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事件突如其来，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出乎意料、难以理解，而我们只能吸收有限的信息。但是，自然演化赋予了我们在危急时刻快速反应的本能。想象一下，如果此刻忽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在你细思究竟发生何事之前，身体就已经本能地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你警觉起来，身体本能的防御机制已经启动，为后续行动做好准备。接下来，你会怔住——保持当前姿势不动。
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看恐怖电影《大白鲨》。看完电影，我们走到街上，观影的兴奋还未消退。这时，突然传来巨大的碰撞声。我转过头去，当场愣住：有两辆车在离我不到50米的地方相撞。其中一辆车失去控制，向我疾驰而来。我怔住了，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越来越近。在那一瞬间，保险杠在我眼里变成大白鲨那一口耀眼的牙齿，径直向我袭来。电光石火间，父亲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开。我感觉到车经过身边带起的疾风，然后看它重重撞上电影院的围墙。
现在我知道了，我当时在电影院外怔住，其实是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结果。有车迎面撞来，我是这样反应；如果迎面撞来的是一条鲨鱼，我也会这样反应。我的经历可以说是典型例子，所有人在危急情况下的第一反应都是怔住——保持不动，避免引起注意。与此同时，我们的大脑在快速分析危机，分析它从何而来，以采取适当的行动躲过危机。
然后，我们要面临“战斗或逃跑”（fight-or-flight）的抉择——是动手保护自己，还是撒腿逃跑？诺贝尔奖获得者汉斯·薛利（Hans Selye）又将“战斗或逃跑”细分为3个阶段：先是警戒阶段，身体保持静止，准备战斗或逃跑；随后是阻抗阶段，人会调动一切生理、心理和社会资源与应激源对抗；最后是衰竭阶段，如果对抗措施无效，机体在这最后的阶段就会因为生理疲劳而迅速衰竭，严重的话可能致死。
大脑的侵入性反应要理解这些生理反应，需要了解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ANS）的工作原理。自主神经系统又分为两部分：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SNS）和副交感神经系统（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PNS）。交感神经系统就像是身体的加速器。在人遇到极大压力时，身体会发生诸多变化：瞳孔放大、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血流速率提高，把血液供往能让人快速行动的肌肉组织；体表变冷、皮肤变白、脂肪转化为能量、体内激素水平上升、肌肉紧绷、膀胱清空。此时身体准备好行动了。我们能量充沛、动作敏捷，随时准备战斗或逃跑。
但是，如果我们既不能战斗，也不能逃跑，就只好束手投降。这时候，副交感神经系统将被唤起，心跳和呼吸速率会变慢，血压会降低，瞳孔会恢复到正常大小，皮肤升温，肤色重新变红润。如果说，交感神经系统是身体的加速器，那么副交感神经就是身体的刹车装置。我当时在电影院外遇到危险，很快就被父亲拉开，时间不过数秒。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既不能战斗，也不能逃跑，精神恍惚。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能感知事态变化，只不过在观察这一切的时候，自身已经没有感觉，也不带有任何感情——这一现象被称为“强直静止”（tonic immobility）。
19世纪的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曾写下他当年猎狮的经历，生动地为我们描述了何谓强直静止：
在装子弹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一声大吼。我转过头去，看到一头狮子正向我扑来。它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掀倒在地。它一边咆哮一边摇晃我的身体，就好像狗在玩弄耗子。我当时完全惊呆了，这感觉应该如同老鼠第一次被猫抓在手里一样。我似乎陷入某种梦境，既感觉不到疼痛，也感觉不到恐惧，但我清楚地知道当时发生的一切。
强直静止是演化的英明产物，虽然乍看起来像是一种自我毁灭之举。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保持完全静止，不发出任何声响，那么捕食者（比如扑向利文斯通的狮子）可能就会被我们糊弄过去。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它们会摇晃我们，把我们扑倒在地，认为我们已经死掉——我们可能会因此捡回一命。此时我们感受不到恐惧，时间变慢，疼痛消失。
事实上，人类经过数百万年演化，之所有会有种种应激反应，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野外环境。毕竟人类直到近现代，才生活在拥有百万级人口的大城市中。狩猎-采集的生活占据了人类发展史的98%——女人收集植物果实和柴火，养育孩子；男人外出狩猎牛羚、长颈鹿和石羚。那时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泛滥成灾，人类死亡率极高；人类暴露于自然灾难面前，毫无抗力，还会受到野生动物攻击……以上种种威胁，无不影响了演化进程。所以，我们天生就知道如何应对应激源：我们的焦虑反应，其实是漫长演化留下的遗产。可以说，我们都是生存机器，被植入了求生的程序，这些程序指导我们在面对危机时应该如何反应、如何求生。
虽然我们现在已不大可能遭遇凶禽猛兽，但在遇到危机时，仍会触发同样的求生机制。我曾遇到过一位被卷入枪击事件的女性。
八月中旬炎热的一天，莎拉和朋友朵恩一起离开超市。她们没有直接带着东西回车里，而是决定到旁边一家咖啡馆小坐片刻。当时莎拉刚当上妈妈，平日十分忙碌，只能趁这个机会和旧日好友小聚。她们兴致勃勃地聊着天，完全没注意到一个男人正向她们走来。
两声枪响。
莎拉立马惊觉。人们尖叫逃散。朵恩在莎拉脚旁几米外倒下，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血流遍地。莎拉感觉到鲜血飞溅到裙子上，但她完全怔住，动弹不得。她看到一个男人拿枪指着她。男人盯着莎拉，拿枪抵在她头上，她在枪口下浑然不动，时间仿佛停滞了。朵恩头下血流成河。这就是她那天的全部记忆。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恍如梦境。莎拉亲眼看着朋友在她脚下死去；她觉得自己马上也要挨枪子了。她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她只记得，当自己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被警察围住盘问问题。
后来莎拉告诉我，她当时就像是一个从远处观察自己的局外看客。她说，自己好像“站在那里，直到永远，但其实这过程只有几秒”。莎拉的这番体验并非不同寻常。在遭受创伤之后，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一个身在远处的旁观者。
在“自由进取先锋号”海难事故的幸存者中，也有人说他们的意识似乎发生了变化。我们在调查中发现，11%的人在事故发生时感到自己游离于身体之外；12%的人认为自己进入了一条通往光明的隧道；还有9%的人声称自己看到了某种灵体。研究发现，这其实都是人类在面对极端情况、无路可选时的自我保护机制，一旦大脑认为挣扎可能会令事态更糟，它就会启动此机制。尽管它和强直静止一样，可能会增加我们的生存概率，但很多人在此之后会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诚然，强直静止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单一诱因，但它似乎确实会增加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概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在事后往往会想“我本来可以更努力一点”，因此倍感羞愧和内疚。莎拉就常常想，如果自己当时做点什么，或许能改变事态的发展。虽然她从理性的考虑知道，其实做什么都没用，但这种想法始终挥之不去。
强直静止是一种侵入性反应，在人群中相当常见，是人类历经数百万年演化、适应环境的结果。很多心理治疗师若遇到埋怨自己在创伤事件发生时做了或没做什么的求医者，都会提供上述解释，以减轻患者的羞愧感或负罪感。讨论一下他们在事件发生时大脑里是怎么想的，可能也会对他们有好处。
大脑的恐惧警报系统大脑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负责控制自主神经系统。从演化历史来看，它是大脑中最古老的结构，生活在远古时代的哺乳类祖先就拥有大脑边缘系统了！这个系统可以说是“创伤控制中心”，负责调节恐惧感和储存记忆——这二者是人类控制创伤反应的核心机制。负责这两种机制的大脑结构，分别是杏仁核（amygdala）和海马体（hippocampus）。
杏仁核是大脑中的情绪“掌门人”，它位于脑干顶部，具有广泛的功能，大多与情绪记忆（emotional memory）、恐惧和焦虑有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它会对大脑接收的信息进行评估，确定其情绪意义。杏仁核受损的人，无法分辨事件的情绪意义，不管身处危难之境还是愉悦之境，他们都毫无反应。
一般来说，杏仁核会将信息传达给前额叶皮层（frontal cortex），进行更高级的处理。但如果遇到生命威胁，需要大脑快速做出反应，杏仁核就会走“捷径”，直接向下丘脑（hypothalamus）发出警告。下丘脑收到警告之后，会立即释放出一种名为促皮质素释放因子（cor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的化学物质，刺激脑垂体（pituitary gland）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n hormone）。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又会刺激肾上腺（adrenal gland），释放皮质醇（cortisol），激活交感神经系统，让身体为战斗或逃跑做好准备。如果战斗或逃跑都不可行，那么边缘系统就会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让身体进入“缴械投降”状态，也就是强直静止。
杏仁核就像是大脑的火警烟雾警报器，一旦危机出现，它就大显身手，在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处理信息之前就已经做出决断；在我们有时间思考之前，就迫使我们快速做出反应。杏仁核还会触发快速反射，士兵在听到汽车逆火的声音后会立即伏倒在地，就是拜杏仁核所赐。士兵的反应，源自他们接受的训练和作战的经验，不受自主意识的控制。
如果杏仁核要在危机反应中占据核心地位，那么它就必须能“命令”大脑其他部分“关机”——特别是海马体（负责存储与时空有关的记忆、控制记忆机制，以及形成记忆之间的关联）和布洛卡区（Broca's area，负责将情绪经验转化为语言）。海马体和布洛卡区都需花费大量时间处理信息，但此时人必须立即做出反应。
正常情况下，海马体是重要的信息处理和记忆储存器，它就像是USB连接线，将信息从大脑右半球（储存短期记忆，即等待分析的活跃信息）传到左半球（储存长期记忆）。海马体和杏仁体不同，它负责有意识的、外显的、与语言有关的学习过程，还有记忆的储存。比如说，在我们准备演讲，或者计划旅行路线时，海马体就大显身手，将短期记忆转存为长期记忆。
在创伤事件发生时，海马体的活动就会受到抑制。很多科学家认为，这与压力过大有关，因为过大的压力会阻断海马体惯常的神经传输通路，杀死神经细胞——就像是大脑的保险丝被烧断了一样，记忆会因此变得残缺不全。被卷入枪击事件的莎拉告诉我，当时发生之事在她的记忆里依然一片模糊。她无法准确回忆事件的经过，只记得回过神来的时候，警察已经赶到，持枪男人早已离开现场。除此之外，她对那个下午的记忆只剩下零星的碎片：被警方询问，发现人们盯着她看，有人给她披上衣服（还不是她自己的衣服），她回到自己家已经是晚上了，听到丈夫在说话。她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一直想将这些记忆碎片整合起来，弄明白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般来说，记忆会在事件过去之后被“归档”储存。但在创伤事件发生后，它们仍然保持在激活状态，就好像事件仍正在进行之中。人在谈论创伤事件时，往往无法保持连贯统一：与创伤经验有关的信息已经超过大脑负荷，让人无法控制；或者如莎拉所说，“就好像我的精神档案柜倒塌了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伤记忆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归档。如果没有，人就会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再次体验”症状。
简单来说，创伤后应激障碍就是一种信息处理障碍。患者的创伤记忆始终保持在激活状态，因为他们大脑中负责储存记忆和语言的区域“关机”了，因此，他们只能时刻保持警觉，直到上述区域被再次激活。大脑通常要花一个月时间来修复海马体回路上“断掉的保险丝”，让记忆处理系统恢复正常工作，但有些人花的时间可能更久。这种差异可能由许多不同原因造成，比如：大脑海马体回路的自然差异；恢复期间又发生了其他创伤事件，拖慢了机体的修复；又或者杏仁核持续处于激活状态，尽管危机已经过去。
科学研究也为我们提出了一种可能的理论：创伤后应激障碍根植于早期的童年经验。儿童的大脑尚未发育定型，诸多应激源（譬如缺乏父母关爱）都可能影响儿童大脑的发育——特别是负责处理创伤信息的神经系统发育，并且会导致海马体容量小于常人。也就是说，这些人之所以更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因为他们归档记忆的效率不如常人。另外，他们早年的创伤记忆也可能在之后某次创伤事件中被重新激活，而那些早期的记忆甚至可能形成于语言能力发育之前。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部分患者的精神状态混乱而痛苦，但他们却不能将其“定位”到具体事件上。这导致他们更加难以康复。
也就是说，“战斗或逃跑”的警戒状态，在有些人身上会维持更久，甚至引发负面反应，引起生理、心理和情感疲劳。他们的“恐惧警报系统”处于开启状态的时间要长于他人，他们要想让大脑恢复到之前正常工作的状态，要花的时间可能不只一个月。
不寻常的恐惧警报系统，可能对环境的适应性不强，从而给人带来长期的伤害。但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恐惧警报系统不应经常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恐惧警报系统常处于关闭状态又难以启动，它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因此，演化选择了一个难以关闭，一旦开启又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远超生存需要的恐惧警报系统。我们的演化策略是，宁愿发出100次错误警报，也不能漏掉1次真实的危险——火警烟雾警报器信奉的原则也是如此。
如果说创伤后应激反应是人类为求生存而发展出来的演化策略，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人在经历创伤事件时会产生激烈的身体反应，比如心跳加速、冷汗直流、呼吸急促、心悸、注意力集中、过度警觉、风吹草动都能触发应激源……这种种反应，很可能都源自人类对危急情况的适应性，让人在危机中能快速做出反应。它们都是正常、自然的反应，是我们适应环境的结果，在关键时刻帮助我们逃生保命。
但是，如果这些反应在危机过去之后仍不消退，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困扰，比如性功能障碍、失去胃口或者难以集中精力做其他事情。我们也能从演化角度来解释这些问题：如果仍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就绝对不会想到食色之欲，或者把脏衣服放到洗衣机里。这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来说就很不幸了。虽然危险已经过去，但是他们的身体在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仍然保持警觉，好像他们仍处于危险之中。
负责信息处理和记忆储存的大脑海马体，在创伤事件发生时被杏仁核关闭，所以与创伤有关的影像、声音、气味和感觉仍然保留在“短期记忆”（active memory）之中。虽然这看似缺乏适应性，但是从演化角度来说，将这些记忆保持在激活状态，其实颇有实际效用。
保持在激活状态的记忆，能让我们学到许多东西。假设在数万年前，有一头狮子跑出丛林，在人类居住的村落里肆虐，而我们的某位祖先勉强逃生。这段创伤经历将会保留在他的激活记忆之中，让他不断回想，从此和狮子保持距离。他的生存概率因此得到大幅提高。也就是说，将创伤保存在激活记忆之中，似乎是一条不错的演化策略，让我们能时刻留意危险，保持警觉。但是其效用也仅止于此。我们最终总要将这些记忆归档，到了那时，远离危险已经成为我们的本能反应。只要假以时日，我们就知道不要站在车流之中，不要用手去摸火，这是因为与之相关的早期记忆已被归档保存起来。
条件反射与削弱疗法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始终警惕危险、记住危机出没之所，有重要的生存意义。可以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能产生快速联想。我在20世纪90年代曾遇到过一位马岛战争的老兵威廉，当时他已返回校园，准备继续完成学业。从战场归来之后，他极易紧张和受到惊吓。有一次上课时，一只鸟撞到窗玻璃上，发出巨大的声响。威廉早年在军中的记忆被立即激活，他快速伏倒在地。莎拉也是如此。她告诉我，就连面包片从烤面包机里弹出来的声音，也足以让她紧张万分，想起当年那个枪杀了她朋友朵恩的凶手。我们都被演化赋予了快速联想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特殊的影像、声音和气味都是危险的征兆。了解这些征兆，或许能帮助我们逃出生天。因此，惊吓反应，也可以说是“恐惧条件反射”（fear conditioning）机制的产物。
恐惧条件反射的概念，源自俄国著名心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他发现了“经典条件反射”（或被称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简要说来，所谓经典条件反射，是指通过暂时性联想来学习的过程。巴甫洛夫发现，如果两件事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发生，它们就会被联系在一起。他是在研究狗的消化系统时发现这一现象的，当时他要给狗喂食。一段时间之后，他注意到，狗在听到研究人员的脚步声时，就会开始流口水。巴甫洛夫做了一个实验：每次给狗喂食的时候，都会敲响铃铛。他发现，狗很快就能学会将铃铛声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后来狗听到铃铛声就会流口水。
在巴甫洛夫的发现之后，经典条件反射又在其他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现在，条件反射已成为阐释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关键理论。如果对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鼠多次施以电击，同时让它看到亮光闪现，它就会对亮光产生恐惧。创伤就好比电击；而让人联想到创伤的东西，比如汽车逆火、亮光闪现、特殊的声音、颜色或气味……所有这些能让人回忆起创伤事件的种种细节，引发恐惧，尽管创伤本身已经成为历史。一个越战老兵，可能会在多年以后，因为从电视背景噪音里听出直升机的声音而产生恐惧。一名车祸事故幸存者，可能会因为再次听到车祸发生前广播里放的曲子而产生恐惧。与条件反射相联系的恐惧感，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只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之中。更确切一点说，它属于“情境通达性记忆”（situationally accessible memory, SAM）。当我们遇到危机，杏仁核采取“捷径”直接警告海马体、身体为“战斗或逃跑”做好准备时，大脑中就产生了联想记忆。
曾受创伤之人通常都不愿再次激活他们的情境通达性记忆。这类记忆存在于意识知觉之外，只能由其他事物的提示唤醒。这也是创伤之人难以讲述其经历的原因之一。情境通达性记忆被唤醒之后，人会被带回创伤之境，引发激烈的心理反应，但他可能完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当时发生了什么。比如，莎拉向我讲述她的故事时，语速会变得很慢，音量变低，最后寂然无声，好像全部能量即将耗尽。她停下来，眼里充满恐惧，身体开始摇晃。她抬头看着我，但又不是真的在看我。然后她慢慢摇头。她看上去完全被吓呆了，头脑一片空白。
心理治疗师必须要配合求询者的节奏，不能把他们逼得太狠。我当时告诉莎拉，我知道对她来说谈论创伤经历是多么困难的事。如果不想说，她随时都可以停止。莎拉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点了点头。她的眼睛慢慢聚焦，身体也渐渐放松下来，然后微笑起来，我知道她又回到了常态。
恐惧反应触发器的警报范围可能相当宽泛，比如“红颜色”——这让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女性瑞贝卡深受其苦。有一天，她正和男朋友在一家快餐店，一边用餐，一边闲聊当天的新闻，直到男朋友拿起番茄酱瓶子。番茄酱汁很稀，在他挤的时候流到了桌子上。瑞贝卡怔住了，然后大哭起来。
瑞贝卡小时候曾在挂着红色窗帘的房间里遭受父亲性侵。据她回忆，每次父亲进入她房间的时候，她会死死地盯着窗帘看，盯着它上面旋涡状的图案。10年后的今天，瑞贝卡已学会了如何控制情绪，在一般情况下都能从容应对。但有时她也会遇到意外情况，比如那次快餐店里发生的事，红颜色让当年的创伤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她的心头。
｜掌握削弱学习的主动权｜在创伤康复过程中，我们必须不断告诫自己，当年那些恐惧条件反射，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帮助——这个将条件反射逐渐弱化的过程，被称为“削弱学习”（extinction learning）。我们必须明白，曾经激发我们恐惧本能的信号、声音和气味，已经不再是危险的征兆。
很多创伤事件亲历者都希望由自己来掌握削弱学习的主动权。比如我在前一章提到的那位卡罗尔小姐，她告诉我：
在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我走进地铁站坐在站台的候车区。我只想让一切变回原样。我只想恢复正常……当时我仍然万分惊惧。但不知为什么，我只想说服自己，前一天发生的事，不会每一天都发生。那只是我一生中仅有一次的悲剧。我坐在那里，每当地铁列车驶过，都会不由自主地战栗。但我觉得我需要做这件事。如果我想再次登上地铁，这就是我迈出的第一步。
深受创伤之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削弱他们的恐惧反射。最终，他们先前的恐惧反应应激源将不再能激起他们的痛楚。几个月后，大多数人都将习惯于它们的存在，不再把它们当作危机预警信号。但是把自己暴露于创伤环境中的过程必然十分痛苦。而且如前所述，人们往往希望能够避免接触任何会让他们联想到创伤的东西。
回到恐惧之地必然非常困难。很多人只要一念及此就会竭力逃避。可是这样他们的痛苦不仅不会消失，反而日益增长。虽然威胁已成过去，但身体仍然保持在高度警觉的状态。
恐惧条件反射有两个重要指标：高度警觉和焦虑，这也为削弱治疗（extinction-based therapies）提供了理论基础。削弱治疗的基本理论是，将患者反复暴露于能引发恐惧的刺激环境之中，直到他们不再作此联想。(9)人人都知道的那句老话“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确实有几分道理。但是人们往往不愿接触任何能让他们回想起恐惧之境的刺激物，而心理治疗师的职责，就是帮助他们正视恐惧。卡罗尔重回发生爆炸的地铁站，这对她的心理康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她的恐惧并未因此立即消除，但这似乎让她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到之前的生活状态，并在较短时间内重新登上地铁——虽然她也曾对我说，她坐地铁时仍然十分恐惧，时不时会有一阵战栗。“我觉得我每天去上班都像在跑马拉松，全部精力都耗在了路上。”后来，她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恐惧，向心理学家寻求支援，找到了更适合的削弱疗法。事实证明，心理学家的帮助非常有效。
至于瑞贝卡，她现在也只是偶尔才对红色有强烈反应了。经过几年的训练，她头脑中红色与创伤的联系已经被逐渐削弱。在更年轻的时候，她曾为此深受困扰。所幸她在上学时遇到一位心理学家，他帮助她进行了削弱学习。一开始，他让瑞贝卡在头脑中想象红颜色，一直到她不再因此感到恐慌；下一步，他让瑞贝卡看颜色渐变为红色的物体，直到她不再恐惧。由此看来，削弱学习其实就是重新设定思维联系的过程。
那么，为何有人会持续受到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影响？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削弱自己的恐惧条件反射。他们竭力避免所有能让自己回忆起创伤的事物，殊不知反而错失了最重要的学习机会，去认识到那些事物其实已不再代表危险。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可能会与悲伤的记忆持续纠缠，直到恐惧警报系统最终关闭，海马体回路再次疏通。心理治疗师在辅助创伤后成长之前，必须先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减轻到一定水平，让求询者能够开口谈论创伤经历，而不至于情绪崩溃。这类谈话是我们了解创伤的前提。现代创伤心理治疗的基本理论，就是在危险过去之后，把患者重新带回恐惧之境。暴露于恐惧之中，是让患者关闭机体恐惧警报系统的最可靠方法。
然而，即使在恐惧反应消失之后，有人可能还是会突然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这往往是因为他们碰到了某个应激源，重新建立起恐惧条件反射。有时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应激源是什么，看起来好像是创伤后应激障碍随机复发。有研究指出，即使条件反射被削弱，大脑仍留有与之相关的记忆。换句话说，削弱学习并不会抹掉原始记录，只会在上面覆盖新的记录，以阻止恐惧记忆流入意识。但是如果危机重现，后来覆盖上去的记录可能被擦除。这一大脑机制同样也具有演化意义：在一切看似安全的情况下，大脑虽然为危险做好了准备，但不会让我们时刻处于警备状态。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人应该保持高度警觉，直到威胁完全消失——侥幸逃脱危险之人，确实也往往对可能的威胁更为警觉。要让一个人明白威胁已经完全消失，其实并非易事。随着时间推移，警报系统逐渐关闭；但在同样的威胁到来之际，尚未完全关闭的部分很容易受到刺激。
和其他演化而来的生理机制一样，这一机制也存在个体差异性：有人可以快速将警报系统关上，有人则不能。在我们狩猎-采集的祖先之中，必须有人时刻留意危险，这样其他人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生活。这种生理差异，对群体的生存十分必要。
科学家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生理机制的研究尚在快速推进之中。我们需要找出真正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处理创伤相关信息的能力已遭破坏的人。他们在人群中只占少数。这是十分紧要的——不只因为目前的治疗方法有待改进，还因为我们必须防止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被过度滥用而失去效力，最终变成精神医学教科书上一个过时的名词。所以，我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正确区分神经系统异常、生理上无法处理创伤记忆的少数人，和能够处理创伤记忆的大多数人。对于后者而言，创伤后应激反应是人类处理创伤事件的正常、自然的生命过程。
大多数人都拥有足够的心理韧性，能够承受生活抛给他们的厄运。“心理韧性”（resilience）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为心理学家使用，用以描述这样一群儿童——他们虽然成长于贫困和犯罪滋生的环境，却能突破逆境，发展成为积极健康的青年。这个词后来也被用在成年人身上。乔治·博南诺（George Bonanno）教授和他的同事是心理韧性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在“9·11”事件之后的6个月里，以电话采访的形式访问了2 752位纽约居民。当时很多大众媒体评论者都在大谈特谈，认为关于恐怖袭击的电视报道可能会引发普遍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博南诺发现，他采访的大多数人只表现出轻微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这些研究无不证实，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流看法可能并不正确。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是一种大多数人在创伤之后都必然会患上的精神障碍。最新的研究正向我们逐步揭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伤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甚至会对我们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为读者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