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对布里默这样的人物感兴趣，那是因为他的故事有失体面，又猥亵淫秽；但是，常常出入博物馆、花园、遗址，你就会发现猥亵淫秽的事随处可见，多得好比楠塔基特的雏菊花。在地中海沿岸密集分布的人像雕塑中，萨梯 [257] 的形象比神祇英雄还要多见。在秩序的社会里他们越是不受待见，就越是主动出击，随处可见；他们在帕埃斯图姆，在锡拉丘兹，在佛罗伦萨北边落雨的庭院里和门廊上。他们甚至在美国大使馆的花园里。我说的不是那些耳朵长长的漂亮男孩子—尽管布里默最初可能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说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萨梯，脸上有皱纹，尾巴很明显。他们总是拿着葡萄或是竖笛，昂着头，转着脸，做出调笑的姿态。除了长耳朵之外，这些形象的面容毫无动物性—都是男人的脸，有时面容清秀，青春洋溢，但岁月再怎么消磨也不会改变那头颈灵活的角度，还有淫邪的笑意浮现的样子。
我要讲的是个朋友，不管怎么说算是个熟人—有一次从纽约到那不勒斯的颠簸航行中一条船上的相识。在酒吧，我最常见到他的地方，他就是这样的姿态。他的眼睛像山羊一样，瞳仁横向发白。你可能说这是爱笑的眼睛，但有时候，它们就像玻璃珠子一样毫无生气。至于笛子，据我所知他不会演奏任何乐器；但葡萄倒是可以得到印证，他手上几乎总是端着一杯酒。那些萨梯的塑像常常是一只脚站立，另一只撑在前方—脚尖向下，足跟朝上—他就是那样站在酒吧里，两腿交叉，脑袋扬着，脸上带着那永远的调笑神情，而葡萄，可以说就端在右手上。他很生动—机灵，客气又精明—但即便他没这些好处，我也将不得不跟他喝酒聊天。除了特鲁瓦扬夫人之外，船上再没别人可以跟我讲话的了。
旅行是多么枯燥！中午哨声一响，乐队奏起，花纸抛出，我们就此受骗上了贼船，成为孤独的、迷失的那些人当中的一员—形形色色感情上的次等公民。哨声再次响起，舷梯和绳索收起，船开始移动了。我们眼看着亲朋好友的面容被距离逐渐模糊，朝左舷甲板走去想跟纽约的天际线做个感情深沉的告别来着，却发现建筑都隐没在了雨雾中。随后钟声响起，我们下去吃了顿大份的午餐。我们在欣赏休息室的优雅以及大海的荒凉时所体验到的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不安，也许是因为感觉这一切已经都是明日黄花。从现在到茶点的时间，我们该做什么？茶点到晚饭之间呢？晚饭和赛马之间呢？从这里一直到着陆之间，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她是这条航线上年岁最大的一艘船，那年四月将最后一次横越大西洋。许多资深旅客特地登船，到她著名的船体内来告别，顺走一两个烟灰缸，但他们都是些感情用事的好人，当上岸的铃声响起，他们就都回到岸上，将我们孤单单留在后面。这是个阴郁的下着雨的中午，航道上在涨潮，出了河口就是罡风和大海。她的过时和落伍一眼就可以看出，并非是大理石壁炉或三角钢琴的问题。她根本是个大浴盆。出海的第一天夜里根本无法入睡，早晨我登上甲板，看到一只救生艇已经被大风损毁了。在我下方的二等舱，有些兴致高昂、百折不挠的游客还企图在雨中打乒乓球。那场景看起来真是惨淡，这球打得毫无希望，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几分钟之后，因为舵手计算失误，浪头像墙一样从船侧砸过来，海水倾倒在船尾甲板上，兀自翻滚着。那乒乓台子浮了起来，在水里游泳，我眼看着它转瞬滑过了船舷，拖在船尾后面起伏飘摇，不禁令人感叹，若是有人失足落水，在他的眼中，世界该是如何的神秘莫测。
在下方，所有可以移动的家具都用绳子圈在一起，仿佛此处代售。所有的过道上都拉起了绳索，所有盆栽的棕榈树也都关进了某种封闭空间。天很热—热得吓人，又潮湿—那些优雅的休息室实际上已经被弃用，而且那种被遗弃的气氛似乎被船上乐队持续演奏的音乐渲染得更加惨淡，如果还有此种可能的话。那天早晨他们开始演奏，整个航程中都在演奏，却不是为了任何人演奏。他们日以继夜地对着那些椅子用螺丝拧在地板上的空房间演奏。他们演奏歌剧。他们演奏古老的舞曲。他们演奏《画舫璇宫》 [258] 选段。在山崩地裂般的大海之上，空气中始终都飘浮着这种狂野又令人厌烦的音乐声。真的无事可做。你没办法写信，一切都东倒西歪；如果你坐在椅子上读书，椅子会从你身体下方滑走，又突然挤压过来，就像挂在苹果树上的秋千。你也不能打牌，不能下棋，甚至连拼字游戏都没法玩。这一片阴郁灰暗，这强颜欢笑又持续不断的音乐声，还有绳索拦起来的家具，让一切显得如同一个不愉快的梦境，而我就像梦游一样，游荡到十二点半，终于进了酒吧。那时酒吧的常客是一家子南方人—妈妈、爸爸、姐姐和弟弟。他们打算出国待上一年。父亲退休了，这是他们的第一趟旅行。还有两个女人，酒保称之为“罗马女商人”和她的秘书。再就是布里默，我，还有刚到的特鲁瓦扬夫人。出海的第二天我就跟布里默一起喝酒了。应该说他跟我年纪相仿，身形苗条，手保养得很好，不知为何，他的手特别引人注意，他语调较轻，却绝不乏味，还有种迷人的急迫感—或者说活力—却跟紧张毫无关联。我们午饭和晚饭都在一起，餐后又一起在酒吧饮酒。我们知道同样的地方，但认识的人物各不相同，但他看来是个极好的伙伴。我们重新回到下面时—他的舱室在我隔壁—我很满意地发现，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谈天的对象。
第二天中午，布里默在酒吧里，我们在那儿的时候，特鲁瓦扬夫人望了进来，布里默邀请她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她答应了。以我这样成熟的年纪看来，特鲁瓦扬夫人的岁数没有什么意义。一个年纪更轻的男人可能会认为她三十五六岁，可能会留意到她眼睛周围的纹路无法根除。而在我看来，这些纹路只是智慧和热情的证明。她是位迷人的女士，好处无法言说。她深色的头发，白皙的面色，纤细的手臂，她的灵动，还有当酒保告诉我们他儿子在热那亚生病的时候，她的哀伤，她模仿船长的样子—她给人的印象是个可爱又充满魅力的女人，历来兴致不错，好处不胜枚举。
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午饭和晚饭，晚餐后又在舞厅跳舞—我们是仅有的舞客—但当音乐停下来的时候，布里默和特鲁瓦扬夫人开始走回到酒吧来时，我告辞回舱上了床。这天晚上我过得很开心，当我关上舱室门的时候还在想，倘或能有特鲁瓦扬夫人的陪伴，那该多么愉悦。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但当我关灯上床的时候，关于她深色头发和白皙手臂的记忆还是很强烈，令人愉快。当我耐心等待着睡眠袭来的时候，突然发觉，原来特鲁瓦扬夫人在布里默的舱房里。
我很愤慨。她跟我说过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都在巴黎—我想，那他们怎么办？她和布里默那天上午才刚偶然相逢，倘或所有这样的邂逅都能成其好事，那么肉欲的无政府状态又将怎样毁掉这个世界！如果他们等上那么一两天—时间长到至少表面上他们的情事是建立在某种浪漫或情感的基础之上的—我想我会觉得更容易接受些。在我看来，行动如此迅速既令人生疑，又道德堕落。我听着船上马达的噪声混合着隔壁柔情交汇的微弱声响，终于想清楚我早已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抛在了船后上千节 [259] 的地方，以我的身份处境，实在无意去管国际化的闲事。从一定意义上说，毕竟他们俩都是欧洲人。
但隔壁房间里的声响就像某种绊网：我好像被绊倒了，脸朝下摔倒在地，在我的情感和知性空间里，东一处西一处被擦破了皮肤留下了瘀青。没有必要假装我不曾摔倒，当我们瘫倒在尘土中的时候，就必须得自己爬起来，把身上的衣裳拍拍干净。在某种意义上，我接下来就是这样做的，我重新思考自己对于婚姻、忠诚、男人的本性，以及爱的重要这些问题的看法。当我重新捡拾起自己的精神财富，修正了自己的面貌之后，我也就睡着了。
*
早晨天很暗，下着雨—现在风很冷了—我在上层甲板上散步，四个来回凑满一英里，没看到任何人。隔壁的不道德行为也许会改变我同布里默以及特鲁瓦扬夫人的关系，但我别无选择，仍期待中午时分在酒吧里能碰到他们。我没办法让这条被遗弃的船只和这片波浪滔天的大海变得令人愉快起来。大约十二点半，我来到酒吧的时候，我这两位堕落的熟人已经在里面了，还替我叫了杯饮料。我跟他们一起心满意足，想也许他们已经后悔自己做过的事了。我们一起友好地共进午餐，但是当我提出再找个人凑四个一起打桥牌的时候，布里默说他得去发几份电报，而特鲁瓦扬夫人则想要休息。午饭之后，休息室和甲板上都没什么人，当乐队莫名其妙开始下午场的演奏时，我下去回到自己的舱室，却发现布里默的电报和特鲁瓦扬夫人的休息都是捏造出来的，我想，为的就是瞒过我。她又到了他的舱室。我上到甲板，跟一个圣公会的牧师一起，散了个很长的步。我发现此人甚是有趣，却没有转换话题，因为在他度假之前服务的教区，酗酒和病态的乱交都很常见。后来我在酒吧跟这位牧师喝了一杯，但布里默和特鲁瓦扬夫人晚餐时也没出现。
第二天午餐前，他们进到酒吧喝鸡尾酒。我觉得他们俩都显得有些疲惫。他们想必是在酒吧吃了三明治或者有其他安排，因为我在餐厅里没看到他们。那天傍晚天空短暂放晴—这是整趟航程中第一次晴天—我跟牧师朋友一起，在船尾甲板上观瞧。从一条旧船上我们看到的光线，远远多过站在山顶上的所见！乌云的裂缝被光彩填满，那高远所及、光华普照都让我想起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我们在新罕布什尔的农场以及那里的落日，虽也有光彩，却难比这番绚丽。晚餐之前我走进酒吧，却发现布里默和特鲁瓦扬夫人在里面，但他们竟不知道天已放晴了。
他们没有看到亚速尔群岛，大约两天之后，我们看到葡萄牙的时候他们也不在。当时是下午四点半或五点半。首先是船的颠簸有些减轻。颠簸仍在继续，但你可以从一处走到另一处，而不那么容易摔个大马趴，而乘务员们也开始取下绳索，重新摆放家具。随后在左舷一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崖壁，而在它们上方，圆形的小山聚拢起来形成山脉，山顶上有些废弃的堡垒—不高，却很美—在这后面是一片非常厚的云朵，直到靠近岸边我们才得以分清，到底哪里是云，哪里是山。我们先是看到几只海鸥，然后就是别墅，随后内海海水那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简直像我祖父的沐浴拖鞋。这里的海大不相同—独桅船，别墅，渔网，飘着旗帜的沙堡，还有人们呼唤孩子们离开沙滩回家吃饭的叫声。这就是着陆了。当我朝着船头走去的时候，听到做弥撒的颂铃声从舞厅传来，神父在那里做感恩的祈祷，我想这片水域大概已经成百万次地见识过这些弥撒的铃声和蜡烛。大家都在船头，像孩子般兴奋地观看葡萄牙。大家都等到天色渐晚，看着别墅显出轮廓，华灯初上，闻着浅滩的气息。大家都在，只除了布里默和特鲁瓦扬夫人，直到我下到舱里，他们仍然待在布里默的舱室里，什么也不曾看见。
第二天早上在直布罗陀，特鲁瓦扬夫人下了船，她丈夫在这里跟她碰面。我们黎明时到达—四月天还很冷—又冷又荒，非洲的山顶上还覆盖着白雪，雪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我没看到布里默，也许他在另一边的甲板上。我看到一个普通水手将包裹搬上小艇，随后特鲁瓦扬夫人脚步轻盈地也迈上了小艇，她肩上披着大衣，还拿着围巾。她走到船尾，开始挥动围巾，许是跟布里默，或者我，再或者是船上的乐师们道别—在整个航程中，她只跟我们这些人讲过话。但小船开动的速度比我情感的形成要快，就在我散乱的温情逐渐凝聚的几分钟里，小艇已经从大船开走，她的面容和身姿就此消失不见了。
离开直布罗陀之后，那些盆栽的棕榈再次收起，绳索拉起来，船上的乐队开始演奏。一切仍然简陋又沉闷。十二点半钟，布里默在酒吧，看起来漫不经心，我想他大概是在想念特鲁瓦扬夫人。我直到晚饭之后才再次见到他，他到酒吧来找我。他有心事，我猜也许他很忧伤吧，但当我谈起我们都曾在那里度过几个夏天的楠塔基特时，他向来客气有加，此时却显得有些勉为其难。他告辞离开了；大约半小时后我看到，他正在休息室和那位神秘的女商人和她的秘书一起在饮酒。
是酒保先把这二位称为“罗马女商人”和她的秘书的。后来当他发现这女人讲的一口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粗暴融合，酒保认定她是巴西人—尽管乘务长告诉我说她的旅行护照是希腊的。秘书一头金发，板着脸，这个女商人本人就是一个毫无风致的形象—甚至可以说丑恶—没人跟她讲话，连侍者都不。她的头发染成黑色，眼睛的妆化得好似毒蛇的双目，讲话仿佛从喉咙里发声，甭管她做的哪门子生意，总之这生意将她作为人的一切魅力都消耗殆尽了。这两人每天晚上都在酒吧里，喝金酒，讲着杂七杂八的语言。她们从来不跟其他人一起，直到那天晚上，布里默加入她们中间。
这种新局面引发了我最天然、最深切的不以为然。大约一小时后，我正在跟那家南方人交谈时，那个秘书一个人踱进了酒吧，叫了杯威士忌。她看起来心烦意乱，因此我并没有透露对于布里默的下流怀疑，而是假作欢颜，故作乐观，跟南方人专心一意地讨论房地产。但当我下到舱室的时候，我发觉那个女商人在布里默的房间里。他们搞出很大的声响，一度还从床上摔了下来，弄出砰然一声巨响。我本该去敲门—就像卡丽·纳辛 [260] 一样—命令他们停下来，但那样一来，究竟是谁显得更荒唐？
可我睡不着。凭我的经验，凭我的观察，从这种性滥交中呈现出的个性，多半隐含着某种程度的人为的挫败。我说观察和经验，是因为我不愿接受任何权威教条—任何将生命的体验缩减为一次危险的道德历险的成见。我认为做人很难，但困难并非不可逾越。但是如果我们放松警惕哪怕只有一刻，也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我见到过像布里默和这个女商人这样的关系，无一不是建立在刻薄、犹疑和懦弱之上—都是爱的对立面—我很确信，若我竟纵容自己这样堕落，一定会片刻白发，目光变成死鱼样，心虚假笑，长出条毛烘烘的尾巴卷起来藏在裤子里。我认识的人没有谁会这样生活，除非因为不得已—震惊厌恶地，不甘愿应对生活中那些无法抗拒的力量。布里默是我的朋友，按说也应该足以认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下作并深深感到羞耻的。怀着这样的心理安慰，我睡着了。
第二天十二点半，他在酒吧，但我没跟他讲话。我跟一个从里斯本上船的德国商人一起，喝了金酒。也许是因为我这位德国朋友太乏味，所以我一直在观察布里默，想找出他的破绽—语调是否透露出怨恨或无精打采。但是即便我抱着全部的偏见，极大的偏见，也无法如愿从他的身上找到人性的弱点和失败之处。他跟往常一模一样。女商人和她的秘书晚饭后又碰在了一起，布里默跟南方家庭一道，那家人要么太迟钝，要么太天真，什么都没看明白，还毫不介意地让布里默跟他们家姐姐跳舞，在雨中带她散步。
航程的其余部分我都没有再跟他讲话。我们在一个雨天的早上七点钟在那不勒斯进港，当我通过海关，入了国境，带着行李包裹离开港口的时候，布里默叫住了我。他跟一个长腿的金发美女在一起，对方至少比他年轻二十岁，他问我要不要搭他们的车去罗马。我为什么要接受邀请，为什么如此强烈反对他的所作所为还是敏捷地起身上车，现在回头看来，是因为我讨厌孤独。我不想一个人坐火车去罗马。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乘他们的车子去了罗马，路上在泰拉奇纳停下来吃午饭。他们上午要开车到佛罗伦萨，碰巧那也是我的目的地，因此我就跟他们一道了。
布里默对小动物和小孩子都很有一套，很快就能将他们完全征服，我后来还发现，他很喜欢方济各会模式的祈祷。考虑到上面这些情况，那天我们离开大路、开到阿西西去吃午饭的时候发生的事，或许还值得记上一笔 [261] 。预兆之类的固然荒唐，但事实上，在意大利，倘或我们旅程开始的时候雷声大作，天色漆黑，燕子低飞，这番壮观景象在我们心中引发的情感反应，总要比在家乡强烈得多。那天早上天气还不错，但当我们从大路转下来朝阿西西去的时候，开始起风了，还不等我们来到小城门口，天就暗了下来。我们在大教堂附近一家可以看到山谷的小客栈吃了午饭，眼看着暴雨沿路而来，冲刷着圣城。黑暗、大风和大雨突如其来，瓢泼而下。我们坐的窗户上面有雨篷，下面花园里还有棵棕榈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当我们吃完午饭，街上黑得犹如夜晚。一个年轻的修士放我们进了教堂，但太暗了，看不到契马布埃 [262] 的作品。然后修士带我们去了圣器收藏室，开了门锁。布里默一踏进这个圣洁的所在，房间的窗玻璃就在狂风的力量之下爆裂开来，碎玻璃从存放古物的橱柜旁飞过，我们单纯是运气好，才没有都被切成碎片。门打开的一两小会儿，风窜过教堂，将里面每一盏蜡烛都吹灭了，我和布里默还有那个修士一起用力，才把门重新关了起来。随后修士匆忙跑去求助，我们爬到了教堂的上层。当我们开车离开阿西西的时候，风停了，我回头望去，见乌云从城中飘走，日光倾泻而下，照亮了整个城市。
我们在佛罗伦萨道别，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布里默。七月或八月里，是那个长腿的金发女郎给我写了信来，那时我已经回到美国，住在新罕布什尔我们的农场上。信是她在苏黎世一家医院里写的，从我在佛罗伦萨的地址转来的。“可怜的布里默要死了，”她写道，“如果您能到这里来见他一面，我想会让他感到非常高兴的。他时常谈起您，我知道您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随信附上几份报纸，也许作为作家，您会感兴趣的。医生认为他可能只有一个星期的生命……”将我称为他的朋友，这暴露了他严重的孤独；而且仿佛我一直就知道他会死的，和他的性滥交联系在一起的，与其说是生命，不如说是死亡。当时是下午—四五点钟—日光西斜，令人安心的寂静弥漫在空气中，带着夜晚初临的迹象，落在这乡村的深处。我没有告诉妻子。为什么要讲呢？她从来不知道布里默，为什么要将死亡的阴影带到这样宁静的场景中来？我记得自己的感觉是愉快。这封信寄自六个礼拜之前。很可能他已经死了。
我想她可能没读过她寄来的那些报纸。那很可能代表着布里默生命中精神崩溃的一段时光。首先是一篇戏谑文字，攻击现代马桶，声称这就迫使人们采取蹲位，结果让本该付诸使用的肌肉群和器官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随后是一篇激情洋溢的文章，祈祷心灵的清洁。这祈祷似乎并未获得应许，因为接下来一篇是脏话连篇的文字，讲的是性行为管控，接下来是首长诗，名曰《杰里米·福尼库勒盛衰记》。这令人作呕的歌谣记述了杰里米的性爱历险，描述了很多已婚和未婚的女士，还有一个修车技师，一个摔跤手，以及一个灯塔看守。诗歌很长，每一节的末尾，有一句慨叹反复出现，说杰里米从未感到过悔恨—除非是在他对孩子使坏，因为钱犯傻，或者用餐时面包和肉吃过量的时候。最后的手稿是一本日记的零星片段。“Gratissimo Signore [263] ，”他写道，“为了吱嘎作响的百叶窗，皮戈特太太的爱情，雨的气息，朋友们的直率，大海中的鱼，尤其是为了面包和咖啡的气味，它们意味着早晨和新生。”文字继续下去，既虔诚又猥亵，但我没有往下读。
我妻子很可爱，孩子们很可爱，当时的场景非常可爱，在那夏日的光线里，他和他那些脏话显得死气沉沉。这消息让我感到高兴，他的死仿佛去除了他所代表的混乱。我可以怀着一定的忧伤回忆起他带给我的感受，仿佛生命的盛宴与悲苦是一块玻璃，而他就将鼻子紧紧贴在上面：他仿佛会让生活的紧迫性和生死攸关的严肃性格外戏剧化。我记得他细嫩的双手，轻柔的语音，以及眼睛的阴影，显得瞳仁就像山羊眼睛似的；可我不明白他是如何挫败的，据我看来，他简直一败涂地。我们中哪一个人不是以一线之悬，随时可能堕入性混乱的深渊？而这根线，除了白日之光，还能是什么？生与死的不同，与在里斯本上甲板去看着陆，还是跟特鲁瓦扬夫人一道待在床上之间的差别并无二致。我还记得那次着陆—近海海水那半咸的、令人愉快的气息，就像我祖父洗澡穿的鞋子—海滩上传来远远的话音，别墅，启航的铃声，圣歌的钟声，神父的歌声以及乘客的脸纷纷抬起来、微笑着赞叹陆地的景象，就仿佛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地方一样。
但是我错了，在任何一个能找到一本旧《欧罗巴》或者《时代周刊》 [264] 的地方，就能发现我的错误。那是一个星期一，我跟儿子一起，在圣斯特凡诺港口的岩石下面叉鱼。我和儿子不能算是好朋友，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总是互不买账。但我们在水下是好朋友。我很喜欢看他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头朝下，脚朝上，手持猎鱼叉，用通气管呼吸—他搅动的地方，流沙泛起，像烟一样。在这里，岩石丛立的深水里，我们仿佛逃离了在其他地方给我们父子关系平添烦恼的紧张气氛。这里很迷人。水面上岩石有缺口的地方，阳光直晒进海底，形成一道华丽光线的网。水中有跟口红一样颜色的海星，所有的岩石上都覆盖着白色的花。Festa [265] 过后，或者星期天，海滩上人潮拥挤的时候，那么深的海水里也会有别的东西—包三明治的纸片，《信使报》上的填字游戏版，还有被水泡透了粘在一起的《时代周刊》。就是在这样一份杂志的封底上，布里默从海底抬头望着我。他没有死。他刚刚娶了一位意大利女电影演员。他伸出左臂，搂住她的纤腰，他的右脚叉在左脚之前，右手端着满满一杯酒。他看起来既没有更好，也没有更糟，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把生机和活力卖给了魔鬼呢，还是说仅仅发现了自我。我上浮到水面，甩掉头发上的水，感到我离家有好几个世界那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