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年轻人及其政党 新一代怎么看政府

汤姆和我回到公寓，坐回棕色真皮沙发上我们的老位置。现在是凌晨一点。这套沙发又厚又软，上面蓝色墨水的涂鸦已经褪色——扶手上有只长颈鹿，坐垫上有个手持弓箭的棍状小人——都是房东王先生的孙子几年前留下的，是另一个时代的遗迹。汤姆挪了几次屁股，最后安安静静地坐下了，等着我们开启谈话。

我们都有些累了。过去几天我都在采访汤姆，但我也不知道会拿这些材料干什么。但我可以肯定，我们都想给住在一起的最后半年留下点什么记忆。我们在公寓的一面墙上挂了四块大白板，过去几个月，我和汤姆多次促膝长谈，深入讨论了经济、政治、性、历史、应当如何度过青春、恋爱关系、家庭和目标等话题。随着谈话的进展，我们对问题有争论时会画出草图，随着谈话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还会把白板转来转去。他学哲学，是儒学专家。

我们录了6个小时的访谈。我本来提出晚上休息休息，剩下的明天继续，但汤姆坚持要接着聊。部分原因是，他需要分心。他的暗恋对象，辛迪，没有回他的最近两条微信。聊天能让他不那么紧张。

年仅23岁的汤姆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很快他就会转为正式党员，成为9 000万正式党员中的一员。他想去政府任职，因为他相信，为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可以成为一名行事公正、周到体贴、聪明睿智的领导人。他雄心勃勃，颇有才干，也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从学术成就来讲，他也是他这代人中最有头脑的之一，在四川大学的同班同学中成绩超群，这可是中国西部最好的大学。汤姆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小到100万人口的小城市、大到1 400万人口的大城市的市长。当然，权力也是汤姆的动机之一，从政是出人头地的一种方式。现在就来判断他路子对不对还为时尚早，但这些都属于他的雄心壮志。

我们之间的玻璃茶几上放了瓶白酒，汤姆拿过来，把清亮的酒倒进两个白瓷茶杯里。我们干了一杯。他故作庄重，吟出一句“酒后吐真言”——生意场上人人都会说的一句话。杯子碰到一起。

我叫汤姆关掉手机，这样就可以专心聊天了。他盯着自己的华为手机看了一阵，仿佛在恳求它从暗恋对象那里传回消息，最后才不情愿地关了机。辛迪得等着了。

我说：“我们从词汇联想游戏开始吧。你知道什么是词汇联想吗？就是我说一个词，你就说你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要快。”

汤姆点点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

“牛奶？”我开始道。

“蛋糕。”汤姆回答。

“女孩儿？”我说。

“结婚。”汤姆回击。

“飞机？”

“飞翔。”

“孔丘？”我说出孔夫子的本名。

“儒家。”汤姆保持着节奏。

“结婚？”

“离婚。”

“父母？”

“慈祥。”

“金钱？”

“粪土。”

“俄罗斯？”

“大。”

“印度？”

“穷。”

“台湾？”

“中国。”

“英国？”

“女王。”

“德国？”

“坦克。”

“日本？”

“毛片。”

“朝鲜？”

“疯子。”

“韩国？”

“泡菜。”

“美国？”

“强大。”

“性取向？”

“直。”

“爱情？”

“愚蠢。”

“独裁？”

“稳定。”

“汤姆？”我说，不过用的是汤姆的中文名字。

“毫无希望……”他说着，低头去看一动不动的手机。我朝他扔了个枕头，他笑着俯身躲开了。

尽管自成一类，汤姆却是个典型的书呆子。他对着电脑屏幕可能会比对着人感觉舒服得多，在微信上跟人聊天也比坐在白色桌布前自然得多。很久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他有过一个女朋友，在一起有一年多，但是——他对此也很坦然——他们从没做过爱。汤姆也从来没有兴趣找妓女；尽管中国妓女不多，但肯定是能找着的。他想拥有真正的爱情，但现在还没到来。汤姆不算外向，不高、不帅、不富，然而所有的中国丈母娘都期待女婿有这些品质。尽管如此，他还是胸怀大志。

汤姆是在中国政府的现代化规划逐步展开的同时成长起来的。每五年，中国政府就会提出一个新的五年计划，这是整个国家的建设蓝图，包括五年中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汤姆的爸爸有一家面点铺子，从汤姆的爷爷到他，他们用祖传秘方做一种糕点做了几十年。靠着这个祖传秘方，汤姆一家成了小康家庭。这种糕点面皮很酥，馅料香甜可口。让人们一来再来的秘诀是花椒的味道，这味调料会让你嘴里发麻，是成都风味的典型代表。我去他们家面点铺子里的时候，完全没忍住，一口气吃了半打，那是我见过的他爷爷最开心的时刻。他笑得合不拢嘴，还让我带了好多盒回美国。这些糕点一盒盒地挣出了汤姆在成都上住读高中的钱，那里离家有45分钟车程；也挣出了他们家的新中产生活。他们住在新公寓楼里，家里有巨大的高清平面电视。他们有家用豆浆机，还有一个能自动煲汤的锅，可以熬一整晚，把骨头慢慢炖成汤。他们的净水系统和热水壶能为不同种类的茶提供十种不同温度的水。他们的新微波炉看着就好像要从台子上发射升空一样。

汤姆的父母对汤姆想从政并不支持。他妈妈在政府部门里工作。她在政府系统里步步高升时，这个系统也逐渐臃肿起来。汤姆正在申请中国最好的大学，想拿到研究生奖学金修读哲学专业。她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备受尊敬的学者。汤姆的爸爸则问道：“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创业呢？”

汤姆仔细权衡了父母的考虑，仍然决心努力在政府里出人头地，因为他确信自己能带来正面影响。

接下来他认识了辛迪。

他这位梦中情人来自中上阶层的家庭，刚刚从英国一所中等大学留学回来，而汤姆的家庭是从赤贫起步迈入中产的。

中国人喜欢用门当户对来形容绝配的婚姻，意思是两个家庭的财富和地位相当。汤姆告诉我，实际上他家的地位比辛迪家要低；辛迪并非遥不可及，但还是高出了一个相当大的档次。汤姆希望能用自己的才智和雄心赢得她的芳心。

但自从认识汤姆之后，辛迪对汤姆明显是不温不火。他们会发发短信，但辛迪对汤姆一直保持着距离。即便五到十年前辛迪家兴许会考虑有从政志向的年轻追求者，觉得配得上辛迪，但在2016年，反腐运动把政府工作的福利看得更紧，就算是市长，也挣不到一般水平的企业家能挣到的钱。

辛迪曾跟他说，她反对从政是因为自由。中国现在有那么多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机会，为什么要进人浮于事、工资也低的政府部门呢？她的矛盾心理让汤姆对自己的未来也犹豫不决起来。

从很多方面来看，“自由”都是个很时髦的字眼。在中国，我随便跟谁谈天，随便跟谁交上朋友，随便去哪旅行，随便去哪冒险，随便去哪开会，甚至随便跟谁约会，都会有这个词出现。年轻人渴望自由，谈论自由，甚至把自由文在身上，白日梦是它，晚上睡觉时，都希望能因为它而梦中惊坐起。

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我问了很多人，自由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教室、图书馆和酒吧里，在打篮球、打羽毛球甚至打麻将的时候，我都会特别问到自由这个问题。无论是来自中国最贫穷的省份还是最繁华的都市，几乎每一个人都真诚地渴望着自由，也都会接着讲他们面临的钱的问题或家庭压力。

大部分中国年轻人所渴望的自由，是从要求极高的文化传统和期望中解放出来，并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以前那些世代，包括汤姆和辛迪的父母辈，并非总能感觉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辛迪一刻都离不开手机。中国90后有半数每15分钟就会看一次自己的手机，[1]22岁的辛迪就是其中一员。她把大量时间花在点击微信订阅号发来的链接、朋友分享的文章和视频上。她生活中的一天多半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醒来，她查阅了《健美女孩》每天的新闻和锻炼内容，看了一篇讲如何练出所谓人鱼线的文章。这天她还额外花一两分钟读了篇长文，配有英国演员贾森·斯泰瑟姆光着膀子的照片，还用箭头标出了他轮廓分明的肌肉。她读了一篇讲在四川旅行的文章，并转发到微信朋友圈。接下来，她就去实习的银行上班去了。上班时，她妈妈给她发了一则新闻，说四川一位当地官员因受贿被抓——官方报纸谴责了他在党内滥用职权的行为。辛迪瞟了一眼这篇文章，然后就去看视频了：小狗狗在家具上滑倒掉下来，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里的一只熊猫在雪中玩耍。她在淘宝或京东上买了会儿东西——她这代人70%都喜欢在手机上购物。她会买韩国牌子——真品，不是仿的——因为她在乎质量。稍后她读了篇文章：《十句你只有在成都长大才可能知道的方言》，大部分都是骂人的话。她也会读有关成都新开的苹果店的文章，这是国内第26家苹果店了。她又贴了另一篇文章到微信群里，对《最权威：成都火锅店前五》一文表示了不同意见。

晚上，朋友给她发来一家化工厂的照片，这天，就在成都旁边20分钟车程的彭州发生了一起事故，烟囱里喷出了火焰，橙红色的火苗有10米高，黑色浓烟滚滚而出，全是有毒气体。她在微信里写道：“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吸的空气……政府怎么能让我们这样毒害我们自己？”并把视频传了出去。她见过汤姆的美国朋友在城里骑车时戴的一款空气过滤口罩，于是上淘宝查了下价格，用比这位朋友便宜的价格买了下来，笑着记下来，说可以跟他说说这事儿。入睡前，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她把小狗狗在家具上滑倒摔下来的视频发给了汤姆，自己也又看了一遍。

辛迪和汤姆对外界的了解比外界对中国的了解要多。他们看着西方电视节目长大，这些节目不是政治性的，但充满了文化内涵。他们从小到大的课堂上也都在读西方的书。汤姆最喜欢的电影是《黑客帝国》，甚至有很多人说，基努·里维斯职业生涯还没完结的唯一原因就是在中国还有粉丝。汤姆最喜欢的美剧是《纸牌屋》和《绝命毒师》。辛迪读过的上一本书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我问辛迪是在哪儿发现这本书的，她说去年“双十一”在淘宝上买了个Kindle，里面就预装了这本书。

西方向世界输出民主，汤姆这一代却看到了民主大量失败的证据。很多中国人，包括大型媒体，都会在提到中东和“阿拉伯之春”时耸耸肩。中国人会说：“或许‘民主’并非适合所有人。或许中国的制度更优越。”1993年汤姆出生时，印度和中国的年度人均GDP大致持平，均为350美元左右。中国教科书指出，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键区别是政治哲学：印度是民主政体，中国是……某种独一无二的制度。中国90后年复一年看着自己的祖国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重要，而且变化速度比历史上别的国家都要快。总体来看，年青一代认为他们的政府组织能给他们带来机会，让他们能创造自己渴望的生活。

2014年春天，那还是我跟汤姆一起住之前，有天早上我骑着车，走小路去四川大学图书馆。春季学期已经结束，学生都离开了学校，我觍着脸用朋友的校园卡进出图书馆。每次刷卡进二楼自习室的时候，图书馆员都会把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开，假装没看见一个面有微须的美国人在偷瞟一位面带微笑的中国美女。

校园道路两侧的树投下了浓密的树荫，我沿着熟悉的路线骑着，看到图书馆旁边的空地上聚了一群老人。几乎每天我都会抄近道穿过绿荫下的这片空地，去唯一一家放假了还在营业的馆子吃点饺子或面条。有人把这块空地叫作“老人阅报区”，这里立着几排金属陈列架，破旧的塑料橱窗后的软木板上，每天都贴着《人民日报》等报刊，供大家闲暇时驻足细读。如今春意盎然，枝叶间啄木叮叮，鸟鸣嘤嘤。

这天一群人聚集在阅报栏前，那里贴着头版新闻。我下了车，挤进人群，越过一个人的头顶看过去。这个人在用四川话小声读着，仿佛生怕惊扰了晨间的露珠。大家都在指着头版新闻的标题：《习近平访北大告诫大学生：当官就不要想发财》[2]。

中国人喜欢打趣说，外国人很直接，而中国人喜欢拐弯抹角，建议、要求甚至命令都只会通过暗示来表达。但习近平所说的一点儿也没绕弯子：如果你想赚钱，就不要当政府干部。这句话还暗示了另外一层意思：如果你当干部发财了，那肯定有问题。

“那些当官的铁定尿裤子了！”一位老人哈哈大笑，用瘦骨嶙峋的指节敲着塑料橱窗。这群老人也都大笑起来，表示赞同。

身为党员意味着什么？以前，入党的好处多得很，比如金钱、权力、工作保障。党员干部是中国“我认识谁谁”经济的关键所在，经济刺激在本地和国家层面的流向，就由这个认识的人控制。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最早的百万富翁就是钢材、混凝土和电线公司的老板，他们的客户大多是政府。改革开放后，中国大规模更新基础设施，意味着谁能拿到基建合同，谁就会有大把收入。家人、亲戚，然后是通过生意建立起来的家人和亲戚的关系网，在合同招投标时通常都能得到优待。总部在北京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2011年做了项调查。调查表明，将近2/3的受访者认为，认识有政治关系的人是决定成败的主要因素。

政府官员的工作也是非常有保障的。人们会说，在政府工作的人拿的是铁饭碗，因为几乎从来不会被解雇。在政府部门工作，生活必需品——衣食住行，一份微薄但稳定的薪水——能得到保证。而随着体制的腐败，铁饭碗也变成了金饭碗。

中国人民讨厌腐败。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表明，中国人认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场腐败，而非犯罪、污染或贫富差距。如果决定成功与否的是关系而非能力，那勤奋还有什么意义？不过，同一项皮尤数据也表明，腐败也是中国人最期待能在不久的将来缓解的问题。人们相信自己在见证中国政府工作方式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习近平主席。[3]

习近平于2012年宣布，铲除腐败是他的首要任务。就任国家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之后两天，习近平为共产党敲了一记警钟，因为他看到“腐败普遍存在，侵蚀了党的权威和效率”。[4]习近平宣布，他将开展反腐运动，媒体称之为“老虎苍蝇一起打”——腐败官员无论大小，一律打倒。[5]

截至2016年，185只大老虎因腐败被捕并遭起诉，贪污金额总计将近30亿元（折合4.3亿美元）。[6]大部分西方媒体，很多中国论坛网站，以及街谈巷议，一开始都对这一运动持怀疑态度。[7]

媒体和专家都关注大老虎，因为是大新闻。但多少人真的看到老虎了呢？对普通人来说，腐败引起的恐慌不过是街头小报的花边新闻。

但苍蝇呢？苍蝇——基层腐败官员——烦扰着每一个人。

我和一位朋友在广州的鱼市里散步时，他对我说：“我爸妈之前想在广州开一家餐馆，从开业的钱里拿了一半出来送礼——一瓶瓶茅台、一条条高档香烟。一句话，揩油。如今你没法求管许可证的人收你一瓶茅台了，”他轻笑一声，“他们全都吓得屁滚尿流，生怕会被反腐运动扫地出门。”

习近平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在地方上产生了非常实际的影响。过去本地乡镇官员通常会要求揩油，价码高得让人望而却步，而今这种事情已经明显减少。中国的商业手段以前更多的是豪华晚餐和高档香烟，而不是健全的商业模式和精准的时机。拍当地官员的马屁拍没拍对，往往决定了你是会惨遭没顶还是会如鱼得水。本地企业家都认为，现在这种局面正在改变。随着反腐运动的开展，抓老虎、打苍蝇让人们对政府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

政府的努力并没有给汤姆妈妈留下什么印象。汤姆曾经想帮家里在淘宝上开一家网上面点店，他们通过了所有的卫生安全验收，这样就可以在家里寄送他们家的产品了，但有个本地官员让他们的计划搁浅了。

“这人是个小官儿，就是想显摆下自己的权威，在谁身上行使一下自己的权力。他想要个小礼物，或是别的什么差不多的。”汤姆妈妈说。因为这个小官僚的索求，他们家的网店现在仍然没办法开张。

这些年我见过很多党员干部，有底层的也有高层的。有一次在沈阳召开了一个关于人口老龄化的会议——沈阳是全国老龄化最快的城市——有市长在开幕式上向我们这一小群与会者致辞。市长的两位最得力的助手一个字都没说，但从他们的外表，从他们西装革履的样子，马上就能分辨出这两人的身份。汤姆说：“中国人讲究城府。”这个词的意思是“精于盘算，神妙莫测”——思想深度无法探寻；还有第二层意思是复杂。汤姆说：“在中国，要想办事儿，就不要让你的情绪都写在脸上，尤其是在政府部门干事。一些朋友说我太容易让人看穿了。”汤姆说：“我就像个孩子。”在我参加的那个老龄化会议上，党员干部的脸都像面具一样，几乎没有动作，也从不流露任何情绪。他们的西服都是量身定制、精心打造的，但乍一看也完全不起眼。

汤姆的一位老师，也是位教授，曾安排我们跟成都一位主管经济发展的区领导见面。这可是件大事儿。政府在工业方面的投资大部分都由这个人负责，而2015年成都曾被美国民间智库米尔肯研究院评为中国城市经济最佳表现城市。[8]汤姆很紧张，他的事业成败，都在这个人的掌握之中。

我们约在星巴克。这位负责产业发展的区领导住在成都南部的新开发区，就在成都新世纪环球中心——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建筑的南边，虽然还没通地铁。但成都正在大兴土木往南发展，离北边的彭州越来越远，离区领导的住宅楼越来越近。在地产界看来，他住的地方被视为成都最佳投资地段。我们见面的购物区太繁忙了，最后我们不得不离开星巴克，另外找了家附近的日本茶馆，要了个单间。

这位区领导有博士头衔，人很聪明，也很放松，可以说非常随意。汤姆通常都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但我们一走进茶馆，他就不再开口了。他扮演了跟班的角色，给这位干部和我倒茶。但这位区领导对汤姆冷淡得很，说话的时候几乎从来不看汤姆，有时候还会打断汤姆，就好像根本没注意到汤姆在说话一样。汤姆倒茶的时候，这位领导也从未表示谢意。权力作用相当明显。这位领导知道汤姆想去政府部门工作，于是汤姆就处在了食物链最底端。

我请这位领导说说，如果一位干部想在政府部门内担任领导职务，那么必须具备的特性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关系。能跟别人相处得很好，能在政府部门内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他继续说道，政府可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个工作特别轻松的地方——一杯茶、一份报纸就是一天，而且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还在与日俱增。关系，以及驾驭党内政治的能力（不只是城市政治，甚至也不只是国家政治），对年轻的领导层候选人而言，是最重要的技能。他耸耸肩：“就我的经验来说，情商，以及经营关系的能力，是最重要的。”我往他盘子里又放了一块松饼，他表示感谢。

我们走的时候，汤姆很沮丧。“他的意思就是拍马屁。还是原来的官僚作风。”尽管“老虎苍蝇一起打”搞得沸沸扬扬，汤姆认为政府的改变还是不够彻底，而他想为政府的改变出一把力。

对辛迪来说，政府已经变了，这样一来，对汤姆也没那么有吸引力了。消灭腐败意味着政府工作已经只剩下事务性的工作，工资低，福利也少。辛迪对政府兴趣平平，只有在聊到政府在大张旗鼓宣传的鼓励创业的政策时才会兴致高涨，两眼放光。

中国的后门似乎关上了，与此同时，消灭腐败也为创业打开了前门。对中国年轻人来说，反腐运动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只要你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回报。这个巨大的转变鼓励着中国的发明家、企业家不断奋斗、奋斗、奋斗。

中国政府也在新闻中连篇累牍地报道自己的新政策，叫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思路是砍掉繁文缛节，让开公司在财务上变得更容易，也许只需要付一点点租金，甚至完全不用支付。中国政府也推出了大量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全国性政策，尤其是鼓励年轻人创业。这些组合拳表明，政府正在给年轻人带来他们渴望的自由。

消灭腐败和鼓励创业结合在一起，很可能就是中国从制造业经济向创新型、创业型经济转型的秘密武器。中国的创业精神和力争上游的渴望，正在这片国土上到处回响。中国只是想打开闸门，让开道路。

也许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反腐运动和大张旗鼓的宣传攻势一起，向人们传递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信号：政府不打算干扰年轻人一展宏图，控制自己的未来。再加上促进创业精神的相关政策，中国政府正在给年轻人带来他们越来越容易接受的自由。

霞的高中历史课本在咖啡桌上摊开，还有一本台湾的高中历史课本也在旁边打开着。

中国投入了大量时间来书写和讲述自己的故事。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神话，是关于我们的人生和个人史的故事，我们会讲给自己听，并倾注大量情感。但故事只是故事，并非完全真实——更多的是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中叙述我们人生中的具体事件，可以是英雄的旅程，可以是浪漫悲剧，也可以是冒险喜剧。我们的故事怎么讲，会塑造我们的人格。

国家也会有自己的神话，就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在历史课上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些故事有自己的真实性。英国和美国的历史书对波士顿倾茶事件有不同的描述，美国历史书和美国原住民的历史书讲述的感恩节故事也大异其趣。

中国90后成长过程中听到的故事，与上一代人听到的极为不同。90年代初，邓小平对中国军队高层发表讲话，他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9]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始于1991年，汤姆出生的两年前。中国正在经历认同危机。实际上，用政府的话说，中国正在经历三重危机：信心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彻底改变了学校教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方式。中国的老师开始更多地强调中国作为富强的民族国家的悠久历史。

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同样对19世纪早期中国的衰落和鸦片战争大书特书。事后来看，中国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让这个国家与世隔绝，于是在技术方面落后于国际社会，任人宰割而甚为自责。他们也指责国际社会利用中国，但通过纪念中国的“百年国耻”，他们也承认自己在任人宰割时扮演的角色。这是骄傲与耻辱混在一起的复杂情绪：“看看以前我们多强盛”，后面跟着一句：“看看现在我们多落后。”《民族国家的构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作者，丹佛大学政治与外交政策专业教授赵穗生认为，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将民族主义提升为国家的精神支柱”。[10]

汤姆注意到，美国梦和中国梦实际上一模一样，只不过前者更关注个人。“我们的脱贫致富故事说的是整个国家。我小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破破烂烂——我们穿着破衣烂衫，住着破房子，收入少得可怜，还食不果腹。23年过去了，我们摆脱了贫穷，大步迈向富裕。而我们之所以能做到，很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政府体制。”

另一个关键区别是，中国梦不是崛起，而是复兴。

汤姆说：“我们还记得破破烂烂的年代，而现在，我们这个国家似乎正在重新富裕起来。就我们所知，跟全世界，跟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帝国比起来，我们富裕起来的速度都更快，规模也更大。为此，你必须付出努力。”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当中国为新的经济发展制订规划时，邓小平用近乎诗一般的语言解释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也成了名言。这句话的意象华丽生动，引人共鸣。中国站在时间和政治的急流中，探出一条腿，脚底下四处摸索，如果哪块石头感觉起来很稳当，就把重心移过去。在邓小平想象的历程中，失误不可避免，被冲到下游的危险也很大。

夏夜，我和汤姆吃完晚饭，沿着成都的一条水道散步。我们已经在屋子里憋了一整天——他在帮一位教授把一篇60页的哲学论文从英文翻译成中文。跟很多中国年轻人一样，汤姆虽然几乎不会说英文，读和写的水平倒都还不错。不过，这个过程还是相当耗神。为了透口气，我们养成了晚饭后沿着石砌水道散步的习惯，四川的闷热也会在散步中慢慢变成温热的微风。

夏日黄昏，中国的邻里会变得热闹起来，水道周围尤其生机勃勃。太阳在高楼之间缓缓落下，邻里的伯母婶娘们、奶奶姥姥们，几个还穿着校服的孩子，零零星星还会有一两个大叔大爷，在一台小音响活力十足的中国流行音乐下，开始了每晚例行的有氧健身运动。

我和汤姆一边聊天，一边穿过摆在河边的塑料凳和桌子。有些人家在吃晚饭，有些大人在打牌，孩子们跑来跑去，尽兴玩耍。树枝慵懒地低垂在人行道上。流行舞曲的声音渐渐淡出，舞厅音乐渐渐响起。我们左手边，有几十位中国老人在跳华尔兹。在我们楼里收快递的一位大妈——有一组大叔大妈在楼里轮流收快递——跟我说，这是老年人找黄昏恋的地方。卖面条的、卖糕点的，都在自己摊子旁边支起了凳子，小情侣会点一份烧烤，或是来上一碗就着甜酱油吃的成都小吃甜水面。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听到噼噼啪啪的麻将声不绝于耳，跟凉鞋击打着石板路的啪嗒啪嗒声相映成趣。

但那天晚上，汤姆明显心不在焉。他在想着辛迪。他掏出手机，关机了。

“老大哥？”我问。汤姆没笑。他说，他不想老是想着辛迪回没回消息了。

在汤姆看来，辛迪对汤姆从政的志向充满矛盾。她和他的同龄人，都没有看到他的梦想的价值。

汤姆说过，他想进政府是想做出改变，因为他相信这一事业，也想帮助人们改善生活。辛迪对他的目标不感兴趣，因为那样他将赚不到钱。她觉得，汤姆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放弃了在社会上流动的可能，接受了固定工资的束缚，没什么希望能赚得更多。汤姆没法明白，为什么辛迪就不能理解他的追求。

我们一直走到汤姆的一个朋友家的住宅楼里。我们拿了几瓶啤酒，上了天台。汤姆坐在34层楼顶的边缘，一阵狂风就能把他吹下去。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去方圆二三里地，再远一些的城市就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霭中了。中国的住宅楼都是成批兴建，一次好多栋，组成一个紧密的楼群。这些楼有高有矮，有的崭新，闪闪发亮，有的蹲伏着，灰暗无光。

汤姆告诉我，他仍然决心从政。我问汤姆最怕什么。他看着这个城市，手里提着啤酒，沉思着。他看起来好像一点儿也不恐高。他回味了一阵我的问题，说：“我最怕的就是，我的孩子不得不每天挤地铁。”随后他沉默了，坐在那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从我们这里看下去，这座城市就像一个蚁穴。“我怕我会太平庸，没法创造或提供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法展现我的抱负。这是我未来的陷阱，不是一场大败，甚至也不是巨大失败之后的成功，而只是陷入中流，陷入平庸。”他又灌了一大口啤酒，接着说道：“那样的话，我的孩子就不得不去挤地铁了。”

在中国的城市里，很难不感到孤单。对中国的“自我族”来说，周围的一切——排了多少公里长队的汽车，目力所及的数百栋高效建起、了无新意的住宅楼，地铁里摩肩接踵的人群——都在告诉他们，他们并非独一无二。从楼顶上汤姆一眼就能看到整个局面。从这么高的地方看，中国的城市青年所坚持的个性非常有意义：如果他们无法绝对肯定自己的独特，周围的环境就会吞没他们。

“我选择的道路就会有这样的风险。攀登会很漫长，也很可能会困在半路，陷入平庸的生活中。”汤姆说。他朝眼前所有的灯光挥了挥手：“下回你再来的时候，说不定我就是这个地方的市长了。谁说得准呢，对吧？我们只能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