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试着考虑其他人的观点

第七章
试着考虑其他人的观点

1982年11月，瑞·达利欧认为美国经济正在走向危机。他在电视节目中预言大萧条即将到来：“软着陆将不会发生。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这么说，因为我知道市场是怎样运作的。”[1]他的投资策略也说明他对此说法很有把握。他刚刚成立的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开始买入黄金。[2]他预测黄金能够保值，尤其是在股票市场不景气和通货膨胀共存的情况下。然而，事与愿违，用他的话来说，“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段史上最繁荣的无通胀增长时期”。股票价格上涨，金价下跌，达利欧备受打击：“犯下如此大的错误，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是极具羞辱性的，也让我几乎失去了我在桥水创造的一切。我发现之前的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笨蛋，顽固地坚信一个大错特错的观点。”

桥水亏了很多钱，连员工工资都支付不起了。达利欧只好遣散所有员工，仅剩他自己。他卖掉了汽车，还向父母借了债，差一点儿就放弃创业去银行上班了。不过，他努力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希望在未来能够做得更好。他确实做到了。达利欧认为，幸亏在1982年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教训，自己在后来才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回头来看，我的一败涂地是在我身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他在《原则》一书中这样写道。因为这次教训，他放弃了对感觉的依赖，转而寻求批判性的思考，他不断问自己：“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对的？”他不再只是寻找肯定自己观点的证据，而是积极地去找其他持有不同观点的独立思考者。“通过以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辩论方式与他们交流，我就能理解他们的推理，并让他们对我的推理进行压力测试。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降低自己犯错的可能性。”

他在桥水建立了这样的企业文化：努力“接受现实并应对它”。他强调追求真相的过程必须透明化。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精英思维的模式，让有着最佳证据支持的、最优秀的想法脱颖而出。从最低级别的实习生开始，每个人都被鼓励运用逻辑和证据来挑战他人的观点。为了鼓励公开沟通交流和透明化，桥水的大部分会议都会被录下来并向公司内部所有人开放。桥水的许多员工都认为公司的成功要归功于这种独特的企业文化。达利欧创办的这家公司进行了许多非常成功的投资决策，并取得了巨额回报。今天，按照各种标准来衡量，桥水都称得上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对冲基金，其管理的基金规模达1 600亿美元。

达利欧在桥水的这些做法都是相关研究中推荐的有助于抑制人们太相信自己的判断的措施。如果你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不同意见，你很容易就会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当你遇到一个聪明人与你意见相左，而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这时候就要问，让两个人产生分歧的核心是什么呢？你们不同的信念各自建立在何种假设之上？是否有充足的证据消除分歧？谁的证据更充足？像第二章中建议的那样，换个角度思考能够开拓你的思路，让你思考自己可能会出错的方式，并对支撑自我信念的证据进行批判性审视。

赌一把

不确定性是生活的本质，安妮·杜克讲述了打扑克如何帮助她适应了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打扑克教会她的道理有二：一是尊重证据，二是提出有建设性的不同意见。她的有些经验教训来自邀请她“赌一把”的牌友。[3]如果有人给出了一个可疑的说法，玩家们就会发出这样的挑战。邀请人们就不同意见下注的理论依据在于：当两个人的信念不同时，于双方而言，打赌看谁对谁错的预期价值都是正数。有许多关于“命题打赌”的故事，讲述职业扑克玩家之间的这种博弈。打赌的对象千奇百怪，有时是一场高尔夫球比赛，有时是一次吃掉100个白色城堡汉堡，有时候是一年减重27千克。[4]说起来，最著名的一场赌约可能就是约翰·赫宁甘就自己能否在得梅因生活而跟牌友打的赌。

赫宁甘是一名职业赌徒，他生活在拉斯维加斯。大部分日子里，他都在大型赌场里赌很大的牌局直到深夜。他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备，完全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打牌，也从来不需要打卡。一天晚上，在和其他扑克玩家聊天的时候，他们谈到了去美国中部过“正常”生活的话题。赫宁甘开始假想自己在艾奥瓦州的城市得梅因的生活。“然后，其他玩家就开始善意地调侃，畅想像赫宁甘这样有夜行癖的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在他们看来跟拉斯维加斯截然相反的城市里会怎么样。”[5]但是，赫宁甘坚持认为自己在得梅因也能生活得很好。

“要不要赌一把？”他的牌友们挑衅道。赫宁甘选择接受挑战。然后，他们对打赌的条件进行了明确约定：赫宁甘的生活轨迹不能离开得梅因市的一条特定的街道，这条街道上只有一家旅馆、一家餐馆和一个酒吧，所有营业场所晚上10点准时关闭。如果他能在这条街上生活30天，牌友们就会付给赫宁甘3万美元。如果做不到，赫宁甘反过来付给他们3万美元。赫宁甘接受了这个赌约。第二天早上，他乘飞机去了得梅因。

在揭晓赫宁甘是否真的在得梅因过得很滋润之前，我想要先跟你讲讲另外一个赌注更高的赌约。2007年，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下注100万美元，他赌的是被动投资要比主动投资更加赚钱。具体来说，他的赌约条件为，在今后10年里，投资1支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的收益会优于精心选择的5支对冲基金组合。跟他打赌的人是纽约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普罗蒂杰的合伙人之一泰德·西德斯。普罗蒂杰公司把客户的钱投资于对冲基金。讨论到底是被动投资更赚钱还是主动投资更赚钱这个问题的意义重大：它会影响市场上数万亿美元资金，包括大部分养老基金的管理方式；它会影响经济学理论对高效率市场的定义；它会影响众多供职于普罗蒂杰公司和桥水的那些靠出售金融服务谋生的人的生计。[6]

对冲基金的目标是雇用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人来帮助公司投资赚钱。这些人拿着极高的薪酬，而大多数对冲基金的管理费也高得惊人。当时，谁也不知道巴菲特跟这样的精英打赌能不能赢。巴菲特看好标准普尔500指数，他什么分析都没有做，直接买入了美国最大的50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并且不会根据公司发展情况调整持仓。刚开始，巴菲特遇到了很大的挫折。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标准普尔500指数跌至谷底，几乎腰斩。不过，标准普尔500指数还是慢慢恢复了，在双方打赌的这十年间，年均收益率为7.1%。而普罗蒂杰公司投资的对冲基金只得到了2.2%的年收益率。[7]巴菲特将自己赢得的这笔钱捐献给了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女子协会。最新的报道显示，这家慈善机构也不打算把新获得的这笔财富交给对冲基金打理。

要是你相信自己可以凭借更明智的投资决策来打败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那么，也许你需要重新考虑一下巴菲特为什么会愿意赌标准普尔500指数能够跑赢主动投资。事实上，任何时候，只要有人尤其是像巴菲特这样的人愿意跟你打赌，你都有必要问一问自己，这是为什么。第二章介绍的“考虑对立面”的策略是最好的、最有效的、适用范围最广的偏差纠正策略。问一下自己“我为什么有可能是错的”，这个简单的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你发现并纠正自己的偏差，其他人也能够通过反对你的观点来帮助你重新评估自己的观点。不过，一般而言，你很难欣然接受这种帮助，特别是当他们不认同的是你坚信不疑的观点时。你的叔叔总是牢骚不断，他对你的政治观点嗤之以鼻，还把选票投给你根本就看不上的候选人，在家庭聚会上讨论你们的政治观点可能会让在场的人都很尴尬。但如果你希望理解你的叔叔，了解自己的政治观点可能存在的瑕疵，或者想要认清分裂了美国民众的党派分歧，那么通过认真听取他的观点，你也许会有一些收获。

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但人们还是经常会执着于自己的观点而不愿意考虑自己犯错的可能性。心理学家把这种倾向称为“朴素实在论”。[8]这种倾向让我们认为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才是唯一明智的方式。根据这种推理，那些跟我们意见相左的人不是蠢就是坏：因为愚蠢，他们无法认清摆在眼前的现实；如果他们明明看到了真相却否认现实，就更可能是因为他们心怀不轨。其实那些与我们不同的视角反而是有益于我们的，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看到那些我们错过的东西，发现新的机遇，并认识到我们自己容易犯错的倾向。约翰·穆勒曾说过：“只有借助对立观点的冲突与碰撞，我们才有机会发现被忽略的真相。”[9]

在得梅因生活了两天之后，约翰·赫宁甘给他在拉斯维加斯的牌友们打电话，讲述自己在那里过得有多开心。他说，他很乐意在艾奥瓦州生活一个月。不过，因为他是个好人，所以他很愿意放他们一马。赫宁甘提议让牌友们付给他一半的赌资，也就是1.5万美元，条件是他现在就返回拉斯维加斯。他的牌友们拒绝了这个条件。牌友们感受到了赫宁甘的绝望：才过了两天就急着解除赌约了，他一定过得很惨。在讨价还价之后，赫宁甘付给牌友们1.5万美元，而他也当即乘坐飞机飞回了拉斯维加斯。他的经历成了扑克牌玩家们津津乐道的故事。[10]

假设在打赌的时候，赫宁甘估计自己能够在得梅因生活一个月的概率为70%，那么用3万美元乘以70%就能得出这个赌约的预期价值为2.1万美元。同时，他还要减去因无法履行约定而需要承受的预期损失，也就是用3万美元乘以30%的概率，即9 000美元。这样算下来，不考虑他讨价还价的能力，打这个赌，赫宁甘的预期获益为1.2万美元。如果他的牌友们猜测赫宁甘履行约定的概率只有30%，我们也可以根据同样的逻辑来计算，这个赌约对牌友们的预期价值也是1.2万美元。当他们下注时，双方都很高兴地认为自己打了一个预期价值为正的赌。

当然，只有在考虑预期价值的时候，打赌才是有正收益的。如果只有一方是正确的，一方获益的同时另一方的利益肯定就会受损。基于这一点，如果参与打赌的双方都绝对理性的话，双方打赌的逻辑基础就完全站不住脚了。如果双方都知道对方是理性的，他们就不会放任对方对未来坚持不同的判断。另外一个理性的人很乐意站到与你相反的立场上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信息，这说明双方都应该重新审视自己之前的观点。如果双方都以这样的方式思考问题的话，他们最终会达成一致，也就没有打赌的必要了。

在第四章中，我给诸位讲了我的博士生导师马克斯给我提供的保险条款：如果我支付给他一笔保险费，他就会在我找不到工作时给我付工资。如果我找不到工作的概率足够高的话，我就会接受马克斯的保险条款。但马克斯差不多是我认识的人里最理性的一个，他擅长解决概率和不确定性问题。尽管我通常无法做到太理性，但是我还是决定理性地思考一下。既然马克斯提出了这个条件，那么这个赌约一定符合他的利益。而且他对于应届博士生的就业情况比我知道得更多，他的赌约中本身就包含有用的信息。我很开心地更新了自己的观念，提高了自己找到工作的主观概率，并拒绝同马克斯打这个赌。

日内交易

日内交易是赔钱的好办法。[11]所谓日内交易就是关注股票的短期行情，频繁交易，力图通过所谓的低吸高抛赚钱。短线操作者会紧密关注商业新闻，并根据当天的新闻寻找当日可能会上涨或者下跌的股票。他们试图找出估值过高或者估值过低的股票，还会通过非常复杂的算法来根据一家公司的盈利情况和发展前景来计算其股票估值的高低。

每次你交易股票的时候，都是在跟其他人交易。所以有必要考虑一下自己交易的对家到底是谁。你所掌握的信息是不是比对方更充分、更准确？你选择交易这只股票，很可能是因为你自认为掌握了足够信息来做出明智决定。那么，别人知道多少呢？一般而言，其他人对这只股票的了解也许不如你。但是，跟你交易的人也许并不是普通的投资者，他们很可能是跟你一样自认为了解这只股票及其未来价值，并且对自己的交易决策充满自信的人。他为什么要跟你做这笔交易呢？他都知道些什么呢？为什么在你试图买入的时候，他判断应该出售呢？

比如当你得知消费者们愿意排队购买最新款的iPhone时，你决定购买苹果的股票。消费者对苹果产品的旺盛需求预示着苹果股票的价格会上涨，这似乎是合理的推论，但到底能够涨多少呢？那些排队购买的消费者无疑是苹果的忠实用户。有些人穿着印有苹果标志的服饰，甚至有一个人展示了肩膀上的苹果文身。然而，我们应该问一问那些出售苹果股票的人是否也看到了苹果专卖店外排队的消费者。出售苹果股票的人愿意按照现在的价格售出，他是否已经考虑到那些拥有苹果标志文身的人未来对苹果产品的需求这个因素了呢？

如果买卖双方都足够理性且双方都认为对方也非常理性的话，也就是说，他们相互知道对方是理性的，最终，他们对某项资产的价值认知会达成一致。[12]如果卖家遇到了一个愿意购买的理性买家，那么，必然的推理就是买家知道一些让他对这项资产的价值有更高估计的信息。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理性的卖家就会调高自己对资产的估值。而买家在看到理性的卖家愿意出售一项资产时，也会调低自己对资产的估值。最后，理性的推理让双方就该资产的价值达成一致，双方从而失去继续交易的理由。事实上，只要交易行为本身是有成本的，他们就不会轻易交易。

然而，每天都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股票在全球股票市场上被买入卖出。为什么呢？如果卖家和买家对股票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一定有一方是错误的，而且股票交易是需要支付手续费的。其中一种解释认为原因在于太自信：如果双方都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而对方是错误的，他们就都会认为这笔交易有正的预期价值。[13]行为经济学研究致力于用已知的关于人类判断偏差的知识来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其研究理论也对股票交易行为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投资者交易越频繁，投资收益就越低。[14]研究行为金融学的学者们发现，投资者愿意交易的内在原因通常是过分相信自己判断的准确性，而事实上，他们中有一半人的判断很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股票投资者过分相信自己对某只股票价值的估计是正确的，在明知道有人跟自己持不同观点且非常愿意采取截然相反的交易选择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选择进行交易。高估了自己估值准确性的投资者倾向于相信自己比交易对手更加理性，或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这恰恰表明，他们没有能够认识到，自己掌握的信息或关于股票价值的判断是不完美的，或者他们没有能够认清其他人所掌握的信息的价值。他们可能更愿意相信自己拥有敏锐的洞察力，轻易就否认了其他人的智慧。

如果你拥有一些公司的股票，你是否想过你的这些股票都是从谁的手中买过来的呢？很可能你在跟一个缺乏经验的新手交易，他不具备你那种对股票真正价值的敏锐洞察力。但大部分股票交易都不是在缺乏经验的新手之间进行的。股市中的绝大多数交易都是由银行、对冲基金、经验丰富的基金经理和复杂的算法贡献的。从理论上来讲，获得足够多、足够准确的信息的个人有可能会比那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更精明。但是，不要在这上面下赌注。在每一笔股票交易中都存在掌握的信息不如对方多的一方，正如在每一次扑克牌局中都有一个最糟糕的玩家一样——这个笨蛋的钱包肯定会变薄的。沃伦·巴菲特曾经引用过这样一句谚语：“如果你打了半小时的扑克，还没有发现谁才是那个容易吃亏上当的人，那么，你就是那个笨蛋。”[15]如果你不知道交易对手为什么会跟你交易，有必要考虑一下你就是那个笨蛋的可能性。

像银行和对冲基金这类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者很少会选择日内交易。有估算表明，超过99%的日内交易是那些用自己的钱炒股的人干的。一般而言，频繁买卖股票的人都是亏钱的。有证据表明，算上手续费的话，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平均每年会亏损23%。[16]也就是说，如果你投入1美元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日内交易，在1年的努力之后，就只能剩下77美分。

如果自己进行股票交易是傻瓜才会做的事，而你又不愿意支付高额的佣金给基金经理，因为他们也无法承诺带给你丰厚的回报，你该怎么做呢？沃伦·巴菲特给我们这样的散户投资者的建议很简单：把钱投向指数基金。[17]指数基金的费用比较低，因为它们不需要雇用很多高薪的基金经理来挑选股票——它们只要投资指数就行了。你可以如上面提到的沃伦·巴菲特一样选择被动投资，这样做就相当于是依靠集体智慧赚钱。

集体智慧

总的来说，一大群人的智慧会比群体中的个体更明智。关于这一点，最经典的案例发生在1907年，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18]造访英格兰西部食用家畜和家禽展会。[19]在那里，高尔顿见识了787位观众竞猜一头公牛重量的比赛。有些人的猜测与公牛的体重比较接近，而有些人的猜测则谬以千里。每个人的猜测中都包含一些昭示公牛真实体重的有效信号。同时，里面也包含一些被统计学家称为噪声的数据——那些偏离了真相的错误。有些噪声数据提高了对公牛体重的整体估值，而另外一些则降低了整体估值。让高尔顿惊奇的是，所有猜测数据的平均值与公牛的实际重量543.4千克只相差约453.6克。事实上，这个平均值比任何一个人的猜测都要准确。它为什么能够如此接近事实？因为在经过平均之后，个体的谬误往往会相互抵消。

在第二章中，我提到了集体智慧。有时候我们以平衡各种观点为目的收集不同的观点，其实就是在利用集体智慧。这一经验的价值在不同的场合被一再证实，其中包括股票市场估值、地缘政治预测、组织决策制定等。[20]将多人的观点进行平衡的做法抵消了噪声数据，仅保留了有用的信息。然而，要使集体智慧发挥作用，就必须保证所有成员是相互独立的。存在相关性的误差是无法相互抵消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每个人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准确的信息且彼此的错误都不具有相关性的情况下，集体智慧才称得上是智慧。每个偏高的误差都会有一个偏低的误差与之相对应，所以才有可能通过平均来抵消这些误差。

我们可以通过类比来了解这个过程。如果想要预测一场选举中的选票分布情况，采访选民是有效的方法。但是，与高尔顿所见识到的重量竞猜比赛一样，单一选民掌握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访问更多的选民。访问的选民越多，我们做出的预测就越准确。没有哪个个体知道每个候选人获得选票的比例，但每个人都掌握了一点点信息。一般民意调查的采样规模是1 000名注册选民，[21]这种规模的民意调查最后的置信区间是95%，上下偏差3%。[22]我们的统计学家朋友告诉我们，如果投票与民意调查同时进行，他们有95%的把握相信，根据民意调查预测出来的结果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偏差不超过3%。

你可能会惊讶，原来集体智慧也可以应用到群众自己身上。[23]沃尔特·惠特曼说，每个人的内心都“包容着多样性”，聪明的做法就是利用这一点。熟悉集体智慧的研究人员曾要求个体对同一个问题做出多种不同的估计。其中一个研究要求志愿者对各种历史事件（比如电的发现）发生的时间进行猜测。第一次尝试的时候，他们的猜测同实际日期的平均偏差为130年。在回答完问题之后，志愿者们读到了下面的要求：“首先，假设你之前的猜测是错误的。然后，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具体哪一个假设或者考虑可能是错误的。接下来请思考：这说明了什么？第一次猜测的数值是高了还是低了？最后，根据上述这些新的思考角度，进行第二次猜测，请给出一个与上次不同的猜测。”平均而言，第二次猜测要离正确答案近一些，误差缩小到了123年。当我们把两次猜测的结果放在一起平均，得到的平均值会更接近事实。

该结果证明了探究自己出错的原因的价值。我们应该接受这种自我多样性，因为人类思维本来就是复杂的。沃尔特·惠特曼在其诗作《自我之歌》当中赞颂了人类内心的多样性：

我自相矛盾吗？

很好，那么我就反驳我自己吧，

我大而有容，我之中有无数的我。[24]

内心的多个自我都可以有不同意见，那么，不同的人，他们各不相同的经历、信念和看待问题的角度当中所存在的差异就更大了。好的管理者会利用这种多样性来帮助自己做出更好的决策。

集体智慧与乌合之众

阿尔弗雷德·斯隆是美国历史上最受爱戴的商界领袖之一。在他的领导下，通用汽车公司从一家小小的创业公司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25]他的管理风格备受推崇，得到广泛研究和模仿。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高层管理会议上，大家就某个问题达成了共识。“先生们，据我所知，大家对这个决定达成了一致。”[26]与会高管互相点了点头，而斯隆接下来说的话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我提议将这个问题的讨论延迟到下次会议，这样我们就都有时间来思考一下自己是否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许下次讨论能够使我们对这个决策有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

在充分知情的条件下做决策，就意味着要掌握多样化的信息，这些信息代表着方方面面的考量。像斯隆这样勇敢的管理者会努力寻找，甚至是主动引入多样性，确保对决策的讨论足够广泛深入，保证所有有用的观点都有机会被表达出来。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特意组建了一个持有不同政见的内阁。[27]他希望听取各方面对自己所服务的这个国家的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增加了这个团队找到真理之路的机会。

当人群存在差异性时，集体智慧才有价值。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降低了大家拥有相同偏见的风险。用詹姆斯·索罗维基的话来说，如果大家都认同同一种偏见，那么群众就变成了乌合之众。[28]这时他们的错误是相关的，他们还会强化彼此的偏见。比如说，如果参与民意调查的人全部都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那你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比全美整体情况更偏向自由主义。在一个有偏见的群体内部进行讨论并不能可靠地消除群体内成员的偏见。恰恰相反，参与者更倾向于讨论有共性的信息，在讨论结束之后他们的偏见会比讨论之前更深。心理学家称之为“群体极化”。[29]

在一项研究中，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自由派居民和附近斯普林斯市的保守派居民被放在一起进行对比。[30]来自两个城市的志愿者先分别就一些容易引起强烈争议的问题表明各自的立场，这些问题包括全球变暖、平权行动和同性婚姻。然后，志愿者以城市为单位面对面探讨这些问题，并在讨论之后再次表明个人立场。讨论之后，两个小组的观点都比讨论之前更加激进了。也就是说，思想保守者变得更加顽固保守，自由主义者变得更加激进自由。他们共同的观点在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通过彼此肯定，他们确认了共同信念的明智性。

想要保持你所在的团队的多样性，就要在决策或者开会之前避免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不能在人们的观点形成之前对他们进行游说，或者允许他们彼此影响。比如说，如果本部门在考虑雇用新人，我们就在开会之前先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在线调查要求每个人给所有的候选人排序。如果大家都赞同雇用同一个人，会议就可以很简短。就算大家存在分歧，把所有排名相加也能够得到所有候选人的排名，这可以有效地奠定讨论的基调。在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迫使人们把自己的观点放到明面上的做法特别有效。比如在雇用新人这个问题上，这样做能够有效避免人们因为职位更高的同事先发表了意见而不愿意提出异议。

你可能会疑惑不解，既然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征求集体意见，为什么还要开会呢？许多研究集体动力学的研究发现，讨论实际上会对决策质量产生不利影响。除非最明智的个体同时也是声音最大的、说服力最强的，否则集体讨论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大家的共识偏离真理。对基金发放委员会的研究能够解释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31]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是一个典型的基金审批机构。机构会通过多方努力，对基金申请进行评审，力求选出最优秀的申请者。该机构聘请多位经验丰富的杰出学者来审阅每份申请，并要求他们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交对每个项目的评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希望能够做出正确的审批决策，经基金会审批的基金金额动辄数十万美元甚至数百万美元，基金会的决定会影响青年科学家的职业生涯。

因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邀请评审团成员从世界各地飞到总部，面对面地商讨每一份申请。讨论过后，评审团成员会就哪个项目值得拨款给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出推荐意见。但有研究表明，在不开会讨论的情况下，专家们反而能够选出更优秀的项目。如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不让所有人都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市，花上几天时间开令人身心俱疲的项目评审会，而是根据打分排名来选择最优秀的申请人，基金会就能够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一般而言，所有人齐聚一堂进行讨论并不能找出最优秀的项目。

个体差异

既然我们在讨论多样性，就不能不考虑某些类型的人是否会比其他类型的人更容易太自信的问题。很多人说男性更容易太自信。不过，支持这个说法的各种证据都缺乏说服力且前后矛盾。[32]仅仅依据个体的种族、性别、文化背景或者年龄等条件，很难判断他（或她）是否会太自信。人们一般会想当然地认为男性会高估自己判断的准确性，也就是说，男性会对自己并没有足够把握的事情更有信心。因此，有很多以此为内在逻辑的笑话，比如关于男司机不愿意停下车来问路的段子。但几乎没有系统性的证据能够证明男性会比女性表现出更强的准确性高估倾向。[33]有些出版物中宣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相信自己比别人更优秀。不过，这样的信念看来只存在于一些在刻板印象中属于男性优势项目的领域，比如运动、机动车维修等。[34]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具备持续的可复制性。[35]其实，在刻板印象中属于女性优势项目的领域里，女性也会表现出自以为是倾向。[36]

有些探讨两性自信差异的书中提出，为了跟男性竞争，女性必须增强自信。[37]然而，即便我们假设男性真的普遍自信水平过高，建议女性变得更自信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太自信是错误的，建议女性多犯错是不明智的。如果事实上女性真的不如男性偏颇，那么她们就会在很多方面受益。比如说，对股票价值太过自信会让人们更频繁地交易，那么，女性应该能够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38]如果自视甚高会让男性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诋毁，那么女性应该更适合做管理者。[39]总而言之，即便男性真的比女性更自信，我们也不能断言只要变得更加自信，女性就可以做得更好。

伊丽莎白·霍尔姆斯是一位对自己的事业非常自信的女性。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业理想，霍尔姆斯从斯坦福大学辍学，创办了血液测试公司塞拉诺斯。霍尔姆斯在由男性主导的创业者世界中博得了一席之地。用风险投资家兰迪·科米萨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中，管理者们“不理性地相信自己与众不同，认为打败普通人的力量无法打败自己，普通人都在那个地方败下阵来，可他们就能够成功”。[40]从小时候开始，霍尔姆斯就想要“发现一个新的东西，一个人类原先不知道可以实现的东西”。[41]她在中学的年刊里说，她的理想是“拯救世界”。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和微流控课程期间，她构想出以全新的方式检验血液的创业思路。

霍尔姆斯构建了一个理想主义愿景，即发明出简单、易操作的多用途血液检测仪器，利用这个仪器，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健康筛查。她的愿景吸引了诸多重量级的名人，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詹姆斯·马蒂斯和威廉·佩里，这些人都被她拉进了公司的董事会。塞拉诺斯吸纳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霍尔姆斯还吸引了很多出色的雇员，组建了一个阵容豪华的团队。成就接踵而来，她自信地宣告了她对公司发展的愿景。尽管她的董事会成员都声名显赫，但他们对公司几乎毫无掌控力。霍尔姆斯手握特别股票，并借此掌控公司，这种股票在投票时1股相当于100票。

霍尔姆斯成为励志典范，赢得了大家对其领导地位的信服，不仅忠实的董事会成员对她言听计从，商业媒体也对她信任有加，刊登的每篇文章都对她大加赞赏，高调地宣传她的远见卓识。跟自己的偶像史蒂夫·乔布斯一样，她也喜欢穿黑色的高领衫。作为塞拉诺斯的首席执行官，她拥有了锐意进取的人设，并逐渐成为备受硅谷人推崇的自信经理人的代表。塞拉诺斯最终没有能够兑现其仅用一滴血就完成数百种测试的承诺。尽管霍尔姆斯对项目的强烈自信非常有感染力，却也没有能够克服技术本身的物理局限。尽管她努力维持这个神话的存在，塞拉诺斯最后还是因丑闻缠身而破产。霍尔姆斯本人则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犯有欺诈罪。[42]

比你更神圣

伊丽莎白·霍尔姆斯的管理风格强势跋扈，在进行市场推广时也总是夸大其词，而她合理化这些行为的方式之一就是大谈特谈理想情怀。她声称自己是受到道德感召才做了这些事情：“我希望创造一种全新的技术，这种技术能够帮助各个阶层的人，并突破地域、种族、年龄和性别的界限。”[43]在接受《魅力》杂志“年度女性”奖项的时候，她表示自己想要成为女孩子们的榜样，“当她们开始想自己长大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就会看到我”。[44]所谓的理想、信念和高尚情操合理化了她作为塞拉诺斯首席执行官时所做的一切事情，哪怕有些时候她的所作所为已经越过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跟霍尔姆斯一样，当我们相信自己正在从事一项神圣事业的时候，就能轻而易举地合理化自己的偏见。对你自己的品德极端自信会让你看不到自己的道德缺陷。那些对自己的美德最有信心的人其实最容易做出道德沦丧的事情。要证明这一点，你只需要看看有多少宗教领袖和自诩圣人的人因为道德沦丧而被拉下神坛就可以了。说到这些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天主教会层出不穷的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丑闻，不过，实际的罪恶远不止这些。

也许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吉姆·巴克和塔米·费伊·巴克的案例。这两个布道者的财富帝国包括一个名为遗产村的豪华总部大楼和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座基督教主题公园“美国遗产”。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布道节目《PTL俱乐部》每周收到超过100万美元的捐款，这笔收入使得巴克夫妇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吉姆·巴克对他的奢华生活洋洋自得，他炫耀说：“上帝想让自己人乘坐头等舱。”[45]巴克夫妇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46]

鄙视这些自诩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人是很容易的，但看到自己的道德缺陷却没有那么容易。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的德行优于其他人。[47]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对自己的高尚思想和行为更了解，但对别人的高尚情操却不甚了了。如果道德的基础是一个人心中的信念，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做大多数事情的时候初衷都是好的，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道德高尚的，即便是那些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人也只在少数情况下才会做坏事。事实上，几乎在所有人身上，纯真的快乐和高尚的动机都多过蒙骗、欺诈和罪恶。因为我自己在95%的情况下都是诚实的，所以，我认为我有理由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诚实。当我要求班上的学生为自己相对于其他人的诚实度打分的时候，超过90%的人认为自己的诚实程度比班上一半人高。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任务比较简单，或者是我们自认为擅长的事情，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做得好。当任务比较容易而我们又看不到其他人的表现时，我们最容易觉得自己会比其他人做得好，比如我班里的学生会觉得自己比别的同学更诚实。[48]相对地，当我们对自己的失败比对他人的失败感受更深切时，会倾向于认为自己不如别人做得好。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认为自己自我怀疑的时候比其他人要多。[49]不囿于自身的认识、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能够纠正这些错误，帮助我们形成更客观的看法。

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

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帮助安迪·格鲁夫做出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格鲁夫执掌英特尔期间，英特尔蒸蒸日上。那个时期，英特尔在计算技术和处理速度方面始终走在浪潮的最前端。在20世纪90年代的宣传活动中，英特尔著名的微处理器打出了“英特尔：给电脑一颗奔腾的芯”这样的广告语。有些广告赞美英特尔严格防尘的芯片生产环境——工人的工作服都是连体衣，力图最大限度减少灰尘。在广告片中，包裹在独特的“兔子装”里的工人们在窗明几净、光洁如新的芯片组装车间里翩翩起舞。[50]然而，英特尔的起步可不像在清新干净的房间跳舞这么轻松。

英特尔成立于1968年，最初生产用于储存数据的计算机芯片。随着竞争日益激烈，英特尔的利润大幅缩水。到了1985年，用格鲁夫的话来说，公司经历了“凄惨而又令人沮丧的一年”。存储芯片竞争对手的加入拉低了产品价格，并在竞争中赢过了英特尔。格鲁夫和他的事业伙伴戈登·摩尔[51]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给存储芯片业务继续加码并建立一家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工厂，还是完全退出存储芯片行业，将重心放在生产微处理器上？在这个生死存亡的节点上，格鲁夫问摩尔：“如果我们两个被董事会解雇，公司来了新的首席执行官，你觉得他会怎么做？”摩尔毫不犹豫地说：“他会带领公司离开存储芯片行业。”就在这一刻，格鲁夫和摩尔明白了自己应该做什么。英特尔开始专心做微处理器，而接下来的故事就家喻户晓了。[52]

站在他人的立场看问题其实就是想象当面临同样的局面时，其他人会如何处理。这是防治计划谬误的良药。在第六章，我们分析了计划谬误如何导致我们过度乐观地预测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长。丹尼尔·卡尼曼用自己参加的一个委员会的故事解释了这个过程。[53]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设计一门课程并为其编写教材。在考虑需要多长时间完成任务时，所有委员会成员都写下了自己对此项任务所需时长的估计。团队达成的共识是，这项工作可能要花费他们两年左右的时间。当卡尼曼从局外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调查其他类似的课程委员会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时，他得到的答案是：大部分类似的委员会都没有能够完成任务，而真正完成了任务的40%的团队，至少也花费了7年的时间。

通过调查其他类似委员会的情况，卡尼曼得以用由外而内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做是很有效的。比如说，有天赋的年轻运动员因为希望自己能够进入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打球，热情高涨地全身心投入训练。而如果他们能够从旁观者的角度来思考一下发展的前景，就会有不同的认识：有天赋、有热情的年轻运动员有很多，但其中只有极少部分的人能够靠参加体育比赛养活自己。请跳出你的第一人称视角，考虑一下其他跟你一样的人的成功概率。在你下定决心专心打橄榄球，而不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化学工程考试好好复习之前，最好先搞清楚像你这样的人成功的概率有多大。普普通通的大学运动员被招募进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打球的概率有多大？首次公开募股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公司合并最终为股东带来盈利的概率有多大？你以为只要挥动双臂就能飞起来，但有人做到过这一点吗？

由外而内的思维方式是治疗不自信的良药。如果你觉得自己完全不能够胜任新的岗位，不妨问一问，有多少成功人士在刚起步时也遇到了困难和挑战？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怀疑自己缺乏完成任务的能力？你还可以向资深的同事了解他们刚开始工作时的情况。你很可能发现他们也都遇到过挑战，都产生过自我怀疑。他们还可能就怎样最好地克服这些困难给你一些有益的建议。

有时候，因为你想要做的事情还从来没有人做过，参考外部视角的难度就会比较大。1903年，在莱特兄弟进行飞行器实验的时候，并没有多少相似的案例可参考。在这种情况下，从外人的角度进行推理能够帮助你完善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你的项目可能成功？你觉得自己会失败的理由又是什么？你所冒的风险是否值得？你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自己陷入绝境？我们要感谢莱特兄弟冒了那样的风险。需要指出的是，在沙丘地带进行实验是非常理性的选择，因为在那样的地方即使飞行器坠落，机毁人亡的概率也比较小。

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看问题能够避免你对自己的正确性过分笃定。事实上，瑞·达利欧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让自己不至于犯错的。他总是努力理解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的想法：想一想那个愿意买下我卖出的股票的人，考虑一下那个人都知道些什么；努力理解那个人，为什么他把选票投给我反对的候选人，想想这个人的立场是否存在合理的地方。别忘了，其他人的看法也可能是真实的、正确的。承认这一点，你才能更好地跟他人一起共事、一起生活，理解他们并解决与他们之间的争端，跟他们做生意。换个角度思考，要求我们承认还存在其他发现真理的合理方式。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也是富有远见的管理者亨利·福特这样建议：“如果说有什么成功的诀窍的话，就是能够理解其他人观点，既能够从自己的角度思考，又能从他人的角度思考。”[54]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关系，促进双方相互理解，还能让彼此之间的分歧更有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