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经济变迁的曲线
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分布及历史价值
早在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江南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市镇经济的活跃，受到经济史家的注目，被认为是该地区的经济特色。但是，当深入到准确定位它的历史价值，特别是它在传统向现代过渡（史学界习称“资本主义萌芽”）方面所具的基本性质时，经济史家在各自的论述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歧异。笔者认为，这里既有许多理论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同时，也需要对明清江南市镇作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以期弄清历史原貌，为进一步讨论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本文打算以明代为重点，兼及清代，从探索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的市镇结构着手，就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以供讨论。
一、市镇的勃兴及其分布密度
关于我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学术界至今还未有定论，本文不拟涉及。但，据接触到的资料，至迟到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其时，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屡屡五府乃至七府连称[1]。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这个经济区当时以苏、杭为中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到近代才为上海所取代），形成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具备了区域经济基本的内在结构。其中深入河网、密如星斗的市镇，担负着沟通城乡经济的职能，是与市场结构多样化相适应的经济网络的基础。如果没有市镇与都会、与府县治、与其他市镇，以至与全国各地市场之间的多种联系，就不能认为江南经济区的存在是合乎事实的。由此，我认为，市镇对区域经济的形成具有关键的作用。
“镇市”作为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新名词，正式出现于北宋的熙宁、元祐年间，到南宋以后常见于官方文书以及地方志中，成了一个专门用语[2]。江南市镇的渊源同样可以追溯到唐宋以前。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一般可以从两种角度去观察：一是纵向的，即经济实际水平的提高；一是横向的，同一经济水平作面的推开，向落后地区或乡村扩展。由战国秦汉的“都市”，经东晋隋唐的“草市”，发展到宋明的“镇市”，正代表着我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几个发展的界标[3]。从“都市”发展到“镇市”的过程，既典型地反映了商品经济先是集中于城市，而后向乡村伸展的横向进步；同时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逐步克服前期的病态，把自己的基础建筑在农副业经济的发展之上，也包含着纵向的进步。因此具有双重意义的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引起经济史家的极大兴趣也是很自然的。
通观江南市镇的发展，明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以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而论，与唐宋相比较，则明代该地区市镇确实可称“勃兴”。除了该区域的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苏松接近上海的沿海地区以外，近代市镇的基本规模和分布格局，可以说是在明代奠定的。清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乡村集市的数量有明显增加，以及明代的某些市上升为镇。现以具有代表性的湖州府与苏州府为例，列表说明于下。
湖州府宋明清市镇增长情况表
注a 据《元丰九域志》卷五。另据嘉泰《吴兴志》（载《吴兴丛书》卷十谈钥所言），北宋初年，湖州府管镇由元代的二十四所降为十六所，八所已废。到熙宁、元丰年间则又由十六降为六。于此可见，具有经济意义的镇市到宋朝时期尚在逐渐形成过程中。到明代湖州府市镇才基本上完成了由军事职能到经济职能的转变，进入一个新阶段。
b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
c 乾隆《湖州府志》卷十五。
由上表可以看出，湖州府的市镇，宋明间有较大发展，其格局到明万历年间已正式形成，清代无显著发展。其中宋明两代，“市”的缺载，并不表明村落的“草市”、“集市”不存在，而是明代以后，人们观念中的“市”，已是日日贸易，但较“镇”而言，是相对简陋的“小集镇”，所以在有些方志里对“镇”、“市”的界定不是那么稳定（直至民国以前，“镇”始终不是正式的行政名称，仅是一种约定俗成）。这只要看苏州府的情况就明白了。见下表：
苏州府宋明清市镇增长情况表
注a《元丰九域志》卷五。
b 嘉靖《南畿志》卷十二（转引自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
c 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
d 据嘉靖《昆山县志》有镇七、市四。
e 据弘治《常熟县志》有镇五、市十三，嘉靖《常熟县志》有镇六、市十六。
f 据嘉靖《吴江县志》有镇四，市十。据乾隆《震泽县志》卷四，到万历年间则已增至镇七、市十。
g 据弘治《太仓州志》（《汇刻太仓旧志》）有镇三、市十一。
联系上面所说的，像崇明县不可能连普通的“集市”也没有，但其时小集镇、中心市镇尚未出现，表明那时经济还相当落后。由上表看，很明显，清代与明代相比，苏州府的市镇有明显的增加。但其中有以下两个因素应加以考虑：（1）雍正二年由一县析置两县，人为地增加了镇的重复数（两县同辖一镇）；（2）乾隆《苏州府志》对镇市分类的标准比较宽。例如昆山县与近代相对照，其中的吴家桥、杨及泾、上明殿等“镇”实际只够“市”级水平[4]。因此乾隆《苏州府志》所列镇数包含有虚假成分。我们目前掌握的明末情况甚少，但从吴江县的情况推测，除太仓州（包括所领嘉定县及析置的镇洋县、宝山县）外，其余几个县，在康雍乾时期的规模可能与明末差别不甚大[5]。据此可以说，近代江南市镇的规模和布局基本形成于明，对苏州府也大致适用。
明代江南市镇的发展，还有一点给人印象也非常强烈，即从时间看，它们大多数勃兴于成弘至嘉隆万年间。其中苏州府的吴江县最为典型。这要感谢《吴江县志》和《震泽县志》的作者，他们特别敏感到了这一点。现摘录于后：
震泽镇，在七都。元时村镇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
平望镇，在二十四都。明初居民千百家，自弘治以后，居民日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苏州）小枫桥称之。
盛泽镇，在二十都。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为业，始称为市。迄今（乾隆）居民百倍于昔。绫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
黎里镇，在二十三都。宋时号村，至元始成聚落。明成弘间为邑巨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自隆庆迄今（乾隆），货物贸易如明初，居民更二三倍焉。
吴江县市（即今松陵镇），自县治达于四门内外，元以前无千家之聚。明成弘间居乃至二千余家。方巷开络，栋宇鳞次，百货俱集，通衢市肆，以贸易为业者往来无虚日。嘉隆以来，居民益增，贸易与昔不异。
双杨市，在十一都，去县治西南五十里。明初居民止数十家，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民至三百余家，货物备有，始自成为市。
严墓市，在十七都。明初以村名，时已有邸肆，而居民止百余家，嘉靖间倍之，货物颇多，乃成为市。
檀邱市，在十八都，去县治西南五十里。明成化中居民四五十家，多以铁冶为业，至嘉靖间数倍于昔，凡铜铁木圬乐艺诸工俱备。
梅堰市，在十九都，去县治西南六十五里。明初以村名，嘉靖年间居民止五百余家，自成市井，乃称为市。
八斥市，在三都。明初居民仅数十家，嘉靖间乃至二百余家，多设酒馆，以待行旅，久而居民辐辏，百货并集。
庉村市，在二十七都。明初以村名，有前后二村，嘉靖间始称为市，时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6]
其实这种情况也并非仅见于苏州府吴江县。嘉兴府四大镇亦如此。濮院镇，南宋前仅为一草市，元大德间成为正式市（永乐市）[7]，到万历年间已俨然是“人可万余家”的丝绸重镇[8]。王店镇（梅里），虽成镇于五代，但“西镇居民寥落，至市中始有卖鱼”，万历年间市面扩展到镇西，镇市商业规模始为之大变[9]。王江泾，万历年间开始与濮院匹敌，“多织，收丝缟之利，居者可万余家”，成为三万余人的丝绸重镇[10]。新塍镇的规模，到万历时与濮院也不相上下，“居者可万余家”[11]。湖州府五大镇的情况也极为类似。该府两大丝绸重镇：菱湖和双林，前者成化时尚称“市”[12]，万历时却已成为“万家烟火”的“东南巨都”[13]；后者从元代到明初尚为“户不过数百，口不过千余”的“村落”，成化时人口成倍增长，到嘉靖万历年间已成“庐井千区，于郡城东南称巨镇”，“凫沙寥岸变作沙田花坞，板桥翻为机杼……百货狼藉，走万里之估客”[14]，面貌完全改观。由湖州府与杭州府同辖的塘栖镇，宋元时亦为尚不知名之村落，其兴起则是从正统七年开拓漕河（即今京杭运河塘栖段）、加筑塘岸获转机，到隆庆年间则已“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望之莫不称为财赋之地，即上官亦以岩镇目之”[15]。至于历史悠久的古镇南浔与乌镇，在明代中叶都有新的发展。其中乌镇，一说“（嘉靖）人烟辐辏，环带数千家”[16]，一说“（万历）本镇居民近万”[17]，当已是万人以上的大镇无疑。苏州府嘉定县外冈镇，“元时居民尚鲜，至国朝成弘间而生齿日繁众……神宗初年，民益稠密，俗称繁庶。四方之巨贾富驵，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遂称雄镇焉”[18]。由以上概述可知，江南市镇在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确实成勃兴的态势。其勃兴背景容后文再作讨论。
上面主要是从市镇勃兴的数量和时间上去观察明代江南市镇发展的特点。现在我们再从空间分布的角度去考虑，发现在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市镇分布密度之高比较惊人，说明明代该地区市镇已经深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成为城乡经济联系的纽带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桥头堡。
在明代，杭嘉湖与苏松常地区相比，市镇分布的密度，前者明显高于后者。这是因为苏松常地区在清代还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幅度。为着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先选择嘉湖内河航运中心的乌镇，观察一下其四周究竟有多少镇市：东北有檀邱、平望、盛泽、八斥、王江泾；北面有严墓、新城、南浔、震泽、马要；西北有湖州、旧馆、东迁、双林；西面有琏市、菱湖；西南有石门、新市、澉水、洲钱、塘栖；东面和南面则有炉镇、嘉兴、濮院、屠甸、硖石、长安、临平；再包括桐乡、崇德、德清等县城，约在横120公里、纵14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市镇不下三十余个。这种分布密度并不是个别的情况。我们再以嘉兴府新塍镇为例，据镇志载：
东南至嘉兴府城二十七里，东北至王江泾三十里，南至濮院镇二十七里，西南至乌镇二十七里，西北至震泽镇三十六里，至南浔镇四十五里，至严墓（市）七八里，北至盛泽镇三十里，至檀邱（市）二十里，至平望驿四十五里。[19]
我们再进一步观察一下该地区相邻两镇的间距，印象会更加强烈。如湖州府的南浔镇东距吴江县震泽镇、西距本县东迁镇均不过十二里，这是比较短的间距；而多数间距也不过三四十里。如乌镇与南浔镇相距约三十里，与双林镇相隔三十六里。由双菱镇再至菱湖镇大致也三十六里左右。南浔镇至平望镇四十一里，至双林镇则为三十六里。塘栖镇与临平镇相隔二十六里，至新市镇仅十里之遥，距乌镇为三十里，至桐乡县城则更近，大致二十里左右。王店镇（梅里），距嘉兴府二十里，西北至濮院镇二十里，而至硖石镇亦二十里，如此等等。在河网交错的水乡，星罗棋布着如此众多的市镇，这就使得该地区的村落无一例外地卷入了市镇经济之中。若以两镇间距平均三十里计，最远的村落也只需行程约十五里即可上镇，而这个行程正等于木船往返半天的距离，是比较方便的。当然，距离更近约只需费一二小时就可往返一次。因此许多市镇的市面都集中在早市，上午九时至十时即开始冷落。当地人至今还有一个“乡脚”的俗名，它指的就是每一市镇都有范围不等但相对固定的村落与之发生商业联系，其中有些还冲破了行政的区划，显示出经济客观联系和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经济网络的概念。对此，宋明以至清前期的方志作者都未曾加以注意，使我们在作进一步考察时遇到了史料上的困难。只是到了近代，某些方志作者的史识有了突破，意识到市镇的影响范围与镇的行政区划并不是一回事，试图比较准确地描述出镇与附近四乡的联系。这方面的代表有光绪《唐栖志》的作者王同与民国《南浔镇志》的作者周庆云。尽管多数方志没有能提供有关详情，当我们确定了明代市镇的方位，仍然有可能根据现代地理学推算出分布的密度与商业网络的纵深程度，并得出结论：明代江南市镇已密如蛛网，深入到了农村的各个角落。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余地区实属罕见，不能不说是明代江南经济独有的特色。
二、市镇结构和市场网络
在估定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时，有些论者倾向于认为市镇与以往的消费城市在性质上无多大差异。我认为，这种看法至少对明清江南市镇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忽略了江南市镇与农村的纵深联系，从而对这种市镇与城市相异的新的经济特征注意不够。与此相关的是，国内外有些学者在试图寻求明清江南市镇分布模式时，模仿施坚雅“四川模式”，多以府县城为中心，计算市镇与府县城之间的距离，并以此猜测分布模式。我认为，这也同样忽略了江南市镇与城市的异点，与江南市镇形成的历史实际并不相符，不能认为上述种种模式合乎实际。其实，从形成途径说，市镇与城市是很不相同的。城市（都市）是由于政权的力量，政治上的原因，由上而下形成的，消费对象主要为贵族阶级；市镇则主要由于经济的原因，即乡村与商品经济联系的扩大，由下而上形成的。固然市镇的消费对象中地主阶级仍占相当比重，但市镇必须与其四周的乡村发生虽然往往是零星的、小额的，但总量却很不小的交易。因此，市镇的形成，不是以府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相反，往往在离府县城比较远，在府县交界接壤的地区率先出现。最典型的莫过于乌镇，近代号称二省（江浙）、三府（苏州、嘉兴、湖州）、七县（吴江、嘉兴、海宁、桐乡、吴兴、崇德、德清）通衢，正处于各县城之间。再如杭州府与湖州府同辖之塘栖镇，离余杭、德清两县城都较远，处于两县接壤区域之间。笔者出生地陈墓镇（今改锦溪镇），已出土墓碑证明镇名起于北宋后期。它就僻处昆山县的极西南隅，几为河网四围的一个孤岛，离县城很远，紧邻青浦县的商榻，与吴江县往来亦密，成为该处水乡四周村落汇聚的大镇，交易的繁荣，昔日曾居昆山县诸镇的“老二”位置。商榻亦为“名镇”（处松江至苏州府水上交通要道），位于该县城的极西端，如此等等，不再赘述。此种情景，自然为施坚雅所难以切身体验到，不应苛责。但这确实说明市镇的产生，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市场交易的需要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而与行政关系却呈现出某种值得注意的疏离。这一点，其实非常紧要，常为施氏的中国信从者所忽略。
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村自然经济，自始就不是全封闭的，与商品经济有着主动、被动的联系。因此，从逻辑推理说，纵横伸向乡村的市场应该也早已有之，惜乎史书留下的记载太少，现在我们一时还难以廓清原貌。但，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明清的江南市镇都起源于原始的乡村集市与草市。“镇”起源极早，原有军事戍所的性质，至少从北宋起，多数或在设镇之前早有“市”的存在，或者立镇之后“市”即随之而起。例如起于军事戍守的乌墩（乌镇），南宋时即有“草市凡四处”[20]。南浔镇，在未立镇之前是名为“南林”的一个农村集市，偏于南隅[21]。濮院镇的前身为御儿草市[22]。塘栖则是从库桥集市勃兴而来的，此处后被称为“东市”[23]。那些丧失经济意义的军镇，基本上也就逐渐被筛汰。湖州府镇数的高—低—高，是很有趣味的。它在北宋之前管镇二十四，到真宗景德年间已废了八所，到熙丰年间又废了十所，仅存六所，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南宋[24]。明万历年间来了个大突破，又上升为二十二镇[25]。这生动地说明了上面说的由军镇逐渐演变成经济意义的镇市的过程。明代，军事性质的巡检寨所与镇有合、有分，其中单设的巡检所就与镇市无关。人们对镇市的观念，从明代方志看，也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原来是“民人屯聚之所谓村，有商贾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现在是“民聚而居、交易其所”谓之“市”，“市大而形胜会焉谓之镇”，“镇”即大的、有重要意义的“市”（现在一般称作“中心城镇”，以区别于“小集镇”。这正好对应于明清的“镇”与“市”。笔者翻阅一些新县志，发现今之编志者往往不加区别，故描述统计陷入混乱）。可见追溯江南的镇市，说它们是村集市、草市的定型，大体不会离谱。
明清江南市镇与乡村的亲缘关系，还可以从市镇的格局上得到印证。江南市镇与水有不解之缘。它往往位于河网平原的某一区域中心或枢纽点上，镇环四流，河流横贯镇市，商店、民居多傍水而立，因水成衢，因水成市。市河内农船穿梭往来，直通镇区。许多人都赞美这种格局富有“东方威尼斯”风味。殊不知与其是美学的考虑，毋宁说经济的因素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如果说，镇市与其四周的“乡脚”构成一农村经济网络的小整体，那么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犹如人的血管，靠着它输送血液，保证营养供给。这就决定了镇市的基本格局不能不考虑四乡上镇及上市的便利。而江南人都知道，船是最基本的运输工具，河流是交通大动脉，这两大因素成了构筑江南镇市基本格局的决定性的要素，是很可以理解的。
江南的镇市有大、中、小的区别。其中小市镇居多数，其基本格局是一线形，一河二街，店肆集中于上塘或下塘（也有店肆散布于上、下塘两岸）的某一中心地段，余则疏落为民居。镇店经销的是“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麦面、椒姜、药饵”[26]之类的小额交易，经售对象为镇民及近镇乡民，甚至还通行以米抵钱的习惯，这是乡村日常生活与经济发生的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联系。小市镇起着促进城乡联系的桥梁作用。像这类一河二街，街长一二里的小市镇的格局，从《嘉定县志》看，到明清还为数甚多[27]，至今犹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乡村与商品经济联系的扩大，市镇规模也在发展，于是旧的格局就被突破。明代中叶开始，许多新兴市镇的气派与旧市镇迥然不同，形成丁字形与十字形的大中型市镇。如嘉兴府四大镇之一的双林镇，“水自西南来，贯于镇中，一分北条，一分东条……其间有清风桥，当两条分界之额”，像这种丁字口的桥堍，即形成闹市。清风桥闹市明末清初占有两圩之地，“来往交驰，视履相印”[28]。丁字形镇往往就有两至三条设有店肆的市街。十字形的大镇，其典型莫如湖州府南浔镇，浔溪由南流北，运河贯穿东西，将全镇分为四区，相交于通津桥之西，形成十字港。其市街东西长三里，南北长四里半[29]。另一重镇乌青镇，规模也俨若大邑，“（乌镇）市逵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纵同，横半之”[30]。上述大、中型镇市的规模大多始创自明中叶，到明末清初成定局，近代的变化不大，维持数百年之久。大、中型镇市与小镇市场结构也有不同。尽管镇内都有店肆集中的中心段落，但在长度上、店肆密集的程度上，小镇只能算小巫，大的镇甚至有二三个中心段落，而且还有闹市[31]。然而，最不同的是，随着与四乡、外地商品经济联系的扩展，在市梢（为治安计，明清在市梢设有栅栏，故通谓“市栅”）出现了市面，其热闹往往不减于镇内。米行、丝行、桑叶行、棉花庄等多设于市栅。如双林镇“米肆率在四栅之侧，盖因客船、乡船停泊之便”[32]。注意，它是四栅都有市。与此类似的有南浔镇，乾隆以前米市也集中在四栅下塘，后俗呼地名为“米廊下”；丝市明中叶前集中在通津桥。随着市区的扩大，明末清初就移至南栅[33]。为什么将市设于市梢之侧，《双林镇志》说得明白：“盖因客船、乡船停泊之便”，交易额大，载重船驰往镇内就不便了。但是，有意思的是，这里往往还是农贸集市的场所，四乡农民运来农副产品，以物易钱，以钱易物，各得其所，依稀可见当年集市、草市的原始形态。为了招徕乡民、客民，镇商于市梢设酒肆、茶馆。四乡农民“茶寮酒肆，杂坐喧闹”[34]。一遇歉收、荒年，市镇顿时就生意清淡，酒肆、茶馆“门庭冷落”，立即露出窘态。回顾江南市镇格局和市场结构的演变，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它由农村集市、草市到定型为市镇的进化过程，反映出市镇的兴衰与乡村的经济息息相关。
其实，上面我们还只是从外部观察市镇，如果深入到内部经济结构去分析，江南许多市镇之所以在明中叶后会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
在明代，苏松杭嘉湖地区的两大经济作物——蚕桑和草棉的种植，分别对该地区农村经济面貌发生深刻的影响。由于人口和重赋的压力，以及劳动技术、生产经验优势的推动，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在该地区发展迅猛。苏松地区草棉的种植到明代迅速推广，特别在许多不宜种植粮食作物的地区（如嘉定县、青浦县和后来的南汇、川沙）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杭湖地区由于嫁接桑由采叶法改成剪株法，并育成了叶质好、产量高的拳桑，丝的质量与产量大幅度提高[35]。许多地区“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地，必树之以桑”[36]。蚕桑生产具有的技术优势，促使丝织业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丝”与“棉”闯入乡村的经济生活，从两方面推动了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一是四乡农民因副业比重增大，消费购买能力也相应随之提高。正如明王士性所说：“浙十一郡，惟湖最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唐甄在《潜书》中亦说：“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二是使农民日益被卷进了商品经济中，对市镇的依赖大为增加。他们手中的丝、棉以及加工成的绸、绢、棉布交换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市镇。回过来说，市镇“牙行”、“丝行”、“布庄”的发展，也刺激了四乡农民从事商品性的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的积极性，以至到明代后期嘉湖地区出现了“多种田不如多治地”，改良田种桑的现象，到了清初更有自发难遏之势[37]。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明清江南市镇上的丝织业和棉纺织业，但是，这种丝织业和棉纺织业不仅以市镇手工作坊和更多的居民家庭手工业为基地，而且还以广大四乡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强大的后盾。乾隆《震泽县志》有如下一段叙述：
绫之业，宋元以前，惟郡（苏州）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吴江县城）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而后，土人（指四乡农民）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之利（《吴江县志》作“于是盛泽、黄溪四十五里居民，乃尽逐绫之利”）。
正是明中叶以后，震泽、盛泽镇的四乡（四十五里间）家庭丝织手工业蓬勃兴起，给两镇经济输入了新的血液，使之大为振兴，成为名镇、雄镇。濮院镇明代“日产万”，万历后以沈或濮名闻全国，其机户“自镇及乡，北至陡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永新港，皆务于织。货物益多，市利益旺”[38]。双林镇明代“溪左右延袤数十里间，俗皆织绢。于是四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焉”；其特色产品包头绢“隆、万以后，机户巧变日出，名目甚繁”，“通用于天下”，而从事这项特色产品生产的“惟本镇及近村乡人为之”[39]。这种以镇为中心、包括近镇四乡组成家庭手工业生产网的情况在苏松的棉纺织业中也是普遍现象。市镇犹如遍立于江南河网上的桥梁，把全国对丝织品、棉织品的需求与市镇及四乡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连接起来，同时也使镇市的商业获得新的膨胀。丝市和棉布市场改变了宋元以来市镇狭小的商业规模，大额交易、成批交易闯进了市镇。嘉湖地区丝市都集中在小满后。南浔镇“小满后丝市最盛，列肆喧闻，衢路拥塞”[40]。双林镇明隆庆年间“四五月间，溪上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41]。到清代，“头蚕丝市、二蚕丝市之大，市日出万金。中秋后客商少，而伙友亦散，谓之冷丝市，然陆续可与次年新丝相接，故曰：买不尽湖丝也”[42]。苏松棉布市场，仅松江、枫泾、朱泾，明代就集中有“数百家布号”，“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43]。嘉定县娄塘镇“虽系弹丸，而所产木棉布匹，倍于他镇，所以客商鳞集，号为花布马头。往来贸易，岁必万金；装载船只，动以百计”，这种情况自明至清，盛况有增无减[44]。市镇的商人也挺起腰，昂首天外，有的成了“巨富”，可以与镇上“名家盛族”互争短长。
明清江南地区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深刻影响还不止于此。丝与棉闯入农村经济生活，就单一地区，往往主要表现为改变了农村家庭的收益结构，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的比重日增，有的甚至发生倒置，蚕、丝或棉布的收益成为主业。但是，就整个江南地区，却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促成了镇与镇、县与县、府与府突破行政区划的经济联系，市场结构呈多样化，从而大大加快了区域市场的形成。
《沈氏农书》已为学者广泛注意，被认为是明代经营地主的一例。然而，有一点却尚未引起学者普遍的重视，就是从涟川沈氏的农事《逐月事项》和其他小节中，清楚地看出江南地区农村与市镇的经济联系早已越出行政区划。这里仅将有关内容摘录于后：
正月：至杭州买粪；苏州买糖、烧酒、豆泥，甪直籴。
四月：平望买牛壅，南浔买茧黄。
九月：平望买牛壅。
十月：平望买牛壅，桐乡买枯叶。
十二月：买腊猪油于嘉兴。
这是载于《逐月事项》中的。另外还有：桑剪须在石门镇买，五分一把。平望买猪灰；及城镇买坑灰……苏州卖糟四千斤，约价十二两……长兴籴大麦四十石，约价十二两；六月买太湖大茄……
仅涟川沈氏一地主，其采购活动竟达于杭嘉湖苏四府六县，并不仅限于涟市镇，可见区域市场内部联系的一斑。就江南六府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从镇市上反映出来，更典型的有：
（一）桑市：湖州地区由于缫丝与丝织具有技术优势和特色产品，推动了蚕业的大发展，产生桑叶不足的矛盾，就从桐乡、洞庭贩叶过来，形成桑市。“价随时高下，倏忽悬绝，谚曰：仙人难断叶价”[45]。据万历年间有人记载，太湖中往来船只，在蚕忙的季节，没有一只不是为运桑服务的[46]。新塍镇四乡“无乡不种桑，有余食，江南界中皆仰给焉。每届蚕时，市人争相居奇，价随时变，名曰中市叶”[47]。濮院镇“桑叶行开在四栅近处，以利船出进也。采桑时下乡（谓吴江、震泽两县），乘客船买叶者云集，每日暮如乌鸦野鹭争道而来，顷刻四塞……每日市价三变”[48]。
（二）茧市：这也是由育蚕与缫丝、织绸的区域专业分工所造成的。明黄省曾《蚕经》即说：“看缫之人，南浔为善”，这是因为该地有一套处理生丝的传统手法，注重水质。
明初，南浔的“辑里丝”即名闻远近[49]，后来，南浔百里内通谓之“辑里丝”或称“湖丝”。缫丝业的发达，导致茧的来源不足，因此南浔镇、双林镇乡农“多有往嘉兴地区买茧缫丝的，亦有载茧来鬻者”，形成茧市[50]。
（三）棉花市：明清江南地区蚕桑与植棉的区域分工是相当明显的。“夫蚕桑之地，北不逾松，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51]。植棉区比较广，嘉兴府东部地区也植棉，但主要集中于松江（包括今上海、青浦、奉贤、南汇、川沙）及苏州府（包括今上海之嘉定、崇明县及太仓）东部地区。木棉兴起，该地区乡农就不再“力于桑事，故种桑者少”，“间有饲蚕者，亦不大熟”，地区分工截然分明。但是丝绸为高级衣料，不是一般乡民和百姓所能穿得起，而棉布则比较大众化。因此湖嘉地区虽植棉甚少，却需要买花织布以自给和供应市民，这就形成了苏松棉花出现在嘉湖镇市的现象，俗称“花市”。关于这一点，施国祁《吉贝居暇唱·自序》说得比较明白：“去南浔之东百里而遥，地沿海田之高仰者宜木棉。其乡民大半植此，夏种秋收，采积既多，即捆载而易钱于西贾……（浔市）四乡之人自农桑外，女工尚焉……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女日业于此……市之贾俟新棉出，以钱贸于东之人，委积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门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
（四）米市：江南市镇的米市历史最久，相当长时间是为着供应包括镇民在内消费人口的商品粮，产销范围限于镇四乡之间，即所谓“今夫十家之邑，必有米盐之市”。但从经济作物种植和丝棉织家庭手工业大兴之后，米成为商品之大宗，特别引人注目。棉区和蚕区的缺粮，导致了米的产销越出了镇的范围，甚至越出了区域市场的范围，达于湖广、四川、徐淮[52]、通泰[53]。棉区“（嘉定）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54]。蚕区的崇德县亦如此：“田地相埒，故田收仅足民间八个月之食，其余月类易米以供，公私仰给，惟蚕息是赖”[55]。南浔“地狭人稠，本地所出之米，纳粮外不足供本地之食，必赖客米接济”[56]。这种米市也在本区范围内进行。如丝绸重镇“菱湖米仰给新塍。每夏初，湖客不至（新塍），则市上米价骤长”[57]。这是两府县之间。就是一县之间、一镇四乡间也在进行这类米的交易，例如嘉定县的东西乡[58]，菱湖镇的东西乡[59]。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的市镇商民乃至当政者对米价的涨落都十分关切和敏感（入至清初，更有地方大员写“晴雨录”，直接向皇帝报告。见曹寅、李煦呈康熙密折）。
仅以此四项为例，足以说明明中叶江南市镇的勃兴绝非偶然，市镇确实是形成区域市场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样已为大家所熟悉，有些工商市镇还直接与全国各地的市场相沟通，例如嘉湖的生丝远销闽、广，并由当地加工后出口海外。该地区特色丝绸产品在鸦片战争前也主要经由闽、广（泉州、漳州、广州）出口，还远销全国[60]。反映到市镇上，为京广等客商服务的牙行在明代十分活跃。“牙人以招商为业……初至，牙主人丰其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以为常”[61]。新丝市一开“临衢高揭纸一幅，大书京广丝经行”，盛况空前[62]。苏松的棉在明代即有“衣被天下”之称。三林塘、周浦与松江县城棉布走湖广、江西、两广，远销秦、晋、京边诸路。闽商至太仓收购棉花，成为该地区棉花销售的最大主顾[63]。明末清初太仓诗人吴伟业形容道：“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吊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二八倡家唱歌宿，好花真属富家翁”。[64]因此，明清江南地区，通过镇市这一中间环节，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已经存在着多级层次的市场，区域性的市场网络，以及或疏或密的全国性的市场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传统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一种新气象，为当时先进的江南地区所仅有，值得经济史家进一步研讨。
三、余论
国内外历来都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议论，沸沸扬扬地争执了大半个世纪，连“市镇”这样一个很专门的题目也被牵涉了进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想用一种话语说死，一江浑水越搅越浑。例如市场经济，很早就有；“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态，如商业资本主义、高利贷资本主义，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中古时期就有；在中国，傅筑夫先生倡“战国秦汉资本主义因素”说，就是接韦伯的话题。这里不打算扯远。仅就整个传统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侧面——市镇而论，由秦汉魏晋而唐宋，由宋元而明清，也迭经变迁，几度转折，亦非“长期停滞”可以盖死的。种种歧异的产生，史料的缺乏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史学家的眼睛不愿朝下看，太专注于上层、高层，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所幸明清方志、私家著述大为发展，才使我们有可能拨开帝国“食货志”一类的遮蔽，有望一睹农村经济生活的真容。
这篇短文是无法应对如此宏大问题的，何况自己也发表不出有价值的意见。我想就长期来郁积胸间的疑问，发表一些感慨，也许比较明智。
我不懂外文，全凭着读汉译本，得悉西方关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些常识。读后第一个强烈的感觉，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待时日，性急不得。在中国，“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围墙森严，使这一问题长期来缺乏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史”知识背景的支撑，特别对西方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所知甚少，知识的陈旧带来的是观念和研究视域的凝固化。因此，我寄希望于知识结构更为完善的年轻一代，更期盼有更多的人打通中外历史，融通现代社会发生的全部“世界史”，以求新的突破。第二个感觉是，即使在西方，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社会学，虽然已经给我们揭指出许多“转型”的指标或指标体系，但他们往往是以西方业已成熟的当今“现代社会”作参照系统，由解析归纳而成的，多多少少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但历史学最难、也最富魅力的，恰恰不在对已经成熟的社会形态的描述（它往往比不上其他社会学科擅长理论概括和思辨），而是对转变中的“过程历史”的揭示（这才是历史学特有的职业优势）。求实才有望求真，微观研究是前提。天下哪能有统一的转型“模式”？试问英、法、美、俄、德等国的“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不也都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异吗？深入其内部变化的细节，充分说明：它一切都以具体的国情（包括历史的传统叠压与惯性作用在内）为转移。西方不也是踩着石子一步一步摸索着走，各有各的转变方式？把“现代化模式”说死，正像吉登斯所尖锐批评的，犹如帕森斯“无所不包”的“社会学体系”，到底要异化成“美国模式”的意识形态话语。
像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在传统时代，外部环境对我国传统社会发展影响甚微的情况下，如果发生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按逻辑推理，与依赖海外殖民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布罗代尔称之区域经济的“势能差”造成的能量流向）的英国模式，不可能没有很大的差异。美国更是得天独厚，为“上帝”所特“赐”，只能有一次。当然也可以设问，没有外部环境的“能源”输入，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带来的资本原始积累迅速增长，是不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发生“自然性”的“社会转型”（所谓有“内源先发性”的现代化模式，“现代性市场经济”有所谓纯“内源”的发生学类型，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排除这一“问难”，那么，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其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只能是农村和农业经济面貌的改变。我们之所以认为诸如长安、汴梁、临安等都市的繁华多少都具有病态的特征，就因为它们犹如屹立在沙漠上的宝塔，缺乏农村经济正常的发展作为自己坚实的基础。它们主要是靠专制政权以及这种政权强制维持着的畸形分配结构——特权阶级的奢侈高消费支撑，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的看法，可参阅下文“明清江南消费风气历史探测”）。与此不同，在传统社会后期（自北宋起）崛起的江南市镇，带来的是当时经济先进地区——江南农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讯息，显示着农业与手工业间以及它们各自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扩大，乡村人口向镇市的转移，区域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等引人注目的变革迹象。尽管这些还不能与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相联系，但无疑是传统社会自身正在向纵深发生变化的信号。因此我个人认为，“市镇”的意义不容忽视，而且，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开掘。
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一个由旧质逐渐转变为新质的漫长过程，在欧洲至少也花了三至四个世纪，才进入“产业革命”阶段。其间的“过渡”环节很复杂，新旧杂陈，新的往往先借“旧壳”隐蔽地慢慢慢滋长，最后才如蚕蛹破茧而出。因此，这也给明清江南市镇历史价值定位带来了困难和争议。例如过高地估计它们的历史价值，处处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看来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重要标志的手工作坊，在明清江南市镇实际寥若晨星（严格按《资本论》所说的，一个也没有），城镇和四乡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却如汪洋大海。更不论其他的社会条件。但似乎也不能因为它们带有种种传统特征而全盘否定其历史价值。从《欧洲经济史》（奇波拉）、《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汤普逊）、《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布罗代尔）等书所详细提供的“过程”情节来看，即使是比较典型的英法资本主义的发生史，也告诉我们：独立小农经济的发展，曾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之一；家庭手工业也不是不能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联结；早期企业也普遍实行家族式的管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力量也并不是在原有旧城市，而是在新兴的市镇的温床上滋生起来的，如此等等。这都颇发人深思。由此联想，明清江南市镇，如果没有政治方面、制度方面的障碍，如果没有专制主义体制的摧残、压抑，也许有望率先出现转机。自然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假设。因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并未真正发生过标志“社会转型”的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是不是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可能是一道“智力测验”的难题。但它毕竟没有发生，因此很可能也是一道永远解不了的难题。很像一个富有天智的孩子，童年时即就死去，他的爸爸妈妈会遐想，如果他活到成年，一定会……我们都会冷静地说，这没有意义，但我们中谁也不会忍心去剥夺他们遐想的那份感情。是不是？
要阐明江南市镇的意义，还需要从史实方面作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例如研究江南市镇的人口结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特别是近代以来发生的新变迁，从中可能窥见具有个性的传统中国特有的城市化趋势。再如市镇的勃兴所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也值得探索。明清江南知识分子政治上、思想上的活跃，党社活动的兴起，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产生和他们富有进步意义的思想火花，与市镇的勃兴有没有关系？我们从方志上看到江南市镇读书风气极盛，科举狭窄的通道把其中绝大多数人挤出门外，但他们往往虽与政治有隔，却笔耕不辍，写下了许多文论，其中不乏新意，是不是可以发掘？我当年在吴江县图书馆读过明清当地人留下的文章，很有新意，可惜没有来得及抄录，现今已失而不能复得了。笔者诚挚地期盼同好从市镇的角度，为传统社会全局性的研究开拓新局面。
明清江南消费风气历史探测
一、消费风气描述
大约从明中叶开始，江南社会风气趋向奢靡的议论日见激烈，其间虽一度经历过顺治朝的经济低谷，大致到康熙前期，故态复萌，杞忧之士又良多感喟（本文所论，以启祯、顺康为主，稍前推后延）。暂不论这些见解是否允当，至少它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已属于高消费地域，其消费水平与消费风气均领全国之先，殊为瞩目。
明末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借抄录万历《歙县志·风土论》，概述了有明一代社会风气演变的四个阶段，经史学家多次征引，已为同人熟知。其实，最先敏感到这种变化的是苏州府人氏王锜。他据其亲身经历，描述了明初以来的变化，认为早在成化前后，江南首府姑苏已得风气之先[65]。稍后，嘉靖、万历间浙江仁和人张瀚更认为江南三吴的消费风气在全国具有“唯马首是瞻”的影响[66]。松江府人徐献忠在其《吴兴掌故集》中也认为“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竞嗤鄙之”。江南另一中心城市杭州，王士性在其写于万历二十五年的《广志绎》中称“杭俗儇巧繁华，恶拘俭而乐游旷”。不独中心城市，二、三等城市如松江府、县城亦然。据同时期华亭人范濂《云间据目抄》说：“吾松素称奢侈，今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更可注意的是，第四等级的市镇，也受到了某种“高消费”风气的侵染，同样遭到呵责。例如湖州府第一巨镇乌程县南浔镇，乾隆董志宁《镇志》据明嘉、万以来的变化载道：“迩来风会日趋，稍不如昔，奢靡渐启。冠婚丧祭，并尚繁文，颇有僭逾之风。”又如嘉兴府桐乡县青镇早在明代中叶，该镇文人李乐据其亲历，也说“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病则祷神，称贷而赛”（《续见闻杂记》卷十一）。从有关方志材料看，湖州双林、菱湖，嘉兴王店、青镇，吴江盛泽诸镇多有妓院之设，颇可惊异。其中盛泽归家院十间楼更是以拥有名妓多人而鹊声江南[67]。钱牧斋爱妾柳如是的青楼艳史即从此间而流衍于云间、虞山，成为明清之际江南一大轶闻。三吴风气侵染所及，徽商群起效尤，时称“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68]，有青胜于蓝之慨。此类记载多不胜录，容另文再论。为了检验上述议论的程度，我们有必要将视野扩大到该时期江南的城乡，对城乡家庭消费状况作一鸟瞰式的巡视。综合散见于文集、笔记、方志等地方文献的各类消费记载，大致可概括为九大类，分述于下：
（一）饮食肴馔消费。“民以食为天”，生理需求性的食物消费是生活消费的基础层次。明清之际一个劳动力的最低生理性食物消费有多少？崇祯末年湖州涟州沈氏所著《农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雇工生活消费的清单，弥足珍贵。沈氏作为一个饶有心计、精明能干的经营地主，颇留意于调动雇工的生产积极性，他制订的基本食物消费标准在当时当地算是偏高的。兹据原文制表如下：
沈氏长工生活消费细目
长工一年口粮据沈氏平均牵算为每日一升五合，相当高。距离涟川（属桐乡县）不远的海宁县人陈确则说该地家庭奴仆一般口粮为日食一升。陈氏与僮儿两人合计仅日食一升。寒士邱云一家六口总计日食仅二升八合[69]。一般说江南农家通常二稀一干即为佳境，困苦时以两稀度日，农忙时才吃干饭以支撑体力，估计也不超过日食一升的标准。上表没有将油盐柴与蔬菜之类列入。现参照《陈确集》提供的油柴标准，合计估算其食物消费开支如下[70]：
沈氏长工食物消费开支估算
据此估得一男性劳动力的长年食物消费相当于十一石米的代价（正常粮价）。妇女、儿童的口粮大抵减半。全家合伙则年费用不会比十一石米增加太多，估计不超过十五六石（或银十五六两）的标准。
有充分理由推论，前述的食物消费指数适用于相当多数的城镇平民。其中三分之一的支出属于副食。即使如此，不用说贫困的农民，就是像昆山归庄这样的寒士，靠卖文度日，竟有“平日安穷，饥来也自怜，腹肠鸣不已，耳目用难全”之叹[71]；海宁陈确在失去其妻经营家计后，备尝“七、八月之间，竟告绝粮，朋友假贷，尚复存活”之苦[72]。可见，高消费之恩泽并没有遍施于江南各阶层。这从当时日常副食品价格之贱也略可窥其一斑。兹据《沈氏农书》、《阅世编》、《陈确集》提供的数据（按白银计价）排列于下：
猪肉（每斤）二分或二分五厘鸡蛋（十斤）五分
鱼虾（每斤）二分鸭蛋（十斤）四分
鸡（每斤）五分淡酒（每斤）二分
鹅（只）一钱四、五分
一石米（值银一两）即可买得猪肉或鱼虾五十斤。应该说日常副食品的价格是低廉的。陈确曾说“日烧一担柴，日啖一肉，兼置鱼虾”的生活是“贫儿”羡慕而不及的，按崇祯时的正常物价，也不过是银一钱、米一斗的代价[73]。由此可知，明清之际消费结构中副食品消费总量偏低，间接反映出社会消费水平普遍处于节俭状态。当然，也确有与此相反的消费行为令人惊骇，如江南官绅士大夫三日一宴、五日一请，穷极豪奢。检阅《戴名世集》，屡见置酒高会之记[74]。复检《吴梅村诗集笺注》、《陈确集》、《徐渭集》、《壮梅堂文集》、《归庄集》亦复如此，不足为怪。仅吴诗粗略统计涉及酒宴之载不下百次，其同乡好友周子俶，爱客剧饮至售卖田庐而不顾，梅村有诗嘲之[75]。此等“酒癖”并不少见。陈确在《先世遗事纪略》中自述其曾祖鸣梧公“豪饮落拓，不问家人产”；祖父理川公亦秉承父风，“慷慨好客”，田产荡尽，到陈确父分得家产仅一亩七分。归庄的祖父也因“好客”，百亩家产几经耗费，到庄生之时，据其母回忆已“家无一亩”，一代名儒归有光之后裔落到如此穷困境地，豪饮盛宴之习害人匪浅，风尚所染，竟难自拔[76]。
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结社更助长了盛宴之风愈演愈烈。太仓张溥汇合大江南北十六个文社创立“复社”，自崇祯二年到六年间，先后有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诸举。史载“复社初起，四方造访者，舟楫相蔽而下。客既登堂供具，从者或在舟中作食，烟火四五里相接，如此十余年无倦色”[77]。为此，吴江巨富吴甑一次出资白金三十镒，家谷三百斛。其中仅“虎丘盛会”，“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台，鳞次布席皆满，往来如织，游人聚观，无不诧叹”[78]。此风绵延不绝，到顺治十年，乃有同声、慎交两社的再度“虎丘之会”，“九郡同人至者五百人”，两社轮流主席，“会日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歌声竞发，达旦而止”，较之复社更穷极声色，沉湎黄白，殊不足取[79]。风靡而无极，文人间三五成群，赏雪观梅，观潮登峰，每每有酒宴之会，少则费财三、五两，多则挥金数十，以此相高，难怪时人有世风浸浸日下之慨。
华宴之上，水陆山珍，杯盘狼藉，一席之费，几为农家数年之食。《红楼梦》刘姥姥关于贾府蟹席之叹，确为写实之笔。《金瓶梅》中有关酒席之费，一般少则也五两、四两、三两不等，足抵贫寒农家一年食物之费的三分之一[80]。明清之际江南缙绅之家开始盛行服用人参。晚明时一两高丽人参卖价为白金一两[81]，到清初涨至白金五两。上党参也由原白金二钱一斤飞涨到白金一两有奇[82]。曹寅、李煦每喜用人参疗病，康熙屡劝其慎用，“不可多服”，降及中等人家，也“时尚参求之功，远求贵售”，至有陈确“妇病顺参汁，半瓶直数千”之哀鸣[83]。至于时新水果之需，诱使吴越商贾远至福建预订（时谓之“断”）园农的荔枝、龙眼[84]。上海顾氏露香园水蜜桃，红艳而甘，每斤二三枚，价值白银一钱。万寿果（即花生果）刚流行于苏松，就被用于宾筵，以示新奇[85]。酒必名酒，茶必佳品[86]，更不必细论。饮食肴馔所费高低之悬殊，仅据上述粗略描述，即知不可同日而语。
（二）住宅园林消费。明清江南民家稍有赀财，必讲求起宅盖屋，青瓦粉墙，飞檐雕窗，苏徽两种风格竞相争雄，各具特色。对此，明唐锦曾有评论：
我朝：庶人亦许三间五架，已当唐之六品官矣。江南富翁，辄大为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浇风日滋，良可慨也！（《龙江梦余录》卷四）
桐乡张履祥明亡后隐居不仕，曾欲购置乌程县邻太湖的一块田产，计划“筑室五间七架者，二进二过，过各二间，前场圃，后种竹，旁树桑。池之北为牧家三小间，圃丁居之。沟之东，傍室穿井”，在乡居富裕农户（包括小地主）的住宅规划中颇具代表性。据其估算，费资需白银百两，少则也得六七十两[87]。海宁陈确记述其母回忆家庭经济变迁情况甚详。有关住宅，其母说：“尔父至四十九，始自出海买木，构中厅、前厅及墙门侧屋共二十间，约费二百余金。”[88]陈确之父薄有田产六七亩，余皆靠学馆授徒，辛勤积攒一生，几乎都殚心竭力于经营住宅。嘉靖间徐渭为浙闽总督草《镇海楼记》，得润笔费二百二十两，即于家乡会稽城东购地十亩，构屋二十二间，题为“酬字堂”[89]，成为后来著名的青藤书屋的一部分。其造价与陈确所记吻合，大致为明朝中期中等规模住宅的通常标准。万历间谢肇淛对“北人不喜治第，而多畜田”，“南人”常不免为“屋宅之建”所累，深有感慨[90]。中产人家如此，一般贫家则只能瓦屋二三间聊作“宁居”，惜无详载，无从细说。现仅以昆山归庄落魄境况推论。归氏自记其住宅之窘道：
戊戌（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归子所居之室坏，乃以钱十二缗赎之而迁居焉，榜其室曰：“万家基”。居瓦三楹，向明而庳小，南北丈有二尺，东西三丈，檐高六尺，出入必俯躬。[91]
此屋原为其曾祖归有光陵墓守冢人所居，与贫民居宅庶几相近。十二缗赎价，按顺治十五年后钱银比价，大致约为白银十两八钱，也许这就是当时住宅消费的最低标准了。
住宅消费的高标准则就难以估算了。像明末清初被誉为东南名士的钱谦益在家乡常熟有“狡兔三窟”，均备极豪华。主宅在城内，起名“荣木楼”，内有“半野堂”、“闻我室”；又在虞山胜景最佳处筑有别墅“拂水山庄”，小东门外建有“碧梧红豆庄”[92]。娶柳如是后，为金屋藏娇，不惜重金又在“荣木楼”后新购“绛云楼”，资金不足，忍痛割爱，削价二百两出让宋版汉书珍本于鄞县谢象三（钱原以一千二百两购入，该书曾为王弇州世贞珍藏）[93]。该楼“五楹”，二重或三层，“穷丹碧之丽”，兼备贮藏图书与住宿留宾客之用。建成七年后焚于火，数千金之产毁于一旦，珍藏书籍亦付之一炬。
大凡江南大型住宅均沿中央纵轴线建有门厅、轿厅、大厅及住房，再在左右纵轴线上布置客厅（花厅）、书房、次要住宅，后部住房常为二层楼房，楼上宛转相通，组成中、左、右三组纵列院落群，结构复杂，形似迷宫。此外，江南私人园林发达当居国中之首。江南缙绅富室“好亭馆花木之胜”，每于宅内或山川秀丽之处扩建园林，造景富有艺术性，表现手法丰富细腻，正可谓争奇斗艳，匠心独具。钱谦益以千金之值从翁德源处购进废园一所，修饰点缀后，建有“玉蕊轩”、“留仙别馆”诸胜，“树绿沈几，山翠湿牖，烟霞澄鲜，云物靓深，过者咸叹尝以为灵区别馆也”[94]。姑苏诸园林中有一胜景名为“拙政园”，颇脍炙人口。园始建于明嘉靖中，广十余顷，创建者为御史巡按王献臣。史载该园“堂宇亭榭、桥池花木之盛，甲于茂苑”。入清后，一度为海宁相国陈之遴所有，陈氏远谪关外后又为吴三桂之婿王永宁据有，“复盖崇高雕镂，备极华侈”[95]。吴梅村曾有长诗记其园林之胜，且叹园主数易，“人事靡常”[96]。钱塘江观潮胜地盐官镇，明清时为海宁县（州）治所在地。镇西南有一江南名园“隅园”，一名“遂初园”，最早为南宋安化郡王沅之故园，占地二十余顷，迭经明末陈与郊、清陈元龙扩建，为明清江南私人园林之冠。乾隆六次南巡，四次亲临海宁，均驻跸于此，赐名“安澜园”，并将安澜园仿建于北京圆明园中。该园于咸丰年间被毁废，今仅存九曲桥与荷花池[97]。更令人惊异的是，园林之好几风靡于江南所有城镇，仅嘉定县城与所属南翔镇即有江园、唐园、迈园、嘉隐园、张园、杞园、檀园、漪园、三老园等十余所[98]。据归庄所记昆山城内外诸园之稍有名者亦不下于嘉定，尤以叶白泉黄园、徐多重采山园与徐乾学遂园最负盛名，其中徐氏“遂园”可与海宁“遂初园”、常熟“燕园”、海盐“绮园”媲美。常熟、太仓、吴江诸城亦不减风骚。至于吴江同里镇、湖州南浔镇，据镇志所载，也颇多佳园。一园之设，少则白银千两，多则至有万金之誉。仅以假山一项为例，若请高手叠作，材料人工之费，“非千金不可”[99]。可见园林设造之费实不低于住宅建筑。
（三）衣着服饰消费。明清之际江南士绅之服饰，顾炎武曾谓之“纂组日新，侈薄弥甚，斫雕为朴”，力主严禁绮绣无益之饰[100]。明末清初华亭人叶梦珠更就冠服、内装的弃旧厌新、鄙朴崇奢、士庶无别详载其变迁细节，并见《阅世编》不列。其评论可一读，文曰：
故移风易俗者，于此（指冠服、内装）为难。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寖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里邻。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斯亦主持世道者所深忧也。（《阅世编》卷八《内装》）
按明清之际江南风尚，自职官大僚而下至生员，其便服有路绸、瓯绸、绫地、秋罗、松罗、杭绫、绉纱、软绸以及湖绸、绵绸，夏则生纱、硬纱、生罗、杭罗，其后有软机纱、番纱、线纱、永纱，“皆因一时好尚，群相和从耳”。其中有以孔雀毛织入之花缎新样，每匹仅十二尺，值银五十余两[101]；细精之姑绒，每匹价值百金[102]。入清以后，南方开始盛行皮裘，一袭之裘，值二三百金[103]。海獭暖帽每顶纹银二两。帽最贵者为细草编织名“得勒粟”者（产自北方少数民族），每顶三四两，更可骇者，有一种西宁长缨凉帽，一顶值银三十余两[104]。至于大家闺秀穿戴首饰，据李乐在嘉湖地区所见，原“止重金宝，今仍制巧样，金宝却束之不用，别用珠翠珊瑚奇巧之物”[105]。叶梦珠详细记述过明清之际官宦之家命妇流行首饰，有金凤衔珠串、金钗、金簪、金耳环、满冠、棒鬓、倒钗之类，不少是以金银花枝为之而贴翠加珠，且有以玛瑙、宝石装点者[106]。仅以珍珠而言，“大者五十余颗，计一斤重，云价近白金五千两”，则三钱重之珍珠价值为百两白银，令人瞠目[107]。见之于明世态小说《金瓶梅》，西门庆的诸妻妾、外遇间纵横捭阖、争风吃醋的角斗，往往围绕着衣着、首饰而展开，如李瓶儿初入，西门庆为讨好众妻妾，取出箱中一顶重九两的金丝髻，打一件九凤甸儿（三两五六钱），一个玉观音满池娇簪儿，四个乌银戒指；直到西门淫丧后，孙雪娥偷出家私中，即有金头面四件，银首饰三件，金环一双，金碗簪一对，金仙子一件，金桃心一件，银镯一付，戒指四个，银簪四对，诸如此类，略可窥知当时官宦富户用之于取悦妻妾之费是十分可观的[108]。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织造锦绮罗绸的农家妇女，则仅服用自制之粗布土服，所谓“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109]，“辛勤贫女重咨，天寒十月犹单，以布易粟聊充饥，衣者谁知织者悲”[110]！
（四）陈设用具消费。江南陈设用具之精巧，为明清之际国人所一致公认。明嘉、万间张瀚在概论当时中国区域经济与风情民俗时，即说常松苏“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111]。稍后，王士性据其遍游全国的亲身经历，又对两都、江南、江北、西南诸省作了更为广泛的比较，其中论及苏州时云：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莫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广志绎》卷二）
在“江南诸省”卷中又说：“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其实，家具陈设风尚檀梨漆器，不惟苏州人纤巧清雅，扬州有一周姓者在明末更创一派，精妙绝伦，一直流传到清乾隆年间，仍风行于江南，史载：
其法以金、银、宝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砗磲、青金、绿松、螺甸、象牙、蜜蜡、沉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椅、窗槅、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玩也。（桐西漫士《听雨闲谈》）
明高濂曾详细描述了当时富宦家庭中的各种家具形制和漆法，皆不惜工本，价值昂贵，其中有一种形似现代组合式的书橱，更令人惊叹（详见《遵生八笺》卷十四）。家庭陈设之豪华，不胜笔录，仅举吴江吴昌时之家，“其坐榻四面，环列梅花一百盆，梅花之外，稍下一二尺，铺以氍毹，又列水仙一百盆，盆皆极精好磁器”（《归玄恭文续钞》）。明崇祯时，瓷器价格最为低廉，最贵者不过三、五钱银子一只[112]，即以三钱计，二百盆瓷器亦价值逾六十两，足抵四家农户一年食用之费。又，为附庸清雅，江南富家几案多供各色盆景，苏州虎丘、嘉定所出名闻迩远，其价高者一盆可值数千钱[113]。再说扇子，有团扇、折扇、葵扇、蒲扇等。据说折扇，原由日本、朝鲜传入，在明代，起始仅妓女用之，后逐渐风行，且花色繁多，有以紫檀、象牙、乌木为扇骨的，然均不及骨扇为时尚所重，名扇则一柄少则一金，多至值三四两银[114]。眼镜、自鸣钟等“舶来品”陆续进入富家。大约到明后期，江南好时髦者已佩戴以象皮作框的西洋眼镜，每副值银四五两。到清初，苏杭人已能自制眼镜，遍地贩卖，人人可得，价格趋低，每副最贵不过七八分，甚至有二三分一副的，但西洋货仍属上乘，每副亦需二两白银[115]。自鸣钟由意大利人利玛窦传入，明末上海人最早学会仿造。家中设有自鸣钟，人皆以为奇，颇矜傲，其价失载。
（五）婚丧寿诞消费。古代中国向以礼义之邦自居，受传统文化影响，礼义繁缛，婚丧之费常与宅园之建成为家庭消费两大负担。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在明清以江南为甚。海宁陈确目击种种俗弊，曾起而抨击，为时论所不容，转而订下家约，算是从我做起，精神诚可嘉。他在家约中规定婚聘：“聘不过二十金，无聘金，但备钗币及牲果之类”[116]；“婚不过二十金，嫁不过三十金，力不足者任减之，有损无益”[117]。这在当时已算是“低标准”了。闺女出嫁，规定“不受聘金、不办回盘，不迎奁，虽有力，不逾奁单”[118]。陪嫁之费据陈确估算约近三十两白银。有一子一女，按陈确最低标准，也得百两白银，才能聊尽父母之职，但贫苦农民恐怕是难以胜任的。而当时一般社会风尚，则要高得多，如会稽徐渭有文载道：
吾乡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归之日，担负舟载，络绎于水陆之途，绣袱冒箱笥如鳞，往往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闭门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虽在襁褓，则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产半之，下此者人轻之，谈多不及也，相率以为常。（《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十九）
湖州董份嫁孙女于吴县申公子，“妆奁衣饰至满三百笥，已而陈于阊门外”，“出女子六百人舁之，亘古未有”[119]。这是极豪奢的婚嫁规格。关于丧事，陈确也有从俭的具体规定（详见《陈确集》卷九）。棺椁之费，照陈确规定，“虽四三金以上，亦足为固”，并力主“族葬、深葬、实葬”（有《葬说》详论之，兹略），其所简省诸节，恰好为民俗所崇尚，亦可见当时丧葬实破财劳神。例如棺椁一项，富家必用楠木，“一棺之直，皆百金以上矣”[120]。陈确挚友祝开美，家富甲于诸姓，“性不爱财而好礼”，为其父在西湖云栖寺设水陆道场祭忌日，诵经三昼夜，费金数十两。购置父母坟地，费资达白银万两[121]，这当算是豪奢之例。然一般富家墓地少则数亩，多必数十亩。唐甄就说到一块墓地售价高达一百二十两，众家争购，主人还未肯脱手[122]，按崇祯中期田价（到顺治初田价昂贵至极，非为常情），即在十亩左右。丧葬既如此破费，贫寒之士故多有葬亲之难。昆山归庄“以亲丧不能葬，日夜痛心疾首，而无可如何”，赖钱牧斋等人赙布百金，才得“免不葬亲之罪”[123]。康熙间，唐甄死后身无一文，赖清八亲王赐白金五十两安葬[124]。大概这都算是已经尽量从简的数字。
寿诞之礼，分富悬殊兹不多言，仅举归庄所见之祝寿规模为例：
旬日之中，通邑之人，无不挈榼提壶，将筐篚，具币帛，再向东门者。东门之街，轿相接，肩相摩。[125]
华亭陈继儒（眉公）在松江佘山筑有宏丽之别宅，天启七年，正值七十大寿，据其子在《年谱》中回忆：“远近介筷者，纨绮映带，竹肉韵生，此亦凤皇山未有事也。”[126]若达官显宦，以祝寿为名，行贿献之实，犹如西门送蔡太师寿礼，服装之费五百两，打银器用三百两，动辄千金以上[127]，实已属另一种政治性消费，容在“科举官场消费”一节中再行论及。
（六）文化娱乐消费。明清江南文化娱乐之费在生活消费中亦占相当比重，较全国其他地区都高出一筹。前述士大夫之间平居以文会友，诗酒流连，唱和斟酌，虽三五两银一席，旷日持久，也是一笔不小的消费。又每好自刻诗文集，“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128]。明清之际木版刻字工价甚贱，每版（上下二帙）工资仅叁钱，若以八九十版计，则工价约二十六七两银上下[129]；或以字计，每百字银三分，则万言为三两，十万言才三十两银[130]。这更推动了私人刻书风气的盛行。明清江南文化创作之繁荣（野史笔记、诗文、小说戏曲等），似与此不无关系。另外，解囊为其师友梓刻文集行世，在明清江南尤为人所推崇，如钱谦益等筹集众人（包括地方官员）合资梓刻《归震川先生文集》，陆元辅为其故师黄淳耀刻《黄蕴生先生文集》，尤云鄂、方正玉等捐资梓刻戴名世《南山集》。略为翻阅该时期文集所载序跋，屡见不鲜。江南士大夫又好山水之游，杭州西湖、苏州洞庭、安徽黄山、富春江严子陵钓台、会稽四明诸山，游踪所至，必有所记，检之文集，即知此笔旅游费在该阶层的生活消费中必不可少。归庄曾有文囊括道：
吾尝谓游道有三：有贵人之游，有豪士之游，有布衣之游。（《归庄集》卷六）
看起来，第一、二种似近乎“公费”旅游，由他人（或官府行政费用）解囊出资，第三种为“自费”旅游。不管出在谁头上，总之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明清江南缙绅士大夫珍藏书画古董，畜养花鸟盆景，都属士大夫生活方式中的艺术爱好类，所费尤以前者称巨。吴晗先生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时，曾编撰有《江浙藏书家史略》（现有中华书局1981年新版行世），备载江南藏书家近九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明清时人。其时如昆山徐乾学“传是楼”、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毛子晋“汲古阁目耕楼”、嘉兴项元汴“天籁阁”、朱彝尊“曝书亭”、萧山王宗炎“十万卷楼”、鄞县范钦“天一阁”等藏书皆为海内称誊，详见吴书，不赘。至于珍藏古董、书画之好，沈德符谓：
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敝帚斋余谈》）
王世贞《觚不觚录》亦发同感。珍藏品由古趋近，反映了江南收藏爱好更趋普及。其中价最昂贵者，如钱谦益家藏羊脂白玉杯名“一捧雪”者一件，“价值千金”[131]。周亮工有“墨癖”，收藏各色墨品万种，设“祭墨会”公开展览，名动四方[132]。诸如此类，所费均颇为可观。当然，这类高消费嗜好是一般农民、市民乃至贫寒士人们所望尘莫及的。但也应该指出，由于江南城镇的发达，农村经济状况相对亦较其他地区为富，通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书房竞刻小说杂书，农工商贩“家蓄而人有之”[133]。康熙年间屡有“淫词小说”之禁，然禁而不止，流布愈广。江南民间又有社戏、神会之俗，地方戏曲颇受一般百姓欢迎。雍正间又有禁神会演戏的上谕[134]，也形同虚文。至于像苏、杭这类城市，商贾小贩手工业者群集，多设戏馆、酒肆、茶店、赌场，娱乐活动良莠交杂，官府虽屡欲严禁，有识之士多以“绝千万人之生理”为由指为不智之举，亦议而未行。仅苏州阊门即有戏馆数十处[135]。市镇也遍设戏院、茶楼，滩簧、弹词等地方剧种依靠普通观听者的赞赏而发展甚速。官府当局文化偏见未能阻止民间文艺的繁荣，其中一个原因，乃出于平民对娱乐的追求。
（七）民俗信仰消费。江南民间一年中流行的民俗节庆，几乎每月皆有，俱备载于方志，兹不赘举。张瀚曾举浙江灯市为例，视为奢靡之习：
因思吾浙之俗，灯市绮靡，甲于天下。人情习为固然。当官者不闻禁止，且有悦其侈丽，以炫耳目之观，纵宴游之乐者。贾子生今，不知当何如太息也！（《松窗梦语》卷四）
浙江德清新市人沈则庵，流寓在濮院镇，“善画花鸟，能于纱上用灯草灰，作剔墨之画，以纱绷灯，照以火光，则纱隐无质，而花鸟浮动如生”[136]。此为灯之佳品，价格昂贵。史载“灯虽种种，唯料丝之光，皓洁晶莹，不啻明珠照乘”，苏浙“繁华之地，屡逢灯节，遍阅千门火树，碧映珠辉”[137]。江南城乡又有“香市”（亦称“庙会”）之举。例如湖州南浔镇有一嘉应庙，每年三月初一、九月初五两次香市，其中九月一次最盛，“贸易者先期至，手技杂戏毕集，演戏报赛，游人阗溢，二旬始罢”[138]，已从宗教信仰演变为大型集市贸易。华亭县崇福庵“每当春初，兹庵香火，千里走集。自朝至暮，舟楫络绎不绝。香舶所停，舳舻相接者三四里……近庵有街市，摩肩挥汗，炉烟闻于里外，犹甚盛也”[139]。苏州上方山有“五方圣神庙”，装神弄鬼，专意骗财，其“一筵之祭，约费中人十家之产”[140]。到康熙十三年江苏巡抚汤斌严令毁庙，蠹俗方禁。江南城乡无论缙绅士庶多崇信佛教，寺院遍地，仅湖州南浔镇五六里方圆，“香林梵刹不下四五十区”[141]，至于名山大刹，善男善女，不远千里朝山进香，信笃弥甚。据方志载苏州士女乘舟由水路往杭州烧香，途经塘栖镇，必登岸进庙，烧香一柱以遂心愿，故该镇香火颇盛[142]。士庶百姓为求菩萨保佑，往往竭尽其力，迷信品的消费市场久盛不衰。
（八）科举官场消费。现代消费经济概念中有“发展性消费”的名目，它作为个人谋生立业的先期投资而被列入消费类中。据此江南士子的发展全注入仕途，用之于科举的消费庶几也可谓之“发展性消费”。明清江南的科举热浸润到仅有薄产十亩之家，也必冀盼诸子高中，不惜延师入馆。塾师之费，是最初的投资。据叶梦珠称，即使像僻在东海之滨的上海县，“一时家弦户诵，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称极隆焉”[143]。芸芸众生，岂能人人入泮，而“考取入泮，后学始复有进身之阶矣”，到康熙十六年，于是有“每名议定纳银一百两，准作生员”的规定。捐纳例开，“于是多者每县纳至数十名，少者二三十名，几过当年旧额。然而中人之产尚难勉从，单寒之家，力岂能办”[144]？太学纳粟之例创自景泰，顺治初一度革除，不久又开，然例银颇重，非大有力者不敢问津。大致庠生纳银二百两，俊秀三百两有零。康熙十三年后，事例广开，纳银渐减，俊秀不过百余金，廪、增、附生，不过几十金，“暴客之子、捕盗之役，尽列桥门”。与此同时，岁贡亦开援纳之例，大概由廪生起捐者，纳银三百两，由增生者四百两，由附生者五百两[145]。
童生府取，在明末已必求缙绅荐引，每名价值百两。“应试童生，文义虽通，苟非荐剡，府必不录”。入清后府取价值大降，每名由三四十金减至数金，“府取之滥，至此极矣”[146]。以上皆为取得科举乡试、会试资格的投资费用，不可谓不重。
官场交际费有两类。一类为庶民巴结、纳贿于官府而有所求者。如前述达官显宦婚嫁祝寿，必有趋媚者盈门，持币帛而求一谒。小者胥吏，明末人痛恨至极，视之为公害。江南健讼，向为地方人士所感慨。遇有争讼，此等书吏差役必令促延酒肆开讲交易，有“讲手钱”、“发落钱”、“出力钱”等名目[147]。“一坐而酒钱动以千计”，讼家不倾家荡产，亦大损元气。遇大案，则贿赂关节更多，所费尤巨。顺治三年，钱牧斋弃官归常熟不久即被牵连入谢陛、卢世榷案，“传言行贿三十万金得幸脱”[148]，虽不免夸张，然钱氏晚年屡言匮乏，恐与此有关。另一类则为官场间的行贿。明末最著者即为复社张溥等筹资白银六万纳贿于当事太监，促使宜兴周延儒再相，颇哄动一时[149]，一说鸠集贿金二十万两[150]。弘光时锦衣卫都督刘侨一度降于张献忠，后贿于马士英赤金三千两、女乐十二，得补原官[151]。史多载贪赃不法如严嵩、和珅家产抄没数字，其中可以看出，即使博得一官半职，也仍然时时需再“投资”，方得保住乌纱帽，加官晋爵。江南缙绅的投资方向，正与中国封建政治结构相吻合，惟其官场舍得投资，日后当然不惜以本求利，欲求政治之清明岂可得乎？！
（九）纳妾宿妓消费。明清江南缙绅，拥姬纳妾，视为当然，虽名士豪杰犹所难免。松江抗清豪杰陈子龙家境不算富裕，先后纳妾蔡氏、沈氏、薄氏[152]。昆山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先于金陵纳一姬，北上后又于太原纳一妾[153]。华亭张南垣为园林名匠，白发老翁，仍纳一雏妓为妾，吴梅村有诗嘲之；杨子常年逾六十纳妾，顾炎武以自身教训有书规劝[154]，俱见当时社会风尚。何以如此？从另一侧面却看出江南贫富悬殊的现象令人心寒。唐甄即说：“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者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者为妾，恶者为婢[155]。”《南浔镇志》载有乾隆佃户钱某，“迫于逋负，鬻其妻为人妾”[156]的惨痛事实。明清江南缙绅士大夫家类多养畜奴婢，多至僮仆侍婢数千指[157]。明时婢女的价格较贱，从《金瓶梅》看，十二三岁丫头卖价银仅五两，十七岁为十两，也有七两五钱的，书中计五次记载[158]；妾的买价较高，以婢为妾的约五十两，余皆为百两以上，一般为三百两[159]。康熙时王鸿绪密奏中提到苏州地区买婢妾的价格较明时上涨，少则七十、一百四十，多则四百五十两[160]。至于名姝娶为妾者价值千金，如嘉兴黄媛介者，应视为特例[161]。
考察明清之际江南士大夫生活方式，对狎妓之风印象深刻。该处青楼妓馆之盛，遍及城镇，俱见本节开首所言，其中如金陵板桥、苏州山塘、盛泽归家院以及杭州西湖尤为著名。陈确在致知府刘公揭中即说：“西湖楼舫，选妓征歌，昼夜不辍。”[162]金陵为士生乡试荟集地，青楼之盛，至有“长江两岸娼楼多”之唱[163]。现在见诸于江南名人诗文结集中，即留存有所谓国士名姝情意绵绵的种种艳闻轶事，如钱牧斋与柳如是，侯朝宗与李香君，龚鼎孳与顾眉，冒辟疆与董小宛，吴伟业与卞玉京，张溥与徐佛，孙克咸与葛嫩，以及有关陈沅（圆圆）、顾寿、寇湄（白门）等名妓悲欢离合的许多野史，于此亦从略不再展开。可见明清之际江南士大夫用之于这方面的消费虽不尽都是“挥金如土”，恐怕也常“倾囊而尽”。仅一名妓赎身之价，即高至千金：
寇湄（字白门）十八九时为保国公（朱国弼）购之，贮以金屋……京师（金陵）破，保国公降（满清），家口没入官。白门以千金予保国公赎身。（余怀《板桥杂记》）
黄媛介原为嘉兴名姝，能诗善画，流落吴门，钱牧斋曾出千金欲聘为妾，后未果[164]，旁证名妓赎身之价通常为白银千两，令人咋舌。国士名姝艳闻，恐难尽归咎于奢靡淫佚，也是不合理的传统婚姻的畸形副产品，不在本文论列，兹略。狎妓之风流衍民间，徽商即得其下游。明清时人往往嘲讪“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惟娶亲、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165]。“原来徽州人有个癖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其余诸事就悭吝了”[166]。虽说徽州商人确有东施效颦之嫌，然此风之罪魁祸首，理应惟自持风流之江浙士大夫是问，不应独独嘲讪徽商。此亦属当时社会舆论偏见之一。
综合九类消费状况，我们不仅看到，明清江南城乡消费存在着两极分化的悬殊，而且从消费结构分析，日常食用消费仅只占微弱的比重。相比之下，宅居器用的消费稍大，然多为耐用消费，一次投资可子孙传代，比例也不算大。巨额的高消费却用之于炫耀门第的婚丧喜庆，以及追求雕琢、新奇的珍宝美器与豪华的园林别墅；更有甚者，诸如为追求功名利禄、官场拼搏的政治性发展费用，以及满足青楼姬妾、歌舞彻夜、酒池肉林糜烂生活的费用，几似无底之洞，非倾囊而尽决不罢手。这说明，明清江南的高消费仍具有传统的贵族奢侈消费性质，它与宫廷消费相互激荡，形成病态的畸形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消费社会效果解析
生产与消费互为制约的关系，只有到了发达的商品经济时代，才能被人充分认识。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关系为种种非经济因素云遮雾障，消费经济受到传统思想家与史学家们的冷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经济运动铁的法则不会置传统经济结构于不顾，它仍无声地施展其威严，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它的运动轨迹。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一向置广大劳动人民于高消费之外。他们的消费水平总是被压抑在维持人口生存与人口再生产的最低水平线上下，市场消费能力几被剥夺殆尽。顾炎武曾以松江为例，称“农家最习勤以为常，至有终岁之劳，无一朝之余。苟免公私之扰，则以自为幸”。又说“田家收获，输官偿外，未卒岁，室庐已空矣”[167]。谢肇淛感慨道：“黄云遍野，玉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富，而贫者日贫矣。”[168]身历“康熙盛世”的唐甄根据其在苏州一带所见，描述甚为真切，他说“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膴。入其（农家）家室，朝则熜无烟，寒则蜎体不申”，吴中鬻男女为优倡遍处皆见，“困穷如是，虽年谷屡丰，而无生之乐”[169]。城市奢靡的高消费与乡村窘困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
当然，如果仅仅把财富分配不平等而造成消费水平的悬殊看作是传统农业社会转变的根本性障碍或病根，那也是肤浅之见。工业社会，即使是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国民收入—消费方面的不平等程度仍然是触目惊心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在1976年新版的《经济学》专著中坦率地承认：“对（1973年）美国的收入稍加观察便可看出，收入的金字塔具有多么尖的顶和多么宽的底……如果我们用儿童积木建造一座金字塔，把每块积木的高度代表一千美元，那么，金字塔的顶端会比巴黎的铁塔还要高得多，而我们大多数人所处的地方离地不过一码。”[170]问题在于：第一，最低消费需要的指数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家庭维持生存的最低生活消费的标准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贫困的定义是可以变动的。因此，检验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在于平等，而在于这种不平等与绝对平均曲线之间偏角的大小。第二，社会最大量的消费导向是个关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与经济活力的提高，这样，消费结构与消费效果就成为观察的重要视角。下面将按上述思路，用历史的方法考察明清江南消费经济，评估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该时期江南的最低必要消费标准，看看偏角是否有所缩小。有关当时农民家庭经济准确的详细清单在历史记载中是不可能找到的。我们不能不更多地运用有限的资料加以推论，虽然它不符合科学的严格的要求，却多少可以获得模糊的印象[171]。消费能力直接决定于家庭经济收入。明清江南的农业经济水平在全国高居首位，已为学术界公认。农业的精耕细耨、多种经营与副业的发达，都使江南的农业收入达到了古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使得农业人口维持生存的生活消费能力较之以前，与同时期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均有可能往上浮动，贫困的定义也有所修正。
明清江南最低生活消费标准的提高，首先应归功于集约化程度较高的粮食生产。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提供的松江东西乡粮食生产的情况表明，即使在同一江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等差异，农业生产力水平有高有低，消费水平也轩轾有别。
松江西乡高于平均水准。仅以秋收而论，西乡农家缴租后可净得白米三四十石，折银为三四十两。如前文所申述的，食物消费最低标准按银约十五六两计，则尚有二十余两可用之于农本、衣着、日常用品和住宅建筑等等。此外，还未将“春花”（夏收小麦、蚕豆或油菜）计算入内。如遇丰年，无甚骚扰，生活大致宽绰（吃鱼干、白米饭）。即使以低于平均水准的东乡的农业收入而论，比较同时期黄河以北地区也高出一筹[172]。借助1932—1935年发表的我国南北各省农村经济状况各种调查报告略加比较，说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这种南高北低的格局发端于两宋，明清以后就日渐明朗[173]，应该是成立的。
以上说的是粮食生产。更可注意的是，明清江南农业经济由原来的单一粮食生产结构变为粮食、经济作物、家庭手工业的复合式的生产结构。蚕桑、棉花的种植以及丝棉纺织家庭手工业的普及，更为农村消费能力的增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张履祥《补农书》中有一份材料间接地为我们提供了支持这一论点的依据。邬行素生前与张履祥、陈确、朱蕴丝等皆有素交，为海盐澉浦甪里堰人。邬氏病殁后，朱、张、陈等人创议立《恤约》，为邬氏善后制订了详细的抚恤计划。张履祥更设计了利用薄产十亩进行商品化生产的经营方案，很能说明商品化的多种经营比单一粮食种植能提供高很多的消费能力[174]。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小农经营规划。桑田三亩供一家衣食，其余麦豆竹果鱼之收，按低标准计，足可抵十人之食[175]，即年余五十石，扣除田粮（每亩一斗七升四合[176]）等苛扰，至少每年可积余三十石，折银三十两。积十余年，除“养生送死”、读书外，还可买田数亩。考虑在嘉湖一带水灾、风灾频繁，“十年之耕不得五年之获”[177]，这个规划目标的实现也许需要二十年。总之本规划从家庭消费的行为模式看，纯属节俭型消费。自耕薄田十亩，严格奉行节俭原则，足可支撑一家五六口的各类必要最低消费，还略有节余，说明消费能力不低。
再则妇女家庭手工业的收入对提高明清江南农村家庭的消费能力，其作用也切不可小视。明清江南即有“女工勤者，其家必兴；女工游惰，其家必落”之谚[178]。验之于地方文献，此说不妄。凌退庵辑《松陵文录》中载有一节妇朱氏的事例。妇系吴江同里董氏之妻，年仅二十二守寡，四十年后（乾隆五十四年），靠其纺织收入，日用外“积钱四十万有奇”，终于完成了营葬以及抚养子女成家立业的艰辛使命，令人感叹。朱氏自述其积储的原委：日用四五十钱，则岁日用约为一万五六千钱，以制钱千文折一两计，正当前文所估算的，一家最低生活消费总数十五六两，所积储的一百四十两银子最后主要用作建房以及为其公婆、丈夫营葬之费[179]。叶梦珠也说到某寡妇刘氏，“外筹耕作，内课纺织”，“悉二十余年之心力”，不惟“瞻高堂，抚藐孤，冠笄婚嫁如典礼”，而且供其遗腹子周参两习举业，得为府曹[180]。陈确贤妻王氏，分家时仅得米六石（约租田六亩），“昼夜力作，以供其乏用。每冬春之月，则以布易米而食”，“上供父母酒馔，下养仆婢，外给吾读书，薪油笔纸之费”，“渐以丝布之余买田，积至数十余亩”，心力交瘁，年仅五十一岁病故[181]。据张履祥对桐乡地区的记载，谓一妇“日成布可二匹”[182]，匹布价一钱左右，除去其棉纱成本，每日工银约在五六分银左右。三百六十日不休息，即岁得银二十两左右，打个折扣，也在十四五两上下，足抵十四五亩田之租入，或七八亩田自耕之入。家庭奴婢一般也参与纺织。陈确妻子率婢仆能如此经营家计，固属殚心竭力，“鞠躬尽瘁”，也间接说明由于家庭手工业的并举，明清江南农村的家庭消费能力比较以往或同时期全国其他地区确有明显的增长。
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带来了最低生活消费标准的提高，给该时期的消费经济注入了某种活力，至少有两种社会效益是比较明显的，应予重视。一是市场消费经济在空间上由中心城市向府县城、市镇伸展，显得比较活跃。中心城市的消费，在汉、唐、两宋就已经表现得相当繁荣，然而这是由政治性城市贵族及其附属人口麇集所造成的奢侈性消费，属于病态商品经济的畸形产物。无疑明清江南官僚贵族传统的奢侈消费方式仍然继续在滋长、蔓延，而且广泛辐射到一般庶民地主与富商大贾的消费习俗上，给江南的市场消费经济投下了阴影，容后再说。但也应该看到，明清江南的土地所有权已相对由集中趋向分散。拥有中等田产的庶民地主与一般性的缙绅地主占有较大比重，他们靠江南农副业的丰厚租田收入滋养，或城居，或乡居（多数已趋向市镇居住），广泛地依赖于市场消费，成为促进地区性多层次市场消费活跃的重要因素。另外，无论是自经营的中小地主，还是自耕农或佃农，由于赋税、田租逐渐取货币形态，由于专业分工的发展与农副业的日益商品化，与市场经济的联系比较以往也都密切，例如邬行素一家必须靠出售蚕丝、果品、竹笋、鱼虾等农副产品才能从市场上再换得衣食百用之需。江南市镇消费经济的活跃，主要是依赖于这些阶层频繁的经济活动。从这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向城乡结合部推进的态势，恰好与这一时期江南区域经济的三级或四级市场网络的形成相一致。应该说，后者的发展，是源于该地区农副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不同于政治性城市的又一种商品经济，可以看作为传统社会内部经济正常、健康发展的征兆，具有新的气息[183]。二是文化教育与文学艺术的消费支出在该地区有明显增长。明清江南通俗文艺（或民间文艺），包括戏曲、小说、泥塑、年画等的活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是非常醒目的。这方面的消费借助社会、神会（庙会）、民间节庆以及市镇酒肆茶馆等各种渠道而有相当程度的普及，已经深入到乡镇各个角落，几为妇孺皆知。读书之风也相当盛行。正如前文描述到的，一般在贫困线以上的家庭宁愿节衣缩食，总得让儿子入塾就馆读书，鼓励其向科举方向一搏。因此，每一县拥有的生员最多可达一二万（还有相当多数即使未取得生员资格，也仍坚持读书）。通诗文、善书画的俊隽士生在在皆有，大家闺阁妇女乃至歌伎、艺伎也皆身手不凡，或可跻身士林比试高下，不让须眉。这对活跃该地区的文化艺术氛围与提高人口素质产生积极影响。所谓江南尚清雅，地灵人杰，不可谓无因。谢肇淛作为一个福建人，对江浙人的精明能干，“财利无微不析”很有感慨。另一印象也极为深刻。“其人亦生而辩晳，即穷巷下佣无不能言语进退者，亦其风气使然也”[184]。这位外乡人的观察很能说明问题。
无疑，消费总量归根结底要受制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所造成的物质财富总量。但生产力水平能提供的消费能力要在消费行为中得以实现，还得受制于其他因素。其中，传统的等级分配制度对消费模式的影响尤为突出。明清江南农村生产力水平能提供的消费能力，与实际在市场上表现出的消费水平，有相当的差距，消费行为模式在社会各个阶层表现得也极为迥异有别。
从实际情况看，佃农、自耕农家庭的消费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色彩，属于压缩性的节俭型消费。相当多数家庭大都满足于果腹粗衣，向市场购买小额消费品需斟酌再三，较好的状况也只能聊以“小康”自慰[185]。究其原因，除了自然因素（旱、涝、蝗及瘟疫之灾）带来的不稳定，影响经济生活之外，主要是官粮特重与私租苛刻两大因素，前者使业主（包括中小地主）难以施展手足，后者则压得佃户喘不过气来，故顾炎武曾有一奇想：“故既减税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186]这恰好表明，消费不仅取决于生产，且要受到分配环节的制约。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可以起抑制消费，反过来阻抑生产发展的作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势头不就是这样地被压抑着难以“腾飞”吗？！
即使相当数量的中小地主也仍然摆脱不了节俭型的模式，往往要以半自给为主，必要时辅之以市场消费。邬行素、陈确例前已论及，再举晚年留居吴中的唐甄的自述为例：“唐子有冶长泾之田三十亩，谢庄之田十亩，佃入四十一石，下田也。赋十五，加耗、加斛及诸费又一也，为二十三石。大熟则余十八石，可为六口半年之用；半熟则尽税无余；岁凶则典物以纳。尝通七岁计之，赋一百五十四石，丰凶相半，佃之所获不足于赋，典物以益之者六斛，而典息不与焉。”[187]足见明清江南官粮之重，使一般小地主的生活也相当拮据。最后，唐甄不得不出让田地，改为经营丝绸贸易，处境才有所改善。当然，唐甄单纯靠坐收田租持家，这在江南不算是善筹家计的，困苦更在理中，若经营有方，则庶几可得“小康”。吴伟业曾说到太仓诸生王鉴明，精天文地理之学，明亡后遁入浙江天目山中，力田十余亩，“躬耕于野”，经营自养，自得其乐[188]。王鉴明作为明“遗民”“隐士”的生活方式固属特例，但是基本生活资料多依靠奴僮雇工以及家庭手工业自理，在江南的“寒士”之家，并不少见。这说明即使中小地主也仍然难脱自给自足的窠臼，无力全部依赖市场消费以维持自身的生活。此即通常所说的“小康”消费方式。
除以上两种消费模式外，明清江南也确实存在着另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豪奢型高消费模式，前文已有详细讨论，此处不再赘述。现在需要重点分析的是，这种高消费能力是怎样形成的，以及这种豪奢型高消费的性质与社会效果。
没有疑问，这种高消费能力在传统社会结构中，首先来源于广占田产（也不排斥兼营某些商业、高利贷）。明清江南缙绅中拥有大田产至千亩、万亩以上者，史载不绝。华亭徐阶一度出任内阁首辅，据说其家族拥有田产廿四万亩，富于严嵩[189]；湖州董尚书（份），“田连嘉湖诸邑，殆千百顷”[190]；华亭董其昌，拥有“膏腴万顷”[191]；常熟钱谦益总田产不详，仅据其死后亲戚威逼勒索去“膏腴六百亩”[192]，可推测其生前田产应以千计；即使如昆山顾炎武，一次即典去千墩田产八百亩，恐亦为千亩以上之大家，其后北上豪游与山东、山西广置田产诸费都有昆山大田产作后盾，方能遂其壮志[193]。千亩租入即为千两白银，岁有数千成万两白银之入，当然完全可以支撑他们豪奢的消费方式。以上都为“执牛耳者”，更多的是拥田数百亩的大地主。例如张履祥的《补农书》是写给嘉兴友人徐敬可的。徐氏有田四五百亩，顺治后听从张氏建议，由出租改为亲自经营，成为一名有实绩的经营地主[194]。陈确海盐澉浦友人吴裒仲兄弟有遗产五百亩[195]。海宁俞元修之遗孤依恃舅氏与老仆之助拓得近郊之田产百亩，总产亦当在数百亩之间[196]。湖州朱国桢言其家乡廿里内，目见有因善修水利而“起白手致万金者两家”[197]。当时所谓“万金之家”，一般也必须拥田数百才能称是。他们也常常效尤前者，声伎粉华，竞侈斗豪，分沾殊荣。
然而，有一点常常容易被人忽略，即使广有田产，也很难支撑无限度的豪奢性消费。当消费超越了他们家产收入的极限，家庭经济就必然陷于崩溃。明清江南田产转移频繁，门祚兴衰无常，与奢侈性消费的失控不无关系。钱泳在苏州府见到许多田产巨万之家因挥霍无度而转眼没落，有诗咏道：“生前占尽三州利，死后空留半亩坟。堪笑世人贫益富，不知于我似浮云。”[198]叶梦珠在《阅世编》卷五《门祚》中也列举了松江府诸多由富转贫、家道中落的事例，不胜感慨：“以子所见，三十余年间，废兴显晦，如浮云之变幻，俯仰改观，几同隔世。当其盛也，炙手可热，及其衰也，门可张罗。”[199]如徐阶后裔，到明末清初已因狎妓邪游，家业荡尽，沦为胸无点墨的浪荡子。唐甄亦说因消费无度，“万金之家，不五七年而为人者，予既数见之矣”[200]。这种门户败落，尤以所谓“素封”之家居多，境况甚惨。川沙王氏，“自嘉、隆间以素封起家”，到公觐一代，“玩好声色，服食起居，必极一时之选，豪华性成，家虽中落不改……鼎革后，废毁殆尽矣”[201]。上海“（严）端伯故素封子，淫戏无度……端伯之庶弟虎，字威候，踵兄所为，产业荡尽”[202]。联系到前文曾列举的周子俶、陈确曾祖、归庄祖父皆因大宴宾客而落拓抛售田产的事例，说明这是一种无法逃遁的法则。王士性说得好：“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203]
王士性一语道破天机。奢侈性消费强大、持久的经济后盾，恰恰主要不是来自田产经营，而必须依赖于政治性的官僚俸禄与巨额的法外收入，亦即权力的支撑。前举拥田万亩、千亩者，查其家世，多属显宦家族，出身非尚书即侍郎部曹，身居六卿，官运亨通。更应该指出，奢侈性高消费的经济来源，与其说主要来自官俸，毋宁说依靠法外收入。钱谦益虽两度出仕，高居要职，然都昙花一现，瞬即下野，其数万家产，纵情挥霍之财力又从何而来，似乎是一个谜。张汉儒劾钱氏疏稿，虽竭尽告讦之能事，也不可谓无中生有，毕竟也透露出钱氏一类明代乡宦倚势恃强、鱼肉乡民、恣意刻剥的种种劣迹，如荐举受贿、侵吞钱粮、把持盐政、冒顶骗饷、接受投献、包讼官司等等，俱为钱氏等生财致富之道[204]。其非法收入真不知为官俸的几十倍、几百倍！又如钱谦益的情敌谢三宾，亦为华亭人，曾任太仆少卿，其视师登莱时，“乾没贼营金数百万”[205]，其富耦国。这可能出于传闻夸张，然贪污巨款是实。他靠着这抹黑的巨额白银，买宅西湖，放情声色，比钱谦益从容自如得多。还乘人之危，从钱氏手中夺得宋版《汉书》，竟使“风流教主”钱牧斋虽以得娇娘沾沾自喜，又不得不以失殊宝而抱憾终身。至于受门生故吏、下属官员之种种“贽礼”，在当时属公开纳贿，常常是一笔难以计算的可观收入。崇祯时严禁受贿纳贿，官场贿赂却愈禁愈烈。谈迁在《枣林杂俎》中提到当时士大夫的“荐贿”，即说“崇祯末士大夫苞苴辄千百金，苦于赍重，专用黄金美珠人参异币，时都门严逻，而径窦愈广”。史载周延儒依靠张溥等集资二十万巨款买通关节，得以再度入阁任相，上任途中即收受人参巨贿，“积若山阜”[206]。明末上等人参一斤价值达十六两白银。所贿人参堆积如山，堪称价值连城。地方官献媚行贿用尽心机到此等田地，亦可知官场用于此等消费（即前文“美称”之所谓“发展性消费”），上下成风，朝野弥漫，已到了尽人皆知，几为公开的“秘密”。这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前文所说的，用于科举官场的费用何以在消费结构中居突出地位。清初广泛流传合肥龚鼎孳因小妾顾眉力阻其殉节，甘为“国贼”（降清）的笑话，所谓“我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207]其实，“妻管严”的背后，正是对沉湎难舍的靡奢淫佚生活方式的眷恋，何必拿小女人作挡箭牌，真是不齿于人类。与龚稍不同，吴伟业是因维持不了百口之家的巨大消费，为高消费的经济重负所迫，也不得不出仕清室，自叹“误尽平生是一官”，又不得不以“一官了婚嫁，可以谋归耕”[208]自嘲（伟业之苦，若不出仕，还有杀身之祸。生不逢时，死亡一关最难过）。然而，究竟是什么使其畏死而恋栈官场，“误尽平生”？据说吴上任时，“多携姬妾以往”[209]，如此迷恋于拥姬挟妾，挥霍无度，亦就不得不“入吾彀中”。复社成员吴昌时，明末在江南算得上是豪奢巨子，在嘉兴南湖据有鸳鸯楼，名闻遐迩。“酒尽船移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210]。虽有二十万巨额遗产，仍不足维持，于是勾结周延儒，“通厂卫，把持朝官”，终因“赃私巨万”而弃首东市[211]。豪奢型高消费的来源，除了广占田产、官场俸禄贿赂两大支柱外，便是商贾长袖善舞。缙绅地主兼营商业高利贷不在少数，富商大贾更靠买卖亨通，加入到奢侈性高消费行列，容另文再论。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清江南消费行为的两个极端：一头是处在贫困线上下，多数劳动者以及部分贫寒的士生消费严重不足；另一头是穷奢极欲，消费过限，造成了种种不正常、不合理、不道德的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病态。处于中间状态的“小康之家”的消费水平只是相对的稍为宽绰，实际也仅属自给或半自给性的低消费水准。该地区的消费模式，以消费主体区分，大致有贫困型、小康型、豪奢型三种；以消费方式分，又有自给型、市场型与自给、市场混合型三种。消费水平高低悬殊，仍保持着古代社会传统消费的鲜明等级性与强烈的政治色彩。
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只有与消费欲望的增长程度保持同一比例，生产方能经常增长。因此，消费不足的一个自然结果，便是生产不足，生产的增长缺乏强有力的刺激。诚如前面已经讨论到的，绝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的严重背离，社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就难以实现。威廉·汤普逊说得好：“按照自然之理，对于生产的最强有力的刺激（也就是最大生产所必需的刺激），是使生产者在完全享用他们的劳动产品上获得保障。”[212]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观点。但生产者在占有劳动产品方面权益的多少，即社会分配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应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尺。欧洲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变，与许多人传统描述的不尽相合，其契机正在于对农民处境的某种改善，包括人身自由与赋税等封建负担的减轻，然后才有耕地的大拓殖与农业经营的改革[213]。农民的被剥夺与小农阶级的消灭，则是将近一百年以后（工业革命后）的事，主要也只发生于英国。现在不少人只是记住了这一英国农业革命的最后结局（也不是欧洲所有国家都如此），却没有注意到农业突破性的发展正是近代化展开的一个基点，它是依赖于小农阶级积极性的“解放”才取得的[214]。
按照明清江南农副业所取得的生产力水平，农业经营地主在经营方面取得的成就，如果松弛国家的田粮杂赋与高额私租两大绳索的捆绑，即使进行一定幅度地减轻，也可能会像顾炎武所设想的，“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矣”，江南完全有条件率先在农业领域出现突破性的变革。这更有力地说明，明清社会转变的根本性障碍，主要不应归咎于生产力结构，而必须追究分配结构以及决定这种配置结构的政治体制。
生产主体消费水平的被压抑阻碍生产的发展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明清江南存在的高消费现象又应怎样评估？为什么它同样也不能刺激生产的发展，使之成为推进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动因呢？
回顾前文所描述的高消费结构，不难看到，日常食用消费仅占微弱的比重。相比之下，室居器用的消费稍大，然多为耐用消费，一次投资可子孙传代，比例也不算大。巨额的高消费却用之于追求雕琢、新奇或足以炫耀门第的豪奢型消费，如婚丧喜庆、珍宝重器与豪华的园林别墅，更有甚者，则是为追求功名利禄、官场拼搏的政治性发展费用，以及满足青楼姬妾、歌舞彻夜、酒池肉林的费用，几似无底之洞，非倾囊而尽，绝不罢手。这说明，明清江南的高消费仍具有传统的贵族奢侈消费性质，它与宫廷消费相互激荡，形成病态的畸形消费。这种病态的高消费，实际上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奢侈消费的大宗都是工艺复杂、不惜人工的精致产品。这类消费品的生产奉行质量竞争的原则，而同实行价格竞争的合理化生产宗旨（即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扩大产量、提高效率的近代生产宗旨）格格不入，时代精神迥相殊异。他们珍藏、馈赠的大量珠宝、翡翠、玛瑙、象牙、金银首饰、摆设及金银用具，都属于传统工艺品范围，材料稀贵（有的取之于海外），制造工艺取决于传统工匠世代相传的雕琢手艺，不可能扩大再生产，而价格的昂贵使大量的货币被消耗于这类不实用的消费上，阻抑了投资的欲望，妨碍了社会游资向其他实用生产部门的转移。即使像丝绸棉布的纺织生产，在欧洲最有希望率先实行向合理化生产转移的起跑点，然而在我国明清之际，奢侈消费追求的不是服装衣着的大众化，而是时装服饰的工艺化。据叶梦珠、范濂所述明清时内服皆尚刻丝、织文，后又流行“以绫纱堆花刺绣，绣仿露香园体，染彩丝而为之，精巧日甚”，“绣初施于襟条以及看带袖口，后用满绣团花，近洒墨淡花，衣俱浅色，成方块。中施细画，一衣数十方，方各异色，若僧家补衲之状，轻便洒潇”[215]。“绫绢花样初尚宋锦，后尚汉唐锦、晋锦，今皆用千钟粟倭锦、芙蓉锦”[216]，更有一种龙凤斗牛麒麟袍服，染大红、真紫、赭黄等色，“一匹有费至白金百两者”[217]，即由民间折技团凤棋局花文棉袍发展而成，后为宫庭所专用。服饰的工价与原料成本严重不成比例，往往高出几十至百倍，从经济的眼光看来，纯属豪奢的高消费。这类奢侈消费也普遍见于希腊、罗马与欧洲中世纪的宫廷、贵族消费。这是一种近代化以前的消费特色，“为了毫无意义的享乐，支出莫大的费用，消费支出的数量多本身成为它的目的”[218]。它只能稳固偏重传统手工艺的陈旧生产结构，而不能产生那种近代化所需要的新的刺激，促进“为通过减少生产成本和降低价格以牟利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趋势”[219]。与此相反，农副产品的价格偏低[220]。肉类（猪、牛、羊）与家禽的消费价格之低，突出地反映了广大民众阶层的副食品消费基本自给，他们在这方面的市场购买力低落到最小限度。反过来它又使农副产品的生产缺乏强有力的刺激，仅限于农民的家庭副业，难以产生新的诱因推动农副业走上专业化生产（大规模扩大生产）的道路。这种情况正与西欧近代化前后农副产品价格上升的现象截然相反。因此，尽管江南缙绅士大夫盛筵成风，却不会带来任何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效果。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只局限于中心城市周围极狭窄的四郊，寥若晨星。农业变革的前景渺茫得看不见一丝微光。
其次，过多的财富在奢侈的名义下所造成的罪恶，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其他国家，也一直是道德家们非难的一个题目。明清之际关于浇风日滋，“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日以侈靡相高”，“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的众多议论，剔除其传统世俗的偏见（对任何有悖于传统的新现象的敌视），关于奢侈所带来的道德方面的弊害，他们批评得还是有道理的。奢侈消费使这些极端富有者的心灵受到污染，不会珍惜财富的来之不易；极端的官能享受，必然使这些人缺乏坚毅的精神（明清之际，缙绅的失节行为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点解释）。在他们中间无法造就出一代社会变革者所需要的坚韧不拔的素质。他们只知道如何不择手段地攫取为满足官能享乐所需要的大量财富，根本不会考虑如何通过艰辛的经营（更不用说冒险）去积攒财富。我们在明清之际虽然也看到过一些（也许最多还不到几十个！）经营地主，但他们多半都不是身份性缙绅；而且，也随时有可能会蜕变、倒退为缙绅（徽商则又是另一种蜕变，容后再论）。与西欧中世纪后期的领主贵族相比，明清的缙绅应该是自叹不如的。这不能不说同强有力的专制政治支配下所造成的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糜烂的奢侈生活方式有关。还有另一种社会后果也不能忽视。“极端的富有将引起羡慕与模仿，并以这种方式把富有者的恶行传播给社会上其余的人或者在他们当中造成其他罪恶”[221]。威廉·汤普逊的这段议论也十分切合中国的明清社会。除了以徽商为代表的富商大贾东施效颦、重蹈覆辙之外，在明清社会，围绕着这些骄奢淫逸的官僚豪伸身边的，还产生了诸如豪奴衙蠹、男优女娼、市侩帮闲、三姑六婆等各色人等，造成了各种社会恶行，尽管这一类人的命运实在很可怜，不过是富有者罪恶的殉葬品。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的某些论点还不无参考的价值：近代化在欧洲，也绝不是单纯靠奢侈这类不合理的经济贪欲与道德观念发动起来的[222]。
最严重的社会后果则是来自于政治方面。以政治一体化为主要特色的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结构，一方面用政治强有力地统制着经济，政治、经济融为一体，所有奢侈性的高消费无不是靠着政治的力量才得以持久地支撑着，经久不衰，绵绵不绝；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为着追求奢侈性的高消费，更鼓励着极端富有者必须紧紧地攫取政治权力，将政治权力视作生命，从而又稳固了系统的政治结构，并且使权力的垄断与滥用成为无法克服的社会痼疾，任何新的力量都难以摇撼这棵盘根错节的千年老树。明清吏治的腐败，政治斗争（包括全国性的内战）的激烈与残酷，都从这里可以得到解释。
当然，我们无意将明清江南的消费经济评述得完全一团漆黑。本文一开始就已经肯定明清江南消费经济从纵向（历史）、横向（地区）比较看确有某些进步。如果将视野扩大到城镇，那么，也绝不是毫无变革的端倪。由于江南的农业经济结构已经发展出粮食、经济作物与家庭副业、手工业并举的复合式多种经营结构，农业内涵发展的潜力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提供维持人口生存与再生产的必要消费量的劳动生产率有明显的增长，这就为从农业中挤出过剩的劳动力转到其他经济部门成为可能（这不同于旧式的流民群）。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市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为手工业、商业以及其他服务业人口）的剧增，以及流向一、二级城市人口的增加（例如苏、杭、宁的踹工、染工，还有庞大的服务业从业人员，多数来自江阴、绍兴等农村），都形成了一定容量的人口流动群；这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在欧洲中世纪后期，曾经是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的历史前提之一，是近代化历史展开的序幕。市镇、城市的这些新增人口，为城镇消费经济增添了新的成分，推动了消费的大众化。从地方文献记载中，我们经常可看到城镇属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正在向原来的消费阶层挑战，骚扰了后者的消费习惯。所谓“服饰器用竞相僭越，士庶无别”，“自明末迄今，市井之妇，居常无不服罗绮，娼优贱婢以为常服，莫之怪也”，“至今日而三家村妇女，无不高跟履”等等的感叹[223]，说明这种新的消费主体的参与，尚难为传统观念所理解。消费主体的扩大，推动了某些消费品的大众化，从而为该类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刺激。最能反映这种消费变革的便是该类产品由于大众化而价格趋贱。例如制袍服的姑绒，明时每匹价值银百两，到康熙时已降至一二十金，次者仅八九分一尺，下者五六分，“价日贱而绒亦日恶”，富贵人改以皮裘标榜；茶叶明时得二三两一斤，到康熙时有二钱一斤的，“然色如旧而味无香气矣”；瓷器价格也拉开，崇祯时最上者三五钱一只，丑者三五分银即可买十只；烟叶刚进江南一两二三钱一斤，康熙时已降至每斤不过一钱二三分；水蜜桃露香园佳品刚出，每斤值银一钱，后“种日广而味日淡，质亦渐小”，每斤只卖四五分……[224]马克斯·韦伯在《世界经济通史》中说过：“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个来源，即广大群众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只能通过需求的大众化，尤其是遵循生产上层阶级奢侈品的代用品的路线，而出现于一小部分奢侈品工业中。”[225]当然，马克斯·韦伯也并没有把这“决定性作用”看作是他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理论的唯一内容，实际上他在其他地方还论及更多比之更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的内容。但是，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上述某些消费品“价日贱而质日恶”现象的钥匙，告诉我们不要忽视这种新消费现象包涵的社会意义。
但是，社会变革是一种综合性的总体变革，仅有一小小隙缝是不足以使旧社会的大厦倾覆的。在明清江南，首先是从农村中挤出的大量过剩人口往往被官僚贵族所吞噬，成为男优女婢，成为青楼娼妓，成为舆夫佣仆。江南大家畜奴之风盛行，以至被人称为“第二次农奴化”，即是一个例证。人口的价格低贱，一个婢女抵不上一斤人参，家养奴婢千人，在缙绅之家是负担得起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又说明了官僚贵族在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庇护下十分强有力，中国古代不可能出现与传统政治壁垒相对抗的、具有“自由空气”的西欧式的城市，使人口流动群得到良好的、有利社会转变的归宿。城镇中的手工业太薄弱，无法容纳更多的流动人口，少量流入城市的农业人口更多的是被附庸于官僚贵族奢侈业的服务业所吸引。他们还受到奢侈消费风气的侵染腐蚀，不能合理地支配其经济收入。我们从地方文献与碑刻中看到，踹工、染工的仅有收入往往被胡乱花在酒肆、赌场与戏馆中，缺乏必要的储蓄欲望[226]。有益于社会生产发展的，从质量竞争变为价格竞争的新消费经济没有能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明清江南，实在谈不上有所谓“市民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对抗。“端倪”之谓，最多也只是一束微光透过小孔而穿入黑箱，沉重的传统黑箱仍然紧锁着，不容也不可能被打开！
明清苏州城市经济功能的演进
城市是一个历史范畴。城市性质的判别，取决于对该城市所具有的经济、政治、社会诸种功能的综合认识。不管各个时代的城市功能和性质如何不同，就其是人类经济活动、社会财富、人类智力和社会生活（包括文化教育）在有限空间内的集聚而言，都应看作是反映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一种标尺。近代化以前的城市也并不例外。
我国城市的历史十分悠久。关于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基本特征，不少学者已作了精辟的论证[227]。可以补充的是，这些基本特征，例如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等，对于不同时间或空间条件下的城市，表现的形式和程度是不一致的；而且到明清（鸦片战争前），在某些地区也不是找不到变化的痕迹，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的。据此，试以明清时期苏州城市经济为例，对其内部所隐含的某种变动的信息，作一初步研讨。
一、从城市空间布局看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
苏州建城初始年代往前一直可以追溯到吴王阖闾时代（公元前514年），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自秦汉以来，苏州作为一座江南著名的郡（府）城，雄踞于太湖流域水乡泽国之中，历经多次兵火焚劫，但一再都在原址上得到重建，城池位置基本未变。这与我国北方古代都会屡变城址迥然不同，也为世界城市史所罕见。城市平面南北较长，东西略短，城墙弯曲近“亚”字形，方位南北略偏东。城市主干河道或南北或东西走向，与街道平行，纵横交错，富有东方威尼斯风味。城垣周长历代稍有盈缩，但变动不大。明清城周历史记载不一，笔者倾向于两代城垣周长都在四十五里上下[228]。它比北宋东京开封的城周略小，大于南宋临安罗城的周长，但较夹城又稍小，然三个城市的基本规模大致相近[229]。这表明古代城市的空间范围有着一种客观内在的限制。
关于明清苏州城市的内部格局，其细节部分还有待进一步实地踏勘与周密考证。根据明清时许多当事人的直接记载，在布局上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中最为发人深思的，是苏州城的东西南北四个区位，其繁华程度、职业分布乃至民情风俗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嘉靖二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出任吴县守令的曹自守在《吴县城图说》中说到了城东与城西的相异：
苏州……卧龙街东隶长洲，而西则吴境。公署宦室以逮商贾多聚于西，故东旷西狭，俗亦西文于东也。[230]
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也强调了明代苏州城市布局上的这种特征：
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胥盘之内，密迩府县治，多衙役厮养。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231]
清前期，这种东西南北相异的格局仍然突出。乾隆《元和县志》从职业和风俗的角度，作了更细致的描述：
今之元和，昔之长洲也。长洲，古之吴会也，风气习俗大约不甚相远。然细分之，即一城之内亦各不同。娄葑偏东南，其人多俭啬，储田产。齐门勤职业，习经纪，不敢为放逸之行。盘门地偏野，其人多贪，类齐野。阊胥地多阛阓，四方百货之所聚，仕宦冠盖之所经，其人所思者广，所习者奢，拘鄙谨曲之风少，而侈靡宕佚之俗多矣。[232]
对南北的差异，曹自守也有说明：
在城之图，以南北为号……南号差不及北，以地有间隙，稍远市廛。[233]
由上可知，明清苏州城，人口密集和商业的繁盛当首推西北部，特别是阊胥一带。这在明清的笔记及志书中是一致公认的。明万历年间牛若麟在《重修阊门虹桥记》中说：
吴为苏附郭邑，金阊孔道，正其辖境。虹桥跨濠以通行旅，错趾骈肩，无间昏旦……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234]
可见进出阊门人流之密集。更值得一提的是，阊胥商业的发展已经冲破了市垣的限制，向着外部乃至更西发展，形成了与城内呼应的又一带状商业网。据曹自守说：“自胥及阊，迤逦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235]若以阊门虹桥、渡僧桥为起点，则分为两线，一线由西偏北至虎丘，一线正西方向直通枫桥；其中南北濠、上下塘、枫桥、山塘泾都是喧闹非常的商业区。由阊门到枫桥东西列市二十里[236]。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时，为接驾曾有人建议拆毁“苏州阊门外南濠一带，西至枫桥沿河市房，治驰道，且便挽舟”，闹得人心惶惶。当时江南巡抚汤斌坚持“南濠为苏州最盛之地，百货所集，商贾辐辏”，毅然否决了拆房治道的动议，说明阊胥的商业已成为苏州城市的主要经济命脉，连汤斌这样的巡抚大人也懂得它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据说汤斌的这一决断因此还得到康熙的赞赏[237]。这一带还由于民舍店铺鳞次栉比，时常引起火灾，“延烧亘昏旦”，也侧面反映了阊胥人口和商业的密集[238]。
阊胥一带商业的繁盛，大约是经明代到了清前期才达到它的巅峰的状态。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关于苏州的诗作看，在唐代阊门一带仍保持着某种芳草萋萋的江南水乡郊野的景色。阊门至虎丘的一段山塘长堤正是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时，在他的主持下开始筑成的。在此之前人迹不繁，在此之后水陆往来频繁，成了苏州北出的又一条大道。根据明嘉靖时人刘凤在《阊西筑城论》中的提示，阊门一带的商业开始发展不会早于元代[239]。南宋著名石碑《平江图》显示，当时商业中心在乐桥和利市桥一带，阊胥尚未崭露头角。即使到了明代，阊门内外有些地段还不十分热闹。清时人回忆，“苏州府城阊门外南濠之黄家巷，……明时尚系近城旷地，烟户甚稀，至国朝生齿日繁，人物殷富，闾阎且千，鳞次栉比矣”。明时阊门街上尚有许多公卿跨街坊表，道路为可容“五马并行”的“康庄大路”，到了清代却民舍店铺“渐占官路，人居稠密，五方杂处，宜乎地值寸金矣”[240]。这种盛况在乾隆画家徐扬的《盛世滋生图》上更是得到形象的反映。一直要到鸦片战争后，由于上海开埠，以及后来无锡、常州的崛起，苏州阊胥才相形见绌，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人口和商业的密集，往往能比较灵敏地反映出城市的发展。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吸引着人口和商业向着某一特定的空间集聚呢？其动因可以是多样的，其中有的是政治职能引起的，也有的是经济职能在推动，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明清苏州阊门内外商业繁盛的原因，似有以下几方面可以注意：
（一）交通因素。京杭大运河不仅是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又是促成运河沿岸城乡经济发展和推进区域内或区域间加强联系的催化剂。苏州的城市地位，包括阊门内外的繁荣，无不与它有关。明清时苏州与运河的联系，有两条主要线路，一条是偏西北经白公堤汇入运河：“运河南自杭州来，入吴江县界，自石塘北流经府城，又北绕白公堤出望亭入无锡县界，达京口”[241]；另一条正西至枫桥汇入运河：“运河自嘉兴石塘由平望而北绕府城为胥江，为南濠，至阊门。无锡北水自望亭而南，经浒墅、枫桥，东出渡僧桥交会于阊门”[242]。因此，两条与大运河紧密连接的水路实际上都交会于阊门虹桥、渡僧桥附近，为南来北往之商贾、士兵、官员以至漕运军民驻足、停泊的必经之地。随着太湖流域乡镇经济的发展，这里更成了集散丝棉织品的商业中心，其繁盛并非偶然。商业闹市，特别是具有区域功能或超区域功能的商业区，依运河一线密集，从而形成经济重心向着东西或南北一侧倾斜的格局，在江南重要的工商城镇普遍可见。
（二）棉纺织业的推动。明中叶以前，阊门内外的发展主要是系于南北的长途贩运商业，即王士性所说的“负郭则牙侩辏集”。其丝织业的中心偏在城东。可以说：当时阊胥商业的意义大于手工业的意义。明中叶后，特别是随着松江棉布踹染业在明清之际的衰败，到清前期中心迅速转向苏州，阊门内外的经济如锦上添花，更趋繁华。明初踹坊在苏州尚寥若晨星，到了清康熙年间，“苏城踹匠不下万余”，踹坊有三百余户[243]。根据雍正七年与八年巡抚李卫的踏勘细察，比较确切地知道，雍正前实际踹工数是七八千人，到雍正八年为10900人，踹坊四百五十余处，都集中在阊门内外社坛一带[244]。踹坊“包头”租给踹工匠的住房散处于虎丘塘路。至于染布作业，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所载康熙年间碑文看，染布作坊有64处，其中百分之二十在阊门（其余多扩展到了娄门，约有46处，说明已为阊门地区所难以容纳），控制或自备踹染坊的布商字号，都在阊门上下塘一带[245]。按碑刻统计，布号共有76家，其中18家自设染坊。又据雍正元年的记载分析，苏州共有染工万余人，则阊门一带估计染工也至少近3000人[246]。这样，由于棉布踹染业的勃兴，不仅使阊门一带由比较单纯的商业区发展为工商业的中心，并带动其他商业、服务业与娱乐事业的发展[247]，还成了密集有一千三百余人的手工业工人区。在这样一个不大的空间范围内集聚了如此多的具有前近代雇佣关系的工人，确为前所未有，也为当时中国所少见。这就给苏州的社会政治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以至被官府认为该地区存在严重“社会治安”问题，主张严加管束。而该地区确实也屡次发生具有“市民暴动”色彩的踹、染工人斗争。由于经济功能而连锁引起了城市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的变化，在阊胥地区十分突出。
（三）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因素。早在明嘉靖三十八年左右，就有人指出阊胥一带“侨客居多”[248]，主要是经营转运贸易的外地商贾。直到清前期，外籍人口猛增，多数属于江南、江北各地乡镇的过剩人口流向城市，其中尤以踹染工人为主。据明清人的记载，踹染工人的来源，一为北来，包括江宁、太平、宁国、句容、镇江、江阴等地；一为南来，包括绍兴、宁波、松江等地。这种人口的流动，与传统社会过去的一般流民问题不能等量齐观。它一方面是具有一定工艺技术的手工业工人的集中，另一方面又是基于城市工商业发展而产生的引力（或向心力），因而对城市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增强其经济功能。
据此，可以说，较之前代，明清苏州城市具有新因素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西部阊胥地区。相比西部，则城市的其余部分带有明显的传统色彩。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悄悄的、微弱的变化，但很不为人注意。
城市的东部地区是历史悠久的丝织业集中区域。据明嘉靖年间的记载，“绫锦丝、纱罗绢，皆出郡城机房，产兼两邑，而东城为盛，比屋皆工织作”[249]。明清之际因政治变动曾一度凋零，到清前期又复振兴，盛况不减于明。史载：“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250]；“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不啻万家”[251]。根据康熙《苏州府志》的提示，似乎东部的丝织业又北盛于南。这从明丝织业行会在玄妙观机房殿，清又在花桥阁创设丝业公所，以及待雇缎工、纱工等在花桥、广化寺桥堍站立候唤等迹象都可证明，上述推断有真实性。究其因，恐怕与官办织造局原设于北部（在天心桥东，俗称“北局”），“机户皆隶属于局”[252]和机户类多向局“领织”有密切关系[253]。机户围绕织造局，“众星托月”，说明了苏州的丝织业既受到官府的控制盘剥，同时又不得不主要仰仗它谋生。因此，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估宜持谨慎的态度。当然，民营的丝织贸易，已占有不小的比例，据乾隆《吴县志》苏州城内经营丝绸业的“丝帐房”共计57家，其中有14家在阊胥[254]，其余多数在闾坊、古市巷一带。
明前期市内的商业闹市，据王鏊《姑苏志》载，似乎与南宋时并无变化，仍以乐桥为中心。这也是古吴市的原来方位。闹市位于吴子城的西北角，东起于将坊，西至铁瓶巷一带[255]。这种与官衙密集的政治中心相毗邻的市内商业分布格局，颇类似北宋东京的商业繁华地段多集中于皇城东南角潘楼街、土市子，内城的州桥、相国寺以及东南角门，反映出商业为奢侈消费服务的陈旧性质。大约从明嘉靖、万历年间起，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从道光《苏州府志》看，该商业闹市已由卧龙大街的东西移至大街的南北（据说与建炎年间兵火焚劫有关），并透露出市内商业闹市北移的趋向，后来便转到了今观前街一带。这种北移，说明了市内商业正从主要为官僚贵族（兼带胥吏衙役人丁）服务，变而为工商市民开放的新趋势，这是苏州城市经济功能悄悄变化值得重视的又一信息。
明清苏州城的政治统治机构，确如王士性所说，多聚集在胥盘之内，亦即南部或南部偏西。其中巡抚都御史台，明清两代都在吴县南宫坊，苏州府署亦在南宫坊。清设江苏布政使司衙门则相当偏西，在吴县升平桥西北。吴县衙门在太平桥西北，长洲县衙门在卧龙街之东、乌鹊桥之西侧近吴县地界，方位正南。其余附属机构也大多集中于这一区域（具有财政军事职能的机构除外。如税课局一在阊门外，一在葑门外。又如织造局、杂造局、尉所等，也设在执行其职能合适的地点）。这基本上承袭了战国秦汉直至宋（《平江图》）的旧有格局：政治统治中心偏南。与南宋平江城略有变化的是，政治机构迁移时已倾向于靠近西北选址，这明显与苏州城西地区的工商业发展及其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提高相呼应。可以提供的另一个佐证便是官僚缙绅（“诗书之族”）的居住，也有向西北靠近的动态，即如王士性所说的“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如明尚书王鏊的居第在城南今十全街，而其别墅则选址在靠近阊胥的升平桥西北，并非偶然。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投影”（德国克里斯塔勒语）。综合上述粗略的分析，明清苏州城市内部的空间布局，明显表现为东部具有较多传统的色彩，而其西部则吐露出新的气息。市内有两个商业中心，一在乐桥附近，为传统的市内商业区；一在阊门内外，为开放型的、具有区域与超区域的商业功能（详后）。市内有两个手工业织染中心，一在东，一在西，同样具有传统与新起的差异，后者为棉布加工与销售中心，受国家强制性干预与控制的成分较弱。南部仍保留着旧有的郡府乃至区域统治中心的功能。从总体上看，西部的崛起，表明苏州城市的经济功能在增强，比以前有所前进，有所发展。
二、从江南区域空间看苏州城市的经济功能
明清苏州城市的繁荣，从史书记载来看，其盛况似乎稍逊于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关于两宋开封与临安的城市人口，至今还没有一种比较理想的估算方法，流行的说法显然过大（原因之一是将附郭县乃至全府的总人口当作城市人口来统计）。明清苏州的城市人口，同样也很难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依笔者的粗略估算，明代苏州的城市人口当不会超过四五十万[256]，与南宋临安差不了多少，当然赶不上北宋的开封（主要是开封驻有为数可观的禁军）。但市场的表面繁荣或城市人口的庞大，都并不足以准确、全面地反映出这些城市在功能方面的差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宋的开封、临安都是基本上近似于输入与消费型，为传统的封闭性政治城市；而明清的苏州已经具有某种输出和生产的功能，带有开放性区域城市的特征。这才是它们之间值得注意的差别。
综合有关的资料，我们可以说，明清苏州已经逐渐成为太湖流域或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它一方面依托着太湖流域相对发达的乡镇农业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一方面又为该区域商品化农产品以及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产品提供市场和开拓市场，从而很自然地成为一个收集输送地方产品并为该区域提供必要商品和服务的工商业枢纽。城市经济对周围区域发生的这种作用与反作用，在宋代东京、临安的城市经济中是不容易找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苏州在城市功能上所显示出来的历史进步性，应当受到重视。
关于苏州在该区域的中心地位，明清时代的记载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当时许多人多半首先是从苏州对周围地域风俗的影响上感受到的。如明王士性即说：
姑苏人聪慧好古……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257]
张瀚在其《松窗梦语》中纵论天下商业布局的大势，提到明代东吴地区时也有相同的感触：
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
……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258]
很明显，苏州人的工艺、服饰以至生活追求在当时对周围地区都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且，从张瀚的行文看，他认为苏州对“四方”的影响不止江南这个区域，还波及到更远，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即就江南地区而论，张瀚的判断，一点也不夸张。有关的方志和笔记反映，明清该区域不少恪守传统的士绅对奢侈之习（服饰、宴席、婚葬……）风行披靡大为感慨，目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往往指苏州为“始作俑者”。现在且不论对“奢侈之习”应如何历史地看待（参阅前节“消费风气描述”），上述议论至少证明苏州在明代已是江南人众目睽睽或者心向往之的中心，犹如近代的上海。清初苏州曾一度凋零，但毕竟有着它客观存在的基础，不像有的政治性城市昙花一现，经不起风吹雨打。由顺治到康熙，苏州又恢复了活力，仍被视为“东南一大都会”[259]，城市更显繁华。正如沈寓在《治苏》中所说：“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各省郡邑纷纷到此聚集贸易，建立会馆[260]。现在掌握的明清四十余所会馆中，仅有三所建于明代，其余都是在清代建立的，尤以康熙、乾隆年间居多。各地域性会馆的建立说明：苏州城市经济对江南以及闽、皖、鄂、豫、湘、赣、鲁、陕和东北地区都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通过会馆的建立这一历史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出明清苏州的城市经济具有区域乃至超区域的开放性功能，这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其有力的证据，便是前述市场“引力”所形成的阊胥地区的繁荣。
中心城市是一个历史范畴，并非近现代才有。因此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是，如何根据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将明清苏州置于区域空间中，准确地估量这种“中心地”的作用及其历史特征。毋庸讳言，这方面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资料与数据不足的障碍。精确的计量分析几乎是办不到的，要详细地描绘出它的一切细节也极端艰难。但决不是没有踪迹可寻；恢复其概貌，将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需要回答的是，苏州与该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其纵深程度究竟如何。这当然不能不首先想到，该区域市场经济的状况。不少学者的研究说明，该区域内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多级市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太湖流域纵深四五百里的范围内，明清两代的市镇星星点点，形成了疏密不等的蛛网式区域城镇的空间布局。但是，我们过去主要是为了研究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准，特别是为了定性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因而对其内部的经济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方式还缺乏系统的分析和准确的估量。在这种情况下，苏州与这些市镇的联系，自然也难以得到充分的说明。
有一点比较清楚，除了唐宋以来市镇的传统职能仍然保存（即主要向附近农村供应低层次的生产、生活服务，类似南宋的魏塘镇例）[261]。明中叶以后，市镇是由该区域以蚕桑、棉花为标志的商品化农业以及随之兴盛的丝绸棉纺织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的诱发、推动而蓬勃崛起的。这是构成明清该区域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动因，从而被赋予了新的职能[262]。如果再进一步考察这种市场经济的动态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点可以注意：（1）多数市镇都只是以吸收该镇四郊纵深数十里（平均三十里上下）腹地的丝、棉、农产品或手工织品为限，并且往往通过出产特色产品藉此与其他市镇争雄，取得对区域市场或超区域市场的吸引力，例如濮院沈绸、菱湖水绸、纺丝绸、王店薛机绸、双林包头纱、华亭三棱布、三林塘飞花布、真如紫花布、新塍陡门布等。（2）有些市镇逐渐发展到汇集附近市镇的商品化农业产品与手工业产品，成为该区域内较高一级收集输送中心地。例如生丝的收购中心先是菱湖而后转移到南浔，丝绸汇集先是王江泾而后是盛泽，棉布的集散娄塘与南翔俱被誉为“花布马头”，朱泾、枫泾在明代更是松江棉布汇集的一大中心，等等。（3）在经济实力与市场经济的地位方面，已经出现了某些市镇超过郡县城市的现象，例如盛泽与吴江县城，南浔与湖州府城。谚曰：“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因此，市场经济聚集的方向与行政建制并不完全一致，有它自己的等级层次。例如嘉兴新塍镇，其附近“大张各圩皆织绸为业，绸船常趁盛泽夜市”[263]。它就不是向其所属的嘉兴府城集聚，而是向苏州府的吴江盛泽镇汇集。然而，我们对这种经济的集聚和等级市场的估计目前尚多困难。从大量的方志材料看，无论是第一类市镇，还是第二类市镇，其产品的销售输出似乎多数依赖于全国各地客商来镇采购。例如关于闽广、皖豫、关辽、山陕、齐鲁等地客商来镇的记载充斥方志，俯拾即是。相反，在本区域市镇间、市镇与中心城市间流动、聚集的记载反而忽明忽暗，相当零落，以至于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江南市镇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并不主要采取向区域中心集聚的方式，却是孤立地、分散地由每个市镇多方向、多渠道地向全国扩散。对这一点，依笔者之见，其真实性是颇可怀疑的（地方志的自我夸张是一大弊病，宜为治史者所警惕），因此很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
应该承认，上述那种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苏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远没有达到近代那种集聚规模，影响其周围区域的深度和广度与后者相比也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若干市镇（例如盛泽、王江泾、南浔、菱湖、乌镇、塘栖、南翔、娄塘、枫泾、朱泾、朱家角等）确实也具有独立的区域或超区域产品输出功能，其辐射的范围大致也与苏州南北客商的地域相近似。这就是说，在太湖流域，明确的市场等级系列尚未正式形成。但是，有一点似乎被忽略，方志上所反映的全国南北客商到市镇采购地方产品，或地方产品销往国内南北市场，很可能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苏州为集散中心的。只是方志的作者们为了显示该镇的全国性影响而省略甚至掩盖了其中间环节。幸好有若干资料为我们留下了某种踪迹，说明上述说法并非纯系推测。例如嘉兴濮院的沈绸（也称濮）为广东商人所欢迎，有一定数量经广东出口，据明人的自述，说是“浙江盛泽有濮，粤之人所尚，客每岁收买，抵金阊”[264]，反映出濮是按濮院—盛泽—苏州（阊门）逐级集聚然后才往广东出口的。湖州南浔的地方文献载有沈树本的《城南棹歌》，写道：
白丝缫就色鲜妍，卖与南浔贾客船。
载去姑苏染朱碧，阿谁织作嫁衣穿。[265]
这里不知是何方客船，但却点出了由南浔收购的生丝之所以“载去姑苏”是因为还需“染色”。湖州双林镇的包头纱名扬四方，其方志载有一则故事，云：
明里人姚佥事专擅包头业，侨寓吴门，与四方巨商交易，至国初（清初），宪付仲选继之，有加重、加阔、加绉、放绉等名。[266]
这就透露了双林镇的包头纱也是在苏州集散的。棉布的情况似乎更清楚。明时松江地区的乡镇白坯棉布大多以松江府城为加工（踹染）与集散中心，到清初，松江凋敝，中心便转到了苏州。据清初的记载说：
沪渎标布衣被天下，良贾赖以此起家。张少马未贵前，太翁已致富累巨万，五更篝灯，收布千匹，运售阊门，每匹可赢五十文，计一晨得十金，所谓鸡鸣布也。[267]
当棉布踹染与发卖的中心转移到苏州后，松江府城继续保留着收购四乡白坯棉布的职能。其集聚的方向变成松江府乡镇→府城→苏州。据松江顺治十六年的碑文，有三十六家苏松布商，他们大多“布店在松，发卖在苏”[268]。这便是一个例证。这样，前面提到的苏州棉布踹染业，明时尚零落，到清前期却突然猛增，就容易得到解释了。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由于市镇的产品向苏州集聚又推动了该市镇的商业、牙行偏向运河一线集中，从而改变了原来传统的为四乡服务所造成的空间格局，例如南浔镇市面由南渐至北，王店镇则由东渐至西，后来竟北盛于南，西盛于东[269]。这也是江南地区市镇以苏州为集聚中心，众星拱月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迹象。
以上关于江南市镇与苏州的经济联系，在徐扬的《盛世滋生图》上也得到了验证。我们确实从画面看到了市镇的特色产品被汇集到苏州阊胥。据各个丝绸和棉布店铺所张的市招，其中丝绸有盛泽绸、湖绉绵绸；棉布有崇明大布、松江标布、松江大布、松江青蓝大布、松江加长扣布等。这就证明了太湖流域商品化的地方产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经由苏州集散的。四方巨贾，包括南方闽广商人，很可能平时常驻苏州，而到收购旺季至各镇采购，或在该处分设牙行常年收购，然后集中到苏州待时发运。这样就与我们上一节说到的阊门内外密集的人口中“侨客居多”得到了呼应。乾隆《吴县志》载有一段议论，从侧面证明了四方贾客云集阊门是该地段富庶的主要原因：
人第见阊胥之间，百货丛集，急公治私，咄嗟而办，不知其十室九空，多藉客资以为豪举，非真有余也[270]。
现在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何以全国南北客商要以苏州为集散中心，而并非原来想象都是直接由市镇运至当地呢？明清苏州对其四周区域乃至超区域的市场的引力，是依赖于下面几个有利条件：（1）工艺水平比一般市镇高，具有工艺技能的手工工人相对集中，因此具有某种技术上的优势。例如鉴别湖州生丝的质量，据载，苏州人有较高的水平，“湖丝以七里者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识”[271]。至于丝绸的染织，苏州有悠久的传统，明万历年间即拥有丝绸染工数千人；棉布染踹，南北工匠在清初也逐渐由松江或当地集中到苏州，使苏州又具有了染踹的技术优势。客商收购来的生丝或坯布，自然乐于在苏州集中加工整理，以获取较高的质量和较低的工价。从有些材料看，太湖流域的市镇及其四乡的织机、蚕具、踹坊元宝石多来自苏州[272]，也证明苏州确实具有技术优势。（2）善于经营。关于这一点，清纳兰常安在其《宦游笔记》中说得非常明白：
南廒（即濠——引者）在苏州阊门外，为水陆冲要之区。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都，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贩运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如嘉湖产丝，而绸缎纱绮，于苏大备，价颇不昂。若赴所出之地购之，价反增重，货且不美。岂因地僻而然欤，抑或系乎经营之善不善也。[273]
这就说明了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固然有地理位置、交通运输上的便利，但也还得益于人的主观努力，其中讲求经济效益，擅白圭、范蠡之术，也是一种智力上的优势。城市对外吸引力的大小，与人才、智力的密集程度也休戚相关。明清苏州之所以超过杭州，纳兰常安提供了一种解答。（3）服务设施齐备。明清苏州除了我们前面重点考察的两大优势之外，其城市经济繁荣，还突出表现为具有一整套服务于四方巨商大贾并为他们所热衷醉心的行业，即所谓“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274]，其中仅戏馆就数十处，“每日演剧”，为他们在苏州过“奢侈”生活提供了方便。这些却是江南一般市镇所无法满足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明清苏州的奢侈、娱乐行业（据顾公燮统计，仅阊门地段从事此种行业的人数亦不下数万），不能完全等同于两宋开封、临安。它们与区域或超区域市场经济密切相关联，成为城市经济不可短少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明清苏州确已具备了传统社会范畴内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特征。当然，与当时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相一致，功能必然还是不健全、不充分的。因此，进入近代，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必将为上海所取代。我希望在将来探讨由苏州向上海转移的时候，能再有机会逆向地说明这一关于“历史临界状态”的意义。
在匆促结束本文之前，最后想说一点似乎是题外的话。据国内有人介绍，197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苏珊·雷诺兹的专著《英国中世纪城镇史入门》。该书作者认为，英国中世纪城镇的许多特性被历史学家们的保守性夸大了。据说该书提出了一系列被英国城镇史家忽略的问题[275]。由此联想，假如从历史动态的角度，而不是“长期停滞”的角度，去研究我国古代城镇发展史，是否同样会遇到需要突破某些传统观念的问题。至少笔者认为，关于我国传统社会城镇经济变迁及其发展走向问题，需要与近代的发展联系起来，作综合的考察，才可能看清其间的关键，不至忽高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