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谁才是龙头？郑州出局，合肥落败，武汉不可动摇
黄汉城
2019年是“中部崛起”规划的第十年。
中部有六个省会城市，包括郑州、合肥、武汉、太原、南昌、长沙。谁才是中部的龙头？
郑州的大麻烦
郑州最大的麻烦，是太依赖于富士康。
2018年，郑州市进出口总额615亿美元，位居中部六省第一位，在全国所有省会城市中排名第四。其中富士康旗下的企业出口达318.3亿美元，占郑州市出口总额82.5%。
2010年富士康落地郑州后，带来了一大批相关或配套企业入驻，使得今天的郑州，聚集了华为、中兴、天宇、创维、OPPO、酷派、魅族等上百家终端智能制造企业，电子信息产业就此成为郑州最大的经济支柱之一。相关数据显示，全球每7部手机中就有1部来自郑州。
富士康是郑州电子信息产业的龙头，也是这一条生产链上最重要的一环。但富士康之于郑州，与阿里巴巴之于杭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阿里巴巴不会离开杭州，富士康却可以随时搬离郑州。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郭台铭最看重的其实是低廉的制造成本，包括关税成本、劳动力成本、政府优惠政策等。哪里有洼地，郭老板就会搬到哪里去，跑得比谁都快。
郑州对于富士康只是一个生意场所。当年富士康从深圳搬过来，现在也可以随时搬到中国以外的地方进行生产。
2019年大国博弈硝烟四起，郭台铭表示，若苹果有需要转移供应链，富士康可以迅速行动。所以，富士康是否会跑路，取决于贸易、关税、外部环境的变化有没有超过临界点。
郑州将龙头产业命系一家，这样做的风险很高。这一点，与台湾何其相似。
二十年前，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科技实力全面碾压大陆。如今能够吊打大陆的领域已所剩不多，集成电路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其在晶圆代工、封装测试方面实力不凡。
集成电路算是台湾最重要的支柱产业。这里有全球第一大芯片代工制造商台积电，有全球第一大电子代工制造商鸿海。然而，整个台湾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上极为脆弱，单凭美国一家公司就能卡住命门。
一家台积电的营收，能占台湾制造业产值的20%（2016年数据）。一家台积电的市值，能占台湾股票市场近20%的权重。而台积电最大客户是苹果，鸿海主要客户也是苹果。苹果销量一波动，整个台湾股市都要抖三抖。
作为一个典型的“浅碟子经济体”，台湾受制于有限的市场、资源、土地，很依赖外部经济。一旦全球大环境下行，经济就容易遭受重创。
自2019年开始，郑州变得特别有底气，GDP破万亿，人口破千万，让它激动地官宣：“请叫我特大城市。”
但是基于这样一种风险，郑州能够走多远？
这几年，郑州发展迅猛，很大一个原因是它搞起了房地产生意。
2016年至2018年，按照房地产开发投资/GDP去计算房地产依赖度，郑州每一年都名列前茅，排在全国第3～5名，比中部的一些网红城市杭州、成都、合肥、武汉都要高。
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每年都有大量务农人员洗脚上田，来到省会郑州。城中村是他们最好的“落脚城市”，有时候一个村常住人口可以超过一个县城。
不过，“一天不挖沟，不叫郑州”。郑州在城建上大拆大建，全市一年可以拆掉100多个村，拆除建筑垃圾量达1亿多吨，差不多可以填满一个阳澄湖。
仅仅用4年时间，郑州四环内大约175个城中村全部拆迁完毕。市区内几乎见不到一个城中村。那种包子铺热气腾腾、电线杆眼花缭乱的人间烟火气，彻底消失。
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隆声，几十万“郑漂”散落四方。以至于有人控诉说，在没有城中村的郑州，活得像条无家可归的狗。
郑州的拆迁速度简直惊为天人！如果是在法制环境、契约精神良好的深圳，别说100多个城中村，一年能拆掉一个都算是顶呱呱的政绩了。
这种秒杀所有珠三角城市的速度，依靠的是权力的绝对俯冲。只是自上而下地强势推动，难免会诞生一些“血与泪”的人间故事，这里就不多说了。
目前，郑州的城中村改造接近终章。由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模式，没办法继续高歌猛进了。
接下来，郑州的房地产文章，只能靠自然涌入的城镇化人口来谱写了。这座魔幻现实主义城市的经济轴心，势必逐渐回归到由原有的产业结构来支撑。
谁的产业更新，谁就占领未来
在产业方面，郑州极难超越武汉。
说来也巧，两个城市的前两大支柱产业，都是汽车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业。但不管是量还是质，郑州都比不上武汉。
武汉汽车装备制造业的龙头是东风汽车集团，该公司位列世界500强第82名。公开资料显示，围绕着东风，武汉聚集了法、日、美、自主四大车系、五大整车企业。2018年武汉生产了170万辆汽车，占全国6%，其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产值达4000亿元。
郑州本土培育的汽车龙头是宇通集团，专业生产客车，其耕耘垂直的、非大众的领域，必然抵不过东风。郑州汽车业的重要成员还有郑州日产，但后者本身就是东风汽车的控股子公司，追溯起来还是武汉给予的养分。
郑州的电子信息龙头是富士康，关键词为手机制造，“代工”色彩浓。武汉的电子信息产业，关键词为半导体，拥有长飞光纤、长江存储、华星光电等新兴高科技公司。
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指出，长江存储基本代表了国内存储芯片的最高水平；华星光电主攻中小尺寸显示屏，代表世界可量产显示技术的最高水平；长飞光纤的光纤、光缆及光纤预制棒三大主营业务世界第一。
在大国博弈中，中国要想不被“卡脖子”，一定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扶持新兴的前沿科技。武汉以“光谷”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比郑州更能代表科技的前进方向，必然会得到国家层面的更多关心，其产业发展也会更有后劲，更有延伸空间。
此外，武汉和郑州都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国有经济强弱，有国家布局、历史惯性的因素影响，如果在这方面比拼有失公平，我们可以看一下两个城市自发成长的民营经济。
表5-10显示，2017年，郑州民营企业前19强的营收共2171亿元，武汉为6321亿元。郑州仅为武汉的1/3。
当然，企业营收存在市场波动，双方所处行业的周期不同，规模也会时大时小。关键是郑州的产业结构、产业集群的层次，是不是比武汉好。如果产业前景可观，落后就可能只是暂时的、短期的，放长远来看是可以弯道超车的。
遗憾的是，郑州在这方面的潜力不算特别大。
因为，郑州的民营经济太偏向传统行业了。在郑州前19强民营企业中，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的公司占了6个，即三分之一是搞房地产生意的。食品相关行业占了4个，即五分之一是卖农副食品的。
表5-10 郑州、武汉前19强民企对比
数据来源：郑州市工商联、武汉市工商联
而武汉，关键词除了建筑业之外，还有医药业。武汉民营经济最强的板块，其实是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生物医药业。另外武汉还有金融、能源、电子公司进入榜单。比起郑州，武汉的头部民营企业更具有现代化色彩。
所以，郑州在民营经济上的差距，并不仅仅体现在“规模”上。
武汉走“东亚模式”
武汉这座城市很有特色，它可以说是中国逐步走向后工业化时代的今天，最具有“东亚模式”气质的城市。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2018年，武汉市完成进出口总额共2146亿元，其中出口额为1272亿元，这个水平，同广东一个四五线城市江门差不多（1123亿元）。
其实，武汉完全有条件做到沿海城市的水准。作为九省通衢，武汉遏住千里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运输网络发达。20世纪后半叶，集装箱引起了航运物流的标准化革命，使得工厂不必为了节省成本而集聚在沿海地区，内陆也得到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会。
但是，郑州的出口依存度可以达到25%，排名全国第十六位，同郑州的GDP排序保持一致。而武汉的出口依存度却只有8.5%，远远落后于其他特大城市。从这个数据来看，武汉是一座非常内向型的城市。
历史上的武汉，可不是这样。
自清末洋务运动以后，武汉的工商业不断繁荣。民国期间，武汉是中国第三大城市，被誉为“东方芝加哥”。
史料记载，作为中国5个通商口岸之一，汉口港的国内外出口船只一度接近万艘。其商贾云集，舳舻千里。
曾经的武汉，对外进出口贸易额长期位居全国第二。为什么今天的武汉，变得如此内向？
原因就在于经历过计划经济的洗礼后，武汉越来越习惯和受益于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自上而下注入势能。
不管是20世纪的“中国钢城”，还是21世纪的“中国车都”，武汉在中国工业版图上的重镇地位，背后都有行政力量的重要作用。
权力深刻塑造了武汉的城市性格，也定调了武汉的发展轨迹。
第一，在中部六大省会中，唯有武汉被赋予副省级城市地位，行政级别高，虹吸效应、黑洞效应也更强。
像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就是从宜昌搬过来的，东风从十堰搬来，中国三江航天集团从孝感搬来……
2006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所所长秦尊文调查发现，湖北全省163家上市后备企业中，95%计划近年内将总部迁至武汉。无怪乎有人说，“穷全湖北之物力，成大武汉之威名”。
表5-11 武汉省会城市首位度排名全国第五
数据来源：各省统计局
第二，它造就了武汉“国强民弱”的经济结构。根据智谷趋势的统计，武汉前15强企业当中，国有企业占了80%。
表5-12 武汉前15强企业名单
数据来源：武汉市工商联
两个因素注定武汉会走上内向型的发展道路。一则海外风险大，不愿意出去。国有资产本身就保守，极度追求稳定；二则国内有市场，不想出去。依靠国有经济的优势地位，日子过得还安稳，在国内有人接盘，没有动力出海开疆辟土。你想一下，潮汕帮为什么能垄断东南亚多个国家的富豪榜？这个跟潮汕“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向内无开拓空间，只好向外扩张。
“东亚模式”托起了武汉，其实有好有坏。
坏的地方是，经济活力有些僵化，比不上深圳、杭州。据澎湃新闻报道，2010年烽火通信公司想建设一座研发大楼，办完所有审批证件需要经过248道手续，共计518个工作日。为了工作方便，企业被迫做了一个迷宫式的流程图。这还是武汉当地的大牌企业，不知名的小微企业会遇到什么样的遭遇可想而知。
好的地方在于，追赶速度很快，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中国正在进一步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深化自贸区实验，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取消诸多领域股权比例限制。贸易和投资更加自由化后，中国的本土产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
举个例子，贸易战打响后，特斯拉“超级工厂”马上就被允许独资落地上海浦东，预计2019年底投产Model 3。特斯拉的中低端产品不用交关税，就能直接在国内市场销售，特斯拉的到来对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是降维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意志必然会出手，去扶持体制内的创新力量。而且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尤其是在投资大、回收慢、风险高的高精尖产业，民营资本并不愿意进入。如果没有国家意志的大力引导和扶持，这些体制内的创新企业几乎不存在弯道超车的先例。
纵观二战后的工业史，日本的存储器、韩国的液晶面板、中国台湾的芯片制造，之所以能够打败先发国家挤占高端领域，就是因为有行政力量的强力介入和干预。这种“东亚模式”，是后发国家/地区成功追赶世界前沿产业水平的关键密码。
而武汉布局的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领域的公司，恰好很多都是国企。这些企业在“中国制造”崛起过程中肯定是受益的。
2018年，河南省的GDP为48055亿元，常住人口为9605万人，湖北省的GDP为39366亿元，常住人口5917万人。河南省无论是GDP，还是人口，都远远超过湖北省。不过，郑州要追上武汉，极难极难。
因为武汉比郑州厉害的地方，不在于同样的产业武汉更“大”，而在于同样的产业武汉更“新”。
就像前文所说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武汉能拿到更多资源：来自国开行的长期低息贷款，国家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各大部委的支持，中央的关照……
今天全球技术的更新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会对基于旧技术的产业形成毁灭性的颠覆。
《光变》一书中提及，在CRT显像管技术时代，中国曾花二十多年时间，通过购买技术转让、合资的方式，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的彩色电视工业，95%的价值链在本土生成。2007年液晶显示器技术兴起后，中国彩色电视工业被杀得片甲不留，八大彩管厂纷纷萎缩倒闭，价值链的80%又再度转移到国外，中国沦为加工厂，赚取微薄的加工费。
所以，只有布局好下一代产业，城市才有未来。对武汉是这样，对中国也是这样。
在这场中部崛起的大戏中，长沙不是国家中心城市，只是一个普通地级市，得到的政策不如武汉；合肥的体量只有武汉一半，要填上这个沟壑还需要很长时间。太原、南昌就更不用说了。
至少未来十年内，武汉作为中部龙头的地位，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