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2　苦痛之殇　创伤的消极面

CHAPTER 02
苦痛之殇
创伤的消极面

逆境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据统计，世界上75%的人都经历过某种创伤，比如痛失所爱，眼睁睁看着爱人受苦；被诊断出重疾；离异、分居；遭遇事故、骚扰或周遭环境的冲击……每一年，都有大约20%的人会遭受永久性的创伤。每个人都不想受到创伤，但是创伤的发生不可预测、不可控制。若有人认为，人能不受逆境困扰，安然度过一生，这可以说是痴心妄想。

每天都有可怕之事不断上演。就在我写下上面这段话的时候，一列行驶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列车因爆炸而驶出轨道，造成至少25人死亡，受伤人数则更为庞大。孟加拉南部一艘从达卡出发的游轮倾覆，58名乘客确认死亡，更多人下落不明，但估计已没有生还希望。美国西雅图，4名警察在一间咖啡馆被枪杀……战争、种族屠杀、饥荒、政局动乱和恐怖主义，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依旧大行其道，更不用说那些天降横祸，地震、飓风、龙卷风、海啸、洪水、工业事故和飞机坠毁，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福祉。每年还有数百万人遭遇交通事故、家居或工作意外，或者经历离婚和分居。又有多少儿童惨遭虐待，有多少老人孤苦伶仃、无人照拂。种种逆境，无不直击受害者的内心，它们对我们产生的影响，称之为创伤。

英文中的“创伤”（trauma）一词来自希腊语，意为“伤口”。它可能是在17世纪时作为医学名词首次被引入英语世界的，用以表示身体上的刺伤和伤口，现在它在医学领域仍有这层含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被用于描述精神伤害。弗洛伊德在20世纪就曾用类似的词，来描述外部事件对心理防线的破坏。当代心理学家口中“创伤”的含义，与本意其实区别不大：某些事件撕裂了保护我们精神世界的“皮肤”，留下了心理上的“伤口”——这就是“创伤”。

当心理创伤来袭时，我们的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世界也一片混乱。假设你手里拿着一个圣诞雪球，摇晃它，球里瞬间飞雪弥漫；但过一会儿，雪花就安静地落在地上了。雪花需要多久恢复沉寂，要看你一开始用了多大力气摇晃雪球。要想抚平动摇了我们整个精神世界的创伤，道理亦是如此。

有些创伤受害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通常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这个概念的，当时我正在研究“自由进取先锋号”海难事故幸存者的精神状态，那时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是个崭新的名词，被引入精神医学领域没几年。

我有很多在临床心理学部门工作的同事甚至都不知道PTSD的全称是什么，公众对此更是鲜有所闻。但20年之后，情况完全改变了。在所有的心理状态中，心理学家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最为广泛和深入。在当今世界，很难想象有谁没听说过创伤后应激障碍——人们不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了解它，就是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有所知晓。尽管如此，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念仍在演进，而且学者常为此争论不休，其定义也曾几经修改。科学家仍在探索，创伤后心理压力正常之人，与陷入不良精神状态不得摆脱之人的区别何在。许多专业人士把创伤后应激障碍视为诊断精神疾病的好方法，但也有人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现在已被过度使用。

毋庸置疑，创伤后应激障碍为大众媒体和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新词汇，用来描述创伤可能给人带来的打击。在1980年美国心理学会定义创伤后应激障碍之前，心理学界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诊断词汇可以用来描述创伤后的心理压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那以前人们不曾受到创伤的影响。创伤一直与人类如影随形，只不过时代有异，表述形式可能稍有不同。本章将为您深入挖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历史，探讨20世纪后半叶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的起源。

创伤的历史

对创伤的最早描述，也许出自苏美尔人于5 000年前刻在泥板上的《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史诗讲述的是古巴比伦国王吉尔伽美什因为最亲密的朋友恩奇都（Enkidu）离世而发狂的故事：

我惊惧于他现在的模样。我开始恐惧死亡的到来，在原野彷徨。

我怎能保持沉默，我怎能无动于衷！我挚爱的友人在今日魂归泥土！

我难道不会和他一样！我难道不会永远沉睡，不再醒来！

所以我现在必须上路，去远方寻找乌特纳比西丁。

甜蜜的睡眠无法为我享受，失眠倒常来侵扰。我的身体满载苦痛。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心理描写。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就有一段对心理创伤的精确描述。特洛伊之战时，希腊战士阿喀琉斯遭到指挥官阿伽门农的背叛。阿喀琉斯的世界就此颠覆，愤怒蒙蔽了他的理智，直到他最好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战死沙场。阿喀琉斯满怀哀伤，濒临绝境。他噩梦不断，内疚万分，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荷马史诗中这段关于创伤的描写，与从越战归来的美国士兵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何其相似！这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似乎根植于人类的本性。

荷马之后400年，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了另一个关于创伤的故事，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士兵的经历契合。他这样描述参与公元前490年马拉松之战的雅典士兵伊帕泽洛斯（Epizelus）：

伊帕泽洛斯，库帕戈拉斯（Cuphagorus）之子。他在作战中异常勇猛，但忽然丧失了全部视力，尽管剑、矛和飞弹都不曾伤他分毫。从那时起，他终身陷于黑暗。他这样谈及自己的经历：在幻觉中，他看到一个身披重甲、异常高大的男人向他走来，胡子直垂到盾牌。但鬼魂没有杀他，却走过去杀死了他身旁的战友。

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亲身经历了发生于1666年8月的伦敦大火，大火摧毁了伦敦旧城的大部分地区，那里有很多木结构房屋。在这场如炼狱般的大火中，圣保罗大教堂也被烧毁。6个月之后，他在1667年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依旧能“梦到那场大火和不断倒塌的房屋”，依旧能感到深深的恐惧，仿佛大火马上就要烧到他家门口。佩皮斯持续受到失眠问题的困扰，“我在这6天里还能看到火灾后的灰烬冒出的乌烟。我没有一天不是怀着对大火的恐惧上床休息，没有一天不因思虑火灾而辗转难眠，直到凌晨两点。”

又过了200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铁道的出现，创伤也有了新的肇因——人类第一次亲眼目睹高速行驶的列车发生事故。早年的铁路旅行充满危险，每年都会造成数百人死亡。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 Erichsen）医生在1867年出版的《关于铁路和其他神经系统损伤》（On Railway and Other Injuries of the Nervous System）一书中，定义了所谓的“铁路事故性脊柱”（railway spine）。这种病症亦称“埃里克森氏症”，是火车事故幸存者可能罹患的一种精神-生理综合征。埃里克森医生在书中介绍了他针对该病患者的系列研究，患者都有记忆障碍和失眠问题，也为梦魇和轻瘫(3)困扰。

查尔斯·狄更斯也是铁路病的受害者。1865年，他乘坐的火车在行驶至肯特郡斯泰普赫斯特（Staplehurst）时发生脱轨。万幸的是，他并未受伤，还在事故发生后自愿留在当地救扶死伤。但在事故发生后的几个小时，他说自己感到“被击垮了”。几天之后，他明显已为负面情绪淹没，抱怨说“发晕、难受”。几年之后，他在给女儿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的状态很不好，那次铁道事故造成的神经颤栗至今仍未消失。我莫名感到虚弱，就像生过一场大病。”狄更斯认为这一切都是当年的铁路事故所致，他从此不敢再坐火车旅行。在事故五周年那天，狄更斯告别人世。

创伤的成因

我们可以从过往历史中了解，创伤之后有人噩梦不断，有人陷于焦虑，有人囿于困境。人们对这些感受的看法，会因文化和时代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都对创伤有其独特的理解方式。现在我们认为失眠、沮丧等生理心理反应，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但是创伤的历史却告诉我们，人类对这些感受的理解并非一成不变，其社会意义也在不断变化。创伤究竟有何意义？创伤后人们的感受又该作何解释？不同时代和文化对此的看法不尽相同。对创伤观念影响最大的，是我们对创伤原因的认识。创伤的起因究竟是什么，历史上有两大观念，双方相互攻讦。一种观念认为，精神创伤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在心理或生理上受到伤害；另一种则认为，精神创伤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外界压力对人类的心灵和身体造成了过重负荷。

虽然“铁路事故性脊柱”在当时已经被确定为疾病，但其成因依然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埃里克森认为，铁路病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类脊椎受到震动，伤及神经系统。但在当时，人们还对神经系统的运作不甚了解。有人另辟蹊径，寻求造成铁路病的其他原因。1883年，赫伯特·佩吉（Herbert Page）发表言论，认为铁路病与其说是生理失调，不如说是精神失调。据他分析，这类症状常与所谓“神经性休克”（nervous shock）有关。他写道：

一个强壮健康的人忽然之间失掉了控制情绪的全部能力，在临床医学领域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有人因难以摆脱事故的影响而无法成眠；有人听到细微的响动都会惊醒；有人躺在床上，不敢动弹分毫；有人若听到别人跟他说话就会心脏狂跳；还有人听到任何与他的现状或未来有关的话，就会泪流满面。

虽然现代心理学教科书上已不大提及铁路事故性脊柱了，但关于创伤成因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弗洛伊德在19世纪末曾重点研究过另一种情绪障碍——歇斯底里。其症状包括生理失能（比如抽搐或失明），以及做出怪诞而毫无意义的举动。弗洛伊德之前的医生对歇斯底里症鲜有兴趣，弗洛伊德却认为，歇斯底里症患者承受着实实在在的精神痛苦，生活严重受到威胁。在过去几个世纪，人们一直以为只有女人才会患上歇斯底里症。(4)最初人们以为，歇斯底里的病因是子宫内血液不能流通，致使女性无法维持理智。到了弗洛伊德时代，大多数人依旧认为，歇斯底里只属于女性——虽然这一说法已遭到质疑。歇斯底里是弗洛伊德得以创立精神分析法之滥觞。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是，歇斯底里源于精神创伤。他认为，歇斯底里的根源，其实是深藏于潜意识中的隐秘创伤。

弗洛伊德列举的患者中，最著名的无疑是那位名为安娜·欧（Anna O）的年轻女性。她表现出多种生理失调症状，比如毫无生理原因的抽搐、视线模糊、失聪和情绪起伏。她是弗洛伊德的同事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的病人，布洛伊尔起初以为她患上了歇斯底里症，施以相应治疗；但后来他应安娜的要求改变治疗方式，倾听她表达心中的想法——后来人们常说的“自由联想法”（free association）便由此诞生。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以此治疗记录为基础，发表了产生广泛影响的歇斯底里理论：精神官能症的根由隐藏于潜意识之中，如果患者能够发掘出这个根由，其症状就能消退。安娜·欧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社会工作者，她把布洛伊尔的治疗方法称为“谈话疗法”（talking cure）。(5)

弗洛伊德在此之后继续探讨歇斯底里症的病因，他最富争议的观点是，歇斯底里的根源是患者在童年时期曾遭成人性侵——这也引发了他和布洛伊尔的分歧，二人的合作关系就此破裂。弗洛伊德在1896年写道：“我提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我们深入发掘歇斯底里患者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她们在童年时期都有至少一次性经验。”弗洛伊德推测，人们会忘记自己在童年时所受的性创伤，直到青春期到来，他们的性行为唤醒了被压抑的早期记忆，引发歇斯底里。

起初，弗洛伊德信心满满地为自己的“诱奸理论”辩护。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也开始怀疑：是否所有病患都曾在童年时遭到性侵？他最初构建这个理论时，假设性欲与心理抑制的冲突也能导致歇斯底里。但后来他不再继续发展这个理论，转过头来一门心思研究人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欲望。这时他认为，歇斯底里的病因不只性侵犯这一个。弗洛伊德最终把“诱奸理论”换成了“性幻想理论”，后者强调的不是真实的性经验，而是压抑的性幻想和根植于本能的性冲突。当时有批评者说，这意味着弗洛伊德已对现实创伤失去兴趣，一心只研究潜伏在潜意识里的动机。但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都赞同他修正诱奸理论。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理论，最终成就了他现在的地位。

弗洛伊德早年曾把性侵犯视作歇斯底里的根源，这一理论在整个20世纪几乎为人遗忘，直到女性主义学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此进行重新评议。他们重新拾起弗洛伊德的性侵理论，认为他后来背离了真理。他们广泛研究了童年遭受性侵对人的破坏性影响，找到了新的证据。他们认为，弗洛伊德之所以会撤回这个理论，是因为性侵问题在19世纪末的维也纳太过敏感。

性侵是心理健康问题的来源之一，这一观点现在当然不再受人质疑。事实上，它已成为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广泛接受的观念。但正如弗洛伊德当初逐渐意识到的那样，性侵犯并非创伤的唯一原因。他转向别处寻求答案，无疑是正确的做法。他后来把注意转移到潜意识和性幻想表达上来，奠定了精神分析学的基础。然而他太过看重自己的新理论，不再关注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对人的影响。

炮弹休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精神创伤成为精神医学研究的核心。当时精神医学才刚刚起步，仍被视为医学的分支。但在战争过后，它越来越受到重视。从历史上看，战争在重新定义创伤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战时服役的青年男子被仓促推上前线，他们没有受到充分的训练，对即将经历的持续数月的狂轰滥炸、死亡和毁灭全然没有准备。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曾亲眼目睹战友死于炮弹袭击。他在著名诗歌《为国捐躯是好事》（Dulce et Decorum est）中道出了惊惧：

我看到他陷入绿色的海洋，就要被淹死。

像在梦中，

我无助的眼神看见，

他向我扑来，任海水肆虐，窒息、溺毙。

情绪不稳定的士兵被撤下前线，送到新开设的精神科医院进行治疗。上级期望他们能在数日之后重振精神，再返沙场。但对于大多数青年战士来说，重回前线实在太过痛苦。有人试图逃跑，有人故意违反军纪。士兵若因畏惧而无法履行职责，常会被指责为懦夫。有数百名士兵因为不够勇敢或者临阵逃跑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最后被执行枪决。尽管如此，逃兵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日渐增加。人们开始意识到，在这个现象背后或许还有更深层的诱因，如瘟疫爆发般在新兵中散布。而那些被撤下战场的士兵占满了医院的病床，饱受梦魇的折磨，时常梦到过去所见的悲惨景象，他们显然需要帮助。

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部队将官亚瑟·赫斯特（Arthur Hurst）记录了一个23岁的年轻士兵M的故事。M患上了失语症，他不记得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一举一动皆如儿童，成天只愿摆弄玩具。两年后的一个深夜，他忽然感到头脑中发生了变化——他的语言能力回来了，他又能像从前那样开口说话。但他只记得自己几天前还在前线打仗，对这两年来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毫无印象。

英国战争部在接到大量此类报告之后，不得不出面解释这奇怪现象的成因。皇家陆军医疗部队的医生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Myers）将自己的观察撰写成文，于1915年发表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并且首次使用了“炮弹休克”（shell shock）一词。

有三个在近距离爆炸中受伤的士兵，其中一个年仅20岁，在炸弹爆炸之际被铁丝网困住。炮弹带着熔化的金属碎片如雨点一般向他袭来，万幸的是，他及时逃脱，毫发无损——至少在当时看来如此。然而数周之后，人们发现他情绪崩溃、痛哭不已，记忆也出现障碍。迈尔斯认为，爆炸发出的巨大声响，引发了某种“大脑分子混乱”。

另一位医生罗斯（R. G. Rows）进一步拓展了“炮弹休克症”的概念。他推测，炮弹爆炸产生的大气压力导致了大脑的微型损伤。他在19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描述了战争应激反应，与现在定义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极为相似：

包括害怕、恐惧在内的某些特殊情绪产生的生理表征，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不变。生理表征又与持续回溯过往经历激发的某种情绪有关……（士兵）很清楚自己狂躁易怒，他们无法找到任何感兴趣的事，也无法对某件事物维持长期关注……以上所述种种，都是与士兵切身相关的事，让他们陷入持续焦虑之中。而他们搞不明白自己的心理状态，这让他们更加焦虑。

迈尔斯提出的“炮弹休克症”概念，如同草原野火般传播开来。但其成因和“铁路事故性脊柱”一样，仍然悬而未决。炮弹休克究竟是生理疾病，还是心理失调？人们仍未知其然，究其肇因，到底是爆炸震动带来的物理刺激，还是战争引发的疲劳、饥饿和压力等精神因素？

罗斯主张的大气压力理论，很快引发争论。越来越多的士兵被诊断出炮弹休克，但是其中很多人从未受到炸弹威胁。一位名为里维斯（W. H. Rivers）的医生对此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大批参战的士兵接受训练的时间都太短，速度也太快，结果就是，他们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心理防线来应对战争。里维斯和其他少数几位医生主张，应给予士兵更多人道支援。但是大多数人仍然坚持认为，这些士兵不过是缺乏意志或者道德低下，而他们需要的是更严格的纪律约束。身受炮弹休克之苦的士兵常常得不到同情，也无法得到治疗。

由于受炮弹休克所害的士兵人数实在太多，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现象。炮弹休克不能再被简单视为道德低下的结果。在索姆河战役中，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士兵离开战壕，在机关枪的掩护下冲向德军防线。很多人被铁丝网钩住，悲惨地死去；还有很多人被炮弹炸成碎片。仅在战役打响的第一天，就有超过57 000名英国士兵伤亡，其中19 000人牺牲。如前所述，大气压力的解释已经站不住脚：有太多接受心理治疗的士兵并未受到爆炸的伤害。于是，人们开始为炮弹休克现象寻求心理学方面的解释。

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大多数科学家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战争应激反应直接来自于战争带来的巨大压力，应被视为人在高压之下的“正常”心理反应，而不应作为道德沦丧的证据。

此时，年事渐高的弗洛伊德再次被精神创伤所吸引，他以士兵为对象，重新开始进行创伤研究。当时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满足，而愿望又一定与快感有关。但他在听士兵讲述噩梦之后，意识到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不适用于士兵的情况。这种情况后来被称作“战争神经官能症”（war neurosis），其最重要的表征是，患者会不断回想或梦到战场上的可怖景象。弗洛伊德又一次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以适应新的案例，他对创伤的认识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弗洛伊德在1920年出版了新书《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他在书中提出，人之所以会重复做同样的梦，是因为他想掌控某些给他带来压力的情境。他说，这类梦境是一种“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大脑会一遍又一遍地回放某段特定记忆，试图改写其中包含的创伤经历。

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法国精神科医生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也和弗洛伊德的研究方向类似。他注意到，心理健康之人对某次经历的记忆，在各方面（包括行为、思想、情绪和场景）一定都是统一的。而研究表明，与创伤经验有关的记忆与之不同，会脱离意识觉知（conscious awareness），表现为焦虑、噩梦和闪回，如此种种又会融入最初的记忆。因此他提出，在进行心理治疗时，应要求患者用自己的话来讲述过去的创伤记忆。这番结论，直到现在仍然是创伤理论的核心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许多新的诊断术语，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战争神经官能症、战斗疲劳症（battle fatigue）、战斗衰竭症（combat exhaustion）、创伤恐惧症（post-trauma syndrome）和创伤综合征（traumatophobia）。与此同时，非战场创伤受害者的负面心理状况，也被学者记录下来。1942年11月28日，波士顿一家名为椰树林（Cocoanut Grove）的酒吧被大火夷为平地。大火夺走了492条生命，受伤之人数以百计。心理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德勒（Alexandra Adler）在研究幸存者的心理状态时注意到，在事故发生一年之后，大约半数幸存者仍然会受到噩梦和失眠的困扰，会因自己幸存下来而深感内疚，会对任何与那场大火有关的事物心怀惊惧。

到了20世纪中叶，创伤的负面影响已经得到了相当完备的记录，但当时心理学者还没有找出正规的诊断方法，告诉我们沉重的心理压力对人类机能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它终将出现——不久后爆发的越南战争将再次给世人带来创伤，人们迫切需要找到一种诊断创伤的方法。

从创伤到创伤后应激障碍

越南战争给人带来的创伤难以估量，很多士兵在参战时还相当年轻，在18岁生日当天应征入伍，扩充军队。有许多人在入伍之前从未离开家乡，此刻却要远赴他国，去打一场可怕的战争。很多越战士兵因战争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当时人们认为，这些士兵患上了抑郁、焦虑症，他们滥用药物，甚至发展出人格障碍和精神分裂。但这些诊断中，没有一个能解释其他症状，比如噩梦、情绪麻木和过度警觉（有此症状的人神经过于敏感，极易受惊，时刻警惕危险）；也没有一个能明确指出这些症状的根源。

随着心理疾病患者的增加，心理医疗工作者越发感到建立一种正规诊疗门类的必要性。20世纪70年代末，创伤心理学刚刚建立未久，一群反对越战的心理学家和学者召开研讨会，讨论如何从精神医学角度定义战争对人类心灵的破坏。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参考了大量与战争心理影响有关的调查研究，在代表越战老兵的社会活动家的支持下，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II，后文简称《手册》）大胆引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念。(6)但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并未立刻得到世人认可，部分精神科医师倾向于使用描述更精确的词，比如“越战战后综合征”（post-Vietnam syndrome）。但也有学者极力主张，这个新的诊疗门类应该拥有足够的包容性，最好能够把20世纪其他悲惨事件也包括进来，比如犹太人大屠杀和广岛核爆炸——这些事件也会引发类似的心理反应。

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大多数《手册》诊断门类又有所区别。人们认为，前者由心理创伤直接造成，而后者大多数症状的成因都无从了解。这二者的差别，正是理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键所在：任何人在面对极端情况时，都可能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的诞生，一举改变了人们对战争创伤和越南老兵的看法。

记录越南战争的影像资料，比之前的历次战争要多得多。美国人坐在自家客厅里就能亲眼见证战争的恐怖。电视播报的“美莱村屠杀”，更让普通人了解到部分越战士兵的暴虐。战争已接近尾声，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依然持续高涨。国内社会有意隔离战争，自然也将回国的士兵隔离在外。反战运动如当头冷水，极大地影响了士兵的情绪。在回归家园之后，他们不得不面对反战人士的公开责难，挫败感铺天盖地而来，让很多老兵倍感隔绝和孤独。人们指责越战老兵的战争暴行，把他们看成精神病患者，甚至称他们为“儿童杀手”。这种抵触情绪本身也极具攻击性。越南战争之所以会对越战老兵产生如此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与他们回国后遇到的强烈敌意不无关系。

《手册》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让我们对越战老兵有了新的认识，了解到他们经历的痛苦，也让公众改变了敌对态度，对他们表现出更多同情。不久之后，许多民间团体也和越战老兵一样，呼吁社会广泛应用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

女权主义者正是这些团体的其中之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权主义者试图扭转精神医学对女性的性别偏见，比如给女性贴上各种精神病易患人群的标签。“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正是其中之一。BPD强调人格缺陷，被认为带有歧视女性的色彩。部分女权主义者希望通过比对边缘型人格障碍症状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相似性（事实上，很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女性都曾在童年时期被虐待或忽视），来让社会了解虐待给人带来的心理伤害，唤起人们对惨遭家庭暴力和童年性虐待的女性的同情。尽管边缘型人格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起初看来似乎截然不同，但它们在心理学家的剖析之下显现出极为相似的内核。人们开始认识到，童年创伤会对人类的自我调节和情绪表达能力产生深远影响，阻碍我们追求有意义的生活。

简单来说，人们现在普遍认为心理疾病的肇因是外部事件，而非个人“品格”。战争老兵和受虐待的女性都因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受益。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在心理学界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创伤究竟是如何影响心理机能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融合了过去数十年来人们对创伤概念的科学探索，现在已为世界各地的精神健康专家广泛应用。

但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究竟如何理解精神障碍，其实是由文化决定的。我们定义为“心理问题”的东西，以及所谓的治疗方法，其实都不过是我们所处的社会在历史中某个阶段偶然给出的定义，是人类加诸自身的定义，而非根深蒂固的事实。

关于创伤成因的争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并且不断重塑整个社会的认知：经受创伤之人，是否应该得到同情和帮助？文化影响了我们对精神疾病的看法，也塑造了我们的观念——在创伤事件发生之后，该作何反应？生活于不同社会的人，对于情绪表达、人生价值、个人责任、生活目标的看法都不尽相同，所有这些差异都影响了我们承受与应对创伤的方式。在开始讨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创伤和精神疾病的可变性。而本书的终极目标，正是谋求转变。我希望人们能转变现在对创伤的认识——创伤后应激障碍，本就是一个自然、正常的过程；我们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自己的创伤后成长。对创伤的新看法不仅切合人类的医疗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把谋求康复的责任交回到正饱受创伤折磨的人手中。

创伤后的消极反应

1980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分为三类：再度体验创伤事件、反应麻木以及其他杂项，包括失忆、难以集中注意力、过度警觉、失眠、逃避与创伤有关的刺激和负罪感。随着手册的历次修订，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分类也在变化。最新一版手册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分成四类：侵入性再度体验创伤事件，避免接触任何可能引发创伤回忆的事物，产生与事件有关的消极认知或情绪，因创伤而引发消极反应。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第一条特征是侵入性再度体验创伤事件。有时候，人会在不自愿的情况下回忆起曾经发生之事，被迫再度体验创伤。思想、感觉、影像和记忆一股脑侵入自觉意识，引发激烈的情绪反应，比如惊惶、恐惧、悲痛和绝望。有时创伤事件也会以梦或者噩梦的形式重现。还记得莱昂·格林曼的故事吗？格林曼在自传里写道，战争结束20年之后，他仍然能梦到自己重回奥斯维辛，看到同伴再一次被一一绞死，自己也再一次从磨刀霍霍的纳粹党卫兵军官手下逃亡。

人在醒着的情况下也可能通过闪回或幻觉来重温创伤事件。闪回突然而至、真切无比，仿佛悲剧再次降临，常有生理反应与之相伴，如心跳加速、流汗不止。通常来说，正在经历闪回的人分不清现实与记忆的边界，在他们看来，闪回无疑就是“当前”正在发生之事。

有个叫大卫的男人和朋友们在游艇上聚会，深夜，游艇被驳船撞沉，大卫侥幸生还，但他的朋友都在那一夜死去。从那以后，他一直被愧疚折磨，认为自己没有尽最大努力去救朋友。他难以成眠，常回忆起当时发生之事。数月后的一天晚上，他乘巴士外出，在巴士行驶到一座桥上时，他看见桥下河流反射的粼粼波光，可怕的闪回倏忽而至——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那被命运折磨的一夜，回到了那艘游轮的甲板上。几个小时后他才镇定下来，思维回到现实世界。

外界刺激如影像、声音、气味、环境和人物，都能带人重回创伤之时。内部因素如情绪、想法和心理状态，也能起到同样作用。1988年泛美航空103号班机在苏格兰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现场目击者都记得空气中弥漫的飞机汽油味。20多年后，类似的气味依然能让他们清晰回忆起当年的惨剧。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能勾起人们的清晰回忆。心理学家大卫·墨菲（David Murphy）曾研究过一个案例：有个男人说，每次他和长着胡子的男人拥抱，胡茬都能让他回想起自己童年时期在寄养家庭遭受的虐待。墨菲把此现象称为“胡茬效应”（stubble effect）。

正常的记忆往往会随时间流逝而为人淡忘，创伤记忆则恰恰相反。创伤记忆不但会长留不去，还会被不断放大，深深烙印在头脑之中（参见图2-1）。一个越战老兵在回国30多年之后，仍然记得“他们痛得大叫，腿被炸飞，肠子流出来，眼睛也瞎了……”创伤关乎人的生死，它永不会离你而去，它会一直鲜活地存在于你的记忆深处。你可以把它埋在心底，尽最大努力去过好现在的生活——但它不会从记忆里消失不见，它一直都在。

不过，请记住，一个人怀有创伤记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我们的一生中，谁都会遭遇可怕或悲剧之事，与之相关的记忆会伴随我们度过余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会产生心理障碍。事实上，记住这些创伤，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有益处，因为它们往往是我们生命的转折点，重新定义了我们的价值。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第二个特征是，人们会有意避开能唤起创伤记忆的刺激源，例如某些想法、感觉、人、对话、情景和活动。

珍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她在预产期之前开始宫缩，被紧急送入医院。她在分娩时遭遇大出血。那是一段恐怖的经历——她当时觉得自己可能会死掉。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恍惚之中好像听到一个声音说：“我觉得她已经死了。”然后她就彻底昏迷过去。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她以为自己的孩子死了。但随后她意识到孩子还活着，正躺在她身侧。

在接下来的几周，她开始刻意回避，努力阻止自己回想起分娩时的痛苦。她会避开任何提及“怀孕”的报章杂志；如果电视上播放出什么勾起她记忆的东西，她也会立刻把电视关掉；如果在街上看到母亲和婴儿，她也会立刻走到马路对面。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第三个特征是，人会产生负面认知和负面情绪。比如说，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可能会感到孤立与隔阂；会感到失掉了与他人的联系；很难感受到快乐、爱与亲密；会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玛利亚曾遭到性侵犯，她说那以后总觉得身体麻木，仿佛脖子以下的部分都不再属于自己，她把自己称为“活死人”。她也会看电视，但并不是真的在看，只是木然地盯着屏幕，对任何节目都提不起一点兴趣。另外有些人还可能会失忆。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第四个特征是，因创伤而引发消极反应。部分患者更常表现出情绪不稳，容易暴怒。他们对他人常常抱有敌意，或者极易动怒。很多创伤事件的亲历者都说，他们在控制脾气方面出了问题。睡眠质量也很糟，常受失眠和噩梦的困扰。有人甚至会产生幻觉，常常过度警觉，神经紧绷，警惕周围环境的威胁信号，试图发现潜在危险——而这些危险，通常都与创伤事件的成因有关。他们也很容易受到惊吓，表现出过度的惊惧。有个曾参加过马岛战争（Falklands War）的男人告诉我，听到屋外汽车逆火的声响，他会立即从椅子上跳起来。他们内心的焦虑会通过生理反应表现出来，比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冒冷汗和心脏悸动。

卡罗尔是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的幸存者。她告诉我，虽然爆炸已经过去好几年，但她现在乘地铁上下班的时候仍会保持高度警惕。她要确保自己坐在列车前端或末端，因为她知道，那是救援人员最先到达的区域。她也知道哪列车更接近地面，哪列车的隧道更宽。她向我解释说，隧道越深，也就越窄，就像虫洞一样。如果爆炸发生于狭窄的隧道，那么列车就会向内爆炸。但如果爆炸发生于较为宽阔的隧道，那么列车就会向外爆炸，她可能还有逃生的机会。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究竟该如何分类，仍然没有定论。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也需要不断复核和修改。前面描述的症状，无不给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伤害，但它们也是人类在面对痛苦与危难时产生的再正常和自然不过的反应。它们甚至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参加考试、工作面试，或者与伴侣吵架，都可能引发类似反应，只不过激烈程度较低。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严重程度，从低到高渐次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创伤后心理压力”可能比“创伤后应激反应”更能表达这种变化的连续性：一旦心理压力达到某一水平，就可以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界线

处于心理压力“变化区间”两端的人，表现极为不同。大多数精神医师认为，他们应该被划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但对于处在渐变区间中间位置的人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很多经历过创伤之人表现出来的症状，并不完全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的标准，他们可能只表现出一两种症状，但是精神状态却可能和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相差无几。尽管如此，他们通常也会被划归到非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群之中。正因为如此，简单地说谁患上而谁没有，只会引来更多疑问。

那么创伤后应激障碍孰有孰无，界线何在？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的目标症状主要是入侵式回忆、刻意规避、情绪化和易怒性。一旦这些症状变得十分频繁和激烈，人就失掉了正常工作生活的能力。但我们应该在哪里划下患病与否的界线？随着这些年来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的不断发展变化，界线也在移动。创伤后应激障碍其实和其他精神障碍一样，患病与否之间的疆界十分模糊。

但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总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与非患者之间的分别在于，前者的生活完全围绕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行。患者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一个曾受暴力袭击的女子告诉我，她常想“如果我当时做了什么”，坏事就不会发生。她的全部生活决策都围绕于此。她解释说，她每天都会尽其所能，把日常风险降到最低。她警觉多疑，总感觉随时会发生危险，只能时刻保持警惕。她不断幻想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就算只是逛逛街，她也会紧张万分。她的生活因此受到诸多限制。她不能看电视，因为怕看到与暴力有关的影像；她不能处理自己的负面记忆，因为记忆会让她回想起创伤之事。她也不能在繁忙时段去购物，因为每次有人走到她旁边，她都会焦虑不安——特别是在那些可能撞见当初攻击她的人的地方。

如果未曾亲身经历，你可能很难想象创伤后应激障碍给人带来的恐惧和绝望有多么严重。不妨想一想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的名作《焦虑》（Angst）吧！想一想画中人们瞪大了的警戒的眼睛。或者可以想一想他的另一幅名画《呐喊》（The Scream）——血红色天空下痛苦扭曲的人脸。画中人物眼中所见的，都不是他们面对的真实世界，而是盘桓在头脑中挥之不去、令人惊惧万分的创伤。也许我们能通过这两幅画，稍微了解一点患者的感受。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如此令人沮丧，患者常会产生自杀的念头。有一个曾卷入恶性伤害事件的男人怕极了做梦，他害怕在梦中重见那些可怕的景象，所以每天晚上都尽力阻止自己入睡。但他到最后还是会支撑不住，不情愿地昏睡过去。几个小时后的清晨，他会突然惊醒，一身冷汗——他又做了噩梦，在梦中被人追杀，甚至被勒死。几个月后，他开始想要自杀，为此寻求专业援助。值得庆幸的是，他得到了很好的建议，治疗帮助他理清了自己的感受，让他明白自己不是“疯了”，并且寻得了解决噩梦、安享睡眠的方法。

但是，有很多人直到最后一刻才想到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因为他们觉得，向人求助是软弱的标志，他们不愿意成为需要精神医师援助的人，或者希望掩饰自己的创伤。

雪伦在经历了一次痛苦的生产之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她在事情过去之后的许多年里，一直耻于谈起自己的痛苦。她认为，母亲应该爱她的孩子，但是她却不爱自己的孩子。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是一个太过糟糕的母亲？她常常为此疑惑、忧虑。但她并未寻求帮助，而是试图对自己（和丈夫）撒谎，假装一切安然无恙。一天下午，她偶然听到我在广播里谈论与生产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说的正是她那种情况。她后来告诉我，我当时的广播让她下定决心去看心理医生。“当我意识到，我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受的人时，我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

由创伤到症状，每个人的经历都不相同。很多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竭力回避所有能让他们想起创伤经历的事物。人们的应激源各式各样。对于雪伦来说，应激源是她对再生第二个孩子的恐惧。她说：“我会尽力避免再次生产。如果不幸怀孕，我宁愿去死，也不想再次生育。”对雪伦来说，刻意回避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婚姻。雪伦从未对丈夫谈起过她的感受，但她尽一切努力避免怀孕。她开始服用避孕药，并且尽可能不过性生活。她的婚姻状况终于恶化，最后以离婚收场。雪伦从未向丈夫解释过自己的状况，很可能是因为，就连她自己也不能充分理解自己。人都有选择逃避的本能，不愿直面本该勇敢面对的问题。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应激源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有人会在看到某辆特别的巴士时，回忆起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有人可能会被广播里的一首歌勾起回忆；还有人可能会被雨滴敲窗的声响引回过去。如果回忆起来的都是痛苦沮丧之事，我们自然会尽一切办法，避免再次碰到触发这些回忆的事物。尽管确实有人能通过这种方式刻意避免刺激，最终成功战胜创伤，但是生命是不可预测的。如果在偶然的情况之下撞见了自己一直试图避免的刺激源，他们的记忆可能会如潮水般汹涌而回，将他们推往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方向。有一个男人曾作为战俘被关押多年，当时他被单独囚禁在一间没有窗户的牢房里。重回社会多年以后，有一次，他因为工作之故搬到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创伤后应激障碍因此全面爆发。

很多创伤后应激反应会在一段时间之后逐渐平复。一个人只有在创伤后应激反应非常强烈又有持续性的时候，才能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更确切一点说，患者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必须非常频繁而激烈，在创伤之后要持续数周时间。大多数人在创伤之后最初几周里，都会产生类似的应激反应。所以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不能太快进行，至少要等到创伤发生一个月后。人们在第一个月的表现或可被称为“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即发生在创伤之后三天到一个月的创伤后应激反应。

为什么要把诊断前的时间定为一个月呢？临床观察和科学研究显示，那是大多数人创伤后恢复所用的时间。我并不是说，人一定会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完全康复。事实上，许多人在此之后，仍会有创伤后应激反应。但是通常他们在一个月后的反应已不像先前那样激烈，而且绝对达不到需要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的程度。

有些人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在一个月后仍然十分激烈，甚至可以持续数月甚至数年之久。这其中，就有很多像雪伦一样在生产之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女性。

玛丽在历经25小时的痛苦分娩之后，进行了紧急剖腹产手术，那是她生命中最可怕的经历。她的新生女儿在7天后不幸死去。50年后，如果电视上在播放正在经历痛苦的人，玛丽仍然不敢观看。婴儿的啼哭依然能让她心跳加速、惊惧万分。在难产相当寻常的20世纪60年代，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还未确立。玛丽得到的全部帮助，仅仅是医护人员的几句安慰，他们说，会好起来的。但在数十年后，她仍然深受创伤的影响。

玛丽的故事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什么是创伤事件？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因为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标准，只有在经历某个可以被定义为“创伤”的事件之后，患者才能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事件与应激源评价

1980年，创伤后应激障碍第一次成为一个诊断门类。《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将“创伤事件”定义为“在人类日常经验之外”的应激源，它“能在大多数人身上引起激烈的应激反应”。科学家很快就此展开讨论，究竟什么样的事件能满足这个定义？当然，极端痛苦的事件，比如战争和灾难，无疑都属于创伤事件。但是应激源是否也包括交通事故、重病、亲人死亡，或者如玛丽一样，痛苦的分娩？

在那时，大多数专家都不相信，上述后四件事能在大多数人身上“引起激烈的应激反应”。比如说，他们认为难产的痛苦并不足以触发创伤后应激障碍——尽管这位女性在之后数年里持续表现出激烈的应激反应，比如侵入性思考和回避行为。玛丽告诉我：“人们对我说，这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不过是生了一个孩子。就连我的丈夫也说：‘有什么大不了的？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女人生孩子。’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女人一样走过这道坎。”过去如玛丽一样的女性如果去看心理医生或精神医师，医生往往会诊断为产后抑郁，开抗抑郁药物。很多被诊断为抑郁的女性觉得，医生传达的信息是，她们不过是在“胡思乱想”；但她们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他人的理解——对于她们来说，生产的痛苦和恐怖，如同酷刑、强奸和肢解。

所以在1980年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草创之初，玛丽和与她情况类似的人并不会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人们认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件，不“在人类日常经验之外”，而且不“能在大多数人身上引起激烈的应激反应”。但随着时间推移，创伤后应激障碍牵涉的范围已远远超出它最初的限定——战争、灾难和大屠杀。它现在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包括性侵犯、交通事故、犯罪伤害、生死攸关的重病和手术治疗。人们似乎已经达成共识，这类事件也能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事件的定义也应该有所改变，以容纳这些不“能在大多数人身上引起激烈的应激反应”的事件。1980年的创伤事件定义，强调它能在所有人身上引发激烈的心理反应；新的定义则要区分人与人的差异，它必须符合如下事实：人在面对同样的事件时，经历和感受各不相同。创伤事件也会因人而异。也许某个事件对一个人来说是创伤，对另一个人来说就不是。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论点。他注意到，决定我们作何反应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它的评价。20世纪末认知心理学的崛起，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休谟阐述的这条极为重要的概念。

因此，在定义创伤事件时，不应只依据外部事件本身，还要依据亲历者的亲身感受。有一个古老的德国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男人在严冬的寒夜里来到一间小旅馆，在骑马穿越大雪覆盖、狂风肆虐的平原之后，他很庆幸自己能找到这么一个庇护之所。旅店老板看到他十分惊讶，问他从何而来。他循着男人手指的方向，用充满敬畏的语气告诉他，他刚刚骑马经过的地方，其实不是什么平原，而是结冰的大湖康斯坦茨（Lake of Constance）。男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吓死了。

骑马人之所以受到创伤，并不是因为在他身上真的发生了什么惨剧，而是因为他在事后意识到了自己无意中面对的危险。(7)有些事件是如此惨绝人寰，以至于对所有亲历者来说都是创伤。犹太人大屠杀无疑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些事件的定义并不清晰分明，有人认为它是创伤，有人则认为不是——比如确诊患上某种疾病、离婚和发生交通事故。可能有人因为这类事件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人则不会。还有些事件在大多数人看来根本算不上创伤，但在少数人眼里却是真实的创伤经历——比如看电视报道谋杀案件。

简单来说，创伤事件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何种影响，会因我们对它的态度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有人可能头部受伤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就算患者在事件发生时人事不省，没有丝毫记忆，他们也能从事后报告中搜罗出种种细节，拼凑出事件的经过。他们就像那个骑马经过冰冻大湖的男人一样，在事后被吓倒。

因此不妨说，我们对应激源的认识，其实是外部事件的客观事实与个人主观感受的结合。人对创伤事件的反应，其实是他们对事件及其意义的感知反映于自身的结果。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也注意到了创伤事件与人类感知之间的关联。1994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后文简称DSM-IV）给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新的定义，之前对创伤事件的定义“在人类日常经验之外”，被替换为一个更概略的描述。因为研究证实，许多能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事件，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并不常见。在最近一版手册，即2013年发布的第五版（后文简称DSM-V）中，创伤事件的定义依然十分宽泛：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由“面对真实的死亡或死亡威胁、严重伤害或性暴力”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可能是事件当事人，也可能在事件发生时碰巧从旁经过；他们可能听说某件恐怖之事发生在亲朋好友身上，可能是接触了太多悲剧的细节——比如负责收拣人体遗骸的救援人员，或者负责调查虐童事件的警官。

很多人和玛丽一样，按照今天的标准无疑会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却在经历可怕的生产之后50年里一直被人告知：“你很快就会好起来。”有一项研究使用了1994年版DSM-IV给出的创伤事件定义，结果发现，美国底特律大都会地区有89.6%的成年人都曾经亲身经历或者目击过创伤事件，但在1980年，只有9.2%的人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者比较了旧定义与1994年的新定义，总结说，若按照现在的标准，还有大约40%的人会被确诊。

1994年版的DSM-IV引入了新的概念：对事件的主观评价，要比事件本身的影响更为重要。但对创伤事件定义的拓展在当时曾引发激烈论战，直到今天争论仍未偃旗息鼓。创伤事件的定义之所以如此重要，值得反复讨论，是因为它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的“看门人”。如果将它的定义放宽，就会有更多人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势必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既然如此，学界怎么可能不对它进行激烈的讨论？

很多治疗师认为，这一变化反映出学界对创伤事件有了更好的认识：创伤事件可以多种多样。但也有批评者认为，这一变化淡化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念，造成一种“概念上的‘税级攀升’”。在批评者看来，现在被确诊的患者太多，他们的应激源其实十分平常——比如丧亲丧友、婚姻破裂或罹患疾病。另外，在1994年以前，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只限于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但现在诊断也同样适用于事件的目击者。比如说，有些曾在电视上观看“9·11”恐怖袭击报道的人也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8)甚至有人在自己最爱的足球队比赛失利之后，也表现出相应的症状。

批评者说，这样的经历当然不能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相提并论——那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创伤”一词的本来意义。他们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适用范围已变得太过宽泛，覆盖了越来越多的事故、疾患和伤害，其概念正逐渐失去意义。

随着创伤后应激障碍定义的限制逐渐放宽，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人患上了，有些人却没有？现在，创伤事件仍然是诊断的重要部分。但是经历过某个事件的人并不一定都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那么，事件本身给人带来的影响，或许并非先决条件。正如读者在本章中看到的那样，主观感受非常重要。但是要想弄明白人与人的差异，理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展脉络，我们还必须深入人类的大脑，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