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 · 寂静的村庄
寂静的村庄
这些垂暮的老人们，用一种古老而传统的方式让夏舍继续在运作。他们和夏舍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微小的背景，是这个光鲜亮丽世界的一个隐秘角落。
夏天午后的夏舍，连夹巷里也不能保证凉阴了，贴着稻田刮来的南风，在平原上翻滚，刺热的浪潮包裹着每一栋房屋，每一棵树，每一个人。
姚仁义同志只肯赖在空调房里，拽住非要出门玩的小耳朵：“宝宝，恩们就在尕头玩玩吧，吹吹空调看看电视多舒服呀，外头热呢！人尕都上铺睡午觉了。”
小耳朵盛情难却，留在了屋里。五分钟后相同的情景又开始复演，这次任凭爷爷怎么拉怎么劝都不行，没了命地挣脱，气得哇哇大叫，自己拉开纱门就跑出去了。
人类幼崽真的和我们这些大人不一样，他们的勇气和胆量一向惊人。冬天苏北平原上漫天大雪，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的天，小耳朵也是没了命地要出门，现在这些热浪于他而言也是不存在的。
在他那只有满心满眼的“外面”，外面的鸡，外面的花草树木，外面的风，外面的烈日都是可爱的，待在室内坐着不动，那无异于酷刑。
姚仁义同志对于孙子的爱只有那么多，出了空调房就算到了终点。自此小耳朵冲进烈日下，他转身回到空调房。“宝宝不要跟恩，恩有甚哩办法呀？”他每次都振振有词。
我戴上帽子正准备跟出去，忽然就听到窗外传来叫卖声：“卖棒冰，汽水还有冰西瓜咧——”走到窗前看见外头是一个中年男人骑着辆三轮摩托，车斗上严严实实地捂着一床厚被子。
那一瞬间，电光石火，我忽然忘了自己身处哪里，似乎顺着时间的甬道溯流而上，回到了八九岁时的夏天午后。
我晃着双腿坐在大门口的门槛上，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知了声，“知了知了知了”让人昏昏欲睡，忽然有了其他的声音出现，声音越来越大：“冰棒！冰棒！还有汽水！”穿着件泛黄白背心的男人，头戴一顶草帽，骑着二八大杠，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白色的泡沫箱子，上面捂着一床厚花被子。
我一跃而起，冲到门外的墙角，操起一双坏塑料凉拖鞋和攒了好些天用吸铁石沿着河边来来回回吸来的一些废铁，和弟弟冲到了男人面前，很明显巷子里的其他小孩也是用这样的速度冲了出来。
我们这些小孩围着车后座，眼巴巴地等着男人把绳子解开，再把被子解开，再把箱子的盖子打开，结果里头还包着一层塑料膜，急得我们头上的汗不断往外冒。
终于一股凉气涌到了脸上，身上的每一根汗毛在那一秒全都舒展开了，箱子里雾气腾腾，里面是各式各样的棒冰，绿豆的、玉米的、红豆的、菠萝味的，还有那些只要一毛钱一根的糖水棒冰。
只要手头宽裕，我每次都要菠萝味的冰棒，怎么都吃不够，黄色长条形的菠萝味棒冰，咬一口又脆又香，含在嘴里等它慢慢化，满口菠萝味，是我童年的甜蜜乐园。
男人收下凉拖，又拿出秤称了称废铁，够换两根棒冰了，我和弟弟这些天的辛勤劳作，到底没白费。
我们各自举着棒冰走回来，各人一双赤脚，我弟弟还一个赤膊，地面烫得我们把十根脚趾紧紧蜷起来，一蹦三跳地往家里冲。棒冰水滴在了手上，赶紧仰起脸吱溜一声嘬进肚。
巷子里其他小孩也纷纷冲进我家，我又举着棒冰坐回了地上，头顶的白色电扇，还是我周岁时买的，早就泛黄了，这会儿我把它拧到了最大档——五档，扇叶子飞快地转，风扇下坐着的奶奶手里还摇着一把蒲扇，搁柜上的黑白电视是所有人的关注点。
棒冰吃完，我们欲犹未尽，只是囊中羞涩，连一毛钱的糖水冰棒也买不了，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爸爸妈妈赶紧回家，浸在井里的大西瓜只有等傍晚他们回来，奶奶才会让我们吃。有时候换棒冰的男人好几天不来，我们就缠着爸爸妈妈讨钱：“妈妈，就给我们两角钱吧，就两角。”
马路斜对面的合作社里也有棒冰卖，菠萝味的那根要两毛钱，我踮着脚把下巴搁在合作社的玻璃柜上，不知道多少年的褐黄色旧木柜沿，来来回回不知道啃了多少次了，下次来还是要接着啃。
“妈妈，来！”门外小耳朵大叫一声。
这声喊叫，瞬时抵消了漫长的二十年光景，我冲出门跟上小耳朵，卖棒冰的男人一骑绝尘早就消失在巷口了。
这会儿夏舍巷子里没有一个人，家家门户紧闭，大叶子杨上的蝉起起伏伏不停歇地叫，远处水田里，有零零星星几个赶着糊化肥和补秧的老人。
疫情肆虐才让我们偶然地停在了夏舍，这一待竟是小半年。
这半年我们东游西走，夏舍、赵舍、于个墩子、烽火、高个庄、马沿、东夏、黄芦沟……东南西北的村子都游荡了一遍，遇上的总是一个个老人，一栋栋紧闭的房屋，每个村庄都是如此的寂静，连鸟飞来也要飞走。
夏天将尽，我们也该走了。
70岁的姚仁义同志一边喝酒，一边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就算我们一家三口不回城里，就在夏舍他也养得起我们。
“恩尕还有几亩田呢，恩还养不活你们三口子呀。”
奶奶比姚仁义同志诚实多了：“种田苦不到钱呢，恩们种一年田也苦不到你们在城里随便的花销，想靠种田养活你们三口子，种一百亩都不行，最起码要一千亩田。”一千亩田？我眼睛瞪得都快比手里的碗口大了，不至于吧，奶奶索性放下饭坐在夹巷里跟我算了起来。
一亩田，麦子的收成最多一千斤，稻子好一些，可能有个一千一二百斤，粮食卖不出个价。今年的麦子算是丰收，亩亩田都收了千把斤，一斤卖出个一块五，还要刨去肥料、药水这些钱，怕有个二三百，这样算下来一亩田能苦个千八百块一年。
奶奶摇了摇头，接着给我算。
自从他们那代分田后，政府已经不给分田了。当年姚工读大学，鼓励把户口迁到大学去，大家都想着个城里户口精贵，个个往外迁，谁人知道大学一毕业就没了，更没想到的是再也迁不回来了。
姚仁义同志在夏舍不是成天说自己牛嘛，个个干部都是他的小弟，当年左疏通右托人的，硬是没能把姚工的户口迁回来。“户口不在，就说不是恩的继承人了，田不给分也就算了，等恩们撂掉了说是这个田还要还给公家。以后你们甚哩都没有，恩们这个房子过几年怕是也要拆了。”说白了就是家里没田了。
在夏舍租一亩田租金一年就九百块，那还种个甚哩田？还不如租给别人算了？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种田还苦不到个租金呢。
“恩们是租出去几亩田了，剩下的这几亩没人要。”奶奶说外头来种田有补贴呢，“一亩田补贴一百块一年。”我又开始在心里打算盘了，似乎自己真的马上要当个农妇准备种田。租金九百块，收成算它一千二百块，刨去肥料药水两百块，还能赚一百块，再加上补贴，一亩租来的田种一年下来苦个二百块。
这可不是得种个上千亩才能行嘛。
那天奶奶听我随口说起，朋友家的孩子在城里上幼儿园一年的学费。奶奶听了，早上问一遍：“甚哩学校这么贵？”中午又问一遍：“甚哩学校这么贵？”晚上还要再问一遍：“到底是个甚哩学校这么贵？”
可不贵嘛，在奶奶的换算里，这得种上多少亩田才能上得起个幼儿班呐。
留在家里当农民种田的希望是彻底破灭了，姚仁义同志差点骗住我这个甚哩都不懂的青年人。
既然留不住，那就得说再见了。
下晚，我们拉着坐在扭扭车上的小耳朵在路上散步，田里十几二十个补秧的老人都停了下来，手里举着把秧笑眯眯地看着小耳朵。“宝宝，下来种田插秧噢！”不晓得是哪个老人说了一嘴，立马遭到众人的反对：“说个甚哩呢，恩们姚大哥才不种个甚哩田呢，恩们宝宝以后当状元当将军。”
小耳朵咧着嘴笑：“老太太老太爷，干活啰——”
“宝宝，你上城里了，想我们呀？还会记得老尕呀？想尕就回来玩玩吧。”
“宝宝走了，恩们就冷清了——”
小耳朵对即将来临的告别无知无觉，心里只惦记着往前走继续去玩，急着挥手说再见：“老太爷老太太拜拜——”
老人们低下头继续插秧，水田里的黑泥裹住他们的小腿，从北边插秧到南边，再从南边插秧回北边。
这些垂暮的老人们，用一种古老而传统的方式让夏舍继续在运作。他们和夏舍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微小的背景，是这个光鲜亮丽世界的一个隐秘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