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皇家向来视天下为“家天下”，“理所当然”地认为皇位承继“此朕家事”，不容他人置喙。偶有反对者，也是体制内王公大臣从“家天下”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提出不同意见。慈禧太后处心积虑意在废除光绪皇帝的“己亥建储”，万未想到第一个公开表示反对、抗议的，竟然是一位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
这位敢于第一个公开表示抗议慈禧建储的商人，是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的经元善。经元善1841年出生，其父因家贫早早离开家乡到上海经商，白手起家，经过一番拼打，成为巨富，开设仁元钱庄、茶栈、沙船行等，并任上海钱业公所首董。经元善17岁时，奉父命停学，从父学贾，正式踏入商界。他继承父业，渐渐负责庞大的家族产业经营。因乐善好施，办有许多慈善事业，有“经善人”之誉。朝廷在1864年赐给花翎候补道衔，父亲病逝后，他承袭“知府”虚职。赐商人以官方体制内虚衔虚职以示对其嘉奖，得到官府认可，这位商人社会地位便迅速提高，这确是中国传统特色。
经元善的经商才能与威望，受到了李鸿章的关注。1880年，李鸿章委任他为官督商办的新式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之职，经元善开始了他的洋务企业生涯。这种官督商办企业“官”的权力仍大，他提出的招股方法受到具体经办官员的反对，他无奈地愤而辞职。辞职不久，李鸿章仍器重他的才干，又力邀他参加新创办的电报事业。1881年，他被李委任为中国电报局会办，次年改委官督商办电报局总办。由于有李鸿章、盛宣怀的支持，他在电报局经营二十年之久，经营有方，电报局获得甚巨。
二十余年的洋务生涯，使经元善由传统商人成为现代商人，开始关心时局政治。1894年11月甲午战争中国一路惨败，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向张之洞提出了募集义兵义饷、购军舰造枪炮的建议，并发公告向社会各界呼吁海内外志士仁人毁家纾难。虽然他的建议未被当局采纳，但他之所以坚决主张向商民各界募义兵、募义饷的更深意义是想借此振士气、加重民权、使君民之气脉贯通，为今后仿照西方建立议院打下基础。他的这种思想，使他在随后的戊戌变法中同情、支持维新派，但又不完全甚至可说相当程度不赞同维新派。他曾参加康有为在上海组织的维新派团体强学会的创办工作，并担任董事，但不久就因观点颇有不同而退出。他与维新派的目的完全相同，但又相当不赞同维新派的主张，因为他认为中国目前条件远不成熟，民智未开，维新派的主张太急进，只能先进行办学、办女学、兴商务等活动，这才是目前中国改变的根本所在。他曾向张之洞上变法请愿书，胪陈自己的主张，主要是惩罚甲午战争中失职的官员、重用有才之士，废除科举，发展、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实业的发展，这三点并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比维新派温和得多。
虽然他在相当一些方面不赞同维新派，但当慈禧发动政变，倒行逆施时，他却极其愤怒。1900年1月24日，他接到立储电诏后，第二天就以上海电报局总办的职名领衔，发出了上海各界包括马裕藻、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黄炎培等1231名旅沪维新人士和绅商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抗议电：“总署王爷中堂大人钧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27日，《苏报》就发表了这份电文并加按语说，本埠接奉电谕后，“绅商士庶纷然哄动。皆谓，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皆有奋不顾身与君存亡之志”。[68]此电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其他地方也有联名奏请取消立储的，海外华侨的反映更加激烈。康、梁在海外许多地方成立了保皇会，并且撰文高度评价、赞扬经元善。
此电使朝廷震怒，当即下令捉拿经元善，不久又命令浙江巡抚抄查了经元善家产。经元善马上得到清政府要捉拿自己的消息，29日立即逃往澳门。清政府知道经元善到了澳门，立即向澳葡总督交涉，以政治犯理由要求引渡。澳葡当局将经元善拘禁起来，这时澳门保皇会人士立即开始全力对他进行援救和保护。澳葡当局虽然依清政府所请，囚禁了经元善，但又以1887年签署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有关引渡罪犯条款规定的引渡罪犯是刑事犯，政治犯不在此列为由，指经元善是政治犯，因此拒绝引渡。清政府于是改为派人到澳门指控经元善亏挪公款、“拐款逃走”，是刑事犯罪，同时派证人到澳门出庭对质。但一位重要证人、电报总局提调、经的同事杨廷杲却突然托病，不愿到澳门出庭做证。附提一句，杨的曾孙女，就是香港大名鼎鼎、红极一时的女演员夏梦。杨濛是其本名，因喜欢戏剧，取莎翁《仲夏夜之梦》的“夏梦”为艺名。由于清政府实在拿不出过硬的证据，澳门保皇会会长何廷光又花费重金全力救援，港、沪等地人士和海外华侨也纷纷声援。德高望重的容闳闻讯后，立即写信给香港总督，请其设法营救经元善。得到容闳信后，香港总督也与澳葡当局斡旋。澳葡当局于5月12日正式照会清政府，指出有关经元善拐款逃走之控告不实，后又经葡萄牙高级法庭复核，葡萄牙政府于当年年底最后确定经元善是政治犯，予以释放并给予政治避难。
从公开发电抗议立储开始，维新派就为经元善大声呼号呐喊，他被澳葡当局释放，维新派功莫大焉；经元善此时以维新派为同志，在澳门给李鸿章写信，认为只有维新派才能救中国，劝清政府速解党禁，罗致维新派中的人才再次变法维新，救国救民。戊戌维新时，经元善相当不赞同维新派的一些观点、做法，认为其过激、不够温和，与其保持距离，然而清廷的政策却使经元善最终成为维新派的一位旗帜性人物。
“己亥建储”的消息传来，“末代状元”张謇更是愤怒异常。此时他已有丰富的政坛经历，与京城高官尤其是东南大员交往颇深，因此他的不满与愤怒不是公开表达，而是在官员中积极奔走活动，筹划具体的反对方案和措施。
1853年，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的一个富裕农家，其父除务农外还兼营小本商业买卖。他早年入幕，曾到朝鲜直接参与过针对日本的朝鲜问题处理，后又经营乡里，颇有名望。甲午年他中恩科状元，被授翰林院修撰。光绪的老师、帝党首领翁同龢是他的恩师，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帝党一员，积极参与了“帝”“后”两党之争。甲午战争爆发后，帝后两党争论更加激烈，由于他的才学，更因有多年实践经验，尤其是有直接与日本抗衡的经验，且十几年来一直关注日本问题，张謇成为帝党的重要决策人物之一。但几个月后，在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帝后两党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刻，他的父亲病逝，他循例回籍守制，暂离开喧嚣的京城。不久奉署两江总督兼署江宁将军张之洞奏派，总办通海团练，准备抵抗从长江入侵之敌。甲午战争结束后，防事务也随之结束，他的才干深得张之洞赞许，张选派他在通州设商务局，开办纱厂。当时“商”仍是四民之末，而“士”则是四民之首，由士而商，尤其是曾参与高层政治，张謇也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认识到实业强国的重要后，最后还是决定从事商业。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刘坤一返任两江总督，张謇为开办纱厂事与刘又开始来往密切。
1898年5月，张謇至京师向翰林院销假，不久“百日维新”就紧锣密鼓地开始。翁同龢对他器重异常，而他上的几则发展农工商的建议，未涉政治体制改革，显示了他的稳健及与维新派的距离。就在正式变法的前一天，张謇亲眼看到翁同龢所拟变法谕旨《明定国是诏》，6月11日维新正式开始后，二人又有一次长谈，无所不谈，非常尽兴。然而几天后，翁同龢却在6月15日被开缺回籍，张謇敏锐地感到朝局有重大变化，唯恐翁会有杀身之祸，劝翁尽快离京回乡。半个月后，就在吏部宣旨任他新职的第二天，他就以“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由，再度向翰林院请假，回到故里。虽然他官阶不高，但深涉顶层政治，显示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戊戌政变发生，他更关心政治、朝局、光绪皇帝的命运，但更多的精力还是集中于纱厂的创办。政坛剧变，更坚定了他的从商决心。
张謇创办实业并不长，在东南士绅、商人中却名望甚重，如与何嗣焜、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赵凤昌、陈三立等上海和东南士人相交游，与绅商来往甚多；他的从政生涯也不算久，却与许多位高权重的大臣交往颇深，尤其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事实上，他织就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尤其是东南政、商精英社会关系网，他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枢纽。只有他，在关键时刻可以沟通官民，甚至在关系复杂的官员中沟通彼此。
在相当程度参与戊戌维新且是帝党成员的张謇，自然认为光绪在位是国家最后的希望，他与平素来往甚多的士绅一致认为应当营救光绪皇帝。他了解到两江总督刘坤一对“建储”非常不赞同，而且刘是湘军首领，对慈禧长期重用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颇为不满，于是动员与刘往来较多的绅商及刘的属僚劝刘表态反对，他自己更是当仁不让，亲自劝刘。经过他们一番工作，刘坤一终于同意公开上疏朝廷，表示反对。刘坤一著名的《上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就是由张謇起草的。刘坤一的《上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公开后，政坛震动强烈。
对朝廷的“建储”，绅商经元善公开联名抗议，绅商张謇等对刘坤一上疏反对起了重要作用，绅商对皇位继承如此敏感、“神圣”的绝大问题竟然开始或公开表态，或起实际作用，这是绅商力量崛起、从自为走向自在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随后的大动荡中，他们将起更重要的作用。
1900年5月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以载漪为首的极端排外势力掌握朝廷重要的权力部门，而各国公使一面照会清政府要求“剿除义和团”，一面将舰队聚集在大沽口进行威胁，并酝酿出兵镇压。张謇预感到一场大动荡即将来临，到上海与一些有影响的士绅、商人相晤，主要是与由京携家眷到上海的帝党骨干沈曾植商量应变之方。他们感到无力改变朝廷政策，但应设法保东南平安。沈在官场人脉丰沛，与张商谈后即奔走于南京、武汉、上海之间，游说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总办商约大臣盛宣怀，联络联合自保之事。张謇随后也穿梭于上海、南京、南通之间，会晤刘坤一等各方人士。当他知道张之洞、刘坤一联名电奏，请剿义和团并称团为“匪”，又知道义和团在北方发展迅猛时，更坚定了依靠东南督抚力保东南平安的决心与信心。
东南互保意味着抗旨，张謇等人知道非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联手不可，而抗旨又是高度危险、敏感之事，必须张、刘、李三人互相高度信任不可。但张、刘、李三人宦海多年，也多有矛盾，关系并不和睦。张謇等商量什么人能与此三人密切沟通，张謇本人的“任务”是说服与他来往密切的刘坤一。据张謇记述，刘坤一开始有些犹豫，问张：“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张謇回答说：“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于是“刘蹶然曰：‘吾决矣。’”于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商此事，张之洞同意。[69]刘坤一所谓“西北”，指朝廷慈禧及光绪西逃，也就是朝廷；“东南”自然是指包括自己在内的东南督抚。刘发此问，表明他对以自己为首的东南督抚抗旨、朝廷在打仗而自己等却与敌国订和平条约，有道德上的不安和顾虑。而张謇指出没有东南繁华之地的存在，“西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东南互保说到底还是为了朝廷。他以这种说辞为“东南互保”制造合法性，打消刘坤一的道德顾虑。
东南互保，首先要保证东南境内平安。这时盐枭首领、帮会头目徐宝山（绰号徐老虎）早在苏北沿长江一带站稳脚跟，有私盐船队多至七百余号，党众过万，有强大的私人武装，淮河两岸到长江一线，都是其势力范围，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在这种时间，存在攻击洋人、成为义和团的可能。张謇生怕徐宝山会妨碍东南大局，与刘坤一面谈时建议招抚徐宝山。第二天刘就着手招抚徐之事宜，张謇唯恐面谈不足又上书一封，详说了对徐掌握的尺度，此段话不长，但颇能反映张謇的谋略与行事风格：“此辈如乱柴，徐则约柴之绳也。引绳太紧，绳将不堪，太松且枝梧，宜得有大度而小心之统将处之，俾不猜而生嫌，不轻而生玩。若予编伍，饷额宜檄统将发原封令徐自给，但给衔不可逾守备以上，不可便单扎。且令一善言语、有计略之道员前往宣示诚信，以开谕之，令专镇缉沿江诸匪。若请来谒，宜即听许，不请勿遽强。此人闻颇以胆决重于其党，控驭得宜，安知不有异日之效？”[70]由徐镇缉沿江诸匪，端的是老辣。徐为刘所招后，确保了非常时期东南境内平安。
更胆大妄为或完全是书生之见的主张是，6月26日东南大员与列强之间的《东南保护约款》订立后，张謇等人认为东南地区的局势稳定有了保障，竟然策划迎銮南下。此时传来慈禧要扶持光绪到西安的消息，恰好他们的同道郑孝胥被委任主持湖北营务处并奉诏北上，张謇就与郑等策划借机把光绪皇帝迎到南京。随后张謇就在南京、上海等地与人频频商议。将光绪皇帝从西安解救到南京，摆脱慈禧的控制，使其真正掌权再行维新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他们也明白自己完全没有实现这个计划的力量和能力，只有劝说刘坤一、张之洞公推李鸿章率兵北上勤王。此计划全无实现的可能，张謇又忧虑如果宫廷长期在西北流离，光绪安全更无保障，于是又提出“退敌迎銮”的方案。所谓退敌迎銮，就是请求八国联军先退出北京，两宫回京，然后除匪，再与列强定约。张謇必须直接打击顽固派代表载漪、刚毅之流，削弱慈禧太后的政治力量，改变中央政府的政治结构和力量对比。如果朝政仍由他们把持，回銮、除匪、议约就无从谈起。而且，若不清除他们，“东南互保”也难于善后，甚至有被翻案的可能。他向刘坤一详陈自己的方案和想法，得到刘的完全认可。
东南互保，战时敢与中央不一致，甚至“通敌”，当然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一干东南督抚的识见、胆略和对时局的把握大有关系。但东南绅商的作用也不能低估，他们最早提出这一大胆设想，并奔走串联，纵横捭阖，几乎成为这些督抚的智囊团，用今日话说，是无智库之名的智库。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东南互保提供了坚实雄厚的社会基础，如无此基础，东南互保也难以成功。
二
如果说张謇代表着士绅与体制内重臣合作以改变现实政治格局，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话，那么，一些士绅名流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国会”则标志着士绅的另一种倾向、趋势，即要求改变政治体制，甚至表现出“走向革命”的可能。
由于北方糜烂，一些开明之士从北方到上海避难；一些维新派人士从海外回国，来到上海，寻求解救光绪的机会；一些革命党人也来到上海，探求革命的可能；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的心腹也来到上海，了解各方动态并力图影响政局。从日本回来在上海秘密活动、筹划组织武装北上“勤王”的维新志士唐才常格外活跃，经过一番联络，唐才常邀请在沪名流容闳、严复、章炳麟、文廷式、吴葆初、叶瀚、宋恕、沈荩、张通典、龙泽厚等八十余人于1900年7月26日（旧历七月初一日），在上海愚园南新厅召开了“中国国会”成立大会。曾长时期充任张之洞幕僚和属员的叶瀚担任会议主席。在不记名选举中，容闳得票最多，当选为正会长。严复得票第二，当选为副会长。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宣言》，由严复译成中文，定下了几条宗旨：第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第二，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即指慈禧太后掌控的清廷；第三，“请光绪皇帝复辟”；第四，联络外交；第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使中国“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71]容闳随后发表就职演讲，声如洪钟，振奋人心，掌声雷动。29日，中国国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郑观应被容闳指定为10名干事之一，与唐才常、汪康年等人并列。
中国国会成员结构复杂，派系林立，政治追求、目标有很大不同，只是在反对朝廷支持义和团、对外开战这一点上有“最大公约数”。在这种复杂背景下，容闳被选举为会长、郑观应任干事，足见他们德高望重。他们的经历，颇有象征性。
容闳曾深度参与洋务运动，对推动留美事业功莫大焉。但留美幼童功败垂成，对容闳的理想和抱负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甲午战争后，容闳深深感受到改革政治体制的重要，于是来到北京，想寻找机会打动朝廷。从1896年到1898年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并有详备可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但都因为清政府的腐败而未能实现。容闳开始听说自己的银行、修路计划最后被朝廷否决时非常惊讶，他确实想不到清政府已腐败到如此程度，一切要金钱开道。慈禧宠臣、最有实权、坚决反对“新式”事业的荣禄更是最为贪渎之人，凡事大多以向他行贿多少决定行否。他以为容闳从海外归来必定非常富有，必有厚金报效，所以开始对容闳态度颇好。但容闳对这种“潜规则”却一窍不通，认为只要自己的计划对国家、对朝廷有利，就会得到朝廷首肯，根本没想到或不屑于行贿，结果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荣禄也表示反对。
无情的事实使容闳对清政府贪腐的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愤怒，他一针见血地写道：“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贿赂之为物，予直欲目之为螺钉，一经钻入，即无坚不破也。简言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72]
这时，已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危机已迫在眉睫，开始进行制度变革。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详细介绍了容闳创办国家银行和修筑铁路的内容，并加按语明确支持。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也全文登载了容闳创办铁路的条陈及最后受阻的详情，为容打抱不平。
容闳早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制度问题，只是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依靠，因此寻找、依靠洋务派从办新式教育入手到最后朝廷制度改造，其对朝廷还抱有一线希望。现在，依靠洋务派的努力最后也归失败，但一股要求变革政治制度的政治力量突然崛起，并对容闳表示支持、声援，容闳自然与之一拍即合。年已七旬的容闳，仍精神焕发地积极参与到维新运动中去。容闳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的成立大会，对康的主张大表赞同，以后维新派开会他都积极参加，一起商讨变法大计。此时康、梁刚登上政治舞台，容长康30岁，长梁45岁，已有相当社会声望，而且与康、梁是同乡，因此康、梁对他十分尊重，经常征求他的意见。而容闳在东华门附近的金顶庙（又称关帝庙）寓所，长期作为维新派聚会商议变法大计的场所，几乎就是维新派的会议室。维新派人士尊称容闳为“纯老”“纯公”“纯斋”，他们的许多重要建议、奏折和应对策略，都是在此讨论产生的。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统筹全局”的奏折中，估算概行新政大致需要“五六万万”之款，因此建议派容闳赴美筹款，并多次对其人品倍加称赞，推荐他担任外事联络（如向外国借款、办理外交等）职务。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容闳参与维新派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1898年5月中旬，坚决反对维新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弹劾维新派官员张荫桓说：“又闻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容闳等，与洋人时相往还，行踪诡密。”[73]“与洋人时相往还”，虽未明说，却又明确含有与洋人勾结、卖国、汉奸之意，近代以来，这是中国政坛攻击政敌最厉害、最有效的武器。
6月中旬，光绪皇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正式开始。制度变革必然严重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新、旧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9月中旬，双方已经水火不容，最后刀枪相见。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并无实权，而实权掌握在坚决反对维新的慈禧手中，尤其是军权，完全被她掌控。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维新派只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由谭嗣同在9月18日深夜只身前往手握一支新军的袁世凯寓所，劝说袁支持维新、武装保护光绪皇帝。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维新派约定在容闳寓所会面，等候谭的消息。当晚，梁启超先来容寓，稍后康有为也来此，他们与容闳一同紧张地等待谭嗣同到来。谭嗣同带来的消息并不乐观，他们对未来忧心忡忡。随后两天，又传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但袁不表支持的消息。维新派一派愁云惨雾，一筹莫展之际，天真的容闳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出面一试，请美国驻华公使对朝廷进行外交干预，看能否挽救维新败局。但康有为等认为，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军，没有军事压力，仅凭外交手段根本不能使慈禧就范，谢绝了容的好意。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维新失败。光绪皇帝被囚，清政府下令通缉康、梁，杀害“六君子”，严厉处罚参加变法之官员。在清廷四处捕人、风声危急之时，容闳首先想到的是康、梁等人的安危，设法帮他们出逃。他曾请求美国公使营救康有为，写信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设法营救梁启超。
容闳是维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自然也被清廷“撤差”和通缉。这时京城已是缇骑四出，官府疯狂抓捕维新党人，一片恐怖。容闳冒险潜逃出京，跑到上海，在租界躲避清政府追捕。
由于风声日紧，容闳在上海租界并不安全，便又从上海潜往香港。在香港他参与了对经元善的营救，澳门当局释放经元善后，容闳将其接到香港。对容闳在危难时刻的大力相助，经元善感激不尽。
想在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活跃起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容闳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在第一批出国幼童中，有一位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他回国参加过1884年的中法海战，曾立功受奖，后退伍到香港经商。在香港期间，他与孙中山相识，并参加了兴中会。3月下旬，容闳来到新加坡，与康有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及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会面，商讨维新派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武装起事，营救光绪帝。容闳当时曾试探英国是否支持维新派人士的武装起义，并希望刚刚认识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能召集500名美国志愿兵，同时联络菲律宾义军参战。这年3、4月间，经容星桥介绍，容闳与革命党人多次接触，并向革命党人打听孙中山的情况，开始同情革命党。
当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的消息传来，已经返回上海的容闳心急如焚，知道一场大动荡即将来临。他致电张之洞，希望张之洞在江南另立新政府，捧出光绪皇帝，在中国维新图强。他在电报中向张之洞提建议：“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中贤俊，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成中国独立政府，与八国议善后事宜；太后、皇上出奔，北京实无政府可言也。”[74]对此建议，张之洞没有回应。后来东南地区的官员们开始“东南互保”，容闳认为这一主张虽与他的方案非常不同，但却是受他提议的启发而来。当然这只是他的猜测，但“东南互保”无论是否受他启发，他的这一动议本身说明“东南互保”在一些士绅中早有思想基础。这期间，容闳一方面支持“东南互保”计划，一方面积极参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的“中国国会”和“自立军”起义之事。
容闳一直对张之洞寄以希望，希望他支持自立军起义，接受自立军的拥戴，宣布两湖起义。8月9日，唐才常一行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其中有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临行前，唐才常曾会见容闳，商谈自立军起义事。但到武昌后，张之洞却于8月21日逮捕了自立军机关唐才常等三十余人，次日即将唐才常等二十余人杀害，容星桥装扮成轮船苦力，才逃回上海。自立军起义宣告失败，容闳也被清政府通缉。此时，容闳实际上已从改革走向了革命的边缘。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不仅容闳“运动”张之洞在长江流域独立，孙中山也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他做了几手准备，其中之一是对李鸿章寄予希望，通过关系想策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成立新政府，并由容闳主管外交；同时加紧联络会党，准备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与长江流域自立军起义遥相呼应，武装割据华南一部分成立共和国。为联络以容闳为会长的中国国会，他于8月29日来到上海，造访英国驻沪领事，这时他才得知自立军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在大肆搜捕国会成员和自立军成员。同时，清政府已经得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消息，要上海道台马上想法捉拿孙中山。英国驻沪领事劝告孙中山马上逃走，以防不测。9月1日，孙中山化名“中山樵”，容闳装扮成一名商人，化名“泰西”，容星桥化名“平田晋”，乘日本轮船“神户丸”一同由上海赴日。在船上，容与孙首次相遇，畅谈国家大事，容闳钦佩孙中山的人品、胆识和才能，开始明确支持革命。
1901年初，清政府在香港暗杀革命党人杨衢云，并设法缉拿容闳。容闳愤怒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行为。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此后，革命派与容闳密切联系。1902年夏，在香港策划夺取广州起义的革命党人谢缵泰写信给容闳，请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闳复信表示：“我将尽我的努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对于我们的通讯，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75]
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回顾容闳“走向革命”的过程，令人感想殊多。当历史最早产生洋务运动时，他积极投身其间，想从器物、经济层面改造中国，使中国富强。当变革制度的维新运动走上历史舞台时，他积极参加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这时，他并未从内心反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而当洋务、维新都失败时，维新派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后来又被他心目中的开明官员张之洞血腥镇压，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很难在体制内改革清政府了。1900年，他迈出了走向革命的最后一步。
作为“中国国会”的会长，容闳指定郑观应为该会干事，因为郑观应无论是“实务”还是“思想”，早已名满天下。
郑观应早年在洋人企业当买办，后被李鸿章延揽，成为办洋务的重要成员。1880年李鸿章正式委派郑观应为上海织布局总办，旋又委任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他又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第二年秋，他就被李鸿章擢升为轮船招商局总办。1891年，李鸿章委任他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1893年，李鸿章再度委任他为轮船招商局帮办。1896年春，张之洞委任他为汉阳铁厂总办。
郑观应办实业名满天下，但他从很早起就不满足于仅仅办实业，而是思考、探索更深的商业、政治原理。早在咸丰、同治年间陆续写成的《救时揭要》一书，对当时一些腐败的社会现象做出了揭露、分析和批判，如对贩卖华工、禁止鸦片烟、救灾恤贫、劝人行善和办近代航运业等内容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章，他就提出发展近代航运业的主张。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要求改官造为商造。企业由商人自办，这是他最初提出的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救时揭要》在1873年正式出版后，郑观应并没有停止思考，在1880年又编定并刊行了《易言》一书。该书有“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论公法”“论税务”“论考试”（附论洋学）、“论边防”“论议政”“论吏治”“论交涉”“论传教”“论出使”“论水师”“论练兵”“论民团”等篇章，可以看出是一个详细的治国方略，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发展现代经济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更鲜明地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认为中国商政不兴，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腐败积习的干扰。主张履行并依据万国公法（国际法），与外国缔结对等外交。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此书中一篇不到五百字、名为“论议政”的文章中，郑观应也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他大胆地提出了设立议院的主张，批评专制制度的弊病。中法战争期间，他曾上书清政府，要求开议院，但被清政府斥为“狂妄”。
1892年，他将《易言》扩编成《盛世危言》。他的思想总是随形势的不断变化而更加深化，对此书也一再增补。1894年春，他终于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盛世危言》，其核心即“富强救国”“商战重于兵战”、开展现代教育、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新闻自由、选举官吏和议员，等等。此时郑观应感到十几年前写的“论议政”有明显不足之处，专写“议院”一文，详论议院作用与功能。这篇文章表明，十几年后，他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更加完整、也较早先更为成熟，代表了那个时期国人对议院认识的最高水平。他对西方几个重要国家议院的组织结构、上下院的不同作用、议员选举方法等都做了空前详细的介绍。他再次强调中国也应该设立议院，选举议员。江苏布政使邓华熙读了此书后十分欣赏，于1895年初将奏呈御览。光绪皇帝对该书也颇为重视，将其发交总理衙门刷印两千册分给大臣阅看。张之洞也非常欣赏此书，立即照缮刻布，以广其传。甲午战争失败后，郑观应又将此书重编为《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出版。此时，他认为“议院”对中国非常重要，再次详细介绍了议院，将原版本中的“议院”作为“议院上”，新写“议院下”刊布。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京津地区，郑观应对出版并不算久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中的文章再次做了修订。“议院上”与“议院下”两篇原来排在卷五，在中国面临瓜剖豆分的危急时刻，郑观应将“议院上”与“议院下”提至卷一，也就是全书的第二、第三篇。足见其对设议院更加重视，更有强烈的紧迫感。这样变动后，他仍感不足以表达己意，在篇后补写了几乎与原文一样长的“附论”。“附论”的主要观点与他一贯的观点、包括正文“议院下”正相反对。他虽然二十余年一直介绍、宣传议院的基本观念和知识，振聋发聩，但始终又坚持并宣传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先广开学校使人才辈出，然后才能开设议院。但这篇“附言”针对“变法何者为先？”的疑问，强调开设议院开国会宜先，更准确地说，他认为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不存在先后问题。他的基本出发点，还是面对中国被瓜分的险境，以速开设议院作为救亡手段：“不有议院，何以使亿万姓惟一心乎？夫强邻之畏我者民心固结。若此时不设建，迟至各海疆尽被西人占据，恐欲设而不能。”针对如果不先广开学校，没有启迪民智，先开议院易招致动荡不安的疑问，他反驳说如果朝廷准设议院，体恤民隐，就不会引发社会动荡。最后他急迫地劝说凡事有经有权：在正常情况下，先广开学校，再设议院，循序渐进，这是“经”，是“兵出于正”；在非常情况下，开设议院与兴办学校同时举办，使民众、官方与绅士都知道议院的功用与可贵，于是勇于维新，这是“权”，是“兵出于奇”。“今时急矣！而苦于势力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经而不达权，何异因噎废食乎？”[76]
1900年的修订本中，他还增订了“原君”与“自强论”两篇。如果说“附论”强调的是设立议院以强国、救国、救亡，是从工具理性来论证设议院的紧迫性，“原君”则从君主的本质、性质来申论“君”“民”的应然关系，从价值理论的角度来论述设立议院的天然合理性。他认为帝王的本质应当是“勤民”，“为天下人之役”，帝王从为天下人之役成为天下人之主，其角色转变就在于君位从禅让变为世袭。“自传贤之局变为世袭，后世沿袭，因有攘夺篡弑之害，乃以举国为私产，兆庶为奴隶。推原其故，良由名分太尊，堂廉太远，习惯自然，忘乎天之立君者何为，民之仰望于君者何事也。或借公而济私，或挟私而废公。为主者既各私其公，为臣者亦各私其私，君若臣皆得各擅其私利。而熙熙攘攘之民，遂交受其害，而不得复沾其利。”[77]“天”之所以立君就是让其为公众服务、成为公众仆人。国君、帝王的这种角色是超自然的“天”命定的，显然受到自然法的影响。
君王“天命”的角色是“为天下人之役”，中国必须马上成立议院。1900年的风云色变，使郑观应虽然没有走向革命，但距离革命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三
东南绅商是促成“东南互保”的重要力量和社会基础，但是东南绅商却非仅仅“自保”，而是时刻关心时局，对被战火蹂躏的华北地区同胞的命运格外关心。
中国从来就有行善劝善的传统、风气和各种民间慈善活动，福利保障系统以宗族福利保障为主，遇有大灾难，则以官赈为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少数国人开始对西方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有所了解和介绍。冯桂芬、洪仁玕、刘锡鸿、张德彝、薛福成等都对养贫局、教贫局、贫孩院、养老院、贫民医院、慈善医院等做了介绍，现代慈善、社会福利观念，开始进入中国。中国的慈善事业，渐渐开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换。
1877年至1878年，北方连年发生大旱灾，赤地千里，饿殍相枕，据不完全统计，死于饥荒和瘟疫者至少有l000万人左右。远在上海的经元善与同仁成立“上海公济同人会”，首倡义赈募捐善款解救灾民。为了专心筹赈，不久他又毅然停歇了祖业仁元钱庄，在原地创设“上海协赈公所”，联合苏杭等地的江浙绅商举办义赈。他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以在各地设立的130余家筹振公所和赈捐代收处为外围，形成了一个从上海辐射到全国的义赈组织网络，并且辐射到海外华人较多的一些地方，如仰光、新加坡、槟榔屿、东京、横滨、神户、长崎、伦敦、华盛顿、柏林等地。
经元善长期主持上海协赈公所，接连直接办理豫、皖、苏、浙、鲁、奉、顺、直等省重大义赈，多次亲赴灾区查赈放赈，因而对民间的疾苦，尤其是对慈善救济制度有了更为直观、更为透彻、更为深刻的了解。对于全国性或跨地区大灾荒，官赈一直是灾荒救济中的主导方式，纵然民间有心，也无财力与体制进行全国性或大规模跨地区性救济活动。但近代以来东南工商勃兴，出现了许多富甲一方的现代绅商，他们联合起来，某种程度上可用“富可敌国”来形容。晚清政府财政极其困难，官赈为主的赈济方式便难以为继，官赈中中饱私囊现象严重，然而官方仍然坚持以此前的官赈为主要模式，对民间义赈多有管理、干预，民间义赈来源近半被官捐邀截。十余年后，经元善主持的义赈面临日渐寥落之局，他认识到，在中国国情中，没有官府的支持，民间大规模义赈很难持久。于是提出了官义合而为一的赈灾模式，即官赈与民间义赈并举的新模式，以官赈之名行民间义赈之实。如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民间义赈“挂靠”官方。
郑观应也长期参与、思考慈善救济事业。在“丁戊奇荒”中，他从1877年起便与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办筹赈公所，竭尽全力。同时，其好友李提摩太主张以工代赈，对郑深有启发，引起他的强烈共鸣。郑观应的视野更为宽阔，认识更加现代、深刻。他推崇并详熟德、法等国的灾害保险制度，筹备农业保险，减轻农民单纯承受灾害的压力。他主张构建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以官绅合力、以工代赈等多元化方式筹资，设立慈善机构，对灾民实施“教养兼施”。
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系统对传统社会功不可没，但显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福利保障之需要。郑观应对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进行了猛烈批判和深刻反思。他认为这种只爱族人、邻里的狭隘性是缺乏兼爱之故，所以应该学习西方的社会救济，突破地域、宗族的狭隘性：“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兼有恤贫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事。［十四卷本增：西人遗嘱捐资数万至百数十万者颇多……中国富翁不少，虽身受国恩，而竟未闻遗嘱有捐资数万至数十万创一善事者，宁愿留为子孙花费，殊可慨也！］而其思虑之周密，规制之严明，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突破畛域观念，不再局限于宗族保障，强调慈善、保障制度与法律的关系，法律、法治，确是现代慈善与传统的重要区别。[78]
针对中国缺乏资金的观点，郑观应反驳说：“夫中国各镇、埠，每岁迎神赛会敛资辄至万千，举国若狂，动辄肇事。何如省此无益之费，以教养贫民乎？佞佛斋僧，布施或倾家业，奸僧淫赌，徒为祸媒。何如留此有用之财，以收恤茕独乎？”因此，郑观应呼吁最重要的还是官方要大力提倡实政，绅商好善之德任劳任怨办理慈善事业，这样就可以形成“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人之好善，谁不如我？风行草偃，谊美恩明，不二十年而善堂栉比于寰区，穷民绝迹于道路矣”的社会。[79]
在1900年以前，传统慈善救济体制已不适于变化了的社会，现代慈善观念已经介绍进来，现代慈善体制已经开始产生。1900年，是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关键一年。
1900年9月9日，也就是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逃到太原的前一天，上海部分绅商发起成立“救济善会”，在当天的《申报》刊出成立公告和宗旨：“近因京师拳匪为非，激成大变，列国师船连樯北上，竟以全球兵力决胜中原。炮火环轰，生灵涂炭，兵刃交接，血肉横飞。最可怜者，中外商民寄居斯土，进无门，退无路，不死于枪林弹雨之中，即死于饥渴沟壑之内。身家尽毁，几如釜底之鱼，玉石俱焚，枉作他乡之鬼。呜呼痛哉！能无冤乎？某等不忍坐视，先集同志筹捐举办，拟派妥实华人，并延请洋医华医赴津沽一带，遇有难民，广为救援，名曰中国救济善会。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声明此系东南各省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商领兵官发给护照，俾救济会之人携向军前救护。”该会成立后，捐款者甚众，在很短时间内救济工作就卓有成效，赢得了广泛的社会信任。另外一些士绅、商人又成立了“济急善局”。“济急善局”人脉更广，获得募捐更多，规模很快超过了“救济善会”。“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意味殊深，表明他们已非常有意识地、非常自觉地成为现代慈善组织。虽然当时中国还未成立红十字组织，更未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但救济会规定，会中人等均穿红十字记号衣服，有的衣服上用外文写明“中国红十字会执事人”字样。侵略军见到有红十字标志的救济会人员，便不阻挠其行动。
“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以下简称“两会”）的款项都来自私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官员，但这些官员捐款都是以私人名义。还有一部分款项来自一些地方官府，由地方政府拨款。这些拨款都是这两个救援机构主动向其募助的，并由该机构自行支配，官方不过问。
它们的救援对象开始主要是在北方的东南难民，因此从陆路和海路救援难民南下。开始是救助逃出京津的难民，后来克服重重困难，冒危险直接派船到天津。对于运到上海的大量难民，两会事先就做了周密安排，继续给予良好的照顾。由于地处八国联军占领区，它们还配备翻译照顾难民。在救助南下难民时，它们还积极救助京津地区的当地民众，掩埋尸体，设施医、粥厂、施衣、粮米等机构。特别是从1901年春开始，两会救护的对象由主要赈济被难的南方各省官绅商民转为赈济北方的普通灾民。对京津地区民众从战乱中恢复正常生活，起了相当作用。
两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红十字会的作用，接受南省人士的委托开展了大量的代为寻人、送钱和送信工作。聂士成的儿子也在其父战死后，专程到救济两会求助，请其寻找流落北方的家眷。
1900年东南士绅、商人发起的赈济战争难民活动，是中国慈善事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第一次由中国人发动、主持的带有红十字会色彩的捐款、救护活动。这次是在全国范围展开，而此前传统民间慈善组织的活动都是地方性的。“经此一疫”，标志着中国的慈善救济观念接受了国际、现代观念，距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只有一步之遥了。这次活动，更是新式绅商的一次组织、能力的培养锻炼和显示。
1900年，从一个商人对皇位废立公开抗议到东南绅商策动战时对抗中央的“东南互保”，到发起全国性的赈济战争灾民活动，标志着绅商力量的崛起，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支力量迅速改变、重塑了清末社会的势力格局。经过1900年的锻炼和考验，他们更加成熟，因此两年后，也即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宣告成立，这是近代中国首个商会。在未来的十年，其作用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
1900年，张謇为两江总督刘坤一起草了《上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1912年，张謇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替清王朝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或许，这就是1900年的意义。
注解：
[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37—38页。
[2] 《有关义和团上谕》，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11页。
[3] ［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页。
[4]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59页。
[5] 《废立要闻汇录》，见《知新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1900年2月14日。
[6] 《孝钦仇恨外人》，见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81页。
[7]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页。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筹笔偶存：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69页。
[9]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0页。
[10]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6页。
[11] 《景县志》，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义和团史料》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81页。
[12] 黎仁凯主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5页。
[13] 《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46—247页。
[14] 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见《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56页。
[15]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33页。
[16] 杨慕时辑：《庚子剿匪电文录》，见《义和团》（四），第354页。
[17] 李超琼：《庚子传信录》，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211页。
[18]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第22页。
[19] 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第59页。
[20]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第128页。
[21]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10页。
[22] 管鹤：《拳匪闻见录》，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75页。
[23] 《庚子诗鉴》，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73页。
[24] 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46页。
[25] 《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12—13页。
[26] 《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16页。
[27] 柴萼：《庚辛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05页。
[28]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庚子记事》，第86页。
[29] 《庚子纪事长札》，见《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53页。
[30] 《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13页；洪寿山：《时事志略》，见《义和团》（一），第92页。
[31] 毓盈：《述德笔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7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32] 《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14页。
[33] 《拳匪闻见录》，见《义和团》（一），第471页。
[34]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18页。
[35] 《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46页。
[36]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二，上洋书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第4页。
[37] 佚名：《综论义和团》，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68页。
[38] 罗惇曧：《拳变余闻》，见胡寄尘《清季野史》，岳麓书社，1985年，第46页。
[39] 《综论义和团》，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66页。
[40] 《庚辛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07页。
[41] 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华书局，1982年，第223页。
[42] 胡思敬：《驴背集》，《义和团》（二），第492页。
[43] 《庚子纪事长札》，见《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56页。
[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803—804页。
[45] 《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42页。
[46] 《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43页。
[47] ［日］左原笃介、沤隐辑：《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136页。
[48] 艾声：《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459页。
[49] 《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459—460页。
[50]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832页。
[51] 高枬：《高枬日记》，见《庚子记事》，第196页。
[52] 《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553—554页。
[53] 转见李文海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第203页。
[54] 林学瑊辑：《直东剿匪电存》卷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石印本，第51页。
[55] 《迁安县志》，见《义和团史料》下册，第988页。
[56]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6页。
[57] 《综论义和团》，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71页。
[58] 《庚辛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12页。
[59]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一），第12页。
[60]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5页。
[61]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7—48页。
[62] 《有关义和团上谕》，见《义和团》（四），第52页。
[63]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64]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2、121页。
[65] 金家瑞、林树惠：《有关“东南互保”资料》，见《义和团》（三），第327页。
[66] 《有关“东南互保”资料》，见《义和团》（三），第332页。
[67] 《有关“东南互保”资料》，见《义和团》（三），第336—337页。
[68] 《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09页。
[69] 《张謇全集》第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016页。
[70] 《张謇全集》第8册，第482页。
[71] 尚秉和：《革命源流》，见《辛壬春秋》卷33，辛壬历史编辑社，民国13年版。
[72] 《容闳自传》，恽铁樵、徐凤石译，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
[73] 《徐桐光绪廿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参张荫桓贪奸误国折》，转引自袁鸿林：《容闳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74] 刘成禺：《纪先师容纯父先生》，见《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7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5页。
[76] 郑观应：“议院下”（附录），见《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上），中华书局，2013年，第99—105页。
[77] 郑观应：“原君”（附录），见《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上），第108页。
[78] 郑观应：“善举”，见《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上），第300页。
[79] 郑观应：“善举”，见《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上），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