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在你这罪恶的一生里，
最丑恶可憎的丑行是什么？不要藏头露尾了。
全倒出来！总算老实一回吧。”[1]
——《尤利西斯》
无论是现在还是1873年，淫秽都是违法的。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它的定义。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法律改革真正始于伍尔西法官（以及之后的巡回法庭）对善与恶的权衡，他们将工作重心从追查堕落思想转为权衡堕落与美的关系。一旦艺术成为一种国家利益，正义的天平就会逐渐倾向艺术，因此，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最高法院将淫秽定义为“完全没有考虑社会价值”[2]的“淫乱”作品——1盎司的美德可以让1盎司的恶习合法化。
在《尤利西斯》之前的世界中，一个肮脏的词或一个猥亵的场景似乎是污染物——无论它多么微小，都可以毒害整体。乔伊斯的著作通过探索淫秽的持续性改变了我们对淫秽的理解，也通过改变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来改变淫秽。根据《尤利西斯》，我们不是一块被世界污染的白板，我们出生在延续几千年的模式和故事中，似乎人们越不纯洁，淫秽的危害就越小。在《尤利西斯》之后，书籍似乎不太可能使我们“堕落和腐化”了。如果有的话，它们让我们相信，最危险的小说是我们的天真。
淫秽罪作为法律范畴数量骤减——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类型扩大——其中所涉及的不只是印刷脏话的自由。它肯定了言语推断真理的力量。淫秽裁决将自身展现为对毫无价值的言论所进行的合情合理的戒严。当曼顿法官在他的反对意见书中拒绝引用《尤利西斯》时，他并不是小题大做，他的判决让他免于命名他想驱逐的内容——沉默既可以评判淫秽，也可以处理淫秽。然而，将曾经公然禁言的事物合法化，是在用辩论和可辩论性替代沉默，这是在迎接深刻的——甚至是系统的——不确定性。改变道德准则就相当于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服务于权力系统的最佳方式莫过于确信事物不能改变），几乎没有几种表达方式比具有攻击性或淫秽色彩的词语更加自然——更加本能、更无可辩驳、更少受限于逻辑或学术研究。如果淫秽可以改变，那么一切都可以改变。然而《尤利西斯》的出现向我们展示了即使是被断定为自然的范畴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化。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称乔伊斯的书是“一堆浮肿混乱的色情读物”[3]，尽管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文本是具有潜在冒犯性的。也有许多读者认为乔伊斯所塑造的空前复杂的人物形象正是这本书品质的证明，E.M.福斯特在《尤利西斯》中看到了“坚持不懈地用污泥覆盖宇宙的尝试……为了地狱的利益，将人性简化”[4]。
像哈特·克莱恩这样年轻的作家将它视为天启。“我想大喊一声‘我找到了！’[5]……毫无疑问，它是当今时代的史诗。”[6]书中蕴涵的真理刺耳而尖锐，以至于“一些狂热的人不久后会因为《尤利西斯》中精彩的内容而杀死乔伊斯”。[7]无论乔伊斯是否为了地狱的利益，他都为后来的作家铺平了道路。例如，如果没有《尤利西斯》，就不可能有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哦，是的，”纳博科夫说，“大家尽情地把我和乔伊斯相比吧，不过我的英语水平就是刚会拍皮球而已，而乔伊斯已经是冠军了。”[8]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终结美国控告文学淫秽的斗争，他将《尤利西斯》的结束视为天启文学的终结，并写道：“再没有诅咒了！”“从此再没有原罪、再没有愧疚、再没有恐惧、再没有压抑、再没有渴望，也再没有离别的痛苦。终点已经达到，人类回到了子宫。”[9]
仅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尤利西斯》从一个反叛转变为一项学术体系。乔伊斯学术工业在20世纪60年代兴盛，并不断繁荣。大概有300本书和超过3000篇学术论文专门讨论或涉及《尤利西斯》，其中有50本书是在过去的10年内写成的。1989年，两名乔学研究者计划重新构建尚未被发现的《尤利西斯》手稿笔记。[10]最终浮现的文本内容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乔伊斯独特的文本、不断的修改和1922年错误百出的版本引发了学者的争论——其激烈程度只有博士答辩可以达到——哪一版的《尤利西斯》才是确定版本。各种版本之间的斗争又引发了关于介词、词序改变、遗漏的重读符号的斗争。[11]20世纪80年代，各种争论如滚雪球般扩大，衍变成指控对方盗窃或是研究不受承认，接下来则是指责对方资格可疑或破坏了编辑协议，所有这些争议都以学术会议上的背叛和诋毁告终。如今，兰登书屋为了绕开学术争端，出版两个版本的《尤利西斯》，而许多乔学研究者对这两个版本都不满意。
不过，乔伊斯小说的非凡之处在于它超越了所有的争论和剖析。正如纳博科夫所说的：“一件神圣的艺术品，尽管虚无的学术将它转变为象征符号或希腊神话的集合，但它将永存。”[12]《尤利西斯》出版90年后，其销量大约是每年10万本[13]，并且已被翻译成超过20种语言出版，包括阿拉伯语、挪威语、加泰罗尼亚语和马拉雅拉姆语。中文译本就有两个。读者聚集在屋内或酒吧一起阅读、讨论《尤利西斯》，这对于一本只有几十年历史的书来说已经非常罕见，而《尤利西斯》的活力远不止于此。
每年6月16日，世界各地的人聚集一堂庆祝布卢姆日。他们装扮成斯蒂芬、莫莉和布卢姆，早餐吃炙猪腰子，午餐享用戈尔贡佐拉奶酪三明治和勃艮第葡萄酒。他们重演《尤利西斯》中的场景，唱着书中的歌曲（有几百首），在临时搭建的夜市里狂欢。狂欢者欣赏着乔伊斯激发的艺术——诗歌、舞蹈、电影和戏剧——2002年墨尔本市举办了一场对乔伊斯的模拟审判[14]，东京、墨西哥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举办过布卢姆日庆典，巴西圣玛利亚市已经连续庆祝布卢姆日20多年。60个国家的200个城市庆祝过乔伊斯的小说。[15]再没有其他文学事件可与此媲美。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的人重新上演从未发生过的故事，小说照入现实。
一位利奥波尔德·布卢姆头戴圆顶礼帽、身着黑色丧服，回忆起纽约市民在驶向市中心的一号地铁上向他打招呼的情景：“哟，布卢姆，布卢姆日快乐！”[16]自1982年以来，演员们聚集在纽约交响乐中心，朗读《尤利西斯》长达16小时（后台的庆祝活动靠着纽约市历史最悠久的爱尔兰酒吧赞助的啤酒也可以同样长久）。在晚上约11点莫莉登台之前，一名组织者会警告全国收听公共电台的听众，要为一些直率的语言做好准备。接着一名女演员登台，开始朗读“佩内洛佩”，读到凌晨2点，昏昏欲睡的观众——出租车司机、旅行社职员、从未读过《尤利西斯》的人以及那些研究它多年的人——在昏暗的大礼堂聆听着莫莉·布卢姆思想的流动。[17]
布卢姆日的圣地当然非都柏林莫属。在1954年的第一个布卢姆日庆典上[18]，5名爱尔兰男子（其中4名是作家）给自己分配角色，并打算乘坐两辆马车，依照小说中的事件循路而行，探索整座城市。庆祝活动半途终止，人们不知为何最终走入一家《尤利西斯》中并未涉及的酒吧。到了20世纪70年代，跟随布卢姆脚步行进的庆祝的人群开始导致交通瘫痪。[19]2004年，詹姆斯·乔伊斯中心为1万人提供了早餐。[20]男士们戴着礼帽、穿着条纹夹克[21]，女士们身着层层褶边的上衣和长达脚踝的裙子，拥上通往沙湾塔楼护栏的楼梯[22]，去聆听斯蒂芬·迪达勒斯和勃克·穆利根之间的交流。有一年，庆祝的群众重新举办“阴间”所描写的帕狄·迪格南的葬礼：一辆马车拉着灵柩，乔伊斯的一个侄孙扮演死尸。在通往拉斯内文墓地的路上，他突然从棺材里跳出来确认活动进程，吓坏了围观的孩子。在欢闹中，灵车撞到公墓的一角，将所有人抛了出去，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23]
人们很容易将《尤利西斯》看作一本描述现代社会中生命如何虚弱的小说。伊萨卡的勇士国王被贬低为被戴绿帽子的孤独的广告兜售员，而写出这本小说的桀骜不驯的天才，则成为一个在异国街道上敲击手杖的可怜身影。甚至这本书所遭遇的审查也展示了一件用心良苦的艺术品是如何被政府工作人员漫不经心的一瞥所摧毁的——这本书历时多年才得以著成，而禁令则在午饭前就可以下达。审查一本书非常简单，只需要增加出版这本书的风险，让其赌注高到出版商无力承担，而出版书本来就是堂吉诃德式的异想天开。文字一旦印刷，产生的悖论就是：无论它有多大的力量和承受力，都摆脱不了天生的弱点。比如对我们文化传承至关重要的《尤利西斯》，如果没有一群创造奇迹的人，它也可能无法问世——它可能在纽约警察法庭上或在世界大战中结束使命。乔伊斯的小说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内容和学童式的探险，每一页都精心构思，因而为他们以及我们自己提供了一种路径：启程进入一个更伟大的世界，走入公园，像第一次见到一样，去看星星上的天堂树，并排除万难，去肯定我们微小的存在。正是我们所做出的肯定——无论它们多么不雅——的脆弱性让这些肯定变得如此强大。
乔伊斯小时候，每当甜点时间到了，他都会拉着保姆的手走下楼梯，每走一步都会对父母喊一声：“我在这儿！我在这儿！”[24]
[1] P.751 Ulysses，p.438（15：3042-3）.
[2] Roth v.United States 354 U.S.476（1957）.
[3] 见1923年1月6日伊迪丝·华顿致Bernard Berenson信，Letters of Edith Wharton（New York：Scriber，1988），p.461。
[4] E.M.Forster，“Fantasy，” Aspects of the Novel（New York：Harcourt，Brace，1927），p.177.
[5] “EUREKA！”，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原理时的欢呼。
[6] Crane qtd.Deming，Robert H. James Joyce：The Critical Heritage. 2 vols. London：Routledge & K.Paul，1970，p.284.
[7] Crane qtd.Deming，Robert H. James Joyce：The Critical Heritage. 2 vols. London：Routledge & K.Paul，1970，p.95.
[8] Vladimir Nabokov，Strong Opinions（New York：McGraw-Hill，1973），p.56.
[9] Henry Miller，The Henry Miller Reader（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9），p.227.
[10] 参见Danis Rose and John O’Hanlon，The Lost Notebook：New Evidence on the Genesis of Ulysses/James Joyce（Edinburg：Split Pea Press，1989）。
[11] 参见 John Kidd，“Gaelic in the New Ulysses，”4，no.2 Irish Literary Supplement（Fall 1985），pp.41-42。
[12] Nabokov，Strong Opinions，p.56.
[13] Julie Brannon，Who Reads Ulysses？：A Rhetoric of the Joyce Wars and the Common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03），p.11.
[14] Nola Tully（ed.），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New York：Vintage Books，2004），p.83.
[15] Nola Tully（ed.），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New York：Vintage Books，2004），p.129.
[16] Aaron Beall in Yes I Said Yes，p.78.
[17] Isaiah Sheffer in Yes I Said Yes，pp.15，81；“Bloomsday Marathon on West Side，” NYT，June 17，1983.
[18] Peter Costello and Peter Van de Kamp，Flann O’Brien：An Illustrated Biography.（London：Bloomsbury，1987）.
[19] “Bloomsday in Dublin，a Time for Rejoycing，” NYT，June 19，1977.
[20] Nola Tully（ed.），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New York：Vintage Books，2004），p.73.
[21] “They May Not Have Read‘Ulysses，’but It’s a Good Excuse for a Highbrow Party，” NYT，June 17，2004，E3.
[22] Robert Nicholson，Yes I Said Yes，p.75.
[23] Robert Nicholson，Yes I Said Yes，p.75.
[24] JJ qtd.in MBK，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