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当时司炉雅科夫一样，奥西普在我眼里变得高大起来，他用自己宽阔的身体挡住了我，使我看不见其他的人。他身上有某种与司炉相近的东西，但同时他又使我想起外公、鉴赏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厨师斯穆雷，使我想起所有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人，并且还在我记忆中留下自己深深的印迹，好像氧化物渗透到铜钟里。可以看出，他有两种思维方式：白天干活时，在众人面前，他脑子里装的是工作，思维敏捷而简单，比较容易理解。但在休息时，在晚上，跟我一起到城里去看望他那位开煎饼铺的相好时，以及夜里睡不着觉时，他所表现的思想就完全不同了。他有自己独特的、夜间的、多边形的思想，像路灯的光亮一样。这些思想闪射着明晃晃的光，可是搞不清哪一面是它们的真面貌。这种思想或那种思想的哪一面使奥西普感到更亲近和更宝贵呢？
我认为，他比我以前所遇到的人都聪明得多。我现在在他身边的这种心情，就像我当时在司炉雅科夫身边的心情一样——想了解，想弄明白这个人，可是他不停地滑行，曲里拐弯地移动，根本抓不住他。是什么把他的真相掩盖住了呢？他的哪一点可以令人相信呢？
我想起他有一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你找吧，看我藏在什么地方，找呀！”
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但还有比自尊心受伤害更厉害的，那就是弄明白这个老头儿，对于我是非常必要的。
他虽然令人难以捉摸，但他却是坚定的，好像再活一百年也能在那些极不坚定的人们中间毫不动摇地保持自己的本色。鉴赏家彼得·瓦西里耶夫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这样坚定的，但那种印象使我觉得不那么愉快。奥西普的坚定则不同，使人感到愉快。
我强烈地感受到人们那种摇摆性。一切都看得真真切切，他们像变戏法似的不断变换着弹跳姿势，一次次把我击倒。我以前对这些无法解释的弹跳惊讶不已，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惊异了，它们也渐渐地使我对人们的浓厚兴趣消失了，对他们的爱感到迷惘了。
七月初的一天，我们工地上突然飞速驶来一辆要散架的四轮双座马车。车夫喝醉了，坐在车上打嗝儿。他脸色阴沉，留着胡子，没有戴帽子，嘴唇被打破了。酩酊大醉的格里戈里·希什林四仰八叉地坐在车上，一个胖墩墩的、面颊赤红的女郎挽着他的手臂。女郎头上戴一顶缀着红蝴蝶结和樱桃玻璃珠饰的草帽，打一把阳伞，赤脚穿着胶皮套鞋。她挥动着阳伞，摇晃着身子，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喊：
“哼，真见鬼！市场还没营业，市场还没盖好，他们却拉我到市场上来！”
格里戈里蓬头乱发，衣衫不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从车上爬下来，坐在地上，含着眼泪对我们说：
“我给你们跪下了，我犯了许多罪！我脑子里一闪念，便犯下了大罪，弄成这个样子！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格里沙……他说得对。请原谅我吧！我可以请你们吃一顿。他说得对：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决不会再有一次……”
那女郎大笑着，跺着脚，把套鞋弄掉了。马车夫满脸抑郁地喊道：
“快上车走啦！快走吧，马坚持不住了！”
这是一匹使役过度的老马，浑身大汗，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但这一切却显得极其可笑。格里戈里的工人也望着自己的工头和他的打扮得漂亮的女人以及傻头傻脑的车夫，哄然地大笑着。
只有福马一个人没有笑，他跟我一起站在铺子门口，小声嘟哝说。
“他干出这种卑鄙勾当……他家里有老婆，挺漂亮的娘儿们！”
马车夫一个劲儿催着要走，女郎从车上下来，把格里戈里搀到车上，让他躺在自己脚边，一挥伞，大喊一声：
“我们走！”
大家善意地揶揄工头，说着羡慕他的话，听见福马的吆喝，便着手干起活儿来。显而易见，他看到格里戈里这副可笑的样子，心里很不痛快。
“他还是工头呢！”他喃喃地说，“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眼看要回乡下去了……他却忍耐不住……”
我为格里戈里感到惋惜。那个戴樱桃玻璃珠饰草帽的女郎跟他搅在一起，真不像话。
我常常想：为什么格里戈里·希什林当工头，而福马·图奇科夫当雇工呢？
福马是个身体结实、皮肤白皙的青年，一头漂亮的鬈发，鹰钩鼻子，一双聪明的灰眼睛，圆脸膛。他不像庄稼人，如果他好好打扮起来，活脱脱一个名门大少。他性情抑郁，说话不多而认真。他有文化，替工头管账，编造工程预算，善于让大伙儿好好干活，但他自己却不乐意干活。
“活儿永远也干不完。”他平静地说。关于书，他轻蔑地评论道：“只要能瞎编出来，什么书都可以印行，那都是雕虫小技……”
但他对什么事都很留心倾听，一旦对什么发生兴趣，便不厌其烦地追根问底。他一向只考虑自己的事，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一切。
有一次，我对福马说，他应该当工头。他懒洋洋地说：
“要是一下子能挣很多钱，当个工头倒也罢了，可是还要东奔西忙……为了那么一点点钱，管那么一大帮人，这种事徒劳无益，我不干。依我看，将来还是到奥兰基修道院去。我年轻漂亮，身强体壮，也许走了红运，会被哪个寡妇、商人的遗孀看上！这是常有的事。曾经有一个叫谢尔加茨的小伙子，仅两年工夫就撞了大运，而且还娶了当地一个女子。他经常登门送圣像，结果被一个女子看上了……”
这是他精心想出来的。他知道许多关于人们在修道院里当见习修士，碰到好运气的故事。我不喜欢他的故事，也不喜欢他那种思想倾向，但我相信，他会进修道院的。
市场开张了，福马在一家小饭馆里当了跑堂，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不敢说他的这个举动会使他的同伴们大吃一惊，但所有的人却对他冷嘲热讽。每逢休息日，大伙儿想要去喝茶，彼此谈论起来，无不带有讪笑的意味：
“走，到咱们跑堂那里去喝茶吧！”
他们来到小饭馆，像主人似的吆喝道：
“喂，店小二！鬈头发，过来！”
他走过来，微微扬起头问道：
“你们要点什么？”
“你不认识老朋友了？”
“我没有闲工夫……”
他觉得大伙儿瞧不起他，想拿他寻开心，所以他用烦闷而期待的眼睛望着大家，脸变得木然无神，但这张脸仿佛在说。
“喂，快点儿，你们是不是想讥笑我……”
“要小费吗？”他们问道，故意在钱包里翻了半天，结果连一个戈比也没有给他。
我问福马：他原来打算到修道院去当修士，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来当跑堂的？
“我没有打算进修道院，”他回答说，“我当跑堂也是暂时的，不会长久……”
四年以后，我在察里津 (1)遇见了他，他仍然在一家小饭馆里当跑堂。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福马·图奇科夫因撬锁盗窃未遂罪被捕了。特别令人震惊的是石匠阿尔达利翁的事情。他是彼得的包工队里年纪最长的，也是最优秀的工人。这个四十岁的汉子，性情开朗，蓄着黑胡子，他也使我不由自主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工头为什么不是他，而是彼得呢？他不常喝伏特加，几乎从来没有喝醉过。他工作娴熟，技艺精湛，热爱自己的本行，砌砖垒墙，动作快捷麻利，砖头拿在他手里，像一只只红鸽在飞动。病病恹恹、闷闷不乐的彼得跟他在一起，简直显得多余。关于工作，他说过这样的话：
“给人家砌砖盖房，就是为了给自己挣一口木头棺材……”
阿尔达利翁特别快活地砌着砖头，不时地喊道：
“嗨，好好干吧，孩子们，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还告诉大家，来年春天他要到托木斯克 (2)去，他的姐夫在那里承包了一项大工程——建造一座教堂，请他去当工长。
“这事已经决定了。盖教堂——这活儿我喜欢干！”他说道，并邀请我，“你跟我一起去吧！在西伯利亚，老弟，识字的人大有用武之地，在那里，识字是个法宝！”
我一口答应下来。于是阿尔达利翁得意地喊道：
“好极了！这是正经事，不是玩笑……”
他对彼得和格里戈里，就像大人对小孩似的，常常怀着善意的嘲弄。他对奥西普说：
“你们就好瞎吹牛，彼此显示自己的聪明。好像在打牌，一个说：我的牌样样都有！另一个说：我的牌全是主！”
奥西普不置可否地说：
“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吹牛是人的本性，娘儿们走路不是都挺着奶子嘛……”
“大家都说哎呀，哎呀，上帝啊上帝，其实都在攒钱。”阿尔达利翁仍在吵吵地说。
“嗯，格里沙可没有攒钱……”
“我是说我的工头儿。我要是到森林里，到荒漠里去多好啊……”唉，我在这里待够了，明年春天我一定到西伯利亚去……”
工人们都很羡慕阿尔达利翁，七嘴八舌地说：
“我们要是有像你姐夫那样的靠山，我们也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西伯利亚……”
阿尔达利翁突然失踪了。他是星期天离开包工队的，一连两三天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大家惶惶不安地猜测说：
“说不定被人打死了吧？”
“要不就是在河里洗澡淹死了？”
可是叶菲穆什卡回来了，不好意思地通知大家说：
“阿尔达利翁在外面纵酒作乐呢！”
“你胡说什么？”彼得不相信地喊道。
“他狂饮起来了。简直像一座谷物烘干房，从里边熊熊燃烧起来了。好像他可爱的老婆死了似的……”
“他是光棍儿！他在哪儿？”
彼得怒冲冲地跑去救阿尔达利翁，不料却被他狠狠揍了一顿。
这时，奥西普紧闭着嘴，双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说：
“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本来是个挺好的庄稼人嘛……”
我跟他一起去了。
“你看，他这个人，”路上，奥西普说，“本来过得好好的，平平安安的，突然神气起来了，到处乱逛，饮酒作乐。你要当心，马克西莫维奇……”
我们来到“库纳维诺快活村”一家下等窑子里，一个贼头贼脑的老太婆走出来。奥西普跟她小声嘀咕了一阵，她把我们领到一个空荡荡的小屋里，小屋又黑又脏，像个畜栏。床板上有个五大三粗的胖女人，四仰八叉地躺着睡觉。老太婆用拳头捅了一下她的腰窝，说道：
“出去！嗨，癞蛤蟆，快出去！”
女人吓了一跳，翻身坐起，用手搓着脸，问道：
“天哪！谁呀？什么事？”
“我们是侦探。”奥西普沉着脸说。那女人啊呀叫了一声，消失不见了。奥西普冲她背影啐了一口，向我解释说：
“她们怕侦探比怕鬼还厉害……”
老太婆把一面小镜子从墙上摘下来，稍微掀开一块壁纸。
“你们看看，是不是那个人？”
奥西普从隔墙缝里望了一眼。
“就是她！快把那女人从这里撵出去……”
我也从墙缝里看了看：隔壁也是一间又黑又小的狗窝，像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地方一样。护窗板把窗户严严密密地遮挡住，窗台上点着一盏洋铁油灯，一个一丝不挂的斜眼睛的鞑靼女子站在灯下缝补褂子。她背后的床上，阿尔达利翁浮肿的脸高高地枕在两个枕头上，乱蓬蓬的黑胡子难看地支棱着。鞑靼女子哆嗦了一下，披上褂子，从床边走过去，突然来到我们所在的房间。
奥西普瞥了她一眼，又啐了一口，说：
“呸，不要脸的东西！”
“你是个老傻瓜。”她笑着回敬了一句。
奥西普也笑了，用手指威吓着她。
我们来到鞑靼女子的小屋里，奥西普老头儿坐在阿尔达利翁脚头的床边，叫了他好半天，也没有把他叫醒，他只含糊不清地嘟哝说：
“嗯，好吧……等一等，我们走……”
他终于醒过来了，古怪地看了奥西普一眼，又看了看我，然后闭上发红的眼睛，发出哞哞的声音：
“唔，唔……”
“你怎么了？”奥西普平静地说，毫无责备的意思，但却很不高兴。
“我酗酒了。”阿尔达利翁咳嗽着，声音嘶哑地解释说。
“为什么这样呢？”
“没什么……”
“这好像不大好吧……”
“什么好呢……”
阿尔达利翁从桌子上拿起一瓶打开的伏特加，就着瓶嘴喝起来，然后请奥西普：
“你喝点吗？这里应该还有下酒的小吃……”
奥西普老头儿呷了一口酒，咽下去，皱着眉头，拿起一片面包，仔细咀嚼起来。迷迷糊糊的阿尔达利翁有气无力地说：
“我和一个鞑靼女人搞上了。这都是叶菲穆什卡干的，他说，有一个年轻的鞑靼女人，是个孤儿，从卡西莫夫来的，打算在市场上做生意。”
隔壁传来快活的声音，说着蹩脚的俄语：
“鞑靼女人最好！像只嫩母鸡。把他赶走吧，他又不是你父亲……”
“就是说话的这个女人。”阿尔达利翁小声嘟哝道，痴呆呆地望着墙壁。
“我见了。”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翁向我转过脸来，说：
“你瞧我这样子，老弟……”
我期望奥西普能责骂阿尔达利翁一顿，教训他一顿，使他感到难为情，使他回心转意，可是我的期待落空了。他们并肩坐在一起，安详而简短地谈着话。看着他们待在这个黑洞洞的肮脏的狗窝里，我心里十分悲伤。鞑靼女子在隔壁小屋里不停地说着，她那可笑的话从墙缝里传过来，但他们俩没有听。奥西普从桌子上拿起里海拟鱼 (3)，在靴子上磕打了一下，仔细剥起皮来，一边问道：
“钱都花光了吧？”
“彼得还欠我的钱呢……”
“看看你这样子，你还能恢复得过来吗？还说要去托木斯克……”
“去托木斯克又能怎么样……”
“难道你变卦了吗？”
“要是叫我去的是外人就好了。”
“为什么？”
“那是姐姐、姐夫……”
“那又怎么样呢？”
“投奔亲戚，受管制，不像话……”
“无论在哪里，都一样受管制。”
“毕竟不同……”
他们说得那样友好、认真，以至于鞑靼女子不再挑逗他们。她走进来，默默地从墙上摘下衣服，跑出去了。
“她很年轻。”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翁瞅了他一眼，并不懊丧地说：
“都是叶菲穆什卡煽动的，他就知道女人……那个鞑靼女子挺逗人开心的，傻乎乎的……”
“你要当心，别陷进去脱不了身。”奥西普警告他说。嚼完了鱼干，他起身告别。
回来的路上，我问奥西普：
“你为什么来找他？”
“来看看。他是我的熟人嘛。这种事我见多了——一个人过得好好的，突然就像越狱似的胡闹起来，”他又把以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喝酒一定要小心！”
过了一会儿，他说：
“没有那个也太寂寞了！”
“没有伏特加吗？”
“是啊！喝了酒，就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
阿尔达利翁到底没有摆脱出来。又过了几天，他来上工了，可是很快又不见了。春天我碰见他时，他已经沦为流浪汉了，在码头上船只修理处给驳船敲冰。我们见了面很高兴，一起到小饭馆去喝茶。喝茶时，他夸口说：
“你还记得我那会儿多能干吗，啊？坦率地说，我干本行是一把好手！挣几百卢布不成问题……”
“可是你没有挣到钱。”
“我是没有挣到钱！”他不无自豪地说，“那种活儿我不屑干！”
他表现出一副豪放不羁的样子，小饭馆里的顾客都在注意听他言辞激昂地说话。
“你还记得那个文雅的骗子彼得是怎么说我们干的活儿吗？给人家盖砖石房子，给自己造木头棺材。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我说：
“彼得有病，他怕死。”
不料，阿尔达利翁大叫起来：
“我也有病，我还成天心神不宁呢？”
休息日，我常到城外的“万人街”去，那里是流浪汉的栖息地。我亲眼看见阿尔达利翁迅速沦为“流浪汉”中的一员。一年前，他还是个性情乐观、工作认真的人，现在似乎变成一个爱大喊大叫的人，走路大摇大摆、吊儿郎当，看人的时候，带一种寻衅滋事的目光，好像要叫阵争吵和打架似的，而且老是说大话：
“你看，这里的人对我怎么样，我就像这儿的首领一样！”
他毫不吝惜血汗挣来的钱，经常请那些流浪汉吃东西，别人打架时，他总站在弱者一方，大声喊道：
“伙计们，这么干可不对呀！做事要公道！”
因此，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公道人”，他对这个绰号颇为得意。
我努力地仔细观察着聚集在这条街上的人们。他们拥挤在像监牢似的破旧肮脏的砖石小屋里。这里的人都是被生活所遗弃的，但他们好像创造了一种自己的生活，一种不依赖于主人的自由而快乐的生活。他们无忧无虑，胆大勇悍，这使我想起外公讲的关于轻易变成强盗和隐士的纤夫的故事。没有活儿干的时候，他们便不管不顾地从驳船和轮船上小打小闹地偷点东西，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我看到，整个生活已经被偷得千疮百孔，好比是一件破旧的长衣被绗上一道道灰线。同时我还看到，有时这些人干起活儿来劲头十足，毫不惜力。在紧急装卸货物、救火和冰融期，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总之，他们比其他人生活得更快乐。
可是奥西普发现了我和阿尔达利翁经常来往以后，像父亲似的警告我：
“你听着，亲爱的，你这个枯木，你为什么老往‘万人街’瞎跑，跟他那么要好呢？当心，不要毁了自己……”
我尽我所能告诉他，我喜欢那些人，虽然他们没有工作，但生活得很快活。
“像天上的飞鸟一样自由自在。”他冷笑着，打断我的话，“他们之所以落到那个地步，是因为他们懒惰，不干正经事，他们觉得做工是受罪！”
“做工又怎么样？常言说，单凭虔诚的劳动，挣不来砖石房子！”
我说这话毫不费力，因为这个说法我听过好多次了，我觉得很有道理。但奥西普冲我发火了，喊道：
“这是谁说的？笨蛋和懒汉才说这种话！可是你，毛头孩子，小狗崽，不该听这种胡话！真有你的！只有心怀妒忌的人，落魄潦倒的人才说这种蠢话。而你首先要长得羽翼丰满，然后才能远走高飞！我要把你和他们的密切交往告诉主人，请你别见怪！”
他果然告诉了主人。主人当着他的面对我说：“彼什科夫，你不许再到‘万人街’去了，那里净是是小偷，妓女，到那里去的路，也就是到监牢、到医院去的路。以后不许再去了！”
我只好瞒着他们去“万人街”。但是不久，我不得不跟他们断绝往来。
有一次，我和阿尔达利翁，还有他的朋友罗贝诺克，坐在一家小客栈院子里的板棚屋顶上。罗贝诺克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他如何从顿河罗斯托夫步行到莫斯科的故事。他曾经当过工兵，获得过乔治十字勋章，在土耳其战争时，他的一只膝盖被打伤了，从此，他成了瘸子。他个子矮小敦实，臂力过人，但力气对于他毫无用处，由于腿瘸，他什么活也干不了。他害过一场什么病，头发和胡子全脱光了——他的脑袋很像新生儿的脑袋。
他说着，棕褐色的眼睛里时时闪现出光芒：
“是的，那是谢尔普霍夫市。一个神父坐在房前小花园里。我走过去说，神父，我是土耳其战争 (4)中的英雄，请施舍一点吧……”
阿尔达利翁摇晃着脑袋，说：
“嗯，你胡说，胡说……”
“我干吗胡说呢？”罗贝诺克问道，并没有生气。我的朋友用教训的口吻，懒懒地埋怨说：
“你这个人不地道！你应该请求录用你当个看门人，瘸子向来是当看门人的，而你却到处闲逛，满口谎言……”
“我可不是为了让你们来嘲弄的，我是为了让你们开开心才胡说的……”
“你应该自己嘲弄嘲弄自己才对……”
院子里又阴暗又肮脏，虽然天气干爽而晴朗。这时，一个女人来到院子里，手里抖动着一件衣服，喊道：
“有人要买裙子吗？嗨，女伴们……”
许多女人从各自的小屋里涌出来，紧紧围住那个叫卖的女人。我一下子认出了她——她就是洗衣女工纳塔利娅！我立刻从房顶上跳下来，但她已经按第一个人出的价钱把裙子脱手，悄悄离开院子，走了。
“你好！”我跑出大门，追上了她，满心高兴地向她打招呼。
“还有什么说的吗？”她乜斜着眼睛瞥了我一眼，顿时停下来，生气地喊道。
“天哪！你怎么在这里？……”
她的惊叫使我又感动又难为情。她那聪颖的脸上明显地露出恐慌而惊诧的神情。我明白，她是为了我才这样大惊失色的。我赶忙告诉她，我不住在这条街上，只不过有时来这里看看。
“看看？”她讥讽而气愤地大声叫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往哪里看呀？看过路人的口袋和女人的胸脯吗？”
她的面容疲倦，眼睛下边有两块很重的暗影，嘴唇松弛地垂着。
我们来到一个小饭馆门口，她停下来，说：
“进去吧，我请你喝茶！你穿得倒挺干净，不像这里的人，我有点不大相信你会……”
在小饭馆里，她好像相信了我的话，一边倒茶，一边乏味地说一个小时之前，她刚睡醒，还没有吃东西，没有喝茶。
“昨天喝醉了，迷迷糊糊地躺下睡了。也记不清在什么地方跟谁一起喝酒了。”
我很可怜她，在她面前觉得很尴尬，同时也想问问她：她的女儿现在在哪里？她喝了伏特加和热茶，说起话来就像这条街上的女人那样又泼辣又粗鲁。当我问到她的女儿时，她一下子清醒过来，叫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不，亲爱的，你不会得到我女儿的，不会的！”
她又喝了一杯酒，说道：
“女儿跟我在一起不会有出息。我算什么人呢？一个洗衣妇。我对她算什么母亲呢？她受过教育，有学问。本来就是这样嘛，兄弟！所以她离开我，到有钱的女朋友那里去了，好像是当教师……”
她沉默了片刻，低声问：
“原来是这么回事！洗衣妇不合您的意吧？那么窑姐儿呢？”
当然，我马上看出来了，她已“堕入风尘”，在这条街上找不出别的女人。可是当她亲口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却替她感到羞耻，感到惋惜，禁不住眼泪盈眶，好像她的坦白灼痛了我——不久以前，她还是那样一个勇敢、自立、聪明的女人。
“唉，你呀，”她说道，望了我一眼，叹息着，“你快离开这里吧！我请求你，我劝告你，千万不要到这种地方来了，会毁掉自己的！”
然后，她把身子俯在桌上，手指在托盘里画着什么，好像自言自语地、不连贯地悄声说起来：
“我的请求和忠告对你有什么用呢？连亲生女儿都不听我的话。我对她喊：‘你不能丢下你的亲妈不管呀，你要干什么？’她说：‘我要上吊。’后来她到喀山去了，她想学产科。也好……也好……可是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这样……我有什么指靠呢？……只有靠过往的路人……”
她不再说了，久久想着什么心事，嘴唇无声地翕动着，看来她忘记了我还坐在这里。她的嘴角松垂，嘴像镰刀似的弯曲成弧形，嘴唇在哆嗦，抖动的皱纹无言地诉说着什么，看着令人痛心。她的脸上带着一副受欺辱的孩子气。一绺头发从头巾下边露出来，垂在面颊上，弯到小耳朵后边。茶碗里的茶水已经凉了，一滴眼泪落在里面。纳塔利娅察觉了，推开茶碗，紧闭上眼睛，又挤出两滴泪来，然后用头巾擦了擦脸。
我不忍心再跟她待下去了，轻轻站起来：
“再见吧。”
“啊？你走吧，见鬼去吧！”她连看也没看我一眼，便做了撵我走的手势，大概忘记了同她在一起的是谁。
我回到院子里去找阿尔达利翁。他本来约我一起去捕虫虾的，可是我想告诉他这个女人的事，但他和罗贝诺克已经不在房顶上了。当我在杂乱的院子里寻找他们时，外边街上吵嚷起来，发生了这里通常发生的那种胡闹。
我一出门就碰见了纳塔利娅，她哽咽地哭着，用头巾擦着被打伤的脸，另一只手掠着散乱的头发。她像瞎子似的在便道上走着，阿尔达利翁和罗贝诺克紧随其后。罗贝诺克说：
“再给她一拳，快打呀！”
阿尔达利翁挥着拳头，追上了她！她挺着胸脯转过身来。她的脸色十分可怕，眼睛射出两道仇恨的目光。
“来呀，给你打！”她嚷道，
我上前一把抓住阿尔达利翁的手，他吃惊地望了我一眼。
“你干什么？”
“不许动她。”我勉强对他说道。
他哈哈大笑起来。
“她是你的情人吗？真不错，纳塔利娅偷小修士啦！”
罗贝诺克也拍着大腿，大笑起来。他们对我说着不堪入耳的脏话，使我感到浑身火辣辣的难受！在他们折磨我时，纳塔利娅走开了。我终于忍无可忍，一头撞在罗贝诺克胸口，把他撞倒了，我拔腿跑开了。
从此，我好长时间没有去“万人街”。但后来又见到过一次阿尔达利翁，是在渡船上不期而遇的。
“你到哪儿去了？”他高兴地问。
我告诉他，我一想起他揍纳塔利娅和用脏话侮辱我，我就感到厌恶。阿尔达利翁却温厚地笑了。
“你当真了吗？我们只是开个玩笑，给你涂点圣油！她是妓女，干吗不打她呀？老婆都可以打，更不用说这种女人了！没有什么可怜悯的！这只是打着玩的，穷开心呗！拳头教训不了人，这个我懂！”
“你凭什么教训她？你哪一点比她好呢？……”
他搂住我的肩膀，摇晃着，嘲笑地说：
“我们的丑恶就在于谁也不比谁好……我什么都明白，老弟，从里到外，我什么都明明白白！我不是乡下佬……”
他有点醉，很兴奋，像一位良师对待一个糊涂的学生那样，用温和的惋惜目光看着我……
有时，我也碰到帕维尔·奥金佐夫，他变得更加干练了，穿得衣冠楚楚，跟我说起话来，总是一副故作大度的口吻，责备说：
“你干的叫什么工作呀，生生把自己毁了！那都是些庄稼人……”
然后他忧伤地告诉我最近作坊里的情况。
“日哈列夫仍然在跟那个母牛厮混，西塔诺夫看来很痛苦，现在喝酒喝得很凶。戈戈列夫被狼吃掉了。他回家过圣诞节，喝醉了酒，被狼吃掉了！”
帕维尔快活地笑着，讲着自己杜撰的滑稽可笑的故事：
“吃他的那几只狼也醉了，高兴起来，像受过训练的狗一样，在森林里用后爪走路，汪汪吠叫，过了一天一夜，全都倒毙了……”
我听着听着也笑了，但我觉得，作坊以及我曾在那里经受的一切，都已离我很遥远了，这使我心里感到一丝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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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察里津（1925年前的名称）即伏尔加格勒。
(2) 托木斯克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东南部。
(3) 鲤科，洄游鱼类，产于里海。
(4) 指1877—1878年俄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