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马达范是一位讲故事的能手。他在这本书里讲述了20多个小故事，其中有一半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手机、数码相机、青霉素、自动取款机、一次性尿布、超市、世界时区、通用产品代码、邮政编码、汽车安全气囊、飞机（莱特兄弟）、电话（爱迪生）等。我们对它们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至我们很少甚至根本不去探究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读者将从这些小故事中知道每一件发明都来之不易，都有为之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工程师们。另外一半是工程学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如解决交通拥堵、丰田公司质量管理、清理恒河、福特公司流水线、农业绿色革命、全球定位系统的民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谷歌地图、希区柯克的电影等。这些应用让传统的工程师大开眼界，也给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士带来思维方法方面的极佳启示。当然，作者的目的远不只给读者讲这些故事，他上升到理论高度，总结出工程师思维的以下特征。
首先要搞清工程学的定位。自古以来，科学、哲学和宗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致力于发现和追求它们自己的真理。科学针对自然界，哲学针对社会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宗教则依靠超自然力来解决一切问题。与数学家和科学家不同，工程师的任务是发明，是通过创造来顺应自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而技术则是科学和工程的结晶。所谓技术人员，其实就是工程师。数学是为了满足其自身逻辑完整的学问。但出乎意料的是，它被广泛应用于科学、技术和工程。科学家和工程师多半重视数学。目前看来虚无缥缈、抽象难懂的数学分支，说不准何时就派上用场了。
那么工程师如何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呢？他们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模块化的系统思维。把复杂问题和系统分解为子问题和子结构，称为解构；之后分而治之，找到各部分的解法，再加以综合，称为建构。该方法有三个要素：结构、约束、取舍。所谓“结构”就是要“于无声处听有声”，从初步的概念、构想中“看”到潜在的结构。“约束”有两种，一种是负约束，如金钱、人力、时间、自然等方面的限制。负约束又分激进型（如赛车会因追求性能而降低安全标准）和保守型（如邮轮将安全放在第一）。另一种是正约束，系人为添加约束以达到最好效果，如24个时区的划分。取舍容易理解，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必须“忍痛割爱”！不过正确的决定往往不好做。有几种方法是工程师常用的：一种是优化，即在多种方案中找到最好的一种，并变动影响结果的因素（称为参数），以便得到最好的解；另一种是标准化，也就是要尽量用通用的方法和零部件，使解决方法容易实现和管理。为了验证解法的优劣，制造一个原型，加以试验、改进，直到满意为止。
书中提到，美国工程师占人口的4%，也就是大约1000万。他们的贡献是超比例的，为更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据估计，目前中国工程师总数应在4000万以上，占总人口的3%~4%。虽然人数众多，但工程师的水平距世界最高水平仍相差甚远。根据2005年麦肯锡的一份人力资源报告，中国和印度分别只有10%和25%的工程师能够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该报告还指出像波兰、匈牙利、捷克和马来西亚这样的低薪酬国家，能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角逐的工程师占比比印度和中国都要高。结合我自己的观察，我很认同这个判断，我们迫切需要改变，真正与国际接轨。
西方有一句谚语：“如果你打算做一件事，你总能找到一种方法；如果你不打算做一件事，你总能找到一个借口。”根据我此前在美国公司18年的工作经验，大多数美国工程师（包括来自中国的）采取的都是前一种态度，可是根据我在中国公司1968～1978年和最近4年的工作经验，我很遗憾地发现，一些中国工程师（甚至包括一些年轻的海归人士）采取的往往是后一种态度。美国工程师在尝试失败以后会说：“至少我努力过了。”中国工程师则往往还未开始尝试便说：“哎，这事怕做不成。”前者会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后者则稍有挫折便知难而退。前者有80%胜算，后者则只有20%。
为什么有这么明显的反差呢？在美国，大多数人都喜欢自己的工作。如果不喜欢，他会去另找一个。另一方面，他们从小就培养了敬业精神。你能常常听到他们说：“这是我的job（工作）。”也就是分内事，一定要做好。哪怕即将调换工作，该做的事还是认真去做，“站好最后一班岗”。中国工程师有相当一部分得过且过，领导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怎么能够做得好？有了敬业精神，本书中介绍的各种方法就能帮上忙了。
本书作者在写书的两年期间访谈了60多人，查阅了大量殷实可靠的文献资料，不少内容是独家首发。他感谢了100多个人，可见写作此书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我通过代理找到了他，提出一些问题，他当日就回复了。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他与我有二十几封电邮往来，及时回答了我的问题，有的给出说明，有的提供背景，也有的根据我的建议对原文做了一些调整，敬业精神巍然可见。另外，译者在翻译中不知布袋烟灰缸为何物，写电邮给当事人劳勒请教，当时未抱多大希望，因为这毕竟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且劳勒已年近90岁了。没想到的是，他也当天就回复，给出了详细说明，还附上照片。
我的女儿凌真雁在翻译初期帮助解决了一些与美国习俗相关的用词及其他难点。离开校门不久的戴慧君除了在校对中改正了原译稿的一些疏漏，还做了文字修饰，引进了现代语言元素，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既感叹后生可畏，又高兴后继有人。
总的说来，4个月的翻译工作虽然紧张繁忙，但十分愉快。唯一的遗憾是，因翻译工作在晚上和周末进行，常常冷落了夫人刘丽芳充满爱意的唠叨，不过她最多也只是再添几句仍然会被“冷落”的唠叨罢了。
父亲在60年前教我如何读书。他说要确定一本书是否值得精读，可用三种方法：一是看前言后语，二是浏览目录，三是乱翻法，即随机地抽读几页。先父遗训未敢忘却，也确实受益匪浅。谨希望也用类似方法的读者看完这篇译后记能引发阅读全书的兴趣。
凌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