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顺政权的性质及其有关“农民政权”的一些问题，以往史学界曾有过热烈的讨论，一时似乎壁垒分明，纷纷扬扬。现在旧话重提，是想从传统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最基层的农民迫于生计的抗争入手，试图说明传统的政治体制，如果不能有新的社会资源的输入，即使权力易手，上下颠倒，终究还逃不出轮回。这也许不算有甚新意，但其间种种曲折复杂的情节，在笔者看来，尚有不少耐人寻味的地方。本文不惜爬梳史料，寻觅细节，尽可能追迹其原委由来，种种变化，也正是读史所感，兴之所致，欲与读者一起咀嚼这段与明亡相关联的非常事件。
古代任何一次农民战争，其兴也勃，总来得很突然。但细究起来不外乎是当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出了许多毛病，当政者迷失国本，久乏分疏宣泄之术，蓄之太久，喷突而出的能量，也就特别的猛烈。从秦朝起，我国传统社会一直处于君主制的军事—官僚集权政治体制统治下，最高权力——皇权常常成为农民战争的主攻目标。但，这指的是大规模农民战争发展到高潮阶段的情景。如果就起义农民的主观认识而论，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有的一开始就将斗争矛头指向国家，提出了夺取政权的要求（如陈胜、吴广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诛暴秦，伐无道”，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等）；有的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意识到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的必要；有的则始终局促一隅，并没有把推翻王朝统治当作自己的战略目的（如王小波、李顺起义，许多地区性起义类此。）
明末农民革命属于第二类型。大约可以把1641年（崇祯十四年）看作为分水岭，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以前，支配各支义军的是一种“劫富济贫”、打粮就食比较典型的“流寇”思想。北方数以十万、百万计的贫苦农民，包括穿上军装的农民，受到苛政和饥荒的威胁，面临绝境，逼上“梁山”。他们为义军提供源源不绝的战斗员，同时也决定着义军的行动方向。义军前期东西横突、分合无定的流动作战，固然是为了同追剿、合剿的明官军相周旋，但毋庸讳言，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为了“打粮就食”[277]。当时各支义军，包括李自成在内，都停留在铤而走险，求生存，劫官府，抗击明王朝军事镇压的阶段，还没有推翻明王朝，拿下朱家天下的宏图远略。这对生于陇亩、起于行伍的一介农夫（或武夫），完全合乎情理。反之，倒有神化或杜撰的嫌疑。
明末清初的一些史家确也编造过关于李自成早年就想做皇帝以及《咏螃蟹》诗一类荒诞不经的故事[278]，恐怕当时人也多半信半疑。相反，有些严肃的史家在比较详实地考察了整个明末农民战争的过程后，则认为李自成的思想，在崇祯十四、五年间（1641—1642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突变。
给明末农民战争勾画出比较明确的发展阶段的，要算南明的彭时亨。他在《中兴制寇策》中说：
自寇之起于崇祯之三、四年也，不过饥寒之民，啸聚山泽，所谓寇也。比五、六、七年间，放劫千里，出没无方，此则所谓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后，则不然矣，非复草贼行径矣。又十四、五年后，则不然矣，非复窃据行径矣。[279]
按我们的理解，所谓不再是一般的“窃据行径”，那就是打算自己坐天下了。《豫变纪略》作者郑廉也是这样看的。他在该书中把这种思想转变，说得更明白：
明末群盗，李自成最为雄杰。乃其初起也，岂遂有妄意帝王大志哉？！
（李自成攻陷襄阳后）贼方妄意帝王……[280]
郑廉判断李自成有过从“流寇”到“妄意帝王”的思想转变，大致是正确的。据我们的考察，李自成推翻大明王朝、创建“农民政权”的思想，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隐伏商洛山，潜心思索，很可能是一个重要转机，苦于无直接史料佐证）后，到攻陷洛阳方渐见端倪；三打开封、转战中原为转折的关键，襄阳建制，称“新顺王”，则已昭然若揭。在襄阳，大顺政权初具规模。西安、北京大顺政权都是它的继续和发展。因此，大顺政权的历史，放宽地计算，恐怕有将近两年光景，如果包括李自成政权思想孕育的时间，则要更长些。
不早不迟，1642年后，大顺政权诞生在河南、湖广纷飞的战火中，这决不是天主的安排。李自成的政权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更不可能由娘肚子里带来，只能是军事实践的产物。
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率领少数义军“自郧均走伊洛”，恰如黄河之水，经地下潜流，绕过无数山岭，逶迤曲折，一旦冲出峡谷，顿成汹涌澎湃之势。粗看起来，崇祯十四、五年，低潮之后，忽冲霄云天，形势来得有点奇特。但假若从全过程来观察，李自成在河南、湖广战场惊天动地的战绩，以及大顺政权的诞生，完全合乎逻辑。
过去的十三四年，李自成确实有过无数次的挫折、失败，几起几落，崇祯十一年还濒临绝境，招安风吹得人昏头昏脑，明王朝也正为此而洋洋自得，“寇无复生气矣”。其实，这是高潮来到前的沉寂。连年灾荒，无数饥民，与其饿死，不如战死，义军总能死灰复燃，重振旗鼓。他们此伏彼起，屡败屡战，像一群无所畏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蜜蜂，以连续不断的冲刺，拖垮了一头凶猛的巨狮。你打头，我打脚，不停顿地袭击，永无止息地消耗着兵源越来越枯竭的官军，把明王朝搞得支离破碎，首尾不能相顾。“十面张网”战略的流产，杨嗣昌的自杀，实际上宣告了明王朝军事围剿的终结。从此，崇祯帝也不得不供认，他再也派不出一个像样的军事统帅了。这方面，东北的“辽事”，无形帮了倒忙。卢象升战死，洪承畴败降，大局已定了十之七八。杨嗣昌犹如赵括，本不可倚重。他最不应该的是，意气用事，孤注一掷（指主力入川追击献忠），终将中原丢光，明亡的征兆显露得一清二楚。[281]
长期来，各支义军之间无明确统属关系，但出于“一损俱损”、生死与共的关系，还常能相互呼应；即使各自为战，从全局看，例如张献忠谷城再起，转战四川，就不自觉地为李自成挺进中原举行了胜利的奠基礼。经过了河南战场的多次胜利，李自成亲身体验到了庞大的、不可一世的明王朝，不是不可以掀翻的。这是李自成政权思想产生的决定性的契机和前提。当时郑廉是这样评论的：
（崇祯十六年八月）李自成盘踞宛、襄，渐有割据之谋。所破城邑，多委官护守，其视官军蔑如也。
（崇祯十六年九月）破阌乡县。时州县官民皆遁，所在不复城守，贼至即陷，真如破竹。……是时潼关以东之州县，莫不破碎而莽为盗区。闯固俨然一敌国，而帝犹不知也。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是时贼据秦中，南扼荆、襄，北窥汾、晋，河南五府皆堕坏，逆锋张甚，所向城镇迎降恐后，遂僭号。贼欲称帝……[282]
在明末清初众多的史家中，“柳下野人”郑廉可算是一个严谨、细腻、富有独特见解的学者型人物。他能从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中把握自成思想的脉络，不自觉地也给我们证实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大顺政权的产生是义军与明王朝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自然产物。
明朝必亡，连地主阶级中有见识的人也早有预感，特别是中下层。如，计六奇《明季北略·总论流寇乱天下》中载：“忆丙子岁（崇祯十二年），予游淮上，见一父老谈流寇事云：‘此寇不速除，且与国家相始终。’既而归里，从士大夫饮，闻邸报寇警，士大夫皆言草贼也，不足为大忧。有书生应言曰：‘更历数年，将无大枭雄乘乱而起者乎？！’”因此，如果从明王朝军事上优势丧失，政治上大厦将倾的角度来看，大顺政权诞生于1642年至1643年间，乃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非人力所能抗阻。难能可贵的是，李自成，作为出生于西北农村的一个“氓隶”，当战争成熟的形势刚刚露头，就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它，迅速地作出推翻明王朝、建立新政权的重要决策，表现出至今还令人叹为观止的远见卓识。古人常说民间“藏龙卧虎”，不缺人才，此语非虚。可悲的是非到大乱，当政者绝不会觉悟。
大约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攻陷中原重镇、福王藩地洛阳后，李自成一改“流寇”旧习，采取了攻陷重要城市并招降明官将的新的政治军事步骤，为大顺政权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前面已经提到，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内，李自成所领导的义军也不例外，同样以“群掠富家粟”（时称“打粮”）、“攻堡掠野”（“掠野”，是指抢割田间成熟的禾麦）为手段，“所破城多不守”。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流寇主义”。义军像是席卷大地的狂飙，所经地区地主阶级无不受到严厉惩罚，少有侥幸者（由于当时还无力攻陷较大的城市，所扫荡的相当多数还是住居乡间的中小地主），对明王朝起着不断骚扰的作用，故被视之为“流寇”。他们发泄着胸中久积的愤懑，对富户缙绅、地方官吏实施无情的报复，“大快人心”。明末清初有关史书中，都形容这一时期李自成“性惨酷”、“嗜杀”、“焚杀甚酷”等等[283]，剔除别有用心的捏诬、夸大，正是反映了义军初期自发性仍占主要地位，首领亦无远大设想。一般地说，农民战争在低级的阶段，特别是还没有打算建立政权时，不大会具有对敌斗争的策略（古时称“权谋”）思想。横扫败叶，痛快淋漓，是贫者对富者敌对心理的一种毫不掩饰的直露，也是社会不公正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也有明显的短处，就是不能分化瓦解敌对方，甚至连中间力量（包括对明已绝望的士生阶层）也心怀恐惧，对于要想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显然不合适。
攻陷洛阳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升级，李自成对敌斗争的思想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明末清初的史家都把这种转折归之于像李岩、牛金星等谋士的献策：
初自成无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坞壁，不肯从。李岩教以据中原取天下，宜拊循以收人心。[284]
闯贼嗜杀，人心不附。岩教以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闯贼从之。[285]
贼好杀掠，牛金星劝其严戢部伍，民间稍安[286]。
我以为过分强调像李岩（此人极可能为“乌有先生”[287]）、牛金星这类知识分子的作用，是知识分子替自己制造出来的“虚幻自我”。即使是他们进言，也得头头们能纳言，就必有纳言者接受的主客观根据。何况，李自成还是一个极有主见的非凡人物。但由于史料上的困难，自成思想转变的直接证据，只能暂付阙如。无论如何，这种思想转变毕竟发生了，并且正式提炼成为政策。最早能指证这事实的，是第三次围攻开封时，李自成以“奉天下倡义营文武大将军”（目前知道该称号最早见于此时）名义发布的告示。据《豫变纪略》卷四载：
（崇祯十五年五月）流贼复回围汴。自此长围不攻矣。贼缚伪示于矢，以射于城中诱降，自称：“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李示：仰在城文武官吏军民人等知悉……可即开门投降，一概赦罪纪功。文武官员照旧录用，断不再杀一人，以干天和。倘罪重孽深，仍旧延抗，本营虽好生恶杀，将置尔等于河鱼腹中矣。慎毋沉迷，自贻后悔。”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收人心”。此时，离李自成襄阳建制还差半年多。次年正月，与襄阳建制差不多同时，贺、罗两将奉自成之命，攻破德安，移檄黄州。檄文颇可与前告示合起来读：
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难分。此檄。[288]
前后两个文件，正好印证了前面引述的“行仁义，收人心”。另据邹漪《明季遗闻》，攻占洛阳后，李自成发布过“九问九劝”的宣传品，惜其内容已不传[289]。总之，李自成领导的义军，已经摆脱了单纯军事斗争的阶段，有意识地把政治瓦解同军事攻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开始对敌人实行分化瓦解和接纳任用的政策了。这单凭农民质朴的感情是不容易办到的。从“杀富济贫”到对明官将实行招降，这种转变的直接动因，是义军已经以攻占重要城市和占领中原为战略目的。应该如实指出，缺乏明确战略目标的“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在李自成，主要表现为入河南前的十多年“横突无定”。自攻陷洛阳后，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在确定的战略意图支配下，实行了以阵地战和攻坚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崇祯十四、十五两年内，李自成先后发起了七大战役（攻陷洛阳、项城大捷、襄城大捷、三围开封、朱仙镇大捷、郏县大捷、攻克襄阳），不是阵地战，便属于攻坚战。既然要攻陷城防坚固的城市（开封更是固若金汤），而且试图占领中原，客观形势促使李自成必须对敌人实行分化，减少军事阻力，尽快实现其预定的政治目的。在将近两年多的时间内，李自成始终不愿轻易“流”出中原之地，而且不同寻常地对所攻陷城镇的明官员、将领，包括地位较高的官员，实行了劝降[290]，其中不无深意。当然，河南“五郡八十余城”以及后来湖广诸地的攻占，基本上都还是依靠着义军直接的军事暴力，但部分县城不战而降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291]，相当数量的降官和失意士子涌进义军，这两种人都成了大顺地方政权最早的官员，并且为后来明朝官将大批投诚的风潮开了先河。但，仅仅从近期军事目标方面作这样的考察，显然是肤浅的，并没有说到底。军事战略上的变化，其实，正是深刻地显示着李自成政治思想的演变、发展，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一种测试的仪表。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打开封？彭孙贻是一种见解，认为李自成是为了获取开封巨额财富：
予观于闯之三攻汴而知其无能为也。……闯贼力争之者，利其子女珍宝耳。拥百万之众于坚城之下，耗我士马十二三，以争无用之地、珍珠之末，而终不能有，其为策亦疏矣！[292]
郑廉、吴伟业的分析要比彭孙贻高出一筹。他们都联系李自成的战略意图作了考察。郑廉的看法是：
贼欲得汴而据之以号召远近，如刘季之于丰沛也。……既而竟为黄流汩没，于是东掠汝颍，西据陕洛，南跨荆襄，此贼破汴后所图之规模也。虽曰逆贼草创，亦不可忽其为无人也。[293]
吴伟业的分析是：
初李自成……恃其累胜，下睢、陈，卷宛、洛，苟得一都会，则然欲自王，及见汴没于巨浸，乃聚其徒谋返据襄阳。[294]
不管有无李岩其人，“据中原，取天下”，应该是李自成当时确定的战略目标。仔细研究一下李自成三围开封期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明显具有为开封扫清四周的性质。郑、吴的判断不无道理，李自成可能曾有定都开封的想法。后来，正如郑、吴指出的，只是由于开封淹没，河南久经战乱，“赤地千里”，军事供给有困难，李自成才被迫由河南转入湖广，改以襄阳为落脚点。在襄阳，李自成整顿并完备了军制，并草创了政权机构，不久改称“新顺王”。李自成还与顾君恩、牛金星、杨永裕等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最终就如何推翻明王朝制定了总战略，选择了襄阳—西安—北京三部曲的行动方案[295]。至此，大顺政权正式宣告诞生。从强攻开封，到建制襄阳，明白地勾画出了李自成政权思想由酝酿到实施的脉络。其间，也已经经历了戎马倥偬、捷报频传的两个寒暑。
李自成一旦有了建立全国政权的观念，就开始有意识地接纳士生和官员。这也是旧式农民战争中常有的现象。在古代，农民设想不出现有政权构成形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政权框架（何况传统的“国”本与“家”同构，内在有接受的心理根据），不可能不借用。他们又被剥夺了享有文化教育的权利，对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往往妄自菲薄，很自然，就对受过教育、有行政管理经历、有文化教养和政治见解的知识分子或官员寄予希望。农民军在军事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促使统治阵营本来就存在的裂痕迅速扩大，使一大批由各种原因而被抛、挤、压出来的官僚士大夫有可能接近农民革命，被义军所吸收。这些都为大顺政权的产生准备好了条件。李自成比他的前辈进步的地方是，在尚未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不仅组织了一套中央权力机构，而且还广设地方政权，重视对地方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李自成对“流寇主义”也还是有所摆脱的。从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最早的大顺地方官员可能就是洛阳书办邵时昌和两个生员：张旋吉、梅鼎盛[296]。时为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间事。同年十一月，李自成攻破河南邓州，亦设置了地方官员[297]。到攻克襄阳前后，设置的地方政权无论在地区及数量上都已非常可观。据《绥寇纪略》不完全的统计，有姓名可查考的，防守各地的卫帅十有三人，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等各级官员合计一百零五人[298]。其中有些人直到李自成入陕西、进北京，还有效地控制着该地区。因此，大顺政权的历史，还可以略向前推，并不完全始自襄阳政权，而滥觞于攻占洛阳后地方政权的创设。这也是李自成政权思想和大顺政权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谷应泰的评论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道理：
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既而连临荆襄鄢郢，席卷河南，群盗附之，有众百万，始侈然以为天下莫与争，思据有城邑，擅名号矣。[299]
军事时期，“政权乃是系统的暴力”（马克思语）。随着斗争的需要，为着摧毁敌对方的力量，必然会产生把暴力系统化的要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点，谷氏是不会懂得的。李自成把暴力系统从纵横方面作如此大胆的扩展，地方官员委派之多，在古代农民战争史上空前绝后。因此，“据有城邑”，广设地方政权，应该是李自成政权思想形成、大顺政权产生的标志和重要特征[300]。郑廉所说的“俨然一敌国矣”，实际上就是远在河南、湖广时期，大顺政权已经摆出了与大明王朝相对峙，必将取而代之的架势。李自成高于其他群雄，富有气吞山河的宏图伟略，在这里，表现得极为生动。
事情是复杂的，总不免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李自成当时还不可能预见到大量接纳、任用士生和官员会带来一系列的弊病，甚至反过来改变自己队伍本身，但这种新政策当时有助于战争推进的作用是很容易体验到的。它促使昨天还是敌人，今天迅速地转向自己，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各种与明王朝离心的政治力量都集结到大顺的旗帜之下，崇祯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真的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战争的新局面很快就出现了：襄阳建制后，经过一段休整，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自成率军北上迎敌，在汝州大败孙传庭。一路进军顺利，明地方政权土崩瓦解。据《豫变纪略》卷六载：
（崇祯十六年九月）师既溃，汝州、知州失其名，降于贼，仍管汝州事。是时，贼破州县而官如故者，皆是也。
时州县官民皆遁，所在不复城守，贼至即陷，真如破竹。
九月上旬北上，十月初七即兵叩潼关，十一日进逼西安，不久就占领了该城，其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李自成还异乎寻常地对降清的义军将领白广恩，死守开封、射瞎自成左目的顽敌陈永福实行劝降，并且竟然获得成功[301]。于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发生了：“诸将梁甫、马岱辈，转相诳惑，多解甲上谒者。”[302]惟有榆林、庆阳打了两次硬仗。扫平三边，稳固后方，总的说来是轻而易举的，用时也仅一个多月。年底，大队人马踏冰东进，敲响了埋葬具有二百七十年历史的朱家王朝的丧钟。沿路明官将望风而降，势如山倒，惟恐落后。赵士锦《甲申纪事》保存了一段义军战士的回忆，颇可一录：
贼为予（赵士锦）言：正月初八日西安府起兵，至破京城才七十日，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接。惟榆林大战，榆林几屠尽，我兵所杀亦多。予问死难官，贼云只山西巡抚蔡懋德、北直巡抚卫景瑗、宣府巡抚朱一冯而已。
与李自成政权思想有关的还有一个重大事件，不能不提，就是襄阳大顺政权建立前后，李自成先后火并了革、左、罗汝才和袁时中。因为这涉及如何理解李自成的所谓“帝王”思想。
大规模的义军火并，在明末农民战争前期历史上不曾有过。长期以来，为数众多的义军各自为战，互不买账；但也常有松散、不稳固的军事联盟，时分时合，共同打击着明王朝。奇怪的是，当战争正胜利推进的时刻，却在已经结成军事同盟的义军中间发生了火并事件。分析事件由来，李自成并不像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义军内部矛盾的公开化至少可以上溯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前。当时李自成与罗汝才等联军正第三次围攻开封。刚被崇祯帝从狱中放出来的侯恂上疏言事，疏中有一段提及义军内部的龃龉：
贼中联营各部如曹操（罗汝才——引者）一支，窥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阴相猜贰。而袁时中有部卒二三十万，则已去而显与为敌矣。惟是彼之情实猝难与我通，而当事秉钺者避款贼之嫌，又皆畏首畏尾，不肯一担当利害，为国远图。[303]
这正值前面引述的发布“文武官员照旧录用，断不再杀一人”告示之时，离火并罗汝才大约还有十个月的时间。侯恂能如此准确地截获义军内部秘密，说明李、罗等的矛盾已经相当公开化。这里，需要提出来加以考核的是，侯恂把李、罗矛盾的起因，归之于李自成有“兼并之心”。多数记载明末史事的作者也都持相同的见解，称之为自成的“专自心”。其中《绥寇纪略》和《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最详，载有一段李、罗对话，颇有东汉末曹操说刘备“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味道，兹照录于后：
自成之下宛叶，克梁宋，兵强士附，有专制心，忧汝才不为下，间置酒宴，语挑之曰：吾与汝起草泽，不自量至此。今当图关中，割土以分王。汝才粗疏，时又醉，张目答曰：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自成意色大忤。[304]
时人对李、罗等人的火并，不是避而不谈，便是用各种办法为自成开脱，也可能是“为尊者讳”。例如，对李、罗这席对话，有人据此只是单方面批判罗汝才“横行天下”是一种落后的“流寇”思想。若对李自成发话的动机细加深究，不难看出，自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试探罗汝才是否臣服于他，此亦是当年曹操之深意所在！当然，李、罗无论在生活作风、思想品质、部队教养乃至政治理想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自成一向鄙夷汝才为人，谓之为“此老佣多嗜好，不足数”。但这并不构成必须兵刃相见的理由，否则，李、罗历史上的合作，特别是在河南战场“相须如左右手”的密切关系，就难以解释了。另外，罗汝才是否暗通左良玉，虽亦有个别史书涉及[305]，但据吴伟业及戴笠、吴殳书的交代，实为袁（一作玄）圭及黄州陈生从中挑拨，特别是陈生故设疑局，并非真有其事[306]。自然，暗通左良玉很可以成为李自成杀罗汝才的口实，但不是原始的真实动机。这点，郑廉倒是有些头脑的，他是这样叙述杀罗经过的：
（自成）乃佯造汝才饮，极欢，汝才大醉。自成去，亡何，率壮士复造汝才。汝才醉而寝，自成屏左右，若将与汝才密谋者，即其卧间杀之而并其军。军大哗，自成乃素服为汝才发丧，哭尽哀，陈汝才通左状，与其不得已之故，且抚汝才子如己子，以悦其众。月余乃定，势大振。于是自成始有窥秦中之志矣。[307]
这也是当年刘邦为政敌项羽发丧的故伎重演。从当时情势而论，要平息罗军的不满，李自成完全有可能这样做。“自成黠谲，工驾驭，他寇莫及也。”[308]对吴的话作反面理解，就是自成颇有统率千军万马、驾驭各种矛盾的领导才干，懂得收服人心的重要，不是一味鲁莽从事。这一点，刘宗敏就远为不如了。接着，郑廉就发表了一通评论：
夫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于人，为顺为逆，莫不皆然，不可不自审也。……（罗汝才）乃恃众而骄，不备不虞……不关左帅有书无书也。左帅无书，闯能容其相轧哉？非闯图曹，则曹图闯，旁观如火，固不待卜筮而后知，特发之早与迟耳。[309]
郑廉凭着对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和政权更迭历史经验的知识积累，一语就刺到了中国历史的心脏深处去。“一国不堪两君”，体制使然，观念亦当不教而习。李自成杀罗等是出于“兼并之心”，而“兼并之心”又来源于“妄意帝王”之心。试从以下两方面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是李自成在解决罗汝才之前，先是对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蔺养成）下了手，连任何通敌的口实也没有，后来又武力吞并了小袁营（袁时中），说明这不是偶然的、一时的冲动，而是服从于同一目标的一系列连贯动作[31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革左五营之一“争世王”贺锦，“归自蕲黄，一见输诚，自成以为识所从，又甚得曹贺两营之心，而能弭之不动，拔为制将军”[311]，很可以作为反证的事例。说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服从李自成的统一领导。自立山头，独树一帜，当时已不被容许。事实上，正是在解决革、左、罗之后，李自成才正式“创为官名爵号，大加署置，自元帅以下，次权将军、次制将军、次果毅将军、次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各以等第降杀”[312]，一支不同于昔日“流寇”作风的，有统一指挥、统一号令、统一编制、纪律严明、目标明确的大顺军宣告成立。正是这样一支军队，完成了推翻大明王朝的历史使命，名垂史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自成用武力扫除改编的阻碍，适应了“政权乃是系统的暴力”的需要。从功利的观点来看，不如此即为迂腐之徒，也不足成大事。李自成既不愿意这些据称有数十万兵马、能攻善战的义军继续毁于罗汝才等人的“流寇”作风下，使推翻大明王朝的勋业付之流水，必采取非常手段痛斩阻碍。这固然不无可非难之处，但古代的李自成恐怕也只能如此。这种兼并极大地壮大了李自成的军事实力。有一则得之于老兵的传闻，间接证明此事在李自成战史上的意义：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今后军都督府张家原是个补锅的。初是只七十人相从，后渐结聚，及并了老回回小袁英兵，才有数万。[313]
二是关于帝王“专制心”。李自成既要建立全国政权，就不能不借助于帝王的称谓及其形式。把李自成的政权思想称之为“帝王思想”，也未尝不可。但是，郑廉在评论前述火并时牵出所谓“猎狗良弓”云云，原是套用史书陈词，既不切时间（一般都用作开国之后），也忽略了个人的经历和所处的情景。天下没有相同的一片叶子，即便真的成了帝王，也因为个人性格、出身、经历等种种因素，风格迥不相同。李自成思想资料的贫乏，确实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不易克服的困难。据我们现在所掌握到的，李自成表白他宗旨的记载，一次是攻陷洛阳后，他对群众宣布：
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令饿者以远近就食。男子二十以上，愿从军者，月食四十金，敢能为将者倍之。从我可富贵，无为交手死。[314]
另一次则是进北京后，他特意召见明朝中允梁兆阳：
兆阳叩头曰：先帝无甚失德，只以刚愎自用，故群臣血脉不通，以致万民涂炭，灾害并至。闯云：朕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315]
由上可知，李自成所说的，与过去比也无甚新意，但却比较接近他的原始思想。所说的“穷民”、“百姓”，不用怀疑主要指的是像他一样贫困受苦的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也可能包含有一般商人或受压抑、排挤的失意士人。在传统社会，平日里，单个的农民对皇帝、王朝只能通过感性的、直觉的认识去体会，“天下”是“有道”还是“无道”。他们憎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他们见过、听到过的官吏甚至吏胥，对皇帝就“神秘”莫测了。对王朝赋役征敛无度的愤懑不满，一般也往往恨及当地贪官污吏。但到了战争时期，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战争把许多素不相识的、却具有共同遭遇的贫苦农民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块，闻见、感受变得异常丰富，有可能悟出“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样朴素的哲理。进入高潮，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又把他们明确地置于整个王朝的敌对面，皇帝站到了台前。战争本身必然把地位、利益不同的两类人撕裂为对立的两大营垒，正像李自成把“穷民”、“百姓”同“王侯贵人”对立起来，看作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斗争，只是他当时还不知道有“阶级”这样的概念。他最后还是用了共享“富贵”的概念来表达他所追求目标，这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差不多。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决定了当时只可能“以贫易富，以贱易贵”，相互间位置的对换。除此而外，还能有什么更新的目标？应该说，李自成说这些话时，内心可能真的希望自己成就能为贫苦兄弟——“天下”农民谋“富贵”的“皇帝”，即“农民皇帝”。而且，当时他丝毫也不会怀疑：以后是不是做得到？
在传统社会，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小说、戏曲、讲书等，遥在天际的帝王至高无上的意识，农民中间也根深蒂固。在他们潜在的“集体无意识”中，他就是最大的“家长”，“天下”一家子都得听他的，生死相系。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假若说对驯服、软弱的农民是一条绳索，对桀骜不驯、敢于抗争的农民首领则会成为一种诱惑。“国无二君”的意识，李自成有，张献忠也有，表现方式不尽相同。据说，李、张之间几次险乎互杀，都因明王朝还未曾推翻，大敌当前，“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但当张献忠得知李自成攻陷北京，“改号称尊”，无名氏《纪事略》载：
献忠对北骂曰：自成米脂一乐户耳……今一旦妄自尊大，传檄辱我，吾两雄无并立之势，况我今带甲马百万，战将千员，何难飞渡长江，正位金陵，养威蓄锐，然后北伐，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直反掌事耳。
可以设想，如果自成在北京不败，也许李、张还会重演楚汉相争。因为既采用了帝王的形式，就难免顺手牵羊，把君主专制主义的质料一起带走。这就说明形式同内容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一旦重建起相似的政权构成形式（包括君臣关系），离心的因素必然随之产生。其中，有些人就会用传统的帝王观念去重新看待李自成，改变过去的那种亲密的“兄弟伙伴”关系，造成心理上、感情上的隔阂（在这方面，姚雪垠先生在《李自成》第二卷中描写王子顺的心理是成功的，也可以说，是合乎历史真实的）。这里有一个相当可信的史实，虽微不足道，却也说明问题。郑廉说到他被俘在义军营中的一个朋友的遭遇：
余友纪元亦云：在贼中遇一雏贼来虎，貌狰狰可恶，亦枭贼也。觉元（纪元）有遁志，防之密。元窘而谓虎曰：汝固天生贼耶！老贼头即作皇帝，亦封不到汝。虎悟，大号，遂与元相昵。[316]
时当崇祯十五年三月自成攻陷河南归德，远在襄阳建制前。可证自成有帝王思想，早见端倪，而该义军将领受纪元的挑唆，同自成离心，也是因为头脑中固有观念在发生作用。由此推测，革、左、罗、袁与李自成的矛盾，实在是双方面的原因。一是要人北面称臣，一是不甘臣服于人，水火不容，导致火并。事件发生在大顺政权建立前后的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我们这样不厌其烦地对大顺政权产生过程诸情况作了如上的考察，是想说明：人们创造历史，“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317]。贫苦农民即使要想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其时的政治资源却会迫使他们重新回到自己曾经憎恶的统治形式上来，应了古时常说的“以暴易暴”的旧谥，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此，在完备政权、巩固政权过程中，这些悲剧性的东西还会进一步显露，完全在意料之中。
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和他的战友胜利进入紫禁城，崇祯皇帝绝望地自尽于巾帽局（今景山）。二百七十年大明江山金瓯堕地，寿终而未能正寝（衣履不整）。李自成在经历了一段可以想见的胜利的喜悦之后，并不像他的战友刘宗敏等昏昏然。他很快就发现，摆在他面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何完善这个政权呢？据史书关于他北京四十一天活动的记载，牛金星等人热衷于劝进，准备登极大典，刘宗敏等人忙于拷掠，李自成却一再拒绝登基。直到四月二十九日撤离北京前一天，李自成才匆忙登极称帝，那明显是为大撤退施放烟幕。为什么李自成迟迟不肯称帝？这是很费猜测的一个“谜”。奇怪的是，对此农战史界也少有人作正面回答（记得春瑜兄有一篇文章旁涉及此）。
我们至今还找不到有关这个问题的直接材料。但，有许多迹象表明，大顺政权内部原来存在着的许多矛盾，在胜利后显露出来了，苦恼着李自成。在一系列难题面前，曾经在战场上表现为铮铮铁汉的无畏英雄，也感到迷惘、惶惑和彷徨了。这种矛盾，从根本上说，那是李自成比较纯真的农民经历、农民心理与政治现实内在的一种紧张。传统社会的现实条件处处牵制、局限着李自成。他攀登到了他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但，无法逾越这座高山，走向胜利的彼岸。
大顺政权，作为明王朝政权的对立物，在还没有推翻明王朝之前，它内在的不一致性被共同的斗争目标掩盖着。但是，对立面一经消失，它就陷入一种惘然若失的困境中：究竟按哪些人的意志、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构成大顺政权的社会成分，主要的是两种人：农民起义军将士和投入义军的官僚士生。他们心目中的大顺政权各不相同，就是同一类出身的人中间也各有各的追求和憧憬。大顺政权犹如恩格斯所生动比喻过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318]，其中任何一种单个的意志都会受到另一种单个意志的妨碍，这就给大顺政权的前途带来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这对已经取得胜利的农民军，特别是它的领袖李自成，是一个前此未曾思考过的难题。像李自成这样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识见的农民英雄，时代限制着他的智力。他不能超越社会实践，从容不迫地应付新的局面，继续前进。然而，现实又是无情的。不管你意识不意识到，客观存在的矛盾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向李自成袭来，逼使他必须被动地作出反应。
李自成首先遇到的难题，便是必须为他理想中的农民政权寻找一定的政权构成形式。
诚如不少农战史学者指出的那样，北京大顺政权进京后继续履行着对敌对方实行镇压与制裁的革命职能，农民将领始终在政权中保持着实际支配的地位，对劳动农民和城市市民的利益也确曾实行保护的政策，等等。因而，从其实际行为看，不能说它完全是明王朝的翻版。
至于谈到大顺政权的形式，论者也已经注意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矛盾。但是，我们觉得，仅仅指出大顺政权袭用了“封建政权”的形式还是不全面的。不能不看到，义军在战争过程中本来就形成过一种朴素的权力构成形式，这就是“军事民主制”性质的集体议事方式。两者构成了一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使自成左顾右盼，莫衷一是。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载，集体议事制度至少在襄阳时期就有：
每有谋画，集众计之，自成不言可否，阴用其长者。[319]
自成不同于众人，于此可见。所谓“三个臭皮匠，合一个诸葛亮”，农村生活中还保存着的氏族时代“合议”的原始“民主”遗风，战争环境里就演化为“军事民主制”。这种集体议事的军事民主制，在北京时期一直未被取消。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甚多，如：
每晨起，骑马入西华门议事。或方巾，或白绒帽，无冠带仪从，惟四五骑前导。[320]
又有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主谋也。[321]
（自成）日置酒宫中，召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刘宗敏、李过等杂坐攫食尔我。牛宋执礼甚恭，自成呼之，必避席而对。刘、李举手而已。宗敏时呼自成为大哥，自成无如之何。[322]
从史实来看，直到山海关军情紧急，李自成还在同刘宗敏、李过等重要将领共议大计。当时“刘、李耽乐已久”，“逡巡未应”[323]。四月十二日，李自成亲征前一天，又特意驾临刘、李府第，“躬请同行”。这种具有军事民主制性质的集体议事方式，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成为农民军中一种公认的、不成文的协作形式。就其本质来说，乃是普通劳动者的一种平等的联合，建筑在威望和相互信任（包括兄弟义气）的基础之上，无繁礼缛节，颇有原始民主的风味。只要义军将领没有改变其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他们在感情上就不会厌弃这种政治上平等的联合。
但是，这种军事民主制具有明显的小生产者的特点，把权力处置束缚在极小的范围内，又包含着散漫的各自为主、互不买账之类的小私有者习气，在战争环境、局限于临时作出一些军事决断，还能适应。一旦企图建立全国政权，处理中央、地方、兵、刑、工、礼、户、吏，千头万绪，上上下下，显然是远远不够了。这时，投入义军的官吏士生（如牛金星、杨永裕、宋献策……）无不争先恐后，热情地把现成的，积累了一千多年历史经验的，也为农民略有所知的君主集权的政权构成方式介绍了过来。两相情愿，一拍即合。这件事发生得如此自然而然，在当时谁都不会感到有什么突兀。试想，在传统社会，小生产的农民，还能凭空构想出另一种管理国家更合适的政权构成形式吗？
但是，有些论者把这件事——采用类似旧王朝的政权形式——看得过于简单，等于一个人穿这种或那种式样的服装，好像纯粹是一种表面的、对内容不起作用的“形式”，农民完全可以建立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农民政权”。我们觉得不是这样。应该看到，李自成当时所采用的政权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君主专制的政体，其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关系必须按照君主主义的原则处理等一系列实质性的内容。最突出的是君臣关系。政权，需要意志的高度集中，需要权威。这点，原先的军事民主制包含有分散主义和山头主义的东西，不能适应集权的要求。君主政权形式提供了一个集中权力的方案——就是把领袖神化，搞成人间至高无上的，可以专制独断的“天子”。关于李自成原先的思想中有没有“天命论”，这里不想涉及。但，我们感觉到，在襄阳政权建立前后，李自成明显地对“天命论”感到兴趣，这就透露了此中消息。例如，他自称“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大元帅）”，请出了“天”做他的护法神。到西安后，他“锦衣归故乡”，威风凛凛，并“改延安府为天保府，米脂县为天保县”[324]，神化故乡，还不是神化他本人。进北京后，牛金星、宋企郊一再用“天与之”、“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做考题，制造“神授天与”的舆论，明显地为大顺政权和自成称帝的合法性、正当性从“天命”方面寻找辩护。李自成对君主的独尊地位也未尝不在揣摩，这突出地反映在他向明朝理学家杨观光询问“郊天”。据《甲申传信录》卷五载：
杨观光……以理学名家为闯所重。初授兵政府侍郎兼弘文院侍读学士，后改礼政府尚书。三月二十四日召对，语不传。四月初十日，召至文华殿，问：“郊天何以不茹荤、饮酒，不近女色，不刑，亦有说乎？”杨观光顿首对：“天人一气所感。不茹荤、饮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灵爽；不行刑，欲养天地慈和之气，以上感穹苍。”闯称善，且曰：“先生以后可常进来讲”，因留坐茶饮。辞出，送至檐下，答拱而别。自后登极仪注，皆观光习之。
对杨观光这类玄乎深奥的话，自成究竟有几分相信，实在难说。与其说对“郊天”的礼仪有兴趣，还不如说对这套礼仪的社会效果——能显示君主特殊尊严有某种心领神会。从襄阳时代起，自成“自以不知书，令其下教之作字。又令讲通鉴而听之，辄用已意论臧否”[325]，“暇则令儒生讲经史”[326]，说明自成对传统的统治方式和统治经验，心仪已有一段时日，非肇始于入京。当然，这中间会有一个或长或短的适应、融通和熟练的过程，且因人而异。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历史证明，自成的性格，规定了他不能像大明开国“高皇帝”朱洪武那样，迅速将历史资源“内在化”，变为前后截然不相同的两个人。犹豫不定，不忍对“伙伴”翻脸下狠手，未能遽然舍割旧情，铸成了他日后的悲局。他对自己领导的那支部队，那将近十七年从死亡边缘逃出来的经历，那些同他一样出身赤贫、极能战斗的“伙伴”的感情，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可是，旧的关系与新的体制间有冰炭不容的冲突，这已经明摆在那里。李自成和众将领之间，各种摩擦正不断地发生。如：
初自成命权将军曰：“罪者杀之，贪鄙多赃者刑之”，而诸将多拷掠无辜。士众有怨者，自成谓诸将曰：“何不助孤作好皇帝？”制将军曰：“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327]
事实上，这等于不承认皇帝的权威。看来，自成对此也无可奈何。又如：
贼自（三月）二十六日起，每三、六、九日劝进，廿六日将行礼。刘宗敏曰：“我与他同作响马，何故拜他？”坚不肯。牛金星劝之曰：“今日与前不同。”乃两拜而止。又鸿胪官送劝进表与宗敏。宗敏曰：“何谓劝进？”鸿胪解其义。又曰：“请老爷行礼。”宗敏曰：“何谓行礼？”鸿胪官曰：“五拜三叩头。”[328]
另一个当时也在北京的目击者陈济生，在他根据亲身见闻写成的《再生记略》中亦有类似的记载：
伪礼政府晓谕伪官，于二十九日取齐拜贺登极。伪大将如李如刘，各自为雄，目无贼主，面呼老李。逆闯每欲僭位，其下即相对偶语云：“以响马拜响马，谁甘屈膝！”又云：“我辈汗血杀来天下，不是他的本事。”繁言啧啧，逆闯心亦不甚安。
其次，便是官兵、官民关系。按照君主政体的蓝图，很自然，便要设置一批管理各种事务的官僚机构。大顺政权除了形式主义地更改一些名称外，几乎照搬王朝体系，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规定了人与人的关系，必然地要改变原来义军将士之间、兵民之间纯朴的平等关系。据《平寇志》卷六载：“流寇首曰掌盘子。营中人俱称之为老掌家。……每队自取绰号，不问往日姓名。掌盘子死，即择营中众人所推者立之。老管队、小管队亦然。”可见，原来的关系颇类似于家长制家庭的联合（即虽无血缘却类同兄弟），相互之间差别不甚悬殊，比较平等。现在，义军士兵不能不对将领和降官们刮目相看。刘宗敏府前高悬“中吉营左军都督府左都督”[329]，人称“刘国公”，一般士兵望之却步，是不待说的。“（不入选各明官）押到，伪将军方挟妓欢呼，不暇审鞠，仍命各兵守视，以俟来朝”[330]，已是一种官僚气派。四月初二日，颁布“大顺仪制”，规定“以水德为王，衣服尚蓝，故军中俱穿蓝，官帽亦用蓝，品级以云为等，一品一云，九品仿之”。[331]“一、二品冠加雉尾一根，公服尽用棋盘方式方领”[332]。这种等级森严的礼仪服饰，犹如在士兵和百姓的心中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使人“敬”而远之。下面两则材料间接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有新选兵部主事从朝中出，贼兵坐而问云：“汝选何职？”即以实告。乃拍其背说：“也好，也好，但不可如前朝要钱。我主立法森严，贪官污吏便要枭首。”[333]
这些义军战士对大顺政权加在他们头上的官僚既无可奈何、又不甚放心的复杂心理跃然纸上。也有一些骨气较差的：
予（赵士锦）求自绝，饮食不入口者三日。贼之监予者若干人，咸相劝曰：“老爷无自苦，俺家官好做，与明朝一般。老爷升转俺家里，小的还求看觑，勿忘今日。”[334]
这虽都是对降官而言的，但间接地反映了对大顺政权的观感。当然，也必须公正地指出，官僚政治与官僚习气对农民军将领的侵蚀、融化也是要有一个“移风易俗”的过程。在北京的四十一天，农民军将领还本能地保留着他们的传统习惯与作风，这使降官或地主阶级文人很看不顺眼，如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载：
贼久称公侯将相，而贼态自在，坐则相压，行则相搀，谑以诟詈，戏则推蹴，目不识丁，手不能握管，李岩兄弟甚鄙之。[335]
有一点也颇可注意，自成也不能像刘邦那样，虽请人制订了“大顺仪制”，但据杨士聪说，亦未被认真执行：
方巾色衣，贼中官尽然，无纱帽圆领之制，即牛金星、刘宗敏亦然。至四月初一以后，乃有用冠带者，不过什之一二，即袭旧日冠带，而方巾色衣遍满街衢也。且所用冠带亦然非本等。……大率苟且一时，仍是盗贼行径耳。[336]
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但是，小生产者的农民，即使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人物，在传统社会，要么把小生产分散、散漫的习气带进政治生活中，“各自为雄”，否定高度的集中和必要的权威，实际上也就等于取消政权的必要性；要么接受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原政体蓝图，那就要取消普通群众行使政治的权利，实行专制独裁和官僚政治。从以上的材料，特别是迟迟不肯称帝的迹象看来，李自成对将领们的行为既不满又不安。农民军传统的制度、作风、习惯牵制着他。这类问题，历史上的刘邦也遇到过。后来，刘邦起用叔孙通，用封建礼仪法规去强行统一。结果，刘邦获得了成功：“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成了名符其实的君临天下的皇帝。李自成呢？如果是像罗汝才一类人，那倒也干脆。可是，现在却发生在他自己的队伍中，重要将领身上，而且，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不忍这样做，又没有决心这样做，只好彷徨在十字的歧路上。
困扰着李自成的第二个难题，便是如何处置转向义军的明士生官吏“投顺”人员。
在第一节里说到，早在草创政权时期，李自成便实行了接纳、任用明士生官吏的政策。这是同采用原政体形式有密切联系的。因此，一旦设立文职机构，从襄阳政权起，几乎所有文官（包括地方官员）都很自然地委之于投诚的降官、士生。
没有疑问，从敌对营垒那里分化一部分为我所用，在特定的形势下，采用和平的方式收编旧军队、旧官吏，是建立全国政权的形势需要，不能不走的一步。历来的农民战争也多半这样做了，只是没有自成那样的规模和气魄。
投入义军的人员比较复杂，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从进入义军的情况来考察，第一批，多为河南、湖广失意的士子，即在野未出仕者居多。这类人投入义军的原因，下面一段议论最见真谛：
朝廷以制科取士，全无实济。迩来所中举子，都是富翁公子，是以楚豫之地奇才异能之士，久困孤寒，不能寸进，悉皆从贼为逆。此制科之负士子也。[337]
这虽是作者的假托，倒是相当一部分在野知识分子的典型心理。胸怀匡世救时之才，愤世嫉俗，落拓失意，“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动乱之世，战争迅猛发展，王朝统治危机深重，他们很容易由对当时统治绝望而转向农民军，以求施展政治抱负，寻找用武之地。历史也帮助他们解除了心理的不安：历朝开国不都是如此？假设中的李岩（我们怀疑他是一些人的化身或假托，虽实无此公，但模特儿却不乏其人），还有宋献策，可能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人同当权派较少纠葛，久居乡间，对社会的观察当然要比上层高明、深刻得多，因而对王朝当政者的抨击常常是入木三分，不留情面。例如前面提到的黄州檄文，很可能出自一个身份不高的书生，文笔通俗流畅：
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338]
骂得多淋漓痛快，崇祯被公然指斥为“昏主”。《明季北略》有宋献策、李岩两人评论明科举、吏治弊病，兼及佛教的长篇对话。这确是一篇极精彩的政论文章，针砭时政语意尖刻，抨击当局更带感情。兹摘录部分谈话于下：
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会试而廷试，然后亲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多见也？”
宋曰：“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顶。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而旧任老臣又曰：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漠不相关也……又有富豪之族，从夤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义？”[339]
明后期官场腐败，人心不古，久已被看作“国破君亡”的祸根。宋李两人所说，亦为当时知识分子平日里深有所感的，不算新奇。但重新引发出这段对话，却已经是入京的后期，颇值得注意。一代的腐败，一代人的道德沦丧，将会习惯性地延续下去，不可能因政权易手蓦然煞住。宋、李算是局中少有的清醒者，已经预感到大顺政权面临的危机，腐败的毒素已经死灰复燃。但，他们也拿不出特别新鲜的方案，只能在私下对“哥们”发发牢骚。
第二批投入义军的，则多为山陕降官。这是在由襄阳进军西安以及西安东进北京的战争高潮中涌进来的，身份比前一批人高，多为现职的明朝官将，系王朝中层官员。据无名氏《燕都日记》载：
（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日午，贼首李自成拥骑入大明门，前导皆山右陕西降贼官，约三四百人，遂进紫金门。[340]
大顺政权派往各地的地方官员，也以山陕降官居多。他们对王朝当政者也有不满，但多属不能跻身上层以及备受上层欺压的恼怒、不平，因而，他们对王朝的批评多有保留。以平阳知府张嶙然起草的大顺讨明诏为例：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贿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是以质告正言：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341]
对照黄州檄文，不仅文笔艰涩，文风大异，而且格调也低。明显的差别，便是对王朝的抨击，将崇祯排除了，着重唾骂的已经缩小为宦官（宫府）和宗室（宗绅），其余只是一笔带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式提出了类似崇祯逊位的方案。这就为后来杜勋与崇祯的“和谈”作了伏笔。自成入京后一再表示以杞宋礼遇明王朝及礼葬崇祯，思想渊源也与此有关。这是一些改换门庭，另投新主的人。
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涌进大顺政权的，便是北京降官。由于李自成明令“三品以上不召”[342]，多为各部主事及科道官之类，尤以翰林院各官为最突出。他们一直觊觎着明中央政权中的高位显爵，久以步入内阁、秉政当事为荣，权势欲最强。又熟于倚仗门户，党同伐异的官场旧习，寡廉鲜耻，日以升官发财为念。这批人多数怀有争做开国功臣的权势心理，极力趋奉李自成，把大顺军的入京看作是历史上惯有的改朝换代。例如在复社中享有声誉的周钟就把李自成比作明开国皇帝——朱元璋。
周钟……顾君恩特荐之于金星。金星首用之。次日，即至牛所，进门生帖，撰登极诏。常云：“江南不难平也。”或语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钟云：“太祖初起亦然。”[343]
周钟也算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政治上的成熟者。通读史书，教会他的却是通融权变，顺从大流。还有一个名叫光时亨的，昨天还是大明朝的忠臣，精心为明王室策划南迁，今日俨然是大顺朝最热心的从政者。他在给南方儿子的信中公然鼓吹南北对峙，分国而治：
诸葛兄弟，分仕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已受恩天朝，汝等可改姓名走肖（《明季北略》作“走匿”），仍当力诗书，以无负南朝科第也。[344]
我们不想一笔骂倒所有降官，但利欲熏心、投机钻营之徒确实比比皆是，政治野心溢于辞表。如钱位坤，据《明季北略》卷二十二引《国难录》云：
初牛贼不用，托周钟夤缘伪吏政府宋。赴部时，（钱）向人曰：
我明日此时，便非凡人了。京中有不凡人传。
同书载项煜：
时京师传黎（志升）为贼腹心，荐煜大用。煜即倡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魏征、管仲可也。
此人权势欲得不到满足，不久即借公差逃至南朝，没有做成魏征、管仲。还有一个无锡籍的进士王孙蕙更是直言不讳：
孙蕙曰：“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著。”（赵）玉森曰：“甚合我意。”同诣报名，途遇秦，握手大笑，扬扬而前。[345]
很明显，这些人对大顺政权的热情是廉价的。图谋实现在旧王朝时没有到手的“盖世功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这些人简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识见，一切都以利禄为转移，是一班钻营的利禄鬼，投机的政客。
尽管投顺义军的人有各种差别，但在下面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都只能根据历代史书所传的政治观和自己功名富贵的强烈欲望，顽强表现自己，将大顺政权看作“新朝”。最好的期望，不过是一个多少刷清了的新的王朝，有一番“开国”的气象。政体形式通过这些具体的人便可以由形式变为实体。下面的迹象便是很好的说明：
一，大顺政权任用的这些降官虽然还来不及对“农民革命”的基本政策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但在极短的时间内，几乎复活了明朝官场上的一切腐败作风，这是相当怵目惊心的，钱对此有很尖锐的评论：
其时或贿或请，沛然几于明季之风焉。[346]
明朝末年，政治上一大灾害便是门户林立，党同伐异。这种依靠同乡、同年、门生、座师串连结成的帮派政治，想不到很快也移植到了大顺政权内，引朋呼类，结党营私，污染了当时大顺的政治空气。试看：
盖是时多为谋官者，如戊辰进士即钻宋企郊（若杨观光、薛所蕴），河南人即钻牛金星、宋献策（或何瑞征）。其类甚多。[347]
翰林学士方拱乾……以美婢贿贼将罗，不加拷掠。同年何瑞征、门生杨廷鉴力荐可为宰相。四月十日夜半，伪户政张嶙然乘骑至拱乾寓，深谈久之，云：“不日大用，先生勿虑也。”然卒未见用而遁。[348]
（刘）明英寻至刘宗敏家，投官衔门生帖手本。遇杨观光亦投手本，署云：礼政府右侍郎兼弘文院侍读学士门生杨观光。[349]
这都是凭门生、同年的关系蓄意包庇、拉拢。至于贿赂者有之，使用美人打通关节者亦有之。据《再生纪略》载，有些降官为求外任，“于是宠妾艳婢往往赠贼将以取媚”。另据《甲申核真略》，杨汝成以饰献美婢而获免拷掠。方拱乾，据《明季北略》称“以美婢四名贿贼将罗姓者”。试想，如果让这班人成了气候，大顺政权没多久，也就变得比明朝末年好不了多少！
二，更严重的是，这些降官、降将的政治观念、生活方式会像病菌一样传染开来，弥漫扩散。首先，比较早进入义军，已经成为义军领导层的牛金星、宋企郊之类，成了降官、降将的最好靠山，里应外合，沆瀣一气。据《甲申传信录》，牛金星在复活官场恶习和生活方式豪奢方面，都起了带头的作用。自成亲征山海关，他留在京师干什么呢？
大轿门棍，洒金扇上帖“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350]
从现有的史料看，受到牛金星、宋企郊蓄意包庇、重用的降官为数不少。大有结党营私、培植亲信、自立门户的意图。可惜尚无资料说明，自成对此是蒙然不晓，还是莫可奈何？
义军将领的变化，因人而异，但情形也不能令人乐观。特别是进城以后，住进元勋贵戚、各级官僚的高门大宅，又有“糖衣炮弹”的袭击，或多或少，或快或慢，都今非昔比。如刘、李（过）“耽乐已久，殊无斗志”，刘宗敏“挟妓欢呼”[351]。接受官僚士大夫贿赂（包括赠婢妾的）的官将，据史料可考的除上述罗姓者（据《国榷》卷一百为罗戴恩）外，还有刘宗敏的一名亲信旗鼓王某。此人“颇慕文雅，乐与朝士有文名者游”[352]，魏藻德曾想用美人计打通他。他也确实接受了吴履中、杨汝成的贿赂（杨还赠他古玉、金壶、美婢）[353]，并受杨廷鉴、周钟人情之托，包庇过宋之绳[354]，袒护过曹溶[355]、陈名夏[356]。类似王旗鼓的还有一个有意包庇杨士聪、金之俊等人的王敦武[357]。这两个人的行为举止，固然与他们本人出身、社会经历有关（一为诸生，一为明将标下官），但他们都已经是农民军的军官，特别是王旗鼓，为刘宗敏亲信，反映了即使掌握在农民军手中的权力，也已经成为谋取财富的工具。以上谈的还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农民将领（包括李自成）接受得也比较快。李自成对梁兆阳、杨观光的礼遇，对崇祯的礼葬以及对两王、太子的宽待，就是明显的事例。值得一说的，《豫变纪略》作者徐应芬，靠卜筮也得到了义军将士直至刘宗敏的信任。刘宗敏多次劝他做官，对他散布悲观失望和逃跑主义的宣传不仅不识别，反而默会深信。如李自成亲征山海关前，刘宗敏特意召徐卜筮：
谓予曰：我主（指李自成）夜梦宫门悬一赵字，主何禅？咸云：有赵姓者起而争之，是否？予曰：唯唯否否。愚意赵字从走从小月，小月二十九日，小尽也，意者战我不胜，以是日退走乎？予盖知贼之必败而西，而诡词以动之也。刘亦默会予意。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将领，大多出身贫苦，同明王朝进行了将近十六七年的拼死斗争，原来的出身与经历，不可能一时三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迹。几乎所有明末清初的史家一致承认，李自成始终保持着比较简朴的生活方式，与后来的洪秀全大不同。兹略录于后：
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之。[358]
性淡泊，不好酒色，鄙曹献多欲，谓非丈夫。粗粝与众共之。妻妾各一，皆老丑，不蓄奴仆。[359]
这是进北京前的情形。进京后呢？
闯夜宿，中晨少啜米，饮而出，惮用他物。[360]
（四月初六日）逆党再劝驾登极，不允。逆闯坐武英殿，召耆老进见，问民间疾苦，有无忧害。传谕初九日，凡城内外各村镇耆老一一召见。
初九日，百官复于午门外劝进，各乡耆老皆进谒，慰问如旧。出言：逆闯带大绒帽，穿天蓝箭衣，与诸将了不异。[361]
十三日李自成以东宫二王出正阳门……白帽青布箭衣，黄盖……予仆目击之。[362]
这些记载出于当时见闻者，相信是真实的。再从政治上说，李自成和义军将领也始终掌握着最高领导权。李自成明确规定：“凡文武俱受权将军节制”[363]，“文官拜武将”[364]。还有一点，自成同朱元璋不同，在对士生和降官的使用中常有保留，并没有达到“无差别境界”。如顾君恩曾对一批降官说：
我主亦未肯轻听人言。诸公半属沽名，岂尽为旧朝廷起见邪！[365]
可供旁证的，便是牛金星、宋献策对自成颇有怨言。《豫变纪略》卷六中保存了一段作者直接采集的可信史实，摘录如下：
初贼在西安时，牛金星实执其政。其姻有某贡生者，往依牛金星求官，金星不许，曰：世方乱，君庸可仕乎？贡生曰：公伐燕将无功邪？曰：师至则破，谁谓无功。曰：燕既破，则天下定矣。公何谓不可仕？金星喟然曰：是非君所知也。君亦尝读书，试问古今天下有如此君臣乎？势虽强，不过为他人所驱除耳。
很明显，李自成没有能像牛金星期望的那样迅速向“新朝”皇帝转化，引起了牛金星的不满。北京期间，这种失望情绪，也表现在宋献策的身上：
宋献策私语于人曰：我主马上天子，惜其杀戮太过，益造祸耳。尚有二、三年富贵，过此恐予术亦未必验也。[366]
宋献策对自成的怨尤，是因为他不学刘邦，从“马上得天下”转而“马下治天下”，仍坚持对明朝官员的镇压，战争习气未改；牛的境界不可能有宋高，似乎是因为没有把牛看作“萧曹”一类开国宰相，委以重任。当然，李自成之所以会如此，也同周围的将领对他的影响有密切联系。义军将领、士兵对降官时时表现出蔑视。如：
朝臣降贼者，大为贼所轻视。贼兵乘马过市，见降臣乘驴来，故驱突之，视其避，以为笑。[367]
贼锢各文官于中吉营，备极凌辱。贼兵坐椅上，各官卧地下，点名，稍稍动移，鞭杖及之。至晚，则以手摩官之顶，曰：一双，两双，以核其数。[368]
即使早期参加义军的“贡生”顾君恩也颇有农民军粗犷不拘礼仪的风格：
顾君恩科头吏部堂，举足案上，或醉携娈童，高唱边关太平调。企郊规之曰：衙门有体，不比营中可自放。君恩咻之曰：老宋犹作旧时气象耶！[369]
特别是义军将领，以刘宗敏为代表，坚持对明朝官僚实行拷掠，引起了京城人心的恐慌。在北京的四十一天，明显地可以看出，以拷掠为转折，原先对大顺政权抱有期望的人迅速由观望、失望、绝望，最后转向疯狂的反对。大顺军刚入北京，由于宣布了“愿授职者量才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370]，“大小从贼诸臣居然以为一统世界矣，日夜奔走于伪政府之门”[371]，各地缙绅“响风疑附”[372]。但自三月二十七日“严比各官”后，“刑辱各官，株连未已，人人自危”[373]，“怨仇渐兴”[374]，态度为之一变。本来一心争当“开国功臣”的降官“人怀南遁之志”[375]，有的借调外差急急离京，有的暗通关节潜出京城。城内多次出现反动飞帖及“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的告示。山海关的吴三桂得到京城拷掠的讯息，由犹豫、观望变为公开打出为“君父”复仇的旗帜。内外呼应，形势陡然紧张。接着，便发生了山海关战役、撤离北京、清兵入关等一系列事件，大顺政权转为“新朝”的过程被打断。
综上所述，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完全有转变为新王朝的可能，这一点，同刘邦、朱元璋是相似的。这种可能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在传统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任何有别于过去王朝的另一种政治体制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起义农民可以推翻旧王朝，但没有能力创建新的政治体制。它必须采纳既有的政体，借助旧有政体所培养出来的行政人才和积累的统治经验，返回到旧有的政治轨道，只是时间问题。从大顺政权来说，由于农民军的素质、战斗经历、领导人物的个人品质诸种因素的综合，似乎这种转变要慢得多，旧日的农民作风和习气很浓，仍沿着战争环境的惯性继续滑行，刹不住车。这是什么原因？这正像自成为什么迟迟不肯称帝（黄巢一入长安，就急急忙忙称帝），至今仍是一个谜。我们想，若与汉、明开国比较，投入大顺军的知识分子，多数都是在农民战争后期（特别是北京胜利后）才进入大顺政权的，不像萧何、曹参，或李善长、冯氏兄弟，与刘邦、朱元璋很早结成了亲密关系。他们在政权中的资历、地位，与李自成的关系，限制了他们的政治能量和政治作用，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自然也可以假设，如果给足够的时间，大顺政权也完全可以变成“大顺王朝”，但拷掠和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打断了这一进程。旧王朝官吏的公开反抗和疯狂倒算，也包括一度矢忠于大顺政权的降官如曹溶等的“反水”，来得也极快。李自成西撤的主力前脚刚走，他们就在城内对留守的义军实行残忍的“磔杀”。血的教训使李自成又旧态复萌，对官吏的仇恨和憎恶再度强烈，连宋企郊差一点也给宰了：
（崇祯十七年五月）在道怒吏政尚书宋企郊私其亲故，选补多用乾州人，锁其颈至西安，释之，使视事如故。[376]
对宋企郊的劣迹，此时的自成，已经难以容忍。对降官、故太常卿张第元更是不客气，同书载：
（以故太常卿张第元为兵政尚书）第元之从于韩城也，自成猝问之曰：尔家在河北无恙乎？第元仓卒不识忌讳，谩应曰：人皆以其为贼官，相屠害。自成大怒，立诛之。[377]
降官、礼政尚书巩育也几乎送了命：
巩之为礼政，自成命以更定威仪服式，雅不称意，指杖之，几毙。[378]
吴伟业用敌意的口吻去总结自成感情的变化：
自成性好杀，为众意所矫，强诈称仁义，以煽惑愚民。既兵败，见齐晋多杀伪官，以背之，辄复狠强自用……
彼自成者，初勉强于一夫之说，矫情易志，以图就大事。既知其无成，则将恣睢哮阚，大逞其凶毒。[379]
吴伟业的评价显然含有明显的敌意，却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李自成经历了二三年的曲折，又恢复到了崇祯十四年前的水平。在传统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要么凭朴素的感情行事，对富贵者反感、怀疑、排斥，持简单、粗暴的态度；要么信用他们，却又容易产生自卑情结，被他们牵着鼻子跑。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使李自成感到困惑的第三个难题，便是在旧的斗争目标已经达到以后，提不出更新的目标，团结群众，鼓舞义军。
在明朝被推翻以后，绝大多数义军将士感到了政治上的满足，陶醉在来得如此快的巨大胜利中，昏昏然。大顺政权向何处去？他们更多的是按着自己的本性走去，没有什么主动的、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对此，前面已作了一些粗浅的论述。这里想就另一个问题——经济方面的要求，看李自成和大顺政权的困境。
基于财富极度不均而产生的平均主义理想，是支配唐宋以来农民起义的经济动因。李自成的义军是用下面两种方式来满足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实行平均主义的经济原则的：一是不断把奄奄待毙的饥民吸引进义军，在义军内部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分配。据《国寿录》卷一《徐一源传》云：
贼多极，不能花名，总比头目为部，计数而已。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但报成数，请食不足，则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
二是放赈。那是对义军获胜地区群众，散放富家（往往是大官僚、藩王）粟米布帛，以济燃眉之急。是否还有别的呢？不少人还提到“均田免粮”。王守义先生过去有所质疑[380]。我们倾向于此说。“均田”至今尚未见实行分配土地的确证。“免粮”亦曰“免租”，那是指田粮，非地租。本文无法详论。据我们看，义军在进入北京后，大顺政权不仅没有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农民和市民的物质利益，反而出现了新问题。
首先，即使是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分配也难以长期维持。“贼兵无饷，皆资掳掠”[381]，单纯靠对富者、官家实行军事劫夺，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常发生危机。百万大军（至少也有四十万）进城，固然有明王朝京城粮仓可供使用，但一不组织生产[382]，二不征收田粮，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有迹象表明，庞大的义军粮食供应已渐趋紧张。据《甲申传信录》卷六云：自成后给老本米止数斛，马豆约数升，众颇怨之。老本者，闯号老营为老本也。
《再生纪略》说到义军盘禄米仓、大通桥、光禄夺仓积米，现盘现放，守城士兵急急乎领粮，懈于城守，窘态毕露。李自成别派董、郭、白诸将南下，活动于运河两岸，也主要是为了筹粮。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军心不稳、士兵不满，不可能维持很久。如果给予大顺政权的时间不是那么短促，或许李自成也会像洪秀全、杨秀清那样被迫实行“照旧交粮纳税”[383]，结果，不管意识不意识到，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保留了原有的地主土地所有制。
其次，原来就并不真正平均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破坏。在小私有的农民来说，平均主义只是意味着对富者财富的剥夺，使自己摆脱贫困。至于自己对财富的积累，只要有可能，总不愿受平均主义的束缚，同时，也忌妒与自己相同地位的人超过自己。所以，平均主义犹如手电筒，往往是照别人的。一旦胜利了，首先是将领不满足于原来的分配，要求实行“封赏”。据《绥寇纪略》，李自成在西安实行过一次封赏：
其初封也，每侯赏珠一大斗，金银一车，币千端。[384]
进北京后，要求当然更高了，结果却未能如愿：
因僭立未定，逡巡封赏。自成见兵心摇动，先行大赏：将领人百两，兵卒人十两，皆大失望。[385]
将领固然不满足，一般下级军官和士兵更愤愤不平。他们既缺乏政治上奋斗的目标，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持，经济上更不满于简单的衣食供给。原先一切缴获归公、私人不得藏金银的规定明显地受到蔑视。据《甲申核真略》云：
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
（西华门）立两磔人柱，事无大小，（刘宗敏）皆自理，杀人无虚日，凡兵士掠财奸淫者枭示甚多。
赵士锦认识的一个士卒，自言囊中有银五十六金[386]。西撤之后，据《绥寇纪略》卷九记载：
士卒北都归，腰皆有黄金瑰宝。饮村人酒，掷金与之，或手给珠一握，无所吝。
从在京城目击者的第一手材料来看，进城初“奸淫”之事则无，但在进入官僚私宅时非法吞占财宝的事情不在少数[387]，偶有发现者确给予严惩，但哪能明察秋毫呢？其最明显的后果，就是煽起了士兵们的思乡情绪。这些人既认为“封不到”什么官位，小农重土思乡的心情自然会因胜利而萌发，手中的准“货币”又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于是，据《甲申纪事》载：
既陷都城，马厮、炊丁亦人怀重宝，皆有归志。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还记载了有一些陕西、山西籍的士兵抓人代写家信，向代写人诉说所得财物无法寄家，对闯王颇有怨言，将所得环钏捶碎塞在信中。这种思乡情绪亦影响到领导层，连李自成也认为：“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岂易一西安乎？！”[388]李自成对建都北京是否坚决，是个问号。追其根源，早在襄阳制订战略方案时，顾君恩的话，就埋下了西撤的种子。又加上军心不稳，人心思归，连刘宗敏也预感到“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389]。所以，当吴三桂公开叛乱消息传至京城，义军内部非常恐慌，如刘宗敏之问卜于聋道人（徐应芬）已如前引，另据《平寇志》卷十云：
关报既急……营中诸贼大惧，私相卜问李闯有成否，闯王登极尚延几年否，出师不为关兵所杀否。得卜不吉，多涕泣。
《甲申核真略》载四月二十四日：
贼众多相聚耳语，或泣涕沱（赵开如哭，王敦武恸甚，后敦武还，止中一箭），盖败兵消息也。
杨士聪等人根据亲历都说，山海关败后义军军纪大不如前，抢劫、奸淫之事屡有发生：
此李贼兵败入城军纪不行，两日来淫掠之大数也。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
联系将金银财宝有计划西运，婚娶京城者预撤家属，大顺军战斗力的削弱，斗志的涣散，可以想见。因而，如果与李自成进京前义军的顽强不屈、百折不挠、愈战愈强的情况相比，惨败山海关，匆忙撤离北京，沿途连战连败，屡败屡退，一蹶不振，都简直难以置信。假若对四十一天义军军心作一番考察，也就不难理解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义军背上了钱财的包袱，它对义军起了瓦解士气和制造分裂的作用。吴伟业有如下的评论：
始何以合，今何以散，若是其悬焉？则以前之所招饥民，而后所御骄兵也。兵贪则骄，骄则惰，惰则不战而溃矣。[390]
我们认为，吴伟业只说对了一半。北京胜利之前，义军士兵一心只想到要推翻明王朝，大敌未灭，何以家为？因此很齐心，很顽强。胜利之后，则不然。但这决不能说是“贪”，而是大顺政权无法满足他们正当的物质利益。他们看不到依靠政权解决问题的希望，只好寄托于各奔前程，“衣锦”归故乡，幻想能平安地过小生产生活。他们囊中所有的那一点点金银财宝，实在是很可怜的！当然，对于小农来说，后退有据的自我满足的心理也是有的，但这又怎么扯得上“骄”、“惰”呢？实在说，传统社会的小农，对未来生活的构思总是超越不了家乡和小块土地，他们的目光太短浅了，胸怀太狭窄了。进一步说，如果形势容许他们平安地返故乡（据史料所载，回乡的不少人遭到了“清算”），甚至李自成能像刘邦那样颁布占田宅的法令，小农经济的自然法则，也仍然会重新在他们中间产生大量的贫雇农，能上升为地主、富农的毕竟极少极少，不用多少时间又会恢复常态，贫者仍贫。
明末农民战争，像以前发生过的历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一样，事件中的诸多人物，虽各有其特殊的个性，但多属芸芸众生，躬耕于陇亩，在历史上原本是极不起眼的。所幸的是，他们生不逢时，遇上王朝末年的衰世，命运有点像孟老夫子所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那样作弄他们，逼上绝境，而后造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举动。卑贱者未必个个聪明，然而在卑贱者中间确实蕴藏着具备难以置信的智慧和才华出众的人物。如果不是这种几百年罕有的一次次历史振荡，像李自成这样卑微贫穷的农家子，是不会有人相信他们会有这样精熟的政治组织、军事战略乃至舆论宣传的艺术技巧，能够指挥千军万马，组织起民众成功地推翻旧王朝这一庞然大物。可惜的是，中国传统的统治体制，总是使那么多富有才华的人沉埋于黄土之中，永无见天日的机缘。一旦拨开，就立见痛苦：战火离乱，生灵涂炭，血肉厮杀。
站在20世纪的历史高度，俯瞰本文所记述的一切，我们不能像有的史家那样，对这些英雄业绩盲目推崇，竭力拔高；即使是出于同情，也只能算作肤浅之见，无助于真诚地面对历史。但是，我们更不能苟同以“落后”、“愚昧”来苛求责举义者，将一幕幕历史壮剧描绘得如此灰暗，不忍一睹。即使是那些野蛮性的破坏行为，我们也没有理由因此而责难甚至否定举义造反这一事业本身的正当性。专制政治体制才是造成一切罪恶的渊薮。被压迫者基于生存的基本权利铤而走险，向现存统治体制挑战，是一种出于无奈的痛苦抉择。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实际上是选择了“死亡”。我们只能为他们生在那个时代而悲哀。
大顺政权展示的也是一幕历史的悲剧。这不单是指李自成他们最终失败了，即使像刘邦、朱元璋那样获得成功，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更深刻的悲剧。起义者在起义时及起义之后，都怀有一种憧憬，期待通过“以暴易暴”换取一个“新天”，推行一种新“道”，以改变农民自身的地位。其结果呢，旧式的农民战争总是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他们充其量只能变动权力的执掌者，而权力的性质依然如故。即使是三代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做了皇帝，农民的处境丝毫未能有所改变，最多只是“做稳了奴隶”。透过这一幕幕沉重的历史悲剧，我们看到一种极为辛酸的讽刺：农民起义者所企求的“天”与“道”，虽然以对抗的形式出现，却与王朝统治者的“天”与“道”暗相沟通，殊途同归。还是董仲舒说得透彻：“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在这方面，可以有许多问题供思索，此处限于篇幅，恕不饶舌。但是，有一点也许容易被疏忽，主宰社会变动的“上帝（天）”，并不是文化，也不是政治、军事，而是默默无声、悄然难见的经济。只要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天”不变，其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统治的“道”也难以摇撼。虽时不时振荡变更，却万变不离其宗。归根到底，社会变迁的深层动力来自经济的变迁。没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现代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生，不管是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手段，都难以抗争出一个“新天”。
李自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起义领袖，在客观条件提供给他的政治舞台上，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水平。他的表演是精彩的、感人的。但是，李自成个人无论如何不能阻止大顺政权悲剧（不光是最后的败局，包括它的全部经历）的发生。在这里，任何个人——即使是再杰出的天才人物——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在1846年写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
“人们能否自由地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
马克思断然地回答道：
“决不能”。[391]
历史就是那样耐人寻味。
1664年三月十九日，晨光微曦，京城内外火光烛天，煤山（今景山公园内）左侧歪歪扭扭的古槐树（一说海棠树）上，静悄悄地悬着从皇宫走来的一对主奴。崇祯披发跣足自绝的情景，正像他遗书所说的，是要向世人宣告：大明三百年江山金瓯坠地，寿终而未能正寝。
冰山化于一旦，寒冻层积则已年长月久。一代新朝气象总似昙花，宿命般地迟早要走向衰微。早在嘉靖、万历花团锦簇的年月里，洞察世情而深陷于忧患的文化孤独者，心中已萌生一种难以言传的苦涩，敏感到末世将临。万历三十四年，汤显祖在答邹元标的书信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治世人多于事，否则事多于人。世际竟未知何如也。”乱世二字几欲脱口而出，而“事多于人”四字深可玩味。凡乱世总起于道德沦丧，人心险恶，事端不已，怨仇相报。明亡的祸根，少说也在四五十年前就种下了，甚至可远溯至百年之前。不待义军蜂起、清兵入关，它已然在人与人无尽的内耗中将生命力厮杀殆尽。文震孟之子文秉事后曾感慨道：“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在中国，“气运”（或者叫“气数”）这个东西十分玄乎，却往往可以从诸多征兆里意会到一点。
友人赠我台湾林佩芬所写的“小说历史”《天问——明末春秋》。读后却勾起了我对明亡的许多感慨。乱世，正是乱世，人性所有侧面唯有此时才会奇异地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成就一幅难得的中国世态百相图。对此景象，史家一向感叹的是世道，而无端地将人性扭曲的感慨甩给小说家，若长此以往，怪不得要发生史学“社会认同危机”。
明清之际的王朝鼎革，比较起以往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有更重的悲剧情味。明的覆亡，究竟是谁之过？崇祯死前说道：“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不管崇祯有多少难言的苦衷，作君主的不自我认错，尽诿过于人，只能供人耻笑。到后来，亡于门户、亡于宦官、亡于流寇，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到今日，我们显然不想作非此即彼的回答。克尔凯戈尔说得好：“当矛盾的非此即彼被从生存领域中驱逐而引入到抽象思维的永恒中时，它事实上是被消除了。”历史是人创造的。人人都参与着历史的创造，可被创造出来的历史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于是才会有追问，有思索：这不是简单的责咎哪一个人，而是对整个历史的追问。
崇祯在位前后仅十七年，纷纷乱乱，没一年太平，三“国”（三种政权）、四“方”（朝野内外），各种人事交织在预设的亡国网络之中，铺陈出许多可悲可悯可歌可泣的故事，似乎历史成心要让当事者体悟这特殊的时世与人生。
士大夫阶层是这一时代特别受人关注的对象，形形色色，良莠不一。孙承宗、袁崇焕，一自殉于寇难，一屈死于反间冤案，多少显出了一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寅恪老钱柳因缘，也演绎过这段亡国前后士大夫的特殊命运。关于复社诸君子，特别是复社领袖张溥，以及钱谦益、吴伟业、陈子龙等人的甄品裁抑，尚待史家作深入的研究。我一向对复社的成员不纯和党同伐异作风，持批评的态度。关于张溥与周延儒的政治交易，于史有证，足见复社沾染的政治浊气很浓。早在张溥、钱谦益一类名流表现异常之前，临川汤显祖就感慨系之，对其友人说道：世上假人多，真人少，“大势真之得意处少，而假之得意时多”。他对东林并无特别好感，且时有微词，殊为难得。可惜史家多不注意。东林、复社原都是因不满朝政污浊起而抗争的，其中不乏正人君子。然而，为权力斗争所牵涉，终究不免沾染阴谋气。不少骛名逐利之徒更是奔走其门，以图发迹（像吴昌时之流）。这在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里，实势所难免。我以为张溥比较复杂，作为学者兼政治家，双重人格明显，而且也有靠心理“自我合理化”去化解人格紧张的迹象。与周延儒、温体仁一类政棍相比，他毕竟良知未尽泯灭。陈子龙在其《自撰年谱》中述及崇祯十三年（张溥临终前一年）谋解黄道周于难时说：“议急石斋（道周）之难，天如（张溥）将倾身家以图之，真有贾彪之风，予甚愧焉。”身处明中后期的特殊政治氛围下，在道与势，政治权术与道德高扬之间，他内心的紧张、焦虑相当激烈，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天如四十岁即中年夭折，不可谓无因。
依我看来，复社较之前辈，不能不说更趋下游。这并不全是因为张溥等人的人品比顾泾阳辈差许多。一个王朝越向末世走去，大多数人为末世心态所浸染，人性的扭曲就越发不可收拾。一面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一面是真作假时假亦真，交相激荡，黑幕重重。迷溺于局中，就像萨特所称患了“剧场异化症”，能有几人自律自守？中国古代政治乃为人治，人治败坏成风，也就不可收拾。史家多称道张居正为一时之权相，事功卓著，其实政治的诡秘儇诈，大僚要员之假公贪渎，虽前有严嵩，不可谓始作俑者，然风气之坏，江陵实不能辞其咎。江陵过于迷信权力，火中取栗而尚洋洋自得。《明史》本传云：“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署南镇抚。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七具衣冠报谒，列于士大夫，世以此益恶之。”江陵死后结局惨极，然朝局官场从事端发生时起就呈异状，愈趋恶劣。时人于慎行在给友朋的信中说道：“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后人读明末史事，不能不有坠入五里云雾之叹。交相弹劾，以扳倒对手为快；弹章或振振有词，或危言耸听，无不满口经典，一心为国，到此时已是真假莫辨，人心叵测。朋党向为中国专制政治之大忌，罗织此项常可置对手于死地，明末小人时常玩弄这种伎俩。实际上，中国古代官场出于营私攀援，同乡同年门生故吏的习惯纽带常被利用，虽是忽聚忽散，利益苟合，却也见怪不怪。东林、复社固然有信念之联结，不可同日而语，但亦难脱这种习气。其倡始者都宗奉朱学，皆欲藉权力以行道德之旨，反不如王学异端看得空。我很欣赏李卓吾在《答耿（定向）司寇》中一席话说得爽快：“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今某之行事，有一不与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有朋友，亦会宾客……及乎开口讲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何异哉？”“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这几个字分量极重，入木三分，鲜血淋漓。明中后期，官场里着实混迹着一群儒家末流，他们以依傍儒学道统自诩，内心却失落了儒学自我反省与追求完善的热忱。这是一种精神枯竭，丢失了向生存的意义——“存在”追问的勇气。任凭污浊滔天，我依然稳坐钓鱼台：亦要做官，亦要富贵，捣翻浆糊心无愧疚。宋明以来，凡属心理不安的人，苛责自己也苛责社会的人，才真的是皈依儒家的原始教义。程朱陆王，都是这种自我“不安宁”者。精神只有靠自己提升。而他们的追随者则很容易成为躺在主倡人怀抱中的“熟睡者”，思想贪图安逸的庸人。不肯思索，人云亦云，以教条吓唬别人，就是这种平庸的表现。究其根基，还是生存的私欲在主导其灵魂。不同的是，他们学会了虚伪和掩饰。更可恶的，还以此为棍子，藉卫道以掩其丑陋。这也就是汤显祖所深恶的“假人”。明末随处可见那种思想平庸而阴谋有术的“假人”，故文坛无宁日，政界有恶斗。
中国是个极重道德伦理的国家。以理想道德构筑理想政治，儒家的美梦从未圆过，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据史载，张溥与周延儒的交易原是有前提的：“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可见复社诸君亦不满意周之人品，出于下策，冒险与魔鬼打交道，却又幻想魔鬼改恶从善。故后人有为之辩解说：“假使天假以年，以溥之才力经济，而辅之以东林之正人君子，复社之英俊少年，则或可以使周延儒、吴昌时辈不得不出于正道……则或可以苟延明祚，未必遽至于亡。”这位先生实在没有看懂中国历史，更不懂政治为何物，迂得可以。作家借小说中的陈子龙有过这样的感慨：“以往的那个张溥已经彻彻底底死了，他所怀抱的理想也已经死了……”但在张溥不这样想，他有他的自我合理化，虽史无明载，却大抵也不离前面这位先生的假想。
陈寅恪先生曾倡言：“中国文明造极于宋。”意在言外，宋之下则日趋下流。确实像明朝这样的政治勾当，士大夫运动十数万两银子贿举宜兴复出，且不惜收买小人搜集政敌的贿证以击倒对方，以贿打贿，这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熙宁间，王马政见歧异似同冰炭，却人人都是堂堂正正，君子风度。政以贿成，政治亦因贿赂成风而污浊黑暗，以至连反贿赂也异变成整肃政敌的手段。权力与金钱的联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变得特别凶残，政治斗争亦因此成了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不可能“合理化”。试想此时再掺和到政治中去，会有什么好结果。史载周延儒得知被逮，“将所居楼阁三楹尽行焚毁，盖生平宝藏咸集于此。紫貂帐以十计，清河参有一只重十两者。金珠非上乘不能登此楼，焚时火焰皆作五色云”。如此贪渎、良心墨黑的政棍，张溥与之周旋，扶其上台，实在是大悲剧。不只是个人，更是大明的悲剧，气数已尽。果然周被诛之第二年，崇祯亦自悬而死。无论中外，道德想假权力而行，不能不是悲剧。或可谓：道德，道德，多少罪恶假汝而行！可惜中国的儒家不明此理，偏要诱后生带着“圣贤的眩晕”（仿海德格尔“自由的眩晕”）往这歧路上赶，正是折杀了多少“精英”！在这一点上，我倒要说西人因直率反而少些不明不白的眩晕。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与其混一，倒不如让两者保持必要的张力。至少也不必让莫名的幻想去作践人的灵魂，以至像张溥那样自欺而欺人，长醉不醒。
中国哲学最高的追求谓之“无执”，所谓物我两忘。但这是仰之弥高、不可企攀的境界，罕有人能涉及。明中后期，像李贽是激情型的，狂放而带血的刻薄，依然执着得有似疯子。汤显祖则处在现实自我与潜在自我的紧张之中，追求的“理想自我”只能隐显于梦境，故有“临川四梦”。中国大多数士大夫生存的本能是如此强固，难以抗拒。他们只是不断的设计自我，而不是超越自我。如能在现实自我与潜在自我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像吴梅村、陈子龙那样，已属佼佼者。明亡前后，这些人物的生存困境与内心矛盾，实在可以让写小说的发掘许多题材。人的生存困境，表现为身体与心灵、现实与理想、必然与可能等一系列二元难题。“生存困境”命题的提出，是将这些二元难题作动力学的展开，从而揭示了生存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导引人文学科进入心理学领域，摆脱“一般”而凸显“个别”。生存内在于个人而“存在”，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独特的。同样，当我们历史地理解任何一个个人，也应具体地注视他们面对“非此即彼”的两难是如何选择的，凸显此种选择的热情强度及其独特性。历史学要成为“人学”，使“人”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活体，舍此别无出路。恰如希腊哲人所言：“人不可能进入同一条河流。”史学当然要关注“情境”。由众人（意志）汇聚而综合形成的“社会情境”，正是个体“生存”要面对的客体。然而，即使同时同地同一瞬间，它对不同的主体而言，也不是“同一条河流”。这是因为他们的体验各不相同，应对更是殊相迥异，色彩斑斓。从这一意义上说，“小说历史”比起我们的“正宗”史学或许更能长袖善舞。内圣外王，修身治国，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从幼年诵读圣贤书之日，就以此自命为社会精英，内心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殊不知人类特有的那种生存困境，对中国士大夫的煎熬也因此来得格外痛苦。学而优则仕，既是为稻粱谋的生存必需，也是满腹经纶唯一所归。羊肠曲径，独木小桥，权力场的残酷，更加浓了人生飘忽不定的悲剧色彩，得志者少，失意者多。历史上读书人这方面牢骚之甚，已尽人皆知，不必多说。但是有一点常被忽略，读书人更少有敢于直面的，他们所深恶痛疾的社会之网的编织也少不了自己的一份手工。中国的古代政治，从来都是士大夫在台上围着一个人做戏，熙熙攘攘，或哄哄闹闹。遇上唐太宗这样的明智皇帝，是大幸，故曰“千载难逢”；碰到朱洪武就不好办，现在要侍候心理有点变态的崇祯帝，自然就头疼了。到头来不少人只好叹一声“反认他乡是故乡”，当然也有至死不悟的。可以说，自原始儒家就开始精心编织的政治体制，君君臣臣，无可逾越，早已宿命般规定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
与此相关，中国古代社会的悲剧还有另一个侧面，那就是常被“精英”们遗忘在村野角落的农民大众。平日里，他们是一群最不起眼的芸芸众生，不因被冷落而辄耕，背负青天，面朝黄土，为一家之生计终日牛马般劳作。他们是如此的老实顺从，以至有闲情的文人逸士常误读了村野风景，为所谓的恬静而心醉如痴。殊不知他们是可以欺生而却绝不畏死。如若把他们置之死地，在生死必择的关头，铤而走险，那破坏性的力量也着实可怕。中国历史上就一再领教过了，从山村里走出来的暴怒，二三百年的物质积累毁于一旦。恕我直言，我不喜欢姚雪垠小说《李自成》的过分美化，“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已成了文坛笑料，明日黄花。冷眼看末世，我们常会感叹朝中无人才，其实中国之大，人才往往藏龙卧虎于山村僻野，可异的是非到乱世不可能显露出英雄豪杰的本色。明末李、张皆非等闲之辈，尤其是自成，若非东北杀出个皇太极、多尔衮，他完全可以成就一位比洪武要好得多的新朝开国君主；张献忠若成功，较之洪武也许更凶狠，此人则不足道。在有些方面，自成是过于仁慈，既不满意刘宗敏辈的胡作妄为，又不想伤兄弟的旧日情分，开诛戮功臣的杀戒。他不谙仁慈就是犯罪的政治法门。入京四十来天，他没有急于登极，其间仍有不少可深探之处。然而，严酷的历史已一再说明，即使成立新朝，毕竟仍是王朝的再版，过不多久，农民兄弟们又会发觉被自己的领袖所抛弃，再度回到旧日的风景。现在有些人以厌恶农民起义为时髦，我不甚欣赏。农民为求生而揭竿，无可指责。要责难的倒是何以会激发起农民铤而走险，以至生灵涂炭？要追问的是中国何以逃不出六道轮回，农民出身的皇帝未必比贵族皇帝来得善良？
644年，中国再一次经历王朝鼎革，紫禁城又换主人。治乱相继，反复轮回，至此古老中国几已逼近了绝境。社会从内里烂透，《红楼梦》所揭示的僵而不死的状态，明中叶以来已然成形。其时英国已告别中世纪，步入资本主义纪元。中西差距的拉开，正是以此为界碑的。尽管此后还有“康乾盛世”的插曲，那不过是晚霞一抹，历史的惯性施展淫威，黄昏之后是长夜。近代中国人正是负荷着历史的沉重走向对世界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