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的是思考的时间。许多思考的时间。
那只该死的猫现在一直在这儿转悠，女孩从自己的晚餐里省下一些残羹剩饭喂它。她从壁橱里找到一条被蛀坏的毯子，在我卡车后备厢里翻出一只空盒子，给那个蠢东西做了张临时的床。她把它安置在屋后的小棚里，每天都给它带点儿吃的过去。
她给那该死的东西取了个名字叫克努。她没特意告诉我，但我听到她今天早上用这名字叫它。她发现它没睡在自己的床上，现在有些担心。
我坐在湖边钓鱼。如果吃鳟鱼意味着我不必再吃那些冻硬的东西，那我愿意余生每天都吃它。
我钓到最多的是白斑狗鱼，其次是大眼蓝鲈，有时候是鳟鱼，我能从背面的光斑上分辨出来。而且它们总是最先上钩的笨蛋。这些鱼每年都会有储备，大多数是鱼苗和小鱼，有时候也有刚满一年的幼鱼。小嘴鲈鱼钓起来最麻烦。在我把它们钓上来之前，我打赌它们是大鱼，结果实际大小只有预期的一半。这混蛋力气真大。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想我们要如何渡过这一关，想着我要如何渡过这一关。食物快吃完了，这意味着又得去商店了。我有钱，只是不知道会不会被人认出来。而且我离开的时候要把这女孩怎么办呢？法官女儿的失踪是一条爆炸性新闻，这点我敢用性命担保。任何店员都会记住她，并打电话给警察。
这让我不禁想到：警察有没有发现她失踪的那一晚是和我在一起？我的脸是不是也像她一样，也上了那该死的电视？也许这倒是件好事，我告诉自己。我想的不是自己，我也许会被抓，但是如果瓦莱丽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脸，看到我是芝加哥女子失踪案的疑犯，那么她会知道要怎么做的。她会知道我不能再去她那儿保证她桌上有食物，保证她的房门安全关上了。她会知道她需要做什么。
在女孩没注意的时候，我从钱包里拿出了一张照片。照片放了很久，已经有点破旧。我常常把它从钱包里取出又塞回，所以它的边缘皱巴巴的。我猜测着我在欧克莱尔路边商店抢来的钱是否已经寄到了，猜测着她是否知道钱是我寄的。我把五百多美元塞在没有寄信人地址的信封里，她收到钱的时候应该已经知道我惹上麻烦了。
我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我只需要知道她安然无恙。
她应该不是独自一人。至少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邻居每周会去她那里一次，取信件并照看一下她。他们会看到这笔钱的。当我没有在星期天出现，他们会知道的。但万一他们还没有在电视上看到我呢？万一瓦莱丽没有在电视上看到我，没有去照看她，以保证她的生活起居呢？我试图说服自己：瓦莱丽在那里，一切会没事的。
我几乎快相信了这话。
这天晚上我们待在屋外，我准备晚餐烤鱼。没有木炭，我在找其他能用来生火的东西。女孩坐在门廊上，裹着一条从屋内带出来的毯子。她的眼睛扫视着下方的地面，想知道那只该死的猫去了哪里。她已经两天没见到它了，很担心。外面越来越冷了，那小东西迟早会冻死。
“我猜你并不是银行职员。”她说。
“那你觉得是什么？”我问。
她把这个回答当成否认。
“那你是做什么的？”她问，“你工作吗？”
“工作啊。”
“是合法工作？”
“为了生活下去，我做我需要做的事情。就像你一样。”
“我可不这么认为。”她说。
“为什么？”
“我有正当的生计，我纳税。”
“你怎么知道我不纳税？”
“你纳税吗？”她问。
“我的工作，”我说，“是正当的营生。我纳税。我给某个房产中介办公室的厕所拖地，我洗盘子，我给卡车装箱。你知道他们目前付我多少薪水吗？最低工资。该死的，你知道靠最低工资要怎样养活自己吗？我同时打两份工，每天工作十三到十四小时。我的工资要付房租、买食物。像你们这样的人也有工作——什么样的？一天只工作八小时，而且还有暑假可以逍遥。”
“我教暑期班。”她说。这话说得很蠢。我还没看她，她就意识到了这点。
她不知道那是种怎样的生活。她甚至没法想象。
我抬头看着天空，看着给我们做出预警的黑色云层。不是要下雨，而是要落雪。天很快就要下雪了。她把毯子裹得更紧了，在冷风里颤抖着。
她知道我永远都不会放她走。我的损失远比她大。
“你之前干过这样的事？”她说。
“干过什么？”
“绑架。拿枪抵着某个人的头。”这并非一个问句。
“也许有。也许没有。”
“你抓我的时候手上并不干净。”
我已经生起了火，把鱼放在烤盘上，它们已经开始变焦。
“我从不骚扰那些无须被骚扰的人。”
哪怕是我，都知道自己没说真话。
我把鱼翻了个身。它们烤熟的速度比我想象得快。我把它们移到烤架边缘，以免烧焦。
“情况可能会更糟。”我信誓旦旦地对她说，“情况可能会糟得多。”
我们在屋外吃了晚餐。她坐在地板上，背靠着露台的木制扶手。我要给她拿椅子，被她谢绝了。她把双腿伸到身前，在脚踝处交叠着。
风吹过树林。我们都转头去看，树枝上的叶子被吹落在地。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踩在地面枯萎树叶上的脚步声。起初我以为是猫，但是后来却发觉，骨瘦如柴的小猫是不会有这么沉重、这么谨慎的脚步的。我和女孩相互看了一眼，我竖起手指放在嘴唇上，轻声地“嘘”了一声。然后我站起身，本能地想去掏那把并不存在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