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三十一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与世长辞。在这三十一年里，朱元璋以猛治国，将一千五百多年来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推向了极端君权，一直延续至清亡。还在洪武九年，一个名叫叶伯巨的官员，就曾上书指责朱元璋“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明史》卷一二九）。那时，叶氏还不可能意识到，他所批评的正是整个洪武时期的政治基调，而且明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也就是这一基调的发展或变奏。然而，当洪武皇帝的继承人，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后，明朝的政治却出现过一种与原来基调不相协和的短暂转向。这种不协音调渊源于江南地区的士大夫，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则发自方孝孺。建文改制，实际上是这种不协音调的绝响。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把方孝孺及江南士大夫与建文改制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引起明史研究诸同仁的重视和深入考察。[276]
洪武政治，建立了一整套的皇权保护机制。这种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配备了一套皇族权力体系。
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就制定了分封诸子为王的藩国制度。这是惩宋、元孤立之弊，而重行封建之反动。秦亡之后汉有分封，魏灭之后晋有分封，然封建之不可恃，亦不足恃，历史已作出结论。故自隋唐以迄宋元，分封制度终于沉寂了七八百年。在这七八百年间，封建的祸害不仅记忆尚新，且曾有藩镇为害，再度分裂（五代十国）的新痛。故自北宋开国后，中国的政治便开始了朝君主极权体制的方向演进。有一利必有一弊。权力高度集中于一家一姓，结果却导致了宋元皇族的孤立。明太祖朱元璋首先记取的是宋元的孤立之弊，此亦是他能够乘时而起，并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还有一种形势，也不容他轻忽。其时，经元明之际的长期征战，他手下锻炼出一批拥有军事实力的将领。他们或可拥兵割据，或可居中颠覆。对这些武功卓著的军人，无论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有一种可靠的钳制力量，以防不测。这同样是一个非常紧迫、也十分现实的课题。尽管历史上有过封建祸害，但时间隔得久远了，而且血毕竟浓于水，朱元璋还是选择了分封诸王的对策。在这两种趋势反复交织的形势下，对洪武的分封制似乎就更有深入考察的必要。
明的分封，是有其特点的。诸王在各自的封国里建立王府，配备官属，虽不能干预民事，但本身已具备了若干政权职能。按照规定，诸王拥有指挥一方军事的权力。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拥有至少三千多至一万九千的护卫军，直接归亲王调动。另外，王国所在地的地方守军的调动权，也掌握在皇帝和亲王手中。地方镇守官即使得到了皇帝的御宝文书，也还须有亲王的令旨，才能发兵。这项规定是关键性的。诸王掌握了军权，也就保证了王府官署在中央政权失效时，可以迅速接管地方行政机构，指挥地方行政。亲王地位之隆，也是明初分封的一个特点。按照规定，凡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亲王实际上已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除皇帝之外，任何人都无权节制亲王和亲王府。这样一套皇族权力体系，大大增加了朱姓皇朝的保险系数，并有效地保证了皇权对各级地方行政的绝对控制权，而且它本身也就是一套随时随地都能起用的地方行政机构。
朱明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滥用刑罚，施行政治恐怖。洪武间四大案，屠戮十几万人。这样大规模的镇压，是否有真凭实据，是很可怀疑的，但是它起到的威慑作用不容低估。例如空印案，仅仅是因为朱元璋怀疑当时各地方的财政审计或有奸弊，未经调查，就下令将各地方衙门长官主印者一律杀掉，一时死者约有三四万人。这样一个明显的冤案，朝廷中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分辩，这不能不说是政治恐怖主义的效果。朱元璋无论是诛戮功臣宿将，还是消灭贪官污吏，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造成政治恐怖。“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明史》卷一二九）。这就是朱元璋所追求的“猛”。其时，人人惧法，却又不知如何守法。大小官吏动辄犯禁，遂置诸重典。凌迟、枭示、灭族、刷洗、秤竿、抽肠、剥皮、挑筋、挑膝盖、锡蛇游、阉割以及黥、劓，无所不用其极。人人有不测之祸，家家有无妄之灾，朝野上下弥漫着浓重的恐怖气氛。
朱明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废除了行之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相权，历来是皇帝用来控制整个官僚系统的，是整个官僚系统的中枢。相权至重，往往反过来削弱皇权。历代王朝的相权与皇权，各自都处于一种不断被削弱而又不断被加强的过程中。皇权与相权既相辅相成，又相互控制和争夺，此消彼长。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朱元璋遂废除宰相制度，将中枢权力割裂于六部。从此，政府中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总揽朝纲。废除了相权，皇权则无限制地膨胀。洪武时四大案，除空印案发生的时间可能是在废相之前（参见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其余诸案都发生在废相之后。实际上，早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就下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史》卷二），使中书省形同虚设，胡惟庸的相权也由此名存实亡。所以，到洪武十三年大兴胡惟庸案，已不存在什么阻力。
据上述三点综合考察，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洪武政治是以实施彻底的皇权主义为目标的。朱姓皇族权力体系的建立，是在全国范围内，辅设了一套皇帝监控地方军事和行政的准军政机构。它可以保证皇权的有效行使，并随时可以取代另一套官僚系统。在此基础上，相权，即整个中书机构，就显得多余了。顺便指出，当时朱元璋已将地方行政也直接隶属于中央，他可以通过直接控制六部，有效地控制全国的行政。惟其如此，因相权的存在而形成的对皇权的分割，就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要真正行使这种彻底的皇权主义，还需要有效的威慑手段。整个洪武时期厉行政治恐怖主义，说得表面些，或可以叫作“求治太速”，但深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在为贯彻彻底的皇权张目。洪武政治，说到底就是亘古所未有的极端皇权主义的集大成者。
方孝孺，是当时江南地区士人的精神领袖。他对洪武政治的批判，是有典型意义的。这种批判具有相当深刻的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反思。其出发点是：“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礼政教，亦宜损益折衷。施于今而泽乎后者，未之讲也。”（《方正学文集》卷一）方氏表面上是追索三代，但强调的是“损益”，并要求对这种“损益”的实际作用加以讲明，以供借鉴，“使知变而不失其本”（《方正学文集》卷四）。他在《基命录序》中说：“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术或可以縻当世，而不足以传无穷……取之以侥幸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权诈而欲传之以法术，此秦隋以来之君所以陨性偾国者相属也。数千年间，庶几知商周圣王之用心者，惟汉高文二帝，唐神尧文皇，宋之太祖太宗为然。此三代之君，或奋起陇亩，或阶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积累之旧，未能过于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难，不敢用其智力而参以仁义；知传世之不易，不敢恃法术以为治而放于道德。”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几千年来，朝代更替，非天命之所在，而皆“取之以侥幸”，其间智力权诈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要长治久安，则必须以仁义道德为本。（二）自秦以来，能行仁义道德之君，不过数人。一千五百年间，之所以陨性偾国之君相属，皆由智力权诈使然。方氏认为，后世政治的这种现实，从理论上说，是由荀学造成的，其《读荀子》曰：
若荀卿者，剽掠圣人之余言，发为近似中正之论，肆然自居于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渊乎执之而无穷。尊王而贱霸，援尧舜，摭汤武，鄙桀纣，俨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则谓人之性恶，以仁义为伪也。妄为蔓衍不经之辞，以蛆蠹孟子之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无孟子者出以纠其谬，故其书相传至今。孔子曰：“恶紫，为其乱朱也，恶郑声，为其乱雅乐也。”夫欲摈悖道之书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实非也。
此谓后世之学术，似儒学而实荀学。荀学以人性为恶，以仁义为伪，故弃仁义而不用。荀子“尊王”，主“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之尊君论。以人性为恶，又强调“尊王”，故其立法之精神，已否定了仁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价值观念。仁，至多不过是一种手段，其立法则势必陷于智力权诈。观二千年来中国的专制政治，它的立法原则重在禁民为恶，而不在导民为善，而且愈演愈烈。从理论上讲，这是性恶论之流弊，然也是由尊君论所导致的。孟子讲民贵君轻，又讲人性善。从理论上讲，民既为贵，既为仁，仁就应该是政治的出发点。君欲为仁，则发为仁政。方氏欲远承孟子，故曰：“圣人之为仁，非特曰仁而已矣，必有仁之政。”（《方正学文集》卷三）总之，仁政理论，是以人性善为根据的。仁就是人。故所谓善恶之辨，必须以人为第一义，而不是以君为第一义。秦以后，虽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且为历代所沿袭，但是，此所谓“儒术”，实是重术而轻儒，儒表法里。故立法不能不陷于智力权诈，无所不用其极。此皆因为荀子而起，方氏目之为“尚法”政治，攻之尤甚。他说：“不能塞祸乱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夫天下未尝好乱也，而乱常不绝于时，岂诚法制之未备欤？亦害其元气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气也。人君得之则治，失之则乱。顺其道则安，逆其道则危。其治乱安危之机，亦有出于法制之外者矣。”（《方正学文集》卷二）这里又提出了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民与道并为一事，故得民是为顺道；（二）国家之治乱安危不仅仅系于法。这两点尤其得注意。前者甚合乎“仁者，人也”的古训。照此推论，合乎人，亦即合乎仁。后者在于强调，以不仁人之政而害民逆道，又欲以刑罚禁民为非，这是秦以来千五百年“乱常不绝于时”的根本原因。洪武政治“以猛治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尚法”政治，方氏此说显然是有所指的，切中洪武政治的要害。
对于废除宰相制度，方氏借着讨论《周礼》六官制度，大发其宰相分权之论。他在《周礼考次目录序》中说：“冢宰者，治之所出也，宗伯典礼，司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士，皆听于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大政，宜见于冢宰。”《周礼》的六官制，把冢宰与其他五官并列，方氏不以为然。“治之所出”，“皆听于冢宰”，“宜见于冢宰”云云，这些话头明白无误地表明，方氏是在提倡甚或是在设计一种宰相分权体制。他甚至还要求进一步扩大相权，说“今周礼列于冢宰之下者，预政之臣不过数人，而六十属皆庖厨之贱事，攻医制服之贱事。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实冢宰之职则陋亵矣。此必非周公之意”。这显然是不满相权被削弱，宰相有如帝王之家臣。方氏要求君“修职”，臣“供职”（《逊志斋集》卷三），而宰相握其枢。所谓“修职”，当然是指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而“供职”当然是指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
方氏对洪武政治的批判，还涉及朱元璋的分封亲藩。对周代的分封，他是有所回护的。“武王周公初定天下，其必岂不知封建之弊？”（《逊志斋集》卷五）但在《杂问》篇中，他巧妙地问道：“封建莫复天下为私乎？”朱元璋大封诸子为王，是以天下为私。但历史上有几个专制君主不把自己的私利扮成公益呢？家天下不也可以说成是公天下吗？所以，不分封私姓，则无以立其“公”，故亦可视天下为私。朱元璋把家天下推向极致。方氏这一问，看似含混，实乃双关。比之叶伯巨的“分封太侈”，仅仅从将来诸王可能叛乱的问题上入手，无疑是更深刻了。专制君主以家为公，朱元璋是一个典型，而方氏的批判也是有典型意义的。
1365年，朱元璋兵下江南，一大批江南士人迅速云集他的麾下。元朝入继华夏大统，马上得之，又马上治之，且贱视南人，故不能得到江南士人的支持。这给朱元璋争取江南士人以极好的机会，并为他日后建立明朝奠定了可靠的基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立国之策，是徽州儒生朱升提出来的；先西后东的战略，是浙东儒生刘基提出来的。江南士人为朱元璋夺取天下出谋划策，朱元璋的胜利离不开江南士人的支持。但是，江南士人并不仅仅甘心于帮助朱元璋打天下，而且还志在建立一个符合“仁政”理想的天下。朱元璋初到江南，宋濂就以“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明史》卷一二八），规导他建立仁政。宋濂是江南第一大儒。其他如章溢、陈遇等，也都是一时名儒，说话亦与宋濂如出一辙：“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明史》卷一二八）“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明史》卷一三五）一个叫孔克仁的儒生，还为朱元璋分析西汉政治的得失：其得在于“承以柔逮，济以宽仁”，其失在于“王霸杂故也”。（《续藏书》、《明史》卷二八九）总之，这些人都要求朱元璋实行纯粹的仁政。其时，朱元璋也俨若一不世英主，从善如流，在在示天下以仁。
但是，皇明初立，朱元璋在为政是“宽”还是“猛”的问题上，同江南士人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洪武元年，王袆就明确表示：“上天以生物为心。雷霆霜雪，有时而搏击焉，有时而肃杀焉……向使雷霆霜雪无时不有，则生物之心息矣。”（《诚意伯文集·行状》）王讲这番话时，已出现了明朝有“三十年杀运”的说法，而朱元璋也一再强调“前元以宽失天下”，须“救之以猛”。王的话显然是有所指的。刘基针对所谓“三十年杀运”，说：“使我任其职，一二年内宽政可复。”（《明史》卷一三五）但此时的朱元璋，为建立他彻底的皇权专制，正肆行政治恐怖主义，根本不能容忍“复宽政”之论。据谈迁《国榷》卷四载，洪武四年，朱元璋在给已告病隐居在乡的刘基的一封信中说：“小人但喜宽，遂恣谤骂国家，扇惑是非，莫能治。即今天象叠见……卿年高，静处万山中，必有真知。今遣刻期往卿问讯，使行勿赍，茶饭返之”，“（刘）基条对而焚其草，大要劝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云。”朱元璋的信是有警告性的，如“小人但喜宽”云云，而刘基仍坚持了他“复宽政”的主张。“条对而焚其草”，这是刘基的聪明。刘基对皇上有问必答，答则直抒己见，但从不向外人道及，成了“你知我知”的绝对机密。这是一种处理“伴”如虎之“君”的政治高智慧。洪武八年，刘基在死前再次写信给朱元璋，说：“宽猛若循环，毋持一端。”（《郁离子·假仁义》）《明史·钱唐传》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帝尝览《孟子》，至‘寇仇’‘草芥’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孟子主张仁政，又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故有“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等语。而洪武治下是没有任何仁政可言的，刘基说：人曰五伯之假仁义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离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时，天下之乱极矣，称诸侯之德无以加焉。虽假而愈于不能，故圣人有取也。故曰诚胜假，假胜无。天下之至诚吾不得见矣。得见假之者，亦可矣。”刘基的话一般都说得很晦涩，或可雅言之为委婉含蓄，实亦不得已而为之。这里说即使只停留在口头上，装装样子，假也聊胜于无，“亦可也”。弦外之音，洪武政治，是一种连假仁假义都没有的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政治。事实也如此，凡言仁讲宽的，最终都不为朱元璋所容。叶伯巨是死在狱中的。刘基则“上顾之寝薄”（《续藏书》），毕竟不甚贴心，终归疏离。明知刘会遭胡惟庸下毒手，也不见干预。刘基死后他才假惺惺地对其子表一番廉价的“同情”。宋濂后来缄口不言，仍逃不脱，终藉胡惟庸案牵连而死于流放地。钱唐、孔克仁，一个死于流放，一个死于狱中。王袆奉使云南，去说服梁王归顺明朝，结果被杀。云南平定后，未予任何追认。上举数人，只有章溢和陈遇，一个病死于洪武元年，一个终生不肯任官，可谓再世张良，终获幸免。
朱元璋懂得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故重用江南人士。但江南士人反对他的“以猛治国”的政治恐怖主义，坚持他们的仁政理想。所以，朱元璋对他们大行杀戮。但是，朱元璋心里很清楚，他最终还是要以士人来治理天下。从洪武年间的实际情况来看，江西地区的士人被逐渐多地起用，原先那种重用江南人士的情况逐渐被改变了。
江西在明朝亦称江右，江南是为江左。明初，除江南以外，士人最多的要属江西，然江西士人在明初的影响远不如江南士人。相比之下，他们远较江南士人容易控制。到洪武晚年，江西士人如黄子澄、练子宁都已官居高位。此外，朱元璋还十分注重起用北方士人，“思有北方士，甚至有一材尊显之”（《宋学士文集》卷七二）。这说明，即使是对江西士人，朱元璋也并不放心。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是朱元璋打击整个南方士人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年会试发榜，“北士无一预者”，于是朱元璋“亲赐策问，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这一“南北榜”事件，表明朱元璋担心南方士人终为祸患。而他最担心的，很可能主要是江南士人和江西士人。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下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住户部”（《明史》卷七二）。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江南和江西士人的不信任。但是他的政权中任职最多的，却正是这两地的士人。朱元璋先是不信任江南士人，进而又不信任江西士人，但他毕竟还是要以文人治理天下。所以，“南北榜”事件，实际是他对明朝的文治所作的一次努力。尽管北方士人并不一定就是他的天然拥护者，但就当时的情况看，北方在文化上的势力很小，北方士人就总体而言影响甚微，且缺乏具有号召力的人物，所以他们也就更容易控制些。
1399年，皇太孙朱允炆登皇位。他是朱元璋的孙子。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死，同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据《明史》卷四载：“初，太祖命太子省决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佐以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穷追胡惟庸案；次年，又大兴蓝玉案，继续他“以猛治国”的恐怖主义政治。当初太子朱标因谏朱元璋行仁政，父子俩曾发生过相当激烈的冲突。现在皇太孙要行仁政，朱元璋却一反故态，听之任之。到了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他自己也迅速终止胡、蓝之狱，下令“赦胡惟庸、蓝玉余党”（《明史》卷三）。二十八年，又下令在他死后，“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明史》卷三）。盖其时，诸王羽翼渐丰，而国家制度亦大备，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让皇太孙能顺利接管政权。朱允炆以一种“宽大仁厚”的形象出现，这很可能是朱元璋的有意安排。朱元璋初到江南时，不也是“惟不嗜夺人，布信义，行节俭”（《明史》卷三）吗？他因此得到了江南士人的支持。现在，他也不想为太孙树敌过多。故一方面放手让太孙以仁义再结天下人心，一方面自己也开始做些仁义功夫。他暗示人们，他的恐怖政治行将结束，他们将会在一个仁慈的君主统治下，安心辅政。但他仍警告说：“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重典。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宗亲会议取上裁。法司只许举奏，毋得擅逮。”实际上朱元璋是进行一种政治交换，即我可以不杀你们，但你们也必须遵守我定下的制度。
事与愿违。建文登位，即行削藩。这也是势在必行的。据《明史》卷三载：“二十九年，重定诸王见东宫仪制，朝建后于内殿行家人礼，以诸王皆尊属也。”这是在以亲亲之义，规导太孙，但却使太孙处于在国为储君，在家为儿孙的地位。以诸王的权力之大，地位之隆，又有叔父之尊，当然不会把朱允炆放在眼里。朱允炆也感到这是一种威胁，尚未登基，已志在削藩。周、湘、齐、代、岷诸王，先依次削去。而其他诸王，有的已死，有的尚未就国，有的殊无反意。只有燕、宁、谷三王尚待铲除。建文元年七月，朱允炆开始削燕，而燕王朱棣则称兵“靖难”。燕兵起，谷王主动离藩进京。宁王心怀观望，被朱棣用计挟持，兵归燕王。四年后，朱棣兵临金川门，谷王开门迎降。朱棣以藩王入继大统，仍朱姓之天下。彼亦是朱，此亦是朱，此亦足见朱元璋建立其皇族权力体系的深刻用心。
就“削藩”与“靖难”而言，这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但当时为建文帝殉节的江南士人，却不作如是观。方孝孺因拒不为朱棣起草登基诏，遂被朱棣杀灭“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十族”之诛事先已有警告，方氏仍不屈。方氏是明初江南地区士人中，反极端君主专制的主要人物。观其对洪武政治的深刻批判，以及指责三代之后的君主使“国无善治”（《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一），而“世无圣贤”（《逊志斋集》卷三），可知他决不可能为了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至于不顾“十族”之灭。前已指出，朱元璋很可能是有意让朱允炆以仁义之君的形象出现。但是，就他所立下的制度而言，朱允炆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回“仁政”，而恢复政治恐怖主义，因此不担心会出根本性的错差。实际的情况是，朱允炆登基伊始，便开始改革洪武政治。且其为人为政，都甚合乎仁义。《国榷》卷十二载郑晓言：“予好问先达建文时事，皆为予言建文君宽仁慈厚，少好文章礼乐，不喜任法律操切人。”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明朝的文献记载中，比比皆是。而朱允炆在登基诏中亦宣示天下：“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吾学编余·逊国臣记》）四年之中，“一切以恺大行之”（《国榷》卷一二）。李贽曰：“我太祖神武定天下，非不时时招贤纳士，而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盖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续藏书·方孝孺传》）建文治下，洪武时的恐怖主义政治，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这是江南地区士人支持朱允炆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允炆的另一个政治动作，就是改革洪武官制。建文元年，“诏诸王不得节制地方文武吏士，更定内外大小官制”（《明史》卷四）。这次改革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允许诸王节制地方文武吏士，显然是对皇族权力体系的削弱，同时它也意味着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权力的上升。对于朱允炆来说，这是强化他个人权力的需要，但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也因此而真正成为一级地方政府。中央六部的官制更定，一是六部尚书官位一品，二是各部设左右侍中，官位二品。它的作用就是加强了六部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朱棣说：“今虽不立丞相，欲将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奉天靖难记》）这说明，建文官制改革，是要改变“事皆由朝廷总揽”的皇权极端专制。至于如何统一管理六部，当时可能还在酝酿中。据《革除遗事》卷一载：“君日召方孝孺论周官法度。”前已指出，方氏是主张君相分权的，并要求扩大相权。在这一点上，他甚至对《周礼》六官之制也不满意。那么，他与朱允炆这样持久地讨论“周官法度”，很可能是要恢复相权。但是这个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因为《皇明祖训》已对此做了不容更改的规定。郑晓《今言》曰：“入内阁为辅臣预机务，特避丞相名耳，实始于建文四年。”这是明朝废相之后，内阁预机务制度至此始行，以其“特避丞相名耳”观之，似乎到了建文四年，宰相制度已悄悄地在复旧了。
对洪武经济政策的改革，也是建文改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自三国以来，中唐为一转折。大体到宋南迁后，南重北轻格局正式形成。元政宽弛，江南民间经济获得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富户冒尖。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使江南士人的地方意识日显强烈。从深层次说，江南士人反专制主义，与这种地方意识以及保护地方利益的观念都不无关系。朱元璋统一天下，“军需甲杖，皆出于江左”（《明实录经济资料》，第452页）。入明之后，又打击江南富户之举（最著者即为沈万三案）。江南赋税，虽或有一时一地之减免，就总体而言，“赋税之重，甲于天下”。《日知录集释》卷十载：“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以江南区区一隅，夏税秋粮竟占全国的1/4强，这是十分惊人的。何况这个数字不甚完全，许多府都没有计算进去。江南地区虽然富甲天下，但重赋如此，无疑会危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况钟、周忱在江南地区实行赋税改革，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按说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朝的“国用”已渐充实。如“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今民以银钞钱绢代输”（《明实录经济资料》，第259页）。显然当时的国库储放实物的能力已经饱和了。但直到洪武十七年，才对江南田赋有所减免，而重赋实质上仍未改变。洪武时期，也对江西地区实行过类似的重赋政策。明人谢肇淛指出：“即如户部一曹，不许苏松及浙江、江右人为官吏，以其地赋税多，恐飞洒为奸也。”（《五杂俎》）江南士人对这种重赋政策早有不满。刘基说：“夫木产于土，有土斯有木，于是乎果实生焉。果之所产不惟吴，王不遍索，而独求之吴，吾恐枸橼之日至，而终无适王口者也。”（《郁离子·枸橼》）宋濂是个极谨慎的人，他在《熊经历墓铭》中说：“上召浙西民输粮京师……民甚苦之，君叩头曰：‘国家都金陵，以浙西为根本，而遽困之。农作方兴，而仆仆于道路，苟一年不得耕，害不浅矣。’”此乃借死人之口，来批评朱元璋苛剥江南，与刘基的设喻取譬，互为映照。建文即位，废除不许江西、浙江及苏松人官户部的法令，又“均江浙田赋”，使“亩毋逾一斗”（《明史》卷四）。这显然是对江南以及江西士人的一个鼓舞。
综合上述各点，可以认为，江南和江西人士对建文的支持是有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其中尤以江南为甚。因为在江南士人中，“仁政”理想已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群体意识，江南又是当时最大的文人渊薮，名儒辈出。所以，在洪武治下，他们是政治恐怖主义最坚定也最有力量的反抗者，而他们所遭受的打击，比之其他地区的士人也就更为酷烈。朱允炆以仁厚的形象出现，即位后开始改革洪武政治和经济政策，重用江南士人。所有这些，都激励着他们全力支持建文改制。在江南士人眼里，“削藩”与“靖难”之争，绝不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是仁政与暴政之争。方孝孺不顾“十族”之灭，是为其仁政理想而赴难。其他江南士人，如齐泰、黄观、陈迪、严震、卢原质、王叔英、龚泰、陈性善、徐厚、黄钺、茅大芳，他们与方孝孺一同赴难，或誓死不屈，甚或求死而不求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见的。江西士人中，也有如黄子澄、练子宁、王艮、邹瑾、卓敬那样，或不屈而死，抑或求死而不求生者。因江西与江南地域上之接近，文化渊源关系的密切，且同为一文人渊薮，入明之后江西士人在政治上的遭受又与江南士人比较类似。这些都决定了江西士人会比较多地为建文尽忠。但比起江南士人对建文的矢志不渝的支持，则大有不如。朱棣登基后，同样要用文人治理天下。他所用的，大多是当时归附的江西士人，如解缙、胡广、金幼孜、胡俨、杨士奇、尹昌隆等。北方其他地方的士人亦有壮烈殉难者，而与江南、江西士人相比，则又远不及。但相比武人来说，文人多不屈死，“杀几万人。即不杀，谪戌穷边，不死于道路而死于边者，又几万人”（《续藏书》，第128页）。其中绝大部分是江南士人。“孝孺死，浙东之仕于朝者，以身殉建文君，独多于天下”。朱棣灭方孝孺十族，方氏的学生都被牵连进去了。这实际上是要消灭那些深受方氏思想影响的人。可见，朱棣也并不认为江南士人仅仅是在为建文争正统。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跋方正学溪喻草稿摹本》曰：“夫儒之为世诟病者，自贵而贱人，自盈而拒物；一旦临难，茫然失其所守，向所讲求性命，如小儿学舌，盲人说书耳，恶睹所为本原哉！读《溪喻》而知先生之学之源，正以未尝自高而所得益深也。世徒见其舍生取义，浩然与日星河岳争光，而不知至大至刚之气，直养无害，如水之有源，自在流出，非有所矫强愤激而为之。斯为圣贤素位之学，与侠士武夫慷慨于一时者，气象大不侔矣。”方氏与一时死难之江南士大夫，都并非“慷慨于一时”。他们为了自己的仁政理想，前赴后继，历洪武政治之害，再被永乐“靖难”之浩劫。尽管他们实践仁政理想的努力屡战而屡败，直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终于再放反君主专制主义的思想光芒。此实有以承方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