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毛腿渔鸮

保护毛腿渔鸮

我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来处理数据，完成论文，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分析工作。实际上，光是把四个野外季收集到的数据整理成适用于电脑程序的必要格式就花了好几个月。为了确定哪些资源对渔鸮格外重要，我首先估算了每只渔鸮的家域，就像领域一样。方法是把每只渔鸮身上收集到的GPS点绘制到地图上，然后通过评估点的分布来确定一只渔鸮去不同位置的统计概率。随着概率趋近零，离GPS点群越来越远，家域的边界就显出了。接下来，通过每只渔鸮在家域内不同栖息地的停留时间的比例（或者其他潜在重要因素，比如离水域或村庄的距离），找出一个家域中最重要的资源。仅仅通过查看原始数据，就能马上发现河谷对渔鸮的重要性：从渔鸮背部记录器上收集的近两千个GPS位点中，只有十四个点（占0.7%）在河谷之外。

初学这种分析法的我，还不能熟练地使用编程语言，因此经常会遇到问题。刚花几个星期解决一个，立马又会遇到一个。但之后某一刻，一切突然间都对上了号。输出的结果很漂亮：渔鸮的栖息地沿着特定的水道蜿蜒，整齐地贴合在河谷两壁之间。资源选择分析表明，渔鸮最有可能出现在靠近多汊道（而不是单一河道）河流的河谷森林中，并且停留在全年不结冰的河段附近。渔鸮家域的平均面积约为十五平方公里，不过会随季节发生很大变化。这些渔鸮在冬季筑巢时活动最少（冬季家域的平均面积仅为七平方公里），而秋季迁移至河流上游时活动最为频繁（秋季家域的平均面积是二十五平方公里）。

我用标记过的所有渔鸮的数据集合制作了一幅滨海边疆区东部的预测地图，显示哪些地方最有可能找到渔鸮，也即对它们而言最需要保护的地方。分析面积从每个领域的几平方公里到整个研究区域的两万平方公里，这意味着电脑要做极为复杂的计算，有些分析要运行整整一天，或者更长时间。集中做这类分析的时候刚好是夏天，我的公寓里温度太高，电脑一直因为过热而关机，我总是得从头开始。最后，我把笔记本电脑拿到唯一一个有空调的房间，把它放在一摞书上以便更好地散热，还让一台电风扇对着它一直吹。

生态位（niche）：特定物种在生物群落中所占据的位置，即其生境、食物和生活方式等。

结果非常有意思。我们在滨海边疆区做调查的这片地区只有百分之一的面积算得上河谷，因此即便没有人类威胁，渔鸮也是维持着一个极为狭窄的生态位 。我将渔鸮的最佳栖息地预测地图叠加在人类土地利用地图上，查看哪些区域已经受到保护，哪些区域又最为脆弱。结果显示，只有百分之十九的渔鸮最佳栖息地受到法律保护，大部分位于四千平方公里的锡霍特山脉生物保护区内；其他的栖息地都未受到保护。现在我确切地知道了哪些景观特征对渔鸮很重要，并且地图精确指出了渔鸮最需要的森林和河流的地带。

获得学位后，我开始在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俄罗斯项目全职工作，担任研究经费经理。这份工作的基本职责与我的研究或专业知识并没有真正的关联，但它能让我继续在滨海边疆区工作，并参与野外调查。我仍在研究渔鸮，但学会在俄罗斯的工作重点一直是东北虎和远东豹，所以这些年来我对鸟类的研究兴趣一直被大型肉食哺乳动物的工作需求淹没了。我为很多物种的研究撰写经费提案和报告，协助数据分析，从老虎到鹿。

我得自己创造机会来和渔鸮保持联系。比如，我在马克西莫夫卡河流域领导了一项为期两个冬季的老虎猎物野外研究。我聘请了谢尔盖担任野外助理，白天我们追踪鹿和野猪，等其他野外工作人员在营地吃完晚饭放松时，谢尔盖和我就抓起头灯和一瓶热茶，回到树林里寻找渔鸮。我们在马克西莫夫卡河沿岸发现了新的渔鸮，并到赛永河进行了一日考察，去查看我们在那里的渔鸮。

最近，我把自己的鸟类保护工作扩展到整个亚洲，从俄罗斯北极地区到中国、柬埔寨和缅甸，四处出差。这一转变也令我明白，就算我们能竭尽全力保护在北方繁殖的某种鸟类的栖息地，像是俄罗斯的勺嘴鹬和小青脚鹬，如果不能把大陆上别的地方的研究人员联合起来，这些努力的意义也不大。因为许多在俄罗斯和阿拉斯加繁殖的物种，会在冬季迁徙到东南亚，它们在那里面临着栖息地破坏、人类狩猎和其他威胁。用综合保护的方法来应对鸟类一年中不同时段面临的不同压力，能最大程度地阻止这些鸟类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苏尔马赫合作推动了从我的博士论文延展出来的一些保护建议，制定出渔鸮的保护方案。我们聚焦于降低渔鸮死亡率和保护它们繁殖、捕猎的地点，来稳定或增加当地的渔鸮数量。

鉴于锡霍特山脉生物保护区对渔鸮潜在的重要性——它也是我们研究区域中唯一有渔鸮存在的重要保护区——谢尔盖和我在2015年对保护区进行了广泛调查。我们在那里只发现了两对渔鸮，此外也只有两三处可能栖息地。保护区有很多可供渔鸮筑巢的不错的老树，也没有人为干扰，但几乎所有河流在冬天都会结冰，没有可供渔鸮捕猎的地方。但这一季的野外考察有一个重大发现：我们找到的两对渔鸮各自有两只幼鸟同时长成，是我们之前在俄罗斯常见的渔鸮繁殖率的两倍。这一繁殖率只多见于日本，那里的许多渔鸮都是人工喂养的。

在不允许钓鱼的保护区里，两对渔鸮都生了两只幼鸟，这令我震惊不已。从前我们经常能在一个渔鸮巢里找到两枚卵，但过后只有一只幼鸟长成。我还想到了尤里·普金斯基20世纪70年代对比金河的记录：他找到的渔鸮巢里有一半都有两只幼鸟，在他更早的记录里甚至有两三只幼鸟的情况。他推测，从20世纪60年代的两三只幼鸟减少到70年代的两只幼鸟，可能是由于比金河流域捕鱼压力增大导致的。我们能看到这种规律延续下去吗？也许现在滨海边疆区的渔鸮会产两枚卵是因为生理上的惯性，实际上大多数渔鸮只有足够的食物养育一只幼鸟。近几十年来对鲑鱼和鳟鱼的过度捕捞会抑制渔鸮的繁殖潜力吗？如果属实，这将对渔业管理和渔鸮保护产生巨大影响。我希望将来能更密切地关注这一研究方向。

斑林鸮（Strix occidentalis）是北美西部生活在原始森林的一种猫头鹰。长期以来对斑林鸮栖息地森林的保护和伐木产业的利益之间都存在剧烈的争议，尤其是1990年斑林鸮被评为受胁物种后，伐木产业受到的限制大幅增加，导致产业工人反对保护的呼声高涨。

我们对栖息地的分析显示，研究区域内近一半（43%）的渔鸮最佳栖息地都被租给了伐木公司，这意味着直接与伐木产业合作对渔鸮保护至关重要。这似乎很容易造成野生动物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对抗，让人不免想起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斑林鸮之争 ，但还是有一个重要区别的：渔鸮需要的树木，即腐烂的杨树和榆树，几乎毫无商业价值。相比之下，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棵红杉，也即能供斑林鸮做巢的树，价值可达十万美元。滨海边疆区的伐木者并没有同等的经济动机来针对渔鸮的巢树，它们被砍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失误（如果树木恰好在伐木工要铺设道路的地方）或是为了方便（用树木架设临时桥梁）。无论哪种方式，都有调整伐木方法、减轻对渔鸮的威胁的机会，同时对伐木公司利润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和舒利金，还有在阿姆古河和马克西莫夫卡河流域运营的伐木公司分享了研究结论，他们同意停止砍伐大树来建桥，这对他们来说是举手之劳，不费什么成本就能换来良好的公共关系。对舒利金而言，拿什么搭桥不重要。他曾在路上修过土堤，以阻挡盗猎鹿和野猪的人，改变桥梁的建造方式只是另一个拯救野生动物的方法，将使无数渔鸮巢树免遭破坏。

我们还在努力更大规模地保护优质渔鸮栖息地免受伐木或其他作业的干扰，都是商业上毫无价值的原生森林带。构思这个项目时，我们已经知道渔鸮及其栖息地受到法律保护，但问题以及伐木公司使用的借口在于，他们不知道渔鸮或渔鸮栖息地在哪里。我们在一家木材公司的伐木租地中找出了六十多块可能对渔鸮很重要的森林带，公司官方接收了这些数据。在对渔鸮至关重要的地点伐木时，再也不能拿无知当借口了。

在整个项目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滨海边疆区内对渔鸮产生威胁的因素有一个共同点——道路。锡霍特山脉几乎所有的道路都会穿过河谷，因此渔鸮特别容易受到来自道路的威胁。

道路为非法捕鲑鱼的人提供了去往河流的通道，他们令可供渔鸮捕食的鱼数量减少，同时渔鸮也可能会淹死在他们投下的网里。道路也增加了被车辆撞击的致命风险，就像沙弥河雌鸮那样。事实上，在2010年，另一只不是我们研究项目里的渔鸮在通向阿姆古的路上也丧生车轮之下。因此我们从2012年开始与伐木公司合作，公司在某个区域采伐完毕后，会限制供车辆通行的森林道路的数量，或者造土堤封锁道路（就像2006年谢尔盖和我在马克西莫夫卡河和2008年在谢尔巴托夫卡河遇到的土堤一样），或者拆除关键位置的桥梁。仅在2018年，就有五条伐木道路被封闭，近一百公里的道路停止通行，限制了人类进入四百一十四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样做既防止了非法采伐，对伐木公司的利润有好处，也保护了渔鸮、老虎、熊等滨海边疆区生物的多样性。

2015年，赛永河领域的渔鸮巢树在暴风雨中倒下了，谢尔盖和我找不到另外合适的巢树，于是借鉴日本同行的策略，竖起了一个巢箱。我们用了一个之前装大豆油的两百升塑料桶，在侧面开了一个洞，然后把它固定在赛永河附近一棵树八米高的地方。赛永河渔鸮不到两周就发现了巢箱，并先后在里面孵化了两只幼鸟，2016年一只，2018年一只。从那以后，我们将这个方法扩展到了十几片其他森林中，主要是在渔鸮的潜在栖息地，这些地点都有很好的捕鱼条件，但没有合适的巢树。

通过更好地了解渔鸮所需的栖息地条件，我们重新估算了全球种群数量。20世纪80年代，据信共有三百到四百对渔鸮，但我们的分析表明可能更多，甚至翻倍（735对，800—1600只个体），其中有很多（186对）生活在滨海边疆区。如果计入日本的渔鸮，再加上隐匿在中国大兴安岭地区的一些，我们认为，毛腿渔鸮的全球种群数不到两千只（500—850对）。

渔鸮缺乏像是东北虎的知名度和“明星”影响力。更多人因为我们的工作开始了解渔鸮，我们也在采取行动增加渔鸮的数量，同时人们对老虎的兴趣也在增加，尤其是俄罗斯政府高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曾多次访问滨海边疆区，督导保护工作，并在莫斯科举办了一次全球老虎峰会，还吸引到像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娜奥米·坎贝尔这样的名流。峰会组织把全部募款都用于东北虎，每年筹集到的保护经费高达数百万美元。而对于渔鸮，资金仅限于苏尔马赫和我用有限的时间拼凑起来的资助。

虽然与保护老虎的力度相比微不足道，但我们对渔鸮保护工作的推动和对研究成果的传播还是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渔鸮研究工作。日本的科学家之前一直不肯在高度濒危的岛屿亚种身上安装发射器，因为野外只剩下不到两百只个体。而我们的项目表明，环志对渔鸮的生存或繁殖并没有明显影响，我们在捷尔涅伊和阿姆古地区标记过的所有渔鸮都存活了下来，所有被标记的成对渔鸮也都生出了长成的幼鸟。基于我们的成功经验，日本渔鸮生物学家现在也对渔鸮活动展开了GPS遥测研究，这必将增加我们对这一物种的了解。我们也为俄罗斯渔鸮分布区的研究人员提供咨询，东至千岛群岛，西至阿穆尔河中游，给出增加渔鸮种群的建议。最后，中国台湾的黄腿渔鸮研究人员阅读了我们使用猎物围栏进行捕获的论文后，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与其他大多数温带地区相比，滨海边疆区是人类和野生动物仍能共享资源的地方——渔民和鲑鱼，伐木工人和渔鸮，猎人和老虎。世界上许多地方由于城市化或人口过多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自然系统，而在滨海边疆区，大自然仍在相互关联的元素中运行。世界因着这一点变得更为富足：滨海边疆区的树木变为北美地区的木地板；这里的海域出产的海鲜销往整个亚洲。渔鸮是这一功能性生态系统的象征，表明野生世界依然存在。尽管伐木道路的网络不断扩大，深入渔鸮栖息地，对它们造成了威胁，但我们依旧在积极地收集数据，以更好地了解它们，与他人分享我们的发现，共同保护渔鸮和环境。通过适当的管理，我们能继续在这里的河流中看到野生鱼类，在松林和树影中追踪老虎寻找猎物的足印。而且，当条件恰到好处时，站在森林中，我们就能听见鲑鱼捕手——渔鸮的叫声，它像社区宣传员一般宣告着：滨海边疆区的荒野仍在。