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章里，我提到自己只读了一年大学就休学了。休学后，我先去了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然后到日本，从鹿儿岛乘着货船去了大阪。接下来我到了韩国，然后又转回日本。结束这一次长途旅行后，我回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再次出发，去了印度、尼泊尔、阿富汗、伊朗、也门和耶路撒冷之后才回国。但是我可能是一个待不住的性格，即使在国内也没有停止行走。我骑着自行车周游美国，遍访住在各地的亲友。这时，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正在纽约州的北部建一座新房子，我立刻跑过去帮忙。我对建房子一无所知，但是朋友很乐意指导我。我们从地基开始，最终完成了整个房子的建设。因为建的房子很大，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
建完房子后，我又重返大学校园，并且开始给杂志写稿。当我决心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时，我遇到了一位朋友。他是一个研究人员，也是一个微生物学教授，当时刚刚进入佐治亚州的研究机构。我在他那里工作两年后，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成为科学家的潜质。这两年里，我开始创业，同时也在继续撰稿。因为在研究所可以使用计算机，所以我接触到了互联网这一新鲜事物。
离开研究所后，我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到《全球概览》工作。在那里，我加入了我唯一知道的早期的互联网实验项目中，并且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
我在《全球概览》最先着手做的就是召开黑客大会。同一年，面向一般网络用户的The Well创立。在此之前，除了在大学能使用网络发送邮件，也就只有在科技公司能够接触互联网了，一般人根本没有机会使用互联网。因为The Well的出现，大众终于得以和互联网亲密接触。每月花费8美元，就可以收发邮件，还可以和其他用户联系。
这个时期还有几本杂志陆续创刊，其中之一就是《信号》（Signal）。这本杂志主要涉及数字化方面的内容，为我日后创办《连线》带来了很多启发。
因为当时签下了处女作《失控》一书的合约，所以我暂时停止了在《全球概览》的工作，整日坐在我家后院漏雨的小屋里专心写作，一写就是五六年。当我刚刚完成书的写作时，路易斯·罗塞特从阿姆斯特丹跑来，邀我出任《连线》杂志的主编。创刊号于1993年1月问世，比《信号》晚了大约四年。创刊号上登载了《失控》一书中采访过的人物报道。The Well还对《连线》的创刊进行了报道。这就是我在《连线》杂志创刊之前走过的道路。
成功带来的迷茫因为《连线》杂志，我采访了许多硅谷的知名企业家。他们给我的感受就是，人越成功就越难以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究其原因，可能是成功会将人与现实社会隔绝。
20世纪70年代，我在印度旅行时遇到过一些年纪很大的游客。他们比较富有，出行都配有专车和导游。我作为一个背包客，虽然没钱，但有的是时间和自由。这些老年游客日程已经被占满，反而很羡慕我的旅行方式。有钱的人可以为有经验的导游、节约时间的出行和各种便捷买单，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和真实社会接触的机会。我没有钱，想要得到任何经验，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想办法，这就迫使我必须运用想象力和创造力。什么都可以花钱买到的阶层可以靠付费达到目的，就不再需要付出这些努力了。
如果你已经拥有成功，你就很难从现在的状态中走出来。你可以非常努力地在现在的基础之上再提升一点儿，但是完全换一个领域对你来说会十分困难。因为这种转换可能涉及生死存亡，你可能会因此变得一无所有，也可能会变得一无所知。越是成功就越想追求完美，而且这种对完美的极致追求根本停不下来。
但是，如果想要继续提升高度，有时候就需要先降下来。在进入下一个阶段时，我们需要先回到谷底，再冲上顶峰。然而，这很难做到，因为降下来的过程，对成功者而言，就意味着失败。
我采访过比尔·盖茨和杰夫·贝佐斯等人，他们就不属于我提到的止步不前的类型，他们直到今天还处在上升的阶段。这些人的共通之处就是可以正确地认识自己。比尔·盖茨将自己的人生重心从积累财富改变为经营慈善事业，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认识改变了，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也更清晰了。选择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退出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因此我一直认为他有异于常人之处。
史蒂夫·乔布斯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这个人有些傲慢和无礼，在生命最后几年尤其明显，因此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但是在做事方面，他异常执着，从来不惧风险，不会放弃，也不会被成功束缚。他虽然没有讨人喜欢的性格，甚至一度被赶出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但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
我刚刚说到的容易故步自封的群体，基本都是没有那么叱咤风云的富裕阶层，比如大公司的CEO、航空公司的经营者、旧金山的地产大佬等。这里我无法说出具体的信息。他们都是众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却被自己的人生和成功束缚得紧紧的，难以挪动。
我完全没有批评他们的意思，我只想说，想要真正了解自己，就需要经历失败，也需要有从零开始的经历。而这些人已经无法从成功中走出来，面对新的挑战了。
科学的基础就是失败，所有的进步都来自失败，创新也是如此。要想获得成功，就要挑战难题。有很多成功者已经不能接受失败，因此也就很难再有进步和创新。我自己也是一样，越来越不愿挑战成功概率低的项目，也越来越不能忍耐。
大企业无法创新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公司。例如微软这种在计算机领域致力于开发最佳操作系统的公司，如果想要将重点转移到软件领域，就要暂时从现在的最高峰跌落。这种决断非常难，通常只有疯狂的人才能做到。这种事情比尔·盖茨做不到，但乔布斯就可以。总之，越是成功的企业越难转型，在转型期就要面对业绩下滑的现实，这样颠覆性的技术转型确实十分艰难。
大企业难以创新的主要原因是很难找到新的突破口。而且，越是成功的企业越追求效率上的完美和优化，就会去做自己已经成功的事，或是追求完美的流程。如果想要有新发现，就必须走一条和最优化截然相反的道路。选择风险大、获利少、规模小的方向，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商业冒险。
而且，一个已经取得成功且维持最优状态的企业，也未必能够承受向恶劣的商业环境转轨的考验。除非公司的高管可以“独断专行”，将企业拉向收益小、风险高的小型市场。
我在第三章介绍的人造肉市场目前就处于规模小、风险高、没有保障的状态。一个成功的大公司会愿意投身其中吗？大公司可能更倾向于鼓励小公司试水，如果成功，就将小公司收购。因为大公司太成功了，彻底投入这样的领域基本没有可能。
不过，创新并非集中型，而是分散型的，是根植于企业文化之中的。因此，即便买下小公司，也无法买下它们的创新性，买下的只能是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这样的收购无法带来未来的持续创新，只是普通的商业行为而已。
创新产生于边缘之处我采访过很多为这个世界带来变革的风云人物，比如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杰夫·贝佐斯等。他们取得最辉煌的成就之前，都身处混沌的最底层。公司、国家、互联网，所有复杂的系统其实都在追求一种极致的秩序。追求秩序的力量在暗暗涌动。没有人会喜欢混沌，连公司普通员工都会抱怨“公司内部混乱，需要好好定规则”。
然而，事物本身还会突然加速、突然失控，会向混沌靠拢。研究表明，长期存续的事物都处在严密的秩序与完全混沌的夹缝中，在这个狭窄的地带滑动，随时有掉入一边的危险。
这就好像是一个悬崖，而悬崖的边缘才是最适合发展的领域。最具活力的成功企业，就是站在混沌的边缘且不会被秩序所束缚的企业。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特点，那么企业很可能更偏向秩序的一边，也会因此缺少活力。
这一点在电视、电影和杂志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电影有自己的拍摄周期，杂志也要每月按时出版，电视的整点新闻更是一秒都不能差。为了确保在截止时间前完成任务，所有人都好似拼了命一样。比如我们的《连线》杂志，每个月都担心到底能不能按时出版。《连线》可以按时出版，我一直觉得是个奇迹。但也正是因为我们一直站在悬崖边上，从来没有感到过轻松和安稳，杂志品质才能够不断提升。
我们一直逼迫自己站在悬崖的边缘，因为那才是最有活力的地带。我们也尝试过求稳，不再做一些冒险的事情，但每次还是会把自己逼回到这里。看上去充满风险的地方，恰恰是孕育成功的摇篮。
同时，只有小企业才能做到革新。有很多风险投资人会为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但是如果投资金额巨大，他们就会直接收购小企业，而不会坐等革新成果。所以，不要以为给初创企业充足的资金是好事。如果资金太多，反而会毁了这些小公司。金额只要能大致维持企业生存即可，真的是所谓的“给口饭吃”就行。
最近，听说一些日本的风险投资机构为有优秀创意和团队的初创企业提供大笔资金。人是很难拒绝优厚条件的，极少有人能回绝几百万美元的投资。但确实有少数头脑清醒的人不会接受过多的投资。只有保持几分饥饿的状态，才能有继续创新的可能。
召开“失败分享会”创新的本质是要从低效和失败中汲取经验。因此，在硅谷有一个说法，叫作“积极地失败”。失败了，跌倒了，再从原地爬起来，这才能帮助人们吸取教训。硅谷的革新都来自正确对待失败的态度。即使实验失败，也会被当作成功的一部分，没人会对此加以非难。亚洲国家如果可以更宽容地对待失败，可能就会更容易产生创新。
近来有一个初创企业在进行敏捷项目的开发，颇受关注。平时如果多积累一些小的失败，就可以避免大的失败。而且对待小的失败也要迅速做出反应，不要让它们酿成危险，即便有损失也不要苛责。近年来的大趋势就是要让失败以微小的形式在早期显露。
我在第三章里提到的孵化器公司下面有15家小企业。他们会为每个企业投资25万美元，并且提供4个月左右的孵化器使用时间。4个月后，公司成员将获得一个机会，在众多投资者面前展示成果。
项目发起人可以有4个月时间充分论证自己的创意，团队也会为他们提供支持。等到4个月后，会有15个成员进行成果展示。这时，有些公司还能继续得到投资，继续推进自己的项目，但有些公司就只能退场了。投资人也可以投入100万美元和一年的时间，但是其实他们只需要投入25万美元和4个月的时间就能知道结果。
不得不说，这样的做法的确高效。因为即便不顺利，损失也可以降到最低。这就是敏捷管理的效果。也许投资人还会再花4个月，拿出25万或50万美元，在几个月后验证结果。
但是这套做法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呢？比如说日本？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在日本，人们将失败视为耻辱，这种做法可能行不通。
由此我想到，也许我们需要以分享失败经验的形式，让受到挫折的人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成功人士。为了让社会大众更能接受失败，我们可以召开失败分享会，让失败的经历也能展现出积极的效果。在会上，同为失败群体，大家要相互尊重，将自己的失败经历和原因分享出来，还可以考虑颁个奖给损失最大的人，让大家能够用一种“谁惨谁厉害”的调侃心态面对挫折。
我有个朋友两年前损失了一大笔财富，大约500万美元，企业因此破产。他逢人便说这段经历，完全没有忌讳。
如何保持思考 未来的人生要以日计算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参加了一个修行活动，活动内容就是让大家思考一下，如果生命还有6个月的时间，你会做些什么。我认真地想了很多，最后的结论是，从今以后，要以“日”为单位来计算生命的余额。音乐家布莱恩·伊诺也曾经告诉我，余生不要再用“年”来计算长度，要用“日”。
假如从今天算起，我还能再活20年，听起来也不算短。但是如果换作天数，就是7000多天。我是1952年出生的，查了一下政府公布的平均年龄表，我这一年出生的人预计平均寿命是75岁。所以，减去我现在的年龄，再换算成天，就可以做出一个准确的倒计时表。我将这个表导入电脑中，每天都可以提醒自己生命还剩多少天。
当看到“倒计时6280天”这样具体的数字时，我不由得会想要思考具体该做些什么。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我一定要选出一件来从今天就开始。
我的朋友斯图尔特·布兰德给我分享过一个人生小心得。他是一个凡事都要做周密计划的人，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几乎所有的计划从开始设想到全部完成都是5年左右的时间。无论是写书、开公司，还是创办非营利组织，他平均花费的时间都是5年。于是，他开始思考有生之年还能够完成几个计划。因为他已年近80，所以最多还可以完成两个。如果按照他的计划时间表，我最多也就能完成四五个计划。依照生命的长度来制订计划，其实人一生能完成的计划也很有限。
我做这些计算，就是为了帮助自己确定需要全心投入的工作。如果人生只剩下6000多天，我必须让今天过得有意义。因此，“今日是好日”，也必须是好日，要用一种感恩的心态迎接每一天。
对人生感到满意的人有哪些共性如果让我给年轻人提一些建议，我会对他们说：假如你决定了未来的道路，请找一位走过这条路的老人，一起度过一周的时间。你可以问问他迄今为止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听他说说对自己的评价。这个人最好是你所敬仰的前辈，最后你还要认真思考一下他说的话。
对人生感到满意的人有几个共通之处。首先，他们会一直追问“自己是谁”。什么才最适合自己，这是一个难题。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深刻地思考，并且认真地审视自己，了解真正的自己。我所知道的艺术家、发明家和编辑都在不断自问自答。
作为一名编辑，我读过非常多的杂志，每本杂志都能彰显编辑的个性。这些表达的背后，是编辑发现自我的历程。人生不仅仅是为了做大买卖赚大钱，也不是有一个奇思妙想后付出努力即可。公司最终是你个性和人格的体现，代表的就是你这个人。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自我认识，你就无法打造个性鲜明的公司，也就很难在竞争中胜出。
我们经常看到电视节目里问：“给你十个亿你会做什么？”你如果被问到，能马上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吗？买游艇，给父母买房子，这样的回答也没有问题，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
大家可能会说，我们没见过那么多钱，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因为没钱所以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最没有意义的想法，是不能独立完成一件工作的借口。我刚才也说过，对初创企业而言，创业初期过多的投资有时候反而会变成不利因素。因为没有钱，才会去挖空心思想办法，才会不断改进发明，才会充满创造力。
说到这里，我还想奉劝年轻人，一定要试着体验一段没有钱的贫困生活。可以去非洲农村生活半个月，或者背着帐篷和少量食物出去徒步。有了这段经历，你会感受到一无所有时才能感受到的小欢喜，也能知道自己可以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完成多少事情。
我年轻时曾经自己盖过房子。如果现在有一场大火烧毁了我的家，或者股市暴跌导致我失去现有的房产，我也有信心在老家给自己盖个安身之所。我也有过钻在睡袋里睡觉，只靠豆子和大米充饥的经历，所以并不害怕一夜之间财产全部蒸发。只要有一点儿粮食和一个睡袋，我就能活下去。因为有过底层生活的体验，所以我不担心在创业时失去所有。年轻人如果体验过这种贫困的生活，在遇到高风险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恐惧。
结婚生子后，我的状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曾经住在尼泊尔的土坯房里，和有一群孩子的人家一起生活。他们非常贫穷，但是也很幸福。看到他们的样子，我相信自己一定会给孩子们提供幸福的生活。我盖房子的时候，我们一家五口曾经挤在一间房子里生活，但是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孩子并不需要昂贵的婴儿车和玩具，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关注，以及和父母一起度过的时光。与其给孩子买昂贵的玩具，不如坐下来给他们读一本书。
写下你的思路2010年时，我写了一本揭示科技基本法则的书——《科技想要什么》。写这本书时，我阅读了大量的图书，其中很多都是关于科技与艺术进化史的。这些历史同时也是科学的历史，甚至还涉及兵器和战争的内容。我在阅读之后，还亲自拜访了一些作者，倾听他们的独到见解。
不过，我发现最有帮助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在写成文字之前，其实我对自己的想法还不是非常明确。只有写下来，才能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明白。然后，我就再去书中找答案，再去听别人的想法，直到真正理解。这之后我会继续写上几行，很可能会再次发觉自己好像并没有真正领悟，于是又会重复同样的环节。有时候外出散步回到家后，我会忽然顿悟。这是一个相当费时的过程，要不停地修改，直到自己满意。我当时不停地写博客，也是这个原因。在写博客的过程中，草稿也就成形了。写下思路的过程，其实就是深度思考的过程。
我经常同时开始做几件事情。例如，我在写这本书时，会因为有兴趣而开始着手写有关VR的书。然后我又会听说AR云，想进一步了解AR云。在做了一番调查后，我发现“AR云好有趣”，我会思考它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谁会使用这样的术语，它有什么意义，我会做进一步的研究。当想要继续探究的时候，我发现没有相关书籍，仅有的文献都是论文和新闻报道。我只好给专家发邮件，请教他们论文中提到的问题。经过研究，我发现这个领域还没有一本专著，于是干脆决定自己写一本。
当进入写作环节后，我会反复和各种人确认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并把自己写好的段落拿给别人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为了知道一种技术是否真的可以实现，我会去拜访相关专家，请他们给我演示。我还会给《连线》杂志报选题，请他们邀请专家接受采访。我忙着飞来飞去，飞回来后书稿也就基本成形了。
为了写稿，我可以花两个月的时间去专家那里请他们给我演示。我总是需要在亲眼确认后才能够落笔成文。包括在写关于阿米什人的书时，我也一定要亲自感受他们的生活才行。
因为采访内容太多，我每次交给杂志的稿件都严重超字数，编辑都要砍去一半的篇幅。
我在用了五六个月的时间构思AR云的内容后才开始动笔，然后又去咨询专家，继续思考，产生新的想法，并且不断听取别人的意见。
在写作时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作者。我知道的作者都很善于架构故事，有天生的才华。而我总是要去追问事情的起源、背后的哲学与原理，重心总是在文字之外。因此，我的书和其他作家的不同，更多的是全局构造和议论。
我很乐于去展现一个事物的结构和理论，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它。对别人来说，这是一个苦差，于我却是一件乐事。我发愁的是如何把文字写得流畅易懂，因此总会把这部分的工作交由他人代劳。
AI时代人类能做什么我一直相信，作为一种习惯，“不断提问”必然会成为人类最基本也最有价值的行为之一。可以马上得到答案的问题就扔给机器，人的价值在于在面对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时，可以不断思考，不断提问。
正确地提出问题，本身就很有价值。这是探索、科学和创造性的基础，是创新。人类未来的工作将会变成提问，以及应对不确定性。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自己关于“提问”的思考。提出问题，不代表一种反乌托邦的精神，那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时，也不是好莱坞科幻大片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好莱坞电影里的“未来世界”都太虚无缥缈了。
最切实的做法是去质疑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学会推翻常理进行思考。虽然所谓的常理和常识大都是正确的，但不排除其中夹杂着错误的东西。如果能够将这些错误找出，就会是一个新的发现。对常识持怀疑态度很重要，质疑是打开新局面的开始。
举例来说，20世纪60年代，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了“摩尔定律”，其核心内容就是“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在大约每经过18个月到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所有人都默认这个变化是持续的，那么你就可以反向思考，假如这个过程停下来了会发生什么。如果摩尔定律突然停止，必然会发生重大的改变，我一直以来所说所写的那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又或者摩尔定律提到的速度突然加快了呢？极端地说，假如这个速度变成了20倍，又会发生什么呢？如果这样，那么每年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世界的走向也将完全不同。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希望年轻人可以用这样颠覆常识、质疑常理的态度思考问题、思考未来，这样才有可能在平平无奇中发现新的线索。
此外，还要学会寻找证据。我们在凭空思考未来的样貌时，脑子里会产生各种天马行空的念头。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寻找具体的论据。可以先去查找相关的研究，如果能够找到，就可以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寻找更多的证据，并由此做出合理的推测。当我们想要质疑常理——比如设想一下摩尔定律加速20倍——的时候，也要找到相应的证据，寻找相关的论文，证明这种假设的可能性。
构想未来，其实一半在于构想，剩下的一半在于寻找论据和方法，帮助我们实现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