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皇权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中，“臣”对“民”来说虽然高高在上、说一不二，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任君打杀的奴才走狗。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度地覆天翻的义和团期间，一些主和或主战的大臣都先后被杀的悲剧命运，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慈禧“上当”？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虽然总的倾向是主抚，但也一直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长期没有明确的态度、政策。
清廷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是要利用义和团来根绝维新隐患。就像前面提到的，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并非易事，慈禧曾在6月初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亲眼查证义和团各种各样“神功”究竟是真是假。在反复犹疑、再三权衡利弊之后，她才大胆做此决定。
然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曾对人说道：“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1]慈禧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主和派官员被处死
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教士、教民。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做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攻打使馆。在第四次，即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这次御前会议一开始，慈禧就明确表示准备向“万国”开战，但又说“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等语。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明确表示：“拳民法术，恐不可恃。”一位满族大员打断他说：“拳民法术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议，臣特取其心术可恃耳。”内阁学士联元则坦率地说：“如与各国宣战，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致鸡犬不留。”此言一出，慈禧勃然变色，立即有人斥责道：“联元这说的是什么话？”这时，光绪皇帝看到曾任多年驻外公使的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立即下座，拉着许景澄的手说：“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通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许景澄连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都有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等语。光绪深知万不能战，但慑于慈禧的淫威，不敢明言，想借“通洋务”著称的许景澄痛陈“开战”的严重后果，以打动慈禧。听了许景澄一番话，于是悲从中来，拉着许景澄的手哭泣不止，许景澄也涕泣不止。站在许景澄身旁的太常寺卿袁昶曾多次上书，一直反对招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这时也“从旁矢口陈奏，一时忠义奋发，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态度”。慈禧见三人团聚共泣，大触其怒，注目厉声斥曰：“这算什么体统？”[2]光绪才放开许景澄之手。最终清廷决定向各国开战。
清廷决定开战后，于1900年7月28日、8月11日分别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等五人处死。许景澄与袁昶同时入狱，“指定分系南北所，当在狱中分道时”，袁昶紧握许景澄的手问道：“人生百年，终须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何以致死耳？”许景澄笑答：“死后自当知之，爽秋（袁昶字爽秋，笔者注）何不达也。”[3]行刑时，袁昶面带笑容，对监刑的刑部侍郎、徐桐之子徐承煜说：“勉为之，吾待公于地下矣！”许景澄与家人话别时也“阳阳如平时，颜色不变”。对他们被处以极刑，主战的顽固派则认为死有余辜，徐桐说：“是死且有罪。”崇绮则说：“可以惩汉奸，令后无妄言者。”[4]
主战派官员被赐死
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下谕将责任完全推给了义和团，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
在这场“朝廷”几被推翻的没顶之灾中，处于“风暴”中心的文臣武将，其命运更加悲惨。据不完全统计，在兵败或京城被敌所破后自尽的有徐桐、崇绮、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黑龙江将军寿山、庶吉士寿富、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翰林院编修王廷相、礼部侍郎景善、奉天府尹福裕、国子监祭酒熙元等等。刚毅在与慈禧一同逃往西安的途中染病不治身亡。
对于清政府的求和，列强于1900年12月24日提出了十二条“议和大纲”，照会清政府。慈禧太后接到“议和大纲”后，喜出望外。因为十二条大纲条件极为苛刻，但列强之间反复商量、权衡，认为如果没有慈禧太后，中国将大乱，对国际不利，所以在提出的惩凶名单中，未将慈禧太后列入其中。所以她立即谕示李鸿章等谈判代表完全同意所有十二条大纲。
为了“议和”自保，清廷不得不屈从列强提出的“惩办祸首”的要求，多次发布上谕惩办祸首：庄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即行正法，刚毅本应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议，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载漪、载澜被发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故免其置议，左都御使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翘也被赐自尽。共惩处各级官绅100多人。
赵舒翘被赐自尽，是由陕西巡抚岑春煊对赵宣旨，据说岑宣旨后，赵曾问岑还有吗？岑简答无。或许，赵不相信会这样被太后抛弃。赵于是吞金自尽，虽时间不短，却无反应。后又吞食大量鸦片，虽然痛苦不堪，但仍无绝命迹象，于是又改服砒霜。或许是量不够，赵仍气息不绝，只是痛苦之状更甚。由于时间太长，岑回去复命时间已近，于是令人用纸蘸烧酒遍糊其七窍，终于死亡。从岑对其宣旨到最后绝命，超过六个小时。为何如此长的时间，有说赵的身体强壮，有说赵故意拖延时间，等待慈禧留他一命的圣旨。最终，他也没有等到。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徐桐命其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与自己一同自尽殉国。其子表示遵命，但当徐桐投缳绝命后，徐承煜却脱去官服，换上普通民服逃出家门。最终他还是未能逃脱被就地正法的命运。恰应了一年以前他监斩主和派大臣袁昶时，袁对他说的“吾待公于地下”之言。
面对如此深灾巨祸，清廷不能不做个“交代”，在一道道上谕中，“朝廷”竟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诸王大臣”：“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主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民生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5]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明明是“圣上”铸成的大错，也总要由“臣下”承担责任，因为“天子”“圣明”，永不会错。所以慈禧在谈及此次“肇祸之始”时，只是忿忿地说：“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没有丝毫自责之辞。
君臣真实关系
这种只责“臣下”、不责“圣上”的观念影响殊深，时人和后人评论此事时对赵舒翘都有严责，认为正是由于他未据实禀报才“酿成如此大祸”，若他当时“能将真情实状，剀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认定主张，一纸严诏”，义和团便“立时可以消弭”。[6]赵“昧于理、盲于势，辱名丧身也宜哉”。[7]“至今论国是者，追原祸始，犹叹息痛恨于赵之一言几丧邦也。”[8]这些评论当然不能说不对，但谈何容易！许景澄等人对时局的判断、利害的权衡、灾难性后果的分析预测异常冷静、客观、透彻，而且明明是根据慈禧“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的“懿旨”坦陈己见，但他们不仅未能说动慈禧，反因意见与慈禧不合，被斥为“任意妄奏”，竟惨遭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赵舒翘不敢据实禀报不能不说情有可原，仅仅严责赵舒翘不据实禀报显然有失公道。
主和也好，主战也罢，谎报军情也好，据实直陈也罢，这些大臣最终都不免一死。义和团时期这些大臣的悲惨命运，实际是皇权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大臣往往处于两难困境之中，若直言己见，往往触怒当道；倘曲意逢迎，一旦铸成大错，则要承担全部后果，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性命难保。虽然从理论上说是“君贤臣忠”，对君与臣都有相应的要求，但实际情况却是“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可以不贤，臣不可以不忠”。“忠君”，是为臣的“绝对道德律令”，无论君主如何昏聩残暴，臣属都不能“不忠”，倘稍有“不忠”，便是大逆不道。
正如马克思所说，专制制度的本质就是否定人，把人当作“非人”。在皇权专制社会中，实际只有“君”一人是人，包括权柄赫赫的王公大臣在内的其他“人”，其实都是“非人”。在这种关系中，传统道德用必须对皇上忠心耿耿，敢于不惜身家性命披龙之逆鳞、犯颜直谏的标准要求臣属，委实过于严苛，几近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