梦中，我们也不能忘记，痛苦一点一滴渗入内心，让我们绝望，违背我们的意志。但这是神给予我们的可怕恩典，能够给我们带来智慧。”这番话也得到了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创伤后心理压力通常也伴随着较高水平的成长。

其实，一定程度的创伤后心理压力，往往是促发积极改变的必要因素。创伤后心理压力似乎是创伤后心理成长的驱动引擎——经由影像、思想和感觉的回溯，动摇人的精神世界，让人不得不通过自我意志去主动理解和应对创伤事件。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创伤后心理压力和心理成长简单地画上等号。人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到底是什么事件，他们的应对能力如何，他们能从他人那里获得多大的帮助……这种种因素，都能影响创伤后心理压力引擎的发动速度。有些人的引擎运转平稳。他们可能也承受巨大的压力，深受过去经历困扰，但往往也能自我恢复。另一些人则与之相反。他们的引擎过热，入侵式回忆占领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竭力避免能让自己产生回忆的事物，因而无法有意识地处理创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创伤后心理压力不但不会促发成长，反而会对其产生抑制。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在“9·11”事件之后进行的一项研究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支持证据。他们发现，最大的创伤后成长，发生在那些认为自己承受“中等程度”心理压力的人身上。

如前所述，一定程度的创伤后心理压力，可以激发创伤后成长；但如果创伤后心理压力水平过高，就会将成长的希望抹杀。我们可以把创伤后心理压力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用U形图表示出来（参见图4-5）。

创伤后心理压力引擎过热，可能会阻止创伤后成长；如果一个人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太过激烈，他也可能会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一项研究调查了50位有过创伤经历、现在无家可归的女性，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从她们身上，我们无法找到任何创伤后成长的痕迹。只有中等程度的创伤后心理压力，才能让人自觉、有意识地思考创伤和人生，促发成长。简单来说，人如果没有承受“一定程度”的创伤后心理压力，就不可能发生创伤后成长。

但是创伤后心理压力与创伤后成长之间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一旦创伤后成长扎下了根，它和创伤后心理压力的关系就调转过来。随着创伤后成长抽枝发芽，它也会逐渐减轻创伤后心理压力的影响。研究者曾经调查过195名灾难事件的幸存者。那些在事件发生后的4～6周里承认自己发生积极变化的人，3年之后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率较小。前文提到的那次斯坦福大学的“9·11”研究发现，那些向研究人员反馈说自己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天或几周里有所成长的人，在6个月后承受的心理压力也较小。另一项关于临终关怀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该研究调查了成年人在痛失所爱之前3个月到之后8个月间的心理状态。研究者发现，报告自己有所成长的人在此期间承受的心理压力要小于那些认为自己没有成长的人。

在创伤后维持持续性成长，对精神健康来说最为重要。最可能因创伤后成长而达到更好的心理状态的人，不单在创伤发生之后认为自己有所成长，在其后几个月里也都如此认为。在一项极其复杂的实验中，171名强奸受害者分别在事件发生之后两周、两月、半年和1年，应邀填写调查问卷，以评估她们的积极改变。研究人员根据参与者的反馈，将他们分为4组：

•　“积极改变提升”组：在两周时认为自己发生的积极改变很小，在12个月后认为自己的积极改变很大；

•　“积极改变消退”组：在两周时认为自己发生的积极改变很大，在12个月后认为自己积极改变很小；

•　“从来都没发生过积极改变”组：在两周和12个月后都认为自己发生的积极改变很小；

•　“一直在发生积极改变”组：在两周和12个月后都认为自己发生的积极改变很大。

其中，“一直在发生积极改变”组在事件发生1年后承受的创伤后心理压力最小，恢复得也最好。

创伤后成长的连锁反应

创伤后成长是否能给人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学者也对此进行过研究，结论是：很有可能！我们知道，被创伤后心理压力折磨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大大降低；但是在那些认为自己发生了创伤后成长的人身上，创伤后心理压力得到很大缓解。研究人员曾调查过161名被诊断出早期乳腺癌并接受治疗的女性。一如研究者所料，如果她们的创伤后心理压力水平较高，通常她们的生活质量也较差。但是如果她们认为自己发生了较大的创伤后成长，其心理压力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就被削弱了。研究结果如图4-6所示，随着创伤后心理压力的提升，生活质量也会下降，这种变化趋势在认为自己创伤后成长较小的人身上尤为明显。

另一研究则调查了117名接受癌症手术治疗的患者。研究者发现，在术后找到积极意义的人，通常在手术过后一年都过上了更高质量的生活，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也较低。就算把他们在术前的焦虑、抑郁程度和生活质量因素通通考虑进来，结论依然不变。还有多项研究显示，在创伤后取得成长的人，一般来说心理健康问题也更少、抑郁水平更低、自杀倾向更弱，生活态度也更为积极。这些研究调查了大量不同创伤事件的受害者，包括HIV患者、遭受性骚扰的女性、痛失亲人的人们、自杀者的父母、佛罗里达飓风的受害者、得克萨斯州大规模谋杀事件幸存者、印第安纳州飞机失事幸存者、卡特里娜飓风受害者以及恐怖袭击亲历者。

现在，科学家已经相对全面地记录了创伤后成长给人类心理健康带来的好处。前面曾提到，我们谈论创伤后成长，其实是在谈论幸福感，幸福感与长期心理健康有关。研究者进行过一项时间跨度长达10年的追踪调查，最终在2010年发表了研究成果。他们调查了5 630名参与者在55～56岁和65～66岁时的心理健康状况。在55～56岁时幸福感评估较高的人，在未来10年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幸福感评估较低者的1/8。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如果心理幸福感得到提升，我们就更有能力采取某些策略，促使自己积极应对生活。研究证明，心理幸福感更大的人会采用更有策略性（比如注重目标和感觉）的应对方式，而不是一味回避，他们也会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但是创伤后成长的益处远远不止改善精神健康状况，它还能让我们变得更积极，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积极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教授和他的同事曾做过一项心理调查。他们发现，创伤后成长最大的人，通常更幽默、更友善、更有领导才能、更有爱心、更有社会智能、更有团队精神、更勇敢、更诚实、更善判断、更有毅力、眼界更宽、更懂得自我约束、更会欣赏美、更有创造力、更好奇、更能享受学习之乐、更感恩、更加心怀希望、更加热爱生活、更正直、更懂得宽恕、更谦逊，也更审慎。

创伤后成长能给身体健康带来怎样的影响？科学家也对此进行过研究。研究者访问了287名最近刚刚经历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的男性，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心脏病给自己带来了某种益处，比如他们对人生的看法由此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这还不是研究者最重要的发现。这项研究历时8年。当年在心脏病发后几周里声称这次不幸事件给自己带来了某种好处的人，在其后8年中较少经历心脏病发作，死亡率也较低，他们的整体健康状况也好过其他受访者。在年龄、社会阶级和疾病严重程度这些因素都被排除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另一项研究的对象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研究发现，因患病而发现了人生意义的人，身体健康状况也会得到改善。一年之后，他们有更强的日常活动自理能力，比如自己洗漱和拿取物品。在排除掉伤残等级因素之后，结论依然成立。

这真是惊人的发现！有些研究者想弄明白这是为什么——难道发现人生意义和人体免疫系统功能有关？相关研究证明确实如此。一项研究调查了40名HIV呈阳性的男性，他们都在最近失去了亲密的朋友或伴侣（死于艾滋病）。研究结果发现，认为自己因此悲剧事件受到积极影响的人，在后来的2～3年中其免疫系统衰退的速度较低，死于艾滋病的几率也较小。其他针对HIV呈阳性的男性和女性进行的类似研究也证明，创伤后成长会对免疫系统产生积极影响，让我们的身体更有抗性。

｜创伤后成长与创伤后心理压力｜

我们在谈论创伤后成长带来的长期积极影响时，也不能忘记人们在创伤之后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他们可能需要心理指导和支援来帮助自己克服心理障碍。

综合来看，创伤后成长最终能减轻创伤后心理压力，而创伤后心理压力又是最初激发创伤后成长的因素。但是创伤后成长并非易事。一项历时30年、专门研究心理创伤的实验告诉我们，每个人在创伤之后的反应，不仅与创伤事件本身有关，还与他们当初在事件发生时如何应对、如何反应有关，与他们在事件发生之后如何进行心理恢复有关，与他们接受的社会支持有关，与他们在创伤后经历的其他人生大事有关。

创伤事件发生之后，当事人可能还会经历家庭困扰、孤独、难以预料的改变、生活剧变、失去亲友、健康问题、经济困难或者缺乏社会支持等困境。他们的人生远比生活一帆风顺的人更为艰难和波折。不仅如此，他们可能还会遭遇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应激源（比如刑事诉讼、警方询问和媒体报道）——这些都会让当事人一次又一次重温创伤，从而更加难以解脱。

心理困境因人而异。经历创伤事件之人，可能对自己感到失望，也感到自己令他人失望。如果他们在危机发生时做出过什么不当行为，他们更会感到深重的罪恶和耻辱，情绪变得愤怒、恐惧和暴躁。不过，这种种情感都能在未来帮助他们避开危险、做出补偿、表达忏悔、寻求正义。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这些情感就“一定是”破坏性的。但如果它们太过强烈又持续太久，或者使人做出不当行为，那么这些情感就于我们有害。

有些人想直接移除这些破坏性的情感，他们会选择和人交谈，或者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另外有些人则会把这些感觉“掩藏”起来，他们让自己忙碌不休，酗酒或借助药物来麻痹自己，转移注意力。

凯伦有强迫症，必须让一切事物保持整洁。有时候她会花8个小时清理厨房的墙壁和地板，一直干到午夜。她在14岁的时候被强奸，而清洁可以让她不再回想那次恐怖的事件，为她提供了一种控制感情的方式。

这类方法也许能在短期内有成效，但是在长期内鲜有效果。许多人和凯伦一样，试图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抹平伤痕，但他们往往会过度依赖于此，最后甚至可能进一步巩固破坏性的情绪。他们无法控制愤怒，满怀恐惧、悲伤、哀怨、羞愧或罪恶，精神状态难以稳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每个问题都会引发新的问题。他们的生活开始分崩离析：婚姻问题进一步加深，夫妻吵架、关系瓦解；友情消散；工作如同酷刑，终致失业；健康问题涌现。这时候，社会支持似乎就成为人们心理上的最重要助力。

然而，社会支持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何况，创伤事件有时候不只会影响当事人个人，还会影响其家庭，其所在的社区，甚至整个社会。创伤事件可能会断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摧毁对精神康复来说至关重要的社交网络。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么社会就不能再为当事人提供他需要的精神支持。举个例子，有些士兵发现，他们在离开军队“大家庭”、重返平民生活后感到难以适应，很难从同伴或家人那里寻得自己需要的理解、陪伴与支持。

简单来说，创伤后成长诞生于创伤后的痛苦之中。痛苦本身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我们不应刻意美化痛苦。但创伤亲历者也必须了解，他们在尝试控制强烈情感、想办法走出创伤阴影的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终会将他们导向转变。我们也要知道，创伤后心理压力也许会像引擎一样，为创伤后成长提供动力。无论如何，创伤亲历者必须自己控制方向舵，让自己的精神之舟驶向正确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本书将详细介绍创伤后心理压力这个驱动引擎，以及人们应对创伤的不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