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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史记”是通名,泛指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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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爵位,诸侯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就是说要称“子”,那先得是国君,比如楚国国君就叫楚子。到春秋中后期,大夫们开始也称“子”。开始可能还有人觉得别扭,觉得这属于僭越,但很快大家就都习惯了“子”的这种新用法。再后来,在社会上稍有头脸的人(比如孔仲尼)都可以称“子”了。一个尊贵的称呼,在实际运用中,总是不断贬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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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即今天的太原。显然,这个地方的战略意义,从来都不是邯郸、长子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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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备内》:“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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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最重要的治国技能,也就是懂得祭祀和打仗。祭祀要相应的仪式(礼)和音乐(乐)来配合,打仗要会射箭(射)和驾车(御),而不论是祭祀还是打仗,都需要能读能写相关的文件(书),并且算清相关账目(数)。因此很显然,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处理国家事务时必须掌握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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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主要据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篇的相关内容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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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外储说上》:“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此处“文学”的意思当然和今天不同,是指和行政相关的文献和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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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的段子,可惜找不到作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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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疑点很多。

首先,太八卦了,读历史时碰到故事性太强的,本身就得加点小心。

其次,公叔跟魏武侯说:“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这话根本就不通。魏武侯的时候,秦国根本就不强,给魏国压着打,你看看几十年后秦孝公招贤时所说的话,那种痛心疾首,这点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天下的局势,恐怕就难说有比魏国更强的国家。所以,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战国后期,秦国已经很强大的时候,有人编出来的。

第三,魏武侯要把女儿嫁给吴起,也真够不把女儿当回事的,吴起可是有杀老婆的前科的。所以杀妻求将和拒尚公主这两事件,很可能同假,但是很难同真。

最后,这位魏相公叔,到底是什么来头,本身也是个疑点。后来,魏国的相国,有个叫公叔座的,但公叔与公叔座似乎并不是一个人。公叔座人品很不错,比如魏惠王(魏武侯的儿子)的时候,公叔座打了胜仗,魏惠王要赏他,公叔座就说:“不该赏我,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吴起当年练兵练得好!”你看这样一个人,也不像是一个会用损招陷害吴起的样子。

这里我们还照着《史记》讲,但其实能够确定的事实仅仅是,吴起跟魏国的当权派关系搞不好,所以不得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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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周游列国,最往西,是到了晋国的边境上,因此留下一个“孔子西行不到秦”的话头。照后世儒生的观点看,这是秦国太野蛮,我们祖师爷都放弃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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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93-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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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记录魏国开国的这三位国君在位的年数,错讹之多是出了名的。这里姑取一说,不做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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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上十二诸侯是当时习惯性的说法,但无法断定是哪十二个诸侯国。古人心目当中,十二是个非常神圣的数字,所以碰到高贵的话题,大差不差的,能用十二就用十二。比如《春秋》写了十二个鲁国国君,《史记》写了十二篇本纪(《秦本纪》《项羽本纪》两篇,本纪的资格都很可疑),西汉和东汉被承认为正统的皇帝都是十二个(其实怎么数都不是十二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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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说此时秦已迁都栋阳,但据考古发掘,栋阳城的规模远不能与雍和咸阳相比。雍城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咸阳面积最保守估计也有4000万平方米,而栋阳仅400万平方米(《秦文化》,王学理、梁云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0页)。即使可以把栋阳作为都城看待,其临时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本质论,栎阳仍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军事据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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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秦晋之间交战极为频繁,晋军取得了大多数的胜利。但深入秦境的结果,却往往是无功而返。典型的战例如鲁襄公十四年的伐秦之役。晋军率领诸侯的军队向西推进,沿路并未遇到有力抵抗,但大军渡过泾水时,却已经军心涣散,不得不主动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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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见《淮南子•人间训》,但魏国和燕国不接壤,以地理形势来推测,最后挨西门豹打的国家,大概是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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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本身对魏没多大威胁,但韩国后来差不多成了秦的仆从国,张仪这话实质是在说,秦要通过韩境攻魏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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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曾有军事专著《议兵》,汉以前出过单行本,后来才收入文集,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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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淹安邑是不可行的,但水淹大梁实在是太可行了。最后,秦就是这么灭了魏国的,后来李自成也就是这么取开封的,再后来,还有国民党炸花园口。一代又一代的开封城遗址,层层叠压在地底下,假如有人从魏大梁城复活往上爬,爬个几米到了宋朝,再爬个几米又到了明朝,他可以充分体验穿越时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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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人分析说,刘邦撕毁和项羽之间的鸿沟协定(鸿沟是魏国开挖的一条运河,就在大梁附近),不能仅仅归咎于他个人的流氓作风。项羽占着关东,不统一也可以过富裕日子,刘邦在西边可就得喝西北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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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古代史上,南方经济两次飞跃性的发展,全是国家分裂的后果。因为这里创造的财富,终于不必大半被朝廷拿走,而是可以用于本地区的再生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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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皇帝的诏令,似乎他是着急的;有见识也有责任感的官员,他们也是着急的;但整个政府班子,从来也没有真正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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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卫国人,但变法思想是在魏国成型的,他到秦国去,兜里揣着的是魏国前首相李悝的《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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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何炳棣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人手》一文,秦军的战斗力此时有如此迅猛的上升,是取得墨家帮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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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的位置有不同说法。或说是在今陕西三原县西北,那么,当时秦魏沿北洛水分界,石门已经深入秦境七十多公里,魏军显然是轻敌冒进而致败的。另一说石门在今山西运城西南,则是秦军已经打到了魏国的河东。以当时的情势论,似乎前一说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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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中《商君书》的译文,主要参考张觉译注的《商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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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有一回想修一个高台,找工匠来计算工程开支。工匠说大概是一百金。汉文帝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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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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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还是种一百亩地,这个没变,但每亩地原来是一百步,商鞅变成了二百四十步。陌是亩和亩之间的小路,阡是百亩和百亩之间的小路,所谓“开阡陌”者,开是拓展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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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东方的诸夏,即有“初税亩”之类的经济改革,但其模式与商鞅变法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是农民主动垦荒,然后政府加以追认;秦则是农民并无作为,政府勒令其垦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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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律杂抄•牛马课》:“牛大牝十,其六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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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威王曾跟梁惠王炫耀:“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大意是,我派一个叫黔夫的官员守徐州,于是燕国、赵国都害怕我们齐国去攻打他(齐国要伐燕,则兵出北门;要伐赵,则兵出西门。所以燕、赵的人要祭拜齐国的北门或西门),他们的百姓,搬家到齐国来追随我们齐国领导的,有七千多家。而梁惠王又曾对孟子抱怨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大意是,我对国家是很尽心的。河内闹了灾荒,就把老百姓迁到河东去,把粮食运到河内来。河东闹了灾荒,也是一样。我看邻国的政策,没有像我这样用心为民的。但邻国人民没减少,我国人口没增加,这是为什么呀?看来,梁惠王自以为魏国政策好,就觉得外国人口涌入魏国是理所当然的事,人没来,他就委屈了。可喜欢哪国的政策就做哪国的老百姓,当时本来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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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垦令》第三条说:“民……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所谓外交,就是和外国人交往的意思。与其他各国都在积极争人口不一样,秦国的征伐,往往是要地不要人的。如秦惠文君八年,“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樗里子列传》)。十三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秦本纪》)。西嶋定生分析说,很可能是秦政府不想让秦人与其他国家的人多接触,以避免他们受东方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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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商鞅是绝对没有的。此点拿那个经常被用来当作商鞅执法严明的案例来看,一目了然。秦太子犯法,商鞅的处理办法是:“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最后在太子的师、傅身上动刑了事。这只能算不避贵幸(仍属于打击贵族的范畴),绝非真有意限制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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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秦法对老百姓的态度,还可以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写到的一件事:“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一曰:‘令发五苑之就、蔬、枣、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与无功争取也。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释之。’”秦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大臣请求打开王家的苑囿,让老百姓摘取其中的果实,得一条活路。秦王竟反驳说,赈济灾民,是使老百姓无功受赏,这是通往动乱的道路。与其给老百姓活路而导致国家动乱,不如死掉一批保持国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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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境内》中对一支军队要砍下多少颗人头才能“盈论”(即达标),有非常细致周密的规定。如不能盈论,则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如:军中每五人设一屯长,每百人设一将官,如果这个团队没有在战场上斩获人头,那么屯长和将官自己将被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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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管子》是战国时代齐国学者的论文汇编。这书里的观点五花八门,其中也不乏和商鞅所见略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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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这个提法是后来才出现的,好战的国家,是“战国”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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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青州州名的解说,引自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下同。有些解说其实是不靠谱的,不过挺有意思,不妨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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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进入今天的河南省境后,偏东北流向,构成了一个夹角,夹角内的地区叫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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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跟河内相对(因此也叫河外),大体指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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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河东大体是指黄淮之间的地方。但河东的这个用法非常冷门,一般史料上说河东,都是指的山西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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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扬州范围很大,包括今天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五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湖北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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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强伐楚,面对的到底是哪个楚王,学界是有争议的。这里仍照《史记》的说法说是楚威王。但现在学者往往认为,当是楚怀王。详见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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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说林下》里也提到了越国割地给楚国的事。不过他不认为是勾践慷慨,而是以为越国“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实在打不过楚国了,不得不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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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里引用频率极高的一段话:“地势饶食,无饥谨之患,以故呰寙(苟且懒惰的意思)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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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见《吴越春秋》的佚文:“独女山者,诸寡妇女淫佚犯过,皆输此山上。越王将伐吴,其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吴越春秋》这书的性质,类似于《三国演义》。不过倘使《三国志》及各类史料统统失传,《三国演义》也就不得不被当作了解三国历史的重要材料了。越地的风俗本不同于中原,这事并非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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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刻石云:“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寄豭是配种的公猪,用来比喻睡了别人老婆的男人),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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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是身上堆满了传说,以致难以辨明本来面目的人物。《吴越春秋》里有个著名的细节:夫差生病,勾践于是主动尝了吴王的屎尿,然后根据屎尿的味道,预祝夫差一定会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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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断:“近代官署的管理,是以书面文书(’文件’)为基础的;这些文书以其原始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样就有了一批秘书和各种各样的文书。忙碌于’公共’办事场所中的官员们,再加上各类物质手段和文件,就构成了一个’官署’。”转引自《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阎步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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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官制没有相国,应该是指楚国的令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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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著名的伍子胥,单单是太子母亲的娘家人,能量就很大,他们给吴国做内应,直接导致了楚国的居巢、钟离失守。后来伍子胥在吴国的死对头伯嚭,曾与伍子胥同病相怜,他也是楚国流亡过去的太子党,把楚平王掘墓鞭尸,是俩人的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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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史记》记录了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秦攻取了魏的少梁,也记录了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魏献少梁等地给秦。则是这两件事之间,必然还有个魏收复少梁的事,但这一点,史书上就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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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合纵,当然是以苏秦为代表人物的。但苏秦这人,可疑的地方很多。据《战国策》,秦孝公时代(公元前361年-前338年),苏秦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直到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后,还可以看见苏秦在列国间为合纵奔走的身影。照这样,苏秦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至少长达八十年。

司马迁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也就是说,《战国策》中的苏秦,完全符合文艺理论中“典型人物”的定义:杂取种种人,合成这一个。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不是历史。

《史记》为了解决这种自相矛盾,把苏秦之死定在燕王哙的时候,再往后的那些游说故事,主人公则成了苏秦的弟弟苏代、苏厉或者根本不相干的其他人了。

司马迁这么划分,大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依据。只不过苏秦是合纵家的巨擘,而张仪执连横家的牛耳,把他俩设定为同时代的人,然后双峰并峙,彼此间再有诸多的恩怨纠葛,故事更精彩。也就是说,司马迁选择了更吸引人的材料,而不是更可靠的。

学者们很早就发现,苏秦挂六国相印,吓得秦惠文王时代的“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这个说法几乎跟其他一切相关记载矛盾。而齐湣王时代苏秦活动的内容,《战国策》的记录虽然只是些零碎的片段,却可以融合无间地放到历史背景里去。因此不少人都推测,苏秦其实是齐湣王时代的人。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发现了一部性质类似于《战国策》的帛书,里面写到很多苏秦的言行,是传世的书中从没有见过的。而这些内容具体详密,不大可能是编织出来的故事。由这部帛书(整理者起名叫《战国纵横家书》),大致可以断定,上面那个推测无误,苏秦是燕昭王派到齐湣王身边的一个间谍。

这也就意味着,《史记》里把苏秦活动的年代提前了几十年,《苏秦列传》的内容,十之八九都是错的。如果说,《张仪列传》很大程度上只是历史小说,那《苏秦列传》则简直像穿越小说了。

真正与张仪同时代的合纵代表人物,是公孙衍。《孟子》里写到,有人跑到孟子面前夸说纵横家的荣耀,就是把公孙衍和张仪相提并论,说他俩算得上“大丈夫”,可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其实这个例子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天下有个苏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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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秦策二》:“齐助楚攻秦,取曲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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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至今也没发现咸阳的城墙。为此学者们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观点,就是咸阳城本来就没有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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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看著名的“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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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离骚》《九歌》的印象,就是惊人的华丽细腻和多愁善感,文笔和情绪都极端的女性化,随时可能哭得涕泗滂沱浑身荡漾。文学才华是一回事,行政和带兵的能力显然是另一回事。当然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屈原行或者不行,但这种气质是否适合掌握军政大权,我是存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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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先生对《史记•六国年表》做的统计:战国时楚伐齐两次,伐魏两次,伐秦、燕、韩各一次。而秦伐楚达十二次,魏伐楚五次,韩伐楚也有三次。当然,六国表记录的数据,是很不完全的,不过攻防比重,大体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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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边有一本高至喜先生的《楚文化的南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此书的第二章第二节是《春秋时期楚人大举南进》,第三节则是《战国时期楚人席卷江南》光看题目,似乎从春秋到战国只是量变。但实际上,“席卷江南”写了将近两百页,“大举南进”则不到五十页就把话说完了,并且其中提到的有些文化遗址是否属于楚文化,还有比较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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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还有:

公元前701年,汉水流域的一些小国联合起来,有向楚军发动进攻的迹象。楚将斗廉(斗氏是楚国大贵族之一)提议先下手为强。主将屈瑕对此有些犹豫,认为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先向楚王请示一下。斗廉却说:“师克在和,不在众……成军以出,又何济焉?”既不请示楚王,也不卜问神明,楚军就断然出击。这次自作主张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大胜。公元前690年,楚国讨伐随国。进军途中,楚武王去世。但他的将军们并不因此退兵,反而秘不发丧,继续前进,最终以楚王的名义进入了随国,使其屈服。

公元前675年,楚文王对外战争失败,看守郢都城门的鬻拳(此人是楚国先祖鬻熊之后,也是楚国贵族),拒绝让他进城。楚文王无奈,重新出兵打败了黄国,才又踏上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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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河西这条路,当时一定是保持畅通的。因此西城各国都知道有个秦国。英语里称中国为“China”是因为秦,但绝非二世而亡的秦帝国有多大的“余威震于殊俗”,而是因为春秋战国几百年来,西域国家能接触到的,只有一个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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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这在当时差不多是共识。墨子跟楚惠王是这么说的,吴起跟楚悼王还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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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纣有臣子叫飞廉,飞廉的儿子恶来是秦的祖先,另一个儿子季胜则是赵的祖先。《秦本纪》说:“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但实际上造父是季胜之后,和秦的关系有点远,秦自居造父之后,是想冒充“我祖上也很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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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古代是正常现象。如西汉时,四川、江西、湖南等地均已纳入王朝版图,但关中、河南的人则可能拿出一副傲慢的嘴脸来:凭你也算中国?到明朝,江西、湖南当然算中国了,但他们看云贵地区的人,那态度多半也会赵老太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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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与翟,这两个字可以同音互通。据《史记•赵世家》说,赵国的先祖赵简子有一回进入假死状态,在这个状态里,他见到了上帝(当然是中国人的上帝,跟耶和华没关系),遭遇了很多有象征意味的事,其中之一,是上帝说要把一只翟犬送给他的儿子(即赵襄子)。醒来后,有人跟赵简子阐释这些怪事的伟大意义,认为“翟犬者,代之先也”,送翟犬给赵襄子,就意味着赵襄子将灭代。

[←67]

《史记》和《战国策》写赵武灵王和肥义的对话,都提到“计胡、翟(狄)之利”的话。不少书都把这句理解为消灭胡人而获益。实际从赵武灵王的举措看,引用胡人而获益,他是一样重视的。赵武灵王十九年,“胡服招骑射”(注意“招”字);二十年,“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代地的相赵固主管胡人的事务,招致他们的军队);二十一年攻打中山国时,“赵希并将胡、代”;惠文王二年,“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凡此种种,都是明显的例证。

[←68]

公子成的年纪似乎比赵武灵王要小,大概是赵武灵王之弟。赵武灵王称他为“叔”,是按伯仲叔季的排行称呼,等于喊“老三”,而并不是叔父的意思(徐中舒先生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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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家》说他即位时“少,未能听政”,大概还不满二十岁,此时也不过就过去三十一年,其实也不是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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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赵惠文王赵何之外,至少还有个平阳君赵豹。此外,平原君赵胜和一个公主可能也是吴娃所生。

[←71]

司马迁写六国的历史,一般只有秦国方面的记载和一些策士游谈(后来编成《战国策》)可以利用,而没有该国的史料做依据,但赵国的情况似乎有点儿例外。《魏世家》《田世家》里常见编年错乱、语焉不详的现象,《赵世家》这种问题就要少得多,恰恰相反,它的问题是有很多美化(甚至神化)赵国创业发展史的内容。前一个问题显然是史料残缺导致的,后者则很像是本国史官的谀辞。有学者推测,可能是秦始皇烧六国史时,赵国这份没烧干净,所以司马迁写《赵世家》时可利用的材料要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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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写过一篇《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大意是如果这样,整个中国的发展轨迹,可能都会很不同。可以参看,当然,我没那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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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完字敬仲,因此《史记》里写田齐历史的那篇,叫《田敬仲完世家》。但一般书里提到这篇,都不说这个啰嗦名字,而是简称《田齐世家》或者《田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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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出色之意。

[←75]

黄帝取代神农氏,不是用暴力推翻人家,而是人心归附,自然取代;舜取代尧的儿子丹朱,也是人心归附,自然取代,田氏代齐,据说还是人心归附,自然取代;现在王莽做了安汉公,颂德献符的遍及天下,当然也到了人心归附,自然取代汉朝的时候了。

[←76]

古人姓和氏是两回事。国、高、崔都是氏,但他们姓姜。我们今天说的姓,那时都是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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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是容器,用于盛肉或者其他食物,形状像高脚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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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完小时候,有个周朝的史官为他用《周易》算了一卦,说:“这孩子将来能发达,但是不是在陈国发达,得到外国去;不是他自己发达,是他的子孙才能发达。外国多了,去哪儿呢?得到一个姜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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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因为孟子是小骂大帮忙,就否认齐宣王的开明。可以提出作为比较的,是汉景帝的例子。

两个学者在汉景帝面前讨论汤武革命的问题。一个叫黄生的说,别说什么商汤、周武王得天命而诛桀纣,那就是扯,说穿了就是以臣弑君。另一个学者辕固,是个从齐国来的儒生,观点近于孟子一派,他认为民意就是天命,顺从民意杀桀纣理所当然。于是黄生打了个比方反驳说:帽子再旧,也是头上戴的,鞋子再新,也是脚上穿的。君臣关系,总之不能颠倒。辕固则拿本朝的开国皇帝说事:“要按照你的理论,咱们高皇帝取代秦朝而登上天子之位,也是错的吗?”

汉景帝听到这里听不下去了,宣布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吃肉不吃马肝,一样可以做美食家;你们这些读书人不谈汤武受命,也没人拿你们当笨蛋。古人以为马肝是有毒的,所以景帝这话暗藏的意思是,你们要是再鼓吹革命,当心误了卿卿性命。显然,景帝不能支持辕固(那等于承认造反有理),也不能支持黄生(那汉朝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所以宣布不争论。搁置无法面对的问题,是政治家的惯技,齐宣王没来这一手,还是很不容易的(当然,高明的政客会鄙视他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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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们之间还有个被弑的田侯剡,没算在法统内,所以没有谥号。田侯剡在位计九年,司马迁似乎不知道这个人存在,所以写《田齐世家》的时候,把这九年漏算了,因此导致了一连串的纪年错误。

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现在一般的观点:齐威王在位三十七年,即公元前356年-前320年;齐宣王在位十九年,即公元前319年-前301年;齐湣王在位十七年,即公元前300年-前284年。齐湣王往后到秦统一,已经不过六十多年。司马迁可以找到的资料大概也多了些,因此这部分《史记》的纪年大致可靠。

[←81]

详见下一章。

[←82]

《春申君列传》说,有个叫李园的,把自己的妹妹献给春申君。这个女人怀孕后,春申君又把她献给了楚考烈王,希望将来这个冒牌王子生出来即位,自己好继续掌权。后来考烈王去世,李园抢先埋伏下死士,剌死了春申君。显然,这个故事和吕不韦是秦始皇他爸的故事非常像,充满了很“三俗”的想象力,真实性是很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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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没有郡,县倒是有的。不过齐县的概念较别国不同,似乎仅仅是村落,所以会出现国君赏赐大臣,一出手就是几百个县的情况。

[←84]

当然,即使是秦国,“远交近攻”这四个字,也要到范雎出现才明确提出。但实际上,秦国远交近攻战略的实践,远在概念提出之前。

[←85]

很多学者都据《孟子》里的相关内容反驳这条记载,其实即使据《孟子》里的记录,也多少令人觉得,孟子是主张齐国伐燕的。

《孟子》里的说法是,齐国一个大臣叫沈同的,以私人身份去问孟子,燕国可不可以打。孟子说,可以,太可以了,然后讲了一通燕国必须被讨伐的道理。过了一阵(可能是齐在燕国的驻军已经混不下去的时候),又有人问孟子,劝齐王打燕国的,到底是不是你。孟子回答说:

“没有啊,沈同只问燕国可不可以讨伐,又没问谁可以去讨伐燕国。我自然也就只回答说燕国可以被讨伐,又没说齐国可以去讨伐。”

孟子的这段绕口令,说得逻辑很缜密,但确实也有点像是事后推卸责任。强调沈同的私人身份,是表明自己的话,不应对齐国的政治决策负责。但无论如何,孟子身在齐国,沈同又是齐国大臣,如果孟子本意就是觉得燕国可伐而不该由齐来伐,应该当时就跟沈同说清楚。

孟子还有一段解释,看来就是阐释所谓“文武之时”的。文、武之时其实是两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概念。打燕国而燕国人不乐意,这是文之时,因为周文王有实力伐纣而没伐;打燕国而燕国人乐意,这叫武之时,因为周武王伐纣,商朝人开心得就像迎来了大救星。

这也像是在为自己开脱辩解,意思是虽然我当初说了此刻伐燕是文武之时,但并不等于鼓动你去打。孟子可敬的言行有很多,但这事儿上,他确实太像是在耍滑头了。

[←86]

孟子聊到陈仲的时候,陈仲还是青壮年,而到赵威后和齐使发生这段对话的时代,陈仲大概已经过了八十岁。可见已经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并没谁干涉他。

[←87]

《史记》里有一篇《司马穰苴列传》,传主是春秋时代齐景公时候的人。那这里出现的司马穰苴到底是怎么回事,历来众说纷纭。不过,列传中所描写的齐国与燕国间的大战,要说是发生在齐景公时代,却在《左传》里一点见不到痕迹(这样的大事,《左传》不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颇显可疑,反倒是与齐湣王时的情形比较符合。宋代苏辙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历代学者论述颇详,因此,认为《战国策》中这一段不误而《史记》却搞错了,也是很有影响的一种观点。

[←88]

《战国策•秦策三》:“淖齿管齐之权,缩湣王之筋,县之庙梁,宿昔而死。”

[←89]

二十多年后,赵军在长平战败,被屠杀了四十多万人,燕国想趁机捡个便宜,发兵攻赵。结果赵国组织了一下残兵败将(可能有相当比例的童子军),就把燕国打得落花流水,燕国只好割地求和。

[←90]

这种情况在《史记》中当然是很常见的,只不过在《燕世家》的前一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91]

燕王哙的“苦身以忧民”,孟子没有直接评论过,但不赞成也是肯定的。君主要不要亲自下地干活,孟子跟农家弟子(农家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墨家旁支)有过专门的辩论,并在辩论中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著名主张。他也不认为国君需要吃苦,你可以寻开心,只要“与民同乐”就可以了。

[←92]

贵族又有广狭二义。广义,则自天子以下直到士人都是贵族,狭义的贵族,则专指卿大夫阶层。这里用狭义。

[←93]

这是《赵世家》的说法,《六国年表》认为在下一年,《白起列传》则认为在又下一年,即长平决战之年。也就是说,《史记》在三个地方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说法。由于赵国接收上党可能已经是在年底,所以前两种说法很容易调和,就是赵王命廉颇进驻长平,时间是在公元前262年,而完成进驻,则已到了公元前261年。如果采用《白起王翦列传》的说法,则赵国是败于懈怠,明知接收上党会激怒秦国而不预做准备,致使仓促应战。双方交锋仅六月而非三年,赵军即已完败。

[←94]

《商君书•徕民》中介绍“王吏”们的观点:“三晋之所以弱者,民务乐而复爵轻也;秦之所以强者,民务苦而复爵重也。”复是免税,爵是赐爵。这话是说,赵魏韩轻易就给老百姓免税赐爵,这是它们衰弱的原因;而秦国对此则是很慎重的,这是秦国强大的原因。

[←95]

这次赐爵是给整个秦国百姓还是仅限于河内郡,学界有争议,个人倾向于后一说。以当时关中饥荒,秦才不得不动员统治还不稳固的河内,故给予特别优待。

[←96]

汉代有一个相当流行的故事,说白起派了一个叫卫先生的人,去找秦昭襄王要求增拨军粮,这人给范雎害死了,但是“其精诚上达于天,太白为之蚀昴”(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及王充的《论衡》等)。二十八宿中的昴宿,正当赵国的分野,太白金星则是干戈之象,这是上天昭示,应该向赵国用兵。据天文学家的研究,公元前260年前后,金星确实与昴宿接近,这个“天变”,并非捏造。

[←97]

其实,即使赵军总数确实达四十五万人,以之前战况之激烈,这时赵军已经不大可能还有四十万了。

[←98]

《剑桥战争史》,[美]杰弗里•帕克等著,傅景川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页。

[←99]

《帝国的政治体系》,[美]S.N.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100]

《过秦论》三篇,上篇最有名,各种教材里经常选。其实那篇写得最夸张,中篇、下篇才是真的在谈问题。像这里,谈地利之后,接下来就提出秦末天下大乱时,秦如果采取收缩防守的策略,虽然不能维持统一,但至少“秦地可以全有”。又如贾谊总体上是反对封建制度的,但却主张秦二世实行封建,认为当时的情势下,这对安抚人心有用。这都是他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

[←10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转引自[英]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02]

战国时代,周天子手里仅剩的小小王畿,又分裂成两个部分。东边部分在巩(今天的河南巩义市),叫东周,归东周君管;西边部分在王城(今天的河南洛阳市西)一带,叫西周,归西周君管。这句里的西周,就是指此,而与昔日辉煌的西周王朝没有关系。周天子这时实际上已经连王畿也管不了了,只是依附于西周君讨生活而已。

[←103]

本年表主要收录本书所涉大事,参考冯君实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及杨宽著的《战国史》附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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