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亚洲的时代与科技地缘政治
在第二章里，我将这个时代称为“AI的时代”、“沉浸式计算的时代”和“新生物学的时代”，现在我要再加一句——“亚洲的时代”。
经历过较长贫困时期的亚洲国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产阶级，他们趋于成熟，其中已经出现了相当富裕的群体。有些人在我初次造访时还住着窝棚，再见面时就已经坐拥大宅了。
因为我经常在亚洲各国旅行，有很多亲身体验，所以对亚洲的未来持有十分乐观的看法。我最早去的亚洲地区是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那还是在1972年。同年，我也去了日本和韩国，见证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无到有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国和印度也是我从很早就开始定期前往的国家，我在这两个国家度过了很多时间，一直关注这两个拥有十数亿人口的国家的变化。
实话实说，当我看到这样的亚洲世界后，心里产生了一丝不安。因为我非常担心美国现在的做法会没有出路。美国可以算是世界上的一个特殊存在，它是超级大国，还不断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这一切就是特朗普能够当选总统的原因。美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亚洲崛起是既成事实，美国遥遥领先世界各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在情感上对此十分抵触。
我观察了中国、印度、韩国、越南等国，这些国家还在继续发展变化。虽然它们可能要到下一代人才能完成全面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在很多方面，已经比欧美等国业已实现的现代化要领先很多。我之所以定期前往中国和印度，原因之一也是想亲眼见证它们的每一步发展。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有28亿之多，仅这两个国家就占到世界人口的1/3以上，大约是美国人口的10倍。单从人口数字上看，中国和印度对世界的影响力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它们如何对待能源问题、公害问题、二氧化碳排放、全球变暖和气候异常，都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而且其影响力注定要超过美国。
和个人主义相比，东亚文化更注重社会契约在这里，请允许我多说几句自己和亚洲的渊源。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办理了休学，跑到亚洲去做摄影师。但我并不是为了找份工作，或者挣一笔钱，我有自己的目标。在亚洲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很充实，前往各地拍摄当地节庆活动和乡土风情。
虽然我有正式的工作，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我并不是游手好闲，躲在阴凉里游泳享乐，我每天只是不断地外出采风取景。即使到今天，我虽然会因为一些原因前往亚洲，但还会拿出一两天的时间专心摄影。
经过多年的观察，我发现亚洲各国在一个问题上整齐划一地和欧美存在巨大差别，那就是对待隐私的态度。在美国，公和私的界限非常明确，但是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各国，这一点比较模糊。比如外人可以不经允许进入你家的前院，而你还不能把他轰出去。
此外，在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会开着大门，里面做什么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生活中大家也习惯敞着门，来来往往的人都能看到你是在家里做饭还是干其他活儿，大家对这种生活方式都习以为常。
这对我这种外来人员真是一个福利。我在农村摄影时，经常会被人邀请到家里做客。也不用敲门，也不用取得摄影许可，就这么进到小院里过上一天的悠闲时光。
如果说文化层面还有哪些不同，那就是亚洲文化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特别是在东亚文化中，相比个人主义，人们更看重社会契约。当身处其中时，我就能感觉到这一点的必要性。日本在这方面尤其突出。社会常识（common sense）的力量极其强大，每个人在行动时都要充分考虑所处社会的利益。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并不太介意社会的构造，自己想的才是最重要的，带有很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
例如，一个年轻人想要学习数学专业，但是家里却想要他继承家业。这种事情在哪个国家都会发生。如果是在美国，年轻人一定会坚持走自己的路，同时尝试寻找其他可以帮助家庭的方法。但是在亚洲，家庭和社会才是一个人最需要做出奉献的对象，很多人都会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改变自己的梦想。
中国会出现下一个“苹果”未来的中国经济是否会像美国预测的那样拥有绝对优势呢？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地确定，但我认为可能性极大。比如，中国的大型企业应该会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有人认为这都是因为企业背后是国家的支持，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政府与企业的纽带的确十分紧密，但是主要还是因为这些企业在国内市场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才能借着发展势头成功进军海外。更何况这些大型企业的领导本身也都是商业精英。
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一定会开发出下一个iPhone，开发出从欧美到发展中国家，每个人都想拥有的产品。这个产品有可能是智能眼镜，也有可能是电动汽车。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产品，但一定是中国人设计和创造的品牌。例如，如果某个中国企业可以开发出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智能眼镜，掌控AR技术和信息数据，那么该企业就有可能发展成和苹果公司规模相当的全球知名企业。
深圳力量的来源在中国，有一个和美国硅谷地位相当的城市，那就是深圳。这里聚集了众多初创企业，城市活力源于外来人口的能量。美国市场的活力其实也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过去两三百年里，很多人怀揣梦想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包括我在内，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是移民的后裔。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又催生了新的观点和文化，形成了美国特有的多元文化。这些就是美国之所以可以快速发展的动力。
其实，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外来人口充满了动力和活力，他们其实就是国内的“移民”。中国疆域辽阔，有众多的民族，几百种语言。云南省村落里的方言，上海人完全听不懂。哈尔滨和广州的居民之间也用着几乎完全不一样的语言。中国虽然在文字上基本统一，但是口语方面千差万别。
如今，这些人都来到了同一个城市生活。一个来自甘肃农村的小伙子，买了一张单程票来到深圳，工位旁边坐着来自云南的同事。从距离上、习俗上看，他们几乎跨越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在深圳，有超过1700万人口，只是这一千多万人中极少有本地人口，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员，他们在不断地融合和协作。深圳是一座崭新的城市。
财富的源泉在于差异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有其独特之处。在新经济时代，创新和财富的源泉就在于独一无二，在于与他人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因此，日本人的独特性成了日本发展的原动力。
说到日本的不同之处，就不能不提及它特有的哲学思想。日本人认为万物都有生命，即便是不会动的岩石、大地和树木，也都有内在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对机器人的看法和其他国家并不相同。日本人与众不同的科技观就是他们强有力的文化力量。
我个人并没有在日本工作的经历，但是也熟知他们的“集团主义”行为模式。虽然这种做法有时候会造成麻烦，但是在很多时候还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
我的朋友斯图尔特·布兰德创建了一个名为“今日永存”的基金会（Long Now Fundation），其主旨就是要做长远的思考。他们有一个“万年钟”的项目。这个钟高约152米，建在深山中，可以自动运行上万年，每天中午会发出不同的旋律。
但是，想要维护这个钟，也需要坚持上万年。这让我想到了每次去日本时的心得。每当我坐在电车上穿行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时，我都会看向窗外，想要寻找一个屋顶瓦片破损的房子。但是，这么多次下来，一个这样的房子也没找到。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把维护工作做得如此彻底。因此，我提议将万年钟的维护交由日本公司，因为他们是全世界最擅长做这个工作的人。
日本的维护工作非常卓越。伊势神宫就一直坚持着每20年重修（迁移神殿）一次的频率，可以称得上是建筑维护领域里极致的例子。而且，日本还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公司，日本酒藏和日式旅馆的历史竟然可以以千年计。他们在保持传统和维护原貌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精于细节。因为国土狭小，他们学会了如何利用微小的空间。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中对空间的有效利用。
世界各地的“收缩与分散”在去往世界各地的旅行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各地在工业革命之前因为阻隔而产生的多元文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趋向统一。从某个层面看，人类的文化在不断地收缩。这种收缩导致在其他层面的分散不断加速。
我们都很熟悉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又称自我实现理论）指出，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存必需的生理需求，接着是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到这个阶段才会开始追求兴趣爱好和事业。当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才会有较高级的需求，人们才会提出“我是谁”的问题，会考虑自己存在的意义，开始某种自我觉醒，继而达到自我实现的阶段。
借用这个框架，我认为全世界在最基础的层次上的需求正在收缩。全世界的人都想要空调、Wi-Fi、洁净的自来水。学校的教材是雷同的，在大城市里，人们看着相同的电影，吃着相似的食物。
但是，正是因为在需求层次的最底层发生了收缩现象，才会出现高层需求的分散与多元。我们才会探索我们为何在这里，对生存的意义、生命的方向做出不同的思考。
城市的兴起 未来大城市将被高度机械化的农场环绕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也呈现出全球化趋势，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都在不断摸索，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寻找自身优势。长期来看，这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
当人口可以在全球范围随意流动，语言也不再是障碍时，各地就会努力强调自己的优势，并以此招贤求能。例如，东京就会想尽办法展现自己的魅力。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再过100年，在日本，除东京以外的地区就会变得人口稀少。前不久，我和妻子在四国做了环岛深度旅行，发现因为年轻人都涌入城市，农村人口急剧减少。甚至在有的地方，汽车站上摆着假人装点门面。中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有些村庄里只有老人和儿童，青壮年都外出去深圳、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打工。不用等100年的时间，这样的村庄就将永远消失。不仅在日本和中国，全世界都会出现城市不断扩张、农村不断消失的景象。
未来，人们会选择在大城市生活，城市以外的平原会成为粮食生产的区域，其他地方都将恢复自然的面貌。人们在高度发达的都市中安居乐业，郊外自然环境优美，农庄分布其中，农庄里的机器人辛勤劳作。
产业塑造城市类型未来还会出现类似深圳这样大量聚集特定产业的城市。深圳遍布制造业工厂，这样的布局其实非常科学，而且高效。深圳并非主打软件，而是主打制造业，相当于集中了软件开发公司的硅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产业生态。同样，美国的波士顿作为机器人开发的中心城市，聚集了大量机器人领域的初创企业。两个城市的定位如此分明，所有人都会形成一个固定印象：“想从事机器人制造就去波士顿，想做家电行业就去深圳。”城市定位有助于汇集更好的资源。比如美国的南加州一带就形成了电影工业的集群，有志于成为导演和明星的人一定会首选南加州。
21世纪还会形成很多以某种产业为核心的城市，想要从事相关产业的人也会将其作为第一选择。比如提起设计，大家就会将目光投向阿姆斯特丹。至于东京，它也许可以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中心城市。
城市在形成产业定位后，可以更好地调配人才及资金。这样的超级城市人口会达到几千万，并辐射周边，比一般单个城市占地面积要大很多，类似于东京的首都圈、旧金山的湾区、珠三角地区、纽约都市圈，多个城市共同发挥城市功能。
城市争夺人才的时代我曾经引用过别人说的一句话，“国家，在处理小事的时候显得太大，在处理大事的时候又显得太小”。我一直认为，城市应该掌握主导权，而不是国家，这样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比起国家，我更希望看到充满动力的城市蓬勃兴起，在世界各地出现超级城市，并且形成超级城市的合作网。现在，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来自城市，这里聚集财富，各式各样有趣的新事物也在这里兴起。
未来，城市必然还会不断发展，城市人口也会不断增加。如今城市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的50%以上，将来会增加到75%。因此，很有必要为了配合这一趋势研究出新的政策。
在遥远的未来，这种趋势会愈发明显。因此，需要有新的政策保障流动人口的权利，要调整现有的法律和税制，以便人们可以前往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生活。如果谁都可以自由地择地而居，城市之间就要在吸引力上相互竞争了。
到了2070年，全世界人口开始减少，而且会逐年递减。因此，城市会为了保证人口数量而展开竞争。而从这个节点开始，再发展下去，未来世界将会成为我梦寐以求的样子——城市的权力超过国家的权力。这一点和现在加利福尼亚州能够左右美国的国家政策有些相像。
此处以加利福尼亚州对汽车尾气排放的规定为例来说明加州政策如何影响到美国的全国政策。加州对环保的要求比其他地区都要严苛。因为加州面积大，汽车保有量高，汽车厂商又不愿意按照两套标准生产汽车，最终加州的标准成了美国全国统一的标准。
如果一个城市的环保标准远比其他城市严格，那么最终结果就是其他城市要提升自己的标准。这个模式也适合其他领域。比如，欧洲推行最为严格的个人隐私保护法后，其他国家也只能紧随其后。因此，我相信在多年以后，城市一定可以掌握绝对的主导权。
凯文·凯利和他的藏书
（照片由詹森·亨利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