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印第安人身上散发着一股臭味，隔着一间接待室都能闻到。我听到门铃响，打开中间的门去看是谁，结果发现他就站在走廊上的门里，像个流浪汉。他像是由铜铸成的，浑身油光发亮，上身尤其魁梧，胸膛非常厚实。
他穿着一套棕色西装，但是上衣肩膀太窄，裤腰也有点紧。他的帽子至少小了两个号，上面有不少汗渍，像是别人戴的时候弄上的，他戴着帽子的样子俨然就像房屋顶上装了个风向标。他的衣领像马缰一样紧紧勒在脖子上，颜色也是马缰那种乌漆墨黑的颜色。他的西装上衣倒是扣得整整齐齐，但是黑色的领带却耷拉在外面，这领带系的时候不知用上多大的力气，领结系得结结实实，小得像颗豌豆似的。他那脏兮兮的衣领上露出的大粗脖子还绕着一条宽宽的黑色缎带，感觉像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非要装扮装扮那满是皱纹的脖子。
他的脸又大又扁，鼻梁很高，鼻头很大，而且看起来像船头那么坚硬。他的眼睛像是没有眼睑，下颌的肉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肩膀似铁匠般魁梧，他的双腿又短又笨拙，像大猩猩一样。不过我后来才发现，那双腿只是短而已，一点儿也不笨。
如果他稍微收拾一下，再套一件白袍，那就是活脱脱一个坏心眼的古罗马参议员。
他身上的味道与城市里泥土黏糊糊的污浊味儿不同，是一种原始的泥土味儿。
“你，”他说，“快来，现在就来！”
我向他摆摆手指，回到办公室，他不声不响地跟进来，脚步轻得像在墙上走动的苍蝇。我走到桌后坐下，转得椅子吱嘎响，摆出一副很专业的样子，然后指指另一边的访客椅，示意他坐下。他没坐，一双黑溜溜的小眼睛充满敌意。
“来哪儿？”我问。
“嘿，我叫普兰廷第二，我是好莱坞大道印第安人。”
“请坐，普兰廷先生。”
他哼了一声，鼻孔顿时张得很大，都快赶上老鼠洞了。
“我叫普兰廷第二，不叫普兰廷先生。”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他提高嗓门，声若洪钟，“他说快来，大白爸爸说快来，他说让我用火的战车带你来，他说——”
“好了，快闭嘴吧，别再显摆你那蹩脚的拉丁文了，”我说，“我又不是什么跳蛇舞的学校女老师。”
“呸！”印第安人啐了一口。
我们就这么隔着一张桌子互相嘲弄对方，不得不承认，他做得比我好。过了好一会儿，他一脸嫌弃地摘下帽子，又翻了个个儿让帽口朝上，一根手指沿边缘绕了一圈，隐藏在里面的防汗带便露出真身，这样看来，“防汗带”这名字起得果真是名副其实啊！他从帽口边缘摘下一个纸夹，把一个棉纸包扔到桌子上，怒气冲冲地指了指那个纸包，我注意到他的指甲被啃得面目全非。他头顶的直发鼓得很高，还有一圈印子，这是帽子太小太紧给压的。
我打开棉纸包，发现里面有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对我而言一点儿也不陌生，跟俄国香烟过滤嘴里那三张名片一模一样。
我把玩着手中的烟斗，目不转睛地盯着印第安人，想在气势上压过他，可是他淡定得像面石头墙，完全不为所动。
“好吧，他想要什么？”
“他想你快来，现在就来，坐着火的——”
“呸！”我也学他啐了一口。
他好像很喜欢我这样说话，只见他慢慢闭上嘴巴，强装严肃地眨眨一只眼睛，几乎要忍不住咧嘴笑出来。
“他得先付我一百元定金，”我补充道，努力摆出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好像我说的不是一百元，而是区区五分钱。
“什么？”他又起了疑心，说话也回到基础英语的水准。
“一百元，”我说，“印着头像的票子，一元一元数到一百元。没钱，我不来，懂了吗？”我双手做出数钱的动作。
“哼！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印第安人嘲笑道。
他又在那顶脏兮兮的帽子里翻了一会儿，又掏出一个棉纸包扔到桌子上。我拿起纸包打开一看，是一张崭新的百元钞票。
印第安人把帽子带回头上，防汗带也懒得往回塞，就那么露在外面，这下看起来更好笑了。我看着那那张百元大钞，不可思议地张大嘴巴。
“心理医生是对的，”我最终开口说道，“那么聪明的人真让我害怕。”
“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耗，”印第安人说，用的是商量性的语气。我打开抽屉，拿出一把人称“超级竞赛”的柯尔特式点三八口径的自动手枪。之前我去见卢因·洛克里奇·格雷利太太时没带这把枪。我脱下外套，挂上皮制枪套，把手枪塞进去，拉紧套上的皮带，最后又穿上外套。
印第安人漠不关心地看着这一切，好像在看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
“我有车，”他说，“大车。”
“我现在不喜欢大车，”我说，“我自己有车。”
“你坐我的车来。”印第安人威胁着说。
“我坐我自己的车来。”我说。
我关上抽屉，锁上办公室，关了门铃，然后走了出去，像往常一样没锁接待室的门。
我们穿过走廊，乘电梯下了楼，印第安人身上真臭，连电梯操作员也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