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讨厌小人，我再也不写他们的故事了，但话说回来，我弟弟理查德就是这样：小人。他小手小脚小腰围，养了一群小小孩，还有个小老婆。他来我们家参加鸡尾酒派对的时候，总是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如果你拿起一本他的书，会发现他的名字“理查德·诺顿”用他的小字体写在扉页上。在我看来，他周身散发出一种渺小的光环。他还娇生惯养，如果你去他家，吃他的食物，用他的瓷器，使他的银餐具，如果你遵守他那些任性又庸俗的家规，你可能有幸喝到一点他的白兰地，就像三十年前，你得进他的房间，玩他的玩具，陪他开心，才能获得奖励喝上一杯他的姜汁汽水。有些人的热情不在于探险，而更多在于表演。他们似乎并不会爱上谁，或是交上朋友，而是跟各种男女、孩子、狗一起，上演一出闹剧，这可是他们打一出生就立志要参演的剧本。在那些情感预算有限的阵容中，这种表现特别明显。笨拙的表演让我们留意到了戏本身。演无知少女的太成熟。女主角也显老。狗的品种不对，家具不配套，服装简陋陈旧，倒咖啡的时候壶里明显什么都没有。但戏还是坚持演下去，其可悲可怕之处，不输那些豪华大制作。我看着这个弟弟，感觉他带领着一个二流剧组，也许永远都在演出一个惯坏了的孩子形象。
我们家传统如此，对祖上的遗物要表现出最大的情感力量来—在遗嘱得到认证之前就占下几套餐盘，发动几轮拔河战抢夺地毯，为一把旧摇椅不惜破坏骨肉亲情。围绕某件物品—譬如一个汤碗，或是一个矮脚柜—有许多任性妄为的故事段子，似乎着眼到这件物品本身的质地之上，瓷器上的釉面或是木材上的漆色，激发起那么深的挫败感，比如说我，至今听到大键琴演奏还能感受得到。我跟弟弟最后一次打交道，就是为了一个矮脚柜。因为我们的母亲死得突然，她遗嘱中有一条模棱两可，导致部分家族遗物被马蒂尔达表姐抢到了手。当时没人自诩足够强大，竟敢挑战她的所有权。如今她已经九十几岁了，年龄似乎已经治愈了她的贪婪。她写信给我和理查德，说如果她的东西有我们想要的，她会很高兴给我们。我回信说我想要矮脚柜。我记得那是件造型优雅、四脚弯曲的家具，有很厚重的黄铜配件，表面是抛得很光的马革色。我的心愿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提出来的。其实我不当真在乎，但看起来我弟弟却很上心。马蒂尔达表姐写信告诉他说要把矮脚柜给我，他就打电话来说他想要—说他想要的心情远比我迫切，简直毋庸置疑，不容辩驳。他问是否方便星期日来看我—我们两家距离五十英里—当然，我就邀请他过来了。
那天不是在他家，喝的也不是他的威士忌，但是他在散发魅力，我有权沐浴其中。他留意到花园里有些玫瑰，是许多年前他给我太太的，于是说道：“看来我的玫瑰长得还不错嘛。”我们在花园里喝酒。那是一个春日—那种金绿色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星期天。一切都在开花，盛放，发芽。多得眼睛看不过来—丰富的光彩，丰富的气息，充满了令人不由自主喜笑颜开的喜悦—但是阴影最为神秘，最为诱人，那种光影简直难描难画。我们坐在一棵大枫树下，树叶还没长好，但已经可以遮蔽阳光。树美得惊人，看起来不像是孤单单一棵树，倒像是百万大树中的一员，是我们童年起一连串枝繁叶茂的大树组成的长链上的一环。
“那个矮脚柜怎么说？”理查德问道。
“什么怎么说？马蒂尔达表姐写信问我有没有什么想要的，我就只想要这一件东西。”
“你从来都不喜欢这些东西的。”
“要我说不是这么回事。”
“但那是我的矮脚柜！”
“一切都是你的，永远是你的，理查德。”
“别吵。”我妻子说，她是对的。我犯糊涂了。
“我很愿意出钱跟你买这个矮脚柜。”理查德说。
“我不要你的钱。”
“你想要什么？”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要这个矮脚柜。”
“很难说，但我就是想要，我非常想要！”他说得饱含感情，非同寻常地诚恳。这似乎超越了他那著名的霸道。“我说不准为什么。我感觉这东西就是我们家的核心，是妈妈去世之前我们生活的核心。如果我有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家具，一件我可以指着它就能记起咱们曾经如何幸福、过去怎么生活的东西……”
我理解他（谁又不呢？），但我对他的动机表示怀疑。那个矮脚柜是件优美的家具，我疑心他想要不是因为纪念，作为一件家庭象征，而是当作他祖上富有的证据，证明他是十七世纪早期移民中最高贵的贵族嫡系。我仿佛看到他骄傲地站在柜旁，手上举着酒杯。我的矮脚柜。这家具将出现在他们的圣诞卡照片的背景里，因为像这样的橱柜看起来家世背景极为高贵。这将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地位拼图游戏中的最后一片。我们共同的过往盛衰无常，烦恼众多，有时充满忧伤，理查德却从这些混乱中出头，成就了一番事业，有了令人艳羡的地位，但也许他自身的形象还可以通过这件矮脚柜获得一定的提升；也许没有这件东西，他的形象就不完整了。
我当下就说可以给他，他诚恳地道谢。我写信给马蒂尔达，马蒂尔达回信给我。作为安慰，她将把德兰西外婆的缝纫盒给我，包括里面那些古玩—中国的扇子，威尼斯的海马，还有去白金汉宫的请柬。但送货是个问题。善良的奥斯本先生愿意将矮脚柜送到我家，但再远他就不肯了。他将在星期四送来，然后我可以看何时方便，开我的旅行车把它送到理查德家去。我打电话给理查德，向他解释了这些安排，他一如既往地紧张焦虑。你的旅行车够大吗？车况如何？星期四到星期天这段时间矮脚柜放在哪里？一定不能扔在车库里。
星期四当我回到家时，矮脚柜已经在了，就在车库里。理查德在我们晚餐进行中打电话来问是否已经送到，他讲话时发自肺腑，他那古怪的情感深处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当然你一定会把矮脚柜给我的吧？”他问。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不会留下吧？”
说到底这里头有什么呢？我不禁想。为什么他会为了这么一块木头，承受嫉妒和爱的煎熬？我说我星期天就给他送过去，但他信不过我。他将跟他的小老婆威尔玛一起开车过来，星期天一早就来，把我一路护送到他家。
星期六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帮我把这东西从车库搬到了大厅，我好好欣赏了一番。马蒂尔达表姐一直把它照护得很精心，泛红的表面抛得很光，但台面上有个黑圈—透过抛光看起来，它就像是在水下闪烁的一样东西—在我记忆中，那里原来摆放过一个银水罐，里面插满了苹果花、牡丹或者玫瑰，再不然，当夏天结束之后，里面插的就是菊花和多彩的树叶了。我还记得抽屉里的东西，那些零碎就像我们生活的沉淀，聚集在那里：狗绳，圣诞花环的彩带，高尔夫球和扑克牌，德国天使，蒂莫西表哥扎伤自己的那把裁纸刀，水晶墨水台，还有许多不记得是什么门上的钥匙。这是件极具情感色彩的纪念品。
理查德和威尔玛星期天来了，带来了一堆软毛毯，防止漆面被我粗糙的旅行车所伤。理查德和矮脚柜像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一样重逢了。真爱就意味着可能会有壮丽、有悲怆，那么他迷上一个抽屉柜，这好像是个悲剧。当他看到抛光之下那个闪光的黑圈和有墨水痕迹的抽屉时，估计也跟我回忆起了同样的往事。我曾见过园丁打理他们的草坪，小提琴家侍弄他们的乐器，赌徒拨弄他们的好运符，老太太们抚弄她们的蕾丝花边，理查德当时就沉浸在这样一种情感之中，就像真爱，毫无保留。他焦虑地看着我和儿子将矮脚柜搬上了车，裹上毛毯。确实有点太大。雕花的爪形柜脚伸出车厢门略有几英寸。理查德两只手绞在一起，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当矮脚柜总算装上了车，我们就出发了。他虽没有敦促我开车要小心，但我知道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事故发生的时候，我可能从精神上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事实上根本不能赖我。我看不出怎么做才能避免这起事故。我们在收费站被迫停车，当我在等着找钱的时候，一辆载满青少年的敞篷车跟我的车追尾了，撞裂了一只爪形柜脚。
“哎，你们这些疯子，笨蛋！”理查德吼道，“你们这些疯子，没头脑的罪犯！”他下了车，挥舞着双手大声咒骂。在我看来，损坏并不严重，但理查德简直痛不欲生。他双眼含泪，教训那几个困惑的少年。这个矮脚柜价值高得无法估量，有两百年的历史。多少钱，多少保险金，都无法弥补造成的损失。世界上就此少了一件珍稀的美物。就在他大发雷霆的时候，我们身后的车子排起了长龙，有人按响了喇叭，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喊我们挪地方。“事情很严重！”理查德对人家说。我们把驾驶座上那个罪魁祸首的姓名和驾照号码都记下来之后才继续上路，但他已经大受打击。到了他家，我们将这件受伤的古董小心翼翼地搬进餐厅，连包裹一起放在地板上。他的震惊仿佛略有放松，心头浮上一线希望，当他用手指抚过那裂开的木脚，你能看出他已经在琢磨将来这只脚要如何修理了。他给我倒了一杯像样的酒水，聊起他的花园，就像任何一个有礼数的人，个人遭遇不幸的时候一样，还是得硬撑下去，但你能感觉到他的心其实在隔壁房间，跟那个断了腿的受害者在一起。
我和理查德不大见面，我们有一个月左右没有再见，我们再次见面是在波士顿机场吃饭的时候，当时我们俩碰巧都在等飞机。当时是夏天—我想是仲夏时节，因为我是在去楠塔基特的途中。天很热，天色正要转暗。那天晚上有道特色菜式，跟烈火利剑什么的有点关系。做好的食物—羊肉串、小牛肝或是半只烤鸡—被端到一张小桌上，穿在一把小剑上面。随后服务生会将一块像是脱脂棉一样的东西放到剑梢上，点着火，然后在象征着骑士精神的火光中把菜端上桌。我提起此事倒不是因为它滑稽可笑或者庸俗低级，而是在夏日的黄昏里，这一幕当时看起来很动人，因为波士顿善良而谦逊的人们看到这样的表演，竟然那么开心。就在剑光火影穿梭往来之间，理查德谈到了那个矮脚柜。
简直是桩奇遇！多悬哪！首先他考察了附近所有的细木工匠，终于在韦斯特波特找到一个足堪当此重任的人，能把柜脚修好。但当这位细木工匠看到这个矮脚柜之后，他也爱上了它。他想出钱把它给买下来，遭到理查德拒绝之后，他就想了解这件家具的历史。柜子修好以后，他们为它拍了照片，将照片寄给一位十八世纪家具方面的权威人士过目。原来这是件名作，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是件巴斯托矮脚柜，是一七八〇年由斯特布里奇的著名细木工匠制成，一直都以为早已毁于火灾了。这件东西原属普尔家族（我们的太外祖母姓普尔），直到一八四〇年前它还一直都登记在从家族的财产目录当中，那年他们的住宅毁于火灾，从此这件家具就不知所踪了。但失去的只是它的行踪，这件东西本身其实安然无恙，终于一代代地传到了我们手上。如今它又得到了正名，如同浪子回头，被最高权威的文物专家认可了。大都会博物馆的馆长向理查德提出，让他将矮脚柜借给博物馆展出。一位藏家出价一万美元想将它买下。对于这些经历他津津乐道，很高兴他所拥有并且爱不释手的东西也被大多数人所珍爱。
他说到一万美元的时候我略有所动，毕竟本来这件家具我可以留下的—但我不想要，我从来没有真心想要过，在那间机场餐厅里，我感觉到理查德陷入了某种险境。我们道了再见，然后飞往不同的方向。秋天里他给我打过电话谈事情，中间他又提到了那个矮脚柜。我还记不记得当初在家里矮脚柜下面铺的那块地毯？我记得。那是块古旧的土耳其地毯，多种色彩，上面分布着神秘的图案。结果他在纽约一个古董商那里找到了一块非常相似的地毯，如今矮脚柜的脚爪重又落足在了同样的棕黄色几何图案之上。你看得出，他正逐渐将一切拼接起来—他即将完成这幅拼图—虽然他没有告诉我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出来。他买了一个银质水罐，插满了树叶，在某个秋夜里，一个人喝着威士忌，欣赏着他的创造。
我猜那天夜里很可能下着雨；再没有别的声音能够那么强烈地将理查德带回过去的时光。终于一切都完美无缺了—水罐，沉重的黄铜配饰上面的抛光，地毯。这个抽屉柜仿佛不是被搬到了现代，而是将过去一起带进了这个房间。这不正是他想要的吗？他可以欣赏漆面的暗圈痕，还有空抽屉芬芳的气味，在两种液体的影响之下—雨水和威士忌—那些曾经摸过、擦过这张矮脚柜的手，将饮料留在上面、整理过水罐里的花束、将零碎小东西塞进抽屉的那些手，仿佛都从黑暗中伸了过来。就在他的注视之下，他们晦暗的指纹在漆面上一一显现，仿佛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贪恋着生命。通过回忆，再进一步，他召回了这些亡灵，他们迫不及待地冲进了房间—他们飞了进来—仿佛许多年来，他们都在痛苦中不耐烦地等待着他的邀约。
第一个从死者中归来的是德兰西外婆，她穿着一身黑，散发出姜粉味儿。她帅气，聪明，胜利地与过去决裂，这种兴奋伴随着一种潮水般的力量，贯穿在她的生命中，据我所知，一直带着她冲进天堂的大门。她曾自嘲说自己受到的教育仅限于如何给手帕缝边儿，再就是说几句法语，但她走出了那个女性不适宜有自己的意见态度的世界，进到了另一个地方，她可以登上讲坛，用拳头敲着讲桌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人在黑暗中行走，当红色救火车啸叫着从街上驶过时，她可以给消防员们鼓劲叫好（她一贯如此）。她仪态坚定，如奉神谕，毕竟她曾远游到克里夫兰宣讲妇女权益。女性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做医生！当律师！工程师！女士也可以，就像路易莎姨妈那样，抽雪茄。
路易莎姨妈飞进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就抽着一根雪茄。她总是这样，大力冲进来，身后西班牙披肩上的穗子飘在空中，耳环翻飞摇曳。她摸了摸矮脚柜，在蓝色椅子上坐下来。她是个艺术家。她曾在罗马学习，她的生活充满了粗粝，灿烂，激情和灾难。她处理的都是大题材—劫掠萨宾妇女，罗马之劫。她巨大的画布上总是挤满了裸身的男女，但都是线条画出来的，色彩总是暗淡，甚至她描绘的战场上的云朵都很灰头土脸。她发现自己失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于是将自己的万丈雄心都倾注到了长子蒂莫西身上。蒂莫西阴郁地从坟墓中走了出来，拿着一册贝多芬的奏鸣曲，他黑着脸，满眼怨恨。
蒂莫西将成为一个伟大的钢琴家，路易莎姨妈决定。他被迫经受了痛苦、困顿、羞辱等等天才必经的一切，生活得孤单而苦涩。他七岁举办了第一场独奏会。十二岁跟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第二年就开始巡演。他穿着古怪的衣服，长发卷上抹着油脂，十五岁就自杀了。他的母亲毫不留情地逼迫他。为什么一个如此富有激情、肯于奉献的女人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呢？许是出身的问题，或是命运安排，她身边一直没有安心满意的人相伴。她的本意可能是想要治愈或是报复这种缺憾。她也许曾相信成名就可以结束这一切—如果她成了著名画家，或者儿子成了著名钢琴家，他们就将永远无须再品味孤单或是受人轻蔑了。
即便是理查德想要这么干，也无法阻止汤姆姨父前来聚会。他无力阻止。他现在才认识到，对于这只矮脚柜的迷恋，其实是对痛苦的迷恋，但太晚了，他已经深深陷入其中。汤姆姨父带着老运动员的矫健姿态走了进来。他是个情种。没人能数得清他的情事。他的女朋友每周都换—有时候一周换两个。几十，几百，也许有几千个。他手臂里抱着小儿子彼得，彼得腿上戴着支架。他出生之前就有了残疾，当时他父母两人吵架，汤姆姨父将路易莎姨妈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米尔德丽德姨妈凭空现身，动作僵硬，坐下时将蓝裙子拉好盖住膝头，不安地望着外婆。老太太将革命精神传给了米尔德丽德，仿佛这精神是一个国家，通过合约和协议，旗帜和国歌就确定了下来。米尔德丽德知道被动顺从、刺绣缝纫和做家务这些都不适合她。若是甘心沦落为家庭主妇，安于日常，那就等于是将母亲仗剑打下的永久版图出让给了暴君。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决不能做什么，却从未拿定主意她应该做些什么。她写过戏剧，写过诗。她花了六年时间写一部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戏。她的丈夫西德尼姨父推着婴儿车，有时还要推吸尘器清扫地毯。她满怀怒意地看着他做家务。他篡取了她的权利，剥夺了她的有用之处。她找了个情人，头三四次两人在宾馆约会的时候，她感觉终于找到了自我。这虽然不是母亲传给她的机遇之一，却好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她注定要做出的贡献就是秘密的爱情。这场情事很龌龊，结束得也龌龊，秘密泄露，有人写匿名信，还有酸涩的眼泪。她的情人潜逃了，西德尼姨父喝上了酒。
西德尼姨父脚步踉跄地自坟墓中而来，坐在沙发上理查德身边，周身散发出酒气。自从他发现妻子的丑事之后，他就一直长醉不醒。他脸肿着，肚子凸出太多，衬衫的扣子崩掉了一颗。他目光和精神一样涣散。酩酊中将一支点着的香烟掉在了沙发上，天鹅绒面开始冒烟。理查德仿佛只能眼看着一切发生。他无法说话，也动弹不得。西德尼姨父留意到火苗，于是将自己酒杯里的威士忌泼到了软垫上。威士忌和沙发顿时燃烧起来。原本坐在古董立柱式靠背温莎椅子上的外婆立刻跳了起来，但立柱勾住了她的衣服，扯坏了她裙子的下摆。几条狗吠叫起来。小残废彼得开始用细小的声音唱歌—唱得猥亵又嘲讽—“普天同庆！我主降临。让天堂和自然放声高歌。”因为理查德重现的是一场圣诞节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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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时刻—也许是他买下那个银质水罐的时候—理查德把自己交付给了过去的恐怖，而他的人生，就像自然界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呈弧形发展。他对威尔玛的感情想必有过一些轻快幸福的时光，但一旦这只矮脚柜在他家里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似乎就被拖回到了可怜的童年时代。我们去他家吃饭—一定是感恩节。矮脚柜立在餐厅里，下面铺着有神秘象征的地毯，银水罐里插满了菊花。理查德用一种我已经忘记的恼怒语气对妻儿讲话。他跟所有人吵架，连跟我的孩子他都吵。唉，为什么对有的人来说生活就像是某种至高的礼遇，而有的人却得为人生剧场的座位付出怒火、病痛和噩梦作为代价呢？我们尽快走掉了。
回家之后，我将原本属于米尔德丽德姨妈的绿色玻璃饰盘从餐柜里拿出来，用锤子砸烂了。随后又将外婆的缝纫盒丢进了垃圾箱，将她的蕾丝桌布烧了一个大洞，又把她的锡盘埋进了花园。都走吧—古罗马的钱币，威尼斯的海马，中国的扇子。我们珍惜的不过是对死亡的那点零星认识，以及将彼此维系在一起的那种惊天动地的爱情。楼上大厅的猫头鹰标本，楼梯端柱上的爱马仕雕像全都拿走！红宝石项链送进当铺，扔掉白金汉宫的请柬，在穆拉诺岛的名贵玻璃香水喷瓶还有广州瓷的鱼盘上践踏、跳舞。将那些干扰我们，阻止我们奔向目标、睡眠或清醒的东西统统丢掉。我们的口号是爽洁和勇气。为了穿越武装的岗哨和山间的边境，我们只需要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