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的东西本身无关紧要，但如何处理它们至关重要。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2：5
我们在上一章谈到“依从自然去生活”时提到斯多葛派信徒总喜欢把他们的哲学思想总结得简明扼要。我认为这正是他们的可爱之处，原因如下。
首先，这强有力地表明他们不爱纸上谈兵，热爱付诸实践：他们的格言是为了让斯多葛派学生从中受益——帮他们取得进步。不像现代那些在汽车保险杠上贴贴纸、在T恤上印口号的人，总想表明自己属于某个团体，借此武装自己，打击那些异见人士。斯多葛派的名言常被实践者用作自我提醒、辅助日常冥想，或作为疑惑时的行动指南。换句话说，斯多葛派信徒并不一定要公开宣扬自己的观点（除非你是那种不得不做的人，比如老师）。马可·奥勒留把这一态度发挥到了极致——他的著作《沉思录》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个人的反思，并没有打算公之于众。而在古代，这本书名为Ta Eis Heauton，即《自言书》。
另外，我也很欣赏斯多葛派的格言警句，因为这些短小精悍的句子从表面上看往往自相矛盾，正着说反着说都行。一方面，这些格言警句长久以来给斯多葛派惹来了不少麻烦，因为斯多葛派学者必须不断向误解这些句子的人们解释他们学说的真正含义；另一方面，这也是一次教学机会：当被问到这些句子里“自相矛盾”的地方时，斯多葛派学者可以通过这次绝佳的机会将自身从保险杠小广告的水平至少提升到电梯演讲的水平，不论是面对面交谈还是借助社交媒体，这种方式似乎是现代人谈话所能做到的极致了。其中，“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还有“不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这句短语看上去最为矛盾，因为“无关紧要之物”几乎指的就是除去优秀品质（或者说美德）之外的一切事物。我们最好把斯多葛派信徒口中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搞清楚。
一如往常，我一边和爱比克泰德散步，一边向他讨教这个问题。这次我们在罗马卡萨尔帕洛克地区散步，碰巧看到了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我这位朋友向来十分谦逊，所以这让他大吃一惊。）像往常一样，爱比克泰德讲到了苏格拉底，斯多葛派学说深受他的影响。他说：“（苏格拉底）就像一个正在打球类比赛的人。那么他打的是什么球？生活、监禁、流放、饮毒、妻离子散。这些便是他手中的球，但他仍然可以做到打球和弃球相平衡。因此，可以说我们应使出浑身解数投入到比赛当中，并时刻保持谨慎，但要把球本身看作无关紧要的东西。”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比喻，显然，这是把我们的生活比作一场球赛。我不确定爱比克泰德指的是哪种球，就当是希腊-罗马式足球吧。上述类比的要点在于：在整场比赛中，尽管足球是比赛的核心，也是大家注目的焦点，但是它其实无关紧要——这个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形状、质地、大小等，但它本身毫无价值。球仅仅是完成比赛的手段，无足轻重；球员怎么踢球才决定了这场比赛是否精彩、谁输谁赢等等。诚然，优秀的球员并不会太在意如何运球、传球或传球给谁这类问题。顶级球星是那些能展现出创造力（fantasia）的球员，他们能想象自己在赛场上该做些什么，也能找到新办法扭转局面，用马可·奥勒留的话来说就是“化障碍为通途”。此外，一名运动员是否受人尊敬，并不取决于他是否赢得了比赛，而在于他是否不计输赢、拼尽全力，毕竟，比赛结果也不在他的掌控之中。
苏格拉底也一样：命运将某些材料递给了他，包括他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制度和政局等等。他运用这些材料努力追求好的生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参军作战完成任务，此外还给同胞们教授哲学。当莫勒图斯在阿尼图斯和吕孔暗中支持之下指控苏格拉底“不虔敬”（也就是不敬城邦认可的神），他站在自己同胞们面前为自己辩论——尽管对他的指控明显是由于控告他的人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感情上都对他积怨已深。
在苏格拉底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后，他原本有机会在朋友的帮助下轻易逃脱，因为他的朋友们很乐意为他贿赂狱卒（这一做法至今也很普遍）。但苏格拉底却将慷慨赴死视作对雅典尽责，因为这座城市给了他生命并哺育了他一生。柏拉图在《克力同》一书中写道，在面对忧心不已的朋友时，苏格拉底说他有道德义务去接受法律判决，即使法律被滥用也在所不辞。因为我们不能因为法律规则恰巧于我们不利便去更改它。所以他愿意就此饮下毒酒，永远离开自己的朋友、学生、妻子、孩子，只为保护他认为重要的事——正直。而其他的都“无关紧要”，这并不是说苏格拉底不在乎他的朋友和家人（或者，在这件事上还有生命），而是从更深层意义上说，他不愿为了拯救自己的皮囊而损害自身的美德，即使会让自己所爱的人遭受苦难也在所不惜。正如爱比克泰德在谈话中告诉我的：“我怎么会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呢？我要做的就是凭借勤奋和技巧，对现有的东西加以运用……你应该把握自己拥有的东西，并做到物尽其用。”
此外，美国的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现代的例子。众所周知，斯诺登曾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承包商。2013年，他泄露了一系列机密文件，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公开使用的一套牵涉广泛、疑似非法的监视系统，由此引发了一场极有必要的争论：在开放的社会中，监视和民主价值观该如何平衡。可以预见的是，提到斯诺登往往会引发两极分化的反应，就像在苏格拉底时代提及苏格拉底一样：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个英雄；而对其他人来说，他则是叛徒。事实上他很可能被认为两者都是。先不论斯诺登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正确与否——这就类似于思考苏格拉底的教学和政治行为正确与否一样——我们理所当然会对斯诺登的行为是否道德怀有疑问，因为他在国外 （许多地方，比如俄罗斯）寻求庇护， 而不是直面美国政府以违反1917年颁布的《反间谍法案》对他提起的两项指控。老实说，我不知道答案。苏格拉底决定留下来，而斯诺登决定不回国， 但即使你认为斯诺登本应该直面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无论正确与否），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很少有人能高尚如苏格拉底——这就是为什么斯多葛派将苏格拉底作为他们的榜样。
幸好，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用面对苏格拉底和斯诺登陷入的道德困境。然而我们也有很多机会来决定怎样接好生活向我们扔过来的球，踢好自己的那场比赛。我来举几个例子。和爱比克泰德谈话后不久，我碰巧需要一些现金开销，我来到位于纽约住处拐角的当地支行，用自动取款机取了钱。然后我在路上就怔住了。你看，如果你与斯多葛派为伍，你很快会发现一切事物都有一个伦理的维度。在当时情况下，我突然想起我这张银行卡的开户行有不少臭名昭著的暗箱操作（比如去向不明的投资、未公开的金融工具等），都会波及自己的员工甚至整个社会。这意味着我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每次我需要钱的时候，就能方便地从账户里取钱——正和我的所作所为相抵触，因为我其实恰恰间接支持了我本来原则上反对的东西，啧。
经过反思，我走进那家支行注销了账户，并对一脸困惑的客服代表解释：我这样做，并非不满意他们的服务（其实服务十分到位），而是在如何用钱这一点上，我和银行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用的毕竟是我的钱。之后我换了一家银行，做了些调查，尽管他们的投资行为在伦理上也不能说毫无瑕疵，但肯定比我刚舍弃的那家要好。我把理财业务交给他们做，感觉好多了。
与之类似，我在意大利长大，从小什么都吃，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根本不理解何谓“素食主义”。到现在我都不太吃素，但我逐渐开始关注食物的来源和生产食物给动物带来的灾难，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消耗了多少劳动力。这个问题很复杂，没有简单的解决之道，并在可取和不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之间造成了很多冲突。例如，和标准的素食主义论点正相反，假如你吃素，将有无数的动物受苦甚至死亡，因为大规模种植人类食用的农作物会大大改变地球的环境，剥夺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如果你认为吃本地食品和有机食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只需查阅一点相关文献或粗粗估算一下，眼前的结果就会让你大跌眼镜。即使是以身作则的新闻工作者，如写出畅销书《杂食者的两难》的迈克尔·波伦也赞同：仅仅靠那些绿色食品专营店里随手可得的食品，是养活不了几十亿人口的。但反过来说，认为我们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而对因此造成的苦难和生态破坏置之不理，也太过于不近人情。
可能正因为陷入了这种两难，不少斯多葛派信徒才选择了素食。以塞涅卡为例，他写道：“我受到（素食主义）思想的感染，开始戒掉动物食品；一年下来，保持这种习惯便很轻松且令人愉悦了。我觉得自己的思维更加活跃了。”塞涅卡最终放弃了素食主义，因为他不想与某个政治派别有关系——这个派别也提倡吃素。塞涅卡是个投机分子，还是在道德上软弱屈服了？应该不是。我们不知个中详情，但他可能经过了深思熟虑，觉得跟那个特定的政治派别划清界限比吃素更有利于世界（对他而言是更有利于罗马社会）。吃素本身不能说明你品德高尚，但如果没有其他更重要的考量，它不失为一件好事。一个智者，应当在复杂的形势下找到方向，而不是眼见善恶难断就随波逐流。
爱比克泰德的恩师鲁福斯，是一位以务实闻名的斯多葛派。他会给自己的学生提建议，巨细靡遗，面面俱到，从社会大事（例如男女教育平等）到琐碎生活，比如：如何（用结实材料）布置房子，如何剪头发（只剪掉没用的部分），等等。他对饮食也颇有见解，他提出：“尽管许多种能带来快乐的事物都会引诱人们作恶，或迫使他们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但不论何种形式的快乐，都难以胜过口腹之乐。”随后还补充道：“要想获得美食带来的短暂欢愉，就必须将数不清的异国珍馐从远方运过来。厨师的收入更是远高于农民。有些人把全部财产浪费在筹备宴会上，但是吃这些山珍海味并不会让他们身强体壮……说到食物，负责任的人会偏爱常见食物，而不是难得的食材；喜爱不会带来麻烦的食物，而不是会引起麻烦的食物；偏爱现成的食物，而非需要料理的食物。”
这一点正中我下怀。上面的例子极好地反映出斯多葛派如何看待生活中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我说过，我在罗马长大，如今在纽约生活。事实上，我是在单位休假期间写这本书的，我把假期安排在罗马这座不朽之城度过，一方面想要每天到斗兽场、广场等景点散散步，得到一些启发；而另一方面又想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还有，没错，想吃吃地道的家乡菜！我和我的另一半也托“大苹果”纽约之福，在这里的许多高档餐厅大饱了几次口福。这些餐厅里的厨师肯定比农民待遇要好得多，数不清的异国珍馐也是跨越重洋才运抵纽约。似乎我现在可选的食物十分有限，有些甚至难以入口：要么我应该坦率地承认，从我谈论的斯多葛派理论来看，我其实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伊壁鸠鲁学派在现代的俗称），因此是一个虚伪的人；要么我就该出于言行一致放弃佳肴，从而放弃眼前可得的美食之乐，过一种别人眼中了无生趣的生活。但如果你研究哲学，首先学到的一点就是在所有鸡毛蒜皮的琐事上很少会出现尖锐的、非此即彼的情况。事实上，我在学校教非形式逻辑时，我就提醒过学生，通常如果有人只给你们两个选项，强迫你们二选一，那么这个人可能就犯了所谓的“错误二分法”谬误——他没有告诉你们还有其他选项（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你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人们普遍都会觉得，面对狭隘的选择并没有逻辑错误）。例如，回到我眼下的例子，我其实可以在罗马找到由当地厨师用当季食材做出的既价廉物美又健康的食物——这就满足了墨索尼亚斯[4]的要求。当然在纽约也能找到这样的食物，但在那里人们会选择在昂贵（或许是天价）的菜肴上大肆挥霍，并美其名曰：“获得美食体验。”而在这一点上，我决定让自己有所克制，跟他们划清界限。我告诉我的伴侣和挚友，如果给我选择，我宁可不去那种地方——比如说“麦迪逊公园11号”餐厅[5]。当然，大部分时间我都可以不去。但世事难料：假如我的一位挚友或同伴告诉我，他这辈子真的很想去“麦迪逊公园11号”体验一把——比如说，去庆祝非常特别的日子——而且如果我不去他会很失望，我还是会考虑去一趟的。我认为这并不虚伪，也不是要追求合理化。这样做权衡了不同伦理标准的需求，支持了一种我不赞成的做法，如果不这样就会让我爱的人失望。（注意：此处我所说的“伦理”，用的是古希腊-罗马人的说法，含义比现代宽泛得多。）更合理的做法是：斯多葛信徒总是尽力用理性去解决日常事务——妥协——是的，我们这次会去，但我们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弥补，比如在年底铆足劲去光顾食材地道又环保，还不花费大量劳力的自助餐馆。身处那种庆祝之夜，我会感到不自在吗？也许吧，但是正如皇帝马可·奥勒留所说（他并不是在开玩笑或挖苦你）——“如果（你）必须住在宫殿里，（你）也可以在里面好好生活。”
但一般来说，斯多葛派伦理不仅规范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行为——而且更广泛地规范了我们如何凭借品格来指引现实生活。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太过复杂，以至于我们无法总是做对的事，我们甚至不能做到经常把事情做对，从而自信满满地知道应从哪一件对的事开始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对我们提出不同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伦理维度（动物苦难、环境破坏、服务员的待遇）。另一些要求则更加实际。（我要吃饭，而我的食物从哪儿来？我要存钱，而我选择哪家银行？）斯多葛派为了使人们力所能及地解决好由此导致的冲突，从而发明了一些工具，这些工具不必完美，也不必提供具体的答案：“（爱比克泰德说）愚蠢的人才会相信世界黑白分明、正邪相对，一眼便能分辨善人恶人。这并非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假装生活在那种世界中是十分危险且愚不可及的。”
即便如此，我们再回到斯多葛派“无关紧要之物”的理念以及他们对于“可取”“不可取”的划分，我会把斯多葛派学说与其他两个重要的希腊思想流派进行对比——亚里士多德学说（Aristotelianism）和犬儒主义（Cynicis）。后者与现代人所说的“犬儒”其实南辕北辙，它的含义变化比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学说更大（我在这里用首字母大写表示哲学流派，小写表示其他含义）。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所以也算苏格拉底的徒孙），他的哲学极为实用且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在他的美德伦理学思想中，幸福的生活是通过对美德的追求而实现的，但我们也需要很多其他无法控制的东西：健康、财富、教育，甚至是美貌。
与之形成对应的是安提西尼的思想。安提西尼是犬儒主义的开山鼻祖，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和他更为著名的继承者——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ēs）都走了极端：对他们来说，除了美德，没有一样东西是幸福生活所必需的。我们可能健康，可能患病，可能富贵，可能贫穷，可能满腹经纶，可能不学无术，可能相貌堂堂，可能面目可憎——但这些统统无足轻重。事实上，他们甚至认为世俗财产极大地阻碍了美德的发展——让我们执着于无关紧要的事物，因此没有这些财产，会让我们活得更好。
第欧根尼认真贯彻了自己倡导的思想。他的生活方式带有明显的苦行风格，他在雅典街头公然睡在木桶里，当众便溺、性交（因此“犬儒”一词本义是“像狗一样”），他很少出于生存和舒适携带多余的物品。关于第欧根尼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有个故事是这样的：一天，他感到口干舌燥，拿出一只碗朝水源走去。接着他看见一个男孩正在用手掬水喝。第欧根尼厌恶地扔掉了他的碗，喃喃自语，就算一个孩子都比他有智慧。还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听说了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前来登门拜访（我估计应该是来到了他的木桶前）。亚历山大礼贤下士（也许他自认如此）地问第欧根尼：“我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能为您这位哲学家做什么？”后者抬起头说：“你可以让开一点，别挡着我晒太阳。”这应该可以说明为什么犬儒主义既受敬仰，又遭鄙夷。
眼下的问题是：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告诫我们幸福只能为少部分幸运儿所获得，他们要满足一系列的前提条件，而其中自己能掌控的因素寥寥无几；另一方面，犬儒主义不仅反对亚里士多德列出的必要前提，还声称它们阻碍了美好生活。斯多葛派填充了这两者间的逻辑空隙：健康、财富、教育、美貌（相较于其他东西）是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而这些东西的对立面（很多其他的东西）则是不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我认为这真是天才之举。斯多葛派把幸福生活变成了人人都能实现的目标，无关社会地位、财富资源、身体健康或容貌美丑。尽管所有这些品质都与你追求美德生活（做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的能力无关——它们还是可取的（随便哪个正常人都会毫不犹豫对你这么说），只要不妨碍你实践美德即可。塞涅卡很好地总结了可取的体验和不可取的体验之间明显的差别：“快乐和痛苦截然不同，如果叫我选择，我会选前者，规避后者。快乐顺应自然，痛苦违背自然。只要依据这个标准来评价，两者就会变得泾渭分明，而一旦谈到美德，无论通过快乐或通过悲伤来达成，都没有分别。”换句话说，只要确保你的正直不遭折损，尽管勇往直前，规避痛苦，体验生命中的快乐吧。宁以高贵的姿态承受痛苦，也不要以羞耻的方式寻求快乐。
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学理论用非常现代的说法来理解这个观点。经济学家发明了“字典序偏好”这个概念，他们认为：人们在获取无共同价值衡量尺度的商品（无法以价值进行比较的商品）时往往会运用与字典中单词排列相类似的方法将商品进行排序，这类情况就称为字典序偏好。例如，我们想要给5件商品估价，其中商品1和2属于A类，商品3、4、5属于B类。同属一类的商品1、2，以及3、4、5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和对比，但是任何A类商品都无法与B类商品相比较，并且所有A类商品的排序均优先于B类商品。最终我们得出结论：同一类别中的商品可以进行交易，不同类别的商品无法交易。在这个观点中，对美德的追求属于A类，而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属于B类。你大可将B类中的事物两两交换，比如用金钱换教育，用大好前程换家庭生活，等等。但对于斯多葛派信徒来说，他们无法在属于A、B两个不同种类的事物之间进行取舍；但若要以牺牲美德为代价，那一切都免谈。顺带一提，这代表有些商品是与众不同的——比如美德和健康——对于这样的商品，标准经济学理论无法适用。
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如果略加思考，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在用字典索引的方式做出选择了。比如，也许你会觉得，去加勒比海一个度假胜地旅游这个主意还不错。因为“度假”和“花钱”从字典排序看属于同一层面，所以我们愿意付出辛苦赚到的钱来实现度假这一目标。但我能够肯定你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会卖掉自己的女儿，至少肯定不会为了度假这么做。这是因为你的女儿属于更高的字典排序层面，假期无法与她相提并论，虽然假期和女儿一样既令人开心又不可或缺。
斯多葛学派提出的这一概念，无论用哲学还是经济学术语表达都极具说服力。如果你听从亚里士多德（坦白来讲他的学说很多都算常识），那你就该跻身于幸运的少数精英，否则你的生活将不可能称心如意。这种人的观点，使得多数人长久以来都被定义成“失败者”，对他们追求物质的行为加以谴责，因为他们误以为得到物质，就能得到幸福和价值。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快乐水车”：你不断踏步奔走，却到不了任何地方。相比之下，犬儒学派认为，人们都能过上美好生活，但我们很少有人会像第欧根尼一样住在木桶里，随地便溺。斯多葛派则选择了折中的方案，他们将美德和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看成不同序列上的东西，按照先后次序将两者区分开来，认为两者不能以同一价值尺度衡量。这样就很巧妙地解决了问题，取了两派哲学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