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名副其实的恐怖陈列室

大卫·斯塔尔·乔丹的校长权力在简·斯坦福去世之后随即瓦解。校董事会对他匆忙解雇简的眼线朱利叶斯·戈贝尔大为不满，于是投票剥夺了他解雇教职工的权力。1913年，董事会干脆把他架空。他们让大卫保留名誉校长的头衔，但夺去了他余下的全部行政权。

突然有了成堆的空闲时间，大卫给自己找了个新爱好。在过去的捕鱼旅程中，他曾几次到访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一个名为奥斯塔的小村庄。在那里，他看到了令人震惊的现象。奥斯塔村可以说是一个心理或生理上有残疾的人的避难地，几百年来，天主教堂为那些因身体状况被家庭抛弃的人提供住处、食物和照顾。这些人最后大多变成了技艺娴熟的工人，在田间或厨房劳作，他们找到了爱人，并结婚生子。一座颠倒的城镇出现了，在这里，不正常才是正常，那些在社会上没法生存的人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得以繁衍生息。

一些人在这个村子里看到了美好，认为天主教堂是在以最具人性之美的方式帮助社会上最脆弱的生命，让他们得以有尊严地生活。但大卫·斯塔尔·乔丹在19世纪80年代到访该地时，将其描述为“名副其实的恐怖陈列室”，称这里充斥着“智力不如鹅……仪态不如猪的人”。

这么多年来，奥斯塔村一直让大卫感到不舒服。他担心这个村子证明了路易斯·阿加西的观点，即动物界会出现一种现象：退化。大卫错误地认为，海鞘和藤壶等固着动物，由更高等的鱼和螃蟹“退化”为这种懒惰、孱弱、简单且低能的形式，最终靠寄生获取营养。往大了说，他认为，任何对动物的长期帮助都会导致该种动物在生理和认知上的衰退。大卫错误地理解了自然界的运行方式，并将这种臆想的现象称为“动物贫困”。他担心这便是奥斯塔村正在面临的危机，担心那里的人正在退化为“新的人种”。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警告公众这种慈善行为的危害，即导致“不合格者的存活”。他在书中建议彻底除掉这些“白痴”，并将其作为阻止全世界范围内人类“衰退”的唯一手段。他还着重强调了一个刚问世几十年的词，在他著书时，这个词尚未在美国流行开来，他用相当的热情和科学权威为其加冕，并在美国国土上大力推广。

这个词便是“优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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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83年，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高尔顿的英国科学家便创造了“优生学”这个词。高尔顿是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还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同祖表兄弟。《物种起源》刚出版，高尔顿就通读了表兄的大作，他深受启发，将这本书称为“我个人心智发展的新纪元”。高尔顿渐渐明白，是自然界的选择改变了地球上的物种，他随即想到，或许人类可以倚仗这种进化方式，有选择地培育优等人种，淘汰那些他错认为与血液相关的特质——贫穷、犯罪、文盲、低能、滥交等等。这种除掉劣等人群的技术被高尔顿称为“优生学”，由希腊语的“优秀”和“出生”这两个词结合而来。他开始向每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他可是达尔文的表弟！）炫耀他那听上去很有科学依据的复兴欧洲大计。

高尔顿在高级聚会和优质媒介上广泛宣扬自己的想法，后者包括《自然》杂志以及《麦克米伦》杂志。他甚至写了一部名为《不可说之地的优生学院》（The Eugenic College of Kantsaywhere）的科幻小说，描绘了一个只有通过严格测试才能获准繁衍后代的社区。在这里，任何试图逃避测试的人都会被丢进监狱，受到“严惩”。高尔顿认为自己的书讲了一个快乐的故事，是挽救人类免于衰退的指南。

很多人驳斥他的看法。要不是一小群颇具影响力的科学家狂热地为他站台，优生学只会停留在小说情节之中。大卫·斯塔尔·乔丹一直反对“伪科学”，可他却是最早一批极力鼓吹优生学的科学家之一。他痛快地干了优生学这杯酒，开始四处编造各种可遗传的个性特质。就连他最忠实的粉丝兼传记作者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都得承认，这些说法实在是荒唐。“大卫过分重视生物学方面的遗传性，以至于人的所有个性特质在他看来都可以归因于遗传。”贫穷、懒惰、给鸟儿分类的能力，全都流淌在血液之中！

大卫·斯塔尔·乔丹是把高尔顿的理论带回美国的先驱之一。早在19世纪80年代，大卫已经在自己于印第安纳大学开设的课程中引入该理论，而要等到几十年后，美国才会涌现出一大批狂热的优生学家。大卫告诉学生，“贫困”和“道德败坏”等特质可以遗传，因此“要像抽干臭水沟那样予以根除”。之后，他把这些理论带出教室，向大批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发表演说，告诫他们“只有人类优质繁衍，国家才能长久”。1898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支持优生学的文章，随后又出版了一系列支持清理基因库的书，包括《人类繁衍》（The Human Harvest）、《国之血》（The Blood of the Nation）、《你的家族谱系》（Your Family Tree）等等。在大卫笔下，所有他想从地球上清除的人群——穷人、酒鬼、白痴、道德败坏者——都被丢进同一类别之中，贴上“不合格者”的标签。“不合格者”！多么朗朗上口的一个词，蛊惑人心而又简单易懂。一个词就能涵盖他的想法，让我们明白哪些特定的族群有生存的权利，能受到科学庇护。“不合格者”！不是某个人的判断，而是自然界的选择。

巡回演讲期间，大卫会在沿途的教堂和救济院停留，告诫那些致力于救助他人的人，说他们的所作所为相当危险，“提高了不合格者的生存概率”。他向这些人分享奥斯塔村的前车之鉴，说那里已经变成了“甲状腺肿患者”和“低能儿”的游荡之地，那些人流着口水，到处行乞，举止粗俗。他说，在奥斯塔村，一个老妇人“像狗一样舔我的手”。他还让人根据他的说法用素描画出他在奥斯塔村遇见的人：一个老妇人拄着拐杖，疯狂地挤眉弄眼，她缺了几颗牙齿，脸上还有疣子；一个男人的脖子上有个像椰子一样大的甲状腺肿块。他警告人们，如果再不采取行动，人类就会沦落到与奥斯塔村一样悲惨的境地。至于解决办法？一些优生学家提出给社会精英发钱，让他们多生孩子，充实基因库的“优质”基因。另一些优生学家则建议在上层社会实行多偶制。大卫·斯塔尔·乔丹认为自己的办法更棒：切实执行他曾向学生们提议的优生绝育计划。巡回演讲时，大卫向听众们保证，只要切除那些“不合格者”的生殖器官，就可以保证“每个白痴都不会有后代”。

大卫的这些演讲，再加上其他早期优生学家的类似论调，使得绝育手术在私下里蔚然成风，全美各地时不时出现一些暗中处决的行为。1915年，芝加哥一位名为哈里·海塞尔登的医生任由残疾婴儿自行死亡，因此获得“黑鹳”的称号。有传言称，伊利诺伊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有意用带有肺结核病菌的牛奶杀死病人。学者保罗·隆巴尔多勇敢地曝光了这段历史，据他所言，有一批医生给“不合格者”绝育并以此为傲，还有更多医生以“悄无声息的方式”——暗中营业且未获得法律许可——进行绝育手术。

但大卫·斯塔尔·乔丹是个虔诚的清教徒，不可能去做违法的事，于是他开始主张将优生绝育写入法律。1907年，在大卫来自布卢明顿的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强制性的优生绝育在印第安纳州合法化，这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首例。两年后，大卫促使该法案在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他对这项事业的投入令人瞩目，于是被邀请担任美国繁育协会优生委员会主席。他欣然接受。

我不敢相信，我所受的教育完全没有提及美国在优生运动中发挥的领头作用。但优生学似乎和新潮女郎以及T型汽车一样，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这可不是什么边缘运动，它获得了两党的支持，20世纪的前五任总统都看好它的前景。许多有声望的大学，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一直到普林斯顿大学，再到西海岸的其他院校，都开设优生学课程。市面上有优生杂志、优生化妆品，甚至还有优生竞赛。这种竞赛通常在州级市集上举办，人们撑开喜庆的白色帐篷，从参赛者中评选出最优质的家庭和最棒的婴儿，把婴儿们当南瓜一样测量和称重。最好的皮肤、最圆的脑袋和最对称的特质都会被授予蓝丝带。

而那些被视作失败者的人呢？越来越多的州通过优生绝育法案，其中包括康涅狄格州、艾奥瓦州和新泽西州。感染性病？咔嚓。癫痫发作？咔嚓。非婚生子、有犯罪记录、大学测验分数偏低？咔嚓。咔嚓。咔嚓。

不过，实际的绝育比例依然不高。根据在大卫的推动下确立的优生绝育法，一个“不合格者”要先同司法、医疗、教育或福利系统接触，之后才能做绝育手术。接着，1916年，一个名叫麦迪逊·格兰特的美国人出版了一本优生学的书，后来这本书被一位名叫希特勒的德国人奉为“圣经”。在这本名为《伟大种族之延续》（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的书中，格兰特提出一项政策，与高尔顿在科幻小说中主张的观点有些类似：政府应当打着做慈善的幌子，将整个国家所有“道德败坏、有精神缺陷和遗传缺陷的人”骗到一起，然后对他们实施绝育手术。美国的优生学家们觉得这个主意很棒。十几年后，希特勒通过了德国的第一部强制绝育法，美国的优生学家兼医生约瑟夫·德贾内特扼腕叹息：“我们在自己的领域内被德国人击败了。”

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拥护这个通过基因清洗创造美好社会的计划。反对的声音也不小。1910年，美国律师协会主席斥责优生绝育为“野蛮行径”；俄勒冈反绝育联盟的代表律师称之为“暴政和镇压的机器”；天主教的反对最为强烈，理由是绝育亵渎了生命的纯洁。1906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塞缪尔·彭尼帕克将世上第一部强制绝育法扼杀在萌芽中，他说：“纵容这样的手术，就是在迫害那些无助的群体……那些州政府承诺保护的人。”

科学界也涌现了成堆的反对声。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优生学的科学理论称作“一派胡言”，他们指出，后天环境才是关键因素，它决定了许多优生学家认为应当通过绝育根除的特质：贫穷、滥交、文盲和犯罪。其他科学家质疑“退化”这一概念和“做慈善会导致生理退化”这一理论，他们不相信生命会以大卫所说的方式“倒退”，不相信海鞘等生物是因为寄生而退化为披有囊包的固着动物。这些怀疑之后都被证明并非空穴来风。

关键点在于《物种起源》这本书，大卫和他的前辈弗朗西斯·高尔顿都忽略了书中的一条关键信息。在达尔文看来，什么是使得某个物种变得强大的最佳方式？到底是哪种因素，能够让该物种历经考验生存下来，并且经受混乱的各种强有力的打击——洪水、干旱、海平面上升、温度波动、竞争者入侵，以及天敌和害虫？

答案是变异，基因层面的变异，继而表现为生物的行为特征和生理特征。同质性无异于死刑。一个物种没有突变体和异类，就会暴露在遭受自然侵害的危险中。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几乎每一章都在赞颂变异的力量。拥有多样基因库的物种更健康强壮，不同个体之间的交配则赋予后代更强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就连能够完美自我复制的蠕虫和植物也具备交配能力，让基因库保持多样性。达尔文对此赞叹不已。“这些事实是何等奇异啊！”他喊道，“倘若我们用不同个体间的偶然杂交是有益或必需的这一观点来解释这些事实的话，又是何等简单明了啊！”

杂交的另一种说法是“丰富基因序列”。环境变化后，我们不知道哪些特质会变得有用。达尔文想尽办法警告人类不要干预这一过程。在他看来，人类容易被表象蒙蔽，无法理解基因的复杂性，而这便是最大的隐患。那些看起来“不适应环境”的特质可能对一个物种或生态系统的生存有利，或者待环境变化之后，这些特质会有利于该物种生存下去。长颈鹿有了那难看的脖子才具备胜过对手的优势，看似笨重的皮下脂肪让海豹在逐渐变冷的环境中生存，被视作怪异的人类大脑或许藏着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发明、发现和变革的关键。“人类仅能对外在的和可见的性状加以选择：自然界并不在乎外貌……（她）作用于每一件内部器官、每一丁点体质上的差异以及生命这一整部机器。”

我们来看看蓝细菌的例子。它不过是海洋里一个小小的绿色微粒，几百年来在人类眼中不值一提，甚至一度连名字也没有。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科学家突然发现我们呼吸的氧气有很大一部分是它制造的。现在，我们对它表示尊敬，那小小的绿色微粒，将由我们尽力去保护。这正是达尔文早已预见的场景，他向人类发出警告，直截了当地反对将自然的馈赠进行排序，因为“哪些类群最终能够稳操胜券，却无人能够预言”。

这份谨慎，这份谦卑，这份对超越人类理解力的生态多样性的尊敬，实际上由来已久。这是一个基本哲学概念，有时被称作“蒲公英原则”：在某些情况下，蒲公英是必须铲除的杂草，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是人为培育的珍贵药材。

优生学家没考虑到这个无比简单的相对性原则。他们试图铲除基因库中“必不可少的”多样性，结果却破坏了培育优良人种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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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的种种论据，不管是哲学、道德还是科学方面的论据，似乎都没能动摇大卫对优生学的信念。他和其他优生学家一起，批评那些反对者幼稚、感情用事、迟钝到无法顾全大局。“教育永远无法代替遗传，”大卫在名为《你的家族谱系》的优生学图书中如是说，“关于这点，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很明白：‘爸爸是野草，妈妈是野草，你能指望女儿长成番红花吗？’”

面对甚嚣尘上的反对声，大卫更加努力地推进美国的优生绝育计划。大卫的一位朋友是个寡居的女性，名叫玛丽·哈里曼，大卫说服她捐出50多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300万美元）资助优生学档案办公楼（简称ERO），一个光鲜亮丽的优生学研究机构，位于纽约科尔德斯普林港。在这里，研究人员着手收集上万美国人的大量数据，随后他们利用这些信息绘制家族图谱，揭示贫穷、犯罪、滥交、欺诈和喜爱海洋（他们称之为“嗜海性”）这些由血液决定的复杂现象。他们的确得出了一些有用的结论，例如白化病和神经纤维瘤的遗传规律，但其他结论大多是不真实的。该机构的研究人员惯于篡改数据，把谣言当作事实来解读。现在我们已经一致认定，代际的贫穷或犯罪倾向，根源在于无法摆脱潜在的环境因素影响。

尽管尊贵的ERO（该机构还从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和洛克菲勒家族获得了大量资助）孜孜不倦地展开研究，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公众对优生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实施绝育手术的医生吃了官司，新泽西最高法院决定废除优生绝育法，因为该法“明目张胆地泯灭人性、践踏道德”。看上去，大卫在全美推行优生绝育计划的梦想终将成空。

这就要轮到阿尔贝特·普里迪登场了。

普里迪是个医生，头发梳得锃亮，负责掌管位于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州立癫痫病和虚弱人士病院。他是一名狂热的优生学家，因为给“发花痴、有漫游癖、满嘴脏话”甚至上课传纸条的女性绝育而声名在外。1917年，一位名叫乔治·马洛里的男子起诉普里迪，指控他在自己外出工作的时候给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绝育。而普里迪医生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一栋房子里只有女人，没有男人当家，那么这里一定是家妓院。

“我也是人，和你一样，”马洛里在得知普里迪的所作所为之后给他写信，“你应当为自己感到羞耻……认真想想她们遭受了什么。”法官站在普里迪这边，但是病院方受到诉讼压力，催促他谨慎实施绝育手术。然而，普里迪不仅没有悔改，还变本加厉。他开始寻找案例向陪审团证明“低能”可以遗传，而且必须通过绝育来终结。

1924年，普里迪医生终于找到了他所渴望的证据。这年的某一天，一个名叫卡丽·巴克的年轻女人被送到病院。她是个孤儿，十七岁时被强奸并因此怀孕。分娩之后，她被养父母送进病院。卡丽站在普里迪医生门前，她的脸上有他熟悉的东西：高高的颧骨，深邃的目光。原来，卡丽的亲生母亲艾玛·巴克因为被控卖淫也待在这家病院。意识到两人的母女关系之后，普里迪让卡丽的宝宝薇薇安接受ERO的一位知名优生学研究人员的测试。该研究人员进行了几项测试，例如在宝宝眼前移动一枚硬币或拍手测试她的注意力等，最终判定小薇薇安“有退化症状”。这一官方测试让普里迪得到了他多年来一直渴望的东西：证明“低能”可以遗传给两代人。

一位名为欧文·怀特黑德的律师被指定为卡丽·巴克的代理律师。他声称自己反对给卡丽实施绝育手术，但学者隆巴尔多的研究显示，怀特黑德是优生绝育的支持者，因此他很有可能与普里迪事先串通好了。控方指控卡丽“居无定所、愚昧无知且一文不值”，怀特黑德却没能为她提供像样的辩护（她在校成绩优秀，邻居和老师都愿意为她的人格做担保），只是不断上诉至最高法院。

时间来到1927年，那年4月，大卫·斯塔尔·乔丹七十六岁了，他的身体逐渐虚弱。就在几年前，他的儿子埃里克——小埃里克，芭芭拉的替身——已经成长为一名古生物学家。然而，埃里克在一次标本收集途中因车祸过世，年仅二十二岁。大卫悲痛欲绝、精疲力竭，多年接触甲醛让他的视力逐渐减退，身体也变得虚弱。他慢慢地看不清东西，还得了糖尿病。再过几年，他就要坐进轮椅了，但收音机里传出的报道让他重焕活力。一位科学家代表ERO这个大卫帮助创办的机构向最高法院提交证据，断言“道德败坏”存在于血液中，可以通过强制绝育予以清除。这一观念曾经只是大卫脑海中模糊的想法，如今却经过他的传教，变成了这个星球上真实存在的事物。一个如此具体的结论，被堂而皇之地写进联邦法条。

九位脸色阴沉的陪审员审阅那位科学家提交的证据，那些花言巧语和精美的家族谱系，暗示绝育是保障公民免于犯罪、疾病、贫穷和痛苦的可靠方式。他们审视这个女孩，卡丽，她胆小又容易相信别人。第一次听证会的时候，他们问她是否要为自己说些什么，她答道：“先生，我没什么说的……全看陪审团的意思。”陪审团八票赞成，一票反对，让强制绝育合法化，“以防我们人类陷入无能的泥沼”。

五个月后，卡丽·巴克被送进林奇堡的州立癫痫病和虚弱人士病院。她被直接带进一栋低矮的砖砌小楼的二楼，那里有一扇天窗，可以为手术提供额外的光线。她躺在手术台上，耻骨上方被切开一道口子。外科医生用探针确定了她两侧输卵管的位置，迅速在每根输卵管上扎住两个相近的位置，然后将输卵管从中间剪断。接着医生用苯酚封住切口处，这样绝育手术就完成了。

卡丽醒来，迎接她的是新的事实：这世上永远不会有孩子继承她那独特的双眼和各种独一无二的特质了。“他们对我做了错事，”她后来这么说，“他们对很多人都做了错事。”

针对卡丽的裁定为超过六万起绝育手术铺平了道路，这些手术完全合法，违背人的意愿，在美国各地以“公众福祉”的名义进行。很多“不合格者”已经被遗忘，但研究人员还是努力曝光了他们能找到的记录。2007年，亚历山德拉·明娜·斯特恩，密歇根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萨克拉门托政府办公室内一个老旧的档案柜里发现了一套微缩胶卷，上面印着优生学的登记表——从1919年到1952年，在大卫的第二故乡加利福尼亚州被强制绝育的所有人的姓名和人口学特征。有近两万人登记在列。

斯特恩带领一个团队，花费数年时间分析这些记录，一起拼凑出“不合格者”的真正含义，以及哪些人群属于这一类别。斯特恩写道，被划为“不合格者”的“多为被控滥交的年轻姑娘，墨西哥、意大利和日本移民的儿女……以及那些跨性别的男女”。根据其他研究，有色人种女性被绝育的比例出奇地高。美国政府也已经承认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强迫两千五百名原住民妇女绝育。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北卡罗来纳州的优生学会搜捕了几百名黑人妇女并为之绝育。最耸人听闻的是，从1933年到1968年，约三分之一的波多黎各妇女被美国政府实施绝育手术。

顺便说一句，让上述一切成为可能的裁决，仍被保留在最高法院的案件记录中。是的，这一裁决从未被推翻。在美国法律的最高层面，仍然有法条这么规定：如果政府认定你“不合格”，它就有权力把你从家中拖出来，拿刀刺穿你的腹部，切断你的血管。

虽然多数法学家会告诉你，从专业角度来说，该法悬而未决，因为所有州都已经废除了优生绝育法。但现实是，全美仍有将近一半的州允许对“不合格者”实施非自愿的绝育手术，只不过现在换用“精神障碍”或“精神缺陷”等词语来形容手术对象。与此同时，强制绝育仍旧在全美“悄然”进行——发生在服务低收入群体的医院、精神科诊所、监狱、残疾人服务机构等等，大多数绝育手术没有被记录在案，因此很难发现。不过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些大案子被曝光出来。2006年至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狱内有近一百五十位妇女被非法绝育，不仅没有经过她们的同意，有时甚至不会在绝育后告知她们。2017年夏季，田纳西州一位名叫萨姆·本宁菲尔德的法官被曝光与轻刑犯进行交易：只要同意绝育，就可以换取减刑。

就是这样。同样的想法，与高尔顿一样的思维模式。这位法官认为，贫穷、痛苦和犯罪倾向流淌在人的血液中，而一把手术刀就足以将这些弊端从社会中铲除。优生学在美国根本没有消停下来，我们甩不掉它。

漫步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广场，走到第二十一街向北看，你就能看到他——弗朗西斯·高尔顿，他的铜像矗立在美国科学的圣殿，即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入口处。若你沿着斯坦福大学的校园主干道漫步，第一个迎接你的雕像就是路易斯·阿加西。这个信奉黑人属于低等种族的人，还在校园里的科林斯柱之间指点科学的江山。他的背后是一栋巨大的砂岩楼，有荡气回肠的拱廊和黏土瓦构成的楼顶。这栋楼的名字致敬了那位曾周游全国，大力呼吁“清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的人——它叫乔丹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