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道红线落在拆迁图纸上之前，俞静和何器拥有近乎一样的童年。
出生在海边的孩子，生命里第一个老师就是大海——“凉”是海水，“疼”是脚底的砂砾，“舒服”是毛茸茸的海风，“珍贵”是独一无二的贝壳。
唯一不同的是气味。
俞静的童年是永恒不变的腥味。带着沙粒的粗糙手掌，垛在角落里的笨重雨衣，织不完的绿色渔网，锅里热腾腾的海鲜水汽。
而何器的童年气味是苦的。她还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辨别出苦味的不同形态。白色药丸是会卡住嗓子的鹅卵石，绿色药丸是在舌苔上炸开的海胆，黄色药丸是粘稠的生螺肉，最讨厌的是粉色药丸，像断在嘴里的虾头。
2006年，她们过完了三岁生日，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运动蔓延到盐洋市，市政府决定利用天然的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要在海边建造一个集娱乐和绿化为一体的旅游度假区。决定无数人命运的沿海地图在红木会议桌上摊开，有人手持红色马克笔画了一个长方形框框，那根红线不偏不倚地落在了大泉港村和俞家台的中间。
之后的几年里，萦绕在俞家台所有村民耳边的，除了昼夜开工的挖掘机的轰隆声，还有无数大泉港人一夜暴富的传闻。传闻说，每家每户都拿到了一笔数额不菲的拆迁赔偿金。至于这个“不菲”到底是几个零，大家争论不一，唯一确定的是之前开水产养殖仓库的迟宗伟家分的“不菲”最多，他也成了最早开上奔驰车的人。
不管怎样，这些巨变都与俞家台的人无关。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邻村这些昔日的渔民脱掉腥臭厚重的雨靴，穿上锃亮的皮鞋，换上白衬衣，粗糙黝黑的皮肤也在空调房里褪成反光的润红色，走上从未想过的人生道路。有人开始摸索其他小本生意，或者在市中心买了房，更有头脑的人开始接触互联网上的投资理财项目。那时候，基金、股票、比特币还没开始流行，早早上船的人并不知道，那些看似“不菲”的拆迁款仅仅是几颗摇钱树的种子。何器家也是从那个时候摆脱掉了养殖户的帽子，用一栋祖宅换到了两户拆迁房和足以搬进海韵花园的钱。
当然，这些美梦和噩梦都和孩子无关。
2007年，俞静和何器进了离家最近的金苗幼儿园，分到了小（2）班。在这种都是熟人组成的幼儿园里，码头上放养长大的孩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开班一个星期，俞静就收服的众孩子成了“大王”。胖胖的费老师喊红脖子都管不住的纪律，俞静拍一下桌子就没声了，所以她深得费老师的信任。费老师让她当小班长，掌管发包子、发玩具、检查午睡等班级大小事务。一下课，俞静的屁股后面总跟着一串小孩，“玩”是俞静最擅长的事情，光是一个沙包就能想出无数种玩法，跟着她似乎永远都不会感到无聊。
和俞静相比，何器就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娃娃，上课下课都喜欢缩在角落，盯着外面发呆。唯一有存在感的时刻就是每天下午上课前，费老师都会把她叫上讲台，打开她爸爸何世涛准备的药盒，监督她一粒一粒吃下去。
那是一场静谧而痛苦的表演，每个小朋友都学会了通过何器皱眉的程度判断药丸的大小。何器每吞咽一次，他们也吞咽一次，仿佛这样能帮到她。“表演”结束后，何器就会面红耳赤地回到角落，继续当一个没电的娃娃。
“你吃的是什么药？我可以尝尝吗？”身为班长，俞静还是不想冷落任何一个小朋友，所以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
何器睁着迷迷糊糊的眼睛，摇摇头，又继续趴在桌子上。
真是一个无聊的小孩啊，俞静心想。
但在不久之后，何器的身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天，何器穿了一条绿网格小裙子，胸口处绣着一个铁臂阿童木，阿童木的头发是立体的，塞了一些棉花。
一上午，何器一直弓着身子，一脸痛苦。下午上课前，费老师像往常一样叫她上去吃药，还没吃，何器就哭了出来，边哭边说“烫”。费老师以为是水烫，连忙接过纸杯试了试，是温的。何器指指阿童木，“这里烫！”
阿童木的头发里塞着一枚微型录音笔。
“我是怕何器受欺负。”何世涛坐在费老师的办公室，不慌不忙地说。
费老师拍了拍桌上的录音笔，“那也不能这样吧？这是侵犯隐私我跟你讲！”
“你也看这两天的新闻了，何器不爱说话，要是出了事你能负责吗？”
他说的是发生在邻市的一个幼儿园性侵事件，一个男老师趁女童午休时强奸了她，女童不敢告诉大人，还是去医院打疫苗时医生发现的问题。
“你要是这么不信任学校，干脆转学得了！我可伺候不了！”费老师的脸又气红了。
何世涛脸上的笑意明显撑不住了，他低头想了想，“这样吧，您能不能帮何器找个朋友？以后有什么事我就问她。”
那是俞静第一次见到何世涛。
他身上有种奇异的香味，不是洗衣粉，而是一种刚下完雨的海滩的气息。俞静很少见男人穿一身白衣服。海边人不穿白衣服，不耐脏，而且洗着洗着就变黄了，反正她爸爸的衣服不是纯黑就是蓝黑，洗多少遍都会掺着细小的沙子。
“你是班长？”
俞静缩着脖子，轻轻点头。不知道为什么，她有点怕他。
何世涛把身后的何器推出来，“以后你俩一起玩好不好？”
“那她想和我玩吗？”俞静指了指何器，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交朋友还要大人帮忙。
“她想啊，她就是不好意思说……”何世涛的大手轻轻摸着何器的头发，“来，你自己说。”
何器的脸红到耳朵，半个身子躲在何世涛的身后，憋了半天才一字一顿地说，“我想和你当好朋友。”
“真的吗？”
“真的…但是我不能给你吃我的药，一点都不好吃……”
俞静噗嗤笑出声，大方地冲她伸出手，“好吧，那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你有什么事就找我！”
“好，”何世涛满意地点点头，“以后你想吃什么糖啊零食啊，就让何器给你买，她每个星期有5块钱的零花钱。”何世涛拍了拍何器，“不够了再跟我要。”
何世涛似乎早就知道这个结果，只是来通知一下。
何器确实很大方，每次买零食都是奔着把钱花光去的。也许是零食的诱惑太大，也许是觉得何器太弱小了，俞静担心她一个人受欺负，所以渐渐抛弃了大部队，只跟何器玩。
俞静教给她很多捉小螃蟹和蛤蜊的技巧，何器也会给她讲自己刚看过的童话故事。俞静也是那时候才知道，何器不爱说话是有原因的。
“我舌头比别人短一点。”何器张开嘴巴给俞静看。
那叫舌系带过短，属于先天畸形，舌头没法翘起来，所以发不了一些音节。怪不得何器说话总是很小声，还会把俞静的名字读成“俞ying”，把自己的名字念成“何yi”，像含着一团软绵绵的东西。
“医生说这个可以矫正，不用做手术，但我要努腻练习发音才行。”何器软绵绵地说。
练习的方法就是翘舌，舌尖用力触碰上颚与牙龈的地方，顶久了舌头会又酸又涨，但她不想让爸爸失望。所以在俞静的记忆里，何器的嘴巴永远都微微张着，努力翘着舌尖，走路、听歌、看书、做作业都是如此，一直持续到她们升入同一所小学。
小学，是一个与幼儿园完全不同的世界，到处都充满了规矩。俞静感觉自己好像进了一个方形的鱼缸。
教室四四方方的，桌椅要对成一条直线；桌子四四方方，套着暗绿色桌布，桌面上还不能放书；上课时要把两只胳膊交叠在桌子上，不能抢答，要先举手。俞静因为抢答的事被班主任徐老师骂过很多次，还给她起了一个外号“俞话把”。
这个年纪的孩子乳牙还没换完，却已经学会了察言观色，知道徐老师是那个“要讨好的人”。每次徐老师喊这个外号，大家都会夸张地哄堂大笑，拍桌，尖叫，生怕徐老师看不到自己笑了。除了何器。
安安静静的何器反而非常适合这个“鱼缸”，换句话说，学校的规矩就是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像何器这样安静。只有俞静知道，何器是怕别人注意到她的口音。翘舌练习效果非常缓慢，尽管她的舌尖已经可以轻松够到牙龈，但让这个动作与发音结合起来还是有点困难，标准的发音都搭配着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于是何器总是避免当众说话，下课也不出去，除了找俞静上厕所，就是坐在位置上看书做题，像一团沉默的云。
即便透明如此，她也没有躲过外号的攻击。
“何哑巴！”
这个没创意的外号来自迟成，就是第一个开奔驰的拆迁大户迟宗伟的独生子。“俞话把，何哑巴，一个藤上两个瓜！”他带着最后排的男生拍手唱着自以为幽默的顺口溜。俞静看着他那张方脸上的大嘴一张一合，活像一条快死了的安康鱼。
每当俞静捏紧拳头，何器就会悄悄帮她松开，边摇头边指指讲台，意思是“徐老师不会管的”。
到了六年级，何器已经矫正了很多发音，但着急的时候还是会忘记。模仿何器说话依然是男生们经久不衰的保留曲目，事情的转机来自于新语文老师的到来。
那是一个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女老师，娃娃脸，留着当时很流行的波波头。第一节课，她喊何器起来读课文，所有人都意味深长地对视，迟成甚至发出了“吭哧吭哧”的憋笑声。她不明就里地看着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很快她就明白过来了。
“燕子去了，有爱（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爱（再）星（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爱（再）开的时候。但是，东（聪）明的以（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何器读得又急又快，果然又变成了以前那种含含混混的发音。
语文老师挥手让何器坐下，想了想，咧开一口白牙对何器说，“你说话的声音好像一块奶糖啊。”
这是个病句，但不妨碍这句话自带的魔力。
大家纷纷看向坐在角落的何器。她的耳朵红到脖子根，软软的头发搭在白净的脸上，抿着嘴巴，右脸有一个深深的酒窝。可能是下午阳光照射在她身上的缘故，她整个人都带上了一种香甜温暖的氛围。
从那以后，何器含含糊糊的软糯发音不再是一个缺点，反而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魅力。一下课，以迟成为首的男生团伙就会像苍蝇一样围在她的桌子旁边，掀她的笔袋，翻她的作业本，揪她的头绳，目的就是激怒何器，让她大声叫自己的名字，因为无论她的语气有多愤怒，喊出口都带着一丝撒娇的尾音。
俞静听班里最八卦的女生说，何器被男生们评选为班花。尽管何器知道后嗤之以鼻，俞静还是觉察出了她的变化。
何器变漂亮了。
俞静在家照镜子的时候，突然想到这句话。低瓦的廉价台灯下，她看着自己，短短的头发像稻草一样丛生，皮肤黝黑，胸前一马平川，怎么看都和“漂亮”无关，但这两个字却可以严丝合缝地笼罩在何器的身上。升入小学以后，她身体也变好了，不再像小时候那么容易生病，反而因为跑步的缘故变得匀称。更重要的是，她几乎每周都有新衣服穿，合身、舒适、明媚的新衣服。
然而，这些微不足道的羡慕和背叛在小学毕业典礼那天全部戛然而止。
按照惯例，实验三小的小学毕业仪式是给家长们表演节目，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至少请一个家长出席。老俞那天刚出完海，只想回家睡一天觉，就让房玲去了。
俞静班出的是合唱，每个人都穿着徐老师统一租借的白衬衫，徐老师苦口婆心地叮嘱大家不要弄脏，不然要扣钱。
那天大家都在交换毕业礼物，没有人听她说话，也没有人注意到迟成的反常。他带了一把崭新的刀片，一根绑螃蟹腿的黄皮筋从中剪开，一头拴在刀片的圆孔上，一头捏在手里。他一边盯着何器，一边甩着刀片，刀片随着皮筋的惯性紧紧缠绕在他的手指上，又松开，又缠上。
全班在后台候场的时候，俞静和何器躲在角落玩翻花绳。何器那天扎着两条麻花辫，末端系着小樱桃的头绳，很好看。迟成走到何器面前，亮出刀片，伸出左手的食指。
“当我女朋友，不然我就划下去。”
何器惊呆了，无助地看向俞静。俞静还在想前半句话的意思，难道说，他喜欢何器？
迟成把刀尖抵在食指上，伸到何器脸前，又问了一遍。
周围有男生开始起哄，“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
何器快要哭出来了，但眼睛还是看着俞静，边摇头边往后缩，似乎这样可以逃离这个可怕的局面。
迟成看了眼四周，目光又回到何器的身上，“答不答应？不答应是吧？”
话音刚落，迟成右手一抖。
手指慢慢渗出一道红色的线，接着，一大滴浆红色的血落在了何器雪白的衣领上，何器吓得大叫起来。
俞静啪一拳挥到迟成的脸上，抢过刀子。周围的起哄声变成了铺天盖地的惨叫声。
徐老师冲进后台的时候，看到俞静整个人压在迟成的身上，右手用刀片顶着他的脖子，迟成两手都是血，屁股底下流了一摊黄尿。
迟宗伟跟迟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像一条老安康鱼。
俞静看着他一张一合的恼怒大嘴，脑子里全是这句话。而自己的爸爸站在旁边，一米九的个子佝偻成了一只瘦虾婆。
晚上回到家，老俞把房门一关，拿起一截编渔网的尼龙绳。房玲本想拦一下，还是停住了。
抽在身上的一瞬间并不疼。过几秒钟，疼痛才像融化在热水里的药片一样，从一个中心细碎而缓慢地扩散开来。接着又是第二下，第三下。
俞静狠狠咬着胳膊，不让自己出声。她知道父亲的习惯，打她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为了让自己出气。所以哭、叫、跑、反抗、下跪，通通没用，只能等他把气撒够，他自然就会停下来。俞静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和遗忘。
但这一次太漫长了。俞静觉得好像快要失去知觉了，她开始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桌子上的廉价塑料布油腻腻的，永远有擦不干净的汤汁，这张桌子既是饭桌，又是茶几，也是自己的书桌，现在成了她的案板。她想起以前去过何器家一次，她家的每张桌子都各司其职，甚至进门地方还有一张专门摆假山的桌子。何世涛是厨师，那天做了很多好吃的，而且很会用刀，专门给她表演削完一整个苹果而皮不断。对了，刀，今天明明不是我的错，爸爸为什么要道歉？
不知过了多久，老俞终于停下了，他累得气喘吁吁，手里握着汗津津的绳子，看着在地上缩成一团的俞静。“你听好了，当官的，有钱的，这两种人，你永远不准招惹，不准得罪。他们跟你是两种人，你既然生在这个家，就要认命。知道吗？！”
俞静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第二个羊年到来的时候，海滨度假区建好了。图纸上的那根红线变成了现实中的一道铁栅栏，和俞家台“接壤”的地方用一堆建筑垃圾隔开，那道蜿蜒丑陋的伤疤分开了两个世界。伤疤以北，还是几十年没变的老渔村，墙上刷着治疗不孕不育、维修水电的广告，电话都已经打不通了；伤疤以南，造型别致的酒店、商店、游乐场、水上乐园等建筑像细胞一样迅速分裂成型，迟成家的饭店“海鲜凶猛”装修豪华，成了当地接待贵客的必去之地。之后的每个夏天，各种口音、肤色的游客不远千里来到这个俞静想拼命逃离的地方。
那个毕业典礼结束后，很多东西都随之发生了改变。何器找过俞静几次，都被俞静都找各种理由推脱了。夏天结束后，她们去了不同的初中，两人也渐渐失去了联系。
她们再次相遇是在十五岁那年。
盐洋市实验高级中学是一所不上不下的万年老二高中，有着奇怪的油水分离的状态。
上层是想考一中但差几分落榜的学霸，心不甘情不愿地来到这里，下层是沾了划片政策光的学渣，凡是住在这附近的，只要中考过线，都可以上。
几十张分班名单贴在长长的公告栏里，除了名字，还有中考成绩、年级排名和班级信息，学生找到自己的名字后可以自行去班级报到。
为了公平，学校没有分大小班，成绩好坏一律打得很散。所以全年级正数第一和倒数第一都分到了俞静所在的27班，那两个人就是何器和迟成。
后来俞静才想明白，世界上任何一个悲剧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命运早已暗中给了一些微小的提示，只是那时候的他们全都浑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