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戎市的印刷大师莫里斯·达郎季埃（Maurice Darantière）是旧时代的老艺人。他的老印刷机坐落于一个覆满葡萄藤的印刷房中[1]，这个印刷房从他父亲作为印刷大师的那个时代起就几乎没有变化[2]。在周日的下午，达郎季埃在一个古老的椅子上缝补袜子[3]，与此同时，他的印刷伙伴和住在同一房子的友人在准备午后餐点，这顿由糕点、咖啡和利口酒组成的下午餐将持续到夜晚。1921年秋天，达郎季埃就这样一边用餐一边工作。[4]西尔维娅·比奇警告他印刷《尤利西斯》可能面临的特殊挑战，但是他也无法事先做好准备。数十年来，印刷工早已使用铸造排字机去铸排整行整行的文字，然而达郎季埃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们却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将细小的金属块从浩大的排版架中抠出来。他们正在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手工组装《尤利西斯》。
来自巴黎的打字稿看起来很匆乱，一些行数重复，一些印得超出页面，还有一部分由于打字员将字母打印重合而字迹难辨。[5]排字工人不得不在无法辨认的地方留下空位，而麻烦才刚刚开始。1921年6月，达郎季埃开始给乔伊斯寄去前几章的排版校样。这些排版校样是最后可以分成8页的大张纸样，并留有宽边距以便修改。校样未标页码，这会比之后的清样更容易进行修改。印刷工预料到排版校样上会有少量改动，然而乔伊斯却在上面画满了箭头和符号，插入了新的从句和段落。乔伊斯不是在校对，而是仍在写作。达郎季埃反复警告西尔维娅·比奇：乔伊斯的增补会因太过耗时而使成本增高。[6]如果作家希望插入一个句子，其后的几行或几页可能都需要移动，一个增补可能导致雪崩般的变化。
达郎季埃开始寄来更多的排版校样而非印样，这意味着一张排版校样的修改会导致三四次的重复修改——比奇让达郎季埃把乔伊斯需要的全部排版校样都寄给他。[7]而乔伊斯则要求得到多个副本，并在每一本上增添不同的内容。排字工人早乔伊斯一步，开始在行页间和段落底部插入空白打字空间，以便乔伊斯能够在排版草稿的有限空间内完成增补[8]，而不是溢出到另外一页和正文混合在一起。
达郎季埃开始寄来校样，通常作者会在校样上做例如增添标点符号或调换字母顺序的小修改。当乔伊斯归还校样时，达郎季埃目瞪口呆，页面上充斥着潦草的“数量巨多的修订”[9]。然而，即使在那时，乔伊斯仍然在写作。修改一章的排版草稿会牵扯到之前章节的校样——这就像投掷一个运动的物体。达郎季埃的小印刷间被这文学史上最具实验性的作品的繁重校订工作所围困，那些组装《尤利西斯》的排版工人甚至都不会说英文。[10]
不断攀升的成本让达郎季埃焦虑。他最初同意在书籍订单费到了再付款，如此慷慨的条件，一方面是基于他与艾德里安娜·莫尼埃的友谊，另一方面是源自这本书背后不同寻常的故事——耗时多年的写作，纽约的审判，印刷工以及愤怒的丈夫们的抗议。达郎季埃对这本书多舛的经历充满好奇，也对这位美国女性对它的热爱和奉献感到好奇。然而，他并不准备成为这一创造过程的一分子。
12月，达郎季埃索要5000法郎[11]，这已经超过莎士比亚书店每个月的通常收入，但是在韦弗小姐的帮助下[12]，比奇支付了这一金额。《尤利西斯》的每一页都经过乔伊斯4次排版校样和5版印样。[13]他几乎在校样和印样上又写了三分之一[14]的内容，这包括几乎一半的“佩内洛普”[15]。在年底前，仅仅是修订就花了将近4000法郎。[16]《尤利西斯》能够有如今的面貌，部分是源于西尔维娅·比奇心甘情愿地遵从乔伊斯的愿望。她所做的不仅是出版了这本书。她给了这本小说成长的空间。
娜拉向朋友抱怨这些修订。“他为此狂热，修订起来没完没了。”[17]乔伊斯的要求越来越不合理，他要求封面底色为纯蓝色，上面印着白色字母，并且那种蓝色要和希腊国旗一致。[18]达郎季埃不得不去德国寻找这种蓝色。乔伊斯直到1月31号[19]才寄来了小说最后的印样。为了信守对西尔维娅·比奇的诺言，达郎季埃不得不在两天内重新排版和印刷最后两章内容。当达郎季埃印刷厂所做的最为艰辛费力的工作接近尾声时，达郎季埃收到了来自巴黎的电报[20]：乔伊斯先生希望再加上一个词。
1922年2月2日清晨，西尔维娅·比奇前往里昂火车站[21]，在第戎-巴黎特快列车站台上等待火车进站。车厢门打开后，她看见售票员拿着一个大包裹，艰难地穿过早晨匆忙的旅客。那天早上稍晚时刻，当乔伊斯打开公寓大门，西尔维娅·比奇自豪地站在他的面前，带着生日礼物——最先印好的两本《尤利西斯》。
比奇将一套《尤利西斯》放到莎士比亚书店的玻璃橱窗中。由于报纸对这本即将发行的小说进行了报道，有关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终于到来的消息迅速流传。第二天早晨，一群人[22]挤在橱窗前凝视着那本巨著。这是一本宏伟的著作：绚丽的蓝色封面，732页，3英寸厚，重量将近3磅半[23]（不算其硬版封面）。人们只能推测最后几章中传言的场景。当比奇打开书店开始营业时，人群涌进书店去领取他们等待良久的书。然而，比奇解释道《尤利西斯》还未出版——现在只印制出来了两本。于是每个人都向她要那一套展示品。当他们越来越执拗坚持时，比奇担心人群会将这本书撕扯散架，并将散页瓜分掉。因此，她取出乔伊斯的小说，将它藏在后面的房间中。
在2月到3月间，印刷本不断从第戎运到巴黎，乔伊斯亲笔签名了100本作为豪华版，并帮助比奇和其他工作人员打包、写地址。他想在当局意识到书籍正在流通之前，就尽快将《尤利西斯》邮寄给他的爱尔兰读者。他给比奇写信道，因为在都柏林道德高尚的治安委员会和新晋的邮政总局局长的管制下，“你永远不知道第二天可能会发生什么”[24]。匆忙中，他将胶水涂到了标签上、桌子上、地板上，还有自己的头发上。[25]
1922年3月5日，星期日，伦敦《观察家报》（Observer）刊载了《尤利西斯》的第一篇评论。西斯利·赫德尔斯顿（Sisley Huddleston）评论道：“詹姆斯·乔伊斯先生是一个天才”，“按普通标准，这本书在所有文学中是最恶俗的，然而这种淫秽却有一种美感，将灵魂拧出一丝同情”[26]。接下来的6个星期保持着静寂（乔伊斯认为有一场针对他的抵制运动），直到《民族与雅典娜报》（The Nation and Athenaeum）上出现一篇评论，说乔伊斯如赫拉克勒斯般充满力量、追求自由，但是评论者也有很多担忧。J.米德尔顿·默里（J.Middleton Murry）称《尤利西斯》是“一个半疯状态的天才异常的自我撕裂”，乔伊斯对世俗之美和精神之美非常敏感，但这本书包含了太多。“乔伊斯先生历尽超人般的艰辛将自己的全部思想意识注入这本书。”《尤利西斯》包含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思想，它是焊接处的爆裂，它的内容破坏了它的形式，在《都柏林人》和《画像》的紧凑文风后，乔伊斯已成为“他自己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受害者”[27]。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阿诺德·贝尼特（Arnold Bennett）发表评论，称乔伊斯“具有令人夺目的原创力，如果他没有看尽生活，也是看透了生活”[28]。而他曾读过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最后一章相比拟。贝尼特强调《尤利西斯》不是色情图书，然而“比绝大多数自称是色情书籍的书更下流、更淫秽、更肮脏、更放肆”。贝尼特同意《尤利西斯》是一部天资过高以至于失去掌控的艺术家所著的杰出作品，这使得意见达成一致。贝尼特惋惜地说，如果乔伊斯可以驾驭好他的力量，“他原本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评论所产生的反响空前地好。在第一个批评家发表评论一个星期后，比奇收到了近300笔新订单，其中一天的订单就高达136笔。到了3月底，12美元版本的《尤利西斯》就已经售罄[29]，其他版本也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售罄[30]。曾经因为西尔维娅·比奇的定价而退缩的巴黎各大书店，现在都疯狂的搜集进书，但是为时已晚。乔伊斯小说的紧缺也加固了它的传奇地位。也许你没能拥有《尤利西斯》，但你知道某个人拥有，也许你读了它的一部分，也许你只看到它高高地端坐于某人的书架上，就像一只蓝色的鸟从苍穹降落——即便这样，在同友人喝酒时也可以成为谈资。詹姆斯·乔伊斯已成为巴黎最新的文学名人。他刻意避免去他常去的餐厅用餐，因为人们会盯着他看。[31]
距离评论的反弹不远了，整个伦敦《体育时报》（Sporting Times）的头版头条是：《尤利西斯》的丑闻。甚至之后写出了无法印刷的淫秽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D.H.劳伦斯也说，最后一章是“有史以来最肮脏、最下流、最淫秽的文字”[32]。记者们想知道比奇小姐的父亲[33]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她从未问过）。一份报纸上给《尤利西斯》贴上了“怪胎”的标签[34]，另一份报纸将乔伊斯对莫莉·布卢姆潜意识的再现称为“魔鬼般的洞察力，黑魔法”[35]。而有的人称《尤利西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或任何一个时代最疯狂、最下流、最令人作呕的书——毫无艺术，语无伦次，无法形容的肮脏——一本只能被认为是来自疯人院的书”[36]。疯人院的形象成为针对乔伊斯的评论的主要旋律。
对于那些最受不了《尤利西斯》的人，这件丑闻与被孤立的疯子无关。5月，伦敦《周日快报》（The Sunday Express）的著名主编[37]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写出了他所能写出的最辛辣的批评之语：
我执意认为，无论是在旧时代文学中还是在现代文学中，这都是最臭名昭著的淫秽小说。所有罪恶的秘密下水道都在此汇聚泛滥，形成无法想象的思想、图像和色情文字。这种肮脏的疯癫夹杂着令人震惊的、反胃的亵渎神明，它反基督教，反耶稣——与撒旦教中最下流的欲望以及黑弥撒相关。[38]
道格拉斯声称他有证据表明，《尤利西斯》已然成为“被我们乃至所有文明国家所放逐的流亡者的《圣经》”，并且它激励着这些人。
乔伊斯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那些文学界人士在令人敬仰的刊物上称赞他是天才。道格拉斯说，“我们的批评家为他的无政府主义而道歉”，他们把读者抛给“文学的豺狼虎豹”以逃避社会责任。对于道格拉斯这样的人来说，《尤利西斯》的到来是西方文明主要冲突的凝结体，是一场撒旦无政府主义和上帝的文明影响之间的冲突。
我们必须在魔鬼的门徒和上帝的门徒之间做出选择，在撒旦教和基督教之间做出选择，在道德的制裁和艺术的无政府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艺术家触犯了基督教教义，也必须与其他罪犯一视同仁。因为这是一场必须斗争到底的战斗：我们不能放心地将欧洲的灵魂寄托给警察和邮局去监护。
《尤利西斯》中令人反感的部分的总和超出了“淫秽”这个词的范畴，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字眼去形容。有两个批评者倾向于称乔伊斯的小说为“文学布尔什维克主义”[39]，但一些读者或许是灵光乍现，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伦敦《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编辑称乔伊斯是“一个携带炸弹的人，可以将欧洲的残骸炸飞……就他的社会意图而言，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40]。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曾在战争期间给予乔伊斯经济资助，他认为这个爱尔兰作家在《尤利西斯》后成了极端主义者。他说，这是“一部无政府主义的作品，品位低俗不堪，风格臭名昭著，整个就是声名狼藉”[41]。
来自爱尔兰的反馈也不尽如人意。《都柏林评论》（The Dublin Review）谴责小说“邪恶透顶”[42]，并敦促政府销毁该书，责令罗马教廷将其列入教廷禁书目录中——仅是阅读《尤利西斯》就相当于违背圣灵，唯一一个让上帝无法宽恕的罪恶。一位前爱尔兰外交官在《季度评论》（The Quarterly Review）中声称《尤利西斯》将迫使爱尔兰作家憎恶英语，他预测一些作家会将这本文学书与克勒肯维尔监狱爆炸案（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芬尼亚党人攻击案）相媲美，并且在“严密防卫、精心建造的英国文学的经典监狱”[43]上凿了一个孔。但那些文学恐怖分子认为自己已经太迟，因为他宣布，《尤利西斯》一出版，“炸弹就已经爆炸”。
甚至连乔伊斯的家人也不支持。约瑟芬舅妈一收到书就将它藏了起来，并嘱咐她女儿这本书不适合阅读。她最终把书送了出去，这样它就不会污染她的房子了。很多年没见到哥哥的斯坦尼预言“喀耳刻”将成为文学史上最可怕的时刻（他似乎还没有读过“佩内洛普”），他劝哥哥转回头去写诗。“我认为你在观察完马桶后需要一些东西来恢复你的自尊。”
最让乔伊斯痛苦的是娜拉的冷漠。为彰显娜拉的重要性，在一个晚宴上，乔伊斯将刻印着编号1000号的第1000本《尤利西斯》送给了她，而她立即提出要出售它。11月，乔伊斯抱怨娜拉“算上封皮”也只读了27页。当修订版问世时，乔伊斯为娜拉缩减篇幅，希望这点便利能鼓励她打开这本书。在某一时刻，她读了最后一章，引出了她对乔伊斯文学批评的专属贡献：“我猜这个男人有点天赋，但是他的思想多么肮脏啊！”
对《尤利西斯》最重要的回应来自其他作家。某种程度上，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喧嚣与骚动》是乔伊斯技艺的演绎，他建议“你应该像一个未受教育的浸信会牧师接触《旧约》的方式去接触《尤利西斯》：拥有信仰”[44]。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同意这一观点，他在见到西尔维娅·比奇时送了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给她，而在这本书的封面内页，他画了一幅自己跪在乔伊斯身旁的简笔画，画中的乔伊斯被描画成在一个光环下的超大眼镜。[45]菲茨杰拉德在1928年终于见到了乔伊斯，并让乔伊斯在他的《尤利西斯》上签了名。为了证明他的敬仰之情，菲茨杰拉德提出，只要乔伊斯让他跳楼，他就立即从窗口跳下去。“那个年轻人一定是疯了，”[46]乔伊斯说，“我害怕他会弄伤自己。”
朱娜·巴恩斯被《尤利西斯》所震撼。她宣布“我从此再也不写作了”，“谁能够在它之后有勇气去写作呢？”[47]这似乎表明小说的时代结束了。庞德认为文明时代结束了。当乔伊斯在1921年10月底的某个午夜时分完成最后两章的初稿时，庞德在《小评论》中声明，“基督教时代已经结束了”[48]。他通过改写恺撒日历去庆祝这一划时代的变化。《尤利西斯》纪元（P.S.U.）[49]元年开始于11月1日，即现在的赫菲斯托斯月。12月是宙斯月，1月是赫耳墨斯月，等等——时间的标志从罗马政治家转为罗马神明。他告诉玛格丽特·安德森，从1922年起，每一个秋季刊都要重印日历。[50]
《尤利西斯》的辉煌迫使庞德对他的人生进行了盘点。自从1914年冬天叶芝第一次提到詹姆斯·乔伊斯的名字并将他视为意象派的同侪起，乔伊斯已经写下了一本改变时代的小说——庞德认为这部小说刺穿了“欧洲精神的脓疮”[51]——而那时庞德刚刚开始他的长篇诗歌《诗章》（The Cantos）的创作。[52]他一直以来都非常无私地帮助其他作家，但这也是避免自己写作的一种方法，所以庞德决定伪造自己的死亡。[53]安德森和希普收到一封看上去是庞德妻子写来的信，信中通知《小评论》，庞德已经不在人世。这封信包括了他的死亡面具照片和一个请求，请求他们把照片刊印在杂志上。庞德在耶稣受难日当天将这封信寄出，这预示着他的二次降临。他希望后《尤利西斯》纪元成为庞德时代。
T.S.艾略特也谈到了新时代。他在《日晷》上写道，《尤利西斯》“迈出了使现代世界成为艺术世界的一大步”[54]（重要的并非让艺术世界服从现代世界），因为它创造了一种秩序，展现了“当代历史无意义与无秩序的广阔前景，并赋予这一前景以形态和意义”。在其他人认为《尤利西斯》不可理解的地方，艾略特却看到了一种新的理解模式。叙述方法已经过时，乔伊斯用“神话方法”取代了它。
弗吉尼亚·伍尔夫惊叹于T.S.艾略特在造访她时对乔伊斯的盛赞，她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艾略特说道：“一个人在最后一章展现了巨大的天才后，该如何再去创作？”[55]多年以来，艾略特一直在说服她承认《尤利西斯》的重要性。“它摧毁了整个19世纪，”他告诉她，“它让乔伊斯从此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去写，这本书显示了所有英语文体的无用之处。”[56]尽管《尤利西斯》让现代性连贯清晰，但艾略特认为它带来思想解放又让人望而生畏。他写道：“这是一本我们都心怀感激、无法回避的书。[57]
弗吉尼亚·伍尔夫并没有像艾略特一样留下深刻的印象。这距她拒绝为哈丽雅特·韦弗印刷《尤利西斯》前几章已经4年了，她仍持怀疑态度。然而，在1922年夏末，她决定自己找出答案。伍尔夫把普鲁斯特的第二卷放在一边，开始阅读她花了4英镑买的《尤利西斯》。到了8月，在读了200页后，伍尔夫在日记里写道：她起初觉得“有趣、亢奋、着迷”，继而感到“疑惑、厌倦、愤怒、失望，如同看到一个令人反胃的大学生搔抓脸上的粉刺”。[58]她的反感超越了审美的厌恶或内心的震惊，而是纯粹的个人反应。“在我看来，作者似乎没有经过语言训练，还缺乏教养，倒像个自学成才的工人。我知道这类人很伤脑筋，自私固执，粗鲁刺眼，并不可避免地令人作呕。”乔伊斯好像没有意识到读者和作家之间的礼节，乔伊斯先生来到饭桌前，用手抓饭吃。[59]她为他感到遗憾。[60]
乔伊斯的实验已误入歧途。伍尔夫私下写道：“我觉得有无数微小的子弹喷射、飞溅，但都没有直击面门，一弹致命。”[61]然而，《尤利西斯》慢慢地影响着她的思想，仿佛成千上万颗坚硬的粒子在她的睡眠中开始组织在一起。伍尔夫以为她已经将《尤利西斯》抛诸脑后，但许久以后她发现自己还在想着这本书，如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所说，“就像人的心灵在事情过后依旧保持着颤抖”[62]。W.B.叶芝1918年在《小评论》上读到了《尤利西斯》，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一本疯狂的书！”后来他向一个朋友承认：“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这大概是一个天才的杰作。”[63]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感受到了相同的逆转，当他第一次读到《尤利西斯》的某些章节，他认为乔伊斯是精神分裂症患者[64]，但在数年后重读它时，他宣布这是一个炼金实验室，在其中“一个崭新的、普遍的意识被蒸馏出来！”[65]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在她看完《尤利西斯》的第二天，伦纳德给她看了一篇评论，该评论将这本书描述为对《奥德赛》的戏仿，由三个截然不同的主人公的思想意识编织而成。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再次阅读一些章节。”[66]也许现代文学不是脸上的致命伤，也许那些微小的子弹正中目标。事实上，她在几年前读过乔伊斯之后就说过，她的思想感受到“无数连续不断的如雨水般降下的原子”，“如同钢铁一样锋利”。[67]但到了1922年，在全部读完《尤利西斯》后，那些钢铁般的原子由于数量过多以至于很难稳定连续。要最终站在心灵的原子雨中，只能抛开一切组成思想或现代小说的原则。
如同艾略特和庞德，伍尔夫在《尤利西斯》的影响下工作。几个月后，她重新审视她在阅读乔伊斯时写的一则短篇故事，她开始把它变成一部小说。她意识到她可以更加雄心勃勃，她可以接近现实“低劣”的一面以及生活中的“主要事物”[68]，即使这些事物不能被写得很光彩也无妨。两年后的1924年，她完成了一部探究三个人物思想意识的小说，故事发生于伦敦，时间跨度为一天。她本来构思的书名是《时时刻刻》（The Hours）。最终，她把它命名为《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乔伊斯的小子弹已经进入了伍尔夫的血液，将她从内部击倒。
近一个世纪之后，《尤利西斯》反响过大——就像志趣相同的朋友们的鼓吹以及努力卖报纸的记者的夸大言辞。在那个时候，《尤利西斯》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在改变时代，而是离经叛道。而且我们很难发现乔伊斯的小说（或者任何小说）可以具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所有的革命性从另一面看又都是驯服的，它们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观点，以至于它们的革新已经成为陈词滥调。我们忘记了旧世界是什么样的，甚至忘记了事情原本可能是另外一种走向。事实正是如此。要了解乔伊斯是如何彻底打破惯例的，我们不妨记住以前的习俗曾多么严苛。莫莉·布卢姆夜不能寐，想着她被布莱泽斯·博伊兰“操过了，而且是狠狠地操得快顶到脖子这儿了”[69]。10年之前，《都柏林人》无法出版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使用了“bloody”这个词。
前《尤利西斯》时代被印刷界的限制层层包围，我们觉得奇怪只是因为我们不再生活其中。印刷是观点进入文化血液的途径，而文学禁令则确保文化永远不会吸收危险的主题和概念。因为禁令的模糊不清（审查从来不是简单地列出违禁的词语），它们对文化的影响力变得宽广得可怕。亨利·维兹特利（Henry Vizetelly）这样的出版商会因出版左拉的作品而坐牢，审查者会向正在创作的作家施加压力，这些都会使尚未著成的书胎死腹中。
《尤利西斯》的革命性在于它不是要求放宽自由，而是要求完全自由，将所有的沉默卷走一空。一个愤怒的士兵在夜市区里的威胁（“我会扭断这混账杂种的该死讨厌混蛋的气管”[70]）、莫莉假想出来的要求（“舔我的屎”[71]）以及布卢姆脑海中关于死海的骇人形象（“世界那干瘪了的灰色阴门”[72]）宣布了从此以后不再有不可言说的想法，不再有思想表达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印出“fuck”一词不仅仅是学生的恶作剧。阿诺德·贝尼特惊叹道：“他说出了全部——全部”，“规范全部被粉碎”。[73]《尤利西斯》使一切成为可能。
脏话只是粉碎规范的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毕竟《达洛维夫人》并不像《尤利西斯》一样需要脏话）。《尤利西斯》所粉碎的是概念性的规范。除了从沉默中解放出来，《尤利西斯》还让我们从可被称为风格专制的事物中解放出来：从我们几乎不曾意识到的支配文本的方式、习惯和框架中解放出来。这部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早已打破了风格专制，但是《尤利西斯》也移除了人们认为无法移除的叙事元素。引导读者了解全部故事的单一叙述者消失了，引导读者了解事情发展脉络的上下文机制也消失了，区分内部思想和外部世界的差别也不再存在，引号消失了，句子不见了。代替风格的是借来的声音和临时的模式，所有这些都是短暂的，所有这些，正如艾略特告诉伍尔夫的那样，将风格减少到“无用”。
但风格为什么就该是重要的呢？风格的终结与芬尼亚炸弹和文明的瓦解之间似乎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批评家以此类比，来捕捉小说那显而易见的任性妄为。将风格转变为无用之物，似乎是在所有地基上堆上垃圾。1922年10月，著名诗人阿尔弗雷德·诺伊斯（Alfred Noyes）在英国皇家文学会上发表演讲，他对《尤利西斯》史无前例的淫秽发出了类似的抨击之辞。但最激怒诺伊斯的是，乔伊斯的出现象征着大英帝国核心价值观的堕落。文学评论家们为了一群自称为现代派的疯子而抛弃了英国文学最优秀的传统。好像整个文明社会都步入自我遗忘的流程中。
对诺伊斯而言，遗忘英语准则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并不是源于丢失过去，而是源于丧失了对现实的把握。他告诉皇家文学会，“文学应当包含着现实、标准和持久的根基，这一信念的缺失已经造成了致命的影响”[74]。毫无根据的文学批评将“混乱元素”引入年轻人的头脑中。
他说得不无道理。叙述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我们将存在打包成事件，再以因果联系将它们串起来。化学家对控量和变量的比较，以及孩子被火炉烫伤，都是通过叙述而去了解世界。小说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们将基本的概念框架变成了艺术形式。得体的叙述使我们相信周围发生的莫名其妙的事件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尤利西斯》看起来像是一个混乱的工具，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扰乱叙事方法就是扰乱事物的秩序。乔伊斯似乎并不致力于现实，他似乎在将现实驱走。
如果你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如果你相信事情的秩序已经消失——那么你的想法与众不同。T.S.艾略特为《尤利西斯》辩护，反对其批评者的预设。在世界大战时期，生活不再服从叙事方法，《尤利西斯》告诉我们叙述不只是创造秩序的唯一方式。存在可以分成多种层次。世界不再是序列，而是顿悟；文明不再是传统，而是浓缩于一天之中。当代世界的混乱要求一种新的概念方法去阐释意义，去挖掘生活的艺术潜质，而这正是《尤利西斯》给予我们的。
[1] SBP，Box 168 Folder 8.
[2] SC，p.47.
[3] SBP，Box 168 Folders 2 and 5.
[4] SBP，Box 166 Folder 5.
[5] “重合叠印”，“字迹难认”，以及本段后面出现的“反复警告”，见1921年6月9日达郎季埃致西尔维娅·比奇信，Buffalo XIV.9，以及1921年6月16日达郎季埃致比奇信，Buffalo XIV.10。
[6] 1921年6月9日达郎季埃致比奇信，Buffalo XIV.9（“très onéreuses”）。
[7] SC，p.58.
[8] Luca Crispi and Ronan Crowley，“Proof Finder：Placards，” Genetic Joyce Studies 8（Spring 2008）.http：//www.antwerpjamesjoycecenter.com/GJS8/Proof%5Efinder/Placards.jsp.
[9] 见1921年9月30日达郎季埃致西尔维娅·比奇信，Buffalo XIV.35，Darantiere’s emphasis。
[10] 见1921年10月11日Maurice Hirchwald 致SB信，Buffalo XIV.38。
[11] 见1921年9月22日西尔维娅·比奇致霍莉·比奇信，LSB，p.88。
[12] 见1921年11月25日乔伊斯致韦弗信，BL。乔伊斯向韦弗索要75英镑付给达郎季埃。
[13] Groden，Michael. Ulysses in Progres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188-9；Crispi and Crowley，“Proof Finder：Proofs by Episode” and “Proof Finder：Placards”.
[14] SC，p.58.
[15] James Van Dyck Card，An Anatomy of “Penelope”（Rutherford：Fa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84），p.83.
[16] 见1921年9月3日达郎季埃致西尔维娅·比奇信，Buffalo。
[17] Djuna Barnes，“James Joyce，” Vanity Fair（April 1922），p.65.
[18] “蓝色要和希腊国旗一致”请参阅：SC，p.63。
[19] Groden，Michael. Ulysses in Progres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191.
[20] SBP，Box 168 Folder 8；SBLG，p.106.
[21] SC，p.84；SBLG，p.114；LII，p.58n.
[22] SC，p.85；SBP，Box 166 Folder 5.
[23] 见1922年2月11日乔伊斯致西尔维娅·比奇信，JJ/SB，pp.10-11。
[24] 见1922年2月11日乔伊斯致西尔维娅·比奇信，JJ/SB，pp.10-11。
[25] SC，p.86.
[26] Sisley Huddleston，“Ulysses，” London Observer，March 5，1922，qtd.Robert Deming（ed.），James Joyce：The Critical Heritage，vol.1（London：Routledge & K.Paul，1970），p.214.
[27] J.Middleton Murry，“Mr.Joyce’s ‘Ulysses，’” The Nation & The Athenaeum. April 22，1922，pp.124-5.
[28] Arnold Bennett，“James Joyce’s Ulysses，” The Outlook，April 29，1922，qtd.Deming，Robert H. James Joyce：The Critical Heritage. 2 vols. London：Routledge & K.Paul，1970，p.221.
[29] Ell，p.531；SBLG，p.120.
[30] 见1922年6月8日西尔维娅·比奇致韦弗信，LSB，p.93。
[31] Ell，p.532.
[32] Lawrence qtd.in Rachel Potter，“Obscene Modernism and the Trade in Salacious Books，” Modernism/Modernity 16（2009），p.92.
[33] SBLG，p.246.
[34] Liverpool Daily Courier，qtd.in DMW endpapers.
[35] The New York Herald（Paris ed.），April 17，1922，copied from Yale Joyce，Box 40 Folder 634.
[36] S.B.P.Mais，“An Irish Revel，” The Daily Express，March 25，1922，qtd. DMW endpapers.
[37] Robert Jackson，Case for the Prosecution：A Biography of Sir Archibald Bodkin，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1920-1930（London：A.Barker，1962），p.235.
[38] James Douglas，“Beauty—and the Beast.” The Sunday Express，May 28，1922，p.5，in Yale Joyce，Box 17 Folder 327.
[39] Shane Leslie，“Ulysses，” Quarterly Review，Oct.1922，reprinted in Deming，Robert H. James Joyce：The Critical Heritage. 2 vols. London：Routledge & K.Paul，1970，p.207，以及 Alfred Noyes，“Rottenness in Literature，” Sunday Chronicle，Oct.29，1922，Box 17 Folder 327。
[40] Mais，“An Irish Revel”.
[41] 见1924年6月7日埃德蒙·戈斯致Louis Gillet信，SBP，Box 167 Folder 7；Ell，528n。
[42] “Domini Canis”（Shane Leslie），Dublin Review，Deming，Robert H. James Joyce：The Critical Heritage. 2 vols. London：Routledge & K.Paul，1970，p.201.
[43] Shane Leslie，Quarterly Review，ccxxxviii（Oct.1922），pp.219-234，qtd。James Joyce：The Critical Heritage，vol.1（Deming ed.1970），p.211.
[44] Faulkner qtd.in Philip Gourevitch，The Paris Review：Interviews（New York：Picador，2009），p.50.
[45] SC，p.116.
[46] JJ qtd.in SBLG，p.275.
[47] Rascoe，A Bookman’s Daybook，p.27.
[48] LR 8，no.2（Spring 1922），p.40.
[49] 英文为Post Scriptum Ulysses。
[50] 见1922年1月至4月埃兹拉·庞德致玛格丽特·安德森信，EP/LR，p.282。
[51] EP，“Monumental，” qtd. EP/JJ，p.260.
[52] EP/JJ，p.11.
[53] 见1922年4月14日［Rodker？］ 致玛格丽特·安德森信，EP/LR，p.283。
[54] T.S.Eliot，“Ulysses，Order，and Myth” in Selected Prose of T.S.Eliot（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5），p.178.
[55] VW，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vol.5，p.353（Jan.15，1941）.
[56] VW，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vol.2，p.203（Sept.26，1922）.
[57] T.S.Eliot，“Ulysses，Order，and Myth” in Selected Prose of T.S.Eliot（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5），p.175.
[58] VW，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vol.2，pp.188-9（Aug.16，1922）.
[59] VW，“Character in Fiction，” 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vol.3，p.434.
[60] VW，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vol.2，p.199（Sept.6，1922）.
[61] VW，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vol.2，p.200.
[62] 见1922年1月15日曼斯菲尔德致Sydney Schiff信，The Letters of Katherine Mansfield，vol 3，pp.434。
[63] Yeats qtd.in Ell，p.530.源于艾尔曼于1947年对L.A.G.Strong的采访。
[64] Ell，p.628.
[65] Carl Gustav Jung，“Ulysses：A Monologue”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 Jung。The Spirit in Man，Art，and Literature，vol.15（London：Routledge and K.Paul，1979），p.132.
[66] VW，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vol.2（London：Hogarth Press，1978），p.200（Sept.7，1922）.
[67] VW，“Modern Novels，”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vol.3，p.33.
[68] VW，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vol.2，pp.247-249（June 19，1923）；Quentin Bell，Virginia Woolf：A Biography（London：Hogarth，1978），pp.99-100，105.
[69] Ulysses，p.641（18：1511）.
[70] Ulysses，p.490（15：4720-1）.
[71] Ulysses，p.642（15：1531）.
[72] Ulysses，p.50（4：227-8）.
[73] Arnold Bennett，The Outlook，April 29，1922.Copied from Yale Joyce.
[74] Noyes qtd.in “Rottenness in Literature，” Sunday Chronicle，Oct.29，1922，copied from Yale Joyce，Box 17 Folder 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