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非常体恤教会的长老、主日学教师等同工。他总是热情地表达对教会同工的赞赏，并且信赖他们，将事务决策、教会管理、执行教会纪律等许多重大的责任托付给他们。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牧师能与他相比。——宣道会前任主席 路易斯·金博士
当陶恕从印第安纳波利斯驾车西行前往芝加哥的时候，绝对想不到他会在那里住31年，也绝对想不到位于70大街和联合火车站路口的南城福音礼拜堂，后来会成为他最主要的服侍场所。上帝有时会将他的仆人安放在一些特定的地方。陶恕后来渐渐明白，上帝把他放在了芝加哥。1928年，芝加哥拥有330万人口，是继纽约、伦敦、柏林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城市；在富裕程度方面，更是仅次于纽约，位居世界第二。在那个美元币值很高的时代，芝加哥以拥有至少100名百万富翁为荣。
在这些富豪中，位居前列的有阿穆尔（Armour）、菲尔德（Field）、麦考密克（McCormick）、帕尔默（Palmer）、普尔曼（Pullman）等，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芝加哥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兴建了湖滨公园、林荫大道、森林保护区等公共区域。芝加哥既是工业重镇，也是交通枢纽，共有七个火车客运站，每天进出列车超过1000列，铁路系统可直达整个北美。芝加哥还主导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业、商业和服务业。这座都市的市容之壮观、财富之集中、权势之鼎盛，在当时唯有纽约可与之媲美。
芝加哥是个大都市。慕迪圣经学院有鲁本·托里博士（Reuben A.Torrey）和雅各·格雷博士（JamesM.Gray）等名师，教师阵容群星璀璨，对热爱福音的人来说，这就像磁铁一样，吸引力极强；慕迪纪念教会更是群英荟萃：托里、保罗·雷德、狄克逊（A.C.Dixon）、菲尔波特（P.W.Philpot）、艾恩赛（H.A.Ironside）等众多名牧均在那里牧会。此外，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培养了大批福音派传道人，其中许多都在大芝加哥地区侍奉。
20世纪早期，大量移民涌入芝加哥，有德国人、波兰人、波希米亚人、斯洛伐克人、爱尔兰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以及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人。这些移民大多是男性，因为美国的工资比自己国家高得多，才远赴重洋前来淘金。有的人省吃俭用，打算赚够了500美元就回国享福；还有的人则是一有钱，马上就往家里寄。长期留下来的移民形成了二三十年代稳定的工人阶级。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庞大移民潮的增长开始停滞，到了1923年，非熟练工的数量大幅缩减。与此同时，芝加哥地价飞涨，城市逐渐向西扩张。
禁酒令催生了一个新的暴利行业，吸引许多心狠手辣的“能人”投身其中，并发了大财。芝加哥就是这个非法行业黑暗面的最好证明，当时这个城市以“罪恶之都”闻名天下，艾尔·卡彭（Al Capone）就是城市的犯罪之王。而像芝加哥市长、外号“大家伙比尔”的汤普森（Thompson）等这些政界大佬，更是腐败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在1926至1930年的5年间，黑帮火并造成了约200名无辜者死亡，相比之下，敲诈勒索案件和工人暴动的影响不过尔尔。
“芝加哥永远有着两幅脸孔，”作家内尔森·阿尔杰恩（Nelson Algren）在他的经典作品《芝加哥：一座成长中的城市》（Chicago: City on the Make）中写道，“一张是给赢家看的，一张是给输家看的；一张是给骗子看的，一张是给本分人看的；一张是给强者看的，一张是给弱者看的。”[插图]而芝加哥著名诗人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则对这个城市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芝加哥就是美国梦的缩影，而且更极端也更绚丽。”1928年，陶恕一家开着那辆忠心耿耿的1925年产奥克兰轿车，穿越南部城郊的大片工业区抵达目的地，此时迎接他们的，就是这样一座城市。
没过多久，陶恕的大名就在芝加哥的福音派基督徒中传开了，那些希望自己的心意和灵命得到更新的人，都被他的讲道吸引。芝加哥的公共交通系统非常发达，来教会很方便，因此不论远近，大家都来聆听这位杰出讲员的教导，就连神学院的教授们也慕名而来，并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学生。有一些新加入的基督徒原本是当时主流教会的会友，因不满本教会缺乏《圣经》教导、出于对上帝之道的渴慕，专程到这里来“加餐”，甚至有些人连着参加下午和晚上两场崇拜。
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的增长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很稳定。我们这位年轻的牧师也在逐步成长。教会下午2点开始主日学，3点开始主日敬拜，晚上7点半有专门传福音的敬拜。那时，有许多人上午在附近参加荷兰改革宗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的敬拜，下午和晚上到陶恕的教会参加聚会。
在这个教会，陶恕的异象是让人们来到这里经历上帝的同在、圣灵在教会中运行。对此，有位会友是这么说的：“你一走进教会的门，就能感觉到。”有时候，一些在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听过陶恕讲道的学生，会邀请他去学生聚会讲道，他总是乐意接受，很少拒绝。陶恕在学生中影响力很大，学生们非常敬爱他，他也十分关爱学生。传记作家大卫·范特（David J.Fant）写道：“许多年轻人都回应了陶恕全职侍奉的呼召，他们的身影后来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和差会中。”
陶恕的讲道吸引了一些优秀的人才加入教会，并担任教会领袖。这些人承担起了大部分治理工作，使得陶恕可以从日常的事务中腾出手来，专注于教会的属灵事工。在能干的教会领袖带领下，教会主日学在周边社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参加人数增加到500左右。教会里的姊妹们会在每周三全天聚会，及时获悉海外宣教的进展，并为宣道会的国际事工祷告。
教会的音乐事工非常出色，赢得许多赞誉。陶恕本人并不擅长音乐，所以对于教会诗班的稳定服侍，他感到十分欣慰。斯特拉顿·舒菲尔特（J.Stratton Shufelt）和雷蒙德·麦卡菲在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负责音乐事工长达15年之久，对教会的主日敬拜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教会的复活节音乐会多次被全国性电台转播。
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从一个组织松散的非正规教会渐渐发展成为机构健全、羽翼丰满的教会。教会对宣教和深度灵性生活的注重不变，但组织结构有了改变。于是南城福音礼拜堂更名为南城宣道会（Southside Alliance Church），以顺应组织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教会人数大大增长，已经超出负荷，每次主日敬拜都是人满为患。
教会的隔壁正好有一幢年久失修的房屋，教会计划买下它之后拆除，再在原址新建一座教堂，而原堂则改做基督教教育。许多会友认为这个建堂计划过于宏大，因而存有疑虑，但支持该计划的会友仍然占大多数，因此计划最终得以通过，为建堂委员会开了绿灯。教会立即着手发行债券为建堂融资，很快就把钱凑齐了。
教会治理委员会主席弗朗西斯·蔡斯负责新堂的设计。他们在随后的几年中不懈努力，力求把新堂造得尽善尽美。当时《宣教生活》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对南城宣道会新堂施工工地上的“漆布涂层”和窗台上的“漆布护墙”不惜溢美之词，这在今天看来有些滑稽。但在1941年（即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正式落成的时候，这个“浅灰色砖结构建筑”的确算得上是“建筑风格现代、内外装修闪亮”。
花在教堂设计和施工上的每一笔建堂经费都没有浪费。建成后的教堂可容纳800人，并配备包厢和80座的诗班专席；教堂采用嵌入式吸顶灯，以确保灯光均匀漫射到所有席位。为了给参加敬拜的会众带来家的感觉，教会没有采用橡木长椅，而采用柔软舒适的剧院座椅。
考虑到芝加哥的夏季比较炎热，教会可以在盛夏的日子里用大冰块制造冷气，然后通过暖气管在室内循环制冷。母婴室前面装有玻璃，带小孩的妈妈们在母婴室里也可以参与主日敬拜，而不必担心小孩的哭闹会影响别人，后来有许多教会采纳了这一创意。教会的地下室有许多桌椅齐全的教室，再加上原来的老教堂，主日学的容量一下子达到1200人。这是一幢领先于时代的教堂，在施工过程中就已经成为街坊邻居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教堂建成后的几年内，许多其他教会的治理委员会成员都专程前往芝加哥参观，为自己教会的建堂计划积累经验。芝加哥有许多相信《圣经》、教导《圣经》的基要派教会，许多人认为南城宣道会是这些教会的中坚力量。为着教会的新堂落成和教会所获得的口碑，陶恕感到很自豪。教会用了整整一个星期庆祝新堂的落成。陶恕邀请了宣道会的领袖，还有芝加哥其他教会的重要人物前来参观，并急不可耐地向大家炫耀新教堂。
各大教会的领袖纷纷就建堂成功向陶恕道贺，并为教会的未来发展祈福。忙碌的一周终于结束了，星期一上午，在位于教堂楼梯尽头、主席台后面的办公室里，陶恕心中不禁得意——这个宾夕法尼亚的乡巴佬，如今在美国的第二大城市里功成名就，多年的辛劳终于有了回报。突然间，陶恕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被上帝重重击打了。上帝严厉地责备了他的心思意念。陶恕在那个星期一上午受到的究竟是怎样的管教，我们不得而知。
他只在他的书中吐露过一次，而且只是简单地说，当他经历了上帝之后，他一声不吭，马上把整座教堂的所有房间都走了一遍，并把它交还给上帝。于是这个教堂不再属于陶恕。他心中的另一个偶像被破除了，如果上帝要他走，他可以随时离开芝加哥。在接下来的几年间，陶恕的事工日渐发展，同时他的名望也日渐增加。许多人邀请他在特会、暑期圣经学校和各种聚会上演讲。大家都知道他对上帝有着很深刻的认识，所以包括年轻传道人葛培理（Billy Graham）和政治家马可·哈特菲尔德（Mark O.Hatfield）在内的许多人，都曾去他那里虚心求教。
那段战火纷飞的年月对陶恕而言是格外沉重的。他眼睁睁地看着教会的年轻人一个个奔赴战场，其中也包括他的长子洛厄尔（Lowell）。他常常在凌晨4点半起床，和教会的年轻人共进早餐，然后陪着他们走向电车站，目送他们踏上征程。他恳求上帝使他们平安归来，当他们中任何一人承受苦难时，他也跟着受苦。
弗朗西斯·蔡斯感慨地回忆道：“他那几年总是脸色铁青、面容憔悴，尤其当知道儿子洛厄尔正在意大利战场浴血奋战时，就更加如此。我有时会过来陪陪他，然后我俩一起祷告。”整个二战期间，陶恕六个儿子中有三人被征召服役，并且英勇负伤。洛厄尔加入的是陆军的反坦克作战单位。他参加过北非、登陆萨勒诺（Salerno）、北进意大利和强渡拉皮多河（Rapido River）等诸多战役。其中强渡拉皮多河战役是二战中最激烈也最具争议性的战役之一，他在此战中英勇负伤。陶恕的第二个儿子福雷斯特（Forrest），人们常称呼他的昵称巴德（Budd）。
巴德二战中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于1946年退役。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应召入伍。1950年11月6日，巴德在长津湖战役（Battle of Chosin Reservoir）中负伤。
陶恕的第三子艾登（Aiden）二战期间在海军航空兵服役，他的军衔是炮械一等士官，在反潜航空母舰上担任鱼雷轰炸机的后方炮手。太平洋战争期间，他在执行任务时遭遇日军防空炮火而负伤。陶恕的第四子温德尔（Wendell）在海军服役，第五子雷利（Realeign）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不过他俩的服役期都不长，也都没有上过战场。战了又和、和了又战，不管世界如何纷纷扰扰，陶恕都坚守在他的讲台上，喂养他的羊群。
有一次他遇见一个人，这人认为每个星期都去教堂聆听上帝的话语是没有必要的，他觉得人一旦信了上帝，就应该赶快转移方向，去获取更多成就。他强词夺理地辩解道：“农夫们孵化小鸡的时候，只孵一次就够了，等到小鸡孵出来后，他就把小鸡装筐，运到市场卖掉。没有人会每个星期都在那儿孵小鸡。”陶恕从他的话里找到了一个大破绽：“耶稣基督并没有对彼得说‘你孵化我的小鸡’，他说的是‘你喂养我的羊’。喂羊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只要羊还活着，你就要满有爱心、持之以恒地喂养它们。”
照此说来，陶恕真是上帝羊群的忠心牧者。他在芝加哥31年的侍奉生涯中，宣讲的信息涵盖了基督徒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称义、成圣、上帝的属性、敬拜上帝等。他常常在讲道中同时引用《旧约》和《新约》的经文。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都坚持传讲实用且能够满足人们属灵需求的信息。
陶恕在芝加哥的名声因着一档电台节目而更加广传。慕迪圣经学院有一个下属电台，该电台在星期六上午有一档节目名为“查经证道”，原本的讲员威尔伯·史密斯（Wilbur M.Smith）接受了美国西岸的一个教职邀请，不得不离开芝加哥。为了填补这一空缺，电台邀请陶恕接手。“查经证道”节目实际是在陶恕所在教会的查经学习中现场录制的，他在带领查经学习时从来不坐着讲道，而是像面对全体会众一样站着宣讲信息。许多当地的牧师很喜欢这个节目，并且定期收听，这个节目成了电台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芝加哥改变了陶恕和他的事工，而陶恕也改变了芝加哥，或者说至少改变了这里的福音派群体。纵然芝加哥充满罪恶过犯，但陶恕对它仍然充满热爱：“在这座城市里，在我手指触及的每一个地方，我都能感受到它的脉搏跳动。”如果上帝要陶恕离开芝加哥，他愿意照办。但就他个人而言，他对芝加哥的喜爱是很清楚的。教会会众被他喂得饱饱的，当然也希望他一直留在那里。
陶恕心得···
我们会借着救赎的恩典与基督完全联合。这联合是如此的完全，以至于世人对我们的本能回应，会和主耶稣道成肉身时他们对他的回应一样。·是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灵，引来了撒旦的攻击。世人不会特别在乎我们信的是什么，也会对我们的信仰表达网开一面。
但有一样是他们无法容忍的，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的灵。·我们虽然信了，却不肯顺服，结果什么都变得混乱不堪，我们自己也不断受挫、沮丧。这就好比只有一只翅膀的小鸟，却转着圈儿拍打翅膀，想要飞翔，而且还给自己鼓劲儿说：既然羽毛毽子都可以在空中旋转，我们也一定可以复兴的！·许多大型教会转向了新派，是因为教会领袖不再坚持基要真理；但也有许多教会走向分裂，是因为过分关注细枝末节。·持守交托给圣徒的真道，不仅意味着要努力维护基督教教义中的主要信条，同时也意味着要努力维护所有教义彼此之间及整体上的平衡。·在细枝末节上钻牛角尖是自寻烦恼，对基要真理视而不见是自寻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